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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下午两点，河南正阳县城地面温度近50摄氏度，中心街两旁的小贩依然在大声叫卖，一辆载人电动三轮车在路中间调头，堵住了后面车辆，引起连串的喇叭声。
70多岁的林桂芳在树阴下摇着蒲扇，对身边的人讲那件轰动全国的事：7月28日上午，瓜贩张国友与4名城管人员发生冲突，张捅了其中一名城管李伟4刀。李伟不治身亡，张国友被警方控制。
林桂芳是中心街的老住户。“早就知道有这么两家人，”她指了指南边，又指了指北边，“他们分别在这条路的两头，最后成了冤家。”
回城管局
李伟的妻子余小芬记得，事发前一晚特别热。家里停电，不能开电扇，余小芬和李伟热得一晚没睡。
李伟出门的时候，是早上7点半，余小芬嘱咐他，“你一夜没睡，骑电瓶车注意一点。”李伟应了一声，“你起床后去给我买双鞋，别超过100块钱。”
事后回想，假如不是闷热和停电，余小芬便无法见到丈夫最后一次出门。
在以往，李伟6点半起床，给妻子和孩子做好早饭，为了不打扰家人睡觉，他习惯性地留个纸条，“记得吃早饭。”
今年36岁的李伟，出生在距离县城约3公里的小袁楼村。他是家中独子，父亲10年前去世。
李伟的家在一条胡同里，二层加盖的简易板材房。一位邻居说，“李家是这条胡同中最穷的人家。”
李伟母亲袁荣用“难到睁不开眼”形容多年来的困境。李伟父亲去世时，整个家族凑不齐办葬礼的钱，妯娌们四处筹借。
年近60岁的袁荣一直在中心街摆摊补贴家用。附近的其他商贩对这位皮肤黝黑的老人印象深刻，“早上六七点就在那里，晚上八九点才收摊。”
2002年，李伟从部队退伍。一位亲戚说，李伟当时在城管局就有名额，但没有去报到，“想打拼一下。”
之后，李伟做过司机，打过零工。2007年，李伟在一家食品批发公司做销售，期间认识余小芬。
“对人好、憨实、顾家”，余小芬记得，在食品批发公司上班时，李伟一个朋友的父亲生了大病，家里没人干农活，他请了一星期的假去帮忙干活。
有一次，余小芬生病，李伟每天背送住在5楼的余小芬到诊所输液。
2008年，李伟和余小芬结婚，第二年有了孩子。“他更加努力，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2009年，李伟和一位朋友贷款买了一辆货车搞运输，但生意一直不好，第二年把车卖掉。余小芬说，买车的贷款去年才还完。
“来回折腾挣不到钱。”李伟的小婶说。
余小芬也劝李伟过平淡的日子。“别人开车我们就骑电动车，别人吃稠的我们就吃稀的。不和别人比。”
2012年，李伟最终选择回城管局上班。
城管的工资并不高，李伟最初每月1000多块钱，直到3年前，工资涨到2000多块钱。“七八年了，他从没有买过一双超过100块钱的鞋子。”余小芬说。
进城
7月28日早上7点半，李伟出门的时候，45岁的瓜贩张国友还在睡觉。妻子李红一边洗衣服，一边向房东张开香抱怨，“进的西瓜也不去卖，他一点都不知道上进。”
26日，张国友进了一车西瓜没有卖完，李红本来就不满意；27日晚上，张国友又进了一车西瓜。
“李红心里急，怕西瓜卖不出去会烂掉，就不停埋怨。”张开香说，“这两口子，干活拼命。”
虽然张国友夫妇租住她的房子，但她只有在早上才能看到他们，“白天卖完水果，晚上去进货，有时候深夜一两点才回来。”
张国友租住的房子30多平方米，堆满了和水果有关的箩筐、纸箱，留给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不足10平方米。房间没有空调，两台旧风扇摆在床的一侧。房内最新的家具是一个衣柜，180元。
“最近太热了，两台风扇都不管用。”张开香说。
张国友是正阳县付寨乡小张村人。村子距离正阳县城20多公里，人口最多时不到100人，主要靠种植花生、玉米为生。
张国友与李红的婚姻是贫穷的产物。
张国友的邻居说，张家没钱，在村里，张国友和一个哥哥结婚都算晚的；李红的一位邻居说，因为家里穷，李红在县城同样不好找对象。
李红的父亲至今仍在街头以卖烤红薯为生，李家位于县城中心街的房子不到20平方米。因为贫穷，李红的一个弟弟至今没有娶到老婆。
种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淹一年旱一年，看天吃饭。”张国友的朋友说，李红生活在县城，也不会种地。婚后不久，张国友夫妇来到县城。
张国友的父亲张铁旦记得，刚刚进城时，张国友夫妇和儿子住在一间小瓦房里。他们卖瓜、菜，连一辆像样的人力三轮车都没有，进货都要借别人的车。
“只要比在农村好就成，不出事，好好过就行。”张铁旦和儿子说。
“辞职？怎么生活”
7月28日早上8点左右，李伟到城管执法大队签到后，与三位同事开着执法车上街巡逻检查。
正阳县城管局党委书记汤东说，几个月前，城管局对城管执法大队各中队的负责区域重新做了调整。李伟隶属于五中队，负责包括中心街在内的城南区域。
他们每天沿南环城路巡逻检查，负责清理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禁止沿街店铺店外经营行为。执法车上的4个队员中，李伟相对固定地做驾驶员。
对于李伟和家属来说，这并不是一份理想的工作。
“为了生活”，李伟的小婶总是提到这句话。
在妻子余小芬印象中，李伟多次在工作中受伤。
有天晚上，她算着李伟该下班了，但迟迟未见丈夫回家，电话也打不通。她准备到村口去等，走到门口，看到李伟蹲在大门外，上衣被撕碎。
李伟说，“被别人打了一顿，正在想怎么给你解释。”
7月30日，接受采访的李伟小婶拉过边上一个城管队员，扒开他的衣领，露出一道刚刚结痂的伤口，她又撩起他的右臂，上面有一道五厘米的划痕。
两位城管队员说，这是被执法对象抓的。
“这些孩子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招谁惹谁了？”她说，“正阳穷，工作不好找，也不稳定。在城管队，他起码有编制。”
李伟的小婶坚信，假如有更好的活路，李伟就不干这个了。
看到“到处骂城管”的新闻后，妻子余小芬很担心李伟，几次劝他辞职。李伟总是回答“家里就我一个男人，辞职怎么生活？”
“挣钱给儿子娶媳妇”
几乎同样的时间，李红仍在向房东张开香抱怨张国友“不上进，儿子这么大了，没钱，以后儿媳妇都娶不到。”
听到妻子不停唠叨，张国友睡不着了，他起床简单抹把脸，去往中心街与南环城路交叉口出摊。
在张开香印象里，这是张国友出摊最早的一次。
儿子张海涛是张国友最大的希望和动力。
张海涛今年21岁，是家中独子，在江苏徐州当兵，再有一年就可能复员。“儿子长大后，他开始努力，特别这几年，干活更加拼了。”
2014年，张国友借钱买了一辆二手货车。为了节省进货成本，白天卖完瓜后，他晚上开车到200公里外的开封批发西瓜。
水果生意并没有带来多少收入，张开香形容他们的生意“一秤进百秤出”。
“他们两口子又不会做生意，熟人就多给一点，别人讲价就松口。总不挣钱。”在房东张开香看来，张家“经济太困难了”。他每年的房租，都要等到老家地里三亩花生收获的时候才能给。“张国友现在用来运水果的小货车是两年前买的二手车，不到两万块钱，都是借的，至今还没还清。”
去年8月，张国友的母亲去世，84岁的父亲在老家独居，三间瓦房逢雨就漏。儿子张海涛说，“父亲曾想接爷爷来县城住，但是房子太小，根本住不下。”
生意难做的情况下，张国友还要面对随时巡查的城管。他的朋友武三（化名）说，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张国友多次被城管赶。有一次，他卖橙子，摊子被城管推倒了。
李伟所在大队的队长赵亮（化名），也多次从队员口中听到过张国友这个名字。“遇到这样的摊贩，首先是劝离，多次劝说无效，就适当没收一些物品。”
事发前一周，张国友在一个都是亲戚的微信群里语音，“热啊，好热啊。”当时，他正在事发地卖瓜。
正值中午，亲戚都在午睡，没人看到他发的信息。几分钟后，张国友又发了一条消息，“你们怎么都不理我，我快热死了，救救我吧。”
一位亲戚回复，“天这么热，不要这么拼，回去休息吧。”
张国友回复，“没办法，要挣钱给海涛娶媳妇。”
相遇中心街
7月28日早上8点半，张国友赶到中心街与南环路交叉口，在运西瓜的货车后面撑起遮阳伞。
正阳二环内禁止流动摊贩摆摊，张国友的摊位紧贴二环，距离租住的地方不到200米，是做生意的好位置，也是他们一年多来相对固定的摊位。
城管局一位领导介绍，从2016年起，正阳县开始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城管局的工作一直不敢松懈。
两个月前，在正阳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推进会上，县委书记刘艳丽指出影响“创卫”的问题，其中包括“交通、经营秩序不容乐观”。
一个月前的正阳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暗访整改动员会上，正阳县主要领导提出“要彻底解决店外经营、占道经营等问题。”
一名城管队员说，“‘创卫’背景下，城管局抓得很紧，我们都很紧张。”
李伟的妻子余小芬明显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李伟特别忙，有时候半夜才回家。
作为正阳县最繁华的道路，中心街是正阳县重点整治对象。
创建卫生县城之后，县城的人普遍感到“城管多了，下手狠了。”中心街十字路口的一位居民说，对于流动摊贩，城管以前都是劝离，现在“赶小贩赶了半里地远，要去没收他们的东西。”
在张国友撑遮阳伞的同时，李伟的母亲袁荣也出摊了。
袁荣的摊位位于中心街与西顺河路交叉口一个家具商场门前，这是县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袁荣一直在商场门前空地卖小鱼缸、小金鱼，以及栽种在盆里的花草。
张国友租住的地方和李伟母亲摆摊的地方，相距不过500米。
当天早上9点左右，洗完衣服的李红从租住处步行至卖瓜摊位。环卫工人郭莲芝路过张国友的西瓜车时，刚想上前打个招呼，就看到一辆城管执法车沿着南环路由西向东开来，到中心街与南环城路交叉口折回，在距离张国友西瓜车北面百米处停下。
两个执法人员从车上下来，快步走向西瓜车，拿了张国友的秤，放到了执法车里。妻子李红赶过去，从执法车里取回了秤。
张国友跟着妻子追过去，手里拿着割绑遮阳伞绳子的刀。
城管局党委书记汤东介绍，作为驾驶员的李伟的另一项工作是，“其他队员拿了秤，交到车上，李伟就有责任看好它。”
坐在驾驶座上的李伟下了车，他和李红夺秤。争执中，李红摔倒。
接受采访时，张国友的一位亲戚说，“收了秤，怎么做生意啊？”
李伟的小婶认为，“上面有压力，李伟干这一行，不执行也不行啊！”
城管局长说，“正阳创建卫生县城，店外经营是治理重点。”
看到妻子被城管推倒躺在地。张国友拿刀冲了过去，捅了李伟4刀。
“李伟瘫了一样倒在地上。”目睹事发全程的郭莲芝说。
“两个家庭就这样完了”
7月28日早上9点半左右，余小芬醒来，洗漱完毕，准备去给李伟买鞋子。城管局一位领导打来电话，李伟出事了。
她赶到正阳县人民医院9楼的急救室，看到李伟全身是血，医生正在用心跳复苏仪抢救。
“你活过来吧，哪怕残废，我也愿意伺候你一辈子。”看着正在接受抢救的李伟，余小芬喊道。
一个多小时后，医生告诉她，“你准备吧。”
余小芬瘫坐在地。
当晚，尸检显示，李伟身上一共有7个伤口，4个伤口较深，其中一刀捅破了通往肺部和肝部的血管，最为致命。
李伟7岁的儿子，至今不知道“爸爸死了”意味着什么。
7月29日，在殡仪馆，看到很多穿城管制服的人前来悼念李伟，儿子仰着脸问余小芬，“叔叔们都来了，怎么没见爸爸？”
7月30日中午，李伟的小婶从殡仪馆出来，“他是整个家族的独子，他死了，以后我们连个送终的人都没了。”
李伟父亲兄弟四人，只有李伟一个男孩。
当天，李伟的母亲在殡仪馆突发心脏病，至今躺在正阳县人民医院5楼一间病房内。
张国友的妻子在同一栋住院楼的8楼，两天以来，她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
7月29日，张海涛从徐州赶回正阳，尽管他知道父亲已被警方控制，但还是问了身边亲戚：爸呢？
他今年21岁。7月30日上午，一位律师联系他，希望提供法律援助，“我做不了主，要问问亲戚。”
五六位亲戚守在李红的病房里，休息时，他们在网上寻找正阳城管“暴力执法”的证据。
7月29日，一位亲戚找到一个视频：一个戴着草帽的中年女人被几个城管围着打。“你看，衣服和身材都像李红。”但事发地不是正阳县，他们有些失望。
一位亲戚打听到，李伟的母亲也在同一条街上摆摊，“这算不算流动商贩，城管管没管过？”
李伟母亲曾经的摊位至今空着。一位摊贩说，那是个好地方，但没人愿意把摊子挪过去，“不吉利”。
中心街另一头，张国友的西瓜车停在事发地，还有半车西瓜没有卖完。行人路过车子，好奇地看两眼。
环卫工人郭莲芝至今记得张国友被带走时的场景：“我自己去投案”，郭莲芝回忆，说这句话时，张国友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不知道他是后悔了还是真的不害怕，他应该想到，两个家庭就这样完了。”
70多岁的林桂芳在树阴下摇着蒲扇，对身边的人讲那件轰动全国的事：7月28日上午，瓜贩张国友与4名城管人员发生冲突，张捅了其中一名城管李伟4刀。李伟不治身亡，张国友被警方控制。
林桂芳是中心街的老住户。“早就知道有这么两家人，”她指了指南边，又指了指北边，“他们分别在这条路的两头，最后成了冤家。”
回城管局
李伟的妻子余小芬记得，事发前一晚特别热。家里停电，不能开电扇，余小芬和李伟热得一晚没睡。
李伟出门的时候，是早上7点半，余小芬嘱咐他，“你一夜没睡，骑电瓶车注意一点。”李伟应了一声，“你起床后去给我买双鞋，别超过100块钱。”
事后回想，假如不是闷热和停电，余小芬便无法见到丈夫最后一次出门。
在以往，李伟6点半起床，给妻子和孩子做好早饭，为了不打扰家人睡觉，他习惯性地留个纸条，“记得吃早饭。”
今年36岁的李伟，出生在距离县城约3公里的小袁楼村。他是家中独子，父亲10年前去世。
李伟的家在一条胡同里，二层加盖的简易板材房。一位邻居说，“李家是这条胡同中最穷的人家。”
李伟母亲袁荣用“难到睁不开眼”形容多年来的困境。李伟父亲去世时，整个家族凑不齐办葬礼的钱，妯娌们四处筹借。
年近60岁的袁荣一直在中心街摆摊补贴家用。附近的其他商贩对这位皮肤黝黑的老人印象深刻，“早上六七点就在那里，晚上八九点才收摊。”
2002年，李伟从部队退伍。一位亲戚说，李伟当时在城管局就有名额，但没有去报到，“想打拼一下。”
之后，李伟做过司机，打过零工。2007年，李伟在一家食品批发公司做销售，期间认识余小芬。
“对人好、憨实、顾家”，余小芬记得，在食品批发公司上班时，李伟一个朋友的父亲生了大病，家里没人干农活，他请了一星期的假去帮忙干活。
有一次，余小芬生病，李伟每天背送住在5楼的余小芬到诊所输液。
2008年，李伟和余小芬结婚，第二年有了孩子。“他更加努力，想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
2009年，李伟和一位朋友贷款买了一辆货车搞运输，但生意一直不好，第二年把车卖掉。余小芬说，买车的贷款去年才还完。
“来回折腾挣不到钱。”李伟的小婶说。
余小芬也劝李伟过平淡的日子。“别人开车我们就骑电动车，别人吃稠的我们就吃稀的。不和别人比。”
2012年，李伟最终选择回城管局上班。
城管的工资并不高，李伟最初每月1000多块钱，直到3年前，工资涨到2000多块钱。“七八年了，他从没有买过一双超过100块钱的鞋子。”余小芬说。
进城
7月28日早上7点半，李伟出门的时候，45岁的瓜贩张国友还在睡觉。妻子李红一边洗衣服，一边向房东张开香抱怨，“进的西瓜也不去卖，他一点都不知道上进。”
26日，张国友进了一车西瓜没有卖完，李红本来就不满意；27日晚上，张国友又进了一车西瓜。
“李红心里急，怕西瓜卖不出去会烂掉，就不停埋怨。”张开香说，“这两口子，干活拼命。”
虽然张国友夫妇租住她的房子，但她只有在早上才能看到他们，“白天卖完水果，晚上去进货，有时候深夜一两点才回来。”
张国友租住的房子30多平方米，堆满了和水果有关的箩筐、纸箱，留给他们吃饭、睡觉的地方不足10平方米。房间没有空调，两台旧风扇摆在床的一侧。房内最新的家具是一个衣柜，180元。
“最近太热了，两台风扇都不管用。”张开香说。
张国友是正阳县付寨乡小张村人。村子距离正阳县城20多公里，人口最多时不到100人，主要靠种植花生、玉米为生。
张国友与李红的婚姻是贫穷的产物。
张国友的邻居说，张家没钱，在村里，张国友和一个哥哥结婚都算晚的；李红的一位邻居说，因为家里穷，李红在县城同样不好找对象。
李红的父亲至今仍在街头以卖烤红薯为生，李家位于县城中心街的房子不到20平方米。因为贫穷，李红的一个弟弟至今没有娶到老婆。
种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淹一年旱一年，看天吃饭。”张国友的朋友说，李红生活在县城，也不会种地。婚后不久，张国友夫妇来到县城。
张国友的父亲张铁旦记得，刚刚进城时，张国友夫妇和儿子住在一间小瓦房里。他们卖瓜、菜，连一辆像样的人力三轮车都没有，进货都要借别人的车。
“只要比在农村好就成，不出事，好好过就行。”张铁旦和儿子说。
“辞职？怎么生活”
7月28日早上8点左右，李伟到城管执法大队签到后，与三位同事开着执法车上街巡逻检查。
正阳县城管局党委书记汤东说，几个月前，城管局对城管执法大队各中队的负责区域重新做了调整。李伟隶属于五中队，负责包括中心街在内的城南区域。
他们每天沿南环城路巡逻检查，负责清理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禁止沿街店铺店外经营行为。执法车上的4个队员中，李伟相对固定地做驾驶员。
对于李伟和家属来说，这并不是一份理想的工作。
“为了生活”，李伟的小婶总是提到这句话。
在妻子余小芬印象中，李伟多次在工作中受伤。
有天晚上，她算着李伟该下班了，但迟迟未见丈夫回家，电话也打不通。她准备到村口去等，走到门口，看到李伟蹲在大门外，上衣被撕碎。
李伟说，“被别人打了一顿，正在想怎么给你解释。”
7月30日，接受采访的李伟小婶拉过边上一个城管队员，扒开他的衣领，露出一道刚刚结痂的伤口，她又撩起他的右臂，上面有一道五厘米的划痕。
两位城管队员说，这是被执法对象抓的。
“这些孩子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招谁惹谁了？”她说，“正阳穷，工作不好找，也不稳定。在城管队，他起码有编制。”
李伟的小婶坚信，假如有更好的活路，李伟就不干这个了。
看到“到处骂城管”的新闻后，妻子余小芬很担心李伟，几次劝他辞职。李伟总是回答“家里就我一个男人，辞职怎么生活？”
“挣钱给儿子娶媳妇”
几乎同样的时间，李红仍在向房东张开香抱怨张国友“不上进，儿子这么大了，没钱，以后儿媳妇都娶不到。”
听到妻子不停唠叨，张国友睡不着了，他起床简单抹把脸，去往中心街与南环城路交叉口出摊。
在张开香印象里，这是张国友出摊最早的一次。
儿子张海涛是张国友最大的希望和动力。
张海涛今年21岁，是家中独子，在江苏徐州当兵，再有一年就可能复员。“儿子长大后，他开始努力，特别这几年，干活更加拼了。”
2014年，张国友借钱买了一辆二手货车。为了节省进货成本，白天卖完瓜后，他晚上开车到200公里外的开封批发西瓜。
水果生意并没有带来多少收入，张开香形容他们的生意“一秤进百秤出”。
“他们两口子又不会做生意，熟人就多给一点，别人讲价就松口。总不挣钱。”在房东张开香看来，张家“经济太困难了”。他每年的房租，都要等到老家地里三亩花生收获的时候才能给。“张国友现在用来运水果的小货车是两年前买的二手车，不到两万块钱，都是借的，至今还没还清。”
去年8月，张国友的母亲去世，84岁的父亲在老家独居，三间瓦房逢雨就漏。儿子张海涛说，“父亲曾想接爷爷来县城住，但是房子太小，根本住不下。”
生意难做的情况下，张国友还要面对随时巡查的城管。他的朋友武三（化名）说，过去的一年多时间，张国友多次被城管赶。有一次，他卖橙子，摊子被城管推倒了。
李伟所在大队的队长赵亮（化名），也多次从队员口中听到过张国友这个名字。“遇到这样的摊贩，首先是劝离，多次劝说无效，就适当没收一些物品。”
事发前一周，张国友在一个都是亲戚的微信群里语音，“热啊，好热啊。”当时，他正在事发地卖瓜。
正值中午，亲戚都在午睡，没人看到他发的信息。几分钟后，张国友又发了一条消息，“你们怎么都不理我，我快热死了，救救我吧。”
一位亲戚回复，“天这么热，不要这么拼，回去休息吧。”
张国友回复，“没办法，要挣钱给海涛娶媳妇。”
相遇中心街
7月28日早上8点半，张国友赶到中心街与南环路交叉口，在运西瓜的货车后面撑起遮阳伞。
正阳二环内禁止流动摊贩摆摊，张国友的摊位紧贴二环，距离租住的地方不到200米，是做生意的好位置，也是他们一年多来相对固定的摊位。
城管局一位领导介绍，从2016年起，正阳县开始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城管局的工作一直不敢松懈。
两个月前，在正阳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推进会上，县委书记刘艳丽指出影响“创卫”的问题，其中包括“交通、经营秩序不容乐观”。
一个月前的正阳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暗访整改动员会上，正阳县主要领导提出“要彻底解决店外经营、占道经营等问题。”
一名城管队员说，“‘创卫’背景下，城管局抓得很紧，我们都很紧张。”
李伟的妻子余小芬明显感觉到，最近一段时间，李伟特别忙，有时候半夜才回家。
作为正阳县最繁华的道路，中心街是正阳县重点整治对象。
创建卫生县城之后，县城的人普遍感到“城管多了，下手狠了。”中心街十字路口的一位居民说，对于流动摊贩，城管以前都是劝离，现在“赶小贩赶了半里地远，要去没收他们的东西。”
在张国友撑遮阳伞的同时，李伟的母亲袁荣也出摊了。
袁荣的摊位位于中心街与西顺河路交叉口一个家具商场门前，这是县城最繁华、热闹的地方。袁荣一直在商场门前空地卖小鱼缸、小金鱼，以及栽种在盆里的花草。
张国友租住的地方和李伟母亲摆摊的地方，相距不过500米。
当天早上9点左右，洗完衣服的李红从租住处步行至卖瓜摊位。环卫工人郭莲芝路过张国友的西瓜车时，刚想上前打个招呼，就看到一辆城管执法车沿着南环路由西向东开来，到中心街与南环城路交叉口折回，在距离张国友西瓜车北面百米处停下。
两个执法人员从车上下来，快步走向西瓜车，拿了张国友的秤，放到了执法车里。妻子李红赶过去，从执法车里取回了秤。
张国友跟着妻子追过去，手里拿着割绑遮阳伞绳子的刀。
城管局党委书记汤东介绍，作为驾驶员的李伟的另一项工作是，“其他队员拿了秤，交到车上，李伟就有责任看好它。”
坐在驾驶座上的李伟下了车，他和李红夺秤。争执中，李红摔倒。
接受采访时，张国友的一位亲戚说，“收了秤，怎么做生意啊？”
李伟的小婶认为，“上面有压力，李伟干这一行，不执行也不行啊！”
城管局长说，“正阳创建卫生县城，店外经营是治理重点。”
看到妻子被城管推倒躺在地。张国友拿刀冲了过去，捅了李伟4刀。
“李伟瘫了一样倒在地上。”目睹事发全程的郭莲芝说。
“两个家庭就这样完了”
7月28日早上9点半左右，余小芬醒来，洗漱完毕，准备去给李伟买鞋子。城管局一位领导打来电话，李伟出事了。
她赶到正阳县人民医院9楼的急救室，看到李伟全身是血，医生正在用心跳复苏仪抢救。
“你活过来吧，哪怕残废，我也愿意伺候你一辈子。”看着正在接受抢救的李伟，余小芬喊道。
一个多小时后，医生告诉她，“你准备吧。”
余小芬瘫坐在地。
当晚，尸检显示，李伟身上一共有7个伤口，4个伤口较深，其中一刀捅破了通往肺部和肝部的血管，最为致命。
李伟7岁的儿子，至今不知道“爸爸死了”意味着什么。
7月29日，在殡仪馆，看到很多穿城管制服的人前来悼念李伟，儿子仰着脸问余小芬，“叔叔们都来了，怎么没见爸爸？”
7月30日中午，李伟的小婶从殡仪馆出来，“他是整个家族的独子，他死了，以后我们连个送终的人都没了。”
李伟父亲兄弟四人，只有李伟一个男孩。
当天，李伟的母亲在殡仪馆突发心脏病，至今躺在正阳县人民医院5楼一间病房内。
张国友的妻子在同一栋住院楼的8楼，两天以来，她一直在医院接受治疗。
7月29日，张海涛从徐州赶回正阳，尽管他知道父亲已被警方控制，但还是问了身边亲戚：爸呢？
他今年21岁。7月30日上午，一位律师联系他，希望提供法律援助，“我做不了主，要问问亲戚。”
五六位亲戚守在李红的病房里，休息时，他们在网上寻找正阳城管“暴力执法”的证据。
7月29日，一位亲戚找到一个视频：一个戴着草帽的中年女人被几个城管围着打。“你看，衣服和身材都像李红。”但事发地不是正阳县，他们有些失望。
一位亲戚打听到，李伟的母亲也在同一条街上摆摊，“这算不算流动商贩，城管管没管过？”
李伟母亲曾经的摊位至今空着。一位摊贩说，那是个好地方，但没人愿意把摊子挪过去，“不吉利”。
中心街另一头，张国友的西瓜车停在事发地，还有半车西瓜没有卖完。行人路过车子，好奇地看两眼。
环卫工人郭莲芝至今记得张国友被带走时的场景：“我自己去投案”，郭莲芝回忆，说这句话时，张国友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不知道他是后悔了还是真的不害怕，他应该想到，两个家庭就这样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