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类近现代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来自于基督文化
许锡良
为什么近现代重大的科学发现与发明创造几乎都来自于西方，特别是基督文化？
这个题目很复杂，很大，如果要论述起来会很繁杂。不过，如果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判断，帮助我们了解问题的大致来龙去脉。
在人类的早期文化中，各种文明对科学的探索差异不是很大。这里首先说说西方文化的起源。
西方文化有两种起源，一是古希腊的理性文化，二是古希伯莱的信仰文化。二者的结合，后来有人概括为“二希文化”。
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分支的古希腊文明，其实是发展了逻辑理性这一部分。古希腊文明确实非常灿烂而伟大。那时整个希腊弥漫着一种探索宇宙世界，物质起源与世界本质的浓厚的学术风气。主要表现为对宇宙探索的本体论，主要探讨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和宇宙本性。希腊早期哲学家就致力于探索组成万物的最基本元素——“本原”(希腊文arche，旧译为“始基”)。对此“本原”的研究即成为本体论的先声，而且逐步逼近于对being 的探讨。之后的巴门尼德深刻地提出，“是以外便无非是，存在之为存在者必一，这就不会有不存在者存在”。并且认为存在永存不变，仅有思维与之同一，亦仅有思维可以获致此真理；而从感觉得来者仅为意见，从意见的观点看，则有存在和非存在，存在既非一从而有变灭。巴门尼德对being(是，存在)的探讨， 建立了本体论研究的基本方向：对于被“是者”所分有的“是”，仅只能由思维向超验之域探寻，而不能由感觉从经验之中获取；此在超验之域中寻得之“是”，因其绝对的普遍性和本原性，必然只能是一。不过，这一点只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能真有领会，与他同时的希腊哲人或多或少地有所忽略。因而，如原子论者虽然也区分了真理认识和暗昧认识，认识到思维与感觉的不同；但其探寻的“本原”可否由经验获致却极模糊，因而实际上并未能区分超验和经验。柏拉图则亲自构造了整个宇宙的结构模型。非常精巧细致，那是强大想像力的极好表现。
如果说古希腊文明与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区分是什么？我以为最大的区分就在于古希腊对于探索大自然，探究宇宙的奥秘有着极大的兴趣与巨大的成就，而中国古代文明，除墨子一家对于自然现象还有一点兴趣与研究成就之外，其他百家对于大自然的探索兴趣几乎都是空白的。有人说到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成就，都喜欢举一些例子，比如数学的勾股定理，其实，这个定理在古希腊叫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个定理其实是指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而勾股定理只是余弦定理的一个特例。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是获得了类似定理公式的表述，而在中国这里只是一个特例，更重要的是没有获得推理证明。其实世界各种古老文明中几乎都有对这个定理的记载，而且甚至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古埃及人在4500年前建造金字塔和测量尼罗河泛滥后的土地时，就广泛地使用勾股定理。古巴比伦（公元前1800到1600年）的数学家也提出许多勾股数组。但是，在数学史上普遍认为最先证明这个定理的是毕达哥拉斯，所以很多数学书上把此定理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古代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为勾和股，斜边为弦，故此定理称为勾股定理。而在中国，最早是在三国时代的赵爽《周髀算经》里记载了勾股定理证明，这个相比人家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证明，要晚了近800年，即使是相传勾股定理在西周由商高发现，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一种传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作为定理来证明，即使是有发现，也只是发现了余弦定理的一个特例而已，与数学作为公式与定理的普遍性要求相比，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中国诸子百家中唯一对大自然，对物理、数学、化学、机械制造等感兴趣的墨子长期在儒家文化打压之下，这一派逐渐式微，甚至灭绝，从而后继无人。在文化源头上，中国文化在科学领域大大落后于西方，其实并不是从近现代开始的，而是在上古时期就有了差别。而这种差别不是因为智商的差异，而是因为价值导向差异，而导致选择的差异产生的结果。因为，儒家学说一心求官，一心谋求世俗的功名利禄，因此，无心关注大自然，无力探究大自然宇宙的奥秘。孔子为什么要说“未知生，焉知死？”从而拒绝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与彼岸世界？就是儒家价值不想把时间精力，把自己的生命智慧浪费在探究大自然的奥秘上。说到底，儒学是无神的，认为人生一世，就是现时现在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不会有天堂，也不会有地狱。人死如灯灭。所以，要抓紧时间及时在纯粹的物质世界里享受。这也是孔子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真正原因。可见，孔子其实是一个很难侍候的人。这种摆架子装B现象，在中国的官场尤其盛行，四处可见，有时差一点都不行。可以说儒家学者自古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对自然奥秘感兴趣的人，更不可能涉入自然科学研究成果。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叫徐光启的官员算是一个例外。但是，细致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徐光启其实是基督教徒。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汉族，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宰相级）、内阁次辅（相当于第一副首相）。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徐光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他一生的数学、自然科学研究成就非凡，译《几何原本》，著《农政全书》、《崇祯历书》、《考工记解》等。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为什么会对这些感兴趣？这还要归功于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是徐光启的自然科学的启蒙老师，是利玛窦把《几何原本》这本书介绍给徐光启，徐光启与利玛窦俩人长期通力合作，才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不过徐光启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翻译著作方面，原创的成果还是少了一点。原因很简单，徐光启中途信天主教，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算起，徐光启20岁时中秀才，36岁中举人，考中进士时已是43岁，为科举功名共用去了23年时间。这23年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被迫用来追求儒家规定的功名利禄，走儒家的仕途，即使再聪明智慧，也已经是严重落伍了，不可能会有更大的研究成就了。更何况徐光启一边信上帝，一边研究，一边还当着明朝的大官，不时陷入到官场的恶劣权斗的漩涡中去，分心分力，不可能集中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做研究。就像今天中国的学生，从3岁幼儿园开始，一直到19岁高中毕业，都在应试教育中度过，怎么会有创意与想像力？
那么，印度教与佛教为什么也远离了科学研究？确实印度教或者叫婆罗门教，其实是身份等级森严的多神论的一种宗教，人的自由不能够获得保障，一切都是按照家庭出身与身份等级来安排，没有自由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时间与空间，也没有这个动机。而佛教徒严格意义上是一种无神论者。佛教不信神。相信各人的命运与现状都是前世所修，佛教不关心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只关心转世之后的生活与极乐世界。而且由于佛教不信神，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也不是神，佛的意思是大彻大悟，大智大慧的意思。“阿弥陀佛”的意思，也就是“无限无量智慧之人”的意思。即使如此强调人类智慧的佛教，也没有伟大的探索自然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什么？因为这种智慧只是个人自身的智慧，远离了神的导引，而且佛教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因为没有神的存在，常常只是用自己个人的修炼去取代对世界奥秘的认识，凡事靠自己修炼解决。对于宇宙的认识也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从来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既然如此，也就不值得运用智慧去探究世界的奥秘，说白了世界有不同级别的世界，但是不存在不同的奥秘。你修炼到哪一个层级，你就在哪个层级的世界里生存。佛教对个人的修炼与心灵的安顿极有帮助，但是，不会引导人去追求对神的信仰。事实上，佛教徒中，自古至今出现的伟大的科学家极其罕见，这在现实世界也验证了佛教徒不容易走进科学的说法成立。
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的出现，让古希腊的理性文化有了特定的信仰支撑。为什么理性文化还要有信仰作为支撑才能够走得远？说白了理性是要有逻辑推理，要学会怀疑，要用证明说话，要追问为什么。如果理性彻底，就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惑，即终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比如万物皆变，那么变的终极动力是什么？什么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为什么宇宙的各种星体能够那么和谐地运行？这里究竟蕴藏了什么神秘的力量？这个时候，你不得不叹服宇宙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够是神的力量。有了信仰，你就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探究那些问题。因为，探究那些奥秘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神，接近神。否则你会认为探究那些都是很无聊的事情。中国人为什么在探究自然奥秘的时候常常难以走得那样深入，那样持久，那样富有耐性？就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即使偶尔有对大自然的探索，也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好奇心，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之类世俗的享受。特别是用这些奥秘装神弄鬼，唬住一些人，以换得一些做官的资格。这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无论做什么，最终的出路一定是做官。如果不能够换成仕途资本，则毫无意义。现在中国流行的应试教育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存在的。一些家长之所以认同、放任甚至大力支持应试教育严重地摧残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就是因为孩子身心健康甚至幸福快乐不是目的，目的就是做官，取得耀眼的成就，以在自己的乡亲父老面前显贵耀富，过足派头的瘾，活着的时候前呼后拥，死了之后还要与众不同，非得弄一个特别大、特别豪华的坟墓不可。自然科学研究出于西方文化，特别是二希结合之后的西方文化的时候，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与神有关的。在西方几乎所有主要的顶尖级大学的顶尖级学院都是神学院。比如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All Soul College, Oxford)，再比如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就是典型的神学院，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意思。
为什么近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主要是英国？为什么波义耳、牛顿这些重量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新教的清教徒？这必须要承认世界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近现代几乎所有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来自于基督文化背景。
相比东方文明比较缺乏这些重大发明与创造。这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逻辑性。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对牛顿的介绍，常常只是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并且因为晚年改信基督教从而荒废了他的科学研究。
其实，这样的介绍完全颠倒了事实。牛顿的这些“家”那些“家”，其实都是作为神学家的牛顿的玩伴而已。牛顿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新教徒，他一生坚信上帝的存在。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神，走近上帝。他的前期工作也仍然是他的神学研究的一部分。
大自然的奥秘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人的理性研究与证明可以了解到一小部分的奥秘，但是，我们人，无论怎样聪明智慧，永远不可能取代宇宙中的神，这就是科学与信仰必须结合，必然结合的理由。科学研究成果越大，越多，对宇宙探究越多，人类的困惑就越多，就越感觉自己的渺小无助。只有借助对神的信仰，才能够获得拯救。
在诸多信仰中，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其实是三教同源。都是发源于古老的古希伯莱的信仰体系。这里最古老的是犹太教，其教义主要存留在《圣经》的《旧约》里，基督教又分成三个分支，第一是天主教，第二是东正教，第三是基督新教。天主教曾经把上帝与凯撒结合在一起，形成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我们经常说的欧洲中世纪黑暗就是那时形成的，即使是天主教存在着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对于当时人们探究宇宙的奥秘也是起了促进作用。因为神的存在，激起人们探究的欲望与强大的动力。那时的哥白尼、伽俐略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时起到禁锢人们思想的是罗马教廷以及当时教会里普遍存在的对亚里多德宇宙观的迷信，而不是这些人破坏了《圣经》的教义。东正教直接与沙皇帝国密切联系。
因为有了上帝，因此，即使在专制帝国时代，包括原苏联也仍然有大量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才。但是，真正大力促进近现代科学研究的还是基督新教，基督新教拆除了教会与神父人员阻隔在人与神之间，让每一个信徒直接面对神，在保持信仰的同时也解放了人的思想与个性，使人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得到更大的发挥。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犹太人在科学研究成就方面是惊人的，仅占世界人口比例0.2%的犹太人，却拥有世界20%以上的诺贝尔奖，而信仰基督教的世界级科学家就更是数不胜数。伊斯兰教在早期的时候，在研究科学与传播科学文明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没有阿拉伯人对古希腊文化典籍的精心保存，今天我们可能就读不到《柏拉图全集》，不会知道他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苏格拉底。早期的伊斯兰教崇尚科学，正如伊斯兰教里的先知穆罕默德所教诲的“求知是每一位男女穆斯林的天职”，“求知从摇篮到坟墓”。后来东西方思想和新老观念的融合，带动了医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建筑学、艺术、文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前所未有的进步。许多关键的学科及概念体系，诸如代数学、阿拉伯数字，以及零的概念（对于数理科学的进步至关重要）都是经由伊斯兰文明传播到中世纪的欧洲大陆。许多复杂的仪器，包括观象仪（星盘）、象限仪和精确的航海图的发展为欧洲人的远航探索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但是伊斯兰教后来变成了一个等级特权专制王朝的工具，而且派别林立，再加上伊斯兰教是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因此，伊斯兰教在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后来就停滞了。后来伊斯兰教学者根据《古兰经》内容，将五项基本功课概括为：念、礼、斋、课、朝。穆罕默德谓：“伊斯兰建筑于五项基础之上：诚信除安拉外，别无他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履行拜功，完纳天课，朝觐，封莱麦丹月之斋”。“正教之五常，乃真主之明命，即念、施、戒、拜、聚之五事也。”这一发展在形式上非常像中国的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那一套礼制。人性的自由大大被束缚了。这是伊斯兰教后来为什么在科学研究上难有大的作为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与基督教同根同源，显然，穆斯林在接受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也会比儒家文化显得纯粹一些，彻底一些，研究起来的成果也会更为显著一些。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有许多对学习与创造尊崇的格言警句。但是相比《圣经》对知识智慧的尊崇来说，还是相对少了一些。在《圣经》里有无数的歌颂智慧的表述，而这里的智慧，就是理解上帝的智慧，信仰上帝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在上帝那里，我们人的智慧，因信仰上帝而存在，因背离上帝而灭绝。而不是像中国人所崇拜的“三十六计”，都是谋算人的功利性的权谋之术而已，像中国人崇拜的智慧之神诸葛亮，其法术近乎妖。我们不妨体会一下《圣经》里的直接歌颂智慧：“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熔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路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银。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闭水不得显露出来。然而，智慧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平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实的红璧玺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圣经》《约伯记》《歌颂智慧》）
读完这段关于智慧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杰出的科学家与科学成就都只能够出在基督教文化里了。《圣经》也没有直接对自然世界有多少探究，但是，《圣经》借耶稣之口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你们尚且不了解人间的事情,何况天上的事情呢？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这不就是要仰望天空，探索宇宙世界的奥秘吗？知识、真理与神同在，心中有了神，人才能够安顿好自己的思想与心灵。基督教与科学研究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
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
许锡良
为什么近现代重大的科学发现与发明创造几乎都来自于西方，特别是基督文化？
这个题目很复杂，很大，如果要论述起来会很繁杂。不过，如果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也可以有一些简单的判断，帮助我们了解问题的大致来龙去脉。
在人类的早期文化中，各种文明对科学的探索差异不是很大。这里首先说说西方文化的起源。
西方文化有两种起源，一是古希腊的理性文化，二是古希伯莱的信仰文化。二者的结合，后来有人概括为“二希文化”。
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重大分支的古希腊文明，其实是发展了逻辑理性这一部分。古希腊文明确实非常灿烂而伟大。那时整个希腊弥漫着一种探索宇宙世界，物质起源与世界本质的浓厚的学术风气。主要表现为对宇宙探索的本体论，主要探讨宇宙的起源与结构的研究和宇宙本性。希腊早期哲学家就致力于探索组成万物的最基本元素——“本原”(希腊文arche，旧译为“始基”)。对此“本原”的研究即成为本体论的先声，而且逐步逼近于对being 的探讨。之后的巴门尼德深刻地提出，“是以外便无非是，存在之为存在者必一，这就不会有不存在者存在”。并且认为存在永存不变，仅有思维与之同一，亦仅有思维可以获致此真理；而从感觉得来者仅为意见，从意见的观点看，则有存在和非存在，存在既非一从而有变灭。巴门尼德对being(是，存在)的探讨， 建立了本体论研究的基本方向：对于被“是者”所分有的“是”，仅只能由思维向超验之域探寻，而不能由感觉从经验之中获取；此在超验之域中寻得之“是”，因其绝对的普遍性和本原性，必然只能是一。不过，这一点只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能真有领会，与他同时的希腊哲人或多或少地有所忽略。因而，如原子论者虽然也区分了真理认识和暗昧认识，认识到思维与感觉的不同；但其探寻的“本原”可否由经验获致却极模糊，因而实际上并未能区分超验和经验。柏拉图则亲自构造了整个宇宙的结构模型。非常精巧细致，那是强大想像力的极好表现。
如果说古希腊文明与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区分是什么？我以为最大的区分就在于古希腊对于探索大自然，探究宇宙的奥秘有着极大的兴趣与巨大的成就，而中国古代文明，除墨子一家对于自然现象还有一点兴趣与研究成就之外，其他百家对于大自然的探索兴趣几乎都是空白的。有人说到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成就，都喜欢举一些例子，比如数学的勾股定理，其实，这个定理在古希腊叫毕达哥拉斯定理。这个定理其实是指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而勾股定理只是余弦定理的一个特例。在毕达哥拉斯那里是获得了类似定理公式的表述，而在中国这里只是一个特例，更重要的是没有获得推理证明。其实世界各种古老文明中几乎都有对这个定理的记载，而且甚至用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比如，古埃及人在4500年前建造金字塔和测量尼罗河泛滥后的土地时，就广泛地使用勾股定理。古巴比伦（公元前1800到1600年）的数学家也提出许多勾股数组。但是，在数学史上普遍认为最先证明这个定理的是毕达哥拉斯，所以很多数学书上把此定理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古代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为勾和股，斜边为弦，故此定理称为勾股定理。而在中国，最早是在三国时代的赵爽《周髀算经》里记载了勾股定理证明，这个相比人家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定理的证明，要晚了近800年，即使是相传勾股定理在西周由商高发现，也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一种传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作为定理来证明，即使是有发现，也只是发现了余弦定理的一个特例而已，与数学作为公式与定理的普遍性要求相比，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中国诸子百家中唯一对大自然，对物理、数学、化学、机械制造等感兴趣的墨子长期在儒家文化打压之下，这一派逐渐式微，甚至灭绝，从而后继无人。在文化源头上，中国文化在科学领域大大落后于西方，其实并不是从近现代开始的，而是在上古时期就有了差别。而这种差别不是因为智商的差异，而是因为价值导向差异，而导致选择的差异产生的结果。因为，儒家学说一心求官，一心谋求世俗的功名利禄，因此，无心关注大自然，无力探究大自然宇宙的奥秘。孔子为什么要说“未知生，焉知死？”从而拒绝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与彼岸世界？就是儒家价值不想把时间精力，把自己的生命智慧浪费在探究大自然的奥秘上。说到底，儒学是无神的，认为人生一世，就是现时现在的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不会有天堂，也不会有地狱。人死如灯灭。所以，要抓紧时间及时在纯粹的物质世界里享受。这也是孔子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的真正原因。可见，孔子其实是一个很难侍候的人。这种摆架子装B现象，在中国的官场尤其盛行，四处可见，有时差一点都不行。可以说儒家学者自古以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对自然奥秘感兴趣的人，更不可能涉入自然科学研究成果。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叫徐光启的官员算是一个例外。但是，细致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徐光启其实是基督教徒。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汉族，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等。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宰相级）、内阁次辅（相当于第一副首相）。赠太子太保、少保，谥文定。徐光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被称为“圣教三柱石”之首。他一生的数学、自然科学研究成就非凡，译《几何原本》，著《农政全书》、《崇祯历书》、《考工记解》等。他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为什么会对这些感兴趣？这还要归功于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的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利玛窦是徐光启的自然科学的启蒙老师，是利玛窦把《几何原本》这本书介绍给徐光启，徐光启与利玛窦俩人长期通力合作，才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不过徐光启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翻译著作方面，原创的成果还是少了一点。原因很简单，徐光启中途信天主教，从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考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算起，徐光启20岁时中秀才，36岁中举人，考中进士时已是43岁，为科举功名共用去了23年时间。这23年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被迫用来追求儒家规定的功名利禄，走儒家的仕途，即使再聪明智慧，也已经是严重落伍了，不可能会有更大的研究成就了。更何况徐光启一边信上帝，一边研究，一边还当着明朝的大官，不时陷入到官场的恶劣权斗的漩涡中去，分心分力，不可能集中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做研究。就像今天中国的学生，从3岁幼儿园开始，一直到19岁高中毕业，都在应试教育中度过，怎么会有创意与想像力？
那么，印度教与佛教为什么也远离了科学研究？确实印度教或者叫婆罗门教，其实是身份等级森严的多神论的一种宗教，人的自由不能够获得保障，一切都是按照家庭出身与身份等级来安排，没有自由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时间与空间，也没有这个动机。而佛教徒严格意义上是一种无神论者。佛教不信神。相信各人的命运与现状都是前世所修，佛教不关心过去与现在的生活，只关心转世之后的生活与极乐世界。而且由于佛教不信神，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也不是神，佛的意思是大彻大悟，大智大慧的意思。“阿弥陀佛”的意思，也就是“无限无量智慧之人”的意思。即使如此强调人类智慧的佛教，也没有伟大的探索自然的科学研究成果，为什么？因为这种智慧只是个人自身的智慧，远离了神的导引，而且佛教对宇宙世界的认识因为没有神的存在，常常只是用自己个人的修炼去取代对世界奥秘的认识，凡事靠自己修炼解决。对于宇宙的认识也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从来如此，现在如此，永远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既然如此，也就不值得运用智慧去探究世界的奥秘，说白了世界有不同级别的世界，但是不存在不同的奥秘。你修炼到哪一个层级，你就在哪个层级的世界里生存。佛教对个人的修炼与心灵的安顿极有帮助，但是，不会引导人去追求对神的信仰。事实上，佛教徒中，自古至今出现的伟大的科学家极其罕见，这在现实世界也验证了佛教徒不容易走进科学的说法成立。
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新教的出现，让古希腊的理性文化有了特定的信仰支撑。为什么理性文化还要有信仰作为支撑才能够走得远？说白了理性是要有逻辑推理，要学会怀疑，要用证明说话，要追问为什么。如果理性彻底，就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惑，即终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比如万物皆变，那么变的终极动力是什么？什么是宇宙的第一推动力？为什么宇宙的各种星体能够那么和谐地运行？这里究竟蕴藏了什么神秘的力量？这个时候，你不得不叹服宇宙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够是神的力量。有了信仰，你就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探究那些问题。因为，探究那些奥秘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神，接近神。否则你会认为探究那些都是很无聊的事情。中国人为什么在探究自然奥秘的时候常常难以走得那样深入，那样持久，那样富有耐性？就是因为我们绝大多数人，即使偶尔有对大自然的探索，也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好奇心，是为了“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之类世俗的享受。特别是用这些奥秘装神弄鬼，唬住一些人，以换得一些做官的资格。这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无论做什么，最终的出路一定是做官。如果不能够换成仕途资本，则毫无意义。现在中国流行的应试教育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存在的。一些家长之所以认同、放任甚至大力支持应试教育严重地摧残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就是因为孩子身心健康甚至幸福快乐不是目的，目的就是做官，取得耀眼的成就，以在自己的乡亲父老面前显贵耀富，过足派头的瘾，活着的时候前呼后拥，死了之后还要与众不同，非得弄一个特别大、特别豪华的坟墓不可。自然科学研究出于西方文化，特别是二希结合之后的西方文化的时候，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与神有关的。在西方几乎所有主要的顶尖级大学的顶尖级学院都是神学院。比如牛津大学的万灵学院(All Soul College, Oxford)，再比如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就是典型的神学院，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意思。
为什么近现代科学的发源地主要是英国？为什么波义耳、牛顿这些重量级的科学家都是基督新教的清教徒？这必须要承认世界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近现代几乎所有重大的科学发明创造都来自于基督文化背景。
相比东方文明比较缺乏这些重大发明与创造。这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在的逻辑性。我们中国人的教育对牛顿的介绍，常常只是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并且因为晚年改信基督教从而荒废了他的科学研究。
其实，这样的介绍完全颠倒了事实。牛顿的这些“家”那些“家”，其实都是作为神学家的牛顿的玩伴而已。牛顿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基督新教徒，他一生坚信上帝的存在。所有的研究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神，走近上帝。他的前期工作也仍然是他的神学研究的一部分。
大自然的奥秘掌握在神的手里，我们人的理性研究与证明可以了解到一小部分的奥秘，但是，我们人，无论怎样聪明智慧，永远不可能取代宇宙中的神，这就是科学与信仰必须结合，必然结合的理由。科学研究成果越大，越多，对宇宙探究越多，人类的困惑就越多，就越感觉自己的渺小无助。只有借助对神的信仰，才能够获得拯救。
在诸多信仰中，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其实是三教同源。都是发源于古老的古希伯莱的信仰体系。这里最古老的是犹太教，其教义主要存留在《圣经》的《旧约》里，基督教又分成三个分支，第一是天主教，第二是东正教，第三是基督新教。天主教曾经把上帝与凯撒结合在一起，形成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我们经常说的欧洲中世纪黑暗就是那时形成的，即使是天主教存在着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对于当时人们探究宇宙的奥秘也是起了促进作用。因为神的存在，激起人们探究的欲望与强大的动力。那时的哥白尼、伽俐略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当时起到禁锢人们思想的是罗马教廷以及当时教会里普遍存在的对亚里多德宇宙观的迷信，而不是这些人破坏了《圣经》的教义。东正教直接与沙皇帝国密切联系。
因为有了上帝，因此，即使在专制帝国时代，包括原苏联也仍然有大量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人才。但是，真正大力促进近现代科学研究的还是基督新教，基督新教拆除了教会与神父人员阻隔在人与神之间，让每一个信徒直接面对神，在保持信仰的同时也解放了人的思想与个性，使人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得到更大的发挥。
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犹太人在科学研究成就方面是惊人的，仅占世界人口比例0.2%的犹太人，却拥有世界20%以上的诺贝尔奖，而信仰基督教的世界级科学家就更是数不胜数。伊斯兰教在早期的时候，在研究科学与传播科学文明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没有阿拉伯人对古希腊文化典籍的精心保存，今天我们可能就读不到《柏拉图全集》，不会知道他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老师苏格拉底。早期的伊斯兰教崇尚科学，正如伊斯兰教里的先知穆罕默德所教诲的“求知是每一位男女穆斯林的天职”，“求知从摇篮到坟墓”。后来东西方思想和新老观念的融合，带动了医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建筑学、艺术、文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的前所未有的进步。许多关键的学科及概念体系，诸如代数学、阿拉伯数字，以及零的概念（对于数理科学的进步至关重要）都是经由伊斯兰文明传播到中世纪的欧洲大陆。许多复杂的仪器，包括观象仪（星盘）、象限仪和精确的航海图的发展为欧洲人的远航探索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但是伊斯兰教后来变成了一个等级特权专制王朝的工具，而且派别林立，再加上伊斯兰教是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因此，伊斯兰教在科学研究成果方面后来就停滞了。后来伊斯兰教学者根据《古兰经》内容，将五项基本功课概括为：念、礼、斋、课、朝。穆罕默德谓：“伊斯兰建筑于五项基础之上：诚信除安拉外，别无他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履行拜功，完纳天课，朝觐，封莱麦丹月之斋”。“正教之五常，乃真主之明命，即念、施、戒、拜、聚之五事也。”这一发展在形式上非常像中国的儒家文化中的“三纲五常”那一套礼制。人性的自由大大被束缚了。这是伊斯兰教后来为什么在科学研究上难有大的作为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与基督教同根同源，显然，穆斯林在接受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也会比儒家文化显得纯粹一些，彻底一些，研究起来的成果也会更为显著一些。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有许多对学习与创造尊崇的格言警句。但是相比《圣经》对知识智慧的尊崇来说，还是相对少了一些。在《圣经》里有无数的歌颂智慧的表述，而这里的智慧，就是理解上帝的智慧，信仰上帝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在上帝那里，我们人的智慧，因信仰上帝而存在，因背离上帝而灭绝。而不是像中国人所崇拜的“三十六计”，都是谋算人的功利性的权谋之术而已，像中国人崇拜的智慧之神诸葛亮，其法术近乎妖。我们不妨体会一下《圣经》里的直接歌颂智慧：“银子有矿，炼金有方。铁从地里挖出，铜从石中熔化。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在无人居之处刨开矿穴，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至于地，能出粮食，地内好像被火翻起来。地中的石头有蓝宝石，并有金沙。矿中的路鸷鸟不得知道，鹰眼也未见过。狂傲的野兽未曾行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人伸手凿开坚石，倾倒山银。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见各样宝物。他封闭水不得显露出来。然而，智慧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平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实的红璧玺不足与比较；精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圣经》《约伯记》《歌颂智慧》）
读完这段关于智慧的话，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杰出的科学家与科学成就都只能够出在基督教文化里了。《圣经》也没有直接对自然世界有多少探究，但是，《圣经》借耶稣之口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你们尚且不了解人间的事情,何况天上的事情呢？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这不就是要仰望天空，探索宇宙世界的奥秘吗？知识、真理与神同在，心中有了神，人才能够安顿好自己的思想与心灵。基督教与科学研究就是这样结合在一起的。
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