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6-06-05
- 消息
- 5,694
- 荣誉分数
- 1,410
- 声望点数
- 373
"李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滥用职权签署戒严令！
邓小平违反党章，枪指挥党，未经政治局常委多数的同意将滥用职权调动30万大军包围北京并下达开枪屠城的命令！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
《死心篇》(ZT)
作者：謝文清
谢文清 简历
谢文清1922年出生于河南焦作武陟县一比较富裕的农家（因家中劳动力多，没雇长工，又因其二堂兄抽鸦片，致使家产败落，因而共产党掌权后谢家未被定为地主富农，而被定为贫农）
1937年5月，谢文清在武陟县第四完小上学时，受到中共地下党员教师任熙圣的影响而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历为初中一年级
1938年初由任熙圣老师带领，参加太行南区抗日游击队。为抗日话剧团宣传员。
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115师。
1941年5月奉命调延安军事学校学习，因苏德战争爆发，原定学习摩托机械化部队未能组建，改为进俄文学校学习俄文。
1945年10月开赴东北，参加國共战争3年。
1949年-1953年任新华社湖南分社社长。
1953年-1958年任新华社驻华沙分社首席记者。
1958年-1962年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1962年-1967年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
文革后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
1979年3月-1983年5月，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983年5月至1987年，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5、6、7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5月22日上街遊行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反對首都实施戒严而遭整肅。
2001年11月10日去世
死心篇
谢文清
1987年8月“下岗”，顿时感到如释重负，可以‘解甲归田’了，我已65岁，是年逾花甲的老汉了。但我身子骨硬朗，没什么衰老之感。中央电视台还给我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而且隔壁就是图书报刊资料室。按照我数十年国际新闻的专业，我本想作一个“自由撰稿人”，为各报撰写一些国际短评、杂文之类的文章，自以为还有这么一点用处。就是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对言论控制得空前严密时，我还用笔名“辛平”发表过十多篇国际短评和小品文，而且有两篇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1979~1983年，驻香港期间，也曾发表过二、三十篇国际杂文，泰国的华语报纸如《新中原报》经常转载。如今，从领导岗位和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了，正好可以集中力量撰写此类文章了。但是，此路不通。因为中国大陆对国际评论审查甚严，绝不许可任何不同意见。各家报刊也不会刊登自由撰稿人的作品，只好作罢。说解甲归田吧，我又没有一畦田地。于是就只好呆在家中读点中、外古典文学作品，再学点英文，搞点翻译，虚度光阴而已。有机会借“开会”之名偶尔也参加“会议”，到名胜古迹地区游览观光。但这种花公款、吃公款的行为实在使我内疚不已，所以游玩过一两次之后我就谢绝了此类“蛀虫”行为。比如第一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等。我都谢绝了主办方的盛情邀请。1989年4月～6月是我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的第二次大转折。
这一次大转折从思想上来说，是早在两年多之前胡耀邦被罢官时就开始酝酿了，而爆发出来却是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之时。
前文已经提到，我的心——对共产党领袖的信仰早已在“文革”期间由1937年～1967年的热心变成了疑心和寒心了。我那时就已经对毛泽东的“革命”、“为人民服务”等挂在嘴边上的蛊惑人心的政治甜言蜜语起了疑心，也对其借刀杀人（借四人帮、红卫兵之手）杀害大批干部如刘少奇、陶铸、贺龙、林彪……的阴谋感到寒心了。“文革”十年教育了我——深刻地教育了我，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革命家，而是借托“革命”之词和革命之机篡夺政治大权的大独裁者和权欲难填的大阴谋家。他在公开的文章中说过的一切教训别人的话，他自己一句也不曾实行过。比如有名的“五不怕”、“人有嘴巴，应该让人说话”、“真理愈辩愈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际上他是要“引蛇出洞”斩而杀之。1957年他“引蛇出洞”，骗杀了数十万“言者无罪”的“右派分子”！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又“引出”一个莫须有的“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1961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引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每次都是“引出”就斩！可以说，经过“文革”我这个1937年就跟共产党的15岁的农家孩子，到1976年“文革”结束，已经看透了毛泽东的为人和品质，我对他的“革命”言辞起了疑心，对他的阴险毒辣生了寒心！
可是，从1978年起，我的心又逐渐变得温暖了起来，我觉得共产党毕竟还是个革命政党，毕竟还是为了救中国而奋斗的值得依赖和信仰的好党。我这颗心的温度是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前后，即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逐渐升起来的。1987年8月，我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89年2月毕业。其时胡耀邦正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职务，我听了胡耀邦的几次报告，也同他交谈过两次。有一次他来我们支部参加学习讨论会时，问到过新华社的“文革”情况和平反冤假错案情况，我向他做过扼要介绍。他还问到新华社吴冷西、朱穆之等老领导人恢复职务的情况。早在1978年5月我就对胡耀邦十分敬佩和感服了，我觉得我和他真有点“臭味相投”了。写到这里，我又追溯起一件往事来：
1978年4月中，新华社在香山招待所召开驻外记者会议，讨论“文革”结束后的国际新闻报道和驻外分社建设。我当时身为国际部主任，也就分担了此次会议一份领导工作——负责每天编发会议《简报》。大约是第8期《简报》的第一条新闻，就综合了记者们在小组讨论中对当时鼓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说的话都要照办，凡是毛泽东做过的决定都不许变动）的批评。当然其中也包括我的发言，不过，均未点明发言者的姓名。不料这一起《简报》却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祸事。国内部一位领导人也列席此次会议（是李普-记录者注）而且十分认真细致。此人一看到本期《简报》，就立刻用红铅笔划上一个大“X”，并批示：“两个凡是”恐不宜批评（大意）并立即送给正在香山的曾涛社长。曾涛一看，立即问我“是否已经发出去？”我回答“刚刚发送出去。”他命令“立即全数收回！”并批评我不该把批评“两个凡是”的发言编入《简报》。弄得我灰溜溜的，感到莫名其妙。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当时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并握有大权的汪东兴和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就是“两个凡是”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批评“两个凡是”岂不是“虎口拔牙”！
可是，事后大约一个来月，胡耀邦组织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论文中中央党校校刊《理论动态》上发表了。过了两天，《光明日报》也全文转载了。此文如春雷一般，震动了神州大地，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并很快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全国大辩论。不到半年功夫，“两个凡是”的观点就被駁得“落花流水春去也”。这场全国性的大辩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是别人，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我感到庆幸的是，我4月中旬至新华社香山会议上编发的第8期《简报》上也曾批判“两个凡是”。因而在8月进入中央党校，生平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时，自然就感到格外亲切和敬佩。回想到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大刀阔斧地领导全国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时的无私无畏精神，就更使我对他肃然起敬了。胡耀邦在组织部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时，曾有人问他“毛主席钦定的冤案是否也应该平反”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管是哪个定的，只要查明是冤案，就必须平反！”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领导人。他虽然不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却是共产党在“文革”大衰败后中兴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请看：在思想理论方面胡耀邦组织和领导的“检验真理”的大辩论是中共历史上拨乱反正的指南针。从此之后，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是党内思想的大解放，为改革、开放拓开了思想和理论的道路。胡耀邦领导的全国平反冤案工作，使许多受到政治和肉体迫害因而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和感情的人恢复了对共产党的信心。由此可见，胡耀邦对“无私、无畏”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就是这个在我心中最为敬佩的中共领袖人物之一（其他如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也都是我最敬服的中共领袖）的胡耀邦，突然在1986年初被一帮党棍们罢黜，这帮党棍中有些人就是胡耀邦在平反冤案时拯救出狱的！胡耀邦从此忧愤成疾，只过了两年多，就在1989年4月15日告别人世了。
胡耀邦之死同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一样使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和不平。胡耀邦为许多受迫害的革命者平反了，但他又成了一个大冤案的受害者！因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愤怒与不平。北京市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人，青年学生首先发难，在1989年4月16日整队去长安街上游行示威为胡耀邦鸣不平。星火燎原，不几天功夫，北京市居然有成千上万人响应，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全国各大城市无一例外也都是满街人群，要求为胡耀邦平反。4月底，我在大连时，就看到大街小巷的游行队伍。我敢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历时最久的一次全民大游行。从4月15日到6月4日被弹压为止，全国有上亿人上街游行。游行者的口号从悼念胡耀邦发展到“反贪”、“反官倒”！我也被人民群众的正义之情触动了。唐人韩愈有句名言：“不平则鸣”。鲁迅也说，一切蒙冤受屈者也都要发出呼喊。胡耀邦却正是在刚刚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之后又蒙冤屈，激愤而亡，怎不叫人痛心疾首！加之当时的“官倒”腐败之风已经腐遍全国，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所以这次大游行就由悼念胡耀邦为胡耀邦鸣不平进而发展到反腐败、反“官倒”。我这时内心也激荡着一股愤慨之潜流要想表达出来。于是机遇一到，我就像1976年1月及清明节去天安门献花悼念周恩来一样，又一次上街鸣不平。不过这一次是悼念胡耀邦！但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有些人对这个遍及全国的民众大游行采取了极端仇视的态度，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在幕后煽动和组织全民大暴乱。他们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在4月下旬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这个全国亿万人悼念胡耀邦、反腐败、反“官倒”的纯粹自发的民主运动诬陷成“动乱”。这篇社论发表后的次日，北京市的游行大潮又高了一浪，长安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挤满了抗议《人民日报》的人群。由青年和学生发起的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和平游行。大示威的群众游行到了5月初，又吸收了许多工人和机关干部，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共产党的决策者这时不是到群众中去引导、劝说，化解，而是继续与群众对抗，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务院总理李鹏竟然在5月20日签署了一项“国务院令”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因而在5月21日北京市又掀起了一场游行大潮，抗议李鹏的戒严令。我本人也是被李鹏这个戒严令所“鼓动”而参加了广播影视部干部的游行大队的。
1989年5月22日我参加了群众游行。
这天下午，我去中央电视台收发室取报纸信件。走到中央电视台东大门，看到约有七八十个青年、中年人在门口聚集，每人都推着一辆自行车，手中持有三角形小红旗。小红旗上写着“悼念胡耀邦”和“反对官倒”的口号。这些干部全都认识我，一见我走近大门，就有两三个人走近我，拉着我的胳膊说：“谢部长，参加游行吧！你不是曾为胡耀邦鸣不平吗？那就和我们去游行吧！”我本想以“年迈”为借口推辞了事，但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搀着你好不好？”我又说：“你们都骑车，我没有自行车可怎么去？我的腿还有毛病。”我跟他们“客气”着。这时一个年轻人拍拍他的自行车的行李架说：“先坐这儿，我拉您去复兴门部门口，与部机关、国际台、中央台（广播电台）的队伍聚集，然后大家整队向天安门前进！”人们期待地看着我。（注：可不是诿过于他们）
参加不参加游行？我还真是经过一番思忖的。如果参加游行，我明知道是要冒巨大风险的，我在共产党内50年来，经历了大大小小十来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幸免于难”，如今已经解甲归田了，还逞什么英雄呢？拉倒吧，明哲保身，安度晚年吧！
但我实在气不过，不甘心！胡耀邦怎么就敢冒风险给别人平反冤案，而且领导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士为知己者死”，我敬佩胡耀邦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应该为他鸣不平！再说，群众游行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还有个要求就是反腐败。而反腐败又是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应该借群众之力肃清贪污腐败现象。
经过这一番思考，我决定参加群众游行。就坐在一个年轻人（我记不得这个人的名字）的自行车行李架上，随着百十来人的队伍由中央电视台向复兴门外广播大楼前进了。到了广播大楼，部机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等上千人的大队就会合在一起向天安门进发了。我的左右有两个青年播音员杜宪、张宏民搀扶着，缓缓前进（我当时正因骨质增生闹腿疼）。
我参加游行有个条件：只能喊“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而不能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李鹏的口号。我认为那是“造反派”的无政府主义表现，我们不能采用。
我的条件立即就为广播电视部门参加游行的群众所接受，我方才走进了游行行列。果然，我们这支游行队伍从复兴门出发到西单，都无人喊打倒李鹏的口号，只喊悼念胡耀邦“反官倒、反腐败”。到了西单，由于长距离走路，我腿疼难忍，就退出游行队伍，电视台的年轻人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往西回家了。下车时，出租车司机坚决拒收车费，我揪住他，往他口袋里塞十元钱，但他仍然拒收，并且说：“您老爷子腿疼还游行反官倒，我怎好意思收您车钱？”
我参加游行也是冒着挨打受伤的危险的。因为，早在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总后勤部大礼堂召开了一次一千多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各部门司局长都参加了。会上由李鹏宣布要当机立断调解放军进城，“采取断然措施”，对付游行和在天门静坐请愿的学生。这是清清楚楚告诉大家：要动武了！但我当时认为，所谓“断然措施”，也就如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门事件那样，用民兵拿棍棒吧群众驱散出天安门广场罢了。我绝对想不到中国共产党会向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和平民百姓开枪！共产党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最人道的革命政党，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人民公仆，怎么会用枪炮射杀无辜群众？因此我认为，参加游行很可能挨打，受伤，绝不至于送命。
其实，１９８９年５月底游行的人已经很少，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也没有之前多了。
可是我错了！我对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李鹏等人的残酷冷血估计得太低了！
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晚，我和几位老友孙振、宫策等在家玩麻将牌。大约八九点钟，隐隐听到远处（我们住宅楼被京西宾馆挡着）有数声枪响，我们大家仍未警觉。以为是解放军对空射击吓唬人回家了事。可是紧接着就是机关枪、冲锋枪连续快放和扫射，战车轰隆而过，空中直升飞机往返呼啸……等等强烈声音，于是大家收拾起麻将牌到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大门口张望，听一些从马路上跑回来的人诉说：千万别出去，真枪真弹！已经有被打死的人！坦克上街啦！当兵的见人就打……
这一夜，我们全家人都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泪眼相顾:这是共产党人干的吗？连国民党也还没有如此屠杀平民呀！我们不是在做噩梦吧？！天昏日暗，风悲月黑，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惨案竟然由共产党人制造出来了！作为一个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感到羞愧万分，泣下无语！我当时就出现了退党的念头！
回到家中，很想写几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满腔怒火和万分悲愤。
但不会写诗，也不懂平仄，不敢献丑。可是，不写几句又怎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献丑就献丑吧，顾不得那许多了。
一九四九鲜花献，一九八九鲜血溅。
岂信燕京四十载，能育刁民八百万！
昔闻纳粹审纵火，今见中共诛“暴乱”。
天若有情天亦睹，人间亘古制奇冤。
註：一九八九.六.四，捶胸顿足，悲痛之余，信笔而挥，不懂平仄，只算悲歌一曲。
第二天清晨，在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内，就听说新华社干部张惠贤同志的儿子、我们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俄文部主任张汝宁中弹惨死了，他是六月四日凌晨下班时，在木樨地被“人民解放军”的冲锋枪击毙的，其母张惠贤原是我的部下。我们宿舍大院斜对面有色冶金设计院是夜也抬回尸体，都是“解放军”把他们枪杀而彻底“解放”的。三天之后，我和老伴去木樨地的复兴医院看了一下。这个医院的自行车棚成了停尸场，因为尸体太多，没地方放。自行车棚和另一间屋内摆放了几十具尸体。有的竟是老人和孩子。记得其中一位清瘦，白色短发的老太太，听说是木樨地２２号楼谁家的保姆。（我们想看看张汝宁这孩子，可惜没看到，后来听说，这孩子在医院伤口化脓，发高烧，挺了好几天受够了罪才死。）他们都是木樨地至复兴门立交桥附近沿途被冲锋枪扫射丧命的。尸体都用防腐剂处理了过，都已缩小，腐臭刺鼻，惨不忍睹。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共产党实际掌权者邓小平、李鹏等下令调动了３０多万“解放军”用机枪、冲锋枪、坦克、装甲车……在北京城屠杀了一千多名大学生和路过、围观的平民。这些人都是赤手空拳的的无辜百姓。除了异族入侵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城惨案！是共产党当权者邓小平、李鹏等欠下中华民族的一笔大血债！
共产党的喉舌们——北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在6.4日整版篇幅宣传：“北京6月4日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解放军”像1949年那样开进北京城又一次“解放”了北京！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北京市真的发生了暴乱吗？李鹏签署的“国务院令”有法律效力吗？
“解放军”枪弹下丧命的人真是暴徒吗？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真相吧！
第一， 什么叫“暴乱”？打、砸、抢、烧、杀、强奸等才是暴乱。1989年5月和6月4日前的北京，并没有发生此类恶性刑事犯罪事件。据5月26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一齐发表的北京市公安局公报说，1989年5月25日前与往年相比北京市刑事犯罪案件显著减少，火灾也未增加，交通事故也减少了。在学生4月15日开始游行直至6月4日，并未有一家商店或银行被抢，并未有一个机关被冲、被闯，也并未有一个人因此而被打死，更无一个女人因此被强奸。请问屠夫们：何暴之有？据《人民日报》5月25日报道：北京市民和学生十分注意维持社会稳定，遵守社会秩序。平时挤汽车踩人脚时，往往立即争吵起来，可此时，说一声“对不起”表示歉意，就平息了。连小偷都“罢偷”了。新华社5月23日报道“店铺照常营业，市民生活秩序大体正常”。中央电视台也报道：一位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公民，我们完全能维持好首都秩序”。一位售货员也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商品流通顺畅，也没有什么人抢购”。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当然阻碍市内交通，但学生们帮助民警疏通车辆，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生活的运行。连李鹏自己5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也对学生们说：“党和政府从来没有说你们是动乱！”可见，当权者所说的“暴乱”纯属诬陷，是莫须有的罪名！连共产党的官方文件从1990年起也不敢再使用“暴乱”和“动乱”等词语，改为“政治风波”了。直到今天，在全国的教育课本中也还是把1989年4～6月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称作“那场政治风波”。可是当时，当局却是作为“反革命暴乱”用坦克、冲锋枪镇压的呀！北京市人民血洒古都、血流紫禁城的天安门呀！
第二， 李鹏总理5月20日签发的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国务院命令”是否有法律效力？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认为，这是个十分重大的疑问。
1.这项“国务院命令”没有编号（见198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复印件）。以往，李鹏签署的所有“国务院命令”都有编号，可唯独5月20日这个极为重要的、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宣布在首都戒严的“国务院命令”却没有编号。这是什么缘故？请看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发的三项“北京市政府命令”吧，白底黑字在大标题下边写着“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而堂堂的中央政府——国务院的戒严令却连个号码都没有，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2.在李鹏总理以往签署的“国务院命令”标题下边都有一行说明：“此件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可1989年5月20日的“国务院命令”上却没有这一行说明。按国务院的议事规则，“国务院命令”是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才能发布执行的，否则就是“假传圣旨”，是非法的！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有权在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但却没说“国务院总理有权宣布戒严”。而李鹏在未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情况下，私自以“国务院总理”身份签发戒严令，乃是违宪行为。假如这项戒严令是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对，那却为何既没有编号，也没有“经常务会议通过”的说明？
4.也许有人会狡辩说：“因当时情况紧急，也可能是一时疏忽忘记编号了。”胡说八道！1989年5月20日既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北京城也无枪声，中南海更是升平和煦，干嘛那么紧张，连中央政府如此重要的公报都不交国务院办公厅登记，总理就签署并向新闻界公布？国务院还有没有个规章制度？
5．5月下旬，北京市政府曾在北京市郊区如顺义等县组织一些群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反对学生和市民的游行和静坐示威。这真个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请问：国务院总理李鹏先生，为何怂恿北京郊区群众游行而弹压市区人民游行？
上述历历在目的事实说明，李鹏1989年5月20日签署的“国务院戒严令”是违反宪法的，总有一天人民法庭是会审判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夫，就是李鹏死后，也将会缺席审判他！
第三， 开枪弹压的命令究竟是何人签署的？
10年过去了，可谁也不公开承担这个责任。如上所述，戒严是总理李鹏签署，但这不等于开火令。当然，戒严就是使用武力，但也可能只限于驱赶和冲散群众而不包括开火。这“开火令”是另有人签署的，否则军队是不会开火的，38军军长徐勤先就抗命，拒绝开火。在5月19日总后勤部礼堂的高级干部大会上（司、局长以上干部大会），李锡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血口喷人，污蔑北京学生运动是一帮反动暴徒，总理李鹏也杀气腾腾地在会上宣布要坚决镇压暴乱。但国家主席杨尚昆却在大会散会前特地即席发言，他向大会解释说：“解放军进城的目的是保护电台、银行、国家机关和公共设施。大家不要以为解放军是对付广大学生和市民群众的（大意，据我的笔记本所记）。”可见，他作为国家主席是不同意开枪弹压的。至于李鹏，他最多只能扮演这次大屠杀的帮凶或同谋犯。因为他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更没有职权，他调不动一兵一卒。因此，开火令肯定不是他下达的，即使他下达此令，军方也不会执行的。党的总书记是赵紫阳，他带头反对戒严和调动军队，当然更不会去下令开火屠杀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市民。
写到这里，我的“怀疑圈”就缩小到最低限度了。国家主席杨尚昆已经向一千多人的高干大会宣布军队进城不会去“对付”学生，政府总理李鹏虽然杀气腾腾。调门最高，但他无权调动和指挥军队。剩下唯一的“嫌疑犯”
就是邓小平一人了。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只有他一个人有权调动军队和下开火令。因此，可以断定：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大屠杀的元凶祸首就是邓小平。而在“平暴”之后接见戒严、平暴部队军以上干部勉励杀人有功的人也是邓小平。这就更加证明下达开火令的不是别人，只能是邓小平！
但是，在邓小平1997年2月病死后，共产党中央的悼词中对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中的作用却轻描淡写地说他：“帮助”党和政府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此种“修辞”伎俩与其说是意在降低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中的“功勋”，不如说是企图减少邓小平的罪责。为了这个问题，请看：
第四， 按照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权力划分，军权是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掌握的，什么“总司令”、“国防部长”等都是军委主席的助手。而“军委主席”自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就由党章规定“必须由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可见，“军委主席”就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华国锋就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此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直到1979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才有了改变，即党主席改总书记制，而且总书记不再兼任军委主席，分散权力以免独裁专制和个人崇拜再生，再惹祸端。1987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赵紫阳当选总书记后，也不再兼任军委主席，而由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死抓住军权不妨，握有至高无上的军权。可见，“六·四”大屠杀正是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下命令开枪的。
第五， 如果上述分析和推断没有谬误，那么，邓小平下令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这件事、这种行为，就严重违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策议事规则。自从1927年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手中有了“枪杆子”之后，在党的中央最高决策层中，就有一条十分严格的规定：只能党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毛泽东就经常强调这一条，这就是说，军队指挥员必须服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挥。而1989年的党中央常委中并无邓小平的名字，他只是中央属下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他必须服从政治局常委的命令。而当时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半数人（赵紫阳、胡启立和乔石）是不同意强杀无辜平民、学生的。其余的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同意镇压，但居于少数地位。按照党章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政治局常委是不会通过邓小平和李鹏的弹压方案的。但邓小平却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军委主席）和李鹏掌握的政权（国务院总理）绕过政治局常委，一个绕过国务院常委宣布戒严，一个下令开枪弹压。就这样子1989年6月4日凌晨，夜深天黑，暗室亏心，挥起屠刀，酿成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大血案。上千北京的的学生和市民应声倒地，血洒“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城。邓小平、李鹏是这场大屠杀最大的两名刽子手！
李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滥用职权签署戒严令！
邓小平违反党章，枪指挥党，未经政治局常委多数的同意将滥用职权调动30万大军包围北京并下达开枪屠城的命令！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鲁迅先生当年痛斥北洋军阀枪杀北京大学生的罪行时写下这句话正好是对1989年6月4日北京暗室亏心者的最有力的鞭笞。
为了欺骗人民和舆论，当局煞费苦心，挖空心思制造假象。但这些笨伯们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6月4日，我冒着可能被枪击的危险走出京西羊坊店皇亭子新华社宿舍，在复兴路上从公主坟到复兴门沿途观看了一两个小时。只见大街两旁墙上弹痕累累，马路上血迹斑斑。“解放军”士兵在清洗马路上的血迹。在从军事博物馆到木樨地桥这段约一公里的大街上，大约有十几辆装甲车被烧毁。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它企图告诉目击者：你们看，暴徒们多么可恶，居然烧毁了十数辆装甲车、坦克车！并且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向外地乃至全世界“证明”，北京有暴乱！可见“解放军”开枪有理！但是这些阴谋家却是“细中有粗”，不用细看，只需扫看一眼就可以看出破绽。那些装甲车排列得整整齐齐，一条直线摆开，车与车之间距离相等，车头也一律朝东，这简直就是军事检阅时的列队阵容，哪里有丝毫战地情形？我做过军事记者，看到过不少战场惨状，但从来不曾看到排列得如此整齐划一的被击毁的战车队形。战地上被击打、烧毁的枪炮战车等，都是横七竖八、翻滚狼藉、坑坑洼洼、东倒西歪的，因为都是经过猛烈搏击、厮杀、拼斗……才会毁坏的，绝对不可能排列得整齐笔直。十分明显，这些战车都是过时报废的装备，由化装成便衣入城的“解放军”战士自行烧毁却栽赃陷害说是“暴徒”攻击“解放军”的罪行写照。
我想提请本文读者注意：1989年6月4日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赵紫阳的）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感到“暴乱”这个帽子很难扣到北京学生、工人（当时首钢等厂大批工人一起上街游行，北京各报均有报道）和市民头上。因为他们拿不出任何“暴”和“乱”的事实。从1989年4月15日学生开始游行悼念胡耀邦，到6月4日“解放军”开枪扫射市民之前，北京市没有打死一个人，没有烧毁一座房，没有一家银行或商店被抢，也没有冲击过一个机关。6月4日前北京市民生活平静，工厂照样开工。学生照样上学，商场照样营业，机关照样办公。只是因街上游行队伍太多，市交通受到一些阻滞。但基本畅通，学生们帮助交警维护交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城整齐有序，一切如常。甚至公安局都承认四、五月份刑事犯罪案件有明显下降。因此，“暴乱”和“动乱”的罪名明摆着是诬陷。事后不久，大约在1990年中，中央最高层就偷偷改口了：他们在各种场合和文件中，凡是谈及“六·四”惨案时都改为“政治风波”了。
尾声
坦率地说，我的心从1987年胡耀邦同志被整下台到含冤逝世以及1989年6月4日之后就已经濒于死亡了。特别是当贪污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贪官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贪官的级别步步高，贪官的赃款也“与日俱增”，而通货膨胀，使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社会道德水平也日趋低落。我心里十分苦恼，盼望着党的政治改革有成效，经济发展有起色，各方面的情况好转。我也冷静地思考：出路在哪里？纵观全国形势，得出结论：政治改革！否则死路一条！
http://www.wolfax.com/a-278959-1.html
邓小平违反党章，枪指挥党，未经政治局常委多数的同意将滥用职权调动30万大军包围北京并下达开枪屠城的命令！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
《死心篇》(ZT)
作者：謝文清
谢文清 简历
谢文清1922年出生于河南焦作武陟县一比较富裕的农家（因家中劳动力多，没雇长工，又因其二堂兄抽鸦片，致使家产败落，因而共产党掌权后谢家未被定为地主富农，而被定为贫农）
1937年5月，谢文清在武陟县第四完小上学时，受到中共地下党员教师任熙圣的影响而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历为初中一年级
1938年初由任熙圣老师带领，参加太行南区抗日游击队。为抗日话剧团宣传员。
1938年10月，参加八路军115师。
1941年5月奉命调延安军事学校学习，因苏德战争爆发，原定学习摩托机械化部队未能组建，改为进俄文学校学习俄文。
1945年10月开赴东北，参加國共战争3年。
1949年-1953年任新华社湖南分社社长。
1953年-1958年任新华社驻华沙分社首席记者。
1958年-1962年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1962年-1967年任新华社驻莫斯科分社首席记者。
文革后任新华社国际部主任。
1979年3月-1983年5月，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
1983年5月至1987年，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5、6、7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5月22日上街遊行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反對首都实施戒严而遭整肅。
2001年11月10日去世
死心篇
谢文清
1987年8月“下岗”，顿时感到如释重负，可以‘解甲归田’了，我已65岁，是年逾花甲的老汉了。但我身子骨硬朗，没什么衰老之感。中央电视台还给我安排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而且隔壁就是图书报刊资料室。按照我数十年国际新闻的专业，我本想作一个“自由撰稿人”，为各报撰写一些国际短评、杂文之类的文章，自以为还有这么一点用处。就是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对言论控制得空前严密时，我还用笔名“辛平”发表过十多篇国际短评和小品文，而且有两篇还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1979~1983年，驻香港期间，也曾发表过二、三十篇国际杂文，泰国的华语报纸如《新中原报》经常转载。如今，从领导岗位和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了，正好可以集中力量撰写此类文章了。但是，此路不通。因为中国大陆对国际评论审查甚严，绝不许可任何不同意见。各家报刊也不会刊登自由撰稿人的作品，只好作罢。说解甲归田吧，我又没有一畦田地。于是就只好呆在家中读点中、外古典文学作品，再学点英文，搞点翻译，虚度光阴而已。有机会借“开会”之名偶尔也参加“会议”，到名胜古迹地区游览观光。但这种花公款、吃公款的行为实在使我内疚不已，所以游玩过一两次之后我就谢绝了此类“蛀虫”行为。比如第一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等。我都谢绝了主办方的盛情邀请。1989年4月～6月是我的政治生活中发生的第二次大转折。
这一次大转折从思想上来说，是早在两年多之前胡耀邦被罢官时就开始酝酿了，而爆发出来却是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之时。
前文已经提到，我的心——对共产党领袖的信仰早已在“文革”期间由1937年～1967年的热心变成了疑心和寒心了。我那时就已经对毛泽东的“革命”、“为人民服务”等挂在嘴边上的蛊惑人心的政治甜言蜜语起了疑心，也对其借刀杀人（借四人帮、红卫兵之手）杀害大批干部如刘少奇、陶铸、贺龙、林彪……的阴谋感到寒心了。“文革”十年教育了我——深刻地教育了我，毛泽东根本不是一个“天下为公”的革命家，而是借托“革命”之词和革命之机篡夺政治大权的大独裁者和权欲难填的大阴谋家。他在公开的文章中说过的一切教训别人的话，他自己一句也不曾实行过。比如有名的“五不怕”、“人有嘴巴，应该让人说话”、“真理愈辩愈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实际上他是要“引蛇出洞”斩而杀之。1957年他“引蛇出洞”，骗杀了数十万“言者无罪”的“右派分子”！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又“引出”一个莫须有的“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1961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引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每次都是“引出”就斩！可以说，经过“文革”我这个1937年就跟共产党的15岁的农家孩子，到1976年“文革”结束，已经看透了毛泽东的为人和品质，我对他的“革命”言辞起了疑心，对他的阴险毒辣生了寒心！
可是，从1978年起，我的心又逐渐变得温暖了起来，我觉得共产党毕竟还是个革命政党，毕竟还是为了救中国而奋斗的值得依赖和信仰的好党。我这颗心的温度是从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前后，即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逐渐升起来的。1987年8月，我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1989年2月毕业。其时胡耀邦正在中央党校担任领导职务，我听了胡耀邦的几次报告，也同他交谈过两次。有一次他来我们支部参加学习讨论会时，问到过新华社的“文革”情况和平反冤假错案情况，我向他做过扼要介绍。他还问到新华社吴冷西、朱穆之等老领导人恢复职务的情况。早在1978年5月我就对胡耀邦十分敬佩和感服了，我觉得我和他真有点“臭味相投”了。写到这里，我又追溯起一件往事来：
1978年4月中，新华社在香山招待所召开驻外记者会议，讨论“文革”结束后的国际新闻报道和驻外分社建设。我当时身为国际部主任，也就分担了此次会议一份领导工作——负责每天编发会议《简报》。大约是第8期《简报》的第一条新闻，就综合了记者们在小组讨论中对当时鼓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说的话都要照办，凡是毛泽东做过的决定都不许变动）的批评。当然其中也包括我的发言，不过，均未点明发言者的姓名。不料这一起《简报》却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祸事。国内部一位领导人也列席此次会议（是李普-记录者注）而且十分认真细致。此人一看到本期《简报》，就立刻用红铅笔划上一个大“X”，并批示：“两个凡是”恐不宜批评（大意）并立即送给正在香山的曾涛社长。曾涛一看，立即问我“是否已经发出去？”我回答“刚刚发送出去。”他命令“立即全数收回！”并批评我不该把批评“两个凡是”的发言编入《简报》。弄得我灰溜溜的，感到莫名其妙。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当时党中央主管宣传工作并握有大权的汪东兴和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就是“两个凡是”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批评“两个凡是”岂不是“虎口拔牙”！
可是，事后大约一个来月，胡耀邦组织编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论文中中央党校校刊《理论动态》上发表了。过了两天，《光明日报》也全文转载了。此文如春雷一般，震动了神州大地，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并很快掀起了一场真正的全国大辩论。不到半年功夫，“两个凡是”的观点就被駁得“落花流水春去也”。这场全国性的大辩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不是别人，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我感到庆幸的是，我4月中旬至新华社香山会议上编发的第8期《简报》上也曾批判“两个凡是”。因而在8月进入中央党校，生平第一次见到胡耀邦同志时，自然就感到格外亲切和敬佩。回想到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大刀阔斧地领导全国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时的无私无畏精神，就更使我对他肃然起敬了。胡耀邦在组织部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时，曾有人问他“毛主席钦定的冤案是否也应该平反”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管是哪个定的，只要查明是冤案，就必须平反！”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领导人。他虽然不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却是共产党在“文革”大衰败后中兴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请看：在思想理论方面胡耀邦组织和领导的“检验真理”的大辩论是中共历史上拨乱反正的指南针。从此之后，个人迷信和个人独裁的论点就站不住脚了。是党内思想的大解放，为改革、开放拓开了思想和理论的道路。胡耀邦领导的全国平反冤案工作，使许多受到政治和肉体迫害因而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和感情的人恢复了对共产党的信心。由此可见，胡耀邦对“无私、无畏”四个字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就是这个在我心中最为敬佩的中共领袖人物之一（其他如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也都是我最敬服的中共领袖）的胡耀邦，突然在1986年初被一帮党棍们罢黜，这帮党棍中有些人就是胡耀邦在平反冤案时拯救出狱的！胡耀邦从此忧愤成疾，只过了两年多，就在1989年4月15日告别人世了。
胡耀邦之死同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时一样使全国人民都感到悲痛和不平。胡耀邦为许多受迫害的革命者平反了，但他又成了一个大冤案的受害者！因此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全党的愤怒与不平。北京市的人民特别是年轻人，青年学生首先发难，在1989年4月16日整队去长安街上游行示威为胡耀邦鸣不平。星火燎原，不几天功夫，北京市居然有成千上万人响应，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游行。全国各大城市无一例外也都是满街人群，要求为胡耀邦平反。4月底，我在大连时，就看到大街小巷的游行队伍。我敢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历时最久的一次全民大游行。从4月15日到6月4日被弹压为止，全国有上亿人上街游行。游行者的口号从悼念胡耀邦发展到“反贪”、“反官倒”！我也被人民群众的正义之情触动了。唐人韩愈有句名言：“不平则鸣”。鲁迅也说，一切蒙冤受屈者也都要发出呼喊。胡耀邦却正是在刚刚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之后又蒙冤屈，激愤而亡，怎不叫人痛心疾首！加之当时的“官倒”腐败之风已经腐遍全国，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所以这次大游行就由悼念胡耀邦为胡耀邦鸣不平进而发展到反腐败、反“官倒”。我这时内心也激荡着一股愤慨之潜流要想表达出来。于是机遇一到，我就像1976年1月及清明节去天安门献花悼念周恩来一样，又一次上街鸣不平。不过这一次是悼念胡耀邦！但是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中有些人对这个遍及全国的民众大游行采取了极端仇视的态度，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在幕后煽动和组织全民大暴乱。他们一手控制的《人民日报》在4月下旬发表了一篇社论，把这个全国亿万人悼念胡耀邦、反腐败、反“官倒”的纯粹自发的民主运动诬陷成“动乱”。这篇社论发表后的次日，北京市的游行大潮又高了一浪，长安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挤满了抗议《人民日报》的人群。由青年和学生发起的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和平游行。大示威的群众游行到了5月初，又吸收了许多工人和机关干部，并且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共产党的决策者这时不是到群众中去引导、劝说，化解，而是继续与群众对抗，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务院总理李鹏竟然在5月20日签署了一项“国务院令”宣布在首都“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因而在5月21日北京市又掀起了一场游行大潮，抗议李鹏的戒严令。我本人也是被李鹏这个戒严令所“鼓动”而参加了广播影视部干部的游行大队的。
1989年5月22日我参加了群众游行。
这天下午，我去中央电视台收发室取报纸信件。走到中央电视台东大门，看到约有七八十个青年、中年人在门口聚集，每人都推着一辆自行车，手中持有三角形小红旗。小红旗上写着“悼念胡耀邦”和“反对官倒”的口号。这些干部全都认识我，一见我走近大门，就有两三个人走近我，拉着我的胳膊说：“谢部长，参加游行吧！你不是曾为胡耀邦鸣不平吗？那就和我们去游行吧！”我本想以“年迈”为借口推辞了事，但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搀着你好不好？”我又说：“你们都骑车，我没有自行车可怎么去？我的腿还有毛病。”我跟他们“客气”着。这时一个年轻人拍拍他的自行车的行李架说：“先坐这儿，我拉您去复兴门部门口，与部机关、国际台、中央台（广播电台）的队伍聚集，然后大家整队向天安门前进！”人们期待地看着我。（注：可不是诿过于他们）
参加不参加游行？我还真是经过一番思忖的。如果参加游行，我明知道是要冒巨大风险的，我在共产党内50年来，经历了大大小小十来次政治运动，每一次都“幸免于难”，如今已经解甲归田了，还逞什么英雄呢？拉倒吧，明哲保身，安度晚年吧！
但我实在气不过，不甘心！胡耀邦怎么就敢冒风险给别人平反冤案，而且领导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士为知己者死”，我敬佩胡耀邦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应该为他鸣不平！再说，群众游行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还有个要求就是反腐败。而反腐败又是共产党生死攸关的大事，正应该借群众之力肃清贪污腐败现象。
经过这一番思考，我决定参加群众游行。就坐在一个年轻人（我记不得这个人的名字）的自行车行李架上，随着百十来人的队伍由中央电视台向复兴门外广播大楼前进了。到了广播大楼，部机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等上千人的大队就会合在一起向天安门进发了。我的左右有两个青年播音员杜宪、张宏民搀扶着，缓缓前进（我当时正因骨质增生闹腿疼）。
我参加游行有个条件：只能喊“反腐败”、“反官倒”的口号，而不能喊打倒共产党打倒李鹏的口号。我认为那是“造反派”的无政府主义表现，我们不能采用。
我的条件立即就为广播电视部门参加游行的群众所接受，我方才走进了游行行列。果然，我们这支游行队伍从复兴门出发到西单，都无人喊打倒李鹏的口号，只喊悼念胡耀邦“反官倒、反腐败”。到了西单，由于长距离走路，我腿疼难忍，就退出游行队伍，电视台的年轻人帮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往西回家了。下车时，出租车司机坚决拒收车费，我揪住他，往他口袋里塞十元钱，但他仍然拒收，并且说：“您老爷子腿疼还游行反官倒，我怎好意思收您车钱？”
我参加游行也是冒着挨打受伤的危险的。因为，早在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总后勤部大礼堂召开了一次一千多人出席的高级干部会议，各部门司局长都参加了。会上由李鹏宣布要当机立断调解放军进城，“采取断然措施”，对付游行和在天门静坐请愿的学生。这是清清楚楚告诉大家：要动武了！但我当时认为，所谓“断然措施”，也就如１９７６年４月５日天安门事件那样，用民兵拿棍棒吧群众驱散出天安门广场罢了。我绝对想不到中国共产党会向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和平民百姓开枪！共产党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文明、最人道的革命政党，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人民公仆，怎么会用枪炮射杀无辜群众？因此我认为，参加游行很可能挨打，受伤，绝不至于送命。
其实，１９８９年５月底游行的人已经很少，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也没有之前多了。
可是我错了！我对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李鹏等人的残酷冷血估计得太低了！
１９８９年６月３日晚，我和几位老友孙振、宫策等在家玩麻将牌。大约八九点钟，隐隐听到远处（我们住宅楼被京西宾馆挡着）有数声枪响，我们大家仍未警觉。以为是解放军对空射击吓唬人回家了事。可是紧接着就是机关枪、冲锋枪连续快放和扫射，战车轰隆而过，空中直升飞机往返呼啸……等等强烈声音，于是大家收拾起麻将牌到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大院大门口张望，听一些从马路上跑回来的人诉说：千万别出去，真枪真弹！已经有被打死的人！坦克上街啦！当兵的见人就打……
这一夜，我们全家人都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泪眼相顾:这是共产党人干的吗？连国民党也还没有如此屠杀平民呀！我们不是在做噩梦吧？！天昏日暗，风悲月黑，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惨案竟然由共产党人制造出来了！作为一个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感到羞愧万分，泣下无语！我当时就出现了退党的念头！
回到家中，很想写几句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满腔怒火和万分悲愤。
但不会写诗，也不懂平仄，不敢献丑。可是，不写几句又怎能吃得下饭，睡得着觉？献丑就献丑吧，顾不得那许多了。
一九四九鲜花献，一九八九鲜血溅。
岂信燕京四十载，能育刁民八百万！
昔闻纳粹审纵火，今见中共诛“暴乱”。
天若有情天亦睹，人间亘古制奇冤。
註：一九八九.六.四，捶胸顿足，悲痛之余，信笔而挥，不懂平仄，只算悲歌一曲。
第二天清晨，在新华社皇亭子宿舍内，就听说新华社干部张惠贤同志的儿子、我们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俄文部主任张汝宁中弹惨死了，他是六月四日凌晨下班时，在木樨地被“人民解放军”的冲锋枪击毙的，其母张惠贤原是我的部下。我们宿舍大院斜对面有色冶金设计院是夜也抬回尸体，都是“解放军”把他们枪杀而彻底“解放”的。三天之后，我和老伴去木樨地的复兴医院看了一下。这个医院的自行车棚成了停尸场，因为尸体太多，没地方放。自行车棚和另一间屋内摆放了几十具尸体。有的竟是老人和孩子。记得其中一位清瘦，白色短发的老太太，听说是木樨地２２号楼谁家的保姆。（我们想看看张汝宁这孩子，可惜没看到，后来听说，这孩子在医院伤口化脓，发高烧，挺了好几天受够了罪才死。）他们都是木樨地至复兴门立交桥附近沿途被冲锋枪扫射丧命的。尸体都用防腐剂处理了过，都已缩小，腐臭刺鼻，惨不忍睹。
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共产党实际掌权者邓小平、李鹏等下令调动了３０多万“解放军”用机枪、冲锋枪、坦克、装甲车……在北京城屠杀了一千多名大学生和路过、围观的平民。这些人都是赤手空拳的的无辜百姓。除了异族入侵外，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城惨案！是共产党当权者邓小平、李鹏等欠下中华民族的一笔大血债！
共产党的喉舌们——北京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都在6.4日整版篇幅宣传：“北京6月4日发生了反革命暴乱”、“解放军”像1949年那样开进北京城又一次“解放”了北京！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北京市真的发生了暴乱吗？李鹏签署的“国务院令”有法律效力吗？
“解放军”枪弹下丧命的人真是暴徒吗？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真相吧！
第一， 什么叫“暴乱”？打、砸、抢、烧、杀、强奸等才是暴乱。1989年5月和6月4日前的北京，并没有发生此类恶性刑事犯罪事件。据5月26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一齐发表的北京市公安局公报说，1989年5月25日前与往年相比北京市刑事犯罪案件显著减少，火灾也未增加，交通事故也减少了。在学生4月15日开始游行直至6月4日，并未有一家商店或银行被抢，并未有一个机关被冲、被闯，也并未有一个人因此而被打死，更无一个女人因此被强奸。请问屠夫们：何暴之有？据《人民日报》5月25日报道：北京市民和学生十分注意维持社会稳定，遵守社会秩序。平时挤汽车踩人脚时，往往立即争吵起来，可此时，说一声“对不起”表示歉意，就平息了。连小偷都“罢偷”了。新华社5月23日报道“店铺照常营业，市民生活秩序大体正常”。中央电视台也报道：一位妇女对记者说：“作为首都公民，我们完全能维持好首都秩序”。一位售货员也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商品流通顺畅，也没有什么人抢购”。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当然阻碍市内交通，但学生们帮助民警疏通车辆，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生活的运行。连李鹏自己5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也对学生们说：“党和政府从来没有说你们是动乱！”可见，当权者所说的“暴乱”纯属诬陷，是莫须有的罪名！连共产党的官方文件从1990年起也不敢再使用“暴乱”和“动乱”等词语，改为“政治风波”了。直到今天，在全国的教育课本中也还是把1989年4～6月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称作“那场政治风波”。可是当时，当局却是作为“反革命暴乱”用坦克、冲锋枪镇压的呀！北京市人民血洒古都、血流紫禁城的天安门呀！
第二， 李鹏总理5月20日签发的在北京市区实施戒严的“国务院命令”是否有法律效力？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认为，这是个十分重大的疑问。
1.这项“国务院命令”没有编号（见198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复印件）。以往，李鹏签署的所有“国务院命令”都有编号，可唯独5月20日这个极为重要的、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宣布在首都戒严的“国务院命令”却没有编号。这是什么缘故？请看同一天的《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签发的三项“北京市政府命令”吧，白底黑字在大标题下边写着“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而堂堂的中央政府——国务院的戒严令却连个号码都没有，这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2.在李鹏总理以往签署的“国务院命令”标题下边都有一行说明：“此件已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可1989年5月20日的“国务院命令”上却没有这一行说明。按国务院的议事规则，“国务院命令”是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才能发布执行的，否则就是“假传圣旨”，是非法的！
3.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有权在部分地区宣布戒严”。但却没说“国务院总理有权宣布戒严”。而李鹏在未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情况下，私自以“国务院总理”身份签发戒严令，乃是违宪行为。假如这项戒严令是经过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对，那却为何既没有编号，也没有“经常务会议通过”的说明？
4.也许有人会狡辩说：“因当时情况紧急，也可能是一时疏忽忘记编号了。”胡说八道！1989年5月20日既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北京城也无枪声，中南海更是升平和煦，干嘛那么紧张，连中央政府如此重要的公报都不交国务院办公厅登记，总理就签署并向新闻界公布？国务院还有没有个规章制度？
5．5月下旬，北京市政府曾在北京市郊区如顺义等县组织一些群众游行示威，高呼口号反对学生和市民的游行和静坐示威。这真个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请问：国务院总理李鹏先生，为何怂恿北京郊区群众游行而弹压市区人民游行？
上述历历在目的事实说明，李鹏1989年5月20日签署的“国务院戒严令”是违反宪法的，总有一天人民法庭是会审判这个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屠夫，就是李鹏死后，也将会缺席审判他！
第三， 开枪弹压的命令究竟是何人签署的？
10年过去了，可谁也不公开承担这个责任。如上所述，戒严是总理李鹏签署，但这不等于开火令。当然，戒严就是使用武力，但也可能只限于驱赶和冲散群众而不包括开火。这“开火令”是另有人签署的，否则军队是不会开火的，38军军长徐勤先就抗命，拒绝开火。在5月19日总后勤部礼堂的高级干部大会上（司、局长以上干部大会），李锡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血口喷人，污蔑北京学生运动是一帮反动暴徒，总理李鹏也杀气腾腾地在会上宣布要坚决镇压暴乱。但国家主席杨尚昆却在大会散会前特地即席发言，他向大会解释说：“解放军进城的目的是保护电台、银行、国家机关和公共设施。大家不要以为解放军是对付广大学生和市民群众的（大意，据我的笔记本所记）。”可见，他作为国家主席是不同意开枪弹压的。至于李鹏，他最多只能扮演这次大屠杀的帮凶或同谋犯。因为他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更没有职权，他调不动一兵一卒。因此，开火令肯定不是他下达的，即使他下达此令，军方也不会执行的。党的总书记是赵紫阳，他带头反对戒严和调动军队，当然更不会去下令开火屠杀赤手空拳的学生和市民。
写到这里，我的“怀疑圈”就缩小到最低限度了。国家主席杨尚昆已经向一千多人的高干大会宣布军队进城不会去“对付”学生，政府总理李鹏虽然杀气腾腾。调门最高，但他无权调动和指挥军队。剩下唯一的“嫌疑犯”
就是邓小平一人了。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主席，是“解放军”的总司令，只有他一个人有权调动军队和下开火令。因此，可以断定：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大屠杀的元凶祸首就是邓小平。而在“平暴”之后接见戒严、平暴部队军以上干部勉励杀人有功的人也是邓小平。这就更加证明下达开火令的不是别人，只能是邓小平！
但是，在邓小平1997年2月病死后，共产党中央的悼词中对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中的作用却轻描淡写地说他：“帮助”党和政府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此种“修辞”伎俩与其说是意在降低邓小平在“六·四”大屠杀中的“功勋”，不如说是企图减少邓小平的罪责。为了这个问题，请看：
第四， 按照共产党最高决策层的权力划分，军权是由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所掌握的，什么“总司令”、“国防部长”等都是军委主席的助手。而“军委主席”自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就由党章规定“必须由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可见，“军委主席”就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华国锋就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此种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直到1979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才有了改变，即党主席改总书记制，而且总书记不再兼任军委主席，分散权力以免独裁专制和个人崇拜再生，再惹祸端。1987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赵紫阳当选总书记后，也不再兼任军委主席，而由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死抓住军权不妨，握有至高无上的军权。可见，“六·四”大屠杀正是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下命令开枪的。
第五， 如果上述分析和推断没有谬误，那么，邓小平下令在北京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枪这件事、这种行为，就严重违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决策议事规则。自从1927年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手中有了“枪杆子”之后，在党的中央最高决策层中，就有一条十分严格的规定：只能党指挥枪，而不能枪指挥党。毛泽东就经常强调这一条，这就是说，军队指挥员必须服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挥。而1989年的党中央常委中并无邓小平的名字，他只是中央属下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因此他必须服从政治局常委的命令。而当时政治局常委中至少有半数人（赵紫阳、胡启立和乔石）是不同意强杀无辜平民、学生的。其余的政治局常委李鹏、姚依林同意镇压，但居于少数地位。按照党章规定，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政治局常委是不会通过邓小平和李鹏的弹压方案的。但邓小平却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军委主席）和李鹏掌握的政权（国务院总理）绕过政治局常委，一个绕过国务院常委宣布戒严，一个下令开枪弹压。就这样子1989年6月4日凌晨，夜深天黑，暗室亏心，挥起屠刀，酿成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大血案。上千北京的的学生和市民应声倒地，血洒“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城。邓小平、李鹏是这场大屠杀最大的两名刽子手！
李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滥用职权签署戒严令！
邓小平违反党章，枪指挥党，未经政治局常委多数的同意将滥用职权调动30万大军包围北京并下达开枪屠城的命令！
这就是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
鲁迅先生当年痛斥北洋军阀枪杀北京大学生的罪行时写下这句话正好是对1989年6月4日北京暗室亏心者的最有力的鞭笞。
为了欺骗人民和舆论，当局煞费苦心，挖空心思制造假象。但这些笨伯们只能自欺而不能欺人。6月4日，我冒着可能被枪击的危险走出京西羊坊店皇亭子新华社宿舍，在复兴路上从公主坟到复兴门沿途观看了一两个小时。只见大街两旁墙上弹痕累累，马路上血迹斑斑。“解放军”士兵在清洗马路上的血迹。在从军事博物馆到木樨地桥这段约一公里的大街上，大约有十几辆装甲车被烧毁。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它企图告诉目击者：你们看，暴徒们多么可恶，居然烧毁了十数辆装甲车、坦克车！并且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向外地乃至全世界“证明”，北京有暴乱！可见“解放军”开枪有理！但是这些阴谋家却是“细中有粗”，不用细看，只需扫看一眼就可以看出破绽。那些装甲车排列得整整齐齐，一条直线摆开，车与车之间距离相等，车头也一律朝东，这简直就是军事检阅时的列队阵容，哪里有丝毫战地情形？我做过军事记者，看到过不少战场惨状，但从来不曾看到排列得如此整齐划一的被击毁的战车队形。战地上被击打、烧毁的枪炮战车等，都是横七竖八、翻滚狼藉、坑坑洼洼、东倒西歪的，因为都是经过猛烈搏击、厮杀、拼斗……才会毁坏的，绝对不可能排列得整齐笔直。十分明显，这些战车都是过时报废的装备，由化装成便衣入城的“解放军”战士自行烧毁却栽赃陷害说是“暴徒”攻击“解放军”的罪行写照。
我想提请本文读者注意：1989年6月4日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了赵紫阳的）最高领导层——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感到“暴乱”这个帽子很难扣到北京学生、工人（当时首钢等厂大批工人一起上街游行，北京各报均有报道）和市民头上。因为他们拿不出任何“暴”和“乱”的事实。从1989年4月15日学生开始游行悼念胡耀邦，到6月4日“解放军”开枪扫射市民之前，北京市没有打死一个人，没有烧毁一座房，没有一家银行或商店被抢，也没有冲击过一个机关。6月4日前北京市民生活平静，工厂照样开工。学生照样上学，商场照样营业，机关照样办公。只是因街上游行队伍太多，市交通受到一些阻滞。但基本畅通，学生们帮助交警维护交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城整齐有序，一切如常。甚至公安局都承认四、五月份刑事犯罪案件有明显下降。因此，“暴乱”和“动乱”的罪名明摆着是诬陷。事后不久，大约在1990年中，中央最高层就偷偷改口了：他们在各种场合和文件中，凡是谈及“六·四”惨案时都改为“政治风波”了。
尾声
坦率地说，我的心从1987年胡耀邦同志被整下台到含冤逝世以及1989年6月4日之后就已经濒于死亡了。特别是当贪污腐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贪官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贪官的级别步步高，贪官的赃款也“与日俱增”，而通货膨胀，使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社会道德水平也日趋低落。我心里十分苦恼，盼望着党的政治改革有成效，经济发展有起色，各方面的情况好转。我也冷静地思考：出路在哪里？纵观全国形势，得出结论：政治改革！否则死路一条！
http://www.wolfax.com/a-27895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