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与日本两国之间应该保持怎样一种关系，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日本人这一类的问题，非常敏感。一般说来，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被称之为“愤青”的年轻人，往往在这类问题上持极端态度。假如你到网上浏览一下与日本有关的新闻“跟贴”，那么，你就会发现，主张不要再与日本人有任何往来，绷紧两国关系之弦，而将那些提出与此相悖的主张的人士贬之为卖国、奴才、汉奸的占了相当的比例。比如说，对人民网上一篇题目为《“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的文章读者发表的评论的多达17页，主贴共329条 跟贴共131条。（人民网―学者新论：“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 ）这些人的“爱国”之情、之心我们可以理解，不过，矫枉过正的思维方式难见建设性，并且存在着严重的以偏概全的毛病我们也必须指出。
对现今的中国人刺激最大、感情伤害最大的莫过于这样几件事：日本政府拒绝为上个世纪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谢罪，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中将“侵略”以“进入”称之，对华劳工赔偿久拖不决，对我钓鱼岛心存鬼胎等。
日本政府在对侵略华战争认识态度上委实相当暧昧。多少年来，他们强调的是“反思”，而非中国人民要求的更为直接与深刻的“谢罪”。至于为什么，大概与日本民族的民族个性有相当的关系。日本人的民族个性是什么？是向强者低头，向弱者示威。有学者指出，为什么日本这些年来跟美国这么紧，就与这一民族性格有关――美国在19世纪用炮舰轰开了日本的大门，在上个世纪又一次用它强大的武力将日本踩在了脚下，所以，日本人对美国自然也就另眼相看。相形之下，我们中国似乎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胜率”不是很高，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也是战胜国之一，然而，这一点，许多日本人并不以为然。二次大战结束后，其经济的迅速起飞与随后的高速发展使得它具有了傲视中国的资本。也许这些，便是令日本政府不屑向我们谢罪的重要理由吧？
应该说，像身为首相的小泉及其他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参供奉着许多对华侵略战争的战犯的拜靖国神社，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尽管多数情况下，这些人都声称是以私人身份参拜的，但事实上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不可小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既然他声称是以“个人身份”参拜的，就说明他们又是有一定顾忌的。这顾忌并不仅仅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二次大战的受害国的政府与老百姓的反映，也还有来自本国国内政治团体与广大民众的压力。举例说，今年8月15日，在国内一片反对之声中，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为55名，但这55名相对于全体议员客观地说还是少数。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与我们国家的编辑、出版、发行、使用体系有很大的不同。文部省仅仅负责审核，而任何个人与团体都可以编辑教科书，学校则可以从诸多版本中自主选择使用。在日本高中和小学诸多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固然有将侵华战争篡改为“进入”的，但也有不少秉笔直书“侵略”的。这一点，一些在日本呆过对日本这方面情况比较了解的人士最有发言权。很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的媒体这方面的介绍似乎少了一些。
与日本政府在对华历史问题上的暧昧态度相比，日本民间的反映则应该令我们欣慰许多。举例说，日本著名史学家家永三郎为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与之抗衡32年；自从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教育部勒令删除日本侵华的段落，家永三郎先后在1965年、1967年及 1984年三次提起诉讼，控告日本政府隐瞒历史真相，至第三场终获日本最高法院支持，裁定教育部令家永三郎删除有关课文属非法，命政府赔偿40万日元。原为侵华日军十六师团士兵，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东史郎出于对那场罪恶战争的深刻反省，他在一九八七年公布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并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揭露战争真相的演讲。最近发生在齐齐哈尔的日军毒气弹泄漏事件，在日本国内受到了民间的高度关注。８月１３日，几十名学者、社会名人、日军毒气弹受害者在东京举行声援日军毒气弹受害者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对遗弃在中国和日本国内的毒气弹现状进行认真调查，并对受害者做出相应赔偿。不仅如此，从80年代后期起，日本友好人士在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辩护团和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后援会，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起诉。90年代后，上述组织又成立了多个辩护团，就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起诉给予无私的法律援助。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起诉的案件达十多个，其中最典型的案件有刘连仁诉讼案、山西慰安妇诉讼案。而后两起诉讼案最终能够胜诉，这些日本民间组织居功至伟。
说到钓鱼岛，不能不说特别提到曾经在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用油漆喷写“爱国”标语的被有些人士誉之为“新抗日青年”的冯锦华。或许，冯锦华已经成为了“新抗日青年”心目中的一面光辉旗帜。不过，无论是他在东京靖国神社喷写“爱国”标语，还是前不久租船出海“保钓”，我以为都不足取。前者能够说明什么？须知今天的日本属于法制国家，在那样一个国度中这样做，尽管极端，其实毫无危险，更别说生命危险，与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完全是两码事――否则，我们如何理解此前冯锦华在日本打工多年，被刑拘释放后又在日本的那家公司安然呆了不短一段时间呢？而“保钓”的安全系数或许比前者更大。当然啦，我之不以为然，上述原因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你能达到什么、获得什么？
日本从战后的一片废墟与创痍，通过其政府与人民齐心协力的几十年的奋斗，发展成为今天经济高度发达，政治体制相当完备的国家，这其中的经验是什么？为什么文化背景相近，两个民族之间有许多共通共融的地方的国家的差距拉德如此之大？就从小处，即国民素质看，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呢？一个民族应该自尊、自强，可自尊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从什么做起？是麻木排外，夜郎自大，仇视他人，还是反躬自省，从检讨自己的失误、缺点乃至“劣根性”，奋发图强做起？比较我们的东邻，大概人家值得我们学的东西还是很不少的吧？对老百姓来说是这样，对政府、对社会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仇视日本，而是在不忘历史耻辱的前提下正视日本，好好地研究日本，在许多地方虚心地学习日本，努力赶超日本。当我们真正强大到了令日本必须仰视的地步的时候，今天的许多问题还是问题吗？这就像你袋中有了，说话的底气自然也就足了，别人不能不、不敢不把你当回事一样。
(作者 严阳)
对现今的中国人刺激最大、感情伤害最大的莫过于这样几件事：日本政府拒绝为上个世纪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谢罪，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中将“侵略”以“进入”称之，对华劳工赔偿久拖不决，对我钓鱼岛心存鬼胎等。
日本政府在对侵略华战争认识态度上委实相当暧昧。多少年来，他们强调的是“反思”，而非中国人民要求的更为直接与深刻的“谢罪”。至于为什么，大概与日本民族的民族个性有相当的关系。日本人的民族个性是什么？是向强者低头，向弱者示威。有学者指出，为什么日本这些年来跟美国这么紧，就与这一民族性格有关――美国在19世纪用炮舰轰开了日本的大门，在上个世纪又一次用它强大的武力将日本踩在了脚下，所以，日本人对美国自然也就另眼相看。相形之下，我们中国似乎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胜率”不是很高，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也是战胜国之一，然而，这一点，许多日本人并不以为然。二次大战结束后，其经济的迅速起飞与随后的高速发展使得它具有了傲视中国的资本。也许这些，便是令日本政府不屑向我们谢罪的重要理由吧？
应该说，像身为首相的小泉及其他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参供奉着许多对华侵略战争的战犯的拜靖国神社，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政治事件――尽管多数情况下，这些人都声称是以私人身份参拜的，但事实上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伤害不可小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既然他声称是以“个人身份”参拜的，就说明他们又是有一定顾忌的。这顾忌并不仅仅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二次大战的受害国的政府与老百姓的反映，也还有来自本国国内政治团体与广大民众的压力。举例说，今年8月15日，在国内一片反对之声中，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国会议员为55名，但这55名相对于全体议员客观地说还是少数。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与我们国家的编辑、出版、发行、使用体系有很大的不同。文部省仅仅负责审核，而任何个人与团体都可以编辑教科书，学校则可以从诸多版本中自主选择使用。在日本高中和小学诸多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固然有将侵华战争篡改为“进入”的，但也有不少秉笔直书“侵略”的。这一点，一些在日本呆过对日本这方面情况比较了解的人士最有发言权。很让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的媒体这方面的介绍似乎少了一些。
与日本政府在对华历史问题上的暧昧态度相比，日本民间的反映则应该令我们欣慰许多。举例说，日本著名史学家家永三郎为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与之抗衡32年；自从他编写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被教育部勒令删除日本侵华的段落，家永三郎先后在1965年、1967年及 1984年三次提起诉讼，控告日本政府隐瞒历史真相，至第三场终获日本最高法院支持，裁定教育部令家永三郎删除有关课文属非法，命政府赔偿40万日元。原为侵华日军十六师团士兵，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东史郎出于对那场罪恶战争的深刻反省，他在一九八七年公布了自己的战时日记，并在日本各地集会上发表揭露战争真相的演讲。最近发生在齐齐哈尔的日军毒气弹泄漏事件，在日本国内受到了民间的高度关注。８月１３日，几十名学者、社会名人、日军毒气弹受害者在东京举行声援日军毒气弹受害者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对遗弃在中国和日本国内的毒气弹现状进行认真调查，并对受害者做出相应赔偿。不仅如此，从80年代后期起，日本友好人士在日本民主法律家协会的组织下，成立了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辩护团和中国战争受害者要求赔偿事件后援会，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起诉。90年代后，上述组织又成立了多个辩护团，就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起诉给予无私的法律援助。迄今为止，他们已经帮助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起诉的案件达十多个，其中最典型的案件有刘连仁诉讼案、山西慰安妇诉讼案。而后两起诉讼案最终能够胜诉，这些日本民间组织居功至伟。
说到钓鱼岛，不能不说特别提到曾经在日本东京靖国神社用油漆喷写“爱国”标语的被有些人士誉之为“新抗日青年”的冯锦华。或许，冯锦华已经成为了“新抗日青年”心目中的一面光辉旗帜。不过，无论是他在东京靖国神社喷写“爱国”标语，还是前不久租船出海“保钓”，我以为都不足取。前者能够说明什么？须知今天的日本属于法制国家，在那样一个国度中这样做，尽管极端，其实毫无危险，更别说生命危险，与当年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完全是两码事――否则，我们如何理解此前冯锦华在日本打工多年，被刑拘释放后又在日本的那家公司安然呆了不短一段时间呢？而“保钓”的安全系数或许比前者更大。当然啦，我之不以为然，上述原因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你能达到什么、获得什么？
日本从战后的一片废墟与创痍，通过其政府与人民齐心协力的几十年的奋斗，发展成为今天经济高度发达，政治体制相当完备的国家，这其中的经验是什么？为什么文化背景相近，两个民族之间有许多共通共融的地方的国家的差距拉德如此之大？就从小处，即国民素质看，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呢？一个民族应该自尊、自强，可自尊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从什么做起？是麻木排外，夜郎自大，仇视他人，还是反躬自省，从检讨自己的失误、缺点乃至“劣根性”，奋发图强做起？比较我们的东邻，大概人家值得我们学的东西还是很不少的吧？对老百姓来说是这样，对政府、对社会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仇视日本，而是在不忘历史耻辱的前提下正视日本，好好地研究日本，在许多地方虚心地学习日本，努力赶超日本。当我们真正强大到了令日本必须仰视的地步的时候，今天的许多问题还是问题吗？这就像你袋中有了，说话的底气自然也就足了，别人不能不、不敢不把你当回事一样。
(作者 严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