反思西方民主 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家
大中小 泉野撰写2014-11-26 21:54:51
多维新闻
15世纪，欧洲最早的两个民族国家葡萄牙和西 班牙，在国家力量支持下进行航海冒险。当麦哲伦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后，原先割裂的各国终于由地理大发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性大国也就此诞生。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互相竞争中瓜分世界，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随后， 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雄霸17世纪的荷兰、发出工业先声成为第一大殖民帝国的英国、用征服欧洲的方式重登巅峰的法国、以三场对外战争完成统一的德 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沙俄、明治维新百年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依靠对发明和创新的制度性保障坐稳世界头把交椅的美国，先后崛起。期间，有盛，有衰，有 清，有浊，有激流，有静波。在大国更迭的长河中，顺之昌逆之亡，成了颠簸不破的箴言。
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行至东方，在一个人口数量比美国、 日本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 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之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 道。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其实，“实干兴邦”也是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一条普遍规律，对西方国家同样适用。西方陷入今天的金融危 机、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空谈误国”所致。如果西方体制无法克服自己所患的“空谈误国”症，再加上有效制约在制度沃土上不断滋生的为了本阶级、本集 团或个人某种政治需要而搞政治投机、玩弄政治权术的政客，那么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将加快。
被选举庸俗化了的政客“空谈误国”
西方“空谈误国”症有几大主要症状。首先是空耗内斗。 由于西方国家“选举政治”的驱动，政客做事的主要考虑总是选举的需要。按照初始愿景，选举为人民遴选、考核各个政治家和政党提供了有效的方式和必要的手 段，但是在各方力量的捆绑下，选举的本意已然被严重扭曲。人民的“机会”惨遭旁落，选举更多地沦为不同政党和政治势力角逐的工具，为了赢得选票，不惜通过 讨好、蒙骗、误导人民，甚至将选举过程演绎为舍本逐末的嘉年华，甚至通过从政来中饱私囊。还记得，近年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由于民主、共和两党的权斗，迟迟 无法就如何化解财务危机达成共识，更多政府施政的改革提案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人民成为这种内斗的替罪羊。其次是言而无信。西方模式一个普遍问题是 政客喜欢开空头支票，但大都言而无信。六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但四年过去了，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华尔街还是我行我素，医疗 改革仍然悬而未决；一代一代的政客用不同的美丽说辞不断蒙骗选民，人们对选举承诺根本不再当成一回事，这不只是政客们丧失了信用，更使得政治在一轮又一轮 的美丽谎言中丧失了信用。民粹盛行是第三个症状。民主政治在西方越来越演变成民粹政治，即政客对民众的不断操纵和忽悠。再以美国为例，林肯当时倡导的“民 有、民治、民享”已经蜕变为“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美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中产阶级生活水准持续下降，无疑给民粹主义提供了生 长空间和土壤。鉴于此，政客短视、快餐式的政治安排便露出了“狐狸尾巴”，所谓挟民粹以自肥，包括操纵选民情绪，借用社会冲突以期获得政治利益。笼而统 之，只要选票来得快，政客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虚招都可以玩，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结果导致许多西方国家治国理政 中的理性与责任日渐缺位。
这种一味讨好选民的民粹政治事实上正是美国各级政府陷 入债务危机的主要结构性和深层次原因。美国加州政府破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民粹政治使政客一路高喊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 入了破产的境地。当政客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直接挂钩，从一开始就捆绑为命运共同体，人民的利益自然成了牺牲品。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 梗，结果使加州财政陷入恶性循环。再如，南欧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相继出现财务危机，主要原因也是低能政客竞相讨好选民，各种各样的福利支出耗尽 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百姓来买单。而在日本，红极一时的“安倍经济学”也是典型的例子。政客用人民的财富作为诱饵，企图制造虚假的繁荣，让政客能够长期 执政。事实上，撕开狂飙突进的外衣，只需要一小段时间就能证明这种政策的缺失。但是在“假面”被撕开之前或是即便撕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被动地位的 人民只能忍气吞声，别无选择地继续支持这些政客。这不仅是民众的悲哀，更是整个被异化了的选举制度的悲哀。
政客沦为制度的政治妓女导致选举本身异化之外，必须承 认的是，选举本身有着很多好处，比如能够以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替换无能的领袖，互相监督制衡。但是由于选举过于形式化，鼓励了不少政客争相登台，进而加速 了选举的庸俗化，最终连选举的根本意义都无法完成。说到根处，这就是选举制度衍生出来的问题。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的民主模式，选出来的未必是治 国人才，但一定是事业型政客。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候选人可以是成功的企业家，可以是当红好莱坞明星，也可以是创造美国梦的无名之辈，但前提是你必须拥有 足够多的资本，来支撑起整个选举过程的开销。表面上看似人人平等的选举，其实从一开始就自设了筛选机制。以此为底盘，只要程序正确，不论身份、职位如何， 不论本身是否在本行业中足够优秀，甚至不论在政府部门是否有工作经验，谁上台都无所谓。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民主的原意吗？这是选择领导整个社会命运的政治 家的正确方式吗？整个社会的命运不能儿戏，所以“选择”同样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果所幸善于演讲，表演欲强，再加上营销团队合力打造，推出适合大众口味的选 举口号，将沉默的螺旋唤醒，那么一夜之间成为总统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个人是不是治国理政之才，似乎根本不再重要。只要程序正确，选上来一批又一批庸才治国 理政也没有关系。当然，美国也选出过开国元勋华盛顿、解放黑奴的林肯，但美国已经选举出了44位总统，能载入史册的又有几人呢？
治理公司需要靠人才，所以世界上找不到采用“一人一 票”选举CEO的公司，因为这样做，公司就要破产；指挥军队需要靠人才，所以世界上找不到一支采用“一人一票”选举司令官的军队，因为这样的军队打不了 仗。这也很好地说明，选举并不是一切。人民通过选举，并不一定能选出最佳人选担任领袖。选举过程本身，充其量只能说明人民参与了，或者说群众最能够接受的 候选人被选中。注意，这里所说的最能够接受，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想想看，有多少领导人从一开始的“最能够接受”，变成了人民意欲推翻而后 快的国家罪人？“最能够接受”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为外界所知的政治操纵和民意挟持？
虽然很多人对“一人一票”并非选举的最高实现形式心知 肚明，但为了讨巧或是走捷径，人们还是趋之若鹜地将选举与民主画上对等关系。比如过度重视选举的形式或是程序上的民主，缺乏对选举的整体认识以及如何通过 选举挖掘人类社会的集体能动作用。政治家躲在选举和民主之后、混淆两者的关系尚可理解，因为这与其能否获得政治红利直接相关。但是作为普罗大众，也一味地 躲在民主背后，不去对选举进行批判和剖析，则不免沦为劣等政体的推手而不自知。要知道，简易的选举机制会造就某种人成为政治领袖，但是要民主有效，就必须 对选举进行深刻的机制设计，包括选举行为的约束，参选人的条件设置，甚至对某些人进行严厉的资格审查。美国近年选举财务机制改变，出现了某些人可以对选举 投入极大的金钱支持，让选举可以用到数以十亿计美元的经费，两党之外的候选人根本无法参加，更让选举受到极少数人的影响。然而，值得忧虑的是，选举体制的 消极演变，并没有唤醒人们对选举的重新认识，或许人们应该开始反思究竟是选举的民主政治切实有效，所以不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还是意识形态遮蔽了人们对选举 的认识，观察不到这里的问题，以致对改革无从说起，让政客长时期有机可乘。甚至可以说，连真正有心的政治家在这种体制内也只能逐步变成政客，在庞大的政治 体制面前无奈被妥协。
专职政治家是怎样炼成的？
“空谈误国”导致西方民主品质的严重滑坡，其大背景是 西方“选举”制度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也就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表演、拼空谈。政客所作的承 诺很少兑现，多数选民对此也无可奈何，结果是国家治理品质的普遍下滑甚至急剧下降。但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有趣的是，当西方红着眼探究中国奇迹背后 “中国奥秘”的时候，唯独不愿意承认的就是或许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中国奇迹背后的积极因素，尤其是专制色彩浓烈且毫无“民主”可言的领袖选拔机制。虽然， 在选拔的过程中，也并非西方看来的“民主”全无，某种程度上的党内民主也是有的，不过是集中过了的。但这种程度上的民主，在西方的“偏见”里不仅不能够称 之为民主，相反，更是一种变相的专制。
其实，中国早已低调地启动了政治治理方面许多改革，建 立了一种“选拔加选举”的干部制度：这是一种基于政绩和民众认可的制度，经过竞争遴选、内部评选和形式多样的小规模选举，有才干的领导人才能得到晋升。如 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所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在中国，从政之路都要从低级别的基层做起，经过乡科、县处、厅局、省部等逐级晋升。根据中国官方制作的《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提供的数据，从 700多万干部中脱颖而出，成为正部级干部的几率只有一万四千分之一，平均所需时间至少要23年。而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评审包括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发展经 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诸多项目，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迅猛崛起与这种选贤任能的政治模式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来说，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并有相当的政绩。仅七位常委 曾任职的地方就占到了中国版图的一大半。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几乎是欧洲国家平均规模的四到五倍，治理好非常不易。可见，通过这样的选拔过程，一个党员成为 国家领导人之前，已经自下而上全方位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民情，经历了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的考验和锻炼。更重要的是，已经层层参与了很多重大战略和政策的讨论 和制定。这种选拔和培养机制，很好地保证了干部将政治作为一种终身性的稳定职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有利于为下一代进行未雨绸缪的长远规划。
从中国的视角看，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 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尽管中国政府还存有许多不足，但它确实保证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长期增长并大大改善了绝大部分国民 的生活水平。不过，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和实现国强民富之前，尤其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问题。毛时代的独断专行、大搞个人崇拜，让中国 陷入几近崩溃的边缘。文革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渐次过渡到了民主化的大幅度改革的正轨上，但仍是在较大程度的专制基础上进行的“小手术”。然而，在西 方看来无关痛痒的小修小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专制阴霾中的国家而言，效果却是立竿见影的。彼时，各种形式的民主手段，包括选举，虽然是局部的选 举，都让这个由庞大人员构成的体制更为科学和规范化。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毛泽东的例子只是大历史中小概率事件，带有偶然性，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无体 制时期。所有的决定，都可以凭借领导人一句话敲定，也可以凭借其一己之力推翻。换个角度来看，“小手术”之后的优越性或许更加清晰。比如通过正常“选 拔”，胡锦涛这样“不受欢迎”的人，也能够交出如此靓丽的成绩单：常年的高速增长，强力扭转了民生改善的历史，包括农民税的全减免、医疗改革的启动、劳动 法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政策。相对比较“差”的领袖也能够大有作为，也间接证明了这种机制的另一种优势。
给予中国的期待
美国传教士克拉克为政治家和政客下了一个精辟的批注： 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一语揭示了政客和政治家的根本区别，这就是视野。如果说西方政客来源于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 客，那么政治家则更多地来源于民主和文明。区别在于，与制度直接催生政客或是为政客提供沃土这种偏向于单向度作用力不同，民主和文明与政治家的作用力则是 相互的，也即有什么样的民主和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就有什么样的民主和文明。需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民主，不是可能导致暴 政的多数决民主，也不是“一人一票”的选票民主，从人类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民主是人类最为朴素、最为原始的政治生活理想，也是人类用于解决人类集体活动之 难题和困境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而所谓文明，也不是由物质堆砌而成的，不是手机、皮包、债券，也不是永动机、探月飞船、原子弹，也不是笼统的经济决定论。它 如同空气一样，虽然人们感知不到它的存在，但它无处不在，它贯穿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积极发展的整个过程。笼而统之，人人生而自由，同时无一不在 文明构筑的“围城”里。原生态民主与抽离了物质的文明之内在关系在于，只有人类社会的积极发展，民主才能发生；也只有人类尊重自己的社会存在意义，不将自 己的价值让位于物质，文明才会逐步成为人类的标识。
中国是否有能力推动人类社会的积极发展？或者更准确地 说，中国的执政者是否已经具有了领导世界、设置全球议程的政治能量和魄力？北京APEC结束后，中国版的全球化蓝图铺展开来，世界权力的中心也被认为开始 转向中国。“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也在峰会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得以进一步夯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G20峰会，不仅主办国澳大利亚本国的议 程惨遭分化和稀释，而且整个会场俨然成了西方围剿俄罗斯的鸿门宴。同样是世界级大会，同样是关乎整个人类的福祉和未来，但是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结果。不得不 说，将政治放到这样的层次是可笑的，或许这就是对政客们的过高期望，他们也只能够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大张旗鼓，就好像小孩子之间的游戏，他们的智慧也只足 以在一时半刻的冲动中找到呼应。但是，政治家则全然不同。至少，以其视野而论，不会让经济大会沦为政治较量的鸿门宴。于是，有人开始将目光聚焦于2016 年的G20，大有只要是中国承办，便会马到成功，圆满顺利。这份信任和寄望，源于中国给世界交出的满意的答卷。经此量变的积累，世界在聚焦中国的同时，也 不再单纯以经济规模视之，而是开始转换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看待这种崛起之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意义。
具体到执政者习近平，这位用梦来形容自己如何追求国家 成就的红二代领袖，从重拳反腐到全面深化改革，从不满足于成为毛泽东剪影到脱去年轻版邓小平的外衣，从与美国构筑新型大国关系到打造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格 局，政治能力和魄力已然在黄袍加身和帝王的外部形象之上显露无疑。但是，鉴于“政治家”必备的“无国界”远见和不拘一格，一些人过于着急地给中国模式下定 义进而推而广之，或是不由分说地给习近平戴上“新设计师”的桂冠，就显得很不合时宜。因为政治家视野下的天下大同，既不是以中国为轴心的，也不是以习近平 为中心的。这也是政治家之所以成为政治家而非政客的关键所在。
丧钟为谁而鸣？为我为你
溯及过往，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大国依靠掠夺殖民地和武 力争霸崛起，已经反复被证明是一条不归路，结局也并不美好。而妄图依靠战争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也往往事与愿违。而所谓和平，是相互之间不加任何恐怖于对 方，相互衷心信赖，相互爱护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和平状态才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唯有这样才可称之为文明的人类社会。所以，摆在政治家面前的一大任务便 是，在转变身处国际关系中的存在状态的同时，让大国的更替也能恰到好处地融入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洪流中去，既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也非曾担任过英国 外交大臣、首相的帕麦斯顿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可以一言以敝的。这是政治家的视野使然，也是使命所在。
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堂恩创作的布道词《丧钟为谁而鸣》 ——没有谁能像一座独岛，在大海里独居。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大陆。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岬，也如同 你的朋友和你自己。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为你。的确，成功避过了2012 预言的人类，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不幸遇到《星际穿越》中的大迁徙，恐怕丧钟为谁而鸣的答案会变得更加清晰。倘若拥有广阔视野的政治家们，能在未来的某一 天撬动人类的这一神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将自己的价值让位于物质的重要性，意识到无论哪个国家的衰亡都是自己国家的一部分在死去，意识到唯有人类社 会自身的积极发展，最朴素原始的民主才能发生，那么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愿景，也就不远了。
而与天下大同、美美与共形成鲜明的对比，且长期以来被 奉为金科玉律的“物竞天择”，则从另一个层面证明民主的发生与文明的成型之必要性。自从人类社会诞生，这个世界的生物体就存在两种生存状态：一个是达尔文 总结出来的生存斗争学说，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也是一种完全的自然状态；另一个是人类努力摆脱“自然力量”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有序”生存状态， 并不只是强者生存，弱者也能生存。如何实现这一良性秩序？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将遏制“丛林法则”而建立人类社会的力量概括为“伦 理”，泛指“道德”、“善”、“美”等。有了这些颠覆法则的“力量”，暴力才得以有效的避免，人类也才最大限度地从“野蛮”走向文明。而如何运用好这些 “力量”，让其发生并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无疑是无数具有广阔视野的政治家的历史使命和艰巨任务所在。而那些以为过了海就能成为“神仙”的政客 们，充其量只能成为匆匆过客，昙花一现。于民主而言，于人类文明而言，都很难留下值得捡拾的印记。
(泉野 撰写)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4-11-26/59620776.html
大中小 泉野撰写2014-11-26 21: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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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欧洲最早的两个民族国家葡萄牙和西 班牙，在国家力量支持下进行航海冒险。当麦哲伦完成人类第一次环球航行后，原先割裂的各国终于由地理大发现连接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世界性大国也就此诞生。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互相竞争中瓜分世界，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起势力遍布全球的殖民帝国，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时期，成为第一代世界大国。随后， 凭借一系列现代金融和商业制度雄霸17世纪的荷兰、发出工业先声成为第一大殖民帝国的英国、用征服欧洲的方式重登巅峰的法国、以三场对外战争完成统一的德 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沙俄、明治维新百年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依靠对发明和创新的制度性保障坐稳世界头把交椅的美国，先后崛起。期间，有盛，有衰，有 清，有浊，有激流，有静波。在大国更迭的长河中，顺之昌逆之亡，成了颠簸不破的箴言。
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行至东方，在一个人口数量比美国、 日本和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的国家，进行了这样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在自己内部消 化所有伴随现代化而来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稳定，并使之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中国究竟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 道。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其实，“实干兴邦”也是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一条普遍规律，对西方国家同样适用。西方陷入今天的金融危 机、债务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空谈误国”所致。如果西方体制无法克服自己所患的“空谈误国”症，再加上有效制约在制度沃土上不断滋生的为了本阶级、本集 团或个人某种政治需要而搞政治投机、玩弄政治权术的政客，那么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将加快。
被选举庸俗化了的政客“空谈误国”
西方“空谈误国”症有几大主要症状。首先是空耗内斗。 由于西方国家“选举政治”的驱动，政客做事的主要考虑总是选举的需要。按照初始愿景，选举为人民遴选、考核各个政治家和政党提供了有效的方式和必要的手 段，但是在各方力量的捆绑下，选举的本意已然被严重扭曲。人民的“机会”惨遭旁落，选举更多地沦为不同政党和政治势力角逐的工具，为了赢得选票，不惜通过 讨好、蒙骗、误导人民，甚至将选举过程演绎为舍本逐末的嘉年华，甚至通过从政来中饱私囊。还记得，近年美国政府的财政开支由于民主、共和两党的权斗，迟迟 无法就如何化解财务危机达成共识，更多政府施政的改革提案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人民成为这种内斗的替罪羊。其次是言而无信。西方模式一个普遍问题是 政客喜欢开空头支票，但大都言而无信。六年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但四年过去了，他兑现了多少承诺？华尔街还是我行我素，医疗 改革仍然悬而未决；一代一代的政客用不同的美丽说辞不断蒙骗选民，人们对选举承诺根本不再当成一回事，这不只是政客们丧失了信用，更使得政治在一轮又一轮 的美丽谎言中丧失了信用。民粹盛行是第三个症状。民主政治在西方越来越演变成民粹政治，即政客对民众的不断操纵和忽悠。再以美国为例，林肯当时倡导的“民 有、民治、民享”已经蜕变为“1%的人有、1%的人治、1%的人享”。美国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中产阶级生活水准持续下降，无疑给民粹主义提供了生 长空间和土壤。鉴于此，政客短视、快餐式的政治安排便露出了“狐狸尾巴”，所谓挟民粹以自肥，包括操纵选民情绪，借用社会冲突以期获得政治利益。笼而统 之，只要选票来得快，政客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虚招都可以玩，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国家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结果导致许多西方国家治国理政 中的理性与责任日渐缺位。
这种一味讨好选民的民粹政治事实上正是美国各级政府陷 入债务危机的主要结构性和深层次原因。美国加州政府破产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民粹政治使政客一路高喊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 入了破产的境地。当政客的利益与企业的利益直接挂钩，从一开始就捆绑为命运共同体，人民的利益自然成了牺牲品。州政府后来想恢复汽车税，但州议会又从中作 梗，结果使加州财政陷入恶性循环。再如，南欧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相继出现财务危机，主要原因也是低能政客竞相讨好选民，各种各样的福利支出耗尽 了国库，最终恶果还是要百姓来买单。而在日本，红极一时的“安倍经济学”也是典型的例子。政客用人民的财富作为诱饵，企图制造虚假的繁荣，让政客能够长期 执政。事实上，撕开狂飙突进的外衣，只需要一小段时间就能证明这种政策的缺失。但是在“假面”被撕开之前或是即便撕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被动地位的 人民只能忍气吞声，别无选择地继续支持这些政客。这不仅是民众的悲哀，更是整个被异化了的选举制度的悲哀。
政客沦为制度的政治妓女导致选举本身异化之外，必须承 认的是，选举本身有着很多好处，比如能够以和平而非暴力的方式替换无能的领袖，互相监督制衡。但是由于选举过于形式化，鼓励了不少政客争相登台，进而加速 了选举的庸俗化，最终连选举的根本意义都无法完成。说到根处，这就是选举制度衍生出来的问题。只要程序正确，谁上台都无所谓的民主模式，选出来的未必是治 国人才，但一定是事业型政客。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候选人可以是成功的企业家，可以是当红好莱坞明星，也可以是创造美国梦的无名之辈，但前提是你必须拥有 足够多的资本，来支撑起整个选举过程的开销。表面上看似人人平等的选举，其实从一开始就自设了筛选机制。以此为底盘，只要程序正确，不论身份、职位如何， 不论本身是否在本行业中足够优秀，甚至不论在政府部门是否有工作经验，谁上台都无所谓。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民主的原意吗？这是选择领导整个社会命运的政治 家的正确方式吗？整个社会的命运不能儿戏，所以“选择”同样容不得半点马虎。如果所幸善于演讲，表演欲强，再加上营销团队合力打造，推出适合大众口味的选 举口号，将沉默的螺旋唤醒，那么一夜之间成为总统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个人是不是治国理政之才，似乎根本不再重要。只要程序正确，选上来一批又一批庸才治国 理政也没有关系。当然，美国也选出过开国元勋华盛顿、解放黑奴的林肯，但美国已经选举出了44位总统，能载入史册的又有几人呢？
治理公司需要靠人才，所以世界上找不到采用“一人一 票”选举CEO的公司，因为这样做，公司就要破产；指挥军队需要靠人才，所以世界上找不到一支采用“一人一票”选举司令官的军队，因为这样的军队打不了 仗。这也很好地说明，选举并不是一切。人民通过选举，并不一定能选出最佳人选担任领袖。选举过程本身，充其量只能说明人民参与了，或者说群众最能够接受的 候选人被选中。注意，这里所说的最能够接受，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想想看，有多少领导人从一开始的“最能够接受”，变成了人民意欲推翻而后 快的国家罪人？“最能够接受”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为外界所知的政治操纵和民意挟持？
虽然很多人对“一人一票”并非选举的最高实现形式心知 肚明，但为了讨巧或是走捷径，人们还是趋之若鹜地将选举与民主画上对等关系。比如过度重视选举的形式或是程序上的民主，缺乏对选举的整体认识以及如何通过 选举挖掘人类社会的集体能动作用。政治家躲在选举和民主之后、混淆两者的关系尚可理解，因为这与其能否获得政治红利直接相关。但是作为普罗大众，也一味地 躲在民主背后，不去对选举进行批判和剖析，则不免沦为劣等政体的推手而不自知。要知道，简易的选举机制会造就某种人成为政治领袖，但是要民主有效，就必须 对选举进行深刻的机制设计，包括选举行为的约束，参选人的条件设置，甚至对某些人进行严厉的资格审查。美国近年选举财务机制改变，出现了某些人可以对选举 投入极大的金钱支持，让选举可以用到数以十亿计美元的经费，两党之外的候选人根本无法参加，更让选举受到极少数人的影响。然而，值得忧虑的是，选举体制的 消极演变，并没有唤醒人们对选举的重新认识，或许人们应该开始反思究竟是选举的民主政治切实有效，所以不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还是意识形态遮蔽了人们对选举 的认识，观察不到这里的问题，以致对改革无从说起，让政客长时期有机可乘。甚至可以说，连真正有心的政治家在这种体制内也只能逐步变成政客，在庞大的政治 体制面前无奈被妥协。
专职政治家是怎样炼成的？
“空谈误国”导致西方民主品质的严重滑坡，其大背景是 西方“选举”制度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也就是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表演、拼空谈。政客所作的承 诺很少兑现，多数选民对此也无可奈何，结果是国家治理品质的普遍下滑甚至急剧下降。但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有趣的是，当西方红着眼探究中国奇迹背后 “中国奥秘”的时候，唯独不愿意承认的就是或许中国的政治制度也是中国奇迹背后的积极因素，尤其是专制色彩浓烈且毫无“民主”可言的领袖选拔机制。虽然， 在选拔的过程中，也并非西方看来的“民主”全无，某种程度上的党内民主也是有的，不过是集中过了的。但这种程度上的民主，在西方的“偏见”里不仅不能够称 之为民主，相反，更是一种变相的专制。
其实，中国早已低调地启动了政治治理方面许多改革，建 立了一种“选拔加选举”的干部制度：这是一种基于政绩和民众认可的制度，经过竞争遴选、内部评选和形式多样的小规模选举，有才干的领导人才能得到晋升。如 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所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在中国，从政之路都要从低级别的基层做起，经过乡科、县处、厅局、省部等逐级晋升。根据中国官方制作的《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中提供的数据，从 700多万干部中脱颖而出，成为正部级干部的几率只有一万四千分之一，平均所需时间至少要23年。而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评审包括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发展经 济、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诸多项目，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迅猛崛起与这种选贤任能的政治模式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中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例来说，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他相应的工作历练，并有相当的政绩。仅七位常委 曾任职的地方就占到了中国版图的一大半。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几乎是欧洲国家平均规模的四到五倍，治理好非常不易。可见，通过这样的选拔过程，一个党员成为 国家领导人之前，已经自下而上全方位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民情，经历了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的考验和锻炼。更重要的是，已经层层参与了很多重大战略和政策的讨论 和制定。这种选拔和培养机制，很好地保证了干部将政治作为一种终身性的稳定职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有利于为下一代进行未雨绸缪的长远规划。
从中国的视角看，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 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尽管中国政府还存有许多不足，但它确实保证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长期增长并大大改善了绝大部分国民 的生活水平。不过，中国在创造经济奇迹和实现国强民富之前，尤其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问题。毛时代的独断专行、大搞个人崇拜，让中国 陷入几近崩溃的边缘。文革之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虽然渐次过渡到了民主化的大幅度改革的正轨上，但仍是在较大程度的专制基础上进行的“小手术”。然而，在西 方看来无关痛痒的小修小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处于专制阴霾中的国家而言，效果却是立竿见影的。彼时，各种形式的民主手段，包括选举，虽然是局部的选 举，都让这个由庞大人员构成的体制更为科学和规范化。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毛泽东的例子只是大历史中小概率事件，带有偶然性，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无体 制时期。所有的决定，都可以凭借领导人一句话敲定，也可以凭借其一己之力推翻。换个角度来看，“小手术”之后的优越性或许更加清晰。比如通过正常“选 拔”，胡锦涛这样“不受欢迎”的人，也能够交出如此靓丽的成绩单：常年的高速增长，强力扭转了民生改善的历史，包括农民税的全减免、医疗改革的启动、劳动 法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政策。相对比较“差”的领袖也能够大有作为，也间接证明了这种机制的另一种优势。
给予中国的期待
美国传教士克拉克为政治家和政客下了一个精辟的批注： 政客想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想的是下一代。一语揭示了政客和政治家的根本区别，这就是视野。如果说西方政客来源于制度，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政 客，那么政治家则更多地来源于民主和文明。区别在于，与制度直接催生政客或是为政客提供沃土这种偏向于单向度作用力不同，民主和文明与政治家的作用力则是 相互的，也即有什么样的民主和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就有什么样的民主和文明。需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民主，不是可能导致暴 政的多数决民主，也不是“一人一票”的选票民主，从人类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民主是人类最为朴素、最为原始的政治生活理想，也是人类用于解决人类集体活动之 难题和困境的基本途径和方式。而所谓文明，也不是由物质堆砌而成的，不是手机、皮包、债券，也不是永动机、探月飞船、原子弹，也不是笼统的经济决定论。它 如同空气一样，虽然人们感知不到它的存在，但它无处不在，它贯穿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积极发展的整个过程。笼而统之，人人生而自由，同时无一不在 文明构筑的“围城”里。原生态民主与抽离了物质的文明之内在关系在于，只有人类社会的积极发展，民主才能发生；也只有人类尊重自己的社会存在意义，不将自 己的价值让位于物质，文明才会逐步成为人类的标识。
中国是否有能力推动人类社会的积极发展？或者更准确地 说，中国的执政者是否已经具有了领导世界、设置全球议程的政治能量和魄力？北京APEC结束后，中国版的全球化蓝图铺展开来，世界权力的中心也被认为开始 转向中国。“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这一主题也在峰会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得以进一步夯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G20峰会，不仅主办国澳大利亚本国的议 程惨遭分化和稀释，而且整个会场俨然成了西方围剿俄罗斯的鸿门宴。同样是世界级大会，同样是关乎整个人类的福祉和未来，但是出现了南辕北辙的结果。不得不 说，将政治放到这样的层次是可笑的，或许这就是对政客们的过高期望，他们也只能够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大张旗鼓，就好像小孩子之间的游戏，他们的智慧也只足 以在一时半刻的冲动中找到呼应。但是，政治家则全然不同。至少，以其视野而论，不会让经济大会沦为政治较量的鸿门宴。于是，有人开始将目光聚焦于2016 年的G20，大有只要是中国承办，便会马到成功，圆满顺利。这份信任和寄望，源于中国给世界交出的满意的答卷。经此量变的积累，世界在聚焦中国的同时，也 不再单纯以经济规模视之，而是开始转换角度看待中国的崛起，看待这种崛起之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意义。
具体到执政者习近平，这位用梦来形容自己如何追求国家 成就的红二代领袖，从重拳反腐到全面深化改革，从不满足于成为毛泽东剪影到脱去年轻版邓小平的外衣，从与美国构筑新型大国关系到打造全方位的互联互通格 局，政治能力和魄力已然在黄袍加身和帝王的外部形象之上显露无疑。但是，鉴于“政治家”必备的“无国界”远见和不拘一格，一些人过于着急地给中国模式下定 义进而推而广之，或是不由分说地给习近平戴上“新设计师”的桂冠，就显得很不合时宜。因为政治家视野下的天下大同，既不是以中国为轴心的，也不是以习近平 为中心的。这也是政治家之所以成为政治家而非政客的关键所在。
丧钟为谁而鸣？为我为你
溯及过往，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大国依靠掠夺殖民地和武 力争霸崛起，已经反复被证明是一条不归路，结局也并不美好。而妄图依靠战争打破和重建世界格局，也往往事与愿违。而所谓和平，是相互之间不加任何恐怖于对 方，相互衷心信赖，相互爱护的一种状态。这样的和平状态才是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唯有这样才可称之为文明的人类社会。所以，摆在政治家面前的一大任务便 是，在转变身处国际关系中的存在状态的同时，让大国的更替也能恰到好处地融入到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洪流中去，既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也非曾担任过英国 外交大臣、首相的帕麦斯顿那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可以一言以敝的。这是政治家的视野使然，也是使命所在。
正如英国诗人约翰•堂恩创作的布道词《丧钟为谁而鸣》 ——没有谁能像一座独岛，在大海里独居。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大陆。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岬，也如同 你的朋友和你自己。无论谁死了，都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我为你。的确，成功避过了2012 预言的人类，在未来的某一天，如果不幸遇到《星际穿越》中的大迁徙，恐怕丧钟为谁而鸣的答案会变得更加清晰。倘若拥有广阔视野的政治家们，能在未来的某一 天撬动人类的这一神经，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将自己的价值让位于物质的重要性，意识到无论哪个国家的衰亡都是自己国家的一部分在死去，意识到唯有人类社 会自身的积极发展，最朴素原始的民主才能发生，那么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愿景，也就不远了。
而与天下大同、美美与共形成鲜明的对比，且长期以来被 奉为金科玉律的“物竞天择”，则从另一个层面证明民主的发生与文明的成型之必要性。自从人类社会诞生，这个世界的生物体就存在两种生存状态：一个是达尔文 总结出来的生存斗争学说，即“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也是一种完全的自然状态；另一个是人类努力摆脱“自然力量”的控制，建立自己的“有序”生存状态， 并不只是强者生存，弱者也能生存。如何实现这一良性秩序？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将遏制“丛林法则”而建立人类社会的力量概括为“伦 理”，泛指“道德”、“善”、“美”等。有了这些颠覆法则的“力量”，暴力才得以有效的避免，人类也才最大限度地从“野蛮”走向文明。而如何运用好这些 “力量”，让其发生并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无疑是无数具有广阔视野的政治家的历史使命和艰巨任务所在。而那些以为过了海就能成为“神仙”的政客 们，充其量只能成为匆匆过客，昙花一现。于民主而言，于人类文明而言，都很难留下值得捡拾的印记。
(泉野 撰写)
http://china.dwnews.com/news/2014-11-26/596207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