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9月15日消息，本栏目上周刊出一篇达赖喇嘛接受采访的编译报导《达赖喇嘛详陈西藏问题主张》，现将是次采访的全文登载如下，文本由美国驻华使馆新闻文化处提供。
问:过去两年来，你的代表两次访问了中国。他们形容这些访问是和中国长期对话的开始。你有没有一个线路图或者一个时间表？
答：显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西藏要有实质性的自治。这是保存西藏文化和环境的最佳保障。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让西藏一直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最佳保障。当然，实现这一点不容易。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决心。此外，我们的汉族兄弟姐妹们也要需要更了解现实的情况。邓小平讲要实事求是，这是很科学的，这很好。但是，必须要讲真正的事实。可惜的是，在共产党的社会里，他们常常制造一些所谓的事实，作为执行某些政策的依据。就西藏问题来讲，五十年代以后，政府制造的那种现实是不真实的，因此也就有了那样的政策。这是问题的关键。
问：你希望在西藏看到什么具体的政策变化？你有没有一个一步步改变的时间表？
答：这很难。这取决于许多因素。这主要在于中国政府对藏人有多少善意。
问：你曾经说过，只有在西藏情况好转以后才会回去？你指的是什么具体的转变？你希望看到中国做出哪些政策改变以后才会回去？
答：当然要有更多的自由。交换意见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近来我的代表访问了两个藏区。一个是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另外一个是云南的藏区----云南的一些地方也有藏人居住，所以他们去了那里。他们访问拉萨的时候，没有机会和西藏老百姓接触。(笑)我可不愿意那样回去。我回去当然要有自由，和大家接触的自由。几年前我曾经讲过，我可以利用我的道德权威，说服哪些寻求独立或者觉得应该独立的藏人。我可以说服这些人，从长远来看应该从共同的利益着想，不要只想一个方面。世界毕竟在变化，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分离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加强联合与合作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在经济和防务方面，台湾应该和中国大陆保持一种独特和密切的联系。这是我的基本想法。所以说，如果有更多的自由的话，我可以帮助实现稳定和团结，同时保存西藏的文化环境。
问：你真的很想回西藏吗？
答：当然。我想西藏人都信任我，所以我能够做些事情。不过，我只能以一个僧人的身份----或者说一个藏人拥护的僧人的身份(笑)----做些事情。我对于政治地位这种事情没有任何兴趣。我在1992年就讲得很清楚，一旦我能够在有一定的自由度的情况下回到西藏，我会把所有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当然，希望这个地方政府最终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就像现在我们藏人的难民社区一样。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是选举出来的，我目前处于一种半隐退的状态，主要的政治决定是民选的领导人做出的。
问：中国政府多次说过，你回西藏有三个条件，第一要停止所谓的独立和分裂的活动，这主要是指你对外国的访问以及和各国政治领导人的会面。其次是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第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里面哪些条件是你不愿意接受的？
答：基本上来说，这些我都同意。先说第一个条件，我们一直在劝说海外的藏人要寻求一个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独立。即使从我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想，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对我们更有好处，当然条件是中央政府尊重西藏的文化和环境，等等。所以，头两个条件基本上也是我们的目标。
问：你愿意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吗？
答：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1950-51年以来，在“十七条”签署以后，西藏自治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印度政府也认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但是，过去的情况，那是历史，这方面当然有各种看法。但是历史已经过去了，是谁也不能改变的。有的时候，共产党想改变历史，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看苏联好了。过去的历史不是政治能够决定的。这是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的事情。真正的政治决定涉及到未来该怎么办。对于未来，我是决心不寻求独立的。
问：中国政府说，你访问台湾......
答：对了，第三个条件。当然，开始的时候他们两边都说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问题好像有些争议。台湾的未来主要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我管不着。(笑)
问：你准备继续访问台湾吗？
答：当然。首先，我对台湾的访问是宗教性的。事实上，我有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曾经表示，北京应该派一个中国官员随行，24小时观察我在台湾的全部活动，看看我到底是否和台独运动合流。总的说来，我在台湾和世界所有地方讲的都是一个意思，我的主要的兴趣是提倡人性的价值，推动宗教的和睦。这是我的主要的两个主题和兴趣。我访问台湾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和华人社会进行自由地交流。要是中国大陆有这样的机会，我更想去大陆，因为那是华人的大社会。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不可能，我唯一能够和华人兄弟姐妹自由交流的地方是台湾。如果我真的寻求独立就不去台湾了，因为台湾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笑)。但是，我不计较这些事情，所以我很高兴接受访问台湾的邀请。我去过两次。那里很多佛教徒很想见我。所以，未来我还会去，但不是作为领导人，而是一个僧人，帮助他们推动对于佛教及其哲学的了解，推广佛教。
问：你计划会见台湾政治领导人吗？或者说你会回避会见他们吗？
答：我的目的是见见佛教徒，不是政治人物。但是，如果政治人物要见我，那也不好回绝。不过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说，没有理由要求见政治人物，因为我无意在那里谈政治。
问：中国现在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胡锦涛主席正在逐渐掌权。你对他有什么话要说？如果你能够直接和他讲话，你会说什么？
答：首先要祝贺他。一位至少在西藏住过一段时间的“同志”现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我愿意对他表示祝贺。其次，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领导层，现在我们也有了一个新的现实，无论是在全球的意义上还是在全国的意义上都是这样。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根据新的现实拿出新的思维来。还有一点，我想问问他能够说多少藏语。我想，他可能会说“吉祥如意”和“谢谢”这两句话吧。(笑)
问：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你是否希望西藏实行一种和香港类似的一国两制的安排。
答：其实1951年签署的“十七条”就是本着一国两制的精神制定的。1956年我在印度参加佛祖诞生节日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也在印度会见尼赫鲁总理。他们也和我见了几次面。他们对尼赫鲁和我都说过，中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他们不认为西藏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省份。所以说，他们当时基本上就是一国两制的想法。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我觉得是很明智的。中国和印度一样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在印度，南方和北方的语言、风俗和习惯都不同，吃的东西，生活方式差异很大。但是，大家都在印度共和国下面，大家都是印度人，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有自由和法制。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有分歧，会爆发一些问题，但是总的说来是团结的。中国也是一个大国，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几次大波折。一国两制是很明智的做法，问题是执行到什么程度。看来香港人民是得到了一国两制。最近好像有些不安定。不过，我觉得，要提一提中央政府对待近来香港老百姓的大规模的愤怒的态度。我觉得，看来中央政府的态度是很务实的，他们表现了真正的耐心，这很好。他们没有拿出天安门的做法。这是好迹象。
问：你要实现西藏真正的自治，可是你的西藏概念和中国政府的概念不同，你的西藏不仅仅包括西藏自治区，而且还包括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的一些地方。在这个问题上你有商量的余地吗？你是要660万藏人实现自治吗？
答：这个问题很好。如果我的最终目标是独立，那么我会只管西藏中部地区，也就是西藏自治区，不会管其它地方的藏人。但是，我寻求的是藏人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宪法的框架下，所有藏人社会都连在一起，不管现在是自治区还是自治州。不要搞成一个个小的自治地区，因为这样不利于工作的效率。一个广泛的行政区域会更加有效。我的目的是保存西藏的文化和藏传佛教，所以，我有责任为所有的藏人说话，因为他们共有一个文化，都信仰佛教，基本上说同一种语言，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处境。他们对我寄予很多的希望的信任，所以我必须为他们讲话。所以，我每次说道藏人的时候，我指的是1950年以前的西藏的概念。从政治上讲，当年的西藏现在一些地区属于汉人治理，西藏中部属于藏人治理。但是，这不过是出于某种原因的政治安排而已。总之，我关心的是文化，宗教和环境。
问：去年，西藏流亡政府呼吁海外藏人在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时候，不要跟着抗议示威，以此显示善意。你呼吁藏人继续这样做吗？据说温家宝总理今年会访问美国，你会继续呼吁藏人不要对出访的中国领导人抗议示威吗？
答：当然了。因为我们现在正和中国政府全面接触。去年九月以来，我们恢复了积极的接触，这是很好的事情，好的开端。所以没有理由改变这种态度。当然，这些决定主要是我们的民选政治领导人做出的，不是我。我间接的提出一些建议，具体决定是政治领导人的事情。
问：有些人说现在是汉藏关系的关键时刻？你也这么看吗？你对中国人民有什么话要讲？
答：无论中国政府承认与否，目前西藏有问题。正是因为有问题，中国政府才对西藏很敏感。要是西藏真的很正常，老百姓安居乐业，心满意足，就没有理由这么敏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国是世
界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一个繁荣的和积极的形像对中国是很重要的。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之下，可以找到办法解决目前这种不幸的局面。一旦西藏问题以一种双方认可的方式得到温和的解决，那将对香港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和台湾的统一也会有巨大的影响，而
且也会影响到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像新疆等等。所以，只要真的客观地看待现在的西藏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定和团结。我近来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家和艺术家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对于西藏的同情和支持在增长。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形势。中国人民是很务实的，只要他们了解真实情况。我认为人民的声音和远见是非常重要的。
问：今天是911两周年的纪念日。两年前恐怖袭击以后，世界上国家之间，宗教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达赖喇嘛对于各国领导人和人民有什么忠告？
答：(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我只是觉得处理恐怖主义活动有两个层面。一是眼下的工作，也就是各国政府现在所做的事情。这方面我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从长远来看，恐怖主义是最恶劣的一种暴力形式。它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机器带来的，它的根源在人心。仇恨，恶意和复仇。这些是恐怖主义最终的根源，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恐怖主义的最终的根源。和其它所有暴力一样，恐怖主义不是天生的，它来自人心的欲念。我一直主张在欲念的层次推行非暴力。同样，反恐最终也要考虑到情感和人心。在这方面，家长们特别重要。他们要在孩子的头脑和心中培养同情心。此外，宗教领袖，媒体和整个人类大家庭都要负起责任。那次事件是难以想象的，太恶劣了，太悲惨了。几千人死去。我当时看到大楼倒塌的时候，有些人在窗口那样伸出手来，几秒钟之后就丧生了。太悲惨了，太令人震惊了。我们可以从这个惨剧中接受一个教训：当现代技术和人的复杂的心灵和智慧结合起来并受到仇恨引导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悲剧。所以，不能让现代技术，人类智慧和消极的情感结合在一起。通过这次悲惨的事件，我们必须更加反观心灵来寻求解决的途经。这样，那次不幸的悲剧才能够转化为内心的力量。
问：谢谢你接受本台采访。
问:过去两年来，你的代表两次访问了中国。他们形容这些访问是和中国长期对话的开始。你有没有一个线路图或者一个时间表？
答：显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西藏要有实质性的自治。这是保存西藏文化和环境的最佳保障。事实上，我觉得这也是让西藏一直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最佳保障。当然，实现这一点不容易。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决心。此外，我们的汉族兄弟姐妹们也要需要更了解现实的情况。邓小平讲要实事求是，这是很科学的，这很好。但是，必须要讲真正的事实。可惜的是，在共产党的社会里，他们常常制造一些所谓的事实，作为执行某些政策的依据。就西藏问题来讲，五十年代以后，政府制造的那种现实是不真实的，因此也就有了那样的政策。这是问题的关键。
问：你希望在西藏看到什么具体的政策变化？你有没有一个一步步改变的时间表？
答：这很难。这取决于许多因素。这主要在于中国政府对藏人有多少善意。
问：你曾经说过，只有在西藏情况好转以后才会回去？你指的是什么具体的转变？你希望看到中国做出哪些政策改变以后才会回去？
答：当然要有更多的自由。交换意见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近来我的代表访问了两个藏区。一个是西藏自治区的拉萨，另外一个是云南的藏区----云南的一些地方也有藏人居住，所以他们去了那里。他们访问拉萨的时候，没有机会和西藏老百姓接触。(笑)我可不愿意那样回去。我回去当然要有自由，和大家接触的自由。几年前我曾经讲过，我可以利用我的道德权威，说服哪些寻求独立或者觉得应该独立的藏人。我可以说服这些人，从长远来看应该从共同的利益着想，不要只想一个方面。世界毕竟在变化，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分离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加强联合与合作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我第一次访问台湾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在经济和防务方面，台湾应该和中国大陆保持一种独特和密切的联系。这是我的基本想法。所以说，如果有更多的自由的话，我可以帮助实现稳定和团结，同时保存西藏的文化环境。
问：你真的很想回西藏吗？
答：当然。我想西藏人都信任我，所以我能够做些事情。不过，我只能以一个僧人的身份----或者说一个藏人拥护的僧人的身份(笑)----做些事情。我对于政治地位这种事情没有任何兴趣。我在1992年就讲得很清楚，一旦我能够在有一定的自由度的情况下回到西藏，我会把所有的权力交给地方政府。当然，希望这个地方政府最终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就像现在我们藏人的难民社区一样。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是选举出来的，我目前处于一种半隐退的状态，主要的政治决定是民选的领导人做出的。
问：中国政府多次说过，你回西藏有三个条件，第一要停止所谓的独立和分裂的活动，这主要是指你对外国的访问以及和各国政治领导人的会面。其次是宣布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第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里面哪些条件是你不愿意接受的？
答：基本上来说，这些我都同意。先说第一个条件，我们一直在劝说海外的藏人要寻求一个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而不是独立。即使从我们自身的利益出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着想，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对我们更有好处，当然条件是中央政府尊重西藏的文化和环境，等等。所以，头两个条件基本上也是我们的目标。
问：你愿意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吗？
答：不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1950-51年以来，在“十七条”签署以后，西藏自治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印度政府也认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但是，过去的情况，那是历史，这方面当然有各种看法。但是历史已经过去了，是谁也不能改变的。有的时候，共产党想改变历史，但是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看苏联好了。过去的历史不是政治能够决定的。这是历史学家和法学家的事情。真正的政治决定涉及到未来该怎么办。对于未来，我是决心不寻求独立的。
问：中国政府说，你访问台湾......
答：对了，第三个条件。当然，开始的时候他们两边都说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问题好像有些争议。台湾的未来主要是台湾人民自己的事情，我管不着。(笑)
问：你准备继续访问台湾吗？
答：当然。首先，我对台湾的访问是宗教性的。事实上，我有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曾经表示，北京应该派一个中国官员随行，24小时观察我在台湾的全部活动，看看我到底是否和台独运动合流。总的说来，我在台湾和世界所有地方讲的都是一个意思，我的主要的兴趣是提倡人性的价值，推动宗教的和睦。这是我的主要的两个主题和兴趣。我访问台湾的另外一个意思是和华人社会进行自由地交流。要是中国大陆有这样的机会，我更想去大陆，因为那是华人的大社会。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不可能，我唯一能够和华人兄弟姐妹自由交流的地方是台湾。如果我真的寻求独立就不去台湾了，因为台湾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笑)。但是，我不计较这些事情，所以我很高兴接受访问台湾的邀请。我去过两次。那里很多佛教徒很想见我。所以，未来我还会去，但不是作为领导人，而是一个僧人，帮助他们推动对于佛教及其哲学的了解，推广佛教。
问：你计划会见台湾政治领导人吗？或者说你会回避会见他们吗？
答：我的目的是见见佛教徒，不是政治人物。但是，如果政治人物要见我，那也不好回绝。不过从我自己这方面来说，没有理由要求见政治人物，因为我无意在那里谈政治。
问：中国现在处于一个过渡的阶段。胡锦涛主席正在逐渐掌权。你对他有什么话要说？如果你能够直接和他讲话，你会说什么？
答：首先要祝贺他。一位至少在西藏住过一段时间的“同志”现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我愿意对他表示祝贺。其次，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领导层，现在我们也有了一个新的现实，无论是在全球的意义上还是在全国的意义上都是这样。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根据新的现实拿出新的思维来。还有一点，我想问问他能够说多少藏语。我想，他可能会说“吉祥如意”和“谢谢”这两句话吧。(笑)
问：我们有一位听众问，你是否希望西藏实行一种和香港类似的一国两制的安排。
答：其实1951年签署的“十七条”就是本着一国两制的精神制定的。1956年我在印度参加佛祖诞生节日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也在印度会见尼赫鲁总理。他们也和我见了几次面。他们对尼赫鲁和我都说过，中国政府认为西藏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情况，他们不认为西藏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省份。所以说，他们当时基本上就是一国两制的想法。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我觉得是很明智的。中国和印度一样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在印度，南方和北方的语言、风俗和习惯都不同，吃的东西，生活方式差异很大。但是，大家都在印度共和国下面，大家都是印度人，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有自由和法制。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有分歧，会爆发一些问题，但是总的说来是团结的。中国也是一个大国，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几次大波折。一国两制是很明智的做法，问题是执行到什么程度。看来香港人民是得到了一国两制。最近好像有些不安定。不过，我觉得，要提一提中央政府对待近来香港老百姓的大规模的愤怒的态度。我觉得，看来中央政府的态度是很务实的，他们表现了真正的耐心，这很好。他们没有拿出天安门的做法。这是好迹象。
问：你要实现西藏真正的自治，可是你的西藏概念和中国政府的概念不同，你的西藏不仅仅包括西藏自治区，而且还包括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的一些地方。在这个问题上你有商量的余地吗？你是要660万藏人实现自治吗？
答：这个问题很好。如果我的最终目标是独立，那么我会只管西藏中部地区，也就是西藏自治区，不会管其它地方的藏人。但是，我寻求的是藏人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宪法赋予的权利，在宪法的框架下，所有藏人社会都连在一起，不管现在是自治区还是自治州。不要搞成一个个小的自治地区，因为这样不利于工作的效率。一个广泛的行政区域会更加有效。我的目的是保存西藏的文化和藏传佛教，所以，我有责任为所有的藏人说话，因为他们共有一个文化，都信仰佛教，基本上说同一种语言，也面临着同样的危险和处境。他们对我寄予很多的希望的信任，所以我必须为他们讲话。所以，我每次说道藏人的时候，我指的是1950年以前的西藏的概念。从政治上讲，当年的西藏现在一些地区属于汉人治理，西藏中部属于藏人治理。但是，这不过是出于某种原因的政治安排而已。总之，我关心的是文化，宗教和环境。
问：去年，西藏流亡政府呼吁海外藏人在中国领导人访问美国和其它国家的时候，不要跟着抗议示威，以此显示善意。你呼吁藏人继续这样做吗？据说温家宝总理今年会访问美国，你会继续呼吁藏人不要对出访的中国领导人抗议示威吗？
答：当然了。因为我们现在正和中国政府全面接触。去年九月以来，我们恢复了积极的接触，这是很好的事情，好的开端。所以没有理由改变这种态度。当然，这些决定主要是我们的民选政治领导人做出的，不是我。我间接的提出一些建议，具体决定是政治领导人的事情。
问：有些人说现在是汉藏关系的关键时刻？你也这么看吗？你对中国人民有什么话要讲？
答：无论中国政府承认与否，目前西藏有问题。正是因为有问题，中国政府才对西藏很敏感。要是西藏真的很正常，老百姓安居乐业，心满意足，就没有理由这么敏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国是世
界大家庭的重要一员，一个繁荣的和积极的形像对中国是很重要的。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之下，可以找到办法解决目前这种不幸的局面。一旦西藏问题以一种双方认可的方式得到温和的解决，那将对香港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和台湾的统一也会有巨大的影响，而
且也会影响到其它少数民族地区像新疆等等。所以，只要真的客观地看待现在的西藏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定和团结。我近来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家和艺术家对于西藏问题的认识，对于西藏的同情和支持在增长。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形势。中国人民是很务实的，只要他们了解真实情况。我认为人民的声音和远见是非常重要的。
问：今天是911两周年的纪念日。两年前恐怖袭击以后，世界上国家之间，宗教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达赖喇嘛对于各国领导人和人民有什么忠告？
答：(笑)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我只是觉得处理恐怖主义活动有两个层面。一是眼下的工作，也就是各国政府现在所做的事情。这方面我没什么特别的想法。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从长远来看，恐怖主义是最恶劣的一种暴力形式。它不是从天而降的，也不是机器带来的，它的根源在人心。仇恨，恶意和复仇。这些是恐怖主义最终的根源，我们必须面对这种恐怖主义的最终的根源。和其它所有暴力一样，恐怖主义不是天生的，它来自人心的欲念。我一直主张在欲念的层次推行非暴力。同样，反恐最终也要考虑到情感和人心。在这方面，家长们特别重要。他们要在孩子的头脑和心中培养同情心。此外，宗教领袖，媒体和整个人类大家庭都要负起责任。那次事件是难以想象的，太恶劣了，太悲惨了。几千人死去。我当时看到大楼倒塌的时候，有些人在窗口那样伸出手来，几秒钟之后就丧生了。太悲惨了，太令人震惊了。我们可以从这个惨剧中接受一个教训：当现代技术和人的复杂的心灵和智慧结合起来并受到仇恨引导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悲剧。所以，不能让现代技术，人类智慧和消极的情感结合在一起。通过这次悲惨的事件，我们必须更加反观心灵来寻求解决的途经。这样，那次不幸的悲剧才能够转化为内心的力量。
问：谢谢你接受本台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