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何以如此高涨? 为什么中国人到了国外以后，变得更爱国了？？ 就连逃到国外的贪官，一听到唱国歌， 就流出猫泪？？？

[Rockman]

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何以如此高涨
http://www.creaders.net 2015-02-12 09:07:29 美国之音 [4条评论,查看/发表评论]

　　日前，一位中国学生在中国类似Facebook的社交平台人人网上发表了《哈佛模联“台湾事件”的现场还原与思考》的文章，指责上月底哈佛大学模拟联合国（简称哈佛模联）活动主办方拒绝纠正将台湾列为主权国家的“错误”，并把中国学生代表逐出开会酒店。



　　文章作者、西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学生邓冰玉写道，“现在的我，已经在距离波士顿一百多公里的酒店床上整理这些天的心情，在打下这些字的时候，我依旧能感到热血蹭蹭地往头上涌。”根据邓冰玉的描述，事件的起因是主办方在会议手册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by country（按国家划分的国际与会者）部分把台湾列入。这引发了中国代表团人员的不满和抗议，要求主办方发表正式书面声明，承认错误、重新引发手册将Country（国家）改为Country and Region（国家与地区），并将错误手册收回。2015哈佛模联秘书长露丝·卡根(Ruth Kagan)以电子邮件形式回应中方，称将台湾列为国家并非大会的政治声明，也不代表哈佛国际关系理事会的看法。这一声明显然未能满足中方要求，并最终导致冲突升级。


　　美国之音此前报道说，哈佛模联只是在会议手册中在参与者名单上把台湾列为“国家”，并没有在模拟联合国的会议上把台湾列为国家。

　　哈佛模联事件并非个案。近年来，海外中国留学生因“满腔爱国热忱”与所在高校、教授、其他团体发生冲突的事件时有发生。这让人感到好奇，为什么中国留学生到了国外以后似乎变得更爱国了？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梁怀超(Henry Chiu Hail)对中国留学生出国后就更爱国的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与18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和学者（15名研究生、一名本科和两名助理教授生）进行了深入访谈，把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国际教育研究》(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期刊上。

　　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认同感强

　　梁怀超表示，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认同感普遍很强，而置身海外让中国留学生对身份认同变得更加强烈。他说：“留学生们觉得，中国人这个身份成了他们最重要的特征。到国外以后，他们中国人的身份就更突出了。”他表示，越看重这个身份，中国留学生也就越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尊重。

　　梁怀超的研究发现，当留学生在中国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政府和人民区分开来，但出国后，他们往往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看成一体，任何对中国政府的批评都会让他们觉得是在批评整体中国人民。

　　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与美中的文化差异和中国留学生长期受到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他说：“从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的经验来看，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美国人在谈论任何事情的时候不会把你看成是铁板一块的一个分子……但是中国长期进行洗脑式的教育，告诉学生你的言行代表祖国，代表民族，是代表我们的文化的，你要为我们的祖国争光，为我们的民族争光，要捍卫我们祖国的尊严、民族的荣誉等等。”

　　梁怀超在他的论文中说，对中国的国家认同感越强，留学生们就越希望维护中国的正面形象。留学生们认为，自己能够通过与所在国的人们交流来提升或维护国家的形象。然而，在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人交流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台湾、西藏、人权、腐败等敏感话题。

　　“这让留学生在内心感到是种挣扎，”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尤其是在美国开放和透明的民主文化中，这些问题他们不想去面对但又回避不了的，因为在教室里、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会问这些问题、会讨论这些问题，讨论中国的腐败、专制和不民主。这就让留学生对美国的教育和体制产生某种反感。”

　　中国留学生：不欢迎对中国的恶意攻击

　　对于这种情况，梁怀超表示，要想让中国留学生能够认同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就必须让他们相信外国人的批评是出于善意的，而不是带有偏见或不怀好意的。“这就好比是只有你自己能够批评你的父母，但当别人批评你的父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当他们自己批评中国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爱国的批评，是为了让国家更好；但如果外国人去批评的话，那么就是在攻击中国。”他说。

　　梁怀超把中国留学生如何面对美国人对中国批评的心态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基于中国或中国人地位的(Status)。他说：“他们认为，到美国后，他们只听到对中国负面的看法，美国人对中国完全没有好感。因此，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下降了，他们被美国人瞧不起。”梁怀超的一位受访者表示，他有一次和他的美国朋友说想买一些软件。他的美国朋友却说，可以去中国的网站上下载盗版软件。这让这位受访者感到他的美国朋友批评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低。

　　第二类是基于对祖国的忠诚(loyalty)。这类留学生认为，他们有义务捍卫中国的形象。一位受访者表示，她朋友的母亲曾问起西藏的问题。她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有义务向人们进行解释，让美国人了解“真相”。这类留学生还认为，虽然中国有很多问题，但在外国人面前谈论这些缺点是在给祖国抹黑。

　　第三类是“寻求和谐”(Harmony-seeking)。这类留学生表示，他们一方面需要和美国友人建立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这类留学生感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他们尽量会避免和美国朋友谈论所谓的“敏感话题”。

　　第四类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这类留学生会衡量对方的批评对中国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他们认为，与中国的发展相比，外界的看法没那么重要。如果对方的批评是带有恶意的，那么他们会坚决反对。

　　任何对批评都可能惹恼中国留学生

　　梁怀超说，不仅仅是涉及到台湾或者西藏这类所谓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议题能够引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弹。“在特定环境下，任何对中国的批评都会让中国留学生感到被冒犯了。如果他们认为批评能够折射性出美国人或外国人对中国整体的态度，他们就会有被冒犯的感觉。”

　　当然，在涉及到台湾、新疆、西藏这一类话题时，中国留学生会异常敏感，他们会认为谈论者是在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击。梁怀超说：“任何有关台湾和西藏的话题都与地缘政治有关，这就激发起中国学生对国家的忠诚感，也唤起了他们对中国历史上曾被外国殖民的回忆。但最重要的是，美国人对这些话题的讨论和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所相信的是完全违背的。”

　　新一代留学生多来自优越阶层

　　在过去几年里，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迅猛增加。2013-2014年，美国大学录取了88.6万留学生，其中60%来自中国，意味美国每三个国际学生里就有一个中国学生。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的年龄正趋于年轻化。十年前，超过80%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是研究生或博士生。现在，50%的在美中国留学生是本科生。这也意味着，新一代中国留学生比老一代更加富有，因为美国大学的本科项目是几乎不给留学生提供任何资助的。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说：“来美国留学的，我们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来自于中国的优越阶层。他们是中国制度的得益者和捍卫者，因此当你去批评这种制度，同时也就对他们的作为进行某种道德化上的评判的时候，当然他们会很快就进行捍卫。因为他们本身是生活在价值观冲突的世界中。”

　　学会美国人如何处理分歧

　　虽然所在国家的人对中国的批评常常让中国留学生感到愤怒，但梁怀超认为，曾在西方国家留过学的中国人仍然要比有同等教育程度但没有留过学的中国人在思想上更加开放、更能接受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概念。

　　梁怀超同时表示，他更希望看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能够逐渐领略到美国各族群间、不同政见者间、不同信仰者之间和人际间是如何处理彼此分歧的。他说：“（但是）在我的受访者中，几乎没有人对美国人文明地处理彼此间分歧表示赞赏。”这一点让他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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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ows]

应该说最最爱国的是贪官在国外的子女。

 

[一心无住]

应该说最最爱国的是贪官在国外的子女。

一般爱国的都是坏银，中国坏银太多。

 

[Rockman]

要真爱国，做谭嗣同，
假爱国， 学康有为。

 

[Rockman]

康有为毁了戊戌变法
[0]人参与
康有为倡导一夫一妻 自己六十岁纳妾
导语
1898年6月11日，清廷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启动；约百日后，“六君子”人头落地，改革夭折。

这场115年前的失败改革，留给后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千万不能把改革的大旗，轻率交到不靠谱的政治投机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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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戊戌年本是清廷发愤图强的一次好机会
戊戌年本是大有希望之年，但可惜的是，光绪皇帝鬼使神差，选了康有为这样一个浮躁的政治投机者，做了变法的旗手。

求变，其实是戊戌年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
传统观点，常把戊戌维新的失败，归咎于“顽固派”的阻挠。其实，在1898年，根本就没什么成气候的“顽固派”，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年初，李鸿章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已有“年来事多取法泰西，……欲蠲旧习之浇漓，致维新之政治”的说法；元旦前后，袁世凯也两次向帝师翁同龢提议实施变法；严复、伍廷芳、张謇等，或通过报纸，或通过私人关系，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

最能说明1898年朝野内外存在强大的“改革共识”者，莫如徐桐和荣禄。徐桐理学出身，做过帝师，对西学非常厌恶，“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是晚清最有名的守旧人物，但即便是他，在1898年也已开始不断上折子为变法出谋划策。荣禄的“顽固派”形象，则全拜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的宣传所赐。史料显示，变法期间，荣禄曾给过“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过诸多建议；而早在变法之前，荣禄就已经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努力推动军队改革，向西方学习；对八股取士也有诸多批判，多次“建言非设学堂不可”，并在保定、天津等地筹资设立了多所新式学堂。后世之所以给荣禄扣上一顶“顽固派”的帽子，全因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替荣禄伪造了一句名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事实上，在戊戌维新开始之前，荣禄早已用实际行动，变了很多“祖宗之法”。 …[详细]

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这张照片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
改革旗手有很多，光绪偏偏选中康有为
当然，改革已形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如何改革也已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戊戌年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袁世凯、刘坤一等辈，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而最具人望者，则莫过于翁同龢和张之洞。但可惜的是，张之洞的入京计划被沙市教案搅黄，翁同龢则因为厌恶康有为，而被光绪罢免回籍。

翁同龢的出局，最可见光绪对康有为的迷恋。康有为早期曾走过翁的门路，通过他向光绪传递自己的变法意见。但翁与康接触越深，就越觉得这个人靠不住，所以渐渐疏远。相反，光绪却与康有为越走越近，这让翁同龢相当不满。据《翁同龢日记》记载，1898年5月26日，光绪曾让翁向康有为索要上书，翁却回答：“臣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何也？”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测”，光绪盛怒质问：“此前何以不说？”翁回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再次要翁去向康索要上书，翁对答如昨，光绪再度“发怒诘责”，翁坚持不肯代呈康有为的东西，要光绪找张荫桓（编辑注：此人当时与康有为走得非常近）去要，光绪坚持要翁去找张荫桓拿，两人越说越僵，以至于翁直接顶撞光绪：“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师生间类似这种因康有为而产生的冲突，相当之多，如1898年正月，光绪曾向翁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因黄与康是一党，翁不愿意，结果起了冲突，被光绪“颇诘难”；再如6月12日，变法启动的第二天，张荫桓被弹劾，光绪要翁出面力保，翁坚决表示拒绝；13日，康有为写了一封保荐折子，以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呈递进来，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进入变法决策核心，光绪想即刻召见，又被翁同龢以一些理由给阻止了。

终于，在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6月15日，光绪下诏罢免了翁同龢的职务，将其逐回原籍。理由是：“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这几条罪状，在《翁同龢日记》里都可以找到佐证，确实不算冤枉。简言之，光绪铁了心要起用康有为做改革旗手，翁同龢必须出局。而光绪之所以迷恋康有为，既与其草拟的变法方案颇为眩惑有关，也因为康的某些言论，说到了光绪的心坎上，如其《上清帝第三书》里说：愿意效忠皇上的人很多，但“皇上所深知、简任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谘询者几人？”又说：“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言外之意，即是说朝政把持在慈禧手中，光绪名曰亲政，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可信赖的班子。这份1895年递上去的折子，在1898年还被光绪反复拿出来看，其对光绪的影响可见一斑。…[详细]

康氏《孔子改制考》，有剽窃廖平《辟刘篇》嫌疑；另一《新学伪经考》，有剽窃廖平《知圣篇》嫌疑。
02
可惜康有为只顾着自己捞权，毁掉了改革
戊戌年的改革，若让张之洞或者翁同龢这类人物来做旗手，其成就未必能尽如人意，但至少不会酿成喋血政变。而让康有为做了旗手，其结局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不关心变法，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
“定宪法，开议院”曾长期被当作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但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戊戌前和戊戌后，康有为及其弟子，确实都是西方议院制的鼓吹者，如1897年他们在湖南谋划“腹地自立”，成立南学会、新政局，梁启超就曾解释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但自从康有为得到光绪赏识，所谓的“议院”之说，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他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康的这种主张，一度遭到维新人士的群起攻击，而不得不于7月9日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康如此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

“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答人论议院书》）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详细]

左：伊藤博文，右：李提摩太。戊戌年康有为曾异想天开与二人商议“中日合邦”，并奏折报告光绪。
只关心捞权，整个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想尽办法欲挤进最高权力核心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正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

因为康有为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

事实上，康有为不但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康说：“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朝野士大夫能支持康有为才怪了。

整个戊戌年，康有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制度局能不能开起来，因为制度局能把他送入最高权力核心。他曾多次告诉梁启超，制度局不开，一切都是空谈，当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亟亟欲举新政”，想尽快进入具体的新政实施阶段时，康有为却表现得毫无兴趣：“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唯一一次，当他觉得自己可能取代翁同龢的位置时，他让徐致靖推荐自己，只字不提制度局。光绪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是很感兴趣。从这里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斗的深渊。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但慈禧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我请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整个百日维新期间，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他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梁启超、谭嗣同等进入制度局、懋勤殿。

康有为领着光绪，在制度局这样一条无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的路上狂奔，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制度局给新政带来了莫大的阻力，什么都推行不了，时人记载，当光绪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惧而未敢申说”。而光绪的一次率性冲动，一次罢免了礼部六位堂官，则被慈禧视作皇帝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而当康有为有意把伊藤博文也引入懋勤殿时，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六君子”的人头随即落地。…[详细]

左：张之洞幕僚梁鼎芬，曾说康执政五日乱天下。右：英国公使窦纳乐，其报告认为是康搞坏了变法。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康有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实在是一场悲剧。他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投机。1895年的“公车上书”，他组织了签名，最终却没有去都察院递交签名，事后却信口雌黄，说都察院拒收他们的签名，将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殊不知，那一年上书的18省“公车”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出身广东的康有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车”们的拥护，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的签名，而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

在宣传上作伪，是康有为一生惯用的伎俩。维新期间他明明坚决反对“立宪法，开议会”，为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编辑的《戊戌奏稿》，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如其中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清宫档案所藏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康有为自己公布的版本中，这三件事却变成了：“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硬生生掺入“宪法”二字，还将其与“制度局”联系到一起，以洗掉制度局的夺权色彩，仿佛制度局是为了“定宪法”而设的一般。

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著作，与公开刊行本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开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里，却是皇权专制的坚定维护者。刊行本里说：“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到了进呈本，却成了：“（天降圣人）……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不止于此，康还篡改了光绪的密诏，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光绪尤其不可能知道的是：维新前一年，康有为还在湖南积极筹划“腹地自立”的革命运动，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一召见，康立刻从革命党变成了改良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往往认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一系的人。其实远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杀了杨锐、刘光第、林旭，也就等于绝了张之洞、荣禄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损失。…[详细]

康党1895年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但康党只征集了一些签名，没去上书。
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

结语
康有为的一生，充溢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妄。维新失败后，他开始写《自编年谱》，详述自己11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得出结论：“苍天留下我是有理由的，岂非昭示着中国不会亡，大道不会绝？……我应顺从天命，拯救万民于水火”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态思维，康有为才会坚定地把一场变法，弄成一场权斗。

 

[Rockman]

揭秘真实康有为：贪财享乐 尤好女色

2013年06月07日 10:35:27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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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资料图片)

　　康有为年轻时以天下为己任，慷慨激昂，参加“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博得了“南海圣人”的美名。然而，他中年以后不仅在政治上右转，阻碍历史进步，而且人品道德上也出现诸多瑕疵，让人不敢恭维。

　　贪财享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为筹措保皇党经费，康有为派其女康同璧赴香港活动。当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在香港华侨商人中颇能找到一些支持者，他的同乡有不少在香港经商，他们仰慕家乡“康圣人”之名，乐于捐赠，康同璧香港之行收益颇丰。

　　中国旧式官吏文人，事业兴旺时，一门心思做官，作治国平天下之大业；如遇事业失败，常抖抖衣袖，飘然归隐，做清高的孤臣隐士。“南海圣人”康有为亦不能免俗。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发现保皇大业难有转机时，便携华侨捐助的巨款，隐居香港养尊处优，自得其乐。

　　革命党人对康有为的劣行十分不满，针对他在香港骗取大量华侨捐赠挥霍享乐的事实，连续在《中国日报》发表文章予以揭露，称康的保皇党不过是腐儒们骗钱的招牌而已。文章详细披露了康同璧受其父指派在香港募捐的情况，因该报在海外颇有影响，海外华人为之哗然，康有为的信誉一落千丈。

　　1906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当时墨西哥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康有为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商机，电车所到之处，房地产必涨无疑。于是，他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了好几处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这些地产翻倍上涨，康有为净赚十多万银元。

　　广置房产

　　1904年，康有为来到瑞典，迷上了那里的美丽景色。他买下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沙丘巴登(意为盐湖浴场)地区的一座小岛，在岛上建起中国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一住便是四年。1914年，归国已经一年的康有为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定居，每月租金是120银元。这是一座类似“大观园”式的豪宅，占地宽广，墙内有曲桥楼阁，原主人是盛宣怀。1923年，康有为重游青岛，喜欢上了青岛的景色，很想常住。当时地方长官招待他住进提督楼，此楼面临大海，可在海边散步，可听涛声，可盛夏避暑，他颇为满意，先是借住，后来租住，因为价格相当便宜，最后索性买了下来，在园中加盖房舍，添置花木。

　　尤好女色

　　康有为一生中几遭清政府缉杀，数次流亡异域，中学西学在他思想内激荡，因此他身上折射出诸多矛盾，往往言行不一。比如，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

　　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的非士那(FRESNO)，结识了17岁的美国华侨何旃理。何不仅通晓四国文字，且熟悉中国文化，能歌善舞，听了康有为的演讲后迷恋上了他。康有为当时已娶了原配夫人张云珠、二姨太梁随觉，但何旃理不顾父母反对，执意嫁给了康有为。

　　1911年6月，康有为应梁启超敦请，从新加坡移居日本。次年春天，搬至须磨“奋豫园”，此行又播下一颗爱情的种子。康有为雇了一名16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作女佣，后来两人产生恋情，鹤子赴沪，不出数月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康有为的四姨太。

　　复辟失败后，康有为失意无聊，于1918年春夏期间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作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把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世人传为笑柄。

　　这只是他在西湖的风流韵事的序曲。一天，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的极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沽名钓誉

　　1921年盛夏的一天，康有为听说刘海粟等青年画家在上海尚贤堂举办画展，便前去观看。康有为看到刘海粟的作品《雷峰夕照》时，不禁脱口赞叹：“此画不同寻常，非怪才不可为啊！”遂盛情邀请刘海粟去他的“游存庐”做客。次日，刘海粟应约前往。康有为请刘海粟逐一欣赏他珍藏的欧洲名画，两人交流画作心得，品评名家，颇为投缘。康有为说：“我一生教了不少学生：林旭8岁能诗；梁启超16岁中举人，著述极多；谭嗣同文章人品并传不朽；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译过雨果诗篇，可谓一时之盛。遗憾的是没有一个通绘画的学生，你17岁创办美术专科学校，画也阔大雄奇，前程远大，我非收你做学生不可。”就这样，康有为强收了“前程远大”的刘海粟为弟子。

　　年轻人有了大名之后，康有为才将其收归门下，名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可谓相得益彰。

　　有研究表明，康有为并未领导“公车上书”，只是参与而已，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首先吹嘘康有为。其实在戊戌变法之前，落第后的康有为就“遍谒朝贵”，上书表达政见，谋求当官的捷径。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大量记述他与京中权贵“过从甚密”，甚至为对方草拟奏章，不过这些说法缺乏根据，很可能只是康有为自抬身价而已。实际上，京中士大夫对康有为“希图利禄”、“求富贵”的行为十分反感，康有为的处境很尴尬。

　　更有学者直接指出，康有为“力争上书成功，在于博取清议时名，博时名在于得恩宠，得恩宠在于获旨出仕”，“他实际上是一个‘私心’超过‘公心’的人”。

　　渴求年轻

　　1925年12月，66岁的康有为浏览了一大堆关于返老还童的中外研究资料。他常感精力不济，希望能返老还童，让成群妻妾满意。

　　后来他被一篇文章吸引住了，当他看到俄国外科医生沃罗诺夫把人猿的睾丸成功地移植到一位老龄男性身上，令其感到年轻了的新闻时，手中的放大镜颤抖起来：“让我再活20年吧，龙旗还会升起！”尽管几位老友对此都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仍然带着一名老仆，秘而不宣地住进了德国医生施泰奈的诊所。

　　施泰奈博士的外科手术是无可挑剔的，移植给康有为的可能是一个年轻公猿的睾丸。术后的最初阶段，康有为果然觉得精力大增，胃纳大进，脚力轻捷，龙精虎猛。然而不久，由于排异作用，他发觉自己精力锐减，身体还不如手术前，盛怒的康有为以诈骗罪起诉施泰奈，告他“妖术欺世”。但是未及法院开庭，康有为即于1927年初去世。

 

[urus]

要真爱国，做谭伺桐，
假爱国， 学康有为。

谭伺桐 是谁？ 台湾来的矮黑人吗？

 

[Rockman]

谭伺桐 是谁？ 台湾来的矮黑人吗？

谭嗣同是也。

 

[哈哈哈镜]

学生爱国

 

[ccc]

康有为毁了戊戌变法
[0]人参与
康有为倡导一夫一妻 自己六十岁纳妾
导语
1898年6月11日，清廷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启动；约百日后，“六君子”人头落地，改革夭折。

这场115年前的失败改革，留给后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千万不能把改革的大旗，轻率交到不靠谱的政治投机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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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戊戌年本是清廷发愤图强的一次好机会
戊戌年本是大有希望之年，但可惜的是，光绪皇帝鬼使神差，选了康有为这样一个浮躁的政治投机者，做了变法的旗手。

求变，其实是戊戌年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
传统观点，常把戊戌维新的失败，归咎于“顽固派”的阻挠。其实，在1898年，根本就没什么成气候的“顽固派”，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年初，李鸿章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已有“年来事多取法泰西，……欲蠲旧习之浇漓，致维新之政治”的说法；元旦前后，袁世凯也两次向帝师翁同龢提议实施变法；严复、伍廷芳、张謇等，或通过报纸，或通过私人关系，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

最能说明1898年朝野内外存在强大的“改革共识”者，莫如徐桐和荣禄。徐桐理学出身，做过帝师，对西学非常厌恶，“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是晚清最有名的守旧人物，但即便是他，在1898年也已开始不断上折子为变法出谋划策。荣禄的“顽固派”形象，则全拜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的宣传所赐。史料显示，变法期间，荣禄曾给过“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过诸多建议；而早在变法之前，荣禄就已经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努力推动军队改革，向西方学习；对八股取士也有诸多批判，多次“建言非设学堂不可”，并在保定、天津等地筹资设立了多所新式学堂。后世之所以给荣禄扣上一顶“顽固派”的帽子，全因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替荣禄伪造了一句名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事实上，在戊戌维新开始之前，荣禄早已用实际行动，变了很多“祖宗之法”。 …[详细]

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这张照片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
改革旗手有很多，光绪偏偏选中康有为
当然，改革已形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如何改革也已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戊戌年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袁世凯、刘坤一等辈，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而最具人望者，则莫过于翁同龢和张之洞。但可惜的是，张之洞的入京计划被沙市教案搅黄，翁同龢则因为厌恶康有为，而被光绪罢免回籍。

翁同龢的出局，最可见光绪对康有为的迷恋。康有为早期曾走过翁的门路，通过他向光绪传递自己的变法意见。但翁与康接触越深，就越觉得这个人靠不住，所以渐渐疏远。相反，光绪却与康有为越走越近，这让翁同龢相当不满。据《翁同龢日记》记载，1898年5月26日，光绪曾让翁向康有为索要上书，翁却回答：“臣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何也？”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测”，光绪盛怒质问：“此前何以不说？”翁回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再次要翁去向康索要上书，翁对答如昨，光绪再度“发怒诘责”，翁坚持不肯代呈康有为的东西，要光绪找张荫桓（编辑注：此人当时与康有为走得非常近）去要，光绪坚持要翁去找张荫桓拿，两人越说越僵，以至于翁直接顶撞光绪：“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师生间类似这种因康有为而产生的冲突，相当之多，如1898年正月，光绪曾向翁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因黄与康是一党，翁不愿意，结果起了冲突，被光绪“颇诘难”；再如6月12日，变法启动的第二天，张荫桓被弹劾，光绪要翁出面力保，翁坚决表示拒绝；13日，康有为写了一封保荐折子，以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呈递进来，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进入变法决策核心，光绪想即刻召见，又被翁同龢以一些理由给阻止了。

终于，在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6月15日，光绪下诏罢免了翁同龢的职务，将其逐回原籍。理由是：“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这几条罪状，在《翁同龢日记》里都可以找到佐证，确实不算冤枉。简言之，光绪铁了心要起用康有为做改革旗手，翁同龢必须出局。而光绪之所以迷恋康有为，既与其草拟的变法方案颇为眩惑有关，也因为康的某些言论，说到了光绪的心坎上，如其《上清帝第三书》里说：愿意效忠皇上的人很多，但“皇上所深知、简任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谘询者几人？”又说：“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言外之意，即是说朝政把持在慈禧手中，光绪名曰亲政，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可信赖的班子。这份1895年递上去的折子，在1898年还被光绪反复拿出来看，其对光绪的影响可见一斑。…[详细]

康氏《孔子改制考》，有剽窃廖平《辟刘篇》嫌疑；另一《新学伪经考》，有剽窃廖平《知圣篇》嫌疑。
02
可惜康有为只顾着自己捞权，毁掉了改革
戊戌年的改革，若让张之洞或者翁同龢这类人物来做旗手，其成就未必能尽如人意，但至少不会酿成喋血政变。而让康有为做了旗手，其结局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不关心变法，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
“定宪法，开议院”曾长期被当作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但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戊戌前和戊戌后，康有为及其弟子，确实都是西方议院制的鼓吹者，如1897年他们在湖南谋划“腹地自立”，成立南学会、新政局，梁启超就曾解释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但自从康有为得到光绪赏识，所谓的“议院”之说，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他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康的这种主张，一度遭到维新人士的群起攻击，而不得不于7月9日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康如此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

“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答人论议院书》）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详细]

左：伊藤博文，右：李提摩太。戊戌年康有为曾异想天开与二人商议“中日合邦”，并奏折报告光绪。
只关心捞权，整个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想尽办法欲挤进最高权力核心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正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

因为康有为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 康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

事实上，康有为不但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康说：“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朝野士大夫能支持康有为才怪了。

整个戊戌年，康有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制度局能不能开起来，因为制度局能把他送入最高权力核心。他曾多次告诉梁启超，制度局不开，一切都是空谈，当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亟亟欲举新政”，想尽快进入具体的新政实施阶段时，康有为却表现得毫无兴趣：“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唯一一次，当他觉得自己可能取代翁同龢的位置时，他让徐致靖推荐自己，只字不提制度局。光绪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是很感兴趣。从这里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斗的深渊。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但慈禧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我请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整个百日维新期间，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他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梁启超、谭嗣同等进入制度局、懋勤殿。

康有为领着光绪，在制度局这样一条无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的路上狂奔，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制度局给新政带来了莫大的阻力，什么都推行不了，时人记载，当光绪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惧而未敢申说”。而光绪的一次率性冲动，一次罢免了礼部六位堂官，则被慈禧视作皇帝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而当康有为有意把伊藤博文也引入懋勤殿时，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六君子”的人头随即落地。…[详细]

左：张之洞幕僚梁鼎芬，曾说康执政五日乱天下。右：英国公使窦纳乐，其报告认为是康搞坏了变法。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康有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实在是一场悲剧。他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投机。1895年的“公车上书”，他组织了签名，最终却没有去都察院递交签名，事后却信口雌黄，说都察院拒收他们的签名，将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殊不知，那一年上书的18省“公车”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出身广东的康有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车”们的拥护，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的签名，而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

在宣传上作伪，是康有为一生惯用的伎俩。维新期间他明明坚决反对“立宪法，开议会”，为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编辑的《戊戌奏稿》，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如其中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清宫档案所藏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康有为自己公布的版本中，这三件事却变成了：“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硬生生掺入“宪法”二字，还将其与“制度局”联系到一起，以洗掉制度局的夺权色彩，仿佛制度局是为了“定宪法”而设的一般。

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著作，与公开刊行本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开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里，却是皇权专制的坚定维护者。刊行本里说：“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到了进呈本，却成了：“（天降圣人）……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不止于此，康还篡改了光绪的密诏，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光绪尤其不可能知道的是：维新前一年，康有为还在湖南积极筹划“腹地自立”的革命运动，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一召见，康立刻从革命党变成了改良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往往认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一系的人。其实远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杀了杨锐、刘光第、林旭，也就等于绝了张之洞、荣禄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损失。…[详细]

康党1895年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但康党只征集了一些签名，没去上书。
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

结语
康有为的一生，充溢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妄。维新失败后，他开始写《自编年谱》，详述自己11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得出结论：“苍天留下我是有理由的，岂非昭示着中国不会亡，大道不会绝？……我应顺从天命，拯救万民于水火”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态思维，康有为才会坚定地把一场变法，弄成一场权斗。

您就是知识的海洋。

 

[Chasee]

国内有句傻话，可以解释为啥一出国就爱国：“母校就是自己骂一万遍，却不许别人骂一遍的地方”，母国同理。

 

[shadows]

国内有句傻话，可以解释为啥一出国就爱国：“母校就是自己骂一万遍，却不许别人骂一遍的地方”，母国同理。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一样，其实就是爱慕虚荣。

 

[greengrass]

蛋在人在，蛋亡人亡。

揭秘真实康有为：贪财享乐 尤好女色

2013年06月07日 10:35:27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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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资料图片)

　　康有为年轻时以天下为己任，慷慨激昂，参加“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博得了“南海圣人”的美名。然而，他中年以后不仅在政治上右转，阻碍历史进步，而且人品道德上也出现诸多瑕疵，让人不敢恭维。

　　贪财享乐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为筹措保皇党经费，康有为派其女康同璧赴香港活动。当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在香港华侨商人中颇能找到一些支持者，他的同乡有不少在香港经商，他们仰慕家乡“康圣人”之名，乐于捐赠，康同璧香港之行收益颇丰。

　　中国旧式官吏文人，事业兴旺时，一门心思做官，作治国平天下之大业；如遇事业失败，常抖抖衣袖，飘然归隐，做清高的孤臣隐士。“南海圣人”康有为亦不能免俗。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发现保皇大业难有转机时，便携华侨捐助的巨款，隐居香港养尊处优，自得其乐。

　　革命党人对康有为的劣行十分不满，针对他在香港骗取大量华侨捐赠挥霍享乐的事实，连续在《中国日报》发表文章予以揭露，称康的保皇党不过是腐儒们骗钱的招牌而已。文章详细披露了康同璧受其父指派在香港募捐的情况，因该报在海外颇有影响，海外华人为之哗然，康有为的信誉一落千丈。

　　1906年春节，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当时墨西哥正筹款修筑有轨电车，康有为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商机，电车所到之处，房地产必涨无疑。于是，他用各地华侨提供的捐款，购置了好几处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地产。不久，这些地产翻倍上涨，康有为净赚十多万银元。

　　广置房产

　　1904年，康有为来到瑞典，迷上了那里的美丽景色。他买下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沙丘巴登(意为盐湖浴场)地区的一座小岛，在岛上建起中国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一住便是四年。1914年，归国已经一年的康有为租赁上海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定居，每月租金是120银元。这是一座类似“大观园”式的豪宅，占地宽广，墙内有曲桥楼阁，原主人是盛宣怀。1923年，康有为重游青岛，喜欢上了青岛的景色，很想常住。当时地方长官招待他住进提督楼，此楼面临大海，可在海边散步，可听涛声，可盛夏避暑，他颇为满意，先是借住，后来租住，因为价格相当便宜，最后索性买了下来，在园中加盖房舍，添置花木。

　　尤好女色

　　康有为一生中几遭清政府缉杀，数次流亡异域，中学西学在他思想内激荡，因此他身上折射出诸多矛盾，往往言行不一。比如，他提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可是自己却妻妾成群，且处处留情。

　　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的非士那(FRESNO)，结识了17岁的美国华侨何旃理。何不仅通晓四国文字，且熟悉中国文化，能歌善舞，听了康有为的演讲后迷恋上了他。康有为当时已娶了原配夫人张云珠、二姨太梁随觉，但何旃理不顾父母反对，执意嫁给了康有为。

　　1911年6月，康有为应梁启超敦请，从新加坡移居日本。次年春天，搬至须磨“奋豫园”，此行又播下一颗爱情的种子。康有为雇了一名16岁的神户少女市冈鹤子作女佣，后来两人产生恋情，鹤子赴沪，不出数月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康有为的四姨太。

　　复辟失败后，康有为失意无聊，于1918年春夏期间畅游杭州。这位“圣人”竟“挟妓游湖”，并乘兴作诗一首，开头便是“南妆西子泛西湖，我亦飘然范大夫”。把妓女比作西施，把自己比作范蠡，一时被世人传为笑柄。

　　这只是他在西湖的风流韵事的序曲。一天，康有为泛湖闲游，忽见一位妙龄女郎在浣纱，疑是西施再世。经打听此女叫张光，年仅18岁，尚未婚配。康赶紧托人提亲，张家见康已年逾花甲，婉言相拒。但在康的坚决要求和媒人的极力撮合之下，家境贫寒的张家最终点了头。1919年，康有为在上海举行婚礼，亲朋好友皆道贺，唯独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以集体缺席婚礼相抵制。

　　沽名钓誉

　　1921年盛夏的一天，康有为听说刘海粟等青年画家在上海尚贤堂举办画展，便前去观看。康有为看到刘海粟的作品《雷峰夕照》时，不禁脱口赞叹：“此画不同寻常，非怪才不可为啊！”遂盛情邀请刘海粟去他的“游存庐”做客。次日，刘海粟应约前往。康有为请刘海粟逐一欣赏他珍藏的欧洲名画，两人交流画作心得，品评名家，颇为投缘。康有为说：“我一生教了不少学生：林旭8岁能诗；梁启超16岁中举人，著述极多；谭嗣同文章人品并传不朽；马君武任广西大学校长，译过雨果诗篇，可谓一时之盛。遗憾的是没有一个通绘画的学生，你17岁创办美术专科学校，画也阔大雄奇，前程远大，我非收你做学生不可。”就这样，康有为强收了“前程远大”的刘海粟为弟子。

　　年轻人有了大名之后，康有为才将其收归门下，名师出高徒，高徒出名师，可谓相得益彰。

　　有研究表明，康有为并未领导“公车上书”，只是参与而已，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撰《戊戌政变记》，首先吹嘘康有为。其实在戊戌变法之前，落第后的康有为就“遍谒朝贵”，上书表达政见，谋求当官的捷径。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大量记述他与京中权贵“过从甚密”，甚至为对方草拟奏章，不过这些说法缺乏根据，很可能只是康有为自抬身价而已。实际上，京中士大夫对康有为“希图利禄”、“求富贵”的行为十分反感，康有为的处境很尴尬。

　　更有学者直接指出，康有为“力争上书成功，在于博取清议时名，博时名在于得恩宠，得恩宠在于获旨出仕”，“他实际上是一个‘私心’超过‘公心’的人”。

　　渴求年轻

　　1925年12月，66岁的康有为浏览了一大堆关于返老还童的中外研究资料。他常感精力不济，希望能返老还童，让成群妻妾满意。

　　后来他被一篇文章吸引住了，当他看到俄国外科医生沃罗诺夫把人猿的睾丸成功地移植到一位老龄男性身上，令其感到年轻了的新闻时，手中的放大镜颤抖起来：“让我再活20年吧，龙旗还会升起！”尽管几位老友对此都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仍然带着一名老仆，秘而不宣地住进了德国医生施泰奈的诊所。

　　施泰奈博士的外科手术是无可挑剔的，移植给康有为的可能是一个年轻公猿的睾丸。术后的最初阶段，康有为果然觉得精力大增，胃纳大进，脚力轻捷，龙精虎猛。然而不久，由于排异作用，他发觉自己精力锐减，身体还不如手术前，盛怒的康有为以诈骗罪起诉施泰奈，告他“妖术欺世”。但是未及法院开庭，康有为即于1927年初去世。

 

[老华侨]

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何以如此高涨? 为什么中国人到了国外以后，变得更爱国了？？ 就连逃到国外的贪官，一听到唱国歌， 就流出猫泪？？？
中国留学生的爱国热情何以如此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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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是人类的本能。告子曰：“食色、爱国，性也”。

 

[哈哈哈镜]

爱国，是人类的本能。告子曰：“食色、爱国，性也”。

食色性、也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