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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一些富豪纷纷落马，成为囚犯。一时间，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排行榜被人称为“囚徒榜”。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这一特殊现像引人深思。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个的中国富豪被当局关进监狱呢？
据称拥有10亿美元身家的中国富豪杨斌7月14号被判处18年监禁。在这之前，中国当局还拘捕了上海首富、地产大亨周正毅，以及资产上亿的河北徐水大午集团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此外，逃往海外的赖昌星和仰融目前都受到中国当局的通缉。他们的罪名都是涉嫌经济犯罪：或者是偷税漏税，或是非法集资，或是贪污贿赂，或是违法欺诈。
民营企业家面临多事之秋
中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负责人仲大军指出，这令人感到中国民营企业家正面临多事之秋。仲大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民营企业家连连出事显示他们的脆弱性。其脆弱性是他们自身因素与制度缺陷双重原因造成的。而制度缺陷带来的问题要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问题。仲大军说：“中国改革20年来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私有化进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私有化进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下交易、官商勾结这种非法的寻租行为。正是这种寻租过程使非常多的官员捞到好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也捞到好处。”
仲大军在他所撰写的题为“中国民营企业的转折点”一文中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非公开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国企改革往往是黑箱作业的结果，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也运用了大量不正当的手段。大量国有资产流入私人之手。此外在20年官商勾结的寻租过程中，贪官们拿走的是靠权力获得的所谓“租金”，交完租金的私营企业家拿到的好处基本上大于或者等于“租金”，90年代下半期，他们靠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的资产约占当年GDP的10%。经过20年的积累，中国的私有资产已经庞大得可以把全部国有资产买下来。仲大军认为近来一段时间一些私营企业家富豪的落马，标志着中国政治气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改革内容的转变，清查民营企业家的行动现在仅仅是个开始。
旅美学者程晓农博士不认同中国社会的渐进与这些民营企业家落马有关联。他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绝大多数都不是富豪，能够成为富豪的大多有官商勾结的背景。而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一般与富豪无关，他们每天看到的是一群形形色色的贪官如何敲诈百姓，无耻敛财。当民众要求政府打击腐败，惩治贪官的呼声高涨时，政府就查办一批贪官。贪官们东窗事发连带出一串与他们有着权钱交易的富豪。
权力与资本结合产生腐败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刘晓波先生认为，民营企业家纷纷落马的主要原因是权力与资本走得过近。刘晓波指出，政府为了保持政权稳定，把经济增长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结果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几乎变成了董事长，总理成了CEO，政府权力直接介入经济，直接进入市场。政府的商业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化，逼得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倒向权力，被迫向官员行贿，进行资本和权力的结合。
刘晓波说：“私营企业家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制度性的歧视，私营企业家要想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要挣钱多，使得自己的资产能够既安全又能够继续升值，就必然谋求在外部制度的环境下成本最低的、最高效的途径，这必然是权钱结合的交易关系。”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呼吁私营企业家要远离权力。他要求民营企业家提高自身素质，与官商划清界限，对官员的寻租行为必须纠正和抵制。他说，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
中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他撰写的“中国民营企业的转折点”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既集合了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和优秀人物，又聚集着中国社会最肮脏的一群渣滓和腐朽文化。民营企业最初是从社会夹缝里生长起来的，他们一方面受歧视、受挤压，一方面又不择手段寻求发展。这种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塑造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许多特有的性格特点。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家刘晓波认为，中国富豪的一大共同特点是：他们胆子特别大。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敢做。比如象赖昌星，他敢大规模走私，送礼行贿手笔之大令人震惊。
程晓农博士指出，中国富豪的个人能力是无可置疑的。程晓农说：“中国这些混成富豪的人的个人能力应该讲是超出一般人之上的，不然他们就没有本事凭空在短短的10年内一下子掌握多少亿的资产。一般来讲这些人在官场民间、黑道白道都有他们的手法，所以从个人能力来讲不差。”
民营企业家鱼龙混杂
中国的民营企业目前几乎占国民经济的一半。如此众多的民营企业家自然是鱼龙混杂。但中国民营研究所“天则经济所”负责人茅于轼认为，不能把中国富豪赖昌星、周正毅、杨斌等人划在民营企业家的范畴里。因为他们算不上企业家，他们文化程度低下，根本不会经营，不懂金融。懂的只是如何迎合官场，通过权钱交易，贿赂官员。茅于轼说：“大企业家一个人运用资金到这么大的程度已经不是为了自己吃喝玩乐，他是在做一个社会上的事情，他要懂得人生的价值，用一笔钱的社会后果。这些东西决不是周正毅这些人能够懂的。所以需要有素质高、文化高、眼界宽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中国越来越多了。”
茅于轼说，他所认识的不少企业家朋友们素质就很高，靠他们的聪明才智聚集了他们的财富。他认为最典型的高素质民营企业家就是河北徐水县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他认为，孙大午堪称中国新兴民营企业家的楷模。
仲大军也持同样观点。仲大军说：“孙大午是一个很有道德良心的民营企业家，他坚决反对行贿官员，迎合官员的要求，但是这些人就很不吃香，和当地的官员关系搞得很僵，最后被抓了起来。”
孙大午落马有政治原因
程晓农博士也认为，孙大午是个怀有社会正义感的民营企业家，他拒绝贿赂官员，抵制官员的寻租行为。程晓农说：“他多次遇到工商局、税务局千方百计对他敲诈勒索，他宁可花钱打官司，也不肯送钱去买贿赂，让更高一层的官员出面保护他。县委官员里有人多次暗示，你给我们送点钱，我们写个条子问题就解决了。孙大午宁肯诉渚法律。”
孙大午是跟周正毅前后脚被当局拘留的，罪名是非法集资。中国天则经济所负责人茅于轼认为，给孙大午罗列这个罪名毫无道理。茅于轼说：“现在把他抓起来说他非法集资。那么为什么非法呢，说他扰乱了金融秩序。怎么个捣乱法呢？农业银行信用社就吸收不到存款了。就说他是非法集资。这是岂有此理的。你自己干得不好，人家不来存钱。人家干得好的你却把他砍掉。你一家垄断是毫无道理的事。”
《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落马的真正原因是他最近发表了一些非常强烈和大胆的讲话。孙大午到河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向大学生讲话时，把农村的官僚机构，如工商局、土地局、水利局、信用社、乡镇政府等比做压在农民身上的八座大山。他呼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允许农民自由创业。
程晓农博士说，孙大午批评了中国的农村政策，因言获罪。但罪名却是经济犯罪：“中央从1999年江泽民提的一个指示，叫做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孙大午明明是因政治问题被迫害，却给他栽了一个93年非法集资的罪名。”
据称拥有10亿美元身家的中国富豪杨斌7月14号被判处18年监禁。在这之前，中国当局还拘捕了上海首富、地产大亨周正毅，以及资产上亿的河北徐水大午集团农民企业家孙大午。此外，逃往海外的赖昌星和仰融目前都受到中国当局的通缉。他们的罪名都是涉嫌经济犯罪：或者是偷税漏税，或是非法集资，或是贪污贿赂，或是违法欺诈。
民营企业家面临多事之秋
中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负责人仲大军指出，这令人感到中国民营企业家正面临多事之秋。仲大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民营企业家连连出事显示他们的脆弱性。其脆弱性是他们自身因素与制度缺陷双重原因造成的。而制度缺陷带来的问题要远远大于他们自身的问题。仲大军说：“中国改革20年来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私有化进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私有化进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下交易、官商勾结这种非法的寻租行为。正是这种寻租过程使非常多的官员捞到好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也捞到好处。”
仲大军在他所撰写的题为“中国民营企业的转折点”一文中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非公开的政治体制下进行的。国企改革往往是黑箱作业的结果，一些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也运用了大量不正当的手段。大量国有资产流入私人之手。此外在20年官商勾结的寻租过程中，贪官们拿走的是靠权力获得的所谓“租金”，交完租金的私营企业家拿到的好处基本上大于或者等于“租金”，90年代下半期，他们靠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的资产约占当年GDP的10%。经过20年的积累，中国的私有资产已经庞大得可以把全部国有资产买下来。仲大军认为近来一段时间一些私营企业家富豪的落马，标志着中国政治气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改革内容的转变，清查民营企业家的行动现在仅仅是个开始。
旅美学者程晓农博士不认同中国社会的渐进与这些民营企业家落马有关联。他说，中国的私营企业家绝大多数都不是富豪，能够成为富豪的大多有官商勾结的背景。而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一般与富豪无关，他们每天看到的是一群形形色色的贪官如何敲诈百姓，无耻敛财。当民众要求政府打击腐败，惩治贪官的呼声高涨时，政府就查办一批贪官。贪官们东窗事发连带出一串与他们有着权钱交易的富豪。
权力与资本结合产生腐败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员刘晓波先生认为，民营企业家纷纷落马的主要原因是权力与资本走得过近。刘晓波指出，政府为了保持政权稳定，把经济增长放在政府工作的首位，结果是中国的国家主席几乎变成了董事长，总理成了CEO，政府权力直接介入经济，直接进入市场。政府的商业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经济化，逼得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倒向权力，被迫向官员行贿，进行资本和权力的结合。
刘晓波说：“私营企业家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一开始就受到各种制度性的歧视，私营企业家要想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要挣钱多，使得自己的资产能够既安全又能够继续升值，就必然谋求在外部制度的环境下成本最低的、最高效的途径，这必然是权钱结合的交易关系。”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呼吁私营企业家要远离权力。他要求民营企业家提高自身素质，与官商划清界限，对官员的寻租行为必须纠正和抵制。他说，企业与权力走得太近是不道德的，也是走不远的。
中国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他撰写的“中国民营企业的转折点”一文中指出，民营企业既集合了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和优秀人物，又聚集着中国社会最肮脏的一群渣滓和腐朽文化。民营企业最初是从社会夹缝里生长起来的，他们一方面受歧视、受挤压，一方面又不择手段寻求发展。这种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塑造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许多特有的性格特点。
中国独立政治评论家刘晓波认为，中国富豪的一大共同特点是：他们胆子特别大。一般人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敢做。比如象赖昌星，他敢大规模走私，送礼行贿手笔之大令人震惊。
程晓农博士指出，中国富豪的个人能力是无可置疑的。程晓农说：“中国这些混成富豪的人的个人能力应该讲是超出一般人之上的，不然他们就没有本事凭空在短短的10年内一下子掌握多少亿的资产。一般来讲这些人在官场民间、黑道白道都有他们的手法，所以从个人能力来讲不差。”
民营企业家鱼龙混杂
中国的民营企业目前几乎占国民经济的一半。如此众多的民营企业家自然是鱼龙混杂。但中国民营研究所“天则经济所”负责人茅于轼认为，不能把中国富豪赖昌星、周正毅、杨斌等人划在民营企业家的范畴里。因为他们算不上企业家，他们文化程度低下，根本不会经营，不懂金融。懂的只是如何迎合官场，通过权钱交易，贿赂官员。茅于轼说：“大企业家一个人运用资金到这么大的程度已经不是为了自己吃喝玩乐，他是在做一个社会上的事情，他要懂得人生的价值，用一笔钱的社会后果。这些东西决不是周正毅这些人能够懂的。所以需要有素质高、文化高、眼界宽的企业家。这样的企业家中国越来越多了。”
茅于轼说，他所认识的不少企业家朋友们素质就很高，靠他们的聪明才智聚集了他们的财富。他认为最典型的高素质民营企业家就是河北徐水县大午集团董事长孙大午。他认为，孙大午堪称中国新兴民营企业家的楷模。
仲大军也持同样观点。仲大军说：“孙大午是一个很有道德良心的民营企业家，他坚决反对行贿官员，迎合官员的要求，但是这些人就很不吃香，和当地的官员关系搞得很僵，最后被抓了起来。”
孙大午落马有政治原因
程晓农博士也认为，孙大午是个怀有社会正义感的民营企业家，他拒绝贿赂官员，抵制官员的寻租行为。程晓农说：“他多次遇到工商局、税务局千方百计对他敲诈勒索，他宁可花钱打官司，也不肯送钱去买贿赂，让更高一层的官员出面保护他。县委官员里有人多次暗示，你给我们送点钱，我们写个条子问题就解决了。孙大午宁肯诉渚法律。”
孙大午是跟周正毅前后脚被当局拘留的，罪名是非法集资。中国天则经济所负责人茅于轼认为，给孙大午罗列这个罪名毫无道理。茅于轼说：“现在把他抓起来说他非法集资。那么为什么非法呢，说他扰乱了金融秩序。怎么个捣乱法呢？农业银行信用社就吸收不到存款了。就说他是非法集资。这是岂有此理的。你自己干得不好，人家不来存钱。人家干得好的你却把他砍掉。你一家垄断是毫无道理的事。”
《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落马的真正原因是他最近发表了一些非常强烈和大胆的讲话。孙大午到河北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向大学生讲话时，把农村的官僚机构，如工商局、土地局、水利局、信用社、乡镇政府等比做压在农民身上的八座大山。他呼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允许农民自由创业。
程晓农博士说，孙大午批评了中国的农村政策，因言获罪。但罪名却是经济犯罪：“中央从1999年江泽民提的一个指示，叫做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孙大午明明是因政治问题被迫害，却给他栽了一个93年非法集资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