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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1931年某高干与下属通奸致党组织被毁(图)
文章来源: 史海钩沉 于 2015-02-17 09:52:36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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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2009年02期封面图
核心提示：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地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
本文摘自：《纵横》2009年02期，作者：李庆刚，原题为：《罗绮园其人其事》
在中共历史，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历史上，罗绮园曾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广东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是和彭湃、阮啸仙齐名的广东农民运动领导 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届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等要职，为大革命时 期农民运动的发展和高涨作出了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他继续留在革命阵营内，一度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担任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主编，后又任中共 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副部长等重要职务。这样一个曾经历血雨腥风斗争考验的人，最终却因思想道德防线脆弱，生活作风腐败而致亡身 并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本应如同时代的彭湃、阮啸仙等农运领导人一样在中共党史上留下英名的罗绮园，却因生活作风问题而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一个 反面典型，其人生轨迹，令人警醒深思。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农民运动领导人
罗绮园，广东番禺人，1894年出生于当地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曾任广东省阳山县县长。如同海丰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一样，罗绮园后来也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出身，成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
1916年，罗绮园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文科。1919年“五四”运动后，罗绮园受到革命运动的熏陶，经常发表爱国言论，积极参加学生社团组织。他担任 了同济大学学生会委员，参与了会刊《自觉周报》的编辑工作，并为该报撰稿，揭露社会的种种弊端，抨击反动当局的专制统治。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罗 绮园阅读了许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和文章，开始参加学生革命活动。
1921年8月11日，中共一大刚闭幕不久，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罗绮园在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有当事人回忆说：“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很活跃，人家也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来找我们实际上就是找共产党。”“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宝隆医院中的护士也到 劳动组合来找过我们，因为医院里的德国医生态度粗暴，欺侮她们，当时民族自尊心很强，大家要罢工反抗。这件事是通过同济大学学生罗绮园去发动她们进行斗争 的，结果是胜利了，德国医生向大家道歉。”(董锄平：《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4 页。)
当时，能为中国人争回一点自尊，当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经过斗争锻炼，1921 年年底，罗绮园在同济大学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罗绮园回广州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罗绮园到广州后，鉴于他在学生期间的表现，党组织安排他主要从事青年团的宣传工作。1923年5月，他出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候补委员，负责编辑团的 机关刊物《青年周刊》。6月，由阮啸仙等负责的粤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成立，罗绮园任该社社刊《新学生》的编辑。这时，中共三大确定了 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罗绮园 的工作重心也逐渐由编辑刊物转到领导农民运动上面来。
为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国民党“一大”后即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设立农民部，作为领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构。农民部第一任秘书由彭湃担任，罗绮园与阮 啸仙两人出任农民部组织员。1924年11月，彭湃辞职，农民部秘书一职由罗绮园担任。从此时起到大革命失败，罗绮园一直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一职。 为支持农民运动发展，罗绮园不遗余力。他经常找革命政府重要领导人、同时又是他的上级的农民部部长廖仲恺商讨解决有关农民运动发展问题。1924年11 月，广宁地主武装摧残农会，破坏农会的减租斗争，在罗绮园、彭湃等人的努力下，廖仲恺手拟了孙中山大元帅命令，并派卫士队和铁甲车队前往广宁支援农民的斗 争，使斗争最终取得胜利。1925年春，中山县有一伙地主成立“竞进会”，与农会对抗，并勾结土匪，欺压农民。罗绮园和陈铭枢等率一团革命军同到中山县石 岐镇，支援农民斗争，打垮地主武装，在各乡建立了农会组织。
1924年8月至12月，罗绮园担任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适逢以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反动商团发动叛乱。罗绮园响应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号召，将学生组成农民自卫军，参加了平息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
1924年11月罗绮园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不久，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一说彭湃任该职务)，成为广东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5年 5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成立省农民协会。罗绮园和彭湃、阮啸仙三人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担负领导全省农民运动重任。由 于彭湃和阮啸仙经常下乡指导农民开展斗争，故省农民协会的日常事务常由罗绮园负责。1925年6月，广州、香港工人爆发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省港罢 工。罗绮园奉命到石井兵工总厂发动工人参加罢工。接着，出任石井兵工总厂训育主任，培训工人运动骨干。
1926年1月1日，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月刊)在广州创刊，罗绮园担任主编。为该刊撰稿的大多是共产党人，有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彭湃、阮啸 仙等。该刊第一、二期上先后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篇著作，李大钊的《土地和农民》、 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谭平山的《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等重要文章，也都在该刊发表。罗绮园本人在第二期上撰写的《本部一年来的工作概述》，记载 了农讲所一至五届的办理经过，以及在第九期刊登的《第六届农讲所办理经过》，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1926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罗绮园继续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不久他在第六届农讲所讲授了《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 大会决议案》这一课程。7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因革命中心北移，广东农民运动进入困难时期。8月，罗绮园主持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他 起草的《广东省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的决议，成为指导当时农民斗争的纲领。
1927年2月23日，广东潮、梅、海陆丰17县属农民代表大会及劳动童子团代表大会在汕头召开，大会发出请省农会发起组织全国农会等项通电，推动了全国 农协在武汉的创建工作。次日，罗绮园在大会上作《广东省农民运动报告》，彭湃作《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有力地推动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罗绮园，的确是个叱咤风云的农民运动领导人。
他曾是反抗国民党屠杀的不屈的共产党人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为避免更大损失，中共广东区委从广州迁往香港，罗绮园却留下来坚持斗争。5月下旬，罗绮园赶到 韶关，将北江农军学校学生、北江各县农民自卫军和韶关铁路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由1000多人组成的广东北江工农自卫军，罗绮园亲自担任总指挥，挥师北上 武汉，共同讨伐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
到武汉后不久，罗绮园奉命前往香港，并带去中央关于领导农民暴动的决议。1927年9月6日，中共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由张太雷任书记，李立 三等为委员，罗绮园为秘书。10 月5日，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上罗绮园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10月底海陆丰爆发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罗绮园满 腔热情地讴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撰写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反动派与海陆丰苏维埃》等文章，充分肯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作用。11月，中共中央在上 海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罗绮园接替瞿秋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任党报委员会委员。
南昌起义军入粤后，为加强对广东省委的领导，中央派罗绮园等人回广东工作。在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中，罗绮园率领横沙乡农民赤卫队参加战斗，并担任农军总指挥。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回到上海工作。
“八七”会议后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并定名为《布尔塞维克》。1927年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周刊)在上海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创刊。罗绮园来到上海后，在宣传部工作。
曾是编委会成员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罗绮园属于接近谭平山的人，张太雷为了防止平山的朋友在广东捣乱，便把杨匏安和罗绮园调到上海来。这就是罗绮园来宣 传部的原因。他说：罗绮园是广东群众领袖，他文章也写得好，而且很幽默的。住在宣传部时，对邻居说他是我的“表兄”。不久，“表嫂”也来了，还有四五个 “表侄”。他知道中央为什么派他在宣传部工作。有一次曾向我表示他并不是平山一党，他和匏安向来看不起平山。
这时，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的陈独秀也蛰居上海，整理了一部学术著作《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其中分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和广东话，每种方言的发音，都请人校核过，罗绮园参加了广州话的校音工作。
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4个多月中，中央两次委任李立三到广东做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善后工作。但在“左”倾盲动路线的指导下，李立三的工作并不理想。1928 年3 月18日李立三致信瞿秋白，表示要“极力加紧工作”，“计划在短期内造成暴动的局面”，并期望中央调来更多干部，他特别要求希望“恩来同志即来指导扩大会 议”，“速请罗绮园回来担任《红旗》(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笔者注)编辑” 。
中央没有同意李立三的意见，周恩来和罗绮园也就没有去广东。中共六大后不久，李立三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4位常委之一，担任宣传部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罗绮园也出任《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
李立三接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为加强宣传工作，决定创办中央机关报《红旗》。此事交由中宣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与罗绮园、李求实筹备出版。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创刊。
因工作颇有成效，1929年6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罗绮园改任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并担任《布尔塞维克》主编。罗绮园的工作突然繁忙起来。他曾为中 央干部训练班(恽代英任主任)作过报告。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里说：那次训练班中除了周恩来与我们讨论政治问题之外，其他的人都给我们报告实际工作经 验。罗绮园给我们讲农民运动，大家对他的印象不好，他可能知道的东西不少，但是讲不出来，同时他毫无泥土气，无论谈吐或举动上，都不像是干农民工作的；性 情不开朗，也不适于群众工作，此人在早期之主持农运，可能由于某些偶然因素。
偶然因素中又有必然。在农运人才缺少的情况下，1930年罗绮园又兼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副部长。这时，罗绮园还参与到对陈独秀的批判当中，1930 年6月14日，他以“易元”的化名在《红旗》上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的文章。针对当时认为陈独秀攻击红军是“土匪”的言论作了批判。
此时，罗绮园的革命热情是高涨的。1930年8月30日，是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被国民党杀害一周年纪念，作为与彭湃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 罗绮园以“易元”化名在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北方红旗》第29期上发表了《彭湃同志传略》一文，记述了彭湃革命的一生，他赞扬彭湃说：“彭湃同志是中国 农民革命浪潮中第一个潮头，他开辟了这十年来农民革命历史的头一篇。中国的农民，从广东以至东三省，谁个不知道有彭湃，谁个不知道彭湃是他们的领袖。而中 国一切地主豪绅又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彭湃的”，“彭湃这两个字，在农民则当作救星，而地主豪绅却如见了催命符一般害怕。他的名字，简直震动了全世界的人 心”。罗绮园指出：“彭湃是不难学的，他不是天神，他只是革命群众的领袖。”他指出彭湃八种精神：有富有开路先锋的精神；有不顾一切，排除万难以贯彻目的 的勇气；不怕挫折，而且从不灰心；宣传煽动能力很大；最善于斗争；阶级观念极其强烈；对付敌人非常严峻；在斗争中最勇敢。罗绮园指出：“彭湃同志所以能成 为群众领袖，因为他能够发挥以上所说的八点特长，而这些特长，是每个共产党员都有资格并且有机会去学习的。”历史的反讽之处在于，最有可能学习彭湃这些特 长的罗绮园并没有真正学到。
1931年1月至3月，罗绮园成为南方局成员；同年2月任出版部负责人。1931年7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是罗绮园人生和事业的顶峰，却也是其人生下滑和堕落的开始。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在供述中，他提到“经济来源”时指出，“红旗报二千元(现由罗绮园负责)”。这就把罗绮园暴露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加剧了被国民党特务捕获的危险。
然而，出卖罗绮园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他最终成为因生活作风腐败而叛党亡身的反面教材
罗绮园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时，正是白色恐怖极为严峻的时刻。但他没有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却过分沉溺于地位变化、权力膨胀所带来的虚荣与快感中。罗绮园的思想 开始变质，生活作风开始腐败。他利用工作关系和权力影响，将党的工作纪律抛诸脑后，与《红旗日报》(193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与《上 海报》合并为新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工作人员胡某的妻子勾搭成奸。胡某忌恨在心，遂寻机报复。
对于罗、胡出现的私生活纠葛，有关部门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7月下旬，胡某被派去温州工作，开船前五分钟他借口上厕所跳上岸向国民党告密。同行人员发现时，船已开行无法报警让特科红队采取措施。胡某赶到南京向国民党告密后，陈立夫立即布置大抓捕。
曾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的黄凯回忆说，顾建中带来一个姓胡的黄埔四期生，此人自称中共军委干部，他写信给老蒋(指蒋介石)告密，并提供了一批重要干部的住址。 我们根据胡某的线索按图索骥，首先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为目标。1931年7月25日清晨，在捕获杨匏安的同时，罗绮园也遭逮捕，据史料记载，国民党 特务此次行动一共抓捕了16人。中共中央《红旗日报》美生印刷厂也遭敌人破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损失。
黄凯说，杨匏安被捕后，我曾经秘密亲自找他谈话，劝他为家庭为个人前途着想，考虑自首，但被杨先生毅然拒绝。他说：“杀了一个杨匏安，杀不尽千万个杨匏 安。”接着我就赶到南京向陈果夫汇报，并建议将杨软禁，因为杨在民国十三年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果夫的上级，陈果夫也颇赞成。
曾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的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这样描写这段历史，录下供一参考：
一位曾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胡君，回国以后，被派为共产党江苏省委，他有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妻子──陈小妹，也是共产党员，同被派在江苏省委的妇女部工 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鹣鹣鲽鲽真是一对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陈小妹忽然接到共产党中央转来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员 罗绮园“住机关”(因为罗的住所，需要有个女人去掩护，所以共产党派她住到罗的机关里，表面上装成罗的妻子)。根据共产党的工作纪律，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须 征求同意，只有绝对服从，此事当然也不例外，陈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里万分不愿，但是鉴于“纪律”的森严，不敢违抗，只好忍痛分手，不 过，问题却从此发生了。
原来陈小妹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女子，虽说已受过布尔什维克的洗礼，对男女问题，不像一般旧式妇女那样拘谨，但是要她去和一个未曾见 过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点为难。于是常常找机会向她的丈夫诉苦，胡君呢？本来已对“领导方面”这种“乱命”非常忿恨，经不起他的爱妻的一再哭诉，更 感无法忍耐，只是夺走他的爱妻的是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人，这将如何处理才好呢？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后来想到老同学陈绍禹以足智多谋见称，乃走去和他商 量，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地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 回你的妻子。”
“向国民党告密？”忠实的胡君，简直认为陈绍禹故意开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测验他对共产党是否忠诚。因此，初听之下，不由惊呆了，但细看陈绍禹一本正经 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没有设计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细一想，除此以外，的确别无更好的方法。结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 的马列主义，胡君终于接受陈的建议向我们求援了。
不过有一点，与陈绍禹的原意不符，陈的献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报告罗绮园的住所，同时，事先将陈小妹约出来，以免同时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举发则已，一经举发，自己就不能再在共产党内存身，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头检举。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一座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在另一个房间里，又捕到共党的另一要员杨匏安。
罗绮园和杨匏安都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而和瞿秋白、毛泽东等相等，在所谓“国共合作”的跨党时期，他们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是属于瞿秋白、李立三的一派，而与留俄派的陈绍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卖了。
杨匏安是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内地位也很高，蒋介石知道他受过共产党的处分，竭力进行劝降。杨匏安每天都被看守叫出去 “会客”，来者都是国民党要人。面对诱降，杨匏安的回答只是：“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同狱难友无不为之感动，连看守的狱卒也敬佩地称他为“铁人”。
而罗绮园却发生了动摇。杨匏安与罗绮园共事多年，他觉察到罗绮园被捕后垂头丧气，为劝说罗绮园振作精神，保持革命气节，他口诵《示难友》一诗，赠与罗绮园 和同狱难友。诗云：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但罗绮园却苟且偷生，写了自首书，当了叛徒。敌人想把杨匏安也劝降过来，最后蒋介石亲自把电话打到狱中要杨匏安接，但杨匏安却将话筒摔到墙上。
罗绮园、杨匏安被捕后，党组织曾通过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并准备在敌人将他们解往南京途中武装劫车，但国民党方面却下达了就地枪决杨匏安的命令。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杨匏安被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时年35岁。
鉴于罗绮园因生活作风被捕叛变给革命带来的损失，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叛徒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罗绮园 等人的党籍。出卖了自己和同志、企图苟且偷生的罗绮园，并没有得到刽子手的饶恕，不久便遭枪杀，时年37岁。罗绮园就这样为自己本应轰轰烈烈的人生画上了 耻辱的句号。
文章来源: 史海钩沉 于 2015-02-17 09:52:36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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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2009年02期封面图
核心提示：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地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回你的妻子。”
本文摘自：《纵横》2009年02期，作者：李庆刚，原题为：《罗绮园其人其事》
在中共历史，特别是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历史上，罗绮园曾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广东省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是和彭湃、阮啸仙齐名的广东农民运动领导 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届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等要职，为大革命时 期农民运动的发展和高涨作出了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他继续留在革命阵营内，一度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担任党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主编，后又任中共 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副部长等重要职务。这样一个曾经历血雨腥风斗争考验的人，最终却因思想道德防线脆弱，生活作风腐败而致亡身 并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本应如同时代的彭湃、阮啸仙等农运领导人一样在中共党史上留下英名的罗绮园，却因生活作风问题而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成为一个 反面典型，其人生轨迹，令人警醒深思。
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农民运动领导人
罗绮园，广东番禺人，1894年出生于当地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曾任广东省阳山县县长。如同海丰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一样，罗绮园后来也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出身，成为农民运动的领导者。
1916年，罗绮园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攻读文科。1919年“五四”运动后，罗绮园受到革命运动的熏陶，经常发表爱国言论，积极参加学生社团组织。他担任 了同济大学学生会委员，参与了会刊《自觉周报》的编辑工作，并为该报撰稿，揭露社会的种种弊端，抨击反动当局的专制统治。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罗 绮园阅读了许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刊和文章，开始参加学生革命活动。
1921年8月11日，中共一大刚闭幕不久，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正式成立。罗绮园在其中发挥过积极作用。 有当事人回忆说：“那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很活跃，人家也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来找我们实际上就是找共产党。”“梅白克路(今新昌路)宝隆医院中的护士也到 劳动组合来找过我们，因为医院里的德国医生态度粗暴，欺侮她们，当时民族自尊心很强，大家要罢工反抗。这件事是通过同济大学学生罗绮园去发动她们进行斗争 的，结果是胜利了，德国医生向大家道歉。”(董锄平：《回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4 页。)
当时，能为中国人争回一点自尊，当然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经过斗争锻炼，1921 年年底，罗绮园在同济大学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罗绮园回广州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罗绮园到广州后，鉴于他在学生期间的表现，党组织安排他主要从事青年团的宣传工作。1923年5月，他出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候补委员，负责编辑团的 机关刊物《青年周刊》。6月，由阮啸仙等负责的粤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成立，罗绮园任该社社刊《新学生》的编辑。这时，中共三大确定了 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罗绮园 的工作重心也逐渐由编辑刊物转到领导农民运动上面来。
为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国民党“一大”后即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设立农民部，作为领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构。农民部第一任秘书由彭湃担任，罗绮园与阮 啸仙两人出任农民部组织员。1924年11月，彭湃辞职，农民部秘书一职由罗绮园担任。从此时起到大革命失败，罗绮园一直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一职。 为支持农民运动发展，罗绮园不遗余力。他经常找革命政府重要领导人、同时又是他的上级的农民部部长廖仲恺商讨解决有关农民运动发展问题。1924年11 月，广宁地主武装摧残农会，破坏农会的减租斗争，在罗绮园、彭湃等人的努力下，廖仲恺手拟了孙中山大元帅命令，并派卫士队和铁甲车队前往广宁支援农民的斗 争，使斗争最终取得胜利。1925年春，中山县有一伙地主成立“竞进会”，与农会对抗，并勾结土匪，欺压农民。罗绮园和陈铭枢等率一团革命军同到中山县石 岐镇，支援农民斗争，打垮地主武装，在各乡建立了农会组织。
1924年8月至12月，罗绮园担任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适逢以陈廉伯、陈恭受为首的反动商团发动叛乱。罗绮园响应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号召，将学生组成农民自卫军，参加了平息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
1924年11月罗绮园被选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不久，又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一说彭湃任该职务)，成为广东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5年 5月，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宣告成立省农民协会。罗绮园和彭湃、阮啸仙三人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担负领导全省农民运动重任。由 于彭湃和阮啸仙经常下乡指导农民开展斗争，故省农民协会的日常事务常由罗绮园负责。1925年6月，广州、香港工人爆发了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省港罢 工。罗绮园奉命到石井兵工总厂发动工人参加罢工。接着，出任石井兵工总厂训育主任，培训工人运动骨干。
1926年1月1日，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月刊)在广州创刊，罗绮园担任主编。为该刊撰稿的大多是共产党人，有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彭湃、阮啸 仙等。该刊第一、二期上先后发表了毛泽东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两篇著作，李大钊的《土地和农民》、 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谭平山的《国民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等重要文章，也都在该刊发表。罗绮园本人在第二期上撰写的《本部一年来的工作概述》，记载 了农讲所一至五届的办理经过，以及在第九期刊登的《第六届农讲所办理经过》，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1926年5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全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罗绮园继续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不久他在第六届农讲所讲授了《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 大会决议案》这一课程。7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因革命中心北移，广东农民运动进入困难时期。8月，罗绮园主持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并在会上通过了他 起草的《广东省农民目前最低限度之总要求》的决议，成为指导当时农民斗争的纲领。
1927年2月23日，广东潮、梅、海陆丰17县属农民代表大会及劳动童子团代表大会在汕头召开，大会发出请省农会发起组织全国农会等项通电，推动了全国 农协在武汉的创建工作。次日，罗绮园在大会上作《广东省农民运动报告》，彭湃作《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会务报告》，有力地推动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罗绮园，的确是个叱咤风云的农民运动领导人。
他曾是反抗国民党屠杀的不屈的共产党人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为避免更大损失，中共广东区委从广州迁往香港，罗绮园却留下来坚持斗争。5月下旬，罗绮园赶到 韶关，将北江农军学校学生、北江各县农民自卫军和韶关铁路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由1000多人组成的广东北江工农自卫军，罗绮园亲自担任总指挥，挥师北上 武汉，共同讨伐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
到武汉后不久，罗绮园奉命前往香港，并带去中央关于领导农民暴动的决议。1927年9月6日，中共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由张太雷任书记，李立 三等为委员，罗绮园为秘书。10 月5日，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联席会议上罗绮园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10月底海陆丰爆发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罗绮园满 腔热情地讴歌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撰写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反动派与海陆丰苏维埃》等文章，充分肯定了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和作用。11月，中共中央在上 海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罗绮园接替瞿秋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任党报委员会委员。
南昌起义军入粤后，为加强对广东省委的领导，中央派罗绮园等人回广东工作。在12月举行的广州起义中，罗绮园率领横沙乡农民赤卫队参加战斗，并担任农军总指挥。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又回到上海工作。
“八七”会议后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出版中央机关刊物，并定名为《布尔塞维克》。1927年10月24日，《布尔塞维克》(周刊)在上海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创刊。罗绮园来到上海后，在宣传部工作。
曾是编委会成员的郑超麟在回忆录中说：罗绮园属于接近谭平山的人，张太雷为了防止平山的朋友在广东捣乱，便把杨匏安和罗绮园调到上海来。这就是罗绮园来宣 传部的原因。他说：罗绮园是广东群众领袖，他文章也写得好，而且很幽默的。住在宣传部时，对邻居说他是我的“表兄”。不久，“表嫂”也来了，还有四五个 “表侄”。他知道中央为什么派他在宣传部工作。有一次曾向我表示他并不是平山一党，他和匏安向来看不起平山。
这时，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的陈独秀也蛰居上海，整理了一部学术著作《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其中分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和广东话，每种方言的发音，都请人校核过，罗绮园参加了广州话的校音工作。
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的4个多月中，中央两次委任李立三到广东做重建和恢复党组织的善后工作。但在“左”倾盲动路线的指导下，李立三的工作并不理想。1928 年3 月18日李立三致信瞿秋白，表示要“极力加紧工作”，“计划在短期内造成暴动的局面”，并期望中央调来更多干部，他特别要求希望“恩来同志即来指导扩大会 议”，“速请罗绮园回来担任《红旗》(广东省委机关刊物——笔者注)编辑” 。
中央没有同意李立三的意见，周恩来和罗绮园也就没有去广东。中共六大后不久，李立三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4位常委之一，担任宣传部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罗绮园也出任《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委员。
李立三接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为加强宣传工作，决定创办中央机关报《红旗》。此事交由中宣部下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与罗绮园、李求实筹备出版。192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创刊。
因工作颇有成效，1929年6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罗绮园改任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并担任《布尔塞维克》主编。罗绮园的工作突然繁忙起来。他曾为中 央干部训练班(恽代英任主任)作过报告。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里说：那次训练班中除了周恩来与我们讨论政治问题之外，其他的人都给我们报告实际工作经 验。罗绮园给我们讲农民运动，大家对他的印象不好，他可能知道的东西不少，但是讲不出来，同时他毫无泥土气，无论谈吐或举动上，都不像是干农民工作的；性 情不开朗，也不适于群众工作，此人在早期之主持农运，可能由于某些偶然因素。
偶然因素中又有必然。在农运人才缺少的情况下，1930年罗绮园又兼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副部长。这时，罗绮园还参与到对陈独秀的批判当中，1930 年6月14日，他以“易元”的化名在《红旗》上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的文章。针对当时认为陈独秀攻击红军是“土匪”的言论作了批判。
此时，罗绮园的革命热情是高涨的。1930年8月30日，是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烈士被国民党杀害一周年纪念，作为与彭湃曾经共同战斗过的战友， 罗绮园以“易元”化名在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北方红旗》第29期上发表了《彭湃同志传略》一文，记述了彭湃革命的一生，他赞扬彭湃说：“彭湃同志是中国 农民革命浪潮中第一个潮头，他开辟了这十年来农民革命历史的头一篇。中国的农民，从广东以至东三省，谁个不知道有彭湃，谁个不知道彭湃是他们的领袖。而中 国一切地主豪绅又没有一个不切齿痛恨彭湃的”，“彭湃这两个字，在农民则当作救星，而地主豪绅却如见了催命符一般害怕。他的名字，简直震动了全世界的人 心”。罗绮园指出：“彭湃是不难学的，他不是天神，他只是革命群众的领袖。”他指出彭湃八种精神：有富有开路先锋的精神；有不顾一切，排除万难以贯彻目的 的勇气；不怕挫折，而且从不灰心；宣传煽动能力很大；最善于斗争；阶级观念极其强烈；对付敌人非常严峻；在斗争中最勇敢。罗绮园指出：“彭湃同志所以能成 为群众领袖，因为他能够发挥以上所说的八点特长，而这些特长，是每个共产党员都有资格并且有机会去学习的。”历史的反讽之处在于，最有可能学习彭湃这些特 长的罗绮园并没有真正学到。
1931年1月至3月，罗绮园成为南方局成员；同年2月任出版部负责人。1931年7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他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这是罗绮园人生和事业的顶峰，却也是其人生下滑和堕落的开始。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被捕叛变，在供述中，他提到“经济来源”时指出，“红旗报二千元(现由罗绮园负责)”。这就把罗绮园暴露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加剧了被国民党特务捕获的危险。
然而，出卖罗绮园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他最终成为因生活作风腐败而叛党亡身的反面教材
罗绮园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时，正是白色恐怖极为严峻的时刻。但他没有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却过分沉溺于地位变化、权力膨胀所带来的虚荣与快感中。罗绮园的思想 开始变质，生活作风开始腐败。他利用工作关系和权力影响，将党的工作纪律抛诸脑后，与《红旗日报》(193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与《上 海报》合并为新的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工作人员胡某的妻子勾搭成奸。胡某忌恨在心，遂寻机报复。
对于罗、胡出现的私生活纠葛，有关部门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7月下旬，胡某被派去温州工作，开船前五分钟他借口上厕所跳上岸向国民党告密。同行人员发现时，船已开行无法报警让特科红队采取措施。胡某赶到南京向国民党告密后，陈立夫立即布置大抓捕。
曾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的黄凯回忆说，顾建中带来一个姓胡的黄埔四期生，此人自称中共军委干部，他写信给老蒋(指蒋介石)告密，并提供了一批重要干部的住址。 我们根据胡某的线索按图索骥，首先以中共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为目标。1931年7月25日清晨，在捕获杨匏安的同时，罗绮园也遭逮捕，据史料记载，国民党 特务此次行动一共抓捕了16人。中共中央《红旗日报》美生印刷厂也遭敌人破获，党组织遭到严重的损失。
黄凯说，杨匏安被捕后，我曾经秘密亲自找他谈话，劝他为家庭为个人前途着想，考虑自首，但被杨先生毅然拒绝。他说：“杀了一个杨匏安，杀不尽千万个杨匏 安。”接着我就赶到南京向陈果夫汇报，并建议将杨软禁，因为杨在民国十三年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果夫的上级，陈果夫也颇赞成。
曾是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的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这样描写这段历史，录下供一参考：
一位曾受莫斯科训练的共产党员胡君，回国以后，被派为共产党江苏省委，他有一个年轻而又美丽的妻子──陈小妹，也是共产党员，同被派在江苏省委的妇女部工 作。夫妻二人的感情很好，同在一起工作，鹣鹣鲽鲽真是一对理想的配偶，可是好事多磨，有一天陈小妹忽然接到共产党中央转来的命令，派她去和中共的另一要员 罗绮园“住机关”(因为罗的住所，需要有个女人去掩护，所以共产党派她住到罗的机关里，表面上装成罗的妻子)。根据共产党的工作纪律，任何命令事先都毋须 征求同意，只有绝对服从，此事当然也不例外，陈小妹接到命令，立刻和丈夫商量，二人心里万分不愿，但是鉴于“纪律”的森严，不敢违抗，只好忍痛分手，不 过，问题却从此发生了。
原来陈小妹竟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的伦理社会中长大起来的女子，虽说已受过布尔什维克的洗礼，对男女问题，不像一般旧式妇女那样拘谨，但是要她去和一个未曾见 过一面的男子同居，此事究竟有点为难。于是常常找机会向她的丈夫诉苦，胡君呢？本来已对“领导方面”这种“乱命”非常忿恨，经不起他的爱妻的一再哭诉，更 感无法忍耐，只是夺走他的爱妻的是共产党，不是一个普通人，这将如何处理才好呢？想来想去，没有主意，后来想到老同学陈绍禹以足智多谋见称，乃走去和他商 量，陈绍禹对此本早有所闻，看到胡君前来求教，联带想起自己的郁积已久的心事，于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轻声地向胡君献策：“除了向国民党告密，无法救 回你的妻子。”
“向国民党告密？”忠实的胡君，简直认为陈绍禹故意开他玩笑，要不然就是有意测验他对共产党是否忠诚。因此，初听之下，不由惊呆了，但细看陈绍禹一本正经 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彼此的友情，也没有设计陷害他的理由。再仔细一想，除此以外，的确别无更好的方法。结果，“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战胜了无产阶级 的马列主义，胡君终于接受陈的建议向我们求援了。
不过有一点，与陈绍禹的原意不符，陈的献策是要胡君自己不出面，匿名报告罗绮园的住所，同时，事先将陈小妹约出来，以免同时被捕，胡君一想，此事不举发则已，一经举发，自己就不能再在共产党内存身，所以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出头检举。
在一天的早晨，胡君引导我们到马斯南路一座很华丽的巨宅中，把他的爱妻接出来，并把罗绮园捕到。在另一个房间里，又捕到共党的另一要员杨匏安。
罗绮园和杨匏安都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共产党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而和瞿秋白、毛泽东等相等，在所谓“国共合作”的跨党时期，他们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时是属于瞿秋白、李立三的一派，而与留俄派的陈绍禹等不睦，所以就被出卖了。
杨匏安是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内地位也很高，蒋介石知道他受过共产党的处分，竭力进行劝降。杨匏安每天都被看守叫出去 “会客”，来者都是国民党要人。面对诱降，杨匏安的回答只是：“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同狱难友无不为之感动，连看守的狱卒也敬佩地称他为“铁人”。
而罗绮园却发生了动摇。杨匏安与罗绮园共事多年，他觉察到罗绮园被捕后垂头丧气，为劝说罗绮园振作精神，保持革命气节，他口诵《示难友》一诗，赠与罗绮园 和同狱难友。诗云：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但罗绮园却苟且偷生，写了自首书，当了叛徒。敌人想把杨匏安也劝降过来，最后蒋介石亲自把电话打到狱中要杨匏安接，但杨匏安却将话筒摔到墙上。
罗绮园、杨匏安被捕后，党组织曾通过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并准备在敌人将他们解往南京途中武装劫车，但国民党方面却下达了就地枪决杨匏安的命令。1931年8月的一天晚上，杨匏安被害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时年35岁。
鉴于罗绮园因生活作风被捕叛变给革命带来的损失，1931年8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叛徒罗绮园、廖划平、潘问友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罗绮园 等人的党籍。出卖了自己和同志、企图苟且偷生的罗绮园，并没有得到刽子手的饶恕，不久便遭枪杀，时年37岁。罗绮园就这样为自己本应轰轰烈烈的人生画上了 耻辱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