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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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离开渥村儿了，很感谢这么久来大家对我的帮助和关怀，无以为报，翻译一篇好文与大家分享。希望今后的日子里，大伙儿都能够顺利开心。
远征（The Journey）
叙利亚难民哈什姆·阿索奇（Hashem Alsouki）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地中海，他将目光投向瑞典—只是为了为了家人的自由
帕特里克·金斯利 （Patrick Kingsley）卫报流民通讯员
在海上无尽的黑暗中，哈什姆没办法看清他周围的人，但是可以听到他们的哀嚎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错。哀嚎着的是两个非洲妇女—可能来自索马里，然而现在不是发问的时候—因为哈什姆正四脚朝天的压在她们身上。他的四肢跟她们的交织在一起。她们真心希望哈什姆可以尽快让开，当然他也这么希望。不过哈什姆毫无办法—因为另外一些人也正以同样的姿势压在他的上面，或许这些人的上面还有另外的一层。
小小的木质舢板被完全的塞满。如果有人想要移动，人蛇立刻会给上一脚，把他们踢回原来的位置。没有人希望这艘拥挤的小船失去平衡，然后沉没。
现在大概是夜里11点左右，不过哈什姆无法确定。他完全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傍晚的早些时候，在埃及最北端的一处海滩上，他和其他人被像赶牲口一般的塞进这艘小船。现在天知道他们在哪儿，被黑暗裹挟，随风浪颠簸，或许是在地中海东南方的某处，伴随着乘客们的哀嚎。
其中一些哀嚎是阿拉伯语，他们中有人穿越非洲，另一些则穿越了中东。这些人来自巴勒斯坦、苏丹和索马里，还有叙利亚，就像哈什姆。其中一些人在数年中不停的逃难。他们都想去北欧：瑞典、德国或者任何一个可以让他们在流离失所后能够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为了这么一点点渺茫的希望，他们要冒险偷渡到意大利海岸。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只要5、6天就可以到达意大利。然而现在，哈什姆根本不确定他，或者其他人能够撑过今晚。
大约一个小时候，他们接近了另一艘稍大些的船，接着又是另一艘更大些的。在换船的时候，人蛇随便把这些偷渡者推来挤去，好像移动的不过是装满马铃薯的袋子。虽然难民们现在有了一点儿可移动的空间，可是他们已经成了落汤鸡。一开始，他们必须淌过大浪爬上舢板，之后的第二艘船里面全是积水。他们的衣服湿透了，不停的打着冷颤，不停的干呕着。
仅仅贴在哈什姆左边的那人吐了他一身。这让哈什姆也感到恶心，于是吐在他右边的人身上。哈什姆抬起头，意识到所有人都是一副德行—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别人的呕吐物。每个人都花了2000美金，似乎为的只是为了能够在其他难民身上呕吐。“真是一场呕吐的派对，”哈什姆这么对自己说。
这一切仅仅是对哈什姆最后的折磨，三年如奥德赛远征般的最后折磨。他是一位总带着绅士般微笑的中年男人，然而满头的灰发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2012年4月，他离开了位于大马士革的家，这个家留给他的仅仅是口袋中的一把钥匙，其余的一切都被叙利亚政府军炸上了天。
三年后，坐在甲板之上，哈什姆正逃离多年流亡之路上的第三个国家。他思念着远在埃及的孩子们—奥萨马（Osama）、默罕迈德（Mohamed）和米拉德（Milad）。他冒着生命危险踏上这些旅程，为的就是他们不必遭受同样的处境，为的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妈妈，哈雅姆（Hayam），可以合法的同自己团聚，如果他可以顺利到达彼岸——如果他之后可以顺利进入瑞典。
人到中年加上家园被毁，虽然哈什姆的希望和梦想消耗殆尽，但是为了孩子们，他可以毫不犹豫的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我的一条命可以换来更好的生活，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就在离开埃及前不久，哈什姆对两个朋友说出这番话，“如果我死了，是我一个人的死。冒这个险值得…或许可以为三个孩子争取梦想：我的孩子—甚至是我的孙子。”
他特别思念小儿子奥萨马。今天，2015年4月15号，是奥萨马的生日。清晨，奥萨马人生中的14岁是在父亲的哭泣和自责中开始，因为他即将离开这里，或许是永远的离开。
第一章 奥德赛的开始
从这一天算起的三年前，哈什姆在叙利亚开始了自己的远征。2012年4月15日，也是奥萨马的生日，也是一次被打断的生日。
周日是叙利亚的工作日，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哈什姆下午6点钟回到了家。他坐下来跟孩子们看了会儿电视，在学校当老师的妻子哈雅姆已经在厨房中忙碌起来，哈什姆想要出门去给奥萨马取蛋糕，却被什么拖延了一会儿。
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更确切的说，是砸门的声音，一阵哈什姆未曾预料的砸门声。他并不热衷于政治。他不过是当地一家自来水站的雇员。在那里他负责计算机部门，说确切一点就是负责打印大马士革和周边地区居民每个月的账单。他老老实实的工作，从不惹是生非。
然而今天一切都不重要了。当地政权挨家挨户的搜查，把他们能够找到的男人都集中起来。哈什姆推测或许因为他们是生活在阿拉维派（什叶派的一个分支）统治下的逊尼派。
哈什姆的孩子们目送着他们的父亲走过去开门。外面站着20个男人，哈什姆不确定他们是军人、警察还是地方武装。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来抓他和这条街上一半人的。
直到目前为止，战火从未侵扰过距大马士革东南仅仅15000英里的哈兰阿拉瓦密度（Haran al-Awamid）。这个小镇十分的宁静，大部分人为政府工作。然而最近几天，这里的气氛凝重了许多。当地政权杀死了两个年轻人，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拖在汽车后面游街。不是每个人都有胆量做出回应，不过哈什姆的朋友和家人站了出来，他们在街上喊着口号以示抗议。
于是，当地政权开始了他们的报复，哈什姆被塞进了一辆面包车的后箱，而他的孩子们在前厅里目睹了一切。这是一场漫长的报复。起初哈什姆和他的邻居们被押送进大马士革机场附近的一所地下秘密监狱。三天之后他们又被转移到位于大马士革的空军情报总部。
在地下深处，数百个男人被塞进了一间单人牢房。每天都有4、5个人被拖进刑讯室。单身的男人被电击私处以示羞辱。像哈什姆这样的已婚男人有时会逃过这些的羞辱，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被从手腕处吊起来。哈什姆最多被吊过12个小时，绳索往往嵌入他的皮肉。那些被吊了更长时间的人后来不得不被截肢。
又过了几周，他们被转移到了一个类似飞机库房的地方。虽然这个地方足以容下好几架飞机，但是被关进来的囚犯更多，多到他们只能轮流躺下来休息。没有日光，没有手表，没有人知道时间。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突然有一天，这些囚犯由面包车载着来到大马士革的中心，之后便被一脚踢到了街上。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十月下旬了，确切的是，今天是古尔邦节（Eid al-Adha）。突然暴露在阳光中使他们感到不适应，人们不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叙利亚在等待着他们。
对于哈什姆来说，前途已然暗淡。在狱中的这段时间里，哈雅姆的两个兄弟在同一天中丧生于同一杆狙击枪下。第二个人的死完全是因为他想抢回自己兄弟的遗体。
为了安全，哈什姆和哈雅姆和三个孩子四处躲避。起初他们躲在一个在大马士革东边的叫做侯斯罗马（Hozroma）的小村子李。但是一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再是理想的避难所。就在那天，从天而降的炸弹在距离孩子们放学回家路上的几米处爆炸。几天之后，哈什姆和家人又躲到大马士革另一端一个叫塔尔（Tal）的村子里。
他们的国家和家园正在他们的身边片片倾覆。在哈兰阿拉瓦密度（Haran al-Awamid），由于当地政权想要在大马士革机场周围建立缓冲区，于是他们在2013年2月份摧毁了几百栋房子，这其中也包括哈什姆的家。哈什姆直到今天还带着钥匙，但是用钥匙去开启的那扇门已经永远消失了。
家园成为了废墟，叙利亚留给哈什姆和家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不过问题是他们的下一站是哪里？约旦很近，但听说那里的难民营糟透了。黎巴嫩是另一个选择，那里已经成为数以百万叙利亚人的新家，不过他们害怕什叶派武装的突袭。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埃及。2013年6月，埃及政府正式表达欢迎叙利亚人的意愿。
那就去埃及吧—前提是如果他们可以找到足够的钱。房子没了，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存款去买飞机票。哈雅姆卖了除了婚戒外的所有的首饰，但是远远不够让他们所有人飞往埃及。于是他们决定乘客车去约旦，再搭渡轮到埃及。从这里搭乘卧铺大巴到约旦港口阿克巴（Aqaba）的费用大概需要11000叙利亚镑，之后到埃及的船票大概是65美元。
2013年6月26日中午时分，哈什姆一家人出现在大马士革的马尔杰（Marjeh）广场。叙利亚时局的变化令人难过。在这个地区有很多的旅游公司，此前都为度假者服务。不过今天他们的客户，那几百个拼命挤上一排排大巴的人，都是战争中的难民。
第二章 SOS
2015年4月20日周一的中午时分，地中海中央一艘渡轮上，一个乘客将一部电话放在耳边，听筒中传出木讷的、冗长的拨号音。此时此刻，这是此人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轰鸣的马达早已停止。数百个人拥挤在甲板上，拥挤在他的身边，努力的去听这个人接下来所要说的话。
终于，拨号音消失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电话另一端响起，她是一个在西西里的活动家。听到女人说话，这个叙利亚人也开口了，“我们在地中海的中央，”他急切的说到，“这里大概有600人—200个女人，100个孩子。我们已经三天没有水喝了。”
活动家并没有显出惊讶。娜沃·苏菲（Nawal Soufi）已经成为叙利亚偷渡者的联系目标，一周中她会接到很多类似的电话。当偷渡船进入意大利水域，就会有人联系苏菲，然后苏菲再打给海岸警卫队。
这个叙利亚人继续说到，“船长跑了。”
一个小小的谎言，为了在获救时帮船员们洗脱罪责，如果他们能够获救。但现在不是吹毛求疵的时候。就在这些难民离开埃及的那一天，400个偷渡者在意大利南部淹死了。前一天，800多人在地中海沉船事故中遇难。这艘船很有可能将在下一秒钟沉没。
“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叙利亚人说，“这艘船上有女人和小孩，我们不知道怎么救他们。”
苏菲接管了一切。“现在你要认真听我所说的每一个字，”她说。她告诉这个人不要管船员告诉他的坐标—这些坐标很多时候都是误导。苏菲指导他查看手机的内部设置，以便在他们结束通话后，这个人可以将GPS定位以短信的方式发出去。一收到坐标，她立刻就会联系海警。
“我要你做一件事，”她说到。“我要你确保船上的每个人都穿着救生衣，没有的要和其他人穿一件。别以为海里很安全。任何时候都会溺水，即便在你获救的那一刻。”
当他刚刚到达埃及的时候，哈什姆根本没有想到他会经历这一切。对叙利亚人来说埃及本该是安全的—至少在2013年的6月下旬，在他刚刚入境时是如此。但是在哈什姆刚刚入境几天后，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2013年7月3号，埃及历史上第一位自由竞选的总统，伊斯兰主义者默罕迈德·莫斯（Mohanmed Morsi）在针对他新政的大规模示威的一周后被军队赶下台。这个国家对于叙利亚人的态度也在一夜间完全的翻转过来。
海关只对持有特殊签证的叙利亚人放行。很多没有证件的人在检查点被逮捕。官方和喉舌媒体开始大肆职责叙利亚人都是恐怖分子，或者莫斯的支持者。当圣战份子的威胁在叙利亚本国开始突显时，远在埃及的叙利亚人也遭到了如此的对待。
对于哈什姆和他的家人来说，这是一段晦暗的经历。在伊斯兰国崛起之后，当地一家超市的老板痛骂了哈什姆—就好像一切极端组织的崛起都是他的错一样。“是你把达依沙（Daesh西方国家对于伊斯兰国的称呼，意为‘传播混乱之人’）带到了这里，你就是从穆斯林兄弟会里来的，”他大吼着，不断提及着伊斯兰国的绰号以及莫斯的政治举措。“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
回家是不可能了，于是他们想去地中海。
经过一个月失败的尝试，2014年9月6日哈什姆一家终于来到埃及北部的一片海滩上。他们希望在那里能够搭上一艘前往欧洲的偷渡船。当他们还在沙滩上前进的时候，很多难民已经不顾波涛的冲击奋力爬上海岸几米之外的两艘舢板。哈什姆，哈雅姆和孩子们只能等待下一班了。
然而两艘舢板再也没能回来。四周反而传来惊叫声，“警察，警察。”仅仅一瞬间，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出现在海滩上，并开枪了。有些人逃脱了。哈什姆和家人呆在原地，之后他们被拘留了8天。不过他们的境遇不算最糟，那艘他们本该搭乘的渡船后来沉没了， 500人丧生。哈什姆后来说，“整个月都非常糟糕。”
但是现在，8个月后的现在，他再次尝试着自己的传奇。“如果你是难民，住在这个地方，再试10次你都愿意。”他说到。他穿着一件朋友送的救生衣。背后黑色的背包中仅仅装着一些生活必需品。一卷总统牌奶酪。一件蓝色套衫，一本笔记本。他将他的证件以及一份关于哈兰阿拉瓦密度（Haran al-Awamid）毁坏情况的人权观察报告都放在一个防水的小袋子中，然后挂在脖子上。
没有家人陪伴在身边，他不敢让家人再经历第二次创痛。然而在离开埃及的一小时中，哈什姆开始怀疑他是否应该自己来。他完全湿透了，在几艘船上被扔来扔去，还有浑身的呕吐物。当到了第三艘也是唯一一艘可以载他驶往意大利的渡轮时，黑夜似乎变得永无止境。
最终黎明还是到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温暖，他们的衣服也渐渐干了。第一次，人们可以看清彼此。一些人把晕船药和柠檬分给其他人，以便缓解晕船症状。人们微笑着，开始彼此聊天。他们一切顺利。
然而，随着夕阳西下，他们还要再换一次船。人蛇当然了解在意大利境内他们可能失去渡船，所以他们要用一艘又老又旧的破船，以便将损失减到最小。乘客们感到不满，然而抱怨是多余的。去年的那次沉船事件，那次与哈什姆和家人擦家而过的沉船事件，据报道称就是发生在难民拒绝换船之后。人蛇把两艘船连在一起，试图驱赶乘客换船。然后第一艘船就沉了。
又过了两个晚上，现在又是黄昏。一个美丽的黄昏，“只有我们，大海，夕阳，周围空空荡荡，”哈什姆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他拿起手机想拍下眼前的美景。然而屏幕中的夕阳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太阳不是在西边落下的么？如果这是事实，为什么渡轮是向西航行的？哈什姆跟旁边的人说出了他的担忧。他一边盯着斜阳一边问到，“我们这是要回到埃及么？”
人们点着头，这个消息在渡轮上散播开来。骚乱就这么突然爆发了。走了这么远却要回去，人们彻底愤怒了。船长出现在剑桥上，一脸彪悍的说，老板希望再多带30个人。多带30个人？“没错，”船长在新乘客上船前说，“他们值60000美元。”
今天是周一，在船上的第五天。人们的不满已经平息。哈什姆坐在船后仓一处靠近甲板的地方，这里，真正的患难之情已经建立起来。“这艘船就像一个完善的社区，有拖家带口的，有独自行动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白皮肤的，有黑皮肤的，”他继续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这是一个气氛融洽的混合社区。”
大概中午时分，一部卫星电话被交到一个嗓门最大的叙利亚人手中。他拨通了苏菲的电话，然后全船坐下来等待。1小时，也许是3小时。船员们混到乘客之中。哈什姆想，总算要熬到头了。
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一架飞机掠过头顶，似乎是在拍照。船长抬头看了看。这是一架希腊侦察机，他说，不是意大利的。人们侧过头去。希腊飞机？他们还在希腊海域么？又一个残酷的打击。在希腊的海域意味着希腊海警和救援，不过没人愿意去希腊啊。去希腊就意味着一场灾难。去希腊就意味着你得穿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去德国，要命的是这两个国家都不是欧盟成员国。
乘客们开始怒吼起来。他们花钱是去意大利，不是希腊，他们要重新点燃引擎。船长拒绝照做。海警已经被通知了，这就是事实。然而没人听他这一套，于是他终于回到轮机舱。船长重新点燃了引擎，渡轮以最快的速度向着意大利冲去。哈什姆再也支撑不住，他一头倒了下去，陷入沉沉的睡梦中—再也不去考虑他们是否能到意大利。
第二天他被摇醒，并得到一周来一直等待着的好消息：意大利人来了！他趴在船舷四下张望。四艘红色的充气船将渡轮围住。每一艘都在白色的船舱上用意大利文写着“海岸警卫队”。周围充满了愉悦的气氛。人们鼓着掌，大声的感恩。“意大利！”他们欢呼着，“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第三章 穿越欧洲
刚刚过了法国边境一公里，哈什姆还是不敢离开卫生间。10分钟前，他为了躲避警察跑到这里。他们都走了么？要是没走，他们会不会来查卫生间？
哈什姆根本没料到有这么一手。这次行程最痛苦的部分应该是在渡轮上，而不是在穿越欧洲的路上。然而在下船的5天后，哈什姆开始发现有更多的困难困扰着他，更多在他来到意大利前没有考虑过的困难。列车时间表，过境，警察。
现在，警察是最要命的。一队法国宪兵在芒通，法国境内的第一站，闯进了列车。他们的目标就是像哈什姆这样企图离开意大利的难民。他刚一钻进卫生间，就有两个厄立特里亚人在同一节车厢被抓住了。这两个人就坐在离哈什姆不远的地方。他们会被送回米兰，在那里他们会被强迫按手印—一道意味着将在意大利申请避难的程序。
那是哈什姆最不希望遭遇的。现在他人在欧洲，可以选择任何地方避难。他不希望选择意大利，虽然这是第一个进入的欧洲国家，但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就必须接受漫长的等待才能再次见到妻儿，因为意大利的行政效率太低了—法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他的目标是至少到达德国，那里的程序会走得更顺利一些—如果可能，最好是瑞典，在那里叙利亚人可以无限期的出入。对于哈什姆来说那是份最大的奖赏：一个可以让孩子们远离流浪恐惧的长期稳定的未来。
不过首先，他必须穿过法国。就在警察穿过走廊的那一刻，他也许就要出师未捷了。他等待着。等待是他唯一能做的，直到他们都离开。他等待着，思考着。他不断给自己打气。他们不会搜查每一个人—他们只会去查那些看上去可疑的。最终他们都会离开的。他们会离开么？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列车还是没有开动。警察应该是在另一间车厢里了吧？哈什姆寻思他们一定是都走了。他在里面呆得太久了。于是他深深吸了口气，打开门锁走出卫生间。这是另一种生死时刻，一种不仅仅关乎他自己，更关乎着他妻儿命运的生死时刻。
他重新回到了车厢。那里，挡住他去路的是一个法国警察。
5天之前，见到欧洲当局的人时他还很高兴。意大利护卫舰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西西里港口卡塔尼亚，一路上流民们不断感谢着他们的救星。人们彻夜长谈，讨论着他们接下来的计划—有人想去瑞典，有人想去德国。4月22日周三的早上他们终于抵达了西西里的海岸。
到达港口之后，红十字会的人给他做了个体检，还给了他一个三明治。几小时之后，一队巴士出现了，然后所有人都上了车。没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大多数人猜测是一处难民营。然而当夜幕降临时，巴士还在行驶。有人问司机：我们要在哪里下车？威尼斯，司机回答。
那些有手机的人开始在地图上需要威尼斯。它是在西西里吗？之后他们惊喜的发现，这座城市是在意大利的另一边。所有人都想去北方，现在意大利人正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36个小时之后，哈什姆来到了米兰车站。每天都有数百流民聚集于此，盘算着他们的下一步。哈什姆忐忑的四下张望。雕塑、斗拱、华丽的街灯以及大理石建筑环绕着他。有那么一瞬间，哈什姆觉得车站就好像是一座转为流民而建造的城堡。
当地慈善机构的义工在这里分发食物和水。另一些当地人也在为妇女儿童寻找居所而忙碌。刚刚改善境遇几天的人们还对自己曾经的一切心有余悸。一个坐在大理石长椅上的叙利亚人还在数说过去4个月中他在利比亚沿海被绑架的遭遇。然而在米兰车站，甚至有Wi-Fi可以用。哈什姆上了网，结束了离开埃及后的失联状态。在他打开软件的一瞬间，没有阅读过的信息爆满了屏幕。
然而新大陆带来了一连串的新问题。他要如何搭乘火车从欧洲大陆去瑞典？在此之前他并未盘算过，他本以为这会十分简单。
相反的他必须做出复杂的选择，寻找合适的边境，躲避烦人的警察。他没有足够的钱。他得去查阅铁路路线，可是他根本就不会查阅。在中央大厅，哈什姆拼命仰起头盯着出发时间表。读起来就像天书一样。
“渡海才是最容易的！”哈什姆半开玩笑似的咧了咧嘴。“直达意大利。不用换车，没有警察，没有车站，不用按手印。”
当黑夜逐渐降临时，车站的魅力也随之消散。哈什姆渴望10天里的第一个好觉。他想洗个澡。这套已经穿了一周半的衣服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另外，他脚上的割伤可能感染了。
在他的周围，最后一批移民开始越发魂不守舍。一个人用头使劲的撞着广告板。另一个则沮丧的大声抱怨：“无论走到哪儿，所有人都把我们当牲口对待—在利比亚，在西西里，在这里也一样。”当地的义工仍然守护在哈什姆和其他人身边—有些人会在这里守上一整晚。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好客的。一个过路者的声音回响在大厅里：“你们帮这些移民干什么？难道这个国家的穷人还不够多吗？”
对于哈什姆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接下来的远征。要去哪里，怎么去？乘火车是最便宜的路线，但是意味着不安全，特别是在意大利边境。在所有试图搭火车去德国的叙利亚人中，只有两个人成功了，其他人都在即将进入奥地利时被捕。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走公路。昨天晚上在救援中心，大家相互传递了一些人蛇的电话号码，他们可以帮助人们到达北方，当然是有偿的。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首先欧洲边境不对汽车进行检查，其次你不用再担心那些你不明白的列车时刻表。一个在瑞典马尔默的人蛇说他可以把4个人带去瑞典，价格是每人875欧元。之后还会有人开车去哥本哈根，但必须再付750欧元。
然而这条路线也是有问题的。那个在马尔默的小子要在开车来意大利之前先要一半的钱。但是如果他把钱给黑了怎么办？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比买火车票要贵多了。那个在哥本哈根的家伙不会要的更少，而且他不可能一直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
在哈什姆陷入窘境的第二天，他在瑞典做医生的妹夫（或者姐夫）—艾哈森（Ehsan）通过西联（Western Union）电汇过来一笔钱以帮他脱困。他不是唯一需要帮助的难民，这个家里还有很多人也在等待支援。所以汇过来的只有500欧元。
他该怎么去花这笔钱呢？最终，哈什姆还是选择了乘火车去法国。无论是公路还是铁路都有它们潜在的风险，而且至少火车票更便宜一些—还有去法国的火车也更不容易被警察突袭。
就这么定了，早上7点去尼斯，这条铁路沿着海岸线一直向西，穿过彼得蒙特高原的群山。火车在隧道间穿梭，他偶尔瞥见暗淡的街景，以及郁郁葱葱的陡峭的山麓。有时他的视线中只有一望无尽的海平面，这种景象让他害怕。他怎么也忘不掉地中海上的遭遇。
在进入法国边境的第一站芒通，出事了。就是在那里他惴惴不安的躲在卫生间里，就是在那里他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在过道上，跟一个正站在他座位旁的警察走了对面。
哈什姆咽了口唾沫。这是一条本该安全的路线，然而现在就要这么结束了么？他想转过身去，不过他知道这会使自己更令人生疑。相反的，如果他若无其事的走过去，或许逃脱的几率更大。那个警察并没有搜查每一个人。如果不是细心的人，很难发现哈什姆的衣着有异，很难发现他衣领上的头屑，很难闻到几天没洗的臭袜子味儿，也许，他看上去就像是个法国人。
至少哈什姆是这么希望的，他低下头向着自己的座位走去。那个宪兵抬起头来，哈什姆冲他点了点头。警察眨了眨眼，放他过去了。
虽然哈什姆逃过一劫，但他已经被吓到了。差10分12点时，列车缓缓驶入尼斯，哈什姆有点儿懵了。如果接下来每一个边境都要这么折腾的话，去瑞典还有意义吗？或许现在他可以赌一赌去卡雷，然后钻进一辆去英国的货车。或许那才是一步好棋。
屋漏偏逢连阴雨，最近6小时内没有去巴黎的火车，车票都被买光了。在一个害怕随时会被捕的城市里，哈什姆必须消磨一下午的时光。买车票已经是十分严峻的考验了。他不知道怎么用自动售票机，以至于他不停的取消操作。在他后面排队的人不时发出嘘声，不停有人换队。这个人还能不能行了？
他总算是搞定了，然后一下午都蹒跚的慢步在尼斯的街道上。他不时停下来休息，在一所教堂里，在一座花园中，在一条街边长椅上，黄昏降临时他就可以转回车站了。在一间报亭边，他决定买一份法国报纸，这东西可以让他更好的伪装。他抓起一份《世界报》。
这个方法很管用：月台上的检票员用法语同他打招呼。哈什姆不自然的点了点头然后冲向自己的座位。这些法国夜间列车的皮质座椅令他感到舒适，几乎便要睡着了。然而紧张还是让他彻夜未眠。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德国边境。
黎明终于来了，同时展现出巴黎南方的田园风光。又过了一小会儿，经过离开尼斯后差不多12小时的颠簸，列车终于在4月27号周一的早上7点40分驶入法国首都。这已经是离开埃及后的第12个清晨了。短程地铁载着他从奥斯特里特站（Gare Austerlitz）来到东站（Gare de l'Est）， 现在他要乘火车去德国了。
事实上，他明天一早就能到达瑞典。他可以在巴黎买一张经法兰克福去汉堡的车票。然后再从汉堡坐火车去哥本哈根。之后从哥本哈根经过厄勒海峡大桥到瑞典，只需要半个小时。
刚过9点，他就登上了从巴黎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车。用了两个小时20分钟来到边境，哈什姆又开始紧张不安起来。他并非想在德国结束这次远征，不过如果他可以到达那里，最起码他最终会见到家人。这是他最为在乎的事情。
当列车驶出巴黎时，哈什姆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查理周刊》。封面卡通画的是盖特·温丝莱特（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角）从一艘偷渡船里走出来。“Un Titanic par semaine，”标题写到，“每周一次的泰坦尼克。”哈什姆并未完全领会其中深意。那个女的是谁？然而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笑了。漫画讲的是像他一样的难民。
中午11点30分的时候，列车飞掠过德国边境，然后在将要接近萨尔布吕肯的时候减慢了速度。另一个展现计谋的时刻。哈什姆打算伪装一下自己。他掸去身上的头屑，带上耳机，然后躲在一份在巴黎买的《南德意志报》后面。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他希望没人会去怀疑他。
火车驶过河上的一座桥，然后钻进满眼的绿意。这是一幅迷人的画面，那一刻哈什姆沉浸其中。“Manzar gameel，”他大声说到，分贝盖过了耳机中的音乐。“真是好看极了。”
整个车厢静了下来。有几个人回头张望。接着列车在萨尔布吕肯停了下来。
第四章 到瑞典去？
他暴露了么？火车已经深入德国境内了，哈什姆想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么突然一喊就那么玩儿完了。要是警察上车后有人举报他怎么办？要是他们其中有人根本就是警察怎么办？
一个老太太上车之后要和其他人换座位，接着又上来一个留着大胡子的谢顶。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正常。然而边防警察呢？他们在月台上吗？从《南德意志报》后面很难窥知一二，从这个角度哈什姆什么都看不见。
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经过漫长的等待，列车终于移动了。列车广播里传出一个女性的声音，先用德语报站，再用法语。这是一个可以放松的信号：哈什姆已经在德国了。他放下手中的《南德意志报》。还差两个边境。
从萨尔布吕肯到曼海姆，再从曼海姆到法兰克福，哈什姆下了车。在月台上等待前往汉堡的火车时，他看到头上悬着一条巨大的德文报纸《法兰克福汇报》的广告牌。
他的心还是跳个不停。接下来的数个小时将决定他的后半生。他得再来颗烟，他在月台上一块一白漆标记的地方找到了吸烟区。对于外乡人来说这有点儿奇怪。如果在线外面吸烟会怎样？但如果我在这一侧呢？那边那个抽烟的女人是怎么回事？
三个半小时之后，哈什姆身在汉堡了，又一个优美却没时间细看的城市。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逗留，他在车站周围逛了逛，那两座哥特式钟楼让他印象深刻。
然而没有时间感叹。不一会儿他就上了另一列火车，这列是他坐过的5列中最不舒服的。他坐在自行车车栏上，之后又因为一个骑车人的到来而被挤到一边。乡间的景色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跟不时掠过视野的白色风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哈什姆抵达弗伦森堡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这是在德国的最后一站。8点56分前往弗雷德里西亚的火车就在月台的另一端等着他，从这里到丹麦边境也就1英里多一点儿。哈什姆上了车，在离门最远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这时报站的声音从生硬的德语变成含糊的丹麦语。
哈什姆藏在他最后的伪装下：一份粉色封面的丹麦铁路杂志，Ud&Se。他等待着，离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应该不会太远了：5分钟内他就是会到达丹麦境内的第一站达帕兹堡，然后就是倒数第二个边境了。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一开始他以为坏事了。在帕兹堡的月台上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人。哈什姆蜷缩在座位上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两个制服登上了他的车厢，其中一个沿着过道向他走来。他腰间钥匙发出的金属撞击声越来越近了，然后他在哈什姆的桌子旁停了下来。哈什姆眯着眼睛偷瞧了他一眼。这不过是个来替班的检票员。
晚上10点31分，列车驶入弗雷德里西亚。从哈什姆不停的寒颤可以看出，他从来都没有到过北方。天气很冷，他在并不华丽的丹麦候车室内等候着。保尔·汉宁森（丹麦著名的建筑师和文学家）式的吊灯从天花板垂下。他买了一份《自由联盟报》，这是他的最后伪装。候车厅里不能吸烟，所以他得不停进进出出，让对于尼古丁和温暖的需要维持一个平衡。刚过11点，这样的折磨结束了：到哥本哈根的火车来了，一会儿他就将进入东边的首都。
两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周四的早晨，哈什姆的双脚踏上了丹麦首都的月台。离开埃及的第13天，离开意大利的第6天，他的朝圣之路仅仅只有1个半小时火车的距离了。不过他首先得买张车票。
这个真挺难的。第一次尝试时他被要求提供信用卡；叙利亚难民自然没有。第二次准备用现金时问题更大了：他现在已经不在欧元区了，而且他身上没有丹麦克朗，而且凌晨1点30这里的外汇交易点都关门了。
于是哈什姆蹒跚的走到空空荡荡的大街上，最终找到了一家在十字路口的便利店，商店的霓虹灯很像个大漏斗。他们收欧元吗？收银台后面的男人回答是的，但最多10欧元。然而这远远不够啊。去瑞典的车票大概要18或者19欧元。那么哈什姆必须用20欧元付款，然后找回尽可能多的零钱来。店里的伙计很通情达理，这真不错。
哈什姆在商店里搜寻着最便宜的商品。最终他找到一小盒口香糖，然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克朗。不一会儿他就拿到一张去瑞典的车票。
没有比这更及时的了。无论是体力上、精神上还是情感上，哈什姆都已经精疲力尽了。过去的三年中，连续的悲剧和不间断的侮辱无情的折磨着他。过去的两周中，他冒着被捕和遇害的危险，忍受饥饿穿越了一片海洋和一块大陆。他又渴又饿，又脏又臭，又累又困，浑身上下都是惊恐。每迈出一步，他脚上感染的伤口都如同针刺一般。
火车到了，然后驶向东方，先在欧塞塔德停留，然后是纳戈尔诺，两个隶属哥本哈根的东部地区。已经很晚了，车上车下还是有很多人。哈什姆警惕的注视着每一个乘客：他现在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边防警察。火车达到了哥本哈根机场，这是前往瑞典前的最后一站。现在就只剩下厄勒海峡了，大桥静静的躺在那里，将哈什姆和他的梦中家园连接在一起。他不停的、用力的搓着双手。
列车驶上了大桥。窗外，是无尽的黑暗；火车或许仍然在隧道之中。只有远方瑞典海岸线上的灯光提醒着哈什姆，这是本次14天之久的漫长远征中他所要穿过的第15个也是最后一个边境了。
灯光越来越近，直到与视线拉平。他进入了瑞典。列车开始减速，街灯飞速倒退，直到进入海尔，这是踏上瑞典领土的第一站。一切的变化不是很大：只是一些子母的写法提醒他已经身处另一个国家了。
到了最后还会有什么危险么？哈什姆透过车窗仿佛看见空荡的月台上突然出现一个来抓他的警察。然而什么也没有，就连一个乘客都没有。车门又一次关闭了，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他们接着前进。
他做到了吗？他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在他欢呼之前，他还得谨慎点儿。“我们，”他太过害怕，以至于只能耳语，“我们到瑞典了？”
他终于可以确定了，这些天来的第一次，他终于可以咧嘴大笑了。他竖起了大拇指，起初不怎么明显，然后坚定的做了这个手势。他抠了抠右耳朵，好让自己知道这不是在做梦。现在的时间是2015年4月22日凌晨两点41分，他终于踏上了这片今后将称之为家园的土地。哈什姆合上眼，让眼睛彻底放松下来，然后长长的出了口气。
在马尔默，他到达的第一座瑞典都市，他拨通了远在埃及的哈雅姆的电话。
“喂，”他说，“我到了。”
作者后记
9个月之前，我还在调查那次造成500人丧生的地中海沉船事件。调查中我和我的翻译马努结识一个住在开罗城外沙漠中隔离区内的叫做哈什姆的40岁叙利亚难民。
哈什姆和他的妻子哈雅姆以及三个儿子差一点儿就上了那艘沉船。相反的在等待小舢板时他们被警察抓住了。他们逃过死神的诅咒，却不得不在埃及警察局呆了一个多星期。作为一名记者，你有机会接近伟人，并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不幸的是，很多人仅仅跟你有一面之缘。然而也许是天意，即便我的报道刊登后，我还同哈什姆和他的家人保持着联系。我隔上几周就会去他们在沙漠中的公寓，这让我们不知不觉成了朋友。
令我震惊的是，今年的早些时候哈什姆就告诉我说他想要再偷渡一次。我觉得惊讶，上一次他的尝试已经是场悲剧了。然而哈什姆心意已决：在炎热的埃及，他的三个儿子没有未来。在欧洲，他们也许会更幸运。
这一次哈什姆想要单独行动。但是他觉得值得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欧洲，申请避难后他可以重新跟家人团聚。作为记者的我想要记录下这一英雄般的壮举，挣得哈什姆的同意后我将只作为一名旁观者跟随在他的身边。
在离开之前，哈什姆允许我，马努和另外一位杰出的摄影师西马更进一步的进入他的生活中，以便能够记录他在埃及的最后一段时光。等他一到意大利，我们就立刻飞过去跟他汇合（跟他将要跋涉的旅程相比，这简直就是耍无赖）。然后我单独跟着他穿越欧洲到瑞典。
我没接触过太多的英雄，不过哈什姆绝对是众多英雄中的一个。能够报道他的事迹，我感到万分荣幸，不但如此，我更希望好运可以眷顾包括哈什姆在内的每年数以千计的试图穿越地中海的其他难民。
远征（The Journey）
叙利亚难民哈什姆·阿索奇（Hashem Alsouki）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地中海，他将目光投向瑞典—只是为了为了家人的自由
帕特里克·金斯利 （Patrick Kingsley）卫报流民通讯员
在海上无尽的黑暗中，哈什姆没办法看清他周围的人，但是可以听到他们的哀嚎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错。哀嚎着的是两个非洲妇女—可能来自索马里，然而现在不是发问的时候—因为哈什姆正四脚朝天的压在她们身上。他的四肢跟她们的交织在一起。她们真心希望哈什姆可以尽快让开，当然他也这么希望。不过哈什姆毫无办法—因为另外一些人也正以同样的姿势压在他的上面，或许这些人的上面还有另外的一层。
小小的木质舢板被完全的塞满。如果有人想要移动，人蛇立刻会给上一脚，把他们踢回原来的位置。没有人希望这艘拥挤的小船失去平衡，然后沉没。
现在大概是夜里11点左右，不过哈什姆无法确定。他完全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在傍晚的早些时候，在埃及最北端的一处海滩上，他和其他人被像赶牲口一般的塞进这艘小船。现在天知道他们在哪儿，被黑暗裹挟，随风浪颠簸，或许是在地中海东南方的某处，伴随着乘客们的哀嚎。
其中一些哀嚎是阿拉伯语，他们中有人穿越非洲，另一些则穿越了中东。这些人来自巴勒斯坦、苏丹和索马里，还有叙利亚，就像哈什姆。其中一些人在数年中不停的逃难。他们都想去北欧：瑞典、德国或者任何一个可以让他们在流离失所后能够开始新生活的地方。为了这么一点点渺茫的希望，他们要冒险偷渡到意大利海岸。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只要5、6天就可以到达意大利。然而现在，哈什姆根本不确定他，或者其他人能够撑过今晚。
大约一个小时候，他们接近了另一艘稍大些的船，接着又是另一艘更大些的。在换船的时候，人蛇随便把这些偷渡者推来挤去，好像移动的不过是装满马铃薯的袋子。虽然难民们现在有了一点儿可移动的空间，可是他们已经成了落汤鸡。一开始，他们必须淌过大浪爬上舢板，之后的第二艘船里面全是积水。他们的衣服湿透了，不停的打着冷颤，不停的干呕着。
仅仅贴在哈什姆左边的那人吐了他一身。这让哈什姆也感到恶心，于是吐在他右边的人身上。哈什姆抬起头，意识到所有人都是一副德行—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别人的呕吐物。每个人都花了2000美金，似乎为的只是为了能够在其他难民身上呕吐。“真是一场呕吐的派对，”哈什姆这么对自己说。
这一切仅仅是对哈什姆最后的折磨，三年如奥德赛远征般的最后折磨。他是一位总带着绅士般微笑的中年男人，然而满头的灰发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得多。2012年4月，他离开了位于大马士革的家，这个家留给他的仅仅是口袋中的一把钥匙，其余的一切都被叙利亚政府军炸上了天。
三年后，坐在甲板之上，哈什姆正逃离多年流亡之路上的第三个国家。他思念着远在埃及的孩子们—奥萨马（Osama）、默罕迈德（Mohamed）和米拉德（Milad）。他冒着生命危险踏上这些旅程，为的就是他们不必遭受同样的处境，为的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妈妈，哈雅姆（Hayam），可以合法的同自己团聚，如果他可以顺利到达彼岸——如果他之后可以顺利进入瑞典。
人到中年加上家园被毁，虽然哈什姆的希望和梦想消耗殆尽，但是为了孩子们，他可以毫不犹豫的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我的一条命可以换来更好的生活，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就在离开埃及前不久，哈什姆对两个朋友说出这番话，“如果我死了，是我一个人的死。冒这个险值得…或许可以为三个孩子争取梦想：我的孩子—甚至是我的孙子。”
他特别思念小儿子奥萨马。今天，2015年4月15号，是奥萨马的生日。清晨，奥萨马人生中的14岁是在父亲的哭泣和自责中开始，因为他即将离开这里，或许是永远的离开。
第一章 奥德赛的开始
从这一天算起的三年前，哈什姆在叙利亚开始了自己的远征。2012年4月15日，也是奥萨马的生日，也是一次被打断的生日。
周日是叙利亚的工作日，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哈什姆下午6点钟回到了家。他坐下来跟孩子们看了会儿电视，在学校当老师的妻子哈雅姆已经在厨房中忙碌起来，哈什姆想要出门去给奥萨马取蛋糕，却被什么拖延了一会儿。
这时一阵敲门声响起，更确切的说，是砸门的声音，一阵哈什姆未曾预料的砸门声。他并不热衷于政治。他不过是当地一家自来水站的雇员。在那里他负责计算机部门，说确切一点就是负责打印大马士革和周边地区居民每个月的账单。他老老实实的工作，从不惹是生非。
然而今天一切都不重要了。当地政权挨家挨户的搜查，把他们能够找到的男人都集中起来。哈什姆推测或许因为他们是生活在阿拉维派（什叶派的一个分支）统治下的逊尼派。
哈什姆的孩子们目送着他们的父亲走过去开门。外面站着20个男人，哈什姆不确定他们是军人、警察还是地方武装。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他们是来抓他和这条街上一半人的。
直到目前为止，战火从未侵扰过距大马士革东南仅仅15000英里的哈兰阿拉瓦密度（Haran al-Awamid）。这个小镇十分的宁静，大部分人为政府工作。然而最近几天，这里的气氛凝重了许多。当地政权杀死了两个年轻人，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拖在汽车后面游街。不是每个人都有胆量做出回应，不过哈什姆的朋友和家人站了出来，他们在街上喊着口号以示抗议。
于是，当地政权开始了他们的报复，哈什姆被塞进了一辆面包车的后箱，而他的孩子们在前厅里目睹了一切。这是一场漫长的报复。起初哈什姆和他的邻居们被押送进大马士革机场附近的一所地下秘密监狱。三天之后他们又被转移到位于大马士革的空军情报总部。
在地下深处，数百个男人被塞进了一间单人牢房。每天都有4、5个人被拖进刑讯室。单身的男人被电击私处以示羞辱。像哈什姆这样的已婚男人有时会逃过这些的羞辱，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被从手腕处吊起来。哈什姆最多被吊过12个小时，绳索往往嵌入他的皮肉。那些被吊了更长时间的人后来不得不被截肢。
又过了几周，他们被转移到了一个类似飞机库房的地方。虽然这个地方足以容下好几架飞机，但是被关进来的囚犯更多，多到他们只能轮流躺下来休息。没有日光，没有手表，没有人知道时间。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突然有一天，这些囚犯由面包车载着来到大马士革的中心，之后便被一脚踢到了街上。他们根本不知道现在已经是十月下旬了，确切的是，今天是古尔邦节（Eid al-Adha）。突然暴露在阳光中使他们感到不适应，人们不确定一个什么样的叙利亚在等待着他们。
对于哈什姆来说，前途已然暗淡。在狱中的这段时间里，哈雅姆的两个兄弟在同一天中丧生于同一杆狙击枪下。第二个人的死完全是因为他想抢回自己兄弟的遗体。
为了安全，哈什姆和哈雅姆和三个孩子四处躲避。起初他们躲在一个在大马士革东边的叫做侯斯罗马（Hozroma）的小村子李。但是一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也不再是理想的避难所。就在那天，从天而降的炸弹在距离孩子们放学回家路上的几米处爆炸。几天之后，哈什姆和家人又躲到大马士革另一端一个叫塔尔（Tal）的村子里。
他们的国家和家园正在他们的身边片片倾覆。在哈兰阿拉瓦密度（Haran al-Awamid），由于当地政权想要在大马士革机场周围建立缓冲区，于是他们在2013年2月份摧毁了几百栋房子，这其中也包括哈什姆的家。哈什姆直到今天还带着钥匙，但是用钥匙去开启的那扇门已经永远消失了。
家园成为了废墟，叙利亚留给哈什姆和家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不过问题是他们的下一站是哪里？约旦很近，但听说那里的难民营糟透了。黎巴嫩是另一个选择，那里已经成为数以百万叙利亚人的新家，不过他们害怕什叶派武装的突袭。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埃及。2013年6月，埃及政府正式表达欢迎叙利亚人的意愿。
那就去埃及吧—前提是如果他们可以找到足够的钱。房子没了，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存款去买飞机票。哈雅姆卖了除了婚戒外的所有的首饰，但是远远不够让他们所有人飞往埃及。于是他们决定乘客车去约旦，再搭渡轮到埃及。从这里搭乘卧铺大巴到约旦港口阿克巴（Aqaba）的费用大概需要11000叙利亚镑，之后到埃及的船票大概是65美元。
2013年6月26日中午时分，哈什姆一家人出现在大马士革的马尔杰（Marjeh）广场。叙利亚时局的变化令人难过。在这个地区有很多的旅游公司，此前都为度假者服务。不过今天他们的客户，那几百个拼命挤上一排排大巴的人，都是战争中的难民。
第二章 SOS
2015年4月20日周一的中午时分，地中海中央一艘渡轮上，一个乘客将一部电话放在耳边，听筒中传出木讷的、冗长的拨号音。此时此刻，这是此人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轰鸣的马达早已停止。数百个人拥挤在甲板上，拥挤在他的身边，努力的去听这个人接下来所要说的话。
终于，拨号音消失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在电话另一端响起，她是一个在西西里的活动家。听到女人说话，这个叙利亚人也开口了，“我们在地中海的中央，”他急切的说到，“这里大概有600人—200个女人，100个孩子。我们已经三天没有水喝了。”
活动家并没有显出惊讶。娜沃·苏菲（Nawal Soufi）已经成为叙利亚偷渡者的联系目标，一周中她会接到很多类似的电话。当偷渡船进入意大利水域，就会有人联系苏菲，然后苏菲再打给海岸警卫队。
这个叙利亚人继续说到，“船长跑了。”
一个小小的谎言，为了在获救时帮船员们洗脱罪责，如果他们能够获救。但现在不是吹毛求疵的时候。就在这些难民离开埃及的那一天，400个偷渡者在意大利南部淹死了。前一天，800多人在地中海沉船事故中遇难。这艘船很有可能将在下一秒钟沉没。
“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叙利亚人说，“这艘船上有女人和小孩，我们不知道怎么救他们。”
苏菲接管了一切。“现在你要认真听我所说的每一个字，”她说。她告诉这个人不要管船员告诉他的坐标—这些坐标很多时候都是误导。苏菲指导他查看手机的内部设置，以便在他们结束通话后，这个人可以将GPS定位以短信的方式发出去。一收到坐标，她立刻就会联系海警。
“我要你做一件事，”她说到。“我要你确保船上的每个人都穿着救生衣，没有的要和其他人穿一件。别以为海里很安全。任何时候都会溺水，即便在你获救的那一刻。”
当他刚刚到达埃及的时候，哈什姆根本没有想到他会经历这一切。对叙利亚人来说埃及本该是安全的—至少在2013年的6月下旬，在他刚刚入境时是如此。但是在哈什姆刚刚入境几天后，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2013年7月3号，埃及历史上第一位自由竞选的总统，伊斯兰主义者默罕迈德·莫斯（Mohanmed Morsi）在针对他新政的大规模示威的一周后被军队赶下台。这个国家对于叙利亚人的态度也在一夜间完全的翻转过来。
海关只对持有特殊签证的叙利亚人放行。很多没有证件的人在检查点被逮捕。官方和喉舌媒体开始大肆职责叙利亚人都是恐怖分子，或者莫斯的支持者。当圣战份子的威胁在叙利亚本国开始突显时，远在埃及的叙利亚人也遭到了如此的对待。
对于哈什姆和他的家人来说，这是一段晦暗的经历。在伊斯兰国崛起之后，当地一家超市的老板痛骂了哈什姆—就好像一切极端组织的崛起都是他的错一样。“是你把达依沙（Daesh西方国家对于伊斯兰国的称呼，意为‘传播混乱之人’）带到了这里，你就是从穆斯林兄弟会里来的，”他大吼着，不断提及着伊斯兰国的绰号以及莫斯的政治举措。“滚回你自己的国家去。”
回家是不可能了，于是他们想去地中海。
经过一个月失败的尝试，2014年9月6日哈什姆一家终于来到埃及北部的一片海滩上。他们希望在那里能够搭上一艘前往欧洲的偷渡船。当他们还在沙滩上前进的时候，很多难民已经不顾波涛的冲击奋力爬上海岸几米之外的两艘舢板。哈什姆，哈雅姆和孩子们只能等待下一班了。
然而两艘舢板再也没能回来。四周反而传来惊叫声，“警察，警察。”仅仅一瞬间，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出现在海滩上，并开枪了。有些人逃脱了。哈什姆和家人呆在原地，之后他们被拘留了8天。不过他们的境遇不算最糟，那艘他们本该搭乘的渡船后来沉没了， 500人丧生。哈什姆后来说，“整个月都非常糟糕。”
但是现在，8个月后的现在，他再次尝试着自己的传奇。“如果你是难民，住在这个地方，再试10次你都愿意。”他说到。他穿着一件朋友送的救生衣。背后黑色的背包中仅仅装着一些生活必需品。一卷总统牌奶酪。一件蓝色套衫，一本笔记本。他将他的证件以及一份关于哈兰阿拉瓦密度（Haran al-Awamid）毁坏情况的人权观察报告都放在一个防水的小袋子中，然后挂在脖子上。
没有家人陪伴在身边，他不敢让家人再经历第二次创痛。然而在离开埃及的一小时中，哈什姆开始怀疑他是否应该自己来。他完全湿透了，在几艘船上被扔来扔去，还有浑身的呕吐物。当到了第三艘也是唯一一艘可以载他驶往意大利的渡轮时，黑夜似乎变得永无止境。
最终黎明还是到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温暖，他们的衣服也渐渐干了。第一次，人们可以看清彼此。一些人把晕船药和柠檬分给其他人，以便缓解晕船症状。人们微笑着，开始彼此聊天。他们一切顺利。
然而，随着夕阳西下，他们还要再换一次船。人蛇当然了解在意大利境内他们可能失去渡船，所以他们要用一艘又老又旧的破船，以便将损失减到最小。乘客们感到不满，然而抱怨是多余的。去年的那次沉船事件，那次与哈什姆和家人擦家而过的沉船事件，据报道称就是发生在难民拒绝换船之后。人蛇把两艘船连在一起，试图驱赶乘客换船。然后第一艘船就沉了。
又过了两个晚上，现在又是黄昏。一个美丽的黄昏，“只有我们，大海，夕阳，周围空空荡荡，”哈什姆在他的日记中写到。他拿起手机想拍下眼前的美景。然而屏幕中的夕阳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太阳不是在西边落下的么？如果这是事实，为什么渡轮是向西航行的？哈什姆跟旁边的人说出了他的担忧。他一边盯着斜阳一边问到，“我们这是要回到埃及么？”
人们点着头，这个消息在渡轮上散播开来。骚乱就这么突然爆发了。走了这么远却要回去，人们彻底愤怒了。船长出现在剑桥上，一脸彪悍的说，老板希望再多带30个人。多带30个人？“没错，”船长在新乘客上船前说，“他们值60000美元。”
今天是周一，在船上的第五天。人们的不满已经平息。哈什姆坐在船后仓一处靠近甲板的地方，这里，真正的患难之情已经建立起来。“这艘船就像一个完善的社区，有拖家带口的，有独自行动的，有老的，有少的，有白皮肤的，有黑皮肤的，”他继续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这是一个气氛融洽的混合社区。”
大概中午时分，一部卫星电话被交到一个嗓门最大的叙利亚人手中。他拨通了苏菲的电话，然后全船坐下来等待。1小时，也许是3小时。船员们混到乘客之中。哈什姆想，总算要熬到头了。
其他人也是这么想的—直到一架飞机掠过头顶，似乎是在拍照。船长抬头看了看。这是一架希腊侦察机，他说，不是意大利的。人们侧过头去。希腊飞机？他们还在希腊海域么？又一个残酷的打击。在希腊的海域意味着希腊海警和救援，不过没人愿意去希腊啊。去希腊就意味着一场灾难。去希腊就意味着你得穿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去德国，要命的是这两个国家都不是欧盟成员国。
乘客们开始怒吼起来。他们花钱是去意大利，不是希腊，他们要重新点燃引擎。船长拒绝照做。海警已经被通知了，这就是事实。然而没人听他这一套，于是他终于回到轮机舱。船长重新点燃了引擎，渡轮以最快的速度向着意大利冲去。哈什姆再也支撑不住，他一头倒了下去，陷入沉沉的睡梦中—再也不去考虑他们是否能到意大利。
第二天他被摇醒，并得到一周来一直等待着的好消息：意大利人来了！他趴在船舷四下张望。四艘红色的充气船将渡轮围住。每一艘都在白色的船舱上用意大利文写着“海岸警卫队”。周围充满了愉悦的气氛。人们鼓着掌，大声的感恩。“意大利！”他们欢呼着，“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第三章 穿越欧洲
刚刚过了法国边境一公里，哈什姆还是不敢离开卫生间。10分钟前，他为了躲避警察跑到这里。他们都走了么？要是没走，他们会不会来查卫生间？
哈什姆根本没料到有这么一手。这次行程最痛苦的部分应该是在渡轮上，而不是在穿越欧洲的路上。然而在下船的5天后，哈什姆开始发现有更多的困难困扰着他，更多在他来到意大利前没有考虑过的困难。列车时间表，过境，警察。
现在，警察是最要命的。一队法国宪兵在芒通，法国境内的第一站，闯进了列车。他们的目标就是像哈什姆这样企图离开意大利的难民。他刚一钻进卫生间，就有两个厄立特里亚人在同一节车厢被抓住了。这两个人就坐在离哈什姆不远的地方。他们会被送回米兰，在那里他们会被强迫按手印—一道意味着将在意大利申请避难的程序。
那是哈什姆最不希望遭遇的。现在他人在欧洲，可以选择任何地方避难。他不希望选择意大利，虽然这是第一个进入的欧洲国家，但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就必须接受漫长的等待才能再次见到妻儿，因为意大利的行政效率太低了—法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他的目标是至少到达德国，那里的程序会走得更顺利一些—如果可能，最好是瑞典，在那里叙利亚人可以无限期的出入。对于哈什姆来说那是份最大的奖赏：一个可以让孩子们远离流浪恐惧的长期稳定的未来。
不过首先，他必须穿过法国。就在警察穿过走廊的那一刻，他也许就要出师未捷了。他等待着。等待是他唯一能做的，直到他们都离开。他等待着，思考着。他不断给自己打气。他们不会搜查每一个人—他们只会去查那些看上去可疑的。最终他们都会离开的。他们会离开么？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列车还是没有开动。警察应该是在另一间车厢里了吧？哈什姆寻思他们一定是都走了。他在里面呆得太久了。于是他深深吸了口气，打开门锁走出卫生间。这是另一种生死时刻，一种不仅仅关乎他自己，更关乎着他妻儿命运的生死时刻。
他重新回到了车厢。那里，挡住他去路的是一个法国警察。
5天之前，见到欧洲当局的人时他还很高兴。意大利护卫舰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西西里港口卡塔尼亚，一路上流民们不断感谢着他们的救星。人们彻夜长谈，讨论着他们接下来的计划—有人想去瑞典，有人想去德国。4月22日周三的早上他们终于抵达了西西里的海岸。
到达港口之后，红十字会的人给他做了个体检，还给了他一个三明治。几小时之后，一队巴士出现了，然后所有人都上了车。没人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大多数人猜测是一处难民营。然而当夜幕降临时，巴士还在行驶。有人问司机：我们要在哪里下车？威尼斯，司机回答。
那些有手机的人开始在地图上需要威尼斯。它是在西西里吗？之后他们惊喜的发现，这座城市是在意大利的另一边。所有人都想去北方，现在意大利人正帮他们实现这个愿望。
36个小时之后，哈什姆来到了米兰车站。每天都有数百流民聚集于此，盘算着他们的下一步。哈什姆忐忑的四下张望。雕塑、斗拱、华丽的街灯以及大理石建筑环绕着他。有那么一瞬间，哈什姆觉得车站就好像是一座转为流民而建造的城堡。
当地慈善机构的义工在这里分发食物和水。另一些当地人也在为妇女儿童寻找居所而忙碌。刚刚改善境遇几天的人们还对自己曾经的一切心有余悸。一个坐在大理石长椅上的叙利亚人还在数说过去4个月中他在利比亚沿海被绑架的遭遇。然而在米兰车站，甚至有Wi-Fi可以用。哈什姆上了网，结束了离开埃及后的失联状态。在他打开软件的一瞬间，没有阅读过的信息爆满了屏幕。
然而新大陆带来了一连串的新问题。他要如何搭乘火车从欧洲大陆去瑞典？在此之前他并未盘算过，他本以为这会十分简单。
相反的他必须做出复杂的选择，寻找合适的边境，躲避烦人的警察。他没有足够的钱。他得去查阅铁路路线，可是他根本就不会查阅。在中央大厅，哈什姆拼命仰起头盯着出发时间表。读起来就像天书一样。
“渡海才是最容易的！”哈什姆半开玩笑似的咧了咧嘴。“直达意大利。不用换车，没有警察，没有车站，不用按手印。”
当黑夜逐渐降临时，车站的魅力也随之消散。哈什姆渴望10天里的第一个好觉。他想洗个澡。这套已经穿了一周半的衣服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另外，他脚上的割伤可能感染了。
在他的周围，最后一批移民开始越发魂不守舍。一个人用头使劲的撞着广告板。另一个则沮丧的大声抱怨：“无论走到哪儿，所有人都把我们当牲口对待—在利比亚，在西西里，在这里也一样。”当地的义工仍然守护在哈什姆和其他人身边—有些人会在这里守上一整晚。然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好客的。一个过路者的声音回响在大厅里：“你们帮这些移民干什么？难道这个国家的穷人还不够多吗？”
对于哈什姆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接下来的远征。要去哪里，怎么去？乘火车是最便宜的路线，但是意味着不安全，特别是在意大利边境。在所有试图搭火车去德国的叙利亚人中，只有两个人成功了，其他人都在即将进入奥地利时被捕。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走公路。昨天晚上在救援中心，大家相互传递了一些人蛇的电话号码，他们可以帮助人们到达北方，当然是有偿的。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首先欧洲边境不对汽车进行检查，其次你不用再担心那些你不明白的列车时刻表。一个在瑞典马尔默的人蛇说他可以把4个人带去瑞典，价格是每人875欧元。之后还会有人开车去哥本哈根，但必须再付750欧元。
然而这条路线也是有问题的。那个在马尔默的小子要在开车来意大利之前先要一半的钱。但是如果他把钱给黑了怎么办？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比买火车票要贵多了。那个在哥本哈根的家伙不会要的更少，而且他不可能一直把你带到你想去的地方。
在哈什姆陷入窘境的第二天，他在瑞典做医生的妹夫（或者姐夫）—艾哈森（Ehsan）通过西联（Western Union）电汇过来一笔钱以帮他脱困。他不是唯一需要帮助的难民，这个家里还有很多人也在等待支援。所以汇过来的只有500欧元。
他该怎么去花这笔钱呢？最终，哈什姆还是选择了乘火车去法国。无论是公路还是铁路都有它们潜在的风险，而且至少火车票更便宜一些—还有去法国的火车也更不容易被警察突袭。
就这么定了，早上7点去尼斯，这条铁路沿着海岸线一直向西，穿过彼得蒙特高原的群山。火车在隧道间穿梭，他偶尔瞥见暗淡的街景，以及郁郁葱葱的陡峭的山麓。有时他的视线中只有一望无尽的海平面，这种景象让他害怕。他怎么也忘不掉地中海上的遭遇。
在进入法国边境的第一站芒通，出事了。就是在那里他惴惴不安的躲在卫生间里，就是在那里他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在过道上，跟一个正站在他座位旁的警察走了对面。
哈什姆咽了口唾沫。这是一条本该安全的路线，然而现在就要这么结束了么？他想转过身去，不过他知道这会使自己更令人生疑。相反的，如果他若无其事的走过去，或许逃脱的几率更大。那个警察并没有搜查每一个人。如果不是细心的人，很难发现哈什姆的衣着有异，很难发现他衣领上的头屑，很难闻到几天没洗的臭袜子味儿，也许，他看上去就像是个法国人。
至少哈什姆是这么希望的，他低下头向着自己的座位走去。那个宪兵抬起头来，哈什姆冲他点了点头。警察眨了眨眼，放他过去了。
虽然哈什姆逃过一劫，但他已经被吓到了。差10分12点时，列车缓缓驶入尼斯，哈什姆有点儿懵了。如果接下来每一个边境都要这么折腾的话，去瑞典还有意义吗？或许现在他可以赌一赌去卡雷，然后钻进一辆去英国的货车。或许那才是一步好棋。
屋漏偏逢连阴雨，最近6小时内没有去巴黎的火车，车票都被买光了。在一个害怕随时会被捕的城市里，哈什姆必须消磨一下午的时光。买车票已经是十分严峻的考验了。他不知道怎么用自动售票机，以至于他不停的取消操作。在他后面排队的人不时发出嘘声，不停有人换队。这个人还能不能行了？
他总算是搞定了，然后一下午都蹒跚的慢步在尼斯的街道上。他不时停下来休息，在一所教堂里，在一座花园中，在一条街边长椅上，黄昏降临时他就可以转回车站了。在一间报亭边，他决定买一份法国报纸，这东西可以让他更好的伪装。他抓起一份《世界报》。
这个方法很管用：月台上的检票员用法语同他打招呼。哈什姆不自然的点了点头然后冲向自己的座位。这些法国夜间列车的皮质座椅令他感到舒适，几乎便要睡着了。然而紧张还是让他彻夜未眠。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德国边境。
黎明终于来了，同时展现出巴黎南方的田园风光。又过了一小会儿，经过离开尼斯后差不多12小时的颠簸，列车终于在4月27号周一的早上7点40分驶入法国首都。这已经是离开埃及后的第12个清晨了。短程地铁载着他从奥斯特里特站（Gare Austerlitz）来到东站（Gare de l'Est）， 现在他要乘火车去德国了。
事实上，他明天一早就能到达瑞典。他可以在巴黎买一张经法兰克福去汉堡的车票。然后再从汉堡坐火车去哥本哈根。之后从哥本哈根经过厄勒海峡大桥到瑞典，只需要半个小时。
刚过9点，他就登上了从巴黎前往法兰克福的火车。用了两个小时20分钟来到边境，哈什姆又开始紧张不安起来。他并非想在德国结束这次远征，不过如果他可以到达那里，最起码他最终会见到家人。这是他最为在乎的事情。
当列车驶出巴黎时，哈什姆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查理周刊》。封面卡通画的是盖特·温丝莱特（泰坦尼克号的女主角）从一艘偷渡船里走出来。“Un Titanic par semaine，”标题写到，“每周一次的泰坦尼克。”哈什姆并未完全领会其中深意。那个女的是谁？然而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笑了。漫画讲的是像他一样的难民。
中午11点30分的时候，列车飞掠过德国边境，然后在将要接近萨尔布吕肯的时候减慢了速度。另一个展现计谋的时刻。哈什姆打算伪装一下自己。他掸去身上的头屑，带上耳机，然后躲在一份在巴黎买的《南德意志报》后面。他一个字都不认识，他希望没人会去怀疑他。
火车驶过河上的一座桥，然后钻进满眼的绿意。这是一幅迷人的画面，那一刻哈什姆沉浸其中。“Manzar gameel，”他大声说到，分贝盖过了耳机中的音乐。“真是好看极了。”
整个车厢静了下来。有几个人回头张望。接着列车在萨尔布吕肯停了下来。
第四章 到瑞典去？
他暴露了么？火车已经深入德国境内了，哈什姆想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么突然一喊就那么玩儿完了。要是警察上车后有人举报他怎么办？要是他们其中有人根本就是警察怎么办？
一个老太太上车之后要和其他人换座位，接着又上来一个留着大胡子的谢顶。到目前为止，一切还算正常。然而边防警察呢？他们在月台上吗？从《南德意志报》后面很难窥知一二，从这个角度哈什姆什么都看不见。
一分钟过去了，又是一分钟。经过漫长的等待，列车终于移动了。列车广播里传出一个女性的声音，先用德语报站，再用法语。这是一个可以放松的信号：哈什姆已经在德国了。他放下手中的《南德意志报》。还差两个边境。
从萨尔布吕肯到曼海姆，再从曼海姆到法兰克福，哈什姆下了车。在月台上等待前往汉堡的火车时，他看到头上悬着一条巨大的德文报纸《法兰克福汇报》的广告牌。
他的心还是跳个不停。接下来的数个小时将决定他的后半生。他得再来颗烟，他在月台上一块一白漆标记的地方找到了吸烟区。对于外乡人来说这有点儿奇怪。如果在线外面吸烟会怎样？但如果我在这一侧呢？那边那个抽烟的女人是怎么回事？
三个半小时之后，哈什姆身在汉堡了，又一个优美却没时间细看的城市。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逗留，他在车站周围逛了逛，那两座哥特式钟楼让他印象深刻。
然而没有时间感叹。不一会儿他就上了另一列火车，这列是他坐过的5列中最不舒服的。他坐在自行车车栏上，之后又因为一个骑车人的到来而被挤到一边。乡间的景色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跟不时掠过视野的白色风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哈什姆抵达弗伦森堡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这是在德国的最后一站。8点56分前往弗雷德里西亚的火车就在月台的另一端等着他，从这里到丹麦边境也就1英里多一点儿。哈什姆上了车，在离门最远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这时报站的声音从生硬的德语变成含糊的丹麦语。
哈什姆藏在他最后的伪装下：一份粉色封面的丹麦铁路杂志，Ud&Se。他等待着，离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应该不会太远了：5分钟内他就是会到达丹麦境内的第一站达帕兹堡，然后就是倒数第二个边境了。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一开始他以为坏事了。在帕兹堡的月台上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人。哈什姆蜷缩在座位上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两个制服登上了他的车厢，其中一个沿着过道向他走来。他腰间钥匙发出的金属撞击声越来越近了，然后他在哈什姆的桌子旁停了下来。哈什姆眯着眼睛偷瞧了他一眼。这不过是个来替班的检票员。
晚上10点31分，列车驶入弗雷德里西亚。从哈什姆不停的寒颤可以看出，他从来都没有到过北方。天气很冷，他在并不华丽的丹麦候车室内等候着。保尔·汉宁森（丹麦著名的建筑师和文学家）式的吊灯从天花板垂下。他买了一份《自由联盟报》，这是他的最后伪装。候车厅里不能吸烟，所以他得不停进进出出，让对于尼古丁和温暖的需要维持一个平衡。刚过11点，这样的折磨结束了：到哥本哈根的火车来了，一会儿他就将进入东边的首都。
两个半小时之后，也就是周四的早晨，哈什姆的双脚踏上了丹麦首都的月台。离开埃及的第13天，离开意大利的第6天，他的朝圣之路仅仅只有1个半小时火车的距离了。不过他首先得买张车票。
这个真挺难的。第一次尝试时他被要求提供信用卡；叙利亚难民自然没有。第二次准备用现金时问题更大了：他现在已经不在欧元区了，而且他身上没有丹麦克朗，而且凌晨1点30这里的外汇交易点都关门了。
于是哈什姆蹒跚的走到空空荡荡的大街上，最终找到了一家在十字路口的便利店，商店的霓虹灯很像个大漏斗。他们收欧元吗？收银台后面的男人回答是的，但最多10欧元。然而这远远不够啊。去瑞典的车票大概要18或者19欧元。那么哈什姆必须用20欧元付款，然后找回尽可能多的零钱来。店里的伙计很通情达理，这真不错。
哈什姆在商店里搜寻着最便宜的商品。最终他找到一小盒口香糖，然后得到了他所需要的克朗。不一会儿他就拿到一张去瑞典的车票。
没有比这更及时的了。无论是体力上、精神上还是情感上，哈什姆都已经精疲力尽了。过去的三年中，连续的悲剧和不间断的侮辱无情的折磨着他。过去的两周中，他冒着被捕和遇害的危险，忍受饥饿穿越了一片海洋和一块大陆。他又渴又饿，又脏又臭，又累又困，浑身上下都是惊恐。每迈出一步，他脚上感染的伤口都如同针刺一般。
火车到了，然后驶向东方，先在欧塞塔德停留，然后是纳戈尔诺，两个隶属哥本哈根的东部地区。已经很晚了，车上车下还是有很多人。哈什姆警惕的注视着每一个乘客：他现在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边防警察。火车达到了哥本哈根机场，这是前往瑞典前的最后一站。现在就只剩下厄勒海峡了，大桥静静的躺在那里，将哈什姆和他的梦中家园连接在一起。他不停的、用力的搓着双手。
列车驶上了大桥。窗外，是无尽的黑暗；火车或许仍然在隧道之中。只有远方瑞典海岸线上的灯光提醒着哈什姆，这是本次14天之久的漫长远征中他所要穿过的第15个也是最后一个边境了。
灯光越来越近，直到与视线拉平。他进入了瑞典。列车开始减速，街灯飞速倒退，直到进入海尔，这是踏上瑞典领土的第一站。一切的变化不是很大：只是一些子母的写法提醒他已经身处另一个国家了。
到了最后还会有什么危险么？哈什姆透过车窗仿佛看见空荡的月台上突然出现一个来抓他的警察。然而什么也没有，就连一个乘客都没有。车门又一次关闭了，发出沉闷的金属撞击声，他们接着前进。
他做到了吗？他真的不敢相信这一切，在他欢呼之前，他还得谨慎点儿。“我们，”他太过害怕，以至于只能耳语，“我们到瑞典了？”
他终于可以确定了，这些天来的第一次，他终于可以咧嘴大笑了。他竖起了大拇指，起初不怎么明显，然后坚定的做了这个手势。他抠了抠右耳朵，好让自己知道这不是在做梦。现在的时间是2015年4月22日凌晨两点41分，他终于踏上了这片今后将称之为家园的土地。哈什姆合上眼，让眼睛彻底放松下来，然后长长的出了口气。
在马尔默，他到达的第一座瑞典都市，他拨通了远在埃及的哈雅姆的电话。
“喂，”他说，“我到了。”
作者后记
9个月之前，我还在调查那次造成500人丧生的地中海沉船事件。调查中我和我的翻译马努结识一个住在开罗城外沙漠中隔离区内的叫做哈什姆的40岁叙利亚难民。
哈什姆和他的妻子哈雅姆以及三个儿子差一点儿就上了那艘沉船。相反的在等待小舢板时他们被警察抓住了。他们逃过死神的诅咒，却不得不在埃及警察局呆了一个多星期。作为一名记者，你有机会接近伟人，并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不幸的是，很多人仅仅跟你有一面之缘。然而也许是天意，即便我的报道刊登后，我还同哈什姆和他的家人保持着联系。我隔上几周就会去他们在沙漠中的公寓，这让我们不知不觉成了朋友。
令我震惊的是，今年的早些时候哈什姆就告诉我说他想要再偷渡一次。我觉得惊讶，上一次他的尝试已经是场悲剧了。然而哈什姆心意已决：在炎热的埃及，他的三个儿子没有未来。在欧洲，他们也许会更幸运。
这一次哈什姆想要单独行动。但是他觉得值得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欧洲，申请避难后他可以重新跟家人团聚。作为记者的我想要记录下这一英雄般的壮举，挣得哈什姆的同意后我将只作为一名旁观者跟随在他的身边。
在离开之前，哈什姆允许我，马努和另外一位杰出的摄影师西马更进一步的进入他的生活中，以便能够记录他在埃及的最后一段时光。等他一到意大利，我们就立刻飞过去跟他汇合（跟他将要跋涉的旅程相比，这简直就是耍无赖）。然后我单独跟着他穿越欧洲到瑞典。
我没接触过太多的英雄，不过哈什姆绝对是众多英雄中的一个。能够报道他的事迹，我感到万分荣幸，不但如此，我更希望好运可以眷顾包括哈什姆在内的每年数以千计的试图穿越地中海的其他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