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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领袖埃尔多安
先说埃尔多安本人。
他1954年出生，出身草根，小学时在街上当过小贩，青年时读的是伊斯兰经堂学院，又曾是半职业的足球员，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乙级联赛的俱乐部效力过。
埃尔多安在马尔马拉大学经贸学院毕业后经商发家，后加入主张政教合一的福利党，个人的能力和魅力都很突出。1994年3月的地方选举，40岁的他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任至1998年。
1999年4月，他因在1997年12月公开朗诵一首带有宗教涵义的诗歌而入狱，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发表煽动宗教仇恨言论”为由判处埃尔多安10个月监禁，剥夺其政治权利五年。（实际上他只被监禁四个月）
与此同时，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了福利党，埃尔多安与其他福利党成员一同转入新成立的美德党，任伊斯坦堡党部主席。
2001年8月，美德党又被宪法法院取缔，埃尔多安率领相对温和的前美德党新生派，创建正义与发展党并出任主席。
2001年上半年，土耳其经济出现崩溃，国家的命运面临危机，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巨额贷款。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压倒性赢得大选，这是土耳其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按照规定埃尔多安本应成为新总理，但由于他被剥夺从政资格（五年内禁止参政），因此由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出任总理。其后国会对相应宪法条款进行修改，从而恢复了埃尔多安的从政资格。
从此，埃尔多安连任十二年总理和两年总统。这期间他惹起了几次国内政治风暴和国际争议，但领导地位却更加巩固，领导正义发展党连续赢得大选，掌控着土耳其的大局。
他的言语举止很受中下层百姓的拥护；他一般表现得坚毅、自信，有时对外国人说活很强硬，符合大部分土耳其人对领袖的期望。
2013年蔓延全国的土耳其抗议运动，其根源就是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事件中，埃尔多安向数千名支持者们表示“除了真主外，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土耳其的崛起”。
支持者们回应“我们可以为你去死,埃尔多安。”“让我们把他们全粉碎”。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撼。
宗教保守主义者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毫无疑问是个宗教保守主义者。且不说他本人，他的夫人永远戴着头巾，而凯末尔70年前就规定，戴头巾的女性不得进入政府机构、学校等公共场所。
2003年他正式成为总理，一年之后就开始显露本色：埃尔多安政府在2004年提出把通奸刑事化的法案，遭到欧盟强烈反对，最终土耳其政府撤回通奸刑事化的提案。
由于埃尔多安治理有方，民意支持率高涨，随着地位的稳固，他开始逐渐推行社会的伊斯兰化：
限酒令、禁止公开场合接吻、批评在土耳其推行节育是叛国行为。
他于2016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土耳其将要生育更多后代，这是先知（穆罕默德）指引的道路”。他曾经呼吁妇女应该至少生育三个孩子，如果生育四至五个更好。
总之，直到埃尔多安上台之后，曾经被压制的“教”，终于在“民主”的名义下，作为多数人的信仰而回归到政治的中心。
一个常识就是，只要伊斯兰教不改革，世俗化就难以避免挑战和反复，其移植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无法避免一再被推翻的命运，或者是伊斯兰借民主搞伊斯兰化，或者军方政变终止民主。
暗然撕裂的土耳其
土耳其现代国父凯末尔以自己的权威强行推动激进改革的同时，从而使得土耳其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具现代化的国家。甚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很多人都忘了土耳其是个大部分人口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凯末尔强力改造后的土耳其，也常常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现代化、民主化、世俗化、非宗教化的最佳、最成功榜样。
凯末尔主义影响土耳其八十年，多数社会精英坚信西方化和世俗化，“脱亚入欧”乃是土耳其命运之所系，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住在临近欧洲的伊斯坦布尔和附近的马尔马拉地区。
这个精英群体包括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军人和信奉近世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不彻底，许多土耳其社会的中下层从来没有真正认同过西方化和世俗化；许多人认为精英们对伊斯兰信仰和奥斯曼文化传统不够重视。他们大多住在土耳其亚洲部分，即安纳托利亚。
后凯末尔时代，出现了这样的循环：文官政权执政后很快便导向伊斯兰化，最后迫使军方政变。但还政于民后，伊斯兰化再度上演，军事政变也就再起。这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1960、1971，1980三次政变。
1997年的“军事备忘录”也起到了中断土耳其民主的作用：军方发布备忘录，下令伊斯兰总理和政党辞职，终结政府，同样被西方视为另一起政变。只是由于没有解散国会和终止宪法，又被称为“后现代”政变。
因此，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基本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起政变。虽然政变目的是捍卫世俗社会和民主制度，但必须以军事政变这种如此激烈和非法手段，足见这两套价值观冲突之激烈和不可调和性：
一方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方是以暴力手段捍卫世俗化和民主的军方。
铁腕政客埃尔多安
强人埃尔多安的崛起改变了游戏的轨道，他长于笼络盟友，也善于打击对手，是天生的政治人物。自认为权利巩固的他还开始对军方下手：
埃尔多安上台后，前几年先在军警、情报和法院系统里安插同情自己的人，然后下令这些关键部门的人员去调查反对他们的世俗派。
2008年，土耳其官方开始调查一宗据称是几年前由军人主导的代号为“大锤”的秘谋政变计划。
在“大锤”案中，几百名高级军官（包括前参谋总长和陆、海、空军司令）、警官、法官被起诉，大多数被判重刑；许多现役军官也被迫退休。
埃尔多安对土耳其民情和舆情的操控与把握是很到位的，农村是保守派的大票仓，而对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的需求成了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正发党正是利用这种民意，一步步限制和排挤军方代表的世俗集团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这有两层重要的意义：
（1）结束了长期以来平民政治屡屡被军事政变（干预）所打断的历史；
（2）通过打压军方的政治影响力，为保守的伊斯兰势力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巩固了其在保守的、宗教虔诚的选民中的地位。
2010年土耳其修宪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限制了军队的权力，清洗了大量高级军官，由文人掌管军队。同时在军队中提拔安置大量支持其执政路线的军官。
在土耳其，凯末尔发动革命，强力推动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并奠定了军方作为世俗化方向的守护者的地位。
但到了埃尔多安时代，军队的“监国”地位被废黜了，再难有将军可以发动政变，顺利清除那些靠选举上台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埃尔多安崛起的经济背景
马克思有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埃尔多安取得了如此之多的成就，不得不提他背后的那些社会经济因素。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周边环境有了巨大的改变，大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商务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土耳其一方面和俄罗斯的关系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和伊朗也增加了文化与商务往来，而对南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则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这令许多土耳其人体认到，土耳其毕竟是大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大国。
在经济上，主要位于安纳托利亚的中小企业过去从政府的工商政策中得不到好处，但近年来在对伊朗、埃及、高加索和中亚各国的贸易中展示了地理、文化和技术优势，增强了自信也增加了利润。
而这些开始蓬勃的企业又在正义发展党执政后推出的许多基建项目中大大提高了竞标的成功率，得到了政府的照顾。
可以说，埃尔多安和正义发展党的选民基础是安纳托利亚的虔诚穆斯林，特别是与中小企业有关的人口。这些人的企业以及他们所管理的（穆斯林社会非常普遍的）慈善基金（Vakf）因此成为正义发展党的主要捐献者。
在具有伊斯兰信仰的大量人口中，有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的正义发展党，也有和主要从事社会和文化活动的葛兰运动。
在争取选票和财政支持这两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葛兰运动(包括与之相关的电视、报纸、电台)对正义发展党的支持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葛兰运动的支持，正义发展党和埃尔多安当初就未必能够上台执政。
这就是埃尔多安能长袖善舞，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的社会经济背景。
从盟友到仇敌
随着权力的巩固，埃尔多安和葛兰这两位曾经联手对付世俗派精英的伊斯兰主义活动家之间出现了分歧。
2013年，葛兰系统的报纸刊出三名内阁部长贪污的调查报道；这三人被起诉并且认罪后，埃尔多安不得不撤换了（包括这三人在内的）十名内阁部长，
但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指称葛兰集团控制着一个包括军人，警官，法官和媒体从业员的“平行政府”。葛兰运动的媒体则开始指控埃尔多安独裁贪污，背离民主。
当土耳其的西化世俗派几乎溃不成军时，原来的伊斯兰主义盟友之间出现龃龉，终于变成了对手。
最新的结果就是，埃尔多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次政变的领导人就是葛兰运动成员，最近因为而被解雇而发动政变。
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把事件定性成黑吃黑，容易博得同情。
不论当事人是否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政治上的竞争法则在21世纪的土耳其又一次得到印证。
先说埃尔多安本人。
他1954年出生，出身草根，小学时在街上当过小贩，青年时读的是伊斯兰经堂学院，又曾是半职业的足球员，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乙级联赛的俱乐部效力过。
埃尔多安在马尔马拉大学经贸学院毕业后经商发家，后加入主张政教合一的福利党，个人的能力和魅力都很突出。1994年3月的地方选举，40岁的他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任至1998年。
1999年4月，他因在1997年12月公开朗诵一首带有宗教涵义的诗歌而入狱，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发表煽动宗教仇恨言论”为由判处埃尔多安10个月监禁，剥夺其政治权利五年。（实际上他只被监禁四个月）
与此同时，土耳其宪法法院取缔了福利党，埃尔多安与其他福利党成员一同转入新成立的美德党，任伊斯坦堡党部主席。
2001年8月，美德党又被宪法法院取缔，埃尔多安率领相对温和的前美德党新生派，创建正义与发展党并出任主席。
2001年上半年，土耳其经济出现崩溃，国家的命运面临危机，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巨额贷款。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压倒性赢得大选，这是土耳其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按照规定埃尔多安本应成为新总理，但由于他被剥夺从政资格（五年内禁止参政），因此由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出任总理。其后国会对相应宪法条款进行修改，从而恢复了埃尔多安的从政资格。
从此，埃尔多安连任十二年总理和两年总统。这期间他惹起了几次国内政治风暴和国际争议，但领导地位却更加巩固，领导正义发展党连续赢得大选，掌控着土耳其的大局。
他的言语举止很受中下层百姓的拥护；他一般表现得坚毅、自信，有时对外国人说活很强硬，符合大部分土耳其人对领袖的期望。
2013年蔓延全国的土耳其抗议运动，其根源就是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事件中，埃尔多安向数千名支持者们表示“除了真主外，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土耳其的崛起”。
支持者们回应“我们可以为你去死,埃尔多安。”“让我们把他们全粉碎”。其激烈程度令人震撼。
宗教保守主义者埃尔多安
埃尔多安毫无疑问是个宗教保守主义者。且不说他本人，他的夫人永远戴着头巾，而凯末尔70年前就规定，戴头巾的女性不得进入政府机构、学校等公共场所。
2003年他正式成为总理，一年之后就开始显露本色：埃尔多安政府在2004年提出把通奸刑事化的法案，遭到欧盟强烈反对，最终土耳其政府撤回通奸刑事化的提案。
由于埃尔多安治理有方，民意支持率高涨，随着地位的稳固，他开始逐渐推行社会的伊斯兰化：
限酒令、禁止公开场合接吻、批评在土耳其推行节育是叛国行为。
他于2016年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土耳其将要生育更多后代，这是先知（穆罕默德）指引的道路”。他曾经呼吁妇女应该至少生育三个孩子，如果生育四至五个更好。
总之，直到埃尔多安上台之后，曾经被压制的“教”，终于在“民主”的名义下，作为多数人的信仰而回归到政治的中心。
一个常识就是，只要伊斯兰教不改革，世俗化就难以避免挑战和反复，其移植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无法避免一再被推翻的命运，或者是伊斯兰借民主搞伊斯兰化，或者军方政变终止民主。
暗然撕裂的土耳其
土耳其现代国父凯末尔以自己的权威强行推动激进改革的同时，从而使得土耳其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最具现代化的国家。甚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很多人都忘了土耳其是个大部分人口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
凯末尔强力改造后的土耳其，也常常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现代化、民主化、世俗化、非宗教化的最佳、最成功榜样。
凯末尔主义影响土耳其八十年，多数社会精英坚信西方化和世俗化，“脱亚入欧”乃是土耳其命运之所系，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住在临近欧洲的伊斯坦布尔和附近的马尔马拉地区。
这个精英群体包括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军人和信奉近世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自上而下的改革并不彻底，许多土耳其社会的中下层从来没有真正认同过西方化和世俗化；许多人认为精英们对伊斯兰信仰和奥斯曼文化传统不够重视。他们大多住在土耳其亚洲部分，即安纳托利亚。
后凯末尔时代，出现了这样的循环：文官政权执政后很快便导向伊斯兰化，最后迫使军方政变。但还政于民后，伊斯兰化再度上演，军事政变也就再起。这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著名的1960、1971，1980三次政变。
1997年的“军事备忘录”也起到了中断土耳其民主的作用：军方发布备忘录，下令伊斯兰总理和政党辞职，终结政府，同样被西方视为另一起政变。只是由于没有解散国会和终止宪法，又被称为“后现代”政变。
因此，后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基本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起政变。虽然政变目的是捍卫世俗社会和民主制度，但必须以军事政变这种如此激烈和非法手段，足见这两套价值观冲突之激烈和不可调和性：
一方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方是以暴力手段捍卫世俗化和民主的军方。
铁腕政客埃尔多安
强人埃尔多安的崛起改变了游戏的轨道，他长于笼络盟友，也善于打击对手，是天生的政治人物。自认为权利巩固的他还开始对军方下手：
埃尔多安上台后，前几年先在军警、情报和法院系统里安插同情自己的人，然后下令这些关键部门的人员去调查反对他们的世俗派。
2008年，土耳其官方开始调查一宗据称是几年前由军人主导的代号为“大锤”的秘谋政变计划。
在“大锤”案中，几百名高级军官（包括前参谋总长和陆、海、空军司令）、警官、法官被起诉，大多数被判重刑；许多现役军官也被迫退休。
埃尔多安对土耳其民情和舆情的操控与把握是很到位的，农村是保守派的大票仓，而对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的需求成了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正发党正是利用这种民意，一步步限制和排挤军方代表的世俗集团在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这有两层重要的意义：
（1）结束了长期以来平民政治屡屡被军事政变（干预）所打断的历史；
（2）通过打压军方的政治影响力，为保守的伊斯兰势力赢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巩固了其在保守的、宗教虔诚的选民中的地位。
2010年土耳其修宪公投通过了新的宪法，限制了军队的权力，清洗了大量高级军官，由文人掌管军队。同时在军队中提拔安置大量支持其执政路线的军官。
在土耳其，凯末尔发动革命，强力推动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并奠定了军方作为世俗化方向的守护者的地位。
但到了埃尔多安时代，军队的“监国”地位被废黜了，再难有将军可以发动政变，顺利清除那些靠选举上台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埃尔多安崛起的经济背景
马克思有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埃尔多安取得了如此之多的成就，不得不提他背后的那些社会经济因素。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周边环境有了巨大的改变，大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商务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土耳其一方面和俄罗斯的关系明显改善，另一方面和伊朗也增加了文化与商务往来，而对南高加索三国和中亚五国则有了更大的影响力。这令许多土耳其人体认到，土耳其毕竟是大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大国。
在经济上，主要位于安纳托利亚的中小企业过去从政府的工商政策中得不到好处，但近年来在对伊朗、埃及、高加索和中亚各国的贸易中展示了地理、文化和技术优势，增强了自信也增加了利润。
而这些开始蓬勃的企业又在正义发展党执政后推出的许多基建项目中大大提高了竞标的成功率，得到了政府的照顾。
可以说，埃尔多安和正义发展党的选民基础是安纳托利亚的虔诚穆斯林，特别是与中小企业有关的人口。这些人的企业以及他们所管理的（穆斯林社会非常普遍的）慈善基金（Vakf）因此成为正义发展党的主要捐献者。
在具有伊斯兰信仰的大量人口中，有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的正义发展党，也有和主要从事社会和文化活动的葛兰运动。
在争取选票和财政支持这两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葛兰运动(包括与之相关的电视、报纸、电台)对正义发展党的支持至关重要。
如果没有葛兰运动的支持，正义发展党和埃尔多安当初就未必能够上台执政。
这就是埃尔多安能长袖善舞，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的社会经济背景。
从盟友到仇敌
随着权力的巩固，埃尔多安和葛兰这两位曾经联手对付世俗派精英的伊斯兰主义活动家之间出现了分歧。
2013年，葛兰系统的报纸刊出三名内阁部长贪污的调查报道；这三人被起诉并且认罪后，埃尔多安不得不撤换了（包括这三人在内的）十名内阁部长，
但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指称葛兰集团控制着一个包括军人，警官，法官和媒体从业员的“平行政府”。葛兰运动的媒体则开始指控埃尔多安独裁贪污，背离民主。
当土耳其的西化世俗派几乎溃不成军时，原来的伊斯兰主义盟友之间出现龃龉，终于变成了对手。
最新的结果就是，埃尔多安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次政变的领导人就是葛兰运动成员，最近因为而被解雇而发动政变。
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把事件定性成黑吃黑，容易博得同情。
不论当事人是否具有相同的宗教信仰，政治上的竞争法则在21世纪的土耳其又一次得到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