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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8月20日消息：乔新生在世纪中国发表文章指：世界传媒业巨头特纳先生终于辞去了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董事局的职务，卖掉了自己持有的该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黯然退出了自己锺爱的传媒业。不过特纳先生并没有从此消沉，他拥有美国最多的土地，并准备在这些土地上饲养野牛，并试图通过出售野牛肉东山再起。目前，特纳已经饲养了3700万头野牛，占世界野牛总数的十分之一。特纳的名言是：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就这样继续前进好了。
从特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精神，看到了那种不懈追求，充满活力的精神。然而，如果特纳先生来到中国，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首先，他会遭遇中国特有的名分之争。人工饲养的牛还能被称为野牛吗？如果人工饲养的野牛可以被称为野牛，那么人工饲养的鸡会不会被称为野鸡呢？以此类推，人工饲养的猪能不能被称为野猪呢？人工饲养的狗会不会被称为野狗呢？人工饲养的猫会不会被称为野猫呢？所以，特纳先生的生意还没有开张，就会被中国的评论家们搞得头晕脑胀。中国古语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连特纳先生都不能解释清楚野牛与家庭饲养牛的区别，那么，生意怎么能够开张呢？
可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最近中国广东省立法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没有想到在讨论的过程中，不少评论家们对什么是野生动物大做文章，甚至有评论家考证中国的许多食物都是野生动物。这样一来，立法机构不得不手下留情，将禁食野生动物的条款换掉，代之以含含糊糊的不得滥杀野生动物的条款。中国人最爱讲求名分，而这样做的结果是，许多法律反而变得最搞不清名分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立法者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不断地根据不同人群的意见对法案作出修改，而修改与妥协的结果只能是牺牲名分。
特纳先生可以在中国卖鸡，也可以在中国卖水，但如果出售野牛肉，十有八九会被时评家们封杀。
其次，特纳先生放弃在传媒业的工作，改为投资土地，更是犯了中国人的大忌。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最为辉煌地一笔就是实行了土改，让耕者有其田。而特纳先生一人就霸占了190万公顷的土地，成为了最大的地主。如果法律允许特纳这样的大地主垄断土地，广大的农民将会怎样生活？土地是中国农民最基本的保障，特纳一人拥有如此多的土地，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何去何从？
土地的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如果占用大量的土地，而不能有效地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整个社会必然会发生动汤。因此，在有些人看来，如果特纳先生来到中国，不会给中国带来希望，反而会让中国陷入混乱。
为了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中国的历届政府没少操心。任何一届政府上台，都是先实行土改，让农民占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尔后又制定繁琐的法规，禁止农村土地的随意转让。不仅如此，我国还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如果有人胆敢随意改变耕地的用途，必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的法律不可谓不严格，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一点也不少。这就是在中国经营的奥妙所在。政府对土地的违法使用不管不问，并不是经营者不违法，而是看你是否有眼色。如果能够与政府搞好关系，违法的事情也可以办成；如果不能与政府搞好关系，那么，司法机关随时都可以将你送进监牢。
依照特纳先生的个性，自然不会遵从官场上的这些潜规则。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特纳先生的地主生涯在中国不会长久。
这几年，人们总是在抱怨中国的制度，有人认为中国的制度过于宽松，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制度过于严格。其实，联系具体的制度进行分析，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试图通过制度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妥，而对于新的市场进入者来说，总是希望国家的制度宽松一些，为自由竞争提供更多的空间。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制度的优劣，而在于没有给每一个公民提供一个可以通过改变制度实现自己目的的畅通渠道。如果特纳先生来到中国，即使不被中国的制度憋死，也会被评论家们气死。在中国，一些人从来都不习惯按照规则办事，可这几年，一些评论家们又特别喜欢在规则上做文章。
特纳先生生活在美国，这是他的幸运。
从特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精神，看到了那种不懈追求，充满活力的精神。然而，如果特纳先生来到中国，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首先，他会遭遇中国特有的名分之争。人工饲养的牛还能被称为野牛吗？如果人工饲养的野牛可以被称为野牛，那么人工饲养的鸡会不会被称为野鸡呢？以此类推，人工饲养的猪能不能被称为野猪呢？人工饲养的狗会不会被称为野狗呢？人工饲养的猫会不会被称为野猫呢？所以，特纳先生的生意还没有开张，就会被中国的评论家们搞得头晕脑胀。中国古语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如果连特纳先生都不能解释清楚野牛与家庭饲养牛的区别，那么，生意怎么能够开张呢？
可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最近中国广东省立法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没有想到在讨论的过程中，不少评论家们对什么是野生动物大做文章，甚至有评论家考证中国的许多食物都是野生动物。这样一来，立法机构不得不手下留情，将禁食野生动物的条款换掉，代之以含含糊糊的不得滥杀野生动物的条款。中国人最爱讲求名分，而这样做的结果是，许多法律反而变得最搞不清名分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立法者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不断地根据不同人群的意见对法案作出修改，而修改与妥协的结果只能是牺牲名分。
特纳先生可以在中国卖鸡，也可以在中国卖水，但如果出售野牛肉，十有八九会被时评家们封杀。
其次，特纳先生放弃在传媒业的工作，改为投资土地，更是犯了中国人的大忌。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最为辉煌地一笔就是实行了土改，让耕者有其田。而特纳先生一人就霸占了190万公顷的土地，成为了最大的地主。如果法律允许特纳这样的大地主垄断土地，广大的农民将会怎样生活？土地是中国农民最基本的保障，特纳一人拥有如此多的土地，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何去何从？
土地的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如果占用大量的土地，而不能有效地为农民提供就业岗位，整个社会必然会发生动汤。因此，在有些人看来，如果特纳先生来到中国，不会给中国带来希望，反而会让中国陷入混乱。
为了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中国的历届政府没少操心。任何一届政府上台，都是先实行土改，让农民占有基本的生产资料，尔后又制定繁琐的法规，禁止农村土地的随意转让。不仅如此，我国还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如果有人胆敢随意改变耕地的用途，必然要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的法律不可谓不严格，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一点也不少。这就是在中国经营的奥妙所在。政府对土地的违法使用不管不问，并不是经营者不违法，而是看你是否有眼色。如果能够与政府搞好关系，违法的事情也可以办成；如果不能与政府搞好关系，那么，司法机关随时都可以将你送进监牢。
依照特纳先生的个性，自然不会遵从官场上的这些潜规则。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特纳先生的地主生涯在中国不会长久。
这几年，人们总是在抱怨中国的制度，有人认为中国的制度过于宽松，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制度过于严格。其实，联系具体的制度进行分析，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试图通过制度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没有什么不妥，而对于新的市场进入者来说，总是希望国家的制度宽松一些，为自由竞争提供更多的空间。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制度的优劣，而在于没有给每一个公民提供一个可以通过改变制度实现自己目的的畅通渠道。如果特纳先生来到中国，即使不被中国的制度憋死，也会被评论家们气死。在中国，一些人从来都不习惯按照规则办事，可这几年，一些评论家们又特别喜欢在规则上做文章。
特纳先生生活在美国，这是他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