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之自传》的书籍简介中，把方励之这位积极推动中国人权与民主改革的天体物理学家，称为“邓小平一生中最头痛的人物”。方励之的经历与中国近代史纠缠在一起，他热爱他的祖国，奉献一生，然而六四之后却终生不得返国，客死异乡，所幸留下的遗稿《方励之自传》。作家余杰读罢《方励之自传》后撰文《中国的萨哈罗夫还在路上》指出，出国之后的方励之，未能顺势成为海外反对运动的核心人物和道德象征。当海外民主运动逐渐分崩离析、丑闻缠身之际，方励之回归天体物理学家的本行，远离是非、洁身自好。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西方媒体将方励之与苏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相提并论——他们都是物理学家，又都是人权斗士。然而，方励之最终未能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全文如下。
官方在电视发布方励之、李淑娴的通缉令
既然中国人的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断都被情感化，因此，又会把“持不同政见者”视为“离心分子”，亦即是说：你在意见上与我不同，就是一种伤感情的“不友好”行为。——孙隆基
一九八七年秋天，刚刚被邓小平下令开除中共党籍的科学家和民主倡导者方励之，认识了美国国家广播电台夜线新闻主播布罗考，布氏刚采访过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布罗考建议，请方励之观看一份中国中央电视台不会播放赵紫阳的采访录影，因为赵紫阳谈到了方励之。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方励之置身于这家美国电台在北京的工作室，观看自己国家领袖的谈话，而谈论的对象是方励之本人。赵紫阳和蔼地对布罗考说着，不时拿起身旁桌上的青岛啤酒豪饮：“在美国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在镇压、整肃知识分子。我个人不同意。过去几年，方励之发表许多言论及演讲，写文章批评中国政府以我们党的政策。……因为他有如此信念，他就不能当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离开党的时候，他们仍将获得尊敬，可以继续在自己专业领域扮演角色。我不认为你可以把这样称为镇压。”
赵紫阳说得没有错。离开共产党对方励之本人来说，确实是一种解脱。但赵紫阳也说错了。他没有料到，真正的镇压很快来临——就连他自己也成了镇压和受害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加入了方励之的行列。六四屠杀之后，赵紫阳被软禁在家中，方励之则逃入美国驻华使馆。这两个希望祖国变得更自由和更民主的爱国者，各自付出了失去自由、被攻击和诽谤的沉重代价。在那段隐身于美国使馆一间小屋子的日子里，方励之奋笔疾书，完成了一本自传。这本自传尘封二十多年，直到方励之于二零一二年在美国去世，才首度面世。方励之说： “我希望，我的自传能说清楚，科学和民主到底如何引导我走上这条‘被通缉’的不归路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尽自己的责任。”这本自传，可以让他死而无憾。
那个时代的大学，那个世代的校长
方励之的精彩人生是从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开始的。中共建政之后，多次整肃知识界和教育界，大学校长多半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尽屈辱、苟且偷生。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有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新气象，也有了一批敢作敢为的大学校长，如北大的丁石孙、武大的刘道玉，当然也包括科大的方励之。当时，方励之与校长管惟炎一起，致力于改变毛泽东时代大学沦为愚民教育工具的惨状。作为右派长期被下放劳改，方励之倍加珍惜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他坚持认为，大学的功效是培养“人”，而不是培养“儿子”或“党的驯服工具”。
科技大学处在较为偏僻的合肥，当时仅有学生四千人，远不能与北大、清华等历史悠久、规制宏大的名校相比，但在方励之等人的努力下，科技大学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大学之一。方励之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们做了几件“小事”——所谓“小事”，在今天看来，件件都惊天动地：严格地分开党和政，各级共产党组织都不得介入有关教学和研究等事务的决策；把经费的分配，教职的聘任、人员的升迁等交给由教授学者等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决定；教职工代表会和学生代表会有权评议和监督学政，批评系事、校事，甚至党事和国事；取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取消对学术报告党政治审查。
方励之被免职时，当局给他罗织的罪名是“系统地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把科技大学引向了自由化”。对此，方励之反驳说：“对于我，这个‘罪名’是莫大的荣耀。一点不错，在主观上，我们确实想使科大成为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方励之为科大带来一股新风，但他任职时间并不长，做的事还太少，未能赋予科大以一种强烈而坚韧的校格。一旦他被赶出科大，对科大的影响力迅速消失。尤其是八九镇压之后，整个国家的风气大变，科大也不可能壁立千仞，成了一所丧失人文理想和自由精神的纯理工学校。
三十多年后，再回头看那个时代的大学、那个时代的校长，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今天中国的大学，被中共管制得如同铁桶一般严严实实，自由主义思想没有立锥之地。只要稍稍表达一点与官方不同的看法，教授立即遭到举报、围攻和解聘；学生们更是未老先衰，个个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争先恐后地入党和考公务员。
那个时代，中共还不知道如何对付异议人士
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统统被归入 “反革命”行列，当局将这一小群人肉体消灭、思想冷冻。八十年代之后，情形有了不同，方励之幽默地表扬邓小平：“邓小平开放中国的政绩之一，是‘持不同政见者’一词进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是中国的第一名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当时，当局对于如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举棋不定，是打？是压？以绝后患，还是软处理，以示开明？党内保守派与开明派相持不下。于是，方励之时而是当局批判打压的对象，时而又成了当局“款待的上宾”。
八九镇压之前，方励之有三次与当局对峙的高潮。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方励之应邀到上海、宁波的大学演讲，直接监视他的人物居然是国务院分管教育的副总理万里。方励之到哪里，万里就跟到哪里。万里向宁波大学索要方演讲的录音，大学佯称没有录音，万里下令，若不交出录音，他的专机就不起飞。随即，万里在合肥召开高等教育座谈会，并点名让方励之坐在他旁边，让其公开答覆党的批评。万里希望方励之诚惶诚恐地承认错误、请求宽恕。结果，面对一百多名与会者，方励之与之激烈辩论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两人说话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最后一个回合是：万里问：“你的党龄多长了？”方励之说：“三十年。”万里说：“我五十年。”这是万里唯一一个回合的胜利。从此细节中可发现：第一，万里并没有后人描述的那么开明，党性是他们这一代人坚守的原则；第二，那个时代毕竟还能出现副总理与大学副校长面对面辩论的场景，所以那个时代仍然值得怀念。
第二个故事是，一九八七年一月，邓小平开除方励之党籍的讲话，被作为党的一号文件下发。一月十二日，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免去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的新闻。十九日，又播出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头条新闻。随即，中央摘编十万字的方励之言论集，印刷五十万份散发全党支部。让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很多人真是通过这本书了解、接受乃至赞同方的观点。当局见势不妙，又下令收回。但已经晚了，连黑市书摊上都有复制本出售。邓小平用尽手段，仍无法将方压服和搞臭。当方批评高干子弟在海外有存款时，传出邓要到法院告方诽谤的消息。方遂聘请律师，严阵以待。也许考虑再三，邓最终没有“出此下策”。回顾与邓小平的几轮斗法，方励之说：“我应当感谢邓小平先生，因为他很卖力气地给我当过义务广告员。”
最精彩的一个故事是，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美国使馆邀请方励之出席宴会。方向任职的天文台询问中国官方的态度，却不得要领。于是，当时在美国使馆任文化参赞的汉学家林培瑞夫妇陪同方励之夫妇出发赴宴，出门后才发现三环路的一段居然戒严了，仅仅是为了拦截他们的车辆。有一名自称最高特工的人当场指挥拦截行动，并谎称方不在受邀名单上，不能去参加宴会。两对夫妇跳上一辆出租车，刚驶出几百米又被拦下。然后，他们准备坐公交车，结果警察命令公交车不准停靠站台。他们只好步行，一个奇观出现了：数十名穿制服或便服的警察陪同他们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散步”。多年以后，亲身经历者林培瑞向我讲述当时的场景，仍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而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的鲍朴，为了抗议担任赵紫阳秘书的父亲鲍彤默许此事发生，一度与父亲激烈争执、离家出走。美国记者孟慕捷在研究美中关系的着作《转向》中评论说：“自从尼克森开门以来将近二十年的美、中高阶层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丑陋的行径。中国政府动用情治机关的暴力，阻止一位受邀的中国贵宾出席美国总统做东的晚宴。”
由于当时中共还没有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维稳体制，每次行动都力不从心、弄巧成拙。二十年后，当我跟国保警察周旋时，反倒羡慕方励之面对的“吞舟是漏”的处境。若是换在二十年后，当局对待方的方法就很简单了，干脆就雇佣几个“协警”堵住大门，不让其出门，然后切断电话、手机和网络，而无需如此大动干戈。另一方面，中共不再大张旗鼓地发动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批判，而是更狡诈地将他们的消息封锁、隔绝。即便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普通民众亦不得而知，刘晓波的思想就更难以深入寻常百姓家了。
方励之为何没能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
八九学潮，方励之刻意疏离在外，并无积极的作为，却仍被视为幕后“黑手”之一。军队开枪之后，方励之被列为通缉犯，不得不遁入美国使馆。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入美国使馆寻求保护，当然是方励之个人的选择自由，一般人不可苛求他人成为殉道者。但是，受方励之的鼓舞而走上反抗之路并为之承受巨大苦难的那些普通人，他们的异议值得注意和倾听。比如，六四后入狱多年的“大屠杀画家”武文建在接受廖亦武访问的时候就说：“方励之先生在需要他挺身而出时，却躲在美国大使馆不出来，被人家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说：‘民主不是考施舍，而是要靠争取。’既然是争取，那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
这本传记的主体部分，是方励之在使馆避难的那段时期内写成的。关于在使馆中的日日夜夜，也许当时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方励之的描述反倒不如亲自操办此事、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在回忆录中写得细致入微。然后，中美两国经过漫长的谈判折冲，方励之被放行，先乘坐美国军机飞赴英国，再乘坐美国副总统的专机飞抵美国。一路的行程，比当年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还要风光。
然而，盛名来得快，去得也快。出国之后的方励之，未能顺势成为海外反对运动的核心人物和道德象征。中国人历来擅长窝里斗，当海外民主运动逐渐分崩离析、丑闻缠身之际，方励之精明地选择了离开，回归天体物理学家的本行，赴亚利桑那大学任教，远离是非、洁身自好。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西方媒体将方励之与苏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相提并论——他们都是物理学家，又都是人权斗士。然而，方励之最终未能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
方励之与萨哈罗夫是两个很有比较意义的标杆。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明显不同：萨哈罗夫晚年赶上了戈巴契夫新政，在作为“准议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为民主、人权大声疾呼，其凝聚的政治能量得以释放。美国新闻记者大卫·雷姆尼克如此赞美说：“在所有历史神话中，你经常会看见一名圣徒，矗立在一群傻瓜和自负之徒、一群饱受污辱与满是伤痕的人民中，他就是萨哈罗夫。他是‘毁灭之火’（氢弹）的创造者，但却坚决地批判这个‘礼物’。他全心投入拯救‘罗得之地’的志业，纵然只是一场梦幻。”但是，方励之没有萨哈罗夫那么幸运，当他踏上流亡之路时，中共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由杀人凶手摇身一变成为笑容可掬的买卖人，“大国崛起”的喧嚣，迅速冲澹了所有来自海外的批评者的声音。
而就个人条件而言，在近代以来具有悠久的异议知识分子传统的俄罗斯，萨哈罗夫有滋养他的精神资源，又有坚韧不拔的个性，最终将自己锻造成“完美的道德罗盘”。在萨哈罗夫的葬礼上，他的好友、俄罗斯中世纪文学专家利哈乔夫评价说：“他不仅属于我们的国家，也属于整个世界。他是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人，也是属于未来的人。他是一位先知，一位古典意义上的先知，他召唤自己的同辈为了未来而进行道德改革。但就和所有的先知一样，他不被人所理解。他居然还遭到祖国的驱逐。”也有普通人在萨哈罗夫家门口留言说：“请原谅我们对你造成的所有不幸。请原谅那些你在世时贬抑你、你离开后却开始说好话的人。再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没有守护你的生命，但我们将扞卫关于你的记忆。请原谅我们。”与之相比，方励之没有那样的文化传统可以依托，也未能真正扎根在民众之中。他深受儒家文化的侵蚀，更像是屈原和王阳明那样的忠臣，总是期待明君贤相听取知识阶层明智的建议。他未能形成像哈维尔那样的解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也缺乏作为民间反对运动领袖的胸襟和勇气。当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方励之“凑巧”去奥斯陆观礼并撰文支持，但在文章中又不经意地透露六四前夕刘晓波去他家拜访并顺带捎走一本书的“往事”——他的心灵格局，不若我们所期待的那么广大。斯人已经逝，中国的萨哈罗夫还在路上。
官方在电视发布方励之、李淑娴的通缉令
既然中国人的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断都被情感化，因此，又会把“持不同政见者”视为“离心分子”，亦即是说：你在意见上与我不同，就是一种伤感情的“不友好”行为。——孙隆基
一九八七年秋天，刚刚被邓小平下令开除中共党籍的科学家和民主倡导者方励之，认识了美国国家广播电台夜线新闻主播布罗考，布氏刚采访过新任总书记赵紫阳。布罗考建议，请方励之观看一份中国中央电视台不会播放赵紫阳的采访录影，因为赵紫阳谈到了方励之。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方励之置身于这家美国电台在北京的工作室，观看自己国家领袖的谈话，而谈论的对象是方励之本人。赵紫阳和蔼地对布罗考说着，不时拿起身旁桌上的青岛啤酒豪饮：“在美国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在镇压、整肃知识分子。我个人不同意。过去几年，方励之发表许多言论及演讲，写文章批评中国政府以我们党的政策。……因为他有如此信念，他就不能当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离开党的时候，他们仍将获得尊敬，可以继续在自己专业领域扮演角色。我不认为你可以把这样称为镇压。”
赵紫阳说得没有错。离开共产党对方励之本人来说，确实是一种解脱。但赵紫阳也说错了。他没有料到，真正的镇压很快来临——就连他自己也成了镇压和受害的对象，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加入了方励之的行列。六四屠杀之后，赵紫阳被软禁在家中，方励之则逃入美国驻华使馆。这两个希望祖国变得更自由和更民主的爱国者，各自付出了失去自由、被攻击和诽谤的沉重代价。在那段隐身于美国使馆一间小屋子的日子里，方励之奋笔疾书，完成了一本自传。这本自传尘封二十多年，直到方励之于二零一二年在美国去世，才首度面世。方励之说： “我希望，我的自传能说清楚，科学和民主到底如何引导我走上这条‘被通缉’的不归路的。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坐标，尽自己的责任。”这本自传，可以让他死而无憾。
那个时代的大学，那个世代的校长
方励之的精彩人生是从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开始的。中共建政之后，多次整肃知识界和教育界，大学校长多半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尽屈辱、苟且偷生。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有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新气象，也有了一批敢作敢为的大学校长，如北大的丁石孙、武大的刘道玉，当然也包括科大的方励之。当时，方励之与校长管惟炎一起，致力于改变毛泽东时代大学沦为愚民教育工具的惨状。作为右派长期被下放劳改，方励之倍加珍惜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他坚持认为，大学的功效是培养“人”，而不是培养“儿子”或“党的驯服工具”。
科技大学处在较为偏僻的合肥，当时仅有学生四千人，远不能与北大、清华等历史悠久、规制宏大的名校相比，但在方励之等人的努力下，科技大学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大学之一。方励之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们做了几件“小事”——所谓“小事”，在今天看来，件件都惊天动地：严格地分开党和政，各级共产党组织都不得介入有关教学和研究等事务的决策；把经费的分配，教职的聘任、人员的升迁等交给由教授学者等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决定；教职工代表会和学生代表会有权评议和监督学政，批评系事、校事，甚至党事和国事；取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取消对学术报告党政治审查。
方励之被免职时，当局给他罗织的罪名是“系统地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办学路线，把科技大学引向了自由化”。对此，方励之反驳说：“对于我，这个‘罪名’是莫大的荣耀。一点不错，在主观上，我们确实想使科大成为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方励之为科大带来一股新风，但他任职时间并不长，做的事还太少，未能赋予科大以一种强烈而坚韧的校格。一旦他被赶出科大，对科大的影响力迅速消失。尤其是八九镇压之后，整个国家的风气大变，科大也不可能壁立千仞，成了一所丧失人文理想和自由精神的纯理工学校。
三十多年后，再回头看那个时代的大学、那个时代的校长，让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今天中国的大学，被中共管制得如同铁桶一般严严实实，自由主义思想没有立锥之地。只要稍稍表达一点与官方不同的看法，教授立即遭到举报、围攻和解聘；学生们更是未老先衰，个个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争先恐后地入党和考公务员。
那个时代，中共还不知道如何对付异议人士
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统统被归入 “反革命”行列，当局将这一小群人肉体消灭、思想冷冻。八十年代之后，情形有了不同，方励之幽默地表扬邓小平：“邓小平开放中国的政绩之一，是‘持不同政见者’一词进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我也许是中国的第一名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当时，当局对于如何处理持“不同政见者”，举棋不定，是打？是压？以绝后患，还是软处理，以示开明？党内保守派与开明派相持不下。于是，方励之时而是当局批判打压的对象，时而又成了当局“款待的上宾”。
八九镇压之前，方励之有三次与当局对峙的高潮。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方励之应邀到上海、宁波的大学演讲，直接监视他的人物居然是国务院分管教育的副总理万里。方励之到哪里，万里就跟到哪里。万里向宁波大学索要方演讲的录音，大学佯称没有录音，万里下令，若不交出录音，他的专机就不起飞。随即，万里在合肥召开高等教育座谈会，并点名让方励之坐在他旁边，让其公开答覆党的批评。万里希望方励之诚惶诚恐地承认错误、请求宽恕。结果，面对一百多名与会者，方励之与之激烈辩论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两人说话越来越快，声音越来越高。最后一个回合是：万里问：“你的党龄多长了？”方励之说：“三十年。”万里说：“我五十年。”这是万里唯一一个回合的胜利。从此细节中可发现：第一，万里并没有后人描述的那么开明，党性是他们这一代人坚守的原则；第二，那个时代毕竟还能出现副总理与大学副校长面对面辩论的场景，所以那个时代仍然值得怀念。
第二个故事是，一九八七年一月，邓小平开除方励之党籍的讲话，被作为党的一号文件下发。一月十二日，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放免去方励之科大副校长职务的新闻。十九日，又播出开除方励之党籍的头条新闻。随即，中央摘编十万字的方励之言论集，印刷五十万份散发全党支部。让当局始料未及的是，很多人真是通过这本书了解、接受乃至赞同方的观点。当局见势不妙，又下令收回。但已经晚了，连黑市书摊上都有复制本出售。邓小平用尽手段，仍无法将方压服和搞臭。当方批评高干子弟在海外有存款时，传出邓要到法院告方诽谤的消息。方遂聘请律师，严阵以待。也许考虑再三，邓最终没有“出此下策”。回顾与邓小平的几轮斗法，方励之说：“我应当感谢邓小平先生，因为他很卖力气地给我当过义务广告员。”
最精彩的一个故事是，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国总统老布什访华，美国使馆邀请方励之出席宴会。方向任职的天文台询问中国官方的态度，却不得要领。于是，当时在美国使馆任文化参赞的汉学家林培瑞夫妇陪同方励之夫妇出发赴宴，出门后才发现三环路的一段居然戒严了，仅仅是为了拦截他们的车辆。有一名自称最高特工的人当场指挥拦截行动，并谎称方不在受邀名单上，不能去参加宴会。两对夫妇跳上一辆出租车，刚驶出几百米又被拦下。然后，他们准备坐公交车，结果警察命令公交车不准停靠站台。他们只好步行，一个奇观出现了：数十名穿制服或便服的警察陪同他们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散步”。多年以后，亲身经历者林培瑞向我讲述当时的场景，仍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而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的鲍朴，为了抗议担任赵紫阳秘书的父亲鲍彤默许此事发生，一度与父亲激烈争执、离家出走。美国记者孟慕捷在研究美中关系的着作《转向》中评论说：“自从尼克森开门以来将近二十年的美、中高阶层来往，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丑陋的行径。中国政府动用情治机关的暴力，阻止一位受邀的中国贵宾出席美国总统做东的晚宴。”
由于当时中共还没有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维稳体制，每次行动都力不从心、弄巧成拙。二十年后，当我跟国保警察周旋时，反倒羡慕方励之面对的“吞舟是漏”的处境。若是换在二十年后，当局对待方的方法就很简单了，干脆就雇佣几个“协警”堵住大门，不让其出门，然后切断电话、手机和网络，而无需如此大动干戈。另一方面，中共不再大张旗鼓地发动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开批判，而是更狡诈地将他们的消息封锁、隔绝。即便是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普通民众亦不得而知，刘晓波的思想就更难以深入寻常百姓家了。
方励之为何没能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
八九学潮，方励之刻意疏离在外，并无积极的作为，却仍被视为幕后“黑手”之一。军队开枪之后，方励之被列为通缉犯，不得不遁入美国使馆。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进入美国使馆寻求保护，当然是方励之个人的选择自由，一般人不可苛求他人成为殉道者。但是，受方励之的鼓舞而走上反抗之路并为之承受巨大苦难的那些普通人，他们的异议值得注意和倾听。比如，六四后入狱多年的“大屠杀画家”武文建在接受廖亦武访问的时候就说：“方励之先生在需要他挺身而出时，却躲在美国大使馆不出来，被人家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国科技大学说：‘民主不是考施舍，而是要靠争取。’既然是争取，那你就走出来呀！和千千万万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识分子怎么都是些关键时刻掉链子的人。”
这本传记的主体部分，是方励之在使馆避难的那段时期内写成的。关于在使馆中的日日夜夜，也许当时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方励之的描述反倒不如亲自操办此事、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李洁明在回忆录中写得细致入微。然后，中美两国经过漫长的谈判折冲，方励之被放行，先乘坐美国军机飞赴英国，再乘坐美国副总统的专机飞抵美国。一路的行程，比当年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还要风光。
然而，盛名来得快，去得也快。出国之后的方励之，未能顺势成为海外反对运动的核心人物和道德象征。中国人历来擅长窝里斗，当海外民主运动逐渐分崩离析、丑闻缠身之际，方励之精明地选择了离开，回归天体物理学家的本行，赴亚利桑那大学任教，远离是非、洁身自好。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西方媒体将方励之与苏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相提并论——他们都是物理学家，又都是人权斗士。然而，方励之最终未能成为“中国的萨哈罗夫”。
方励之与萨哈罗夫是两个很有比较意义的标杆。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明显不同：萨哈罗夫晚年赶上了戈巴契夫新政，在作为“准议会”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为民主、人权大声疾呼，其凝聚的政治能量得以释放。美国新闻记者大卫·雷姆尼克如此赞美说：“在所有历史神话中，你经常会看见一名圣徒，矗立在一群傻瓜和自负之徒、一群饱受污辱与满是伤痕的人民中，他就是萨哈罗夫。他是‘毁灭之火’（氢弹）的创造者，但却坚决地批判这个‘礼物’。他全心投入拯救‘罗得之地’的志业，纵然只是一场梦幻。”但是，方励之没有萨哈罗夫那么幸运，当他踏上流亡之路时，中共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由杀人凶手摇身一变成为笑容可掬的买卖人，“大国崛起”的喧嚣，迅速冲澹了所有来自海外的批评者的声音。
而就个人条件而言，在近代以来具有悠久的异议知识分子传统的俄罗斯，萨哈罗夫有滋养他的精神资源，又有坚韧不拔的个性，最终将自己锻造成“完美的道德罗盘”。在萨哈罗夫的葬礼上，他的好友、俄罗斯中世纪文学专家利哈乔夫评价说：“他不仅属于我们的国家，也属于整个世界。他是属于二十一世纪的人，也是属于未来的人。他是一位先知，一位古典意义上的先知，他召唤自己的同辈为了未来而进行道德改革。但就和所有的先知一样，他不被人所理解。他居然还遭到祖国的驱逐。”也有普通人在萨哈罗夫家门口留言说：“请原谅我们对你造成的所有不幸。请原谅那些你在世时贬抑你、你离开后却开始说好话的人。再说什么都没用了，我们没有守护你的生命，但我们将扞卫关于你的记忆。请原谅我们。”与之相比，方励之没有那样的文化传统可以依托，也未能真正扎根在民众之中。他深受儒家文化的侵蚀，更像是屈原和王阳明那样的忠臣，总是期待明君贤相听取知识阶层明智的建议。他未能形成像哈维尔那样的解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也缺乏作为民间反对运动领袖的胸襟和勇气。当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方励之“凑巧”去奥斯陆观礼并撰文支持，但在文章中又不经意地透露六四前夕刘晓波去他家拜访并顺带捎走一本书的“往事”——他的心灵格局，不若我们所期待的那么广大。斯人已经逝，中国的萨哈罗夫还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