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琴童的“大师”之路: (郎朗Will perform in Ottawa at NAC (National Arts Center) September 24, 25
中国琴童的“大师”之路
(He will perform in Ottawa at NAC (National Arts Center) September 24, 25. Detail :www.nac.ca)
本刊记者/李剑敏
7月18日，郎朗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为BBC音乐节开场。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BBC音乐节导演凯尼恩说，如果没有东方人的热情支持，现状不佳的西方古典音乐将更加冷清。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人一向谦逊内敛，郎朗却屡屡在公开场合几近肆无忌惮地谈论、表现自己的“伟大天才”。但他洋溢、张扬的个性，反而更为西方人认同，最难取悦的批评家也为其折服。
今年初，美国有名的青少年杂志《少年人》(Teenpeople)评选的“20位将改变世界的年轻人”中，郎朗是惟一的艺术家。几年前刮起的“郎朗旋风”非但没有停歇的迹象，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
谁“制造”了郎朗？
李子昭是郎朗现在签约的环球唱片公司中国代表处的负责人。她说，环球至今只签了三位中国音乐家，分别是郎朗、李云迪和大提琴家王健。
老师或者说中国的钢琴教育体系是郎朗成材的保证。郎朗的天赋是毋庸置疑的，三岁时，他就从师沈阳音乐学院教授朱雅芬学琴。1991年，郎朗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跟随赵屏国教授学习。赵屏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钢琴家，1954年他与刘诗昆、周广仁、顾圣婴等一起，成为两位苏联教授的门生。
郎朗到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学习后，也幸运地遇到了格拉夫曼、指挥家马泽尔、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钢琴家巴伦博姆等好老师，深受他们的器重和赏识。他们不只提供郎朗艺术上的指引，也教导他音乐圈的生存法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特恩。后者曾于1979年访华，为长期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音乐世界的窗户。
郎朗赴美后受到了斯特恩的大力提携，在1999年的拉维尼亚“世纪庆典”音乐节上，著名钢琴家安德列•瓦茨因病未能上台，结果郎朗在斯特恩的力荐下“救场”成功，由此一炮打响。这就是郎朗传奇式的成名经历，当时他才17岁。
“中国钢琴时代”为时尚早
中国历来不缺钢琴演奏家，上世纪50年代解放不久就出了傅聪、刘诗昆、殷承宗等人，只是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一发展进程。但进入80年代，中国钢琴很快复苏了。用沈阳作家、曾写过《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一书的刘元举的话说：“钢琴在中国普及得就像一场人民战争”。与前辈相比，这批人的条件更好，与世界大师接触起来更便利，更适应世界钢琴文化和潮流，集大成的可能性也更大。
短短20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钢琴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现在，到了该结果收获的时候了。
郎朗、李云迪、陈萨，这是最近几年中国出现的三大钢琴天才。甚至有人惊呼，“中国钢琴时代就要到来”。
然而刘元举认为，这一代音乐家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把根更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这有一个如何走向深刻的问题。前辈大师基本都是在演奏舞台上成名并确立自己的地位，而郎朗这一代更多是靠比赛出名，有的甚至就是为了比赛而精心塑造。他们的技巧或许要比前辈高超得多，但音乐和精神则要弱一些。
音乐圈的生存环境也有不同，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体、无孔不入的商业经纪、无商不奸的唱片公司，他们能真正进入音乐境界，而不屈从于金钱、商业的包装吗？
近年在郎朗等的带动下，中国的艺术教育热空前火爆。以中国音协举办的音乐考级为例，据说每年考生人数达到了10万人次。过高的期望、世俗的功利，使得艺术素质教育成为孩子们的沉重负担。
中国琴童的路走得很艰难。赵屏国说，现在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附小比考音乐学院还要难。但艺术教育不是竞技教育，功利主义也许会培养出考级和比赛的优胜者，但不利于孩子的个性发展，也不利于艺术大师的产生。
郎朗或许是例外。傅聪对他评价很高，“他的血液中流淌着独特的、只有中国艺人才具有的气质。他在弹琴时有一种忘我的境界，非常投入，但又不失控制。”
可是郎朗也还没有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时代风格，这个过程需要等待，更需要努力。
中国琴童的“大师”之路
(He will perform in Ottawa at NAC (National Arts Center) September 24, 25. Detail :www.nac.ca)
本刊记者/李剑敏
7月18日，郎朗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为BBC音乐节开场。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BBC音乐节导演凯尼恩说，如果没有东方人的热情支持，现状不佳的西方古典音乐将更加冷清。
在西方人的心目中，中国人一向谦逊内敛，郎朗却屡屡在公开场合几近肆无忌惮地谈论、表现自己的“伟大天才”。但他洋溢、张扬的个性，反而更为西方人认同，最难取悦的批评家也为其折服。
今年初，美国有名的青少年杂志《少年人》(Teenpeople)评选的“20位将改变世界的年轻人”中，郎朗是惟一的艺术家。几年前刮起的“郎朗旋风”非但没有停歇的迹象，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
谁“制造”了郎朗？
李子昭是郎朗现在签约的环球唱片公司中国代表处的负责人。她说，环球至今只签了三位中国音乐家，分别是郎朗、李云迪和大提琴家王健。
老师或者说中国的钢琴教育体系是郎朗成材的保证。郎朗的天赋是毋庸置疑的，三岁时，他就从师沈阳音乐学院教授朱雅芬学琴。1991年，郎朗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跟随赵屏国教授学习。赵屏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钢琴家，1954年他与刘诗昆、周广仁、顾圣婴等一起，成为两位苏联教授的门生。
郎朗到美国科蒂斯音乐学院学习后，也幸运地遇到了格拉夫曼、指挥家马泽尔、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钢琴家巴伦博姆等好老师，深受他们的器重和赏识。他们不只提供郎朗艺术上的指引，也教导他音乐圈的生存法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斯特恩。后者曾于1979年访华，为长期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西方音乐世界的窗户。
郎朗赴美后受到了斯特恩的大力提携，在1999年的拉维尼亚“世纪庆典”音乐节上，著名钢琴家安德列•瓦茨因病未能上台，结果郎朗在斯特恩的力荐下“救场”成功，由此一炮打响。这就是郎朗传奇式的成名经历，当时他才17岁。
“中国钢琴时代”为时尚早
中国历来不缺钢琴演奏家，上世纪50年代解放不久就出了傅聪、刘诗昆、殷承宗等人，只是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这一发展进程。但进入80年代，中国钢琴很快复苏了。用沈阳作家、曾写过《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一书的刘元举的话说：“钢琴在中国普及得就像一场人民战争”。与前辈相比，这批人的条件更好，与世界大师接触起来更便利，更适应世界钢琴文化和潮流，集大成的可能性也更大。
短短20年，中国一跃成为世界钢琴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现在，到了该结果收获的时候了。
郎朗、李云迪、陈萨，这是最近几年中国出现的三大钢琴天才。甚至有人惊呼，“中国钢琴时代就要到来”。
然而刘元举认为，这一代音乐家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把根更深地扎在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中，这有一个如何走向深刻的问题。前辈大师基本都是在演奏舞台上成名并确立自己的地位，而郎朗这一代更多是靠比赛出名，有的甚至就是为了比赛而精心塑造。他们的技巧或许要比前辈高超得多，但音乐和精神则要弱一些。
音乐圈的生存环境也有不同，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体、无孔不入的商业经纪、无商不奸的唱片公司，他们能真正进入音乐境界，而不屈从于金钱、商业的包装吗？
近年在郎朗等的带动下，中国的艺术教育热空前火爆。以中国音协举办的音乐考级为例，据说每年考生人数达到了10万人次。过高的期望、世俗的功利，使得艺术素质教育成为孩子们的沉重负担。
中国琴童的路走得很艰难。赵屏国说，现在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附小比考音乐学院还要难。但艺术教育不是竞技教育，功利主义也许会培养出考级和比赛的优胜者，但不利于孩子的个性发展，也不利于艺术大师的产生。
郎朗或许是例外。傅聪对他评价很高，“他的血液中流淌着独特的、只有中国艺人才具有的气质。他在弹琴时有一种忘我的境界，非常投入，但又不失控制。”
可是郎朗也还没有真正建立属于自己的时代风格，这个过程需要等待，更需要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