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rdon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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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俄罗斯一架苏-24战斗机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叙利亚一侧坠毁。土耳其方面表示，土耳其军方击落了这架战机。普京随后表示，俄战机是在叙利亚境内距离土耳其边境约1公里处被土耳其军方F-16战斗机发射的空对空导弹击落的，战机坠落地在叙利亚境内，距离土耳其边境4公里。普京认为，这一事件超出了“寻常的反恐范围”，“就像恐怖分子的帮凶给了俄罗斯背后一击”，“不能容忍这种犯罪行为”。金融市场的反应是：美股先跌后涨，美国三大股指收盘均微涨，欧洲主要股指、土耳其股市跌幅超过1%，美元微幅走弱，黄金价格上涨0.8%，原油价格涨幅最大，超过2%。
从小国争端到大国博弈
根据维基百科相关资料，俄土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前后共长达241年，平均不到19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系列。两国争端的直接起因是争夺黑海出海口，战争的结果是俄国扩大了疆土，土耳其逐渐衰落。仅从二战以前两国的战争史来看，两国存在“世仇”，是战争爆发的高危国家。如果万一两国战争真的出现，那么ISIS（华尔街见闻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缩写）宣扬的末日决战就真的到来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一次俄土战争是1917-1922年，距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这与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约、二战之后全球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思维转变有关，这也是为何目前市场主流观点认为俄罗斯、土耳其不会直接开战的原因。
我们认为，俄土争端仅仅是当前战争风险的一个缩影。2008年之后，全球主要国家为对抗金融危机，展开了全面的合作，G20取代G8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框架。但是，随着全球经济趋稳，局部争端越来越激烈，特别是中东地区，几乎从未停止过动荡。最近两年，存在小国争端发展为大国博弈的趋势，无论是叙利亚、乌克兰，还是此次俄土争端，都是大国直接参与，潜在的战争风险比之前大大提高。
日本在海湾战争时的教训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政府该采取何种姿态和措施？这涉及诸多外交、政治内容，我们不敢妄言。不过，我们可以从海外战争中，日本的教训出发，谈一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潜在风险。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日本由盛转衰的时点与海湾战争是重合的。日本GDP从1991年开始暴跌，中枢从之前的5%下跌至1%。海湾战争的起点是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爆发是1991年1月，两者的时点高度重合。这两者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我们认为确实如此。日本央行过度盯住通胀、忽视资产价格泡沫，在1986-1988年采取了过度宽松的反通缩政策，之后海湾战争导致油价暴涨，日本被迫加息，使得价格泡沫破裂，成为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起点。
1985年底，OPEC为抢占市场持续推高原油产量，国际油价由30美元/桶暴跌至10美元/桶，直接导致日本CPI大幅下滑至-1%，日本央行为对抗通缩，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股市、房地产市场的暴涨。1985-1990年，日本房地产价格涨幅超过1倍，日本股市涨幅超过2倍，导致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
直至1989年，日本CPI突然回升至3%附近，日本央行才进行了首次加息。之后受海湾危机影响，油价从15美元/桶暴涨至40美元/桶，日本央行为预防高通胀，加息达到了最高的6%，一年之内日本利率提高了近1倍，直接导致了日本积聚数年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日本经济由此进入长期停滞。当然，这仅仅是日本经济中枢下滑的直接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日本企业在90年代之后创新明显不足，日本高端制造业的优势被美国、德国蚕食，以及日本频繁更换首相，是政局最不稳定的发达国家等等。
中国央行该怎么办？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通胀目标制是存在巨大的风险的。第一个风险在于，央行盯住本国通胀，而本国通胀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实质性丧失。一旦大宗商品价格突然变化，将导致货币政策紊乱。第二个风险在于，通胀目标制下，资产价格和金融系统风险并非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但是现代史的每一次经济危机却都是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将最大的风险源排除在外。具体而言：
第一个风险：央行盯住本国通胀，而本国通胀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实质性丧失。除美国之外（美国通胀目标是核心PCE，主要是服务业价格），各国CPI均与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密切相关，这就导致货币政策实际盯住的不仅仅是本国因素，更是全球因素，甚至是突发性因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往往是很大的，日本央行在1986-1988年认为由于OPEC提高产量，导致油价进入了长期低迷的时代，但是海湾战争的突然爆发却颠覆了所有前提假设，油价短时间内暴涨，使得日本央行被迫连续加息。回过头来看，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其货币政策完全被国际原油价格裹挟，而原油价格却是不可预测的，不独立的货币政策最终反噬该国实体经济。
第二个风险：通胀目标制下，资产价格和金融系统风险并非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但是现代史的每一次经济危机却都是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将最大的风险源排除在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典型的经济危机包括日本90年代初经济危机、97年东南亚危机、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等，其直接导火索均为金融系统风险过高、资产价格泡沫等等。在通胀目标制下，这些危机的源头并不在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考虑范围之内；但央行盯住通胀的过度宽松政策，往往是导致了金融系统风险累积、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重要原因，这两者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我们在今年6月出版的《再造央行4.0》一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目标需要加入金融系统风险，无论是通胀目标制还是目前中国央行的“四目标制”均不符合现代经济、金融运行的特征。
对于2014年以来的低通胀，我们认为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问题，也有美国新能源替代问题，更有欧美货币政策目标差异、导致的美元显著走强问题。其中既有趋势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还有周期性因素，油价能否长期维持低位并不确定。而且，一旦局部争端扩大引发全球动荡，特别是中东乱局扩大化，那么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是否需要过度盯住受大宗商品价格直接影响的CPI，是存在疑问的。至于现在市场上很多观点认为，央行应当盯住PPI（更受大宗商品价格的直接影响），其问题就更大。
从2014-2015年央行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来看，央行利率调控力度滞后于CPI，并盯住剔除CPI后的实际融资成本，即维持中性的货币政策是较为合理和可行的操作方式。在“资产荒”的背景下，过度放水的潜在风险极大，很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如果2016年中国的CPI通胀中枢不出现趋势性下降，那么央行的降息周期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一直认为，2015年-2016将出现的最大变化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攻防互换”。货币政策在开放条件下存在外溢性，同时存在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而财政政策能够更好地稳增长、调结构。我们认为，到位资金大幅增加、汽车购置税减半、政府债务扩大等均是财政发力的迹象，经济企稳回升是大概率事件。
对大类资产配置的影响
首先是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出现不确定性是利好国债的，因此对于中国国债是利多。我们认为，这一逻辑对于美国、日本等国家是成立的，而对于中国债市则要大打折扣。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美元、日元、瑞士法郎等是传统的避险货币，而人民币并没有避险功能；另一方面中国国债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市场，而美国、日本国债是开放的市场，其收益率下降是国际资本流入导致，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这一情况。因此，此次争端即使利好中国国债，也仅仅是市场情绪的短期波动。我们认为，中国债市的长期趋势取决于基本面，如果未来中国通胀中枢不再下降，随着“宽财政”取代“宽货币”、经济将企稳回升，债券市场将面临长期的调整风险。
其次是大宗商品，我们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只会迟到而不会缺席，一旦出现局部争端扩大化，那么这一拐点将提前到来。具体品种上，原油价格最先见底回升，而其他大宗商品则会相对滞后。
最后对于股权类资产，我们认为在经济看得到底的时期，股权类资产长期优于债权类资产。如果中国能够在国际动荡之时，对内“练好内功”、对外搞好“一带一路”，那么中国股权类资产可能在全球范围都是优质资产。股市的潜在风险有两个，一是大国博弈扩大化，中国被动卷入其中，不过我们认为出现的概率极低；二是股权类资产价格迅速上涨甚至泡沫化，导致另一轮“股灾”重演，这取决于央行放水程度和市场理性程度。
附：历史上的10次俄土战争
第一次俄土战争 (1676年-1681年)
第一次俄土战争，这是沙皇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之间第一次较为重要的战争。为争夺第聂伯河下游地区，沙皇俄国同土耳其发生的战争。1676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战争持续5年，双方都没能分出胜负，于1681年签署和约，奥斯曼帝国承认沙皇俄国对第涅伯河左岸地区的统治。
第二次俄土战争 (1686年-1700年)
1683年7月土军围困维也纳。1684年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结成反奥斯曼帝国的“神圣同盟”，1686年俄国加盟。1695年及1696年俄皇彼得一世两度进攻亚速海，被奥斯曼帝国与其属国克里米亚汗国的联军击败。1697年9月奥军在蒂萨河畔进行的泽特战役中大胜土军，俄军占领了顿河河口。战争的结局是：亚速和延伸到米乌斯河的亚速海沿岸一带归属俄国，俄国获得亚速要塞，在黑海建立了第一个出海口。
第三次俄土战争(1710年-1713年)
1710年，土耳其军遂北伐，收复顿河河口。俄土战争爆发。1711年，沙皇彼得一世亲征普鲁特河，陷入土耳其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军队的重围。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其被迫放弃亚速，并需拆毁亚速海沿岸的防御工事。根据1711年7月俄土《普鲁特和约》，亚速重归土耳其统治。
第四次俄土战争(1735年-1739年)
1735年底克里米亚鞑靼人袭击乌克兰和高加索成为了战争的借口。在1736年，俄国的指挥官们期望能夺取亚速和克里米亚半岛。但是，由于缺乏补给以及流行病的爆发，俄军不得不率军撤回乌克兰。1737年，为了接应瓦拉几亚和波斯尼亚的奥军，俄军于1739年初向摩尔达维亚展开进攻，使战争发生了转折。俄国面临瑞典入侵的威胁，而盟国奥地利又退出战争，不得已而同土耳其签订了贝尔格莱德和约。根据1739年9月俄土《贝尔格莱德和约》，亚速再次归俄国所有。
第五次俄土战争(1768年-1774年)
第五次俄土战争是发生在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一场影响重大的战争，其主要结果是南乌克兰、北高加索地区和克里米亚从此被沙皇俄国控制。战争一开始俄军的名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很快轻松打败了巴尔联盟的军队，在1773和1774年间多次取得大胜。在海上战场，俄军最终于1770年的切什梅海战消灭了土耳其海军的主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终不得已于1774年7月21日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俄国得到割地赔偿和二百五十万卢布的战争赔款，同时还获得了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之间的地区和刻赤海峡，打通了黑海出海口。
第六次俄土战争 (1787年-1792年)
土耳其要求俄国归还克里木，承认格鲁吉亚为土耳其属地，授权土耳其检查通过海峡的俄国商船。俄国拒绝了这一最后通牒。土耳其出动了20万军队和一支强大的舰队对俄开战。在1791年的战局中俄军取得了巨大胜利。6月15日，库图佐夫将军所部强渡多瑙河，在巴巴达格附近击溃土一个军。7月9日，俄军主力在默钦战役中重创土军。1792年1月，俄土签定《雅西和约》，土耳其承认俄国兼并克里木和格鲁吉亚。这次战争俄国作了充分准备，实现了称霸黑海的野心，获得了黑海不冻的出海口。
第七次俄土战争 (1806年-1812年)
1806年，奥斯曼帝国受到法国拿破仑一世的支持，加上俄国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遭到惨败，决定对俄国进行军事行动，以夺回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地的控制权。不久，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接管了俄军指挥权，他制定了一次大胆的诱敌战术，以期尽快解决战事来抽调主力北上防备拿破仑。10月2日，两军决战，土耳其军彻底崩溃，并于11月23日向俄军投降。土耳其于1812年5月28日承认战败，签定《布加勒斯特条约》，割让比萨拉比亚。
第八次俄土战争 (1828年-1829年)
1828~1829年的俄士战争是欧洲列强瓜分兴起于亚洲西部、后向欧洲东南部和非洲北部地区扩张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属地的斗争所引起的。此时正值希腊人摆脱土耳其统治的希腊独立战争，俄国趁火打劫，法国也支持希腊，英国诗人拜伦率领一支志愿军赴希腊作战，土耳其与埃及联军战败。1829年9月，俄土双方签定《亚得里亚堡和约》，土耳其向俄国割让外高加索沿海的领土。1832年，土耳其被迫承认希腊独立。
第九次俄土战争(1853年-1856年)
一开始它被称为“第九次俄土战争”，但因为其最长和最重要的战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后来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底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1855年萨丁尼亚加入这个同盟。奥地利迫使俄罗斯从多瑙河撤军，但并没有帮助英法围攻克里米亚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舰队。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攻近一年后英法联军占领了这个重要的堡垒，此后俄军退出克里米亚半岛。最后签署的巴黎和约使俄罗斯丧失了几乎历次对土战争的成果，这也是土耳其在对俄作战中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
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年–1878年)
1877年4月24日，俄国向土耳其宣战，从巴尔干半岛及高加索两地发动进攻。俄军主力进入罗马尼亚后，6月及7月在不同地点渡过多瑙河，12月攻占土军重要据点普列文，次年1月逼近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被迫接受俄国提出的和平条件，最后1878年欧洲列强在柏林举行了柏林会议并以《柏林条约》取代《圣士提法诺条约》，保加利亚、东鲁梅利亚改由土耳其保护，土耳其赔款2亿卢布。
从小国争端到大国博弈
根据维基百科相关资料，俄土之间的战争断断续续前后共长达241年，平均不到19年就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是欧洲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系列。两国争端的直接起因是争夺黑海出海口，战争的结果是俄国扩大了疆土，土耳其逐渐衰落。仅从二战以前两国的战争史来看，两国存在“世仇”，是战争爆发的高危国家。如果万一两国战争真的出现，那么ISIS（华尔街见闻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缩写）宣扬的末日决战就真的到来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一次俄土战争是1917-1922年，距今已有近百年的时间。这与土耳其1952年加入北约、二战之后全球避免大规模战争的思维转变有关，这也是为何目前市场主流观点认为俄罗斯、土耳其不会直接开战的原因。
我们认为，俄土争端仅仅是当前战争风险的一个缩影。2008年之后，全球主要国家为对抗金融危机，展开了全面的合作，G20取代G8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框架。但是，随着全球经济趋稳，局部争端越来越激烈，特别是中东地区，几乎从未停止过动荡。最近两年，存在小国争端发展为大国博弈的趋势，无论是叙利亚、乌克兰，还是此次俄土争端，都是大国直接参与，潜在的战争风险比之前大大提高。
日本在海湾战争时的教训
在这种环境下，中国政府该采取何种姿态和措施？这涉及诸多外交、政治内容，我们不敢妄言。不过，我们可以从海外战争中，日本的教训出发，谈一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潜在风险。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日本由盛转衰的时点与海湾战争是重合的。日本GDP从1991年开始暴跌，中枢从之前的5%下跌至1%。海湾战争的起点是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爆发是1991年1月，两者的时点高度重合。这两者是否有内在的联系？
我们认为确实如此。日本央行过度盯住通胀、忽视资产价格泡沫，在1986-1988年采取了过度宽松的反通缩政策，之后海湾战争导致油价暴涨，日本被迫加息，使得价格泡沫破裂，成为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起点。
1985年底，OPEC为抢占市场持续推高原油产量，国际油价由30美元/桶暴跌至10美元/桶，直接导致日本CPI大幅下滑至-1%，日本央行为对抗通缩，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了股市、房地产市场的暴涨。1985-1990年，日本房地产价格涨幅超过1倍，日本股市涨幅超过2倍，导致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
直至1989年，日本CPI突然回升至3%附近，日本央行才进行了首次加息。之后受海湾危机影响，油价从15美元/桶暴涨至40美元/桶，日本央行为预防高通胀，加息达到了最高的6%，一年之内日本利率提高了近1倍，直接导致了日本积聚数年的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日本经济由此进入长期停滞。当然，这仅仅是日本经济中枢下滑的直接原因，其他原因还包括日本企业在90年代之后创新明显不足，日本高端制造业的优势被美国、德国蚕食，以及日本频繁更换首相，是政局最不稳定的发达国家等等。
中国央行该怎么办？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通胀目标制是存在巨大的风险的。第一个风险在于，央行盯住本国通胀，而本国通胀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实质性丧失。一旦大宗商品价格突然变化，将导致货币政策紊乱。第二个风险在于，通胀目标制下，资产价格和金融系统风险并非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但是现代史的每一次经济危机却都是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将最大的风险源排除在外。具体而言：
第一个风险：央行盯住本国通胀，而本国通胀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直接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实质性丧失。除美国之外（美国通胀目标是核心PCE，主要是服务业价格），各国CPI均与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密切相关，这就导致货币政策实际盯住的不仅仅是本国因素，更是全球因素，甚至是突发性因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往往是很大的，日本央行在1986-1988年认为由于OPEC提高产量，导致油价进入了长期低迷的时代，但是海湾战争的突然爆发却颠覆了所有前提假设，油价短时间内暴涨，使得日本央行被迫连续加息。回过头来看，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其货币政策完全被国际原油价格裹挟，而原油价格却是不可预测的，不独立的货币政策最终反噬该国实体经济。
第二个风险：通胀目标制下，资产价格和金融系统风险并非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但是现代史的每一次经济危机却都是金融危机，这意味着央行货币政策将最大的风险源排除在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典型的经济危机包括日本90年代初经济危机、97年东南亚危机、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等，其直接导火索均为金融系统风险过高、资产价格泡沫等等。在通胀目标制下，这些危机的源头并不在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考虑范围之内；但央行盯住通胀的过度宽松政策，往往是导致了金融系统风险累积、资产价格泡沫形成的重要原因，这两者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我们在今年6月出版的《再造央行4.0》一书中明确提出，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目标需要加入金融系统风险，无论是通胀目标制还是目前中国央行的“四目标制”均不符合现代经济、金融运行的特征。
对于2014年以来的低通胀，我们认为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问题，也有美国新能源替代问题，更有欧美货币政策目标差异、导致的美元显著走强问题。其中既有趋势性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还有周期性因素，油价能否长期维持低位并不确定。而且，一旦局部争端扩大引发全球动荡，特别是中东乱局扩大化，那么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央行是否需要过度盯住受大宗商品价格直接影响的CPI，是存在疑问的。至于现在市场上很多观点认为，央行应当盯住PPI（更受大宗商品价格的直接影响），其问题就更大。
从2014-2015年央行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来看，央行利率调控力度滞后于CPI，并盯住剔除CPI后的实际融资成本，即维持中性的货币政策是较为合理和可行的操作方式。在“资产荒”的背景下，过度放水的潜在风险极大，很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如果2016年中国的CPI通胀中枢不出现趋势性下降，那么央行的降息周期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一直认为，2015年-2016将出现的最大变化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攻防互换”。货币政策在开放条件下存在外溢性，同时存在资产价格泡沫风险，而财政政策能够更好地稳增长、调结构。我们认为，到位资金大幅增加、汽车购置税减半、政府债务扩大等均是财政发力的迹象，经济企稳回升是大概率事件。
对大类资产配置的影响
首先是对债券市场的影响，市场普遍认为，出现不确定性是利好国债的，因此对于中国国债是利多。我们认为，这一逻辑对于美国、日本等国家是成立的，而对于中国债市则要大打折扣。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美元、日元、瑞士法郎等是传统的避险货币，而人民币并没有避险功能；另一方面中国国债是一个对外封闭的市场，而美国、日本国债是开放的市场，其收益率下降是国际资本流入导致，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这一情况。因此，此次争端即使利好中国国债，也仅仅是市场情绪的短期波动。我们认为，中国债市的长期趋势取决于基本面，如果未来中国通胀中枢不再下降，随着“宽财政”取代“宽货币”、经济将企稳回升，债券市场将面临长期的调整风险。
其次是大宗商品，我们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只会迟到而不会缺席，一旦出现局部争端扩大化，那么这一拐点将提前到来。具体品种上，原油价格最先见底回升，而其他大宗商品则会相对滞后。
最后对于股权类资产，我们认为在经济看得到底的时期，股权类资产长期优于债权类资产。如果中国能够在国际动荡之时，对内“练好内功”、对外搞好“一带一路”，那么中国股权类资产可能在全球范围都是优质资产。股市的潜在风险有两个，一是大国博弈扩大化，中国被动卷入其中，不过我们认为出现的概率极低；二是股权类资产价格迅速上涨甚至泡沫化，导致另一轮“股灾”重演，这取决于央行放水程度和市场理性程度。
附：历史上的10次俄土战争
第一次俄土战争 (1676年-1681年)
第一次俄土战争，这是沙皇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之间第一次较为重要的战争。为争夺第聂伯河下游地区，沙皇俄国同土耳其发生的战争。1676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战争持续5年，双方都没能分出胜负，于1681年签署和约，奥斯曼帝国承认沙皇俄国对第涅伯河左岸地区的统治。
第二次俄土战争 (1686年-1700年)
1683年7月土军围困维也纳。1684年奥地利、波兰和威尼斯结成反奥斯曼帝国的“神圣同盟”，1686年俄国加盟。1695年及1696年俄皇彼得一世两度进攻亚速海，被奥斯曼帝国与其属国克里米亚汗国的联军击败。1697年9月奥军在蒂萨河畔进行的泽特战役中大胜土军，俄军占领了顿河河口。战争的结局是：亚速和延伸到米乌斯河的亚速海沿岸一带归属俄国，俄国获得亚速要塞，在黑海建立了第一个出海口。
第三次俄土战争(1710年-1713年)
1710年，土耳其军遂北伐，收复顿河河口。俄土战争爆发。1711年，沙皇彼得一世亲征普鲁特河，陷入土耳其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军队的重围。战争以俄国失败告终，其被迫放弃亚速，并需拆毁亚速海沿岸的防御工事。根据1711年7月俄土《普鲁特和约》，亚速重归土耳其统治。
第四次俄土战争(1735年-1739年)
1735年底克里米亚鞑靼人袭击乌克兰和高加索成为了战争的借口。在1736年，俄国的指挥官们期望能夺取亚速和克里米亚半岛。但是，由于缺乏补给以及流行病的爆发，俄军不得不率军撤回乌克兰。1737年，为了接应瓦拉几亚和波斯尼亚的奥军，俄军于1739年初向摩尔达维亚展开进攻，使战争发生了转折。俄国面临瑞典入侵的威胁，而盟国奥地利又退出战争，不得已而同土耳其签订了贝尔格莱德和约。根据1739年9月俄土《贝尔格莱德和约》，亚速再次归俄国所有。
第五次俄土战争(1768年-1774年)
第五次俄土战争是发生在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的一场影响重大的战争，其主要结果是南乌克兰、北高加索地区和克里米亚从此被沙皇俄国控制。战争一开始俄军的名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很快轻松打败了巴尔联盟的军队，在1773和1774年间多次取得大胜。在海上战场，俄军最终于1770年的切什梅海战消灭了土耳其海军的主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终不得已于1774年7月21日签订《库楚克开纳吉和约》，俄国得到割地赔偿和二百五十万卢布的战争赔款，同时还获得了第聂伯河和南布格河之间的地区和刻赤海峡，打通了黑海出海口。
第六次俄土战争 (1787年-1792年)
土耳其要求俄国归还克里木，承认格鲁吉亚为土耳其属地，授权土耳其检查通过海峡的俄国商船。俄国拒绝了这一最后通牒。土耳其出动了20万军队和一支强大的舰队对俄开战。在1791年的战局中俄军取得了巨大胜利。6月15日，库图佐夫将军所部强渡多瑙河，在巴巴达格附近击溃土一个军。7月9日，俄军主力在默钦战役中重创土军。1792年1月，俄土签定《雅西和约》，土耳其承认俄国兼并克里木和格鲁吉亚。这次战争俄国作了充分准备，实现了称霸黑海的野心，获得了黑海不冻的出海口。
第七次俄土战争 (1806年-1812年)
1806年，奥斯曼帝国受到法国拿破仑一世的支持，加上俄国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遭到惨败，决定对俄国进行军事行动，以夺回对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两地的控制权。不久，米哈伊尔·库图佐夫接管了俄军指挥权，他制定了一次大胆的诱敌战术，以期尽快解决战事来抽调主力北上防备拿破仑。10月2日，两军决战，土耳其军彻底崩溃，并于11月23日向俄军投降。土耳其于1812年5月28日承认战败，签定《布加勒斯特条约》，割让比萨拉比亚。
第八次俄土战争 (1828年-1829年)
1828~1829年的俄士战争是欧洲列强瓜分兴起于亚洲西部、后向欧洲东南部和非洲北部地区扩张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属地的斗争所引起的。此时正值希腊人摆脱土耳其统治的希腊独立战争，俄国趁火打劫，法国也支持希腊，英国诗人拜伦率领一支志愿军赴希腊作战，土耳其与埃及联军战败。1829年9月，俄土双方签定《亚得里亚堡和约》，土耳其向俄国割让外高加索沿海的领土。1832年，土耳其被迫承认希腊独立。
第九次俄土战争(1853年-1856年)
一开始它被称为“第九次俄土战争”，但因为其最长和最重要的战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后来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底英国和法国对俄罗斯宣战，1855年萨丁尼亚加入这个同盟。奥地利迫使俄罗斯从多瑙河撤军，但并没有帮助英法围攻克里米亚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舰队。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攻近一年后英法联军占领了这个重要的堡垒，此后俄军退出克里米亚半岛。最后签署的巴黎和约使俄罗斯丧失了几乎历次对土战争的成果，这也是土耳其在对俄作战中取得的唯一一次胜利。
第十次俄土战争(1877年–1878年)
1877年4月24日，俄国向土耳其宣战，从巴尔干半岛及高加索两地发动进攻。俄军主力进入罗马尼亚后，6月及7月在不同地点渡过多瑙河，12月攻占土军重要据点普列文，次年1月逼近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土耳其被迫接受俄国提出的和平条件，最后1878年欧洲列强在柏林举行了柏林会议并以《柏林条约》取代《圣士提法诺条约》，保加利亚、东鲁梅利亚改由土耳其保护，土耳其赔款2亿卢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