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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原译者closecom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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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 斯大林格勒(原译者closecom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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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lily在 2003/09/04 05:32pm 第 3 次编辑]
前言
“俄罗斯不能以常理揣度。”诗人丘特切夫如是说。斯大林格勒战役也不能完全以常理揣度。对于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战斗，纯粹的军事研究不能反映当时战场上的真实状况，就好象拉斯滕堡“狼穴”中的那些地图，将希特勒孤立在一个幻想世界之中，远离他的士兵，远离那些苦难。
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在常规历史叙述的框架内，运用大量的新资料，尤其是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档案资料，记述双方部队的经历。为了再现那场战斗的空前规模，以及那场战斗对卷入其中无望逃脱的人们的影响，资料来源的多样性至关重要。
这些资料包括战争日志，随军牧师报告，私人记录，信函，NKVD（秘密警察）对德国和其它犯人的审讯记录，个人日记以及对参战者的采访等等。在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有大量极其详细的报告，这些报告当时每日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送交身处莫斯科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它们不仅记录了大量英雄事迹，也记录了许多“非常事件”（政治委员对叛国行为的一种委婉说法），如逃亡，投敌，怯懦，无能，自伤，“反苏宣传”甚至酗酒。在斯大林格勒，苏联当局处决了大约13500名苏军士兵――相当于一个多整师的人员。我不久就意识到，将如此众多的苏联红军战士自我牺牲与NKVD特别部门（该部门不久以后即成为SMERSH－反间谍局的一部分）对动摇者采取的极端残酷的高压手段联系在一起，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有那么多的前红军战士为德国人而战，这即使不能完全归因于苏维埃政权的残酷无情，也要由后者承担主要责任。在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一线各师中包括了50000多名身穿德军制服的苏联公民。一些人因受不了集中营中的饥饿而被迫入役，其它人则是自愿。在最后的战役中，许多德军报告都证明了这些与自己同胞战斗的“希维人”的勇敢和忠诚。无需多言，贝利亚的NKVD对不忠行为的规模既表示怀疑，也极为震怒。
在今日的俄罗斯，这个话题依然是一个禁区。在去往伏尔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勒）的火车上，我碰巧与一位步兵上校共享一个卧铺车厢。他开始拒绝相信会有俄国人穿上德军制服。但当我将德国档案中存放的第六集团军食物配给统计表上的情况告诉他以后，这位上校终于被说服了。因为对红军清洗的缘故，很明显他并不喜欢斯大林，而他的反应也因此更加耐人寻味。“他们不再是俄国人了。”上校平静地说。他的结论与五十多年前使用的措词几乎一模一样，当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曾向莫斯科的谢尔巴科夫送交有关“原俄国人”的报告。即使在今天，对伟大卫国战争的感情依然与当时无异，不可饶恕依然是不可饶恕。
这场愚蠢荒唐、残酷无情而又悲壮惨烈的战争，正在通过大量的，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德国人一边，最令人震撼的还不是国防军公然卷入战争罪行的问题――虽然今天在德国人们仍然热烈地讨论着这一问题――而是原因与结果的混淆，尤其是政治理想与其后果之间的背离和混乱。入侵俄国的德军――正如大量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寄回的信件中显示的那样――彻底陷入了道德混乱的困境。至少可以这样说，通过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征服斯拉夫民族，保护欧洲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侵犯，这一战争目标却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果。直到今天，许多德国幸存者仍然斯大林格勒战役视为苏维埃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通过故意的退却诱使德军中计。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这场灾难的受害者，而不是灾难的制造者。
但是，有一件事是勿庸置疑的。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具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如此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今后许多年中，它将继续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第九章 “用鲜血换取时间”：九月份的战斗
通过8月20日的新闻公报，德国人民第一次知道斯大林格勒成为了军事目标。两周之后，希特勒决定不异一切代价夺取这座城市，而他以前却从不希望自己的部队陷入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巷战之中。
高加索战线的战况可能是希特勒优先关注的事情，所以他对斯大林格勒的矛盾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高加索方向战局的影响。9月7日这一天，哈尔德认为“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而希特勒对德军在高加索地区进攻乏力的不满也达到了顶点。他拒绝接受李斯特元帅没有足够兵力完成这一任务的解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刚刚从李斯特的司令部回来，午餐时，他认为李斯特完全遵守了元首的命令。“撒谎！”希特勒尖叫道，然后大发雷霆。为了防止自己的命令被错误执行，还特别用电传方式指示德国国内将国会大厦的速记员们派到维尼察，将在每日战情会议上讲出的每一个字都记录下来。
随着在波兰、斯堪地纳维亚和法国的胜利，希特勒就开始轻视如油料供应和人力短缺这样的一般性需求，似乎他本人可以超越战争的物质限制。此时他的暴怒看起来已经将自己引向精神崩溃的边缘。在离开一周以后，瓦尔利蒙将军重新回到维尼察，他对希特勒“长时间的怒火”如此震惊，以致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个人很没有面子，他已经意识到这场生死攸关的赌博已经结束了，苏联不会在第二次进攻中被打翻在地。”尼古拉斯・冯・贝罗，元首的空军副官，回来后同样发现了“完全不同的局面”，“希特勒的所有随从都无一例外地显出一种沮丧情绪，希特勒本人则突然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
希特勒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真实战况的结果――他确实曾经告诉过自己的将军们，不能拿下高加索，就意味着不得不要结束战争――但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伏尔加河被切断，斯大林格勒的军事工业被彻底摧毁，这两个目标已经通过蓝色行动达到了，而他现在要夺取这个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似乎这件事本身可以以其它方式征服敌人。这位危险的梦想家已经转而用象征性的胜利来补偿自己了。
一两场大捷继续支撑着一个幻想，即斯大林格勒将成为验证德国力量强大无敌的关键所在。在北方战线连续不断的战斗中，第16装甲师的明星师长Count Von Strachwitz表明，在持续进行的坦克战中，胜利取决于头脑冷静，直接瞄准和迅速开火。俄国人投入一波又一波的T-34和通过《租借法案》得到的美国坦克。由于外形较高大，装甲又薄，美国坦克更加容易被摧毁。苏联乘员并不喜欢它们。“这些坦克不行，”一位驾驶员告诉俘虏自己的德军，“阀门老坏，发动机过热，传动系不灵。”
“俄国人进攻一座小山，”Freytag-Loringhoven回忆说，“我们在反斜面上。两天之中，他们总是沿着完全一样的路线进攻，把自己暴露在地平线上。”一百多辆坦克被摧毁。“视线所及之处，”一位下士在家信中写道，“到处是被击毁或烧毁的坦克”。49岁的Strachwitz师长在自己的骑士十字勋章上添了一枚橡树叶，不久即因年龄原因被送回国。他将指挥权移交给Freytag-Loringhoven。
俄国人对这一点的进攻也许是白费功夫，效果非常差。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决心却是勿庸置疑的。这种决心比德国侵略者夺取城市的决心要更加强烈。俄罗斯民族的存亡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显示勇气的时刻来临了……”，安娜・阿克马托娃的诗中这样写道。
自罗斯托夫陷落以来，所有能够鼓励抵抗的手段都得到了当局的许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报纸Stalinskoe znamia9月8日登出一张照片，是一个四肢被绑的恐惧的小女孩。 “如果你深爱的姑娘象她一样被法西斯捆绑，会发生什么事？”图片的说明是，“首先他们会洋洋得意地强?她，然后会把她扔到坦克下面。勇士前进。杀死敌人。你的职责就是保护自己的姑娘免遭匪徒的强奸。”类似这样的宣传――基本延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杀死他！》这首诗的主题――当然很粗糙，但它的含义却非常真实地反应了当时的情绪。阿列克赛・苏尔科夫的诗《我痛恨》表达了同样强烈的仇恨情绪。德国人对祖国母亲的侵犯只能用复仇的鲜血洗清。注1 9月9日，第4装甲集团军的一支前进分队偶然发现了大量《红星报》，上面有一篇伊利亚・埃伦堡写给红军战士文章，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不必考虑时间长短，不必考虑路程遥遥。只需考虑多少德国鬼子已被你干掉。杀死德国鬼子――这是母亲的祈祷。杀死德国鬼子――这是俄罗斯大地的号召。不要止步，不要动摇。杀！”
注1：毫无疑问，1942年夏天的“侵犯”宣传对1944年底和1945年苏军进入德国境内后的大规模强奸活动负有极大责任。（原作注）
对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来说，在目前危机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是挑选一名军官去接替62集团军司令员，那个人根本不相信斯大林格勒可以守住。9月10日，62集团军且战且退撤至市区。德军第29摩步师在斯大林格勒南端库波罗斯诺向伏尔加河实施突破，切断了62集团队军与其南部64集团军的联系。9月11日，德军的强大火力已经可以打到叶廖缅科设在察里津河谷的指挥部。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恰在此时抵达。在横渡伏尔加河进入这座烈火蒸腾的城市时，他被那种“令人忧伤的烧焦金属味道”所深深震撼。在不通风的掩体里，赫鲁晓夫“阴沉着脸，总用一个字回答我的问题……他取出一盒雪茄，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但火苗总是瞬间熄灭，因为地堡里的通风实在是太糟糕了。”
西蒙诺夫和他的随从在地下隧道某个拐角处安顿下来，他们只能睡在自己的大衣上。这个地点靠近察里津河的出口处。但当他们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却发现地堡里已经没有人了。“参谋军官不见了，打字员也不见了，一个人都没有了。”最终他们找到一名通讯兵，他正在收起最后一根电话线。原来，方面军司令部已经撤到伏尔加河东岸去了。由于轰炸令河岸不停坍塌，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允许将指挥所撤至河岸的另一边。62集团军指挥部是唯一留在西岸的指挥机构。
接下来那一天上午，崔可夫将军接到命令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联合军事委员会报到。新的司令部设在Yamy。他花了整整一个白天和大半夜的时间才渡过伏尔加河并找到那个地方。斯大林格勒燃烧的火光如此巨大，甚至在宽阔的伏尔加河对面，都不需要打开他那辆美国吉普的车灯。
崔可夫直到第二天一早才见到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他们介绍了目前的战局。德国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这座城市。决不能投降，也无处可退。崔可夫已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的新的集团军司令员。
“崔可夫同志，”赫鲁晓夫问，“你如何理解这项任务？”
“我们将保卫这座城市，或者在保卫城市的战斗中牺牲。”崔可夫回答说。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看着他，告诉他这一理解完全正确。
那天晚上，崔可夫带着两辆T-34由Krasnaya Sloboda出发，乘一条渡轮前往察里津河谷下方的中央登陆场。船一靠岸，几百人就从弹坑中无声无息地涌出来。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希望逃离的平民，其它人则要将伤患转移上船。崔可夫和他的随从们启程去寻找自己的指挥部。
他们走错了许多次路，才由一位工兵部队的政委领到马马耶夫岗。这是一个巨大的鞑靼人墓地，人们也用高度称之为102高地。在那里，崔可夫找到了62集团军的指挥部，也见到了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将军。崔可夫粗犷生硬，而克雷洛夫精明细致，分析能力较强，两个人虽然性格迥异，但对对方和局势却有清楚的了解。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守住斯大林格勒，他们必须要付出无数生命的代价。正如崔可夫后来形容的那样：“时间就是鲜血。”简单而又残酷。
崔可夫开始向所有流露出撤退企图的指挥员大加恐吓，这一工作得到了克雷洛夫和集团军政委，光头浓眉的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的支持。一些高级军官已经开始偷偷过河，抛弃了他们的部下。而崔可夫意识到，这些失去领导的人同样希望“尽快渡过伏尔加河，远离这个地狱”。他要求NKVD的部队控制所有登陆场和码头。逃亡者无论军阶大小一律要被处决。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部队可靠程度的警讯。那天早晨，第6近卫坦克旅的一名高级军士杀了自己的连长，然后用手枪将驾驶员和话务员逼出坦克。这两个人一出来，他就启动坦克向德军第76步兵师的防线开去。由于这名军士有一面白旗准备伸出炮塔，调查人员断定这个“经验丰富的叛国者”已经事先“计划好了这一令人厌恶的阴谋的所有细节。”那两名在枪口威逼下退出坦克的战士被认为已经“表现出了怯懦”。两人后来受到军法审判并很可能被枪毙。
当时，第62集团军只有大约20,000人。坦克也不到60辆，而且许多只适合作固定火力点。但崔可夫有700多门迫击炮和大炮，他要求将所有的重炮撤到东岸去。当务之急是削弱德国空军无敌空优的效果。崔可夫也注意到德军部队不太愿意进行近距离的战斗，尤其是在晚上。为了疲劳敌人，“我们必须要让每一个德国兵都感到他生活在俄军的枪口之下。”
崔可夫迫在眉睫的工作是在德军可能要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之前，掌握那些他以前并不知道的部队的情况，以及他没有侦察过的阵地的情况。按照崔可夫的说法，他发现那些简单的防御工事就是一些路障，用卡车就能推到一边去。但另一方面，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部却夸大了情况，报告称“阵地坚固，地下工事很深，还有混凝土炮台。”而进攻者不久就发现，他们的真正障碍是被摧毁的城市地貌。
也在9月12日那一天，保卢斯正在希特勒位于维尼察的“狼人”司令部。哈尔德将军和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赫斯将军也在场。关于那天的会议记录不太一致。保卢斯声称，他提出了自顿河一直延至沃罗涅日漫长左翼的问题，而且缺乏能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队坚强作战办法。根据保卢斯所言，希特勒的计划是建立在俄国人资源即将耗尽的假设基础之上，而且顿河侧翼将得到更多轴心国部队的加强。希特勒只关心斯大林格勒，想知道这座城市何时会陷落。保卢斯大概重复了前一天他对哈尔德的估计：10天战斗，“然后14天休整重组。”
德军第一阶段的进攻开始于次日清晨，德国时间4时45分，俄国时间6时45分。（希特勒仍然坚持国防军在俄罗斯的作战时间要与其东普鲁士狼穴司令部保持一致。）在LI集团军群的左翼，第295步兵师向马马耶夫岗进攻。右面，第76步兵师和第71步兵师进攻中央火车站和伏尔加河边上的中央登陆场。第295师的军官们用一次冲锋就能打到伏尔加河的热望激励部属的斗志。
过去数日对苏军阵地的炮击和空袭一直非常猛烈。“一大群斯图卡从我们头顶飞过，”第389步兵师的一名下士写道，“他们攻击的地方，我们感觉哪怕是一只老鼠都不可能活下来。”9月13日，轰炸如以往一样持续了一整天。崔可夫从马马耶夫岗他的指挥所用炮兵观察镜注视着战局的变化。从破碎瓦砾中腾起的大片烟尘将天空染成灰褐色。大地在爆炸声中不停地颤抖。在掩体里，细土好象从沙漏中流出来一样，不停地自木顶的圆木间落下。参谋和信号员们都蒙了一身土。轰炸还切断了野战电话线。派出去寻找断点进行修复的巡线员们在野外伤亡很大。由于断线太频繁，年轻的女话务员也被派出去冒险。全天崔可夫只与后方的叶廖缅科通过一次电话，而到了下午晚些时候，他失去了与西岸各师的所有联系。崔可夫被迫依靠通讯员恢复联络，而这些通讯员在穿过炮火密布的城区时，比巡线员的损失还快。
尽管德国人在城市的西部边缘地带取得一些进展，夺取了一个小型机场和若干兵营，但他们攻入北面突出部的尝试却失败了。战斗比预期的要艰苦得多。很多人私下意识到他们可能要在斯大林格勒过冬了。
当晚，崔可夫决定将指挥部转移到原来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的坑道中去。那条坑道从察里津河谷一直通到伏尔加河岸边的普希金斯卡娅・尤里察大街。察里津河谷同样是保卢斯和霍特两个集团军作战的理想分界线。赛德里茨所属各师在北面向马马耶夫岗和中央火车站进攻，而霍特的第14和第24装甲师以及第94步兵师也在南面作好了进攻准备，他们的打击目标是遍布斯大林格勒天际的长方形的混凝土谷仓。
第71步兵师攻入察里津河以北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消息让在元首司令部的人们大大狂喜了一番。当天晚上，克里姆林宫也收到同样的消息。斯大林正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讨论在斯大林格勒实施一次战略性大反击的可能性，他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来，说叶廖缅科打电话过来。与叶廖缅科交谈后，斯大林将这个消息告诉两位将军。“叶廖缅科说敌人正在城市近郊增强坦克力量。他希望明天发动一次进攻。”他又转向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向罗季姆采夫的第13近卫步兵师发布渡河命令，然后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你能送过去。”一小时后，朱可夫坐飞机回斯大林格勒。
9月14日凌晨，崔可夫和他的参谋人员乘坐两辆车南行，穿过城市废墟到达察里津地堡。碎石遍地的街道勉强可以通行，虽然路程很近，但他们一路上还是要经常停下来。崔可夫非常不耐烦，因为他已经命令实施一次反击，必须要在新指挥部就位。他的部队在几个地点都把德国人打得措手不及。但当太阳升起，德国空军的斯图卡中队开始活动以后，苏军的进攻即被击退。那天早晨崔可夫接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是第13近卫步兵师将于当晚过河。但是，当天德军攻势迅猛无比，许多人开始怀疑罗季姆采夫的部队能否顺利登上西岸。
德军第295步兵师继续在马马耶夫岗长长的斜坡上展开攻势。但对斯大林格勒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则来自于他们的南面。“两个师（71师和76师）都有进展。”第6集团军过于乐观的报告称，“日中时的一次进攻楔入中央火车站，下午3时15分，自来水厂被占领，他们到达了伏尔加河岸边！”实际上，那天上午中央火车站在2个小时内易手3次，下午被NKVD的步兵营重新夺了回来。
中午刚过，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到达崔可夫的指挥部，将军制服脏得一塌糊涂。他的双脚一踏上伏尔加河西岸，不间断的空袭就迫使他不停地跳入弹坑躲避轰炸。罗季姆采夫是一个幽默的人，身上有一股浓重的学生的热情劲儿。他看上去更象一位莫斯科知识分子，而不是一名红军将军，苏联英雄。过早灰白的头发，两边削得很短，中间直发冲天，让他的脑袋看起来更长了。37岁的罗季姆采夫属于极少数天生就可以嘲笑危险的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服役于代号Pablito的部队，是在1937年瓜达拉哈拉战役起关键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在那场战役中，西班牙共和军将墨索里尼的远征军团打得落荒而逃。罗季姆采夫是部队的英雄，部下们宣称他们负伤以后最害怕的事，是伤愈归队的时候被派到其它部队服役。
崔可夫让罗季姆采夫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险恶。他刚刚投入最后一支预备队，来自坦克旅的19辆坦克。他建议罗季姆采夫将所有重武器都留在后方，部队只需要携带随身武器，机枪和反坦克枪，以及尽可能多的手榴弹。
崔可夫召来NKVD第10步兵师师长，斯大林格勒警备区司令A・A・萨拉耶夫上校。上校自七月份一直在斯大林格勒工作，手下有五个团NKVD部队（7500人多一点）。但他的势力现在增强了许多。他已在伏尔加河两岸建立了一支人数多达15000人的独立军队，同样还控制着所有的路口和河上交通。崔可夫此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他威胁说如果萨拉耶夫不接受他的命令，他就马上给方面军司令部打电话。尽管贝利亚曾经恐吓一名高加索前线的指挥员要“打断他的脊梁”，因为那人曾建议将NKVD部队置于军队领导之下，萨拉耶夫意识到此时他最好还是聪明地服从。从克里姆林宫吹出来的风开始向军方倾斜了。
由萨拉耶夫指挥的民兵营受命占领关键的建筑物并坚守到最后一刻。一个营的NKVD正规军被派往马马耶夫岗，同时另外两个步兵团接受了阻止敌人向伏尔加河推进的任务。必须要保证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能够上岸。NKVD的部队勇敢地战斗着，损失惨重，该师最后被授予列宁勋章和“斯大林格勒斯基”的称号。萨拉耶夫在战斗中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但不久就丢掉了自己的地盘。10月的第二周，罗加丁少将接替他担任NKVD部队的指挥官，他把新的指挥所设在河东岸。
另一件不太令人愉快的事发生在那天晚上。在伏尔加河的另一侧，斯大林的文官代表马林科夫将空军第8集团军的高级军官召到方面军司令部。当军官们进来时，他们以为自己是被召来受勋的。叶廖缅科和朱可夫站在后面。自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马林科夫就怀疑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关于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空袭报告，然而此时，他将不满发泄到这些红军空军的军官们身上。他要求知道哪一天哪些部队在作战，然后指责他们缺乏主动精神。他口口声声说要对指挥员进行军法审判。为了显示他的权威，马林科夫将一名梳着大背头，身材矮小，一脸骄纵的黑发少校叫到前面来。“斯大林少校，”他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儿子（注1）说，“你的部队的战斗表现令人厌恶。在上一次战役中你的24名飞行员没有一个人击落哪怕一架德国飞机。这是为什么？难道你忘了如何作战了吗？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件事？”然后，马林科夫开始羞辱空军第8集团军司令员赫柳金将军。只是朱可夫的介入才算了结此事。他提醒大家罗季姆采夫的师将要渡过伏尔加河。战斗机团负责保护他们，最好保证没有一枚德国炸弹落下来。航空兵军官们鱼贯而出，噤若寒蝉，一句话都不敢说。
原注1：苏联领导人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儿子也在斯大林格勒的红军空军中服役。瓦西里・斯大林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不久就逃避战斗任务转去制作一部关于空军的宣传片。
最高统帅部三天前就已下令让第13近卫步兵师向斯大林格勒开进。尽管有10000多人，但其中十分之一的人没有武器。他们在东岸克拉斯诺斯洛博达附近散开，在乌克兰白杨、榆树和柳树的保护下躲避德国空军的侦察。从南面的卡米辛过来的这支部队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准备。罗季姆采夫明白军情紧急，一路催促所属各部加快速度。卡车的水箱坏了，驮载物资的骆驼快要疯掉了。汽车扬起的厚重灰尘让“系在通讯天线上的风筝都变成了灰色”。途中好几次部队不得不散开以躲避黄鼻子的梅塞施米特尖叫着对他们进行的低空扫射。
在接近伏尔加河的地方，干燥的，尘土飞扬的大草原渐渐被枫树林取代，说明他们离水源越来越近了。一棵树上钉着一个箭头指向标，上面写着“渡口”两个字。战士们看到前方浓浓的黑烟，互相用肘搡着队伍中的同伴。在大河另一侧，一场大战正在等待他们的到来。浓浓的黑烟就是这场大战的第一个信号。
他们在河边迅速领取弹药、手榴弹和口粮――面包、香肠和沏茶用的糖。罗季姆采夫在与崔可夫交谈后，决定不能等待天色完全黑下来再过河。在暮色中，第一批近卫军匆忙地涌上了泊在岸边的船只。这些船五花八门，既有伏尔加河区舰队的炮艇，也有拖船、驳船、渔船、舢板，甚至还有划艇。留在东岸等候的人们则试着计算这些船回来接他们要用多长时间。
渡河可能让那些坐划艇的人感觉最可怕。水波轻轻拍打着船首，桨架一齐吱嘎作响。在宽阔的河面上，远处步枪清脆的射击声和爆炸的轰鸣声听起来空旷深远。但是，靠近岸边的德军大炮、迫击炮和机枪开始转移射击目标。河中心不时腾起巨大的水柱，把船上的人浇得透湿。水面上不久就漂起被震昏的鱼儿，银白色的肚皮闪闪发亮。一艘伏尔加河区舰队的炮艇被直接命中，船上的二十个人无一幸免。仿佛是登山运动员从不向下看，一些人低头盯着船边的水，竭力不看远处的河岸。另一些人则不停地观察西岸燃烧的建筑物，戴着钢盔的脑袋本能地缩在胸前。他们正在进入一幅地狱般的画面。夜幕降临了，在高耸的河岸上，一些高大建筑物的外形被熊熊大火勾勒得清清楚楚，投下诡异莫测的阴影。夜空中到处是燃烧的火星。“沿岸遍布烧焦的机器和船只残骸”，把眼前的河岸弄得“一团糟”。越靠近岸边，建筑物的焦糊味和废墟中腐败尸体的恶臭气息就越强烈。
罗季姆采夫的第一批近卫军没有上刺刀。他们从船两侧跳入河边的浅水中，奋力冲上陡峭的沙质河岸。登陆的一个地点距离德军仅有100码左右。近卫军战士们都非常清楚，他们逗留的时间越长，死的就越快。幸运的是，德国人没有时间挖战壕或准备阵地。左翼，第42近卫步兵团的一个营与NKVD部队汇合，将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德军击退。右翼，第39近卫步兵团向一座大型红砖厂房（这座弹痕累累的建筑物作为纪念被保留至今）发起进攻，并以残酷的近战扫清了这一地区的敌人。第二梯队到达后，得到增强的各步兵团继续向前推进到横穿马马耶夫岗山脚的铁道线边上。
在24小时之内，第13近卫步兵师就损失了30%的人员，但河岸安全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时，开始的10000人只活下来320人）发誓说他们的决心“来自于罗季姆采夫”。在他的榜样精神作用下，他们也实践了这一誓言：“后面就是伏尔加河，我们决不后退。”
德国人起初把罗季姆采夫的反击当成了一次暂时的挣扎。他们相信自己攻入城市中心之后就不可能再被赶出来。“从昨天开始，第三帝国的旗帜就飘扬在市中心的上空，”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军人当天写道，“市中心和（中央）火车站区域在德军手中。你无法想像在得到这个消息（指苏军夺回火车站――译注）时我们的心情。”但是在寒冷天气中瑟瑟发抖的士兵们，却已经在“梦想着冬天温暖的地下室，烧得旺旺的兴登堡式壁炉，以及一大堆爱意浓浓的家信。”
德军的一些步兵连已经推进到察里津河谷之中。第62集团军指挥部的出口处于德军的直射火力之下，察里津地堡中挤满了伤患。不一会，温暖潮湿的空气就变得令人窒息。参谋军官们因缺氧而昏厥。崔可夫决定再一次变更他的指挥所地点。这一次，他要先过河，驱车向北，再过河回到西岸。
马马耶夫岗的战斗日趋激烈。如果德国人占领此处，他们的大炮就可以控制伏尔加河。NKVD的一个步兵团竭力据守高地上的一小块阵地，直到9月16日拂晓罗季姆采夫的第42近卫步兵团残部和另一个师的部分兵力赶来增援。新锐力量当天早晨攻击了山顶和山肩。从几周前情侣们漫步的公园看去，马马耶夫岗已经面目全非。地上看不到一块玻璃的碎片，反而布满了炮弹、炸弹和手榴弹的残片。整个山坡被轰炸犁了个遍，到处都是弹坑。这些弹坑在激烈的冲锋与反冲锋中成为士兵们现成的战壕。近卫军人肯提亚将第295步兵师竖立在山头的德军旗帜扯下来，踩了几脚。他因此声名大振。但那些不光彩的插曲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据说，马马耶夫岗上苏军一个炮兵阵地的指挥员临阵脱逃，因为“他害怕会被抓起来对自己在战斗中的懦夫行为负责”。当一股德军步兵突进来并进攻这个阵地时，炮兵们惊慌失措，四散而逃。一级中尉M表现得“优柔寡断”，未能击毙德军。此时此刻这就是死罪。
9月16日夜11时，以北大约五英里的苏军第112步兵师一名排长，中尉K，发现4名士兵和他们的军士长都不见了。“他没有采取措施寻找这些人并阻止他们的叛国行为，而仅向连长报告了此事。”凌晨1时左右，政治委员克拉巴诺夫到该排调查情况。当他走进战壕时，他听到从德军阵地传来俄语呼叫，点着这个排每一个士兵的名字，催促他们过去。“你们都应该开小差，他们会给你们吃好的，优待你们。在俄国这边，你们只是死路一条。”接着，政委注意到有几个身影穿过无人区投向德军那边。更让他暴怒的是，这个排的其他士兵没有向他们开枪。他发现包括军士长在内共有十名士兵已经跑掉了。排长随即被逮捕并军法审判。对他的判决没有任何记录，可能是死刑，也可能会被送往shtraf。还是这个师，一名上尉显然试图劝说其他两名军官与他一起开小差，但其中一名军官“拒绝了他并处决了这个叛国者”。也有可能这个版本的故事是私人恩怨的一种伪装。
随后几天中，德军的反冲击一次接一次，但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和NKVD的残余部队仍然坚守在马马耶夫岗上。第295步兵师的战斗陷入僵局。他们的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得不对步兵连进行合并。军官的伤亡奇高，很大程度上是苏军狙击手造成的。在一线连续战斗将近两周之后，该师柯尔菲斯上校的团下属某连连长已经是第三任了，一名年轻的中尉。
“消耗战”在马马耶夫岗一直持续着。在以后的两个月中，德军重炮不停地轰击着苏军阵地。作家瓦西里・格劳斯曼看着炮弹将泥土高高抛向天空，“泥土变成云，然后被重力法则筛选一遍，重一些的土块直直砸向地面，尘土则向上直冲天际。”大地在无休无止的炮击中剧烈翻腾。焦黑的斜坡上，战斗留下的尸体不断被刨出，接着再被掩埋。据说在战争结束许多年之后，人们在清理山坡时发现了一个德军士兵和一个苏军士兵的遗体，明显可以看出，这两具尸体互相刺杀同归于尽后立刻就被炮击翻起的泥土掩埋了起来。
在朱可夫含蓄的表述中，这是“斯大林格勒最为困难的时期”。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相信这座城市完了，而克里姆林宫的情绪也紧张到了极点。9月16日晚，刚刚吃过晚餐，波斯克列贝舍夫静悄悄地走进来，将总参谋部中央情报部的一份手抄件放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那是截听到的柏林电台的消息。“斯大林格勒已经被勇敢的德国士兵占领。俄国已被切成两段，北方和南方，并将很快在死亡的痛苦中崩溃。”斯大林将这条消息看了好几遍，然后久久站在窗前。他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带他去大本营。通过电话，他命令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将斯大林格勒现在发生的事向我报告。斯大林格勒是否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你们的回答要坦率真实。我等着你们马上答复。”
实际上，迫在眉睫的危机已经过去了。罗季姆采夫的师在千钧一发之刻抵达。那一天，德军指挥官们清楚地意识到苏军增援部队已经过河，位于察里津河以南已被严重削弱的第35近卫步兵师得到了戈里什内的第95步兵师和一个海军陆战旅的增援。德国空军也发现苏空军第8集团军升空抵抗的飞机数量在增加。此时的苏联飞行员仍然对他们的敌手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并因此而经常被击落。“只要出现一架Me-109，”一名政工人员的报告中抱怨，“大家就开始象旋转木马一样拼命盘旋，不让对方咬住自己的尾部。”
但最让德国空军注意的是地面防空炮火密度加大了。“斯图卡中队一出现”，第24装甲师一名空军联络官写道，“天空立刻充满高射炮火不间断射击留下的黑色烟团。”如果一架让人切齿的斯图卡被凌空打爆，燃烧的碎片四散而落，下面的苏军阵地马上就会爆发热情的欢呼声。在伏尔加河两岸越来越强的火力中，即使速度更快的战斗机也难以避免损失。9月16日，一架Me-109在伏尔加河上空被击中，飞行员尤尔根・卡尔伯军士被迫跳伞。他落到河里，然后游到岸边，结果发现红军战士正在那里等着他。
德国空军的轰炸机机组几乎没有任何喘息之机。所有的飞机都要进行穿梭轰炸。9月19日那天，一位飞行员算了一下，发现在过去三个月内他已经执行了228次任务：等于过去三年在“波兰、法国、英国、南斯拉夫和俄国累计”执行任务之和。他和整个机组一天要在空中呆上六个小时。
德军大部分机场都是顿河大草原上的临时机场。地面生活非常紧张，吃饭匆匆划拉几口，野战电话叮铃铃响个不停，还要详细研究作战区域的空中侦察照片和地图。到了空中，确认地面目标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下面是大片“难以置信的废墟和火焰”，燃烧的油罐升起巨大的黑色烟柱，在10000英尺高空太阳都看着脏兮兮的。
来自集团军的出勤命令接连不断：“攻击目标区域A II，西北部分，大片房屋区，那里有敌军的激烈抵抗。”但是，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却没有太多的成就感，因为他们反复蹂躏的只是一大片废墟。“支离破碎，烧得精光的工厂厂房，连一堵墙都没留下。”
地勤人员，“机务、武器、炸弹和无线电技师”，要为“每天三次、四次、五次”升空的飞机做好准备，没有片刻喘息。而机组人员只有在傍晚和早晨的时候才能获得一丝宁静，但即便此时他们也不能在机场附近?达太长的时间，只好欣赏一下“无边无际的田园”上广袤的天空。已经是九月的第三个星期了，霜冻越来越频繁。9月17日，气温突降。大家纷纷在破旧的夹克里套上毛衣。“士兵的衣服”，一位医生认为，“实在破烂不堪，他们不得不经常穿上一些俄国军装。”
马马耶夫岗鏖战正酣，双方为争夺伏尔加河下游沿岸一座巨大的粮仓又爆发了激烈的战斗。霍特的第48装甲军进展迅速，已将这一天然要塞彻底包围。9月17日夜，中尉安德列・赫兹扬诺夫率领一个排海军陆战队冲进包围圈增援守军，第35近卫步兵师的守卫者们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尽管手中只有两挺老式的马克沁重机枪和两支长长的苏式反坦克枪，但当一名德军军官和翻译举着白旗过来要求他们投降时，他们仍然向一辆德军坦克开火。德军随即用炮火覆盖这一区域，为萨克森第94步兵师――这个师的徽章是两把交叉的梅森瓷剑――的地面进攻做准备。
9月18日，50多名守军打退了敌人的十次进攻。他们感到可能不会再有补给，就开始小心地节省弹药、口粮和水。随后两天的战斗条件极其艰苦。浓烟和灰尘使他们呼吸困难，粮仓里存放的粮食也着火了。水很快就消耗殆尽，甚至连马克沁重机枪的冷却水都不够用。（可以想见，陆战队员只能依靠自己的尿为机枪降温，就象一次大战期间人们经常干的那样。但是苏联方面的记录回避了这样的细节。）
9月20日，更多的德国坦克赶来准备把苏军彻底消灭，此时守军的手榴弹和反坦克子弹都已用完，两挺马克沁也全坏了。由于粮仓内烟尘迷漫，可见度极低，战士们只好用嘶哑的喊叫声保持联系。如果德国人冲进来，他们就向有声音的地方开火。那天夜里，幸存者突围了，他们手中只剩下少得可怜的一点弹药。而伤员不得不全部留了下来。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但对德国人而言却算不上什么大胜。然而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保卢斯在集团军司令部设计臂章时还是选择了这座巨大的粮仓作为斯大林格勒的象征物。
市中心一些得到加固的建筑物也有类似的顽强抵抗，德军为了夺取它们损失了很多人。守卫这些“要塞”的红军战士们来自不同的师，他们英勇无畏地坚守着阵地，同样忍受着难耐的饥渴。双方为了争夺红色广场上的Univermag百货商店展开一场苦战，那里设有第42近卫步兵团第1营的指挥部。一座被称作“制钉厂”的小仓库成为红军的另一个据点。而在不远处一幢三层楼房里，近卫军战士们坚持战斗了五天，墙壁已被打成齑粉，砖末充满了他们的鼻孔和干裂的喉咙。由于年轻的护士胸部受伤牺牲，伤员无人包扎，只能躺在地下室里等死。将近半个营的守军最后只剩下六个人，他们在德军坦克撞倒砖墙的最后关头成功撤离。
德军在市中心有所斩获，但最令红军感到威胁的却是德国人在中央登陆场方向的进展。这使他们能够在镁粉照明弹的帮助下用大炮、六管火箭炮和机枪对夜间的主要渡河地点进行打击。德国人决心不让守军继续获得援兵和补给。
中央火车站在五天内易手十五次，最后德军占领了这片废墟。罗季姆采夫采取崔可夫的策略，命令前线与敌人距离不得超过五十码，从而使德国人的大炮和飞机无法发挥作用。他师里的战士们对自己的枪法都十分得意。“每一名近卫军战士都象狙击手一样射击”，“迫使德国人只能爬，不敢走。”
关于第42近卫步兵团第1营的作战情况，崔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大段转述了一名幸存者的叙述，以此对这支部队顽强英勇的作战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以下摘自崔可夫的回忆录：
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烟雾笼罩着河岸。在河岸上，一群带着步枪、自动枪的人，向远处走去。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机敏的人，身上挂满了手榴弹，一双眼睛又红又肿。他就是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上尉。他当时是罗季姆采夫师近卫步兵第42团1营1连的连长。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指挥官在接受了任务以后，迅速地拉开队形，带领连队向车站方向走去，队伍很快就消失在烟雾和黑暗之中。过了几分钟，车站方向传来了密集的对射声。这说明他们连已投入战斗。
“请允许我从头讲述整个经过。”当我与安东・库兹米奇在桌旁坐定后，他说。
下面就是他的叙述：
“当我带领连队前往车站，并开始与敌人对射的时候，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赶上了我。他来到我面前，一边擦着眼镜，一边警告说：‘要切断敌军并牵制住他们。要长时间地坚守在那里，要多带些手榴弹。’
我带领连队在黑暗中来到车站的铁路迂回线。
夜里，四周都是射击声、爆炸声。我们战士以战斗组为单位，在一些毁坏的房子里构筑起工事，非常艰苦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我觉察到，车站的建筑物在敌人手中。于是，我们从左面穿过铁路路基。在交叉路口，我们看见一辆被打坏的我军坦克，附近有10个坦克手。我们在车站建筑物附近集中后，便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来。
先是一顿手榴弹，然后，我们的战士冲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敌人仓皇逃命，并在黑暗中胡乱地射击。
就这样，我们连占领了车站。当敌人清醒过来，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连时，我们已占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尽管敌人多次从三面向我发起攻击，可车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们手中……
清晨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沉闷的清晨。法西斯的俯冲飞机，借着黎明的光亮，向车站投下几百枚炸弹。轰炸之后，紧接着又是炮火轰击。车站的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墙壁坍塌了，钢筋扭曲了，可战士们仍在继续战斗……
直至傍晚，敌人们未拿下车站建筑。最后，他们信服了：任何攻势都不能使我们屈服。于是，就转向迂回线。这时，我们把战斗转到车站前的广场。在喷泉旁、在铁路路基边，展开了激战。
我还记得这样的情形，德国人绕到我们后方，聚集在车站前广场上的角楼里。在我们的地形图上，我们称角楼为‘制钉厂’，因为，那里曾经存放过钉子。敌人企图从那里向我们背后实施突击。然而，我们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并先向其发起反攻击。这时，我们得到了正向车站开近的扎沃敦上尉的迫击炮连的火力支援。我们没有能够完全地占领‘制钉厂’，只占领了一个车间。而旁边的车间仍在敌人手中。
这时的战斗已转到建筑物里面了。我们连的兵力几乎消耗殆尽。不仅我们连，整个营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营长切尔维亚科夫上尉受伤了，被后运到伏尔加河对岸。全营由费多谢耶夫上尉指挥。
敌人从三面向我营压过来。弹药已很紧张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为了找水，首先为机枪找水，我们射穿了自来水管，从里面一滴一滴地渗出水来。‘制钉厂’建筑物里的战斗忽停忽起。在短兵相接中，刀、铁铲、枪托都派上了用场。拂晓时，敌人调来了预备队，一个连接一个连地向我压来。面对这样的强攻，我们显然是很难抵挡的。
我立刻向费多射耶夫上尉报告眼前的形势。这时，科列加诺夫少尉指挥的步兵第3连前来增援我们。在来路上，这个连遭遇到密集的炮火，并遭到多次攻击。瘦高个的科列加诺夫，身上穿着沾满泥土的士兵服，到底还是把连队带来了。他镇静地报告说：‘全连还剩20人，前来报到。’
他在给营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已到达‘制钉厂’，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只要我活着，任何恶棍也休想胡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分成小组的德国自动枪手和狙击兵，向我后方摸过来。他们隐蔽在暗楼、废墟和下水道里，从这些地方向我们射击。
费多谢耶夫营长指示我，组织一个冲锋枪手小组，摸到敌人后方去。我执行了他的命令。关于这件事，我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的……”
安东・库兹米奇让我读了这一页。这里，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他写的话：
“9月18日。刚才，志愿冲锋枪小组悄悄地逍遁在夜幕中。他们走了，他们懂得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潜入敌人后方，并在那里独立作战。
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5天的弹药和给养以及在敌后作战的详细指示。
不久，敌人的防御就出现乱子。敌人显然搞不清：是谁捣毁了刚刚运来弹药的汽车，是谁消灭了机枪手组和炮兵班。
从早晨到中午，敌机不断在城市上空盘旋。一些飞机离开机群，隐入高空，然后又掠地飞行，向街道、向建筑物的废墟上抛洒暴雨股的子弹；另一部分飞机，拉响战斗警报器，在城市上空盘旋，企图制造紧张慌乱气氛。燃烧弹从天而降，重型地雷接连爆炸，城市笼在熊能大火之中。9月18日夜间，德军炸毁了我们车间与‘制钉厂’其他建筑之间的围墙，并开始向我们投掷手榴弹。
我们的战士刚刚把敌人掷来的手榴弹从窗子扔回去，一颗手榴弹爆炸了，科列加诺夫少尉受了重伤，红军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两个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科列加诺夫救出来送往伏尔加河。再往后他的命运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读完这几行日记，我问道。
“我们在‘制钉厂’坚持战斗了一天多，”安东・库兹米奇继续讲：“扎沃敦上尉带着他的迫击炮连来增援我们。他们的迫击炮弹早已打完了，但是，迫击炮手们打起仗来个个都很勇猛。9月20日傍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重新配备力量，向车站集结火炮和坦克。全营接到命令：做好准备，打退敌坦克的攻击。
我从连里挑了一些人组成几个小组，给他们配备了反坦克武器、手榴弹和燃烧瓶。但是，这一天，敌坦克没有发起进攻。
午夜，一个当地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偷偷地来到我们这儿，告诉我们，德军坦克准备发起突击。她还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敌军布署的有价值的情况。我记得她的名字叫玛丽娅・维杰涅耶娃。在那些日子里，城里的居民经常帮我们搞一些侦察，也常常给我们送水来。遗憾是的，这些勇敢的爱国者没有留下姓名。我只记得还有一个年青的女侦察员，战士们都叫‘莉莎’，她在一次轰炸中牺牲了。
9月21日，这一天是1营命运攸关的一天。德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从清晨起就发起疯狂的进攻。火力之猛，攻势之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敌人把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武器、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这次进攻，想一举摧毁我车站地区的抵抗力量。但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下午，我们营被切为两段。
营部和一部分部队被隔在百货商店附近。敌人包围了这一地区，并从四面向其进攻。百货商店里展开了白刃战。费多谢耶夫上尉率领营部人员，在那里与敌人进行了了力量悬殊的搏斗。有几个勇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派了4个战斗小组赶去援救。但法西斯匪徒集中了坦克火力，猛烈轰击所有活下来的人。就这样，1营营长费多谢耶夫上尉和他的勇敢的助手们全部牺牲了。
他们牺牲后，我承担了剩下的几个分队的指挥。我们开始向‘制钉厂’附近集中。我把这里的形势写成报告，派通讯员给团长送去。可是，这个通讯员再也没有回来。我与团里失掉了联系，只能独立作战了。
敌人隔断了我们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弹药的供应也中断了。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命令部队要节约弹药、收集阵亡者的弹药盒及缴获的武器。傍晚，希特勒匪徒又一次发动进攻，他们以密集队形向我占领的阵地逼过来，想挫败我们的最后抵抗。我们的战斗分队愈来愈少，只得缩短了防线，并开始慢慢地向伏尔加河撤退。我们尽量拖住敌人，并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近距离，让敌人无法使用火炮和飞机对我实施攻击。
我们一边撤退，一边利用每一个建筑物来战斗。只是在地板和衣服都被烧着了的时候，我们才退出这个临时阵地。整整一天时间，敌人才前进了不到两个街区。
在红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团街的交叉路口，我们占领了拐角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从那里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的接近路。这座楼房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构筑防栅，利用所有的窗户和墙洞裂口作为我们的射击孔。
我们在地下室的窄小的窗户上架设了重机枪，我们把应急储备弹药―最后一条子弹带装上了重机枪。
两个由6个人组成的小组爬上了三层楼和楼顶，他们的任务是：拆掉隔墙，准备大石块和木头，以便在敌人密集进攻时派上用场。我们在地下室划出地方作为安置重伤员之用。我们的防守兵力总共只有40人。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敌人的进攻一次紧接着一次。每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我们都仿佛觉得，再没有力量对付下一次的进攻了。可是，当法西斯分子发起新的攻击时，我们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力量，又想出了办法。战斗就这样持续了5天5夜。
地下室里的伤员愈来愈多，能作战的只有19人了。没有水，就剩下几公斤外壳烧焦的粮食。德国人想困死我们，他们停止了进攻，只是用大口径机枪不断地扫射着。
大家都视死如归。只是想怎样才能死得更有价值。这时，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胆小鬼，他看到在这里迟早就要死，就决定扔下大家，趁夜色逃过伏尔加河去。他明白这是可耻的叛变行为吗？他当然明白。他怂恿了另一个胆小和意志薄弱的人，一起去干这卑鄙的勾当。夜里，他们悄悄地溜到伏尔加河边上，他们用大木头做了一个木筏并把它推下水。但刚离岸不远，就遭到敌人的射击。胆小鬼的同伙被打死了，可他本人却渡过河，并找到了我们营的留守排。他胡说，全营覆没了。
‘我亲手在伏尔加河岸边埋葬了德拉甘上尉’。他撒谎说。
只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可是，正如您所看见的，他不应该在我40岁以前就把我埋葬了。
……法西斯又进攻了。我跑到楼上去看望我们的战士。我看到，战士们消瘦、变黑的脸上，充满紧张的神情，伤员们身上都缠着血污的绷带，可他们双手仍然紧握着武器，目光中没有丝毫的胆怯。卫生员柳巴・涅斯捷连科因胸部受伤、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她的手里还拿着绷带。看来，她在死前的一刻，仍然想帮助同志们包扎伤口，但是，没来得及……
法西斯的进攻被打退了。在寂静中，我们听到，在马马耶夫岗和城市工厂区那边，仍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
怎样帮助城市的保卫者呢？怎样才能把已停止向我们这个楼房进攻的敌人，哪怕是一部分，吸引过来呢？
我们决定在房顶上悬挂起红旗――让法西斯分子知道，我们并没有停止战斗！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怎么办呢？一位重伤员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他脱下血迹斑斑的白衬衣，用它擦干正在流血的伤口，然后交给我。
敌人用扩音器向我们喊话：
‘俄国佬，快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在我们的屋顶上，飘扬起了红旗！
‘狗养的，别瞎说！我们还要活很久呢！’我的通讯兵科茹什科大声地回答。
接下去的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我们有时射击，有时扔石块，并掷出了最后一批手榴弹。突然，从后方、在无门窗的墙壁外面响起坦克履带声。反坦克手榴弹已经用光了。只剩下一枝带3颗子弹的反坦克枪。我把这枝枪交给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让他通过暗道去拐角处，从正面射击敌坦克。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就被法西斯的自动枪手抓住了。别尔德舍夫对德国鬼子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过了1小时，敌人重新发起了进攻，而进攻地段正好在我们唯一的一挺重机枪的射界内。我可在断定，别尔德舍夫蒙骗了敌人。
法西斯份子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变得猖狂起来，他们开始大声喧闹，挺直身子从掩体里走出来。他们甚至列队在大街上走路。
这时，我把最后的一条弹链装进重机枪，把250发子弹一古脑都射向法西斯匪徒。我的手受伤了，但是枪没有丢下。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活下来的张慌失措地逃回掩蔽所。过了一小时，他们把我们的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推到瓦砾堆上，我们亲眼看见他被枪毙了。
进攻停止了。炮弹象雨点似地向我们坚守的房子落下来。法西斯分子暴怒了，把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一时间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又传来坦克发动机的喧啸声。从临近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矮小的德国坦克。看来，我们的死期已到。同志们开始相互告别。我的通讯兵用芬兰刀在砖墙上刻着：‘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军人在此地为祖国战斗、献身。’在地下室左边的角落里，在一个挖好地坑内，整齐地摆放着营部的文件和装有大家的党证、团证的军用图襄。大炮第一个齐射打破了沉静。巨大的轰击声房子幌动起来，接着倒塌了。我也说不清过了多少时间才苏醒过来。周围一片黑暗，到处是刺鼻的砖灰。我听见身边人在低沉地呻吟。通讯兵科茹什科爬到我身边，并拽了我一下问：
‘您还活着吗？’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还躺着几个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红军战士。我们被活埋在三层楼的废墟底下。空气很少，呼吸十分困难。吃的、喝的就更不敢想了――空气成了维持我们生命的唯一东西了。
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友的脸庞，感受到同志间的温暖。
我们决心要走出这座坟墓，开始不声不响地挖起来。浑身上下满是又冷又粘的汗水，简单包扎的伤口阵阵发痛，砖灰、沙土在牙缝里咯吱作响，呼吸更加困难了，可是，谁也没有抱怨什么。
挖了几个小时后，眼前忽然闪现出星星光亮，一股9月份特有的清新空气，从小洞口飘了进来。
大家疲备不堪地倚偎地这个小洞口旁，贪婪地吞咽着秋天的清爽的气息。洞口挖开了，可以爬过一个人了。科茹什科受伤较轻，我派他出去侦察。过了1个小时，他回来报告说：
‘报告上尉同志，我们在德国人包围之中，他们沿伏尔加河岸边埋设了地雷，附近还有敌人的巡逻兵……’
我们决定突围，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我们想从敌人后方绕过去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我们遇到德军的一队人数很多的自动枪手，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摆脱他们，又回到了地下室并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直等到乌云遮住了月亮，天空昏暗了，才从地下室爬出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伏尔加河移动。我们相互搀扶着，咬紧牙关，忍着伤痛，慢慢地向前走着。我们一共只剩6个人，而且全部都有伤。科茹什科走在最前面，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小组的战斗警卫，是我们的主要战斗力。
城市上空弥漫着烟雾，建筑物的废墟冒着阴燃的火烟。伏尔加河岸边的蓄油池在燃烧，铁路路基上的车厢也在燃烧。左面，激战仍在继续，爆炸声震天价响，五颜六色的曳光弹象爆火箭豆子似地飞向天空，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焦糊味。那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城市命运的搏斗。前方，在伏尔加河岸边，在照明弹的闪光下，可以看见德国人的巡逻队。
我们爬到近处，选择突破地点。眼前主要任务是悄悄地干掉巡逻兵。我们发现，一个德国兵有时走近一个单独停放的车厢。从那里，很容易接近他。科茹什科用牙咬着匕首，向车相爬去。我们看见，那个德国兵又慢慢地走近车厢……一个短促袭击，德国鬼子倒下去了，连叫都没来得及。
科茹什科迅速地扒下他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向迎面而来的另一个德国兵走去。这个德国巡逻兵毫不猜疑地走近科茹什科身边。我们的通讯兵又解决了第二个。我们忍着伤痛，快步穿过铁路路基，散开队形顺利地通过地雷区。伏尔加河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伏在河边，不管水多么冰冷，贪婪地喝起来。我们喝呀，喝呀，怎么也喝不够。后来，我们拣了一些圆木和碎木头，费力地钉扎了一个小木排，轻轻地放下水，然后扶着它，顺流而下，我们没有浆，就用手划。我们尽量靠近急流，使速度快一些。天快亮时，我们被冲到一个沙滩嘴上，这里靠近我高炮部队。高射炮手们惊讶地看着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胡须、瘦弱不堪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认出是自己的同志。他们给我们拿来面包干和鱼汤。我们好像一生中从未吃过比这更香的食物！这是我们三天以来第一次吃到东西。
同一天，高射炮手们把我们送到卫生营……”
安东・库兹米奇结束了他们营在9月21日以后的故事。
现在，对近卫第13师第42团1营的遭遇都清楚了。这是我们军队英雄主义精神的又一见证。他们在被分隔开的防区，以战斗小组为单位独立作战，他们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而战斗，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使敌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的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使得敌人大为头痛。每一个这样的战斗小组，都与兵力优势的法西斯匪徒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战斗，敌人开始害怕我们的战士了。通向斯大林格勒的路，在他们眼里是一条通向坟墓的路，斯大林格勒被他们看成是地狱。
艰苦的战斗让德国士兵精疲力尽，两眼通红，阵亡战友的数字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一周前那种胜利者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身边的环境不同以往，令人不安。炮火在城市中变得更加可怕。炮弹本身的爆炸还不是唯一的危险，每当一座高大建筑物被击中，空中立即充满大量榴霰弹和砖石的碎片。在这片由废墟残骸营造的异度空间中，这些“陆战骄子”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即使正午的阳光也在不断扬起的灰尘中呈现出一种奇异鬼魅般的色彩。
在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中，士兵对战场的三维空间必须更加敏感，因为每一栋高楼里都可能埋伏着危险的狙击手。他还需要观察天空。每当德国空军的空袭来临时，“陆战骄子”们以与苏军同样的动作迅速卧倒。大家还每每担心斯图卡会看不到铺在己方阵地上的红、白、黑三色纳粹十字旗，因此他们经常向天空打信号弹显示阵地的方位。苏军轰炸机也来，低空进入，低得能看清楚尾翼上的红星。高空中，战斗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名观察员感到那些缠斗和翻滚着的战斗机更象是水里的鱼，而不是空中的鸟。
各种噪音不停地袭扰着德军的神经。“空气中充斥着，”一名坦克军官这样描述，“斯图卡俯冲时发出的魔鬼般的嚎叫声，高射炮和大炮雷鸣般的怒吼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坦克履带的嘎吱声，我们的火箭炮和斯大林管风琴发射时的尖叫声，以及四周冲锋枪嗒嗒的射击声，每时每刻我们都感觉到这座燃烧的城市散发出来的热量已经将我们包围。”伤员的哀鸣最让人难过。“那简直不是人的声音，”一个德国人在日记中记录下他的感受，“那是受伤后的野兽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哭泣声。”
在这样的环境里，思乡之情就更加强烈。“家是如此遥远――啊，美丽的家！”一个人充满渴望地写道，“只有在此刻，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家是多么美好。”另一边，城市的守卫者们则清醒地认为思乡是他们无法得到的一种奢侈。“你好，我亲爱的帕琳娜！”一位不知名的士兵在9月17日给他的妻子写道，“我很好，身体健康。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我们会活下去的，我们会重逢的。战争很艰难。你从新闻中能够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每一个士兵的任务非常简单：消灭尽可能多的弗里茨（译注1），然后把他们赶回西方去。我非常想念你，但千里相隔，我们又能怎么样呢？”而9月23日一名名叫塞尔吉的士兵只给他的妻子利奥利娅写了一张简短的字条：“德国人挡不住我们。”字条中只字未提“家”。
译注1：交战双方都有自己的浑名，德国人叫苏联人“伊万”Ivan，而苏联人则称德国人为“弗里茨”Fritze。这好象是西方人的习惯，在朝鲜和越南，美国人习惯将共产党军队称为“查理”Charlie，越战中更干脆直称“越共”Viet Cong。
北面，三个苏军集团军对第6集团军左翼发起的攻势于9月18日归于失败。德国空军的飞行中队迅速重新部署以消除威胁。同时，第14装甲军也发起反冲击。事实证明他们在开阔的大草原上效率高得多。第二天，苏军又一次进攻却再告失败。这三个集团军付出极大的代价，达到的目的不过是使第62集团军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没有受到德国空军的轰炸。
崔可夫知道一刻也不能放松，他命令巴秋科上校主要由西伯利亚人构成的第284步兵师马上渡过伏尔加河。该师被置于马马耶夫岗下作为预备队，防备德军在中央登陆场站稳脚跟之后，沿河向北将第62集团军与后方切断。9月23日晨，巴丘克的最后一支西伯利亚部队踏上伏尔加河西岸。几个小时之后，全师发起进攻，试图将德军从中央登陆场清除出去，重新与孤立在察里津河南岸的苏军部队联系起来。但是，德国人以惨重的牺牲将他们击退。那天正巧是保卢斯52岁生日，德军终于保住了这条宽阔的走廊，将第62集团军左翼分割包围在察里津河以南的口袋中。
一丝不苟的德国人按计划继续对斯大林格勒南部地区实施打击，希望完全消灭那里的抵抗。两天后他们达成突破。这在两个早已没有食物弹药补给的民兵旅中引起了混乱。根据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给莫斯科谢尔巴科夫的报告，崩溃起于部队的领导。第42特别旅的指挥员，“假装他要去与集团军方面讨论战况，离开了防线。”第92特别旅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尽管它还得到了海军陆战队的增援。9月26日，旅长和政委带着他们的参谋，抛弃了部下，也“假装要与上级部门讨论战局”，但实际上他们撤到了伏尔加河中央格罗德尼岛的安全地带。第二天上午，“士兵们得知指挥员已经甩下他们不管了，大部分人冲向伏尔加河岸边，给自己准备木筏。”一些人借助三条小船或几桩原木企图到达格罗德尼岛，另一些只好游泳。德军发现了这些拼命逃跑的人，用迫击炮和大炮轰击他们，许多人死在水中。
“机枪营营长雅科夫列夫，此时已是该旅留在西岸最高军衔的军官，当他知道旅长已经逃跑，部队因此出现混乱的情况后，立即接手对防线的指挥。”但他马上发现没办法联络，因为信号兵也在向岛上逃跑的人中。在中尉苏洛采夫的帮助下，雅科夫列夫组织剩余的部队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尽管缺乏人手和弹药，他们还是在随后的24小时中打退了敌人七次进攻。在这段时间里，旅长一直呆在岛上。他甚至没有尝试向留下来的防御者们送去更多的弹药。为了掩盖事情真相，他还向第62集团军司令部发出一份编造的假报告，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崔可夫的参谋人员开始起疑。这名军官被逮捕并以“违抗第227号命令罪”的罪名起诉。虽然报告中没有关于NKVD特别法庭审判结果的具体细节，网开一面恐怕是别想了。
关于第42特别旅和第92特别旅的情况，崔可夫的回忆录中是另外一种描述。首先，他表扬了一些作战部队，其中有巴特拉科夫上校任旅长的第42旅：
“但是，保卢斯企图前出伏尔加河、然后沿伏尔加河从两翼突击我集团军后方的计划落空
了。我集团军各部队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这些部队是：罗季姆采夫师、巴秋科师、戈里什内师、叶尔莫尔金师；巴特拉科夫旅、捷里霍夫旅、博尔维诺夫旅、安德鲁先科旅；波波夫、布勃诺夫的坦克部队以及第62集团军的其他部队。”
然后，崔可夫承认与42旅和92旅失去了联系：
“步兵第92、第42旅与集团军失去联系，前者在察里察河以南地区单独作战，后者在察
里察河以北―在青年共产国际大街、比尔斯卡亚大街和科兹洛夫斯卡亚大街战斗。集团军司令部派往这两个旅的参谋都没有返回。步兵第92旅（其战士来自水兵）在机枪营营长
B・E・雅科夫列夫少校和政治部教导员B・C・弗拉索夫指挥下，进行着顽强殊死的战斗。
在得知步兵第92旅的真实处境后，我决定把该旅的剩余部队和巴特拉科夫的第42旅一
起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巴特拉科夫上校在本人对此决定之前因受伤已离开这个旅。”
耐人寻味的是，崔可夫说第42旅的旅长是受伤离开的，这与Beevor所讲的相左。谁在说谎，这可能要大家自己判断了。
一点小小的考证，希望朋友们在读的时候当心。
第十章 老鼠战争
因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久无胜利的迹象，希特勒一直感到很受伤。9月24日，这种挫折感达到了顶点，他解除了哈尔德将军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令他们都感到精疲力尽，颇受其苦。哈尔德认为这个门外汉古怪难测，强迫欲太强，还老乱管闲事。他对此非常不满。而元首则将所有对其领导地位的含蓄批评都视为反动将军们对他的怨恨，这些人与他的胜利意志是背道而驰的。哈尔德当晚在日记中评论说，希特勒主要关心的是“必须在总参谋部内灌输对主义的狂热信仰”。这项任务辅以其它令总参谋部屈服的手段，最终演化成为总参谋部内部权力更替的斗争。结局不难想象，危险的局势很容易就发展成为一场灾难。
排在约德尔和李斯特后面的保卢斯很快听说他将接替约德尔被任命为国防军作战局局长，冯・赛德里茨将军最可能继任第六集团军司令。但希特勒自己决定只与那些熟悉的面孔打交道。约德尔留任，惯于阿谀奉承的凯特尔元帅也保住了官位，以保证元首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军事天才，同时协助进行陆军的纳粹化。职业军官们称凯特尔是“Lakeitel”或“只会点头的驴子”，但他们也对其他许多道德上怯懦的将军们表示轻蔑。“总参谋部正在走向毁灭，”格劳斯科特写信给七月阴谋的首领贝克将军。“它抛弃了最后一丝荣誉。”格劳斯科特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的军首长斯特莱克将军以及第6军司令部的其它参谋军官与他的想法一致。“与这样的人们在一起真是我的容幸。”
哈尔德将军的去职，标志着总参谋部作为独立计划机关的终结，同时也使保卢斯在关键时刻失去了他唯一的保护者。失去新的职位肯定曾令保卢斯颇为沮丧。希特勒曾经说过，他率领第6集团军能让上天都不得安宁，然而斯大林格勒却依然不曾陷落。由于9月26日保卢斯的司令部曾经宣称“第三帝国的战旗飘扬在斯大林格勒党部大楼的上空！”，宣传部的一干人马等待夺取这座城市，“准备去拍升旗仪式”，新闻界也大声鼓噪“斯大林格勒陷落！”。然而即使是戈培尔本人也开始感到德国新闻单位对事件的描述“过于乐观”。编辑们得到指示，要强调战斗的艰巨和复杂程度。但是一周以后，他也相信“斯大林格勒的陷落指日可待”。可过了三天戈培尔的情绪就又发生了变化，然后他命令报纸头条改为其它内容。
根据格罗斯科特的说法，这些因斯大林格勒没有得手而产生的压力和批评“从早到晚”地到达保卢斯的手中，令他“极度紧张”。这种紧张情绪使他的痢疾病情加重。参谋军官们也注意到他左脸的痉挛更加明显了。在第六集团军位于顿河西岸村庄古罗宾斯基的司令部里，保卢斯一直盯着斯大林格勒详细的大比例尺地图。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占领，情报参谋估计苏军的损失大约是德军的两倍。他只能希望希特勒的断言是正确的，即敌人的后备力量随时可能消耗殆尽。然而他自己的力量也在飞速地削弱着，敌人出乎意料的顽强令进攻的德军有去无回。
针对保卢斯的大部分批评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加强了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两个军以后，第六集团军成为德国陆军最大一支战斗部队，总计将近30多万人。可是没有战斗经验的局外人是无法理解其中苦衷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保卢斯应该能够更好地使用他的部队，但对他的批评似乎忘记了在大约8个师进攻城市的同时，其它11个师要控制将近130英里的战线，从顿河大小河曲，穿过顿河大草原，直到里诺克以北的伏尔加河，南面则到斯大林格勒以南的贝克托夫卡。（见地图4）仅有一个师留作预备队。
北线，在日渐寒冷的顿河大草原上，斯特莱克的第6军，沃尔策・海茨将军的第8军以及胡伯的第14装甲军面临着四个苏军集团军为缓解城市本身的压力而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猛攻。右翼，简耐克将军的第4军（对面是舒米洛夫将军的第64集团军）的防线与较弱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相联。这条过长的战线竟一直延伸到北高加索的山区中。苏军方面，叶廖缅科麾下包括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贝克托夫卡地域的第64集团军，再靠南一点是萨尔帕湖附近的第57和第51集团军，最后是第28集团军，一直深入荒凉的卡尔米克草原。
对于南线的德军、罗军和苏军来说，草原上的战争基本上与一战无异，只不过武器更精良，还有时不时露一脸儿的现代化飞机。在两翼作战的装甲部队眼中，几周前他们曾经象战舰一样全速驰骋的大平原，此刻却令他们倍感沮丧。没有树，没有山，这些都让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乡。滂沱大雨让环境变得污秽不堪。掩体中的士兵们听着雨声，眼瞅着水一点一点漫过自己的脚踝，除了担心得上战壕脚以及看着肥胖的老鼠大啃无人地带的死尸外，什么事也做不成。侦察巡逻、袭击和试探性进攻是唯一能让双方动起来的机会。战斗小组爬到敌军阵前，向战壕里扔手榴弹。仅有的一次变化发生在9月25日，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咸水湖附近的战线上，苏军第51和第57集团军向罗马尼亚各师发起了一次攻势，他们成功地迫使罗军后撤，但未能将德军从城市方向吸引过来。
斯大林格勒城区的战斗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是一种新的作战样式，双方在各类民居的废墟中拼杀。烧焦的坦克、弹坑、电话线以及手榴弹箱等等战争遗迹混杂于家庭住宅的残骸中，铁床架子，灯以及各种家居用品。瓦西里・格劳斯曼描述了在住宅区“砖瓦遍地，被削去一半的房屋和走廊里的战斗”，那里有时还能看到一大片枯萎的鲜花，或是桌上摊开着的某个孩子的作业。也许在某个设在废弃建筑物中的观察哨里，炮兵观察员正坐在厨房的一把椅子上，透过墙上一个普通的弹洞用望远镜寻找目标呢。
德军步兵不太愿意进行这种逐屋战斗。他们感到这种近距离巷战打破了常规的军事界线，让他们晕头转向，找不到北。在九月战斗的最后阶段，双方为一座大型砖墙仓库殊死搏斗，这幢建筑物位于伏尔加河岸边，紧靠察里津河口，四层对着河，三层对着陆地。有时，战斗就象是“一块分层蛋糕”，德军在顶楼，苏军在下面，苏军的下面又是德军。敌人往往辨认不出来，因为每个人的军装都蒙着同样的褐色尘土。
德军将领似乎都想象不到他们的师在城市废墟中的遭遇。虽然德国一些军事理论人士还在说什么战壕战是“战争艺术中的不正常形态”，但部队失去了闪击战的巨大优势，很多情况下只好又用起了一战时的老办法。比如，第六集团军为了应付苏军的战术而发明的“风暴－楔子”战术，其实1918年1月就已开始使用：组建10个人左右的突击小组，装备包括机枪、轻型迫击炮和用于清除地堡、地下室和城市地下水道的火焰喷射器。
斯大林格勒的战斗自有其残酷的地方，甚至比凡尔登毫无人性的屠杀还要恐怖。在建筑物残骸、地堡、地下室和下水道中进行的近距离巷战不久即被德军士兵冠以“老鼠战争”的名头。这个词蕴含的那种粗野的亲密色彩着实吓坏了他们的将军。上级感到这些士兵正在迅速丧失对事物的控制能力。“敌人是看不到的，”斯特莱克将军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认为，“在地下室、断壁残垣、隐蔽工事和工厂废墟中的伏击战使我们的部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德军指挥官们公开认同苏军的伪装技巧，但几乎没有人承认正是他们的飞机为防御者们提供了理想条件。“没有一间完好的屋子，”一名中尉的家信这样说，“只有一片烧焦了的，全是废墟瓦砾构成的荒野，几乎寸步难行。”在城市南端，第24装甲师的空军联络官写道：“在我们即将进攻的城区中，守军已经集结完毕并加强了防御。一些地方他们把坦克或坦克炮塔埋起来，反坦克炮则藏在地下室里，使我军的坦克进攻非常困难。”
崔可夫的计划是用“防浪堤”将德军的大规模冲锋分割切碎。装备反坦克枪和机枪的步兵隐蔽在经过加强的建筑物中，迫使敌人分散进入某些预留的通道，伪装好的T－34和反坦克枪半埋在瓦砾中守株待兔。如果德国坦克与步兵协同进攻，守军就先把他们分开。俄国人使用战壕迫击炮，瞄准坦克后面的步兵打，将他们打散，同时反坦克枪手专门对付坦克。在预留的通道中，工兵也提前埋好地雷。工兵是伤亡率最高的兵种。“犯一次错误就再没饭吃了”是他们非正式的信条。如果大雪降临，他们就夜间出动，穿着伪装服爬到前沿埋设反坦克地雷，一名有经验的工兵最多能够在一个晚上埋设30枚地雷。他们的另一个绝技是，从掩体中冲出来，直接将地雷放置在行进的敌军坦克的前面。
大多数战斗规模都不大，但无休无止，残酷致命。这场战役的主角是“斯大林格勒巷战学院”毕业的突击小组，一般六到八个人上下。除了冲锋枪和手榴弹，他们每个人都有匕首和锐利的铁锹，杀人时悄无声息。（铁锹非常抢手，供不应求，战士们要在锹柄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晚上睡觉时还要枕着它，以防止别人把铁锹偷走。）进入下水道的突击小组还要加强一名火焰喷射器手和一名携带炸药的工兵。6名来自罗季姆采夫近卫师的工兵甚至在某个德军据点的下面找到了一条隧道，他们用300磅炸药把那个据点送上了天。
苏军发现德军部队缺乏后备力量，便采用了一项更普遍的战术。崔可夫命令加强夜间攻势，直接原因是德国空军晚上无法出动，但同时他也相信德国人在夜晚会更害怕，他们会在苏军的夜战中精疲力竭。而德国的“陆战骄子”对来自巴秋克上校第284步兵师的西伯利亚人开始怀有特殊的恐惧，这些西伯利亚人被看作是天生的猎手，能够捕杀任何猎物。“你知道什么是恐惧吗？”在苏军截获的一封德军士兵信件中这样写道，“只要有一点点声响，我就扣动机枪扳机，打出一连串曳光弹。”这种要射击任何夜间移动物体的强制性心理，经常导致整个地区同样紧张的其它哨位一齐开火。仅在九月份，德军就消耗了2500发子弹，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制造紧张气氛，苏军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夜空中打信号弹，给敌人以进攻迫在眉睫的感觉。红军的航空兵部队，有时是为了躲避白天出动的梅塞施米特，每天晚上对德军阵地进行连续轰炸，但这一战术也起到了疲劳敌人，令其紧张不堪的作用。
苏军使用的是双发夜间轰炸机，这种飞机吸引了前线德军高射炮阵地的几乎所有火力。同时苏军还投入了大量操纵灵活的U－2双翼飞机，在夜间轰炸中投掷小型炸弹。“俄国佬一晚上都在我们头上嗡嗡叫”，一名工兵下士给家里写信说。最糟糕的是声音的可怕变化。U－2飞机在远处听起来就象它的某个外号：“缝纫机”。然后，当飞行员接近目标时，他会关掉发动机，象捕食的鸟一样滑翔，唯一的声音是气流穿过翼间支柱时发出的嗖嗖声，直到炸弹落下。尽管载弹量只有400公斤，这种飞机产生的心理效果却不可估量。“我们躺在掩体里精疲力尽地等着它们。”另一名士兵写道。在斯大林格勒的所有装备和武器中，U－2飞机的绰号是最多的，如“当值军士长”，因为它总是静悄悄地溜进来，再比如“午夜轰炸机”、“咖啡机”以及“铁轨撬棍”。第六集团军因此向集团军群司令部提交报告要求空军对苏军机场进行不分昼夜的空袭。“俄国人无法抗衡的夜间空优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部队得不到休息，他们的精力不久就会完全耗尽。”
在现存的文件中，没有关于战场焦虑症的明确报告。德军医疗机构象英军一样，倾向于使用“极度疲劳”这样的委婉说法。但他们的诊断报告则更接近红军，冷酷而简单。德国陆军甚至不承认这种病的存在。1926年，早在希特勒掌权七年前，战争神经衰弱症就已不再被当成一种疾病，也不能籍此申请养老金。军方认为，因为它不是一种病，所以也就不能成为离开前线的理由。精神崩溃是怯懦的表现，因此还会受到军法审判。我们无从得知，在斯大林格勒交战双方的各类违纪事件，尤其是逃亡事件中，有多少是由战斗休克和一般性过度疲劳造成的。但通过研究类似的战争环境，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当战争行为于1942年9月最终演化为一成不变的杀戮后，战斗休克造成的减员比例大大增加了。如果有人看过英国对安齐奥和诺曼底战斗休克病例的研究，就会发现一旦部队被压制住或被包围，精神崩溃的数量马上直线飙升。
关于师、军和方面军所属炮兵部队的阵地位置问题，崔可夫与方面军司令部高级军官之间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最终，他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炮兵应将阵地设在伏尔加河东岸，因为西岸已经部署了他的部队，没有留给炮兵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向伏尔加河对岸运送足够的炮弹越来越困难了。而“在斯大林格勒，一门野战炮如果没有炮弹，就是一堆废铁。”
“我军占着一幢房子，敌人占着另一幢，”瓦西里・格劳斯曼一到斯大林格勒就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问题，“在这种战斗中重炮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久他就找到了答案。在崔可夫的坚持下，苏军炮兵集中在伏尔加河东岸的深远地带。他们的用途不是炮击德军的前沿阵地，而是摧毁敌军的交通线，以及重创正在集结准备发起攻击的敌军分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量苏军炮兵观察员象狙击手那样隐蔽在废弃建筑物的顶层。而德国人也很清楚这些人可能带来的危险，将他们作为德军狙击手和反坦克炮的优先打击目标。
一旦发现某支德军部队开始集结，目标观察员马上通过无线电或野战电话报告给东岸的炮兵。这时的炮击强度简直是毁灭性的。“在伏尔加河的那一边，”格劳斯曼写道，“好象整个宇宙都在重炮的轰鸣中颤抖。大地为之震动。”
西岸留下的唯一一支炮兵部队是安装在卡车上的卡秋莎火箭炮。它们隐藏在高高的伏尔加河河岸下面，发射前先把车倒出来直到河边，迅速打完16发火箭弹后马上再开回去。苏联的这种多管火箭发射器是最具心理威慑效果的红军远程兵器。许多第一次经历卡秋莎齐射的人们都觉得是遭遇了空袭。《卡秋莎》是战争期间最流行的歌曲，歌中卡秋莎答应在未婚夫上前线保卫祖国母亲的时候，她会将把两人的爱情永远铭记在心。随着这首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红军战士们也开始把火箭炮称作卡秋莎。
但是苏军士兵不喜欢德国人与卡秋莎类似的武器，一种被称作Nebelwerfer的六管迫击炮（译注1）。他们叫这种武器为“傻大嗓门儿”或是“叫驴”，因为它发出驴鸣一般的噪声。它的另外一个绰号是“万尤沙”（意思是小伊万，就好象卡秋莎是卡佳的昵称一样）。第62集团军流传着一个笑话，大意是如果“万尤沙想娶卡秋莎”的话，那会怎么样呢？（原注1）
译注1：Nebelwerfer是德文，字典里查到的意思就是六管火箭炮。这个词在前文已经出现过了，此处为行文方便，直接引用未作翻译。至于它是不是迫击炮，懂兵器的朋友不妨介绍一下，原文用的就是Mortar。
原注1：战斗中使用的绰号和俚语数不胜数。子弹是“葵花子儿”，地雷是“小黄瓜”。抓来问情报的敌军哨兵则被叫作“舌头”。
崔可夫很快就发现在斯大林格勒最重要的步兵武器是冲锋枪，手榴弹和狙击步枪。苏芬战争中，能够在运动中射击的芬兰滑雪部队经常给苏军造成灾难性的损失。战争结束后，红军也采取类似战术，组建了8个人的冲锋枪班，能够由T－34搭载直接进入战斗。在斯大林格勒，这种规模的班组被证明是近距离巷战的理想编制。在清理房屋和地堡时，手榴弹必不可少。苏军战士们把它称作“装在口袋里的大炮”。另外，手榴弹在防御作战时也非常有效。崔可夫命令部队要在每条战壕的壕壁上都要挖出凹洞存放手榴弹，作战时战士们能够方便取用。当然，未经训练的战士造成了大量事故。一名刚上战场的新兵动作失误，手榴弹爆炸杀死了连里的二把手，重伤了其它数人。还有一些人在试图将缴获的德军引信装入自己手榴弹时被炸死，这类事故的主角大部分是那些来自中亚的士兵。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说：“急需进行更多的武器培训”。
另一件对使用者和被打击目标都非常危险的武器，是火焰喷射器。在清除下水管道、地下室和无法进入的藏身地时，它的效果很可怕。操作者自己知道，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他就是第一个吃子弹的目标。
红军战士们喜欢搞一些小圈套诱杀德国人。新的陷井设计层出不穷，每一个似乎都比前一个更有创意，杀伤效果更好。伊尔加什金上尉是一名营长，由于无法还击斯图卡的轰炸，他特别生气。于是他就与一名士兵，列兵里帕，搞起了他们自己的小高射炮。他们先把一支反坦克枪固定在车轮轮辐上，在地上打入木桩，再把车轮扣在木桩上。伊尔加什金根据枪口初速和敌机俯冲时的估计速度，进行了复杂的计算。但“一脸憔悴忧郁”的里帕是否按着这些计算打却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怎样，他们的精心设计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里帕搞掉了三架斯图卡。
真正的高射炮兵也在完善他们的战术。斯图卡进入的高度约在4000到5000英尺左右，然后以一个半滚动作开始俯冲，俯冲的角度大概是70度，这时飞机上携带的气笛开始尖叫。它们拉起时的高度基本是2000英尺略低一点。高射炮兵就在斯图卡进入俯冲和改出俯冲这两个点进行弹幕拦阻射击以求击落它。射击俯冲过程中的斯图卡纯粹浪费弹药。
另一种战术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扎伊采夫首创，他不久就成为斯大林格勒各部队中最著名的狙击手。扎伊采夫把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拿下来，装到反坦克枪上去，这样他就能把反坦克子弹直接打入敌人机枪据点的射击孔并一举端掉它。但扎伊采夫不久就发现大规模生产的子弹装药量不稳定，不利于精确射击。使用常规兵器一样也能出名。贝兹迪科是巴丘科师的王牌迫击炮手，他能同时将六枚炮弹打入空中。宣传这些事迹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位红军战士都崇拜这些特等射手。第62集团军的口号是：“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武器”。
崔可夫战略的中心是由经过加强的建筑物构成的各个支撑点，守卫这些支撑点的战士甚至包括一些女卫生员和女通讯兵。有时他们会与后方失去联系长达数日，物资极度匮乏。他们必须要忍受灰尘、烟雾和饥饿，而最难受的是干渴。自八月空袭摧毁了水泵站后，整个城市就再没有新鲜的自来水供应。污水当然不能喝，近乎绝望的士兵只好射穿自来水管，看看能否从中吸出几滴水来。
向前沿阵地运送食物一直是个问题。某反坦克分队有一名来自喀山的鞑靼厨师，他把一个大的军用暖水瓶灌满茶水或热汤，绑在自己的背上，匍匐而行去敌人火力控制下的前线阵地。如果暖水瓶被炮弹破片或子弹击中，这位倒霉的厨子就会全身湿透。后来，霜冻越来越厉害，茶汤都冻住了，“他回来时全身都是冰柱。”
双方战线犬牙交错，很难划清，许多地段防御纵深不过数百码。在这种情况下，指挥部几乎象前沿阵地一样容易被摧毁。“炮弹在我们指挥部上方爆炸是家常便饭，”第62集团军炮兵师师长第莫菲・瑙莫维奇・维什涅夫斯基上校在医院中给朋友写信说，“从掩体中出来，四面八方都是冲锋枪声。有时觉得我们周围全是德国人。”一辆德军坦克直接开到他那个掩体的出口处，“车体把唯一的出口堵住了。”维什涅夫斯基与其他军官只好挖洞逃到远处一个冲沟里。上校伤得很重。“我的脸全毁了，”他写道，“现在我在女人眼里的形象算是完了。”
在九、十月份，德军指挥部的掩体几乎没有被摧毁的危险，木梁上面覆盖有三英尺厚的泥土，这个标准足以提供充分保护，即使卡秋莎也不怕。最大的危险是被伏尔加河对岸打过来的重炮直接命中。师级和团级指挥员在高效工作的同时也不忘个人享受。上好发条的留声机旁边，经常是一箱从法国运来的白兰地或葡萄酒。在阴暗潮湿空气污浊的掩体里，一些军官的军装长了虱子，他们就穿着运动裤甚至网球衫工作。
士兵们的生活与军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夜晚总是最危险的，大家临睡前都不说“晚安”，而是祝对方有一个“安静的夜晚”。早晨很冷，他们醒来后伸展着僵直的四肢，象吸收热量的蜥蜴那样在战壕里寻找片刻的阳光。白天胆气壮一点，德国人就在阵地上冲对方破口大骂：“俄国佬，你们的死期到了！”要不然就是“Hei, Rus, bul-bul, Sdavaisa”（意为“不投降就把你炸成碎片”）之类的洋泾浜俄语。“把苏联军队打到伏尔加河里，让他们象一群畜生那样淹死”这样的话，德国人也是百说不厌。
在战斗间歇，苏军士兵也喜欢晒晒太阳，当然要躲开德军狙击手。战壕里有时就象个水平低劣的“铁匠铺子”。弹片做成了油灯，拿点破布当灯芯；弹筒则做成打火机。一种名叫makhorka劣质烟草成为战壕中最受欢迎的东西。因为据说报纸印刷用的油墨有增强香气的效果，老烟民卷烟时都不用彩色的纸，只用报纸，粗粗蓬蓬地卷成一支。苏军士兵在战斗中也不停吸烟。“打仗的时候允许吸烟，”一名反坦克枪手告诉西蒙诺夫，“但不能错过你的目标。错过目标一次，你可能就再也抽不上烟了。”
比烟草更重要的是每天100克标准的伏特加的供应。伏特加一出现，大家一片寂静，眼睛全盯着酒瓶子。战斗的紧张情绪如此之大，以致于伏特加酒的供应总是不足，士兵们为了满足需求甚至铤而走险。消毒酒精是从来不作消毒之用的。人们还喝用防毒面具的活性碳过滤的工业酒精以及防冻液。许多士兵在去年的撤退途中都把防毒面具扔了，所以现在有这东西的人简直是漫天要价。后果当然很严重。头疼算是轻的，很多人因为年轻身体好，喝得不多都能恢复过来，而经常喝的人最后都失明了。
在草原上的那些部队里，冬天士兵们经常一天能喝一升烈酒。获得额外供应的办法是向上级隐瞒伤亡情况，然后把死者的定额分掉。另一个办法是用军装、零散装备与战线后方的村民交易。在卡尔米克草原上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家酿包括“你所能想到的各种酒，甚至还有从牛奶中酿造出来的烈酒。”与士兵相比，这种买卖对老百姓更加危险。一个“NKVD部队的军事法庭”判处两名妇女在古拉格服刑十年，因为她们用酒和烟草交换丝制降落伞来做内衣。
红军指挥员很少重视医务部门。一名士兵伤重退出战斗，高级军官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找人接替他。但这种态度并未吓住那些活跃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极其勇敢的卫生员。这些人大多是女学生或高校毕业生，只受过最基本的急救训练。
齐娜伊达・乔治芙娜・加芙里耶洛娃是一名18岁的医校学生，在她原来服役的骑兵团的大力举荐下，她刚刚被任命为第62集团军卫生连连长。这个连约有100多人，大部分人都与她年龄相仿。她们不得不克服恐惧心理，经常要在猛烈的炮火中匍匐向前，救治伤员。然后她们还要把伤员们原路拖回，到了安全地带再亲自背到救护地点。如上级所言，她们的“生理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非常强。”
医务人员属于军队中的非战斗人员，这一点没什么可争论的。20岁的古丽娅・科洛莱娃来自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位漂亮的妈妈把自己的宝宝留在首都，志愿到北部战线的第24集团军214步兵师当一名护士。在那里，她据信曾将“100多名伤员从前线带回，并独自杀死了15个法西斯。”科洛莱娃被追授红旗勋章。某近卫步兵团护士娜塔莉娅・卡什涅芙斯卡娅以前是莫斯科的一名戏校学生，她一天内把二十名伤员带回来，还“朝德国人投掷手榴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还特别表扬（追记）了另一名女卫生员的勇敢事迹，科契涅夫斯卡娅志愿来到前线，曾将二十多名士兵带下火线。两度负伤的她扎着绷带继续运送伤员。（原注1）
原注1：作为战斗人员出现在城市中的妇女是极为少见的，有一名非常有名的坦克手叫叶卡特琳娜・帕特里尤克。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空军部队中，还有一个女轰炸机团，团长是著名飞行员玛琳娜・拉斯科娃。“我从未这么近地看过她，”与她在卡米辛机场会面后，西蒙诺夫在日记中写道，“我真不知道她是如此年轻，如此漂亮。也许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不久我就听说她牺牲了。”
然而，由于随后对伤员救治不及时，这些女卫生员的鲜血很多时候是白流了。她们肩背手拉送到伏尔加河边的伤员长时间无人照料，只有在夜幕降临后，他们才象一袋袋土豆那样装上回程的空船。当伤员在东岸抬下船时，正如一名女飞行员发现的那样，情况甚至更糟。
某个被解散的飞行团的几名幸存者在伏尔加河东岸的树林里过夜。清晨，奇怪的声音惊醒了他们。这些人感到迷惑不解，于是穿过树林去岸边查看情况。那里，他们看到的是“数千名伤员，一望无际”躺满了整个沙滩。这些伤员都是夜间运过河的，他们有的要水喝，有的“缺胳膊少腿，在那里尖叫哭泣。”克拉芙迪娅・斯特尔曼以前是一名产科护士，她发誓一回到莫斯科马上就申请调到前线的医护部门工作。
伏尔加河东岸有许多野战医院，但即使到了这些医院，也远远不能保证伤员就能活下来。尽管拥有一些最好的俄罗斯医生，红军医院的恶劣条件还是使其更象是一座肉类加工厂。巴拉什科夫附近的野战医院距斯大林格勒约有六英里，主要收治臂、腿伤员，医疗设备少得可怜。代替标准床位的是上下三层，类似火车硬卧式的窄床。一名新来的年轻外科大夫不仅担心伤员的身体状况，“他们都非常自闭，不想与别人交流。”她开始还以为这些从“地狱般的”斯大林格勒带过河的伤员们都永远不想再回去了。“恰恰相反：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特别想回到前线去。”被截肢的人对于不能再参加战斗居然也没有一丝高兴的情绪。实际上，大多数残疾或永远残废的人，如那位面部被弹片划开的炮兵上校所言，都认为他们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
糟糕的食物供给既不利于身体恢复，也影响人的精神状态。格劳斯曼无奈感伤地认为，这就是俄罗斯那时的命运。“在医院里，”他在笔记本上草草写道，“伤员只分到一块非常小的咸鱼，护士们切咸鱼的时候还要特别特别小心。这就是贫穷啊。”在那些尚未觉醒的日子里，格劳斯曼几乎无法正视现实的残酷。苏维埃制度的无情逻辑是，最好的食物要送给前线部队。如果幸运的话，伤员们每天有三份“卡莎”，一种荞麦做的麦片粥，但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食物了。格劳斯曼看到的咸鱼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待遇。
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左右着当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医务部门的工作，我们可以在送给莫斯科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找到更清晰的暗示。这份报告提到了在各医院进行“社会主义竞赛”的有关情况，炊事人员列第一名，外科大夫第二名，司机第三名。这种比赛的标准完全贬低了医务工作者的奉献牺牲精神，他们为了给伤员输血频繁地抽自己的血，有时一晚就要抽两次，经常整个人就垮掉了。“如果他们不献血，”一份报告解释说，“伤员就要死掉。”
在这场巨大的消耗战中，与整船整船运往东岸的伤员相互呼应的，是刚刚过河进城的“大炮的美餐”。一批批援兵被打成碎片，一个个新的师又被大本营调入第62集团军。新团队都在晚上开拔，在NKVD部队的眼皮底下登船。他们只能看看河对面被火光照亮的城市，试着不去理睬那股子焦糊味。河面上不时漂过大片燃烧的浮油。许多船上也配备了NKVD人员，时刻准备枪毙那些不愿去西岸送死而被迫跳河的人。德国人对河面的炮击足以令许多人送命。如果有人神经崩溃，船上的军士或军官可以当场击毙闹事者，然后将尸体丢进伏尔加河。
他们乘坐的船只到处都是过河时留下的伤痕。一条救火船改装后加入伏尔加河区舰队，据说一个来回就被子弹和弹片击出436个孔洞，船身上只有一码见方完整无损的地方。
对德军火力来说，最容易的目标莫过于苏军工程兵向斯大林格勒运送物资的木筏，上面装着诸如修工事用的木材等等重型材料。一次，一条这样的木筏靠上西岸，士兵们赶紧跑出来帮助卸载，结果他们发现一名工兵中尉和三个手下被机枪打得浑身是洞，“他们的身体和筏木好象被一副钢牙撕碎了。”
第六集团军意识到冬天越来越近，而时间越来越少。在夺取红色广场和察里津河南岸的谷仓之前，他们就开始准备对城市北部的工业区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
9月18日凌晨时分，崔可夫将他的指挥部搬到距离红色十月金属工厂半英里左右的伏尔加河岸边。但他的参谋人员却选择了一处没有任何保护的地方，而且正好在一个巨型储油罐的下面，他们以为那罐是空的。
为了将更多的弹药、补给和援兵运过河，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些人员物资基本都在晚上运到红色十月和街垒工厂后面的河岸上。不必要的人员都已经撤离，他们能在别的地方发挥更大的作用。围绕斯大林格勒电站的大部分防空火力也已被摧毁，弹药堆存处遭到破坏，一些活下来的女炮手于9月25日撤过伏尔加河，重新安排到东岸的其它部队中去了。
9月27日，星期天。上午6时（德国时间），斯图卡的集中轰炸拉开了德军进攻的帷幕。一架架斯图卡脱离编队，尖叫着急速俯冲投弹，秋日的晨光为它海鸥般的机身蒙上一层黑色的杀气。地面，总计两个装甲师和五个步兵师的德军企图将这个由伏尔加河岸边向西延伸出来的三角形突出部一举粉碎。
为了削弱德军在马马耶夫岗北部的强攻行动，第62集团军先发制人，在马马耶夫岗以南地区发动了几次骚扰性进攻。这使德军一些多疑的参谋人员相信，苏军侦察兵已经潜入他们的地区并靠近了德军的陆路运输线。他们不愿承认己方的进攻准备工作实在是太明显了。
主要的工厂区自马马耶夫岗向北绵亘足有五英里，包括拉祖尔（阿祖尔）化学工厂，红色十月金属工厂，街垒武器工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苏军的主要防御措施是在工厂区前面构筑反坦克障碍物，敷设密集雷区。
轰炸开始以后，“陆战骄子”们背负着沉重的物资，沿着起伏的，坡上遍布碎石的丘陵向发起攻击的起始线集结。他们在重压之下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即将投入的战斗令他们紧张得口干舌燥。左翼，第389步兵师一部向街垒工厂工人住宅区推进，一个人看到“白色的居民区布局均称，小房子的白铁皮屋顶如波浪般起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空中打击一会儿就让这些房屋燃起大火。战线中部，第24装甲师自小型机场发起攻击。奥地利第100狙击兵师进攻红色十月工人住宅区。在这条战线的下部，戈里什内第95步兵师的抵抗被空袭和炮击粉碎，马马耶夫岗又回到德国人手中。
红军又一次表现出对己方平民的冷酷无情。在争夺街垒工人住宅区的战斗中，第389步兵师的一名中士（原来是达姆施塔特的一位警长）看到，“一些俄国妇女带着包裹从屋里冲出来，企图躲避德军的火力，然而却被身后的苏军机枪打倒在地。”
敌人的进攻势头凶猛至极，崔可夫自己都说：“只要再来一次这样的进攻，我们就得进伏尔加河了。”不一会儿，赫鲁晓夫从方面军司令部打来电话，了解部队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想到马马耶夫岗第95步兵师的必然结局，崔可夫回答说，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德国人的空中力量。赫鲁晓夫还与集团军政委古罗夫通了话，敦促他尽更大的努力激励士气。
9月28日，星期一。这天一早，德国空军集中力量轰炸了西岸和伏尔加河上的船只，企图切断第62集团军的补给线。在这段时间里，伏尔加河区舰队的高射炮连续射击，膛线很快就被磨平了。六只补给船中的五只严重受损。崔可夫要求第8空军集团军提供更多支持，在他投入新的部队夺回马马耶夫岗山顶的时候能把德国空军赶开。这次反冲击迫使德军后退，但山顶没有夺回，成为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崔可夫最重要的任务是避免德军在马马耶夫岗建立炮兵火力点，那样他们就可以控制斯大林格勒北部和伏尔加河渡口。当晚，崔可夫和他的参谋们略微松了一口气，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他们清楚船只损失的严重后果。上千伤员躺在岸边还未撤离，前线部队的弹药和食物也很快就会消耗殆尽。
9月29日，星期二。德军开始打击苏军控制的三角型区域的顶点部分。奥尔洛夫卡村受到两个方向的进攻，西面是第389步兵师一部，东北方向是第60摩托化步兵师。苏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然而他们不顾一切地进行抵抗，正如第389步兵师一名下士在家信中所描述的那样：“你想象不到他们是如何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就象狗一样。”
9月30日，北方战线的数个苏军集团军再次攻击第14装甲军。第6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16装甲师声称他们在一次“成功的防御大战中”摧毁了72辆坦克，对方至少有两个苏军步兵师和三个坦克旅。顿河方面军损失巨大的攻势没有使奥尔洛夫卡和工厂区的压力缓解太多，但却使德军消除奥尔洛夫卡突出部的进程慢了下来，最后德国人花了将近十天时间才完成这一任务。
第24装甲师全部，第389步兵师和第100狙击兵师的大部向红色十月金属工厂和街垒武器工厂展开进攻。“这片工厂区被完全破坏，乱七八糟，混乱不堪，”一名狙击兵这样描述这片巨大的工业区。几乎所有的窗户和屋顶都被轰炸破坏掉了，生锈的机器设备奇形怪状地拧作一团。“第一批战友倒了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在喊卫生兵。火力愈发密集，但似乎不仅来自于前面，而是前后都有。”苏军大炮和迫击炮也造成了巨大伤亡，因为在飞散的弹片中夹杂着大量的碎石。
第二天，为了加快对红色十月工厂区的进攻，保卢斯命令第94步兵师和第14装甲师由城市南部北上。苏军方面，处境艰难的第62集团军也迎来了雪中送炭一般的援军，斯捷潘・古里耶夫将军的第39近卫步兵师。该师直接在红色十月工厂右翼投入战斗，加强那里的防线。另一个新锐师也开始过河，古尔季耶夫上校的第308步兵师是斯大林格勒战场第二支主要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的部队。但是，这些援军仅仅弥补了业已蒙受的损失。
不久，崔可夫遇上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危险。10月1日，德军第295步兵师通过罗季姆采夫右翼的冲沟渗透进来。近卫军们激烈抵抗，用冲锋枪和手榴弹在近距离伏击敌人。但在夜间仍有一大股德军步兵爬上克鲁多冲沟里的主排水管，到达伏尔加河岸边。他们转而向南，攻击了罗季姆采夫师的后方。这次袭击与右翼德军的另一次突破正好发生在同一时间。罗季姆采夫迅速作出反应，他命令手中掌握的所有部队不作准备立即投入反冲击，战局被稳定住了。
10月2日，德军攻击了崔可夫指挥部上方的油罐。这些油罐其实不是空的。德军的炸弹或炮击直接命中目标，令其燃起大火。燃烧的石油从山坡上流下来，经过指挥部再流入河中。只有发报机还在工作。“你们在哪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不停地致电询问。终于有了答复：“我们在浓烟和火焰最集中的地方。”
在十月的第一周，崔可夫肯定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能否守住这条正在迅速缩小的狭长河岸呢？一切取决于伏尔加河渡口。他知道自己损失惨重的部队已经让德国人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但战役的结局不仅取决于双方部队的数量，更取决于坚强的意志与决心。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坚持第62集团军的口号：“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决不退过伏尔加河。”这确实已经成为众多红军战士的神圣誓言。许多英勇战斗的英雄事迹在这一时期涌现，其中一件发生在工厂区南部的战斗中。苏军第193步兵师下属一支海军步兵分队据守着某个学校废墟，他们的反坦克手雷已经用光了，而德军坦克又发动了一次攻势。水兵米哈伊尔・帕尼卡赫抓起两个燃烧瓶冲了上去，正当他要投掷第一个燃烧瓶时，一颗德军子弹无巧不巧打中了他手中的瓶子，火焰瞬间吞没了他。他向前猛冲了最后几码，撞到敌坦克的侧面，把另一个燃烧瓶砸在炮塔后面的发动机舱盖上，让它变成一团火球。
德军指挥官们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们的士兵极度疲劳，士气亦颇受打击。第389步兵师的士兵们希望部队会因伤亡太大而调回法国，他们对此毫不掩饰。战线后方的德军战争墓地每天都在扩大。那些听到希特勒9月30日在柏林运动场演说的人也提不起太大精神，演说中希特勒吹牛说什么尽管德国已经从顿河打到了伏尔加河，西方盟国却并不感谢德国的这一成就。又一次，希特勒向命运发出了挑战，誓言“没有人能将我们从那个地方移开。”
第十一章 叛国者与同盟军
“对于斯大林格勒会战，我们俄国人完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一位退役老军官说。“首先，我们不抱幻想，愿意承受任何代价。”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苏维埃政权和绝大多数的战士们对此不抱幻想。但我们也要记住那些极少数的人，那些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承受战斗造成的极度紧张的人，这不是侮辱他们的勇气，相反，这见证了他们的勇气。
苏联当局是冷酷无情的。“在这座燃烧的城市中，”崔可夫写道，“我们不能容忍怯懦行为，我们不能给它以任何生存的空间。”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话来警告士兵和有关平民：“那些不想尽办法帮助红军的人，那些不服从红军命令和纪律的人，都是叛国者，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所有的“温情主义”都不可接受。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如同前线部队总要冒被己方大炮或飞机误杀的风险一样，军事审判执法不当的事情肯定存在。
执行这种极端残忍的纪律开始是很困难的。直到10月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门才感到可以向莫斯科报告“失败主义情绪基本被消除，叛国事件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阵前当场执行与法庭审判后执行的处决案例共计13500件，表明苏维埃政权对自己的战士象对敌人一样绝不宽恕。包括未经许可撤退，自伤，逃亡（开小差），投敌，腐败以及反苏行为等等所有罪行，均被政治委员们定义为“非常事件”。如果看到自己的战友准备逃跑或向敌人投降而没有马上向他们开火，也会被判有罪。九月底的一次战斗中，一群苏军士兵投降以后，德军坦克不得不迅速向前开进，以保护这些人免遭苏军射杀。
崔可夫最弱的部队是民兵组建的特别旅，主要是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的工人。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在他们后面部署了装备精良的共青团志愿者或NKVD部队组成的“封锁组”，他们的政委都穿着黑皮夹克，拿着左轮手枪，令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想起了1918年的红色近卫军。在北部的里诺克，第124特别旅抵抗着第16装甲师的进攻，战线后方的“封锁组”迫使那些精神崩溃的人逃向德军一方。多勃雷宁向赫鲁晓夫报告说，9月25日，包括两名军士在内的十名逃兵投向德军。第二天晚上又有5个人跑了。根据德军对第一批逃亡者的审讯报告，他们的连队只剩下55人。“在9月18日的进攻中他们损失惨重，自那以后他们就没有接受新的任务。前线后面是由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第二条战线，装备有重机枪和手提轻机枪。”
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名苏军上尉却因另外的原因逃亡。他在8月顿河河曲战役中被俘虏，不久即设法从德军看管处逃脱。但当他向红军重新报到归队时，“他却根据斯大林的某个命令被视作逃兵抓了起来，”送进第149特别旅所辖的惩戒连。
另外一些逃亡的原因令德国人产生了错误的乐观情绪。“俄国人的士气实在太糟了，”第79步兵师的一名军士写信回家。“大多数投向我们的逃兵都是因为饥饿。也许今年冬天俄国人会遭受一场饥荒。”苏联方面的记录对这一时期苏军心态做了大量披露。第178后备步兵团三名士兵开小差，某中尉领命去抓三个人来充数，不管是士兵还是平民。即便不是大多数的话，逃兵中也有许多人是被征来充数的老百姓。例如，第15近卫步兵师的93名逃兵中，大部分是“撤退到克拉斯诺阿梅斯克的斯大林格勒市民”。“这些人完全没有接受过训练，有些人没有军装。由于动员太急，许多人的通行证没有收回。”这份呈交莫斯科的报告承认，没有收回通行证是严重错误。“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手里有通行证，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回到伏尔加河东岸。必须马上将所有战士的通行证收回。”
有谣言说德国人允许住在德占区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逃兵回家，政治委员们对此大为恼火。“德国特务发现我军缺乏政治教育，他们利用这一点对我军进行腐化，企图劝说不坚定的战士逃亡，尤其是那些家在德军暂时占领地区的人。”这些因德军推进而沦为难民的人对他们家庭的命运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有时逃兵会在与其同一个师的数百名战士眼前被当场枪毙。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判了死刑的人会由NKVD特科所属警卫部队带到战线后面某个舒服点儿的地方。那里，他被要求脱掉衣服，这样军装和靴子还可以重新利用。可即便如此简单直接的任务有时也不能按计划完成。第45近卫步兵师处决了一名士兵，心存疑虑的卫生员发现那个该死的家伙还有一口气。他刚要喊人帮忙，敌人的炮击开始了。这个被处决的士兵坐了起来，摇晃着站起身，跌跌撞撞地朝着德军阵地的方向跑去。“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送给莫斯科的报告说，“他是死是活。”
第45近卫师特科射手的枪法之差，简直超乎想象，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他们多喝了几杯伏特加之后干出的“绝活”。还有一次，他们受命处决一名因自伤而被判死刑的士兵。象以往一样，那人给脱去军装，毙了，扔在一个弹坑里。尸体上面盖了一些土，行刑队就回师部了。两小时以后，这名本该被处决的士兵，内衣上全是血和泥，又磕磕绊绊地摸回了自己那个营。同一支行刑队不得不再次出动第二次枪毙他。
很多情况下，逃兵家庭所在地的政府都能得到通知。根据第270号命令，家属会受到迫害，这是一种额外惩罚，更是一种警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和特科官员们将对家属的报复作为绝对必要的手段，来威慑其他心存“溜”念的人。
NKVD特科在审讯逃亡案件时，肯定对嫌疑人施加了强大压力令其指控他人。（第51集团军）第302步兵师的一名新兵被某个同志指控曾经说过“如果我上前线，我就是第一个投降德军的人”这样的话。“在审讯中，”他据称承认曾劝说其他五个人与他一起走，并“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但这可能是他在NKVD的压力下编造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阴谋。
政治委员们认为，对于部队中的逃亡事件，“军官们的粗心大意和慈悲心肠”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作为一种只针对红军军人不执行命令或从战场撤退的极端手段”，军官们运用手中权力枪毙下属的事件也是数不胜数。甚至当局也极其罕见地认为军官们过于严厉了。“10月17日/18日夜，（第64集团军204步兵师）两名士兵失踪。团首长和政委命令连长枪毙逃兵所在排的排长。”这名十九岁的少尉五天前才来到这个团，根本不了解那两名逃兵的情况。“连长执行了命令。他到那条战壕，当着指导员的面，朝着排长的头就是一枪。”
出于吹嘘苏维埃联盟包容一切民族的国家性质，政治委员们可能已经透露了一个实情：第62集团军将近一半的士兵不是俄罗斯民族。但宣传机构却有更多的理由就此话题保持沉默。对来自中亚细亚的“血肉长城”显然期望过高，“他们弄懂一件事情简直太费劲了，”一名派去指挥某机枪排的俄罗斯族中尉报告说，“与他们共事真是困难。”由于对现代技术缺乏了解，他们更容易被空袭搞得晕头转向，甚至吓破了胆。语言困难以及由此造成的误解自然令情况更加糟糕。第196步兵师某部队绝大多数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鞑靼人，“损失之巨大，以致于不得不将其从前线撤下进行重组。”
政治委员们知道情况的确很糟糕，他们唯一的反应也在预料之中：“在宣传解释入伍誓词和惩办叛国行为有关法律的过程中，必须把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人民这一最高神圣目标灌输给所有非俄罗斯民族的指战员们。”他们的灌输不可能非常成功，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争所为何故。第284步兵师的一个鞑靼人无法继续坚持战斗，决定逃跑。他趁着天黑从自己的阵地里爬出来，没被人发现，但在无人地带却迷失了方向。这个家伙丝毫没有查觉，又爬回第685步兵团的阵地，看到一个指挥部掩体，就钻了进去。他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并且认为眼前盯着他看的军官一定是德国人，身上的苏军制服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宣称过来投降，”报告的记录是这样的，“这个叛国者被处决了。”
政治委员们同样存在官僚之间那种扯皮推诿的作风。“界定非常事件特别困难，”方面军政治部对莫斯科的谢尔巴科夫解释说，“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个士兵是开小差了，还是投到德国人那边去了。”“在战斗条件下，”该政治部在另一份报告中说，“明确了解特定一组士兵的下落不太可能。第38步兵师一名中士和一名士兵离开阵地去领全连的口粮，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他们可能被炸死，也可能已经逃亡。除非有人看到他们，不然我们只能猜测。”
军官们清点士兵人数时也常常出错。一些不在战位的人被列入叛国者名单，然后又发现他因伤重已被后送到某野战医院。有一名士兵从医院里跑出来，回他的部队继续战斗，却发现他被列为逃兵并已受到审判。军官们的粗心很多时候都是故意的，为了多领口粮不向上级报告阵亡情况。这种自军队出现之日起就已存在的古老把戏，如今却被定义为“扰乱军事编制的犯罪行为”。
九月共计发生了446起逃亡事件，而多勃雷宁也承认在数据统计方面困难重重。虽然没有提到其它方面如“投敌”的统计数字，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内部的集体逃亡报告还是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例如，连续三个晚上某营就共有23人开小差，结果“在前线的前面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军官们进行“24小时警卫”。
自伤事件与开小差一样都是欺骗行为。罗季姆采夫第13近卫步兵师的一个士兵被押送到包扎所，因为大家怀疑他打伤了自己的手。当德军大炮开火时他想趁黑逃跑，但给拽了回来。一个医生委员会检查了他的伤口，宣布是自伤。他所在的营挑选了一些士兵，亲眼看着这个犯人被执行枪决。军官也会因自伤而遭判罪。第196步兵师一名19岁的中尉被指用冲锋枪打穿了自己的左手掌，他也在同一部队其他军官的面前被枪毙。报告以并不令人信服的逻辑暗示，此人的犯罪行为是自己暴露的，因为他曾经“试图索要绷带隐藏伤口。”
假装生病逃避战斗同样是欺骗行为。“某野战医院共有11名士兵装聋扮哑，”多勃雷宁写道，但他随即冷冷地对结果表示了满意：“医疗委员会判定他们适合执行军事任务，并决定将报告送交军事法庭。这时，他们马上开始相互交谈。”
自伤的极端方式是自杀。与德国国防军一样，苏联当局将自杀视为“怯懦的一种表现”，或是“不健康心态”的产物。怯懦行为有许多种解释。某飞行员飞机被击中，他跳伞逃生。由于认为自己落到了德军后方，着地后他马上把预备党员的党证撕掉了。虽然苏联宣传机器一直强调德国人会当场枪毙被俘的共产党员，但他回到基地后，政治委员还是以斯大林第270号命令指控他有怯懦表现。
NKVD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不放过任何“反苏行为”的蛛丝马迹。例如，“带有德国传单的人要移交NKVD。”捡德国传单是非常危险的事，即使是用它卷makhorka烟也不行。如果某个士兵发脾气，骂自己的上级，骂红军，他的罪名就是“反革命宣传”或“不相信我们的胜利”。第204步兵师一名下士K被处决，因为他“污蔑红军领导人，对他的指挥员进行恐吓威胁。”第51集团军的两名士兵批评苏维埃政权，也被移送NKVD处理。其中一个“散布法西斯言论，说集体农庄的劳动者象奴隶一样，”另一个说“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而撒谎。”
“反苏行为”案件经常以“背叛祖国罪”的罪名进行处理，因此在前线相对较少。军官们基本上遵循着1812年俄国陆军的非正式信条：“士兵嘀嘀咕咕，军官充耳不闻。”大多数人都承认，在战争中人们面对死亡的威胁，需要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同处前线的战友之间并不讳言共产党官员的无能、腐败和欺软怕硬。牺牲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因此他们根本不在乎政治委员和特科的告密者。两军战壕近在咫尺，怎么死都是死，不管是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还是接受苏维埃国家最后一份口粮，NKVD的“九克铅丸”。
大部分记录在案的反苏行为发生在后方。新征入伍的士兵如果牢骚满腹，更容易被同伴检举揭发。在第178训练营受训的某位斯大林格勒市民斗胆说了句冬天一来他们都会挨冻受饿的话，就马上遭到逮捕。这要“感谢新训士兵K.和I.的政治觉悟”。NKVD的妄想与偏执在伏尔加河东岸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运输和工程部队中造成极大影响。12名士兵和5名军官，包括两名高级军官于10月被捕，理由是“失败主义性质的反苏行为”。“被捕者中有一名少校来自被占领地区”，报告补充说，并宣称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们计划“背叛祖国，投降敌人”。
新闻报道声称，前线将士们在战壕中热情地讨论斯大林同志英勇无畏的领袖作用，高喊着“Za Stalina”（为了斯大林）投入战斗，这纯粹是宣传。士兵诗人尤里・贝拉什写道：
“千真万确
战壕中我们想到的，只有
斯大林”
不管苏联新闻机构如何努力渲染个人英雄主义的伟大事迹，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宣传却证明当局对个人完全缺乏尊重。报纸上，是崔可夫在军事委员会某次会议上喊出的一句口号：“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保卫这座城市的一块城砖。”崔可夫的一位部下充满激情地补充说，第62集团军“好象是活着的混凝土，把这座在斯大林精神鼓舞下的城市的一砖一瓦牢牢浇筑在一起”。在战后马马耶夫岗上建起的巨大纪念碑上，这一主题得到了最彻底的宣示，废墟中的士兵形象刻意突出在浅浮雕的砖墙上面。这座纪念碑是为苏联修建的，不是为士兵们修建的，它最终把这些士兵变成一支陶俑军队，好象中国皇帝的那些陪葬品。
甚至日常行政工作也给人同样的印象，士兵是可以随便抛弃的东西。新皮靴、新制服和新装备全部留给那些在后方组建的新集团军。斯大林格勒前线士兵的保障物资不来自于军需部门，而来自于死去战友的尸体。掩埋尸体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能浪费。无人地带的尸体甚至在夜间会被专门派去的人扒得只剩内衣。倒下的战友，躯体半裸躺在开阔地里，这情景让许多人心生厌恶。严冬降临，雪地伪装服变得尤其珍贵。受伤的士兵必须要在伪装服染上血之前把它脱下来。但是很多时候，有些士兵负伤过重无法自己脱下伪装服，当战友过来扒他们的衣服时，他们还要因其染上了血渍而再三道歉。
在斯大林格勒，格劳斯曼仔细地观察着他的同胞，不承认他们早已心硬如铁，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了。“生活对一个俄罗斯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他写道，“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相信生活是可以改变的。在前线，我看到对待事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和完全的悲观失望。没人相信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人们也不相信月复一月的辛勤工作会让我们取得胜利。”事实是，在这场恐怖的战争中，你只能想着如何活下去，活过这一天，活过这一个小时。抛开这些想别的，就是极其危险的幻想。
士兵们至少还能打仗，而且有相当不错的食品供应维持生存。滞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平民可就一无所有了。历经五个月的战事以后，仍有大约10000多平民，包括1000多儿童，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之中。他们演绎着斯大林格勒整个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故事。
苏联方面的资料宣称，首次空袭的次日，即8月24日，斯大林格勒居民终于被允许撤过伏尔加河，到9月10日，共计300000平民撤退至东岸。但从这座城市庞大的人口数字来看，这一统计根本不准。由于NKVD控制了河上交通，当时足有50000多平民滞留西岸，而当局对此不予承认。
官方组织的最后一次撤离混乱不堪，悲惨无比。涌动的人潮中，许多家庭在最后一刻被毫无理由地拒绝登船。而汽轮超载过度，也装不下更多的人了。留在码头上的人们眼看着渡轮离开，他们陷入绝望之中。然而，“渡轮仅仅开出码头50码，就被一枚炸弹击中，在他们的眼前起火下沉。”
由于第六集团军的快速推进，很多平民陷于德军占领区，根本到不了伏尔加河河边。9月2日，希特勒下令清除斯大林格勒的平民，然而平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迁移很大程度上却是自发的。9月14日，一大股难民离开城市，向西进入德占区，小推车上，手提箱里是少得可怜的个人财物。一名德国记者亲眼目睹若干被炮火炸死的平民尸体，血肉模糊，残缺不全，路边电线上还粘着一只断手。安全逃入德占区的平民也找不到任何食物。第六集团军的下属部队早已着手搜集、收割占领区的所有粮食以供己用。甚至是那些当过白卫军，用面包和盐欢迎德军解放的哥萨克农民，也被抢走所有的牲畜和谷物。
正如第295步兵师某位军士长在家信中无意中揭示的那样，难民的景象会令人的思想产生奇怪的混乱。“今天我看到大批难民从斯大林格勒的方向过来。悲惨景象难以形容。孩子、妇女、老人――象爷爷一样老――就躺在路边，衣衫单薄，根本不能御寒。尽管他们是敌人，但我还是深感不安。我们的家园仍然远离这样的痛苦，因此一点我们怎么感谢元首和上帝都不为过。在这场战争中，我已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但俄罗斯是最重要的目标。尤其是斯大林格勒。你们不会理解这一切的――除非亲历此境。”
留在城市里的上千名妇女和儿童把临时的家安在废墟的地下室、下水道、以及陡峭河岸上挖出的洞穴。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惊恐万状的平民躲在马马耶夫岗的弹坑之中。当然，许多人没有活下来。第一次来斯大林格勒的西蒙诺夫对此深感震惊。“我们从桥上跨过某个横切城市的冲沟。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这条冲沟在我左右延展开去，生机勃勃，好象一个布满洞穴的蚁山。冲沟两侧居然已经开出完整的街道。洞穴的出口处盖着焦黑的木板或原木。女人们把能用的东西都用起来了。”
他提到了士兵和平民在斯大林格勒所经受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但马上就打消了那一点儿多愁善感――“这些事情无法避免，正在进行的斗争事关我们的生死存亡。”西蒙诺夫接着描写了一具淹死的女尸，死者被冲上河岸，绑在一桩烧焦的原木上，“手指焦黑难辨。她的面部表情扭曲变形，表明她死前一定经历了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是德国人干的，在我们眼前干的。别让德国人在所有看到这一切的人们面前乞求饶命。斯大林格勒之后，我们决不饶恕。”
尽管寻找栖身之所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但平民最终的难题是根本找不到食物和水。每次轰炸间歇，女人和孩子们就从地洞里爬出来，抢在野狗和老鼠之前从死马身上割些肉下来。食物搜索队的主力是儿童。岁数小，个头小，敏捷灵活，这大大降低了他们成为目标的可能性。这些小孩子在夜间溜到伏尔加河南岸那个巨大的谷仓――虽已被烧毁，但德国人最终还是占领了它――把烧焦的麦子装满各式各样的包裹，然后一溜烟地跑掉。守卫这些谷仓以供己需的德军哨兵打死了相当多的小孩。那些试图偷点德国陆军罐头的孩子也会被当场打死，不管是在斯大林格勒，还是在后方。
德军士兵自己同样利用斯大林格勒的孤儿。日常如为水壶装水这样的工作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苏军狙击手隐蔽在暗处，准备射杀任何移动目标。所以，只要许诺一小片面包，他们就能驱使苏联小男孩或小女孩下到伏尔加河河边去为他们装水。苏军一方马上就察觉了这边的情况，红军士兵也打死过执行类似任务的小孩。这种毫无人性的事情在列宁格勒围困战的早期也发生过。德军部队用平民当盾牌。斯大林马上向红军部队发出一道命令，消灭任何服从德军指挥的平民，即便他们是被迫行事也不例外。这一指示在斯大林格勒同样得到贯彻执行。“敌人，”第37近卫步兵师报告说，“强迫平民去拖德军阵亡官兵的尸体。不管他是谁，只要想移走法西斯的死尸，我们的士兵就向他开火。”另外一些儿童就要幸运得多。他们跟随某些苏军部队或指挥机关，许多孩子承担通讯员、侦察兵或间谍的任务，而更小一点的孤儿，也就是四到五岁的样子，都成了部队指战员的宠儿。
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建立了两个军管司令部，一个负责城市中心和北部地区，一个负责察里津河以南地区。每个司令部各辖一个宪兵连，除其它职责外，还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以及平民的登记和撤退事宜。德军并发布命令拒绝登记者一律枪毙。犹太人被勒令在袖子上缝一个黄星。军管司令部与特派员威尔海姆・莫里茨领导的战地秘密警察合作密切。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一名被俘的军管司令部军官承认，审讯过程中，他们还负责挑选“合适的”平民去德国做苦役，并把共产党员活动分子和犹太人转交党卫队保安处。苏联方面的资料宣称，德军在战斗中共计处决了3000名平民，并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60000多名平民从斯大林格勒运回德国当奴隶劳工。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犹太人和共产党员被第六集团军军管司令部逮捕并转交党卫军。随着第六集团军的推进，特别队4a也跟着第24装甲军于8月25日抵达Nizhne-Chirskaya地区，并立即屠杀了两卡车儿童，“大部分年纪在6岁到12岁之间”。他们还根据某些哥萨克的指控处决了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官员和NKVD的告密者，这些哥萨克的“富农”家庭深受苏维埃政权的专政之苦。特别队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一直呆到九月的最后一周。
10月5日撤离平民的规模较大，而最后一次撤离平民是在11月初。平民在站台上被一批批挑选出来，装上后送的闷罐车。难民的凄惨状况显而易见。聪明点儿的随身带了尽可能多的毯子，在以后的几周时间内可以用其交换食物。这些斯大林格勒市民先被送往沃罗波诺沃村（现名戈尔科夫斯基）的一个临时集中营，再从那里转运至马里诺夫卡、卡拉奇和Nizhne-Chirskaya等地的集中营。
与被俘的红军战士相比，平民受到的待遇还不算太糟糕。截止9月11日，古木拉克附近的集中营一共关押了2000多名战俘，其中大多数来自工人组成的民兵营。食物扔进铁丝网的时候，苏联军官负责维持秩序，必要时还得挥一挥拳头。没有医疗设施，一名苏联医生竭尽全力帮助伤员，但是“对于救治无望的人，他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只是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去。”
后来对平民的围捕集中要更加残酷。最后，“黑压压的一大群人”被赶入斯大林格勒第一场大雪之中。这最后一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斯大林格勒市民被驱往卡尔波夫卡等地的集中营。那里的条件之差，难以想象，甚至连“集中营”这个名字都是名过其实了，因为那不过是在开阔的草原上用铁丝网围起的一片空地，连草棚都没有。为了躲避刀割一样的寒风，犯人们只好用双手在地上挖洞然后蜷缩在一起。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当晚苏联犯人低声唱着歌以示庆祝，然而不久就下起了大雨。次日清晨，气温骤降，严重的霜冻令这些衣衫湿透的人浑身哆嗦。许多人死了。瓦伦蒂娜・纳菲奥多娃躲在一个洞里，她身边有一位母亲，膝盖上紧抱着一个男婴和一个女婴，女孩活下来了，男孩死在她的怀抱里。纳菲奥多娃的小表弟那天晚上也被活活冻死。
这些集中营的警卫多是身穿德军制服的乌克兰人。（注1）许多人是自称为bulbovitsi的极右翼民族主义份子，这个称呼来自于以残忍对待受害者著称的Taras Bulba。当然，不是所有的警卫都那么无情。一些人在接受贿赂后也允许犯人逃跑。但在空旷的草原上，逃跑的人很快就会被军管司令部的人重新抓住。而在莫洛佐夫斯克集中营，贡察罗夫一家，包括母亲、祖母和两个孩子，全赖一名德国医生的好心幸免于难。这名医生将他们一家重新安置到附近的一所农宅中，因为11岁的尼古拉得了非常严重的冻伤。
注1：截至1942年1月31日，大约270000名乌克兰人被从监狱集中营中征调出来。其它人则是自愿参加的平民。根据NKVD的一份报告，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党卫军特别队拥有800名穿制服的乌克兰武装青年，负责警卫和押送任务。
在城市中还有几千人在竭力躲避围捕，他们在废墟中过着一种穴居生活――“没有人知道我们”――但最终都因食物中毒或水源污染而疾病缠身。在城市的外围，孩子们象夜间出没的野兽一样四处搜寻草根和野果。有时，一名德军或苏军士兵――这要取决于所处的战线位置――给一片发霉的面包就能让他们活三到四天。妇女们为了活下去或养活自己的婴儿，不得不出卖枯瘦的身体。甚至还有关于废墟中临时妓院的报道。在这种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俄罗斯妇女和德军士兵之间也会产生某种说不清楚的爱情。这种关系不多，但几乎都会致人于死地。一名斯大林格勒妇女被控“用一块白手绢向敌人发信号”，结果发现她的地下室里藏着三个法西斯。她被移交给NKVD，三名德军士兵则被当场枪毙。
但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杀害德军战俘的事情也越来越少。十月份正是朱可夫与他的参谋人员计划大反攻的时候，苏军情报部门对战俘提供的准确情报需求量大增。
苏军对德军战俘的审讯一般在抓获俘虏的次日开始，讯问的程序相当固定。主要目的是确定他们的所属部队，判断其现存的军力，保障程度和士气状况。德军战俘还会被问到以下问题：他们是不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化学战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哪些？他们是否听说过或看到过游击队的活动？苏联宣传传单有多大作用？他们的军官是怎样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1941年6月以来他所属的师的进攻路线？（这一问题是要了解他们是否与途经某些地区的战争犯罪行为有关联。）如果战俘来自于一个农民家庭，那他的家乡是否有苏联战俘为他们工作？当然还要了解战俘的姓名。战俘的家信一律没收，为的是要了解德国国内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在1942年暮夏和秋天这段时间，英国皇家空军实施“千机大轰炸”之后，NKVD的审讯人员尤其关心轰炸对平民士气和前线士兵的影响。后来，NKVD震惊地发现居然有如此众多的苏联平民配属给德国陆军，其中很多还是红军士兵，他们就试图从战俘那里了解每个连队有多少这样的苏联人。
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战俘们通常都会捡俄国人爱听的话说。但有时他们讲的也确是实情。“老兵们，”一名下士说，“都不相信戈培尔塞进我们脑袋里的宣传。我们都记得1918年的教训。”到了九月中旬，被俘德军士兵公开向苏联审讯人员承认，他们所有人都“害怕冬天的来临”。
许多战俘的审问工作是由NKVD大尉N・D・迪亚特兰科进行的，他隶属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7部，会讲德语。第62集团军情报部副部长卡普兰中校则要通过他的翻译德卡切夫讯问战俘。卡普兰的工作效率非常高。一名重伤被俘的德军下士承认第24装甲师只剩下16辆坦克，然后，卡普兰在这页记录的下面注明：“审讯未能完成，因为这个人马上死掉了。”
卡普兰早就知道德军与罗马尼亚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他对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也非常感兴趣。奥地利战俘也许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抱怨德国军官对他们的歧视行为。第24装甲师一个32岁的捷克人于9月28日被俘，他甚至表示了愿为苏联作战的意向。但是，红军情报机关此时优先考虑的重点，是准确判断德国人对顿河方面军当面以及卡尔米克草原上的其它轴心国军队的依赖程度。
许多德军团级指挥官此时却对派遣来的新兵感到恐慌。第14装甲师某军官写道，必须采取“非常积极的手段”来改变“缺乏意志与勇敢的状况”。
但最大的弱点是那些在希特勒的战争形势图上齐装满员的轴心国军队。满载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的火车，在开往前线过程中屡遭游击队袭击，他们的士气因而大受打击。不久他们又开始经受苏军的空袭，尽管空袭根本没有造成什么伤亡。最后，当苏军用“斯大林管风琴”进行地面轰击时，他们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苏军飞机撒下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传单，告诉轴心国士兵不要为了德国人作无谓的牺牲。这种宣传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极其有效。匈牙利军队征召的塞尔维亚人和鲁塞尼亚人最喜欢开小差。“我们怎么可能相信那些非匈牙利人呢？”巴洛夫下士在日记中写道。红军情报机构向莫斯科报告说，许多小股部队甚至在到达前线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一起逃亡的计划。苏军进攻时，他们就躲在战壕里等待投降。
某团一名鲁塞尼亚逃亡者在接受NKVD审讯时，称他的绝大多数战友“坐在战壕里，整天”祈祷“上帝让我活下去。大部分士兵不想打仗，但也不敢开小差，因为军官们告诉大家俄国人会拷打并枪毙投降的敌人，而他们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这些轴心国军队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指挥和联络一塌糊涂。前线部队不停地被友军炮击或轰炸。“上帝保佑，让这场战役快点结束吧，”巴洛夫下士写道，“所有人都在轰炸我们，炮击我们。”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又写道：“噢，上帝啊，停止这场恐怖的战争吧。如果我们再呆下去，我们的神经会崩溃的……我们还会回家去享受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吗？我们还有机会再一次倚在自家大门边吗？家里的人他们会记得我们吗？”士气如此低落，以至于匈牙利军事当局禁止士兵写家信，担心这些信会在布加勒斯特引起严重不安。收买军心的法子此时也失去了作用。在发起新的进攻前，为了激励士兵作战，军方“提供了最好的食物――大块巧克力、果酱、猪油、糖和古拉什（译注1）”，但很多士兵吃完以后胃都疼得厉害，因为“呆在这地方的人吃不了这么好的东西。”
“俄国射手的水平真高，”9月15日巴洛夫写道，“上帝呀，别让我成为他们的靶子。我们面对的是最好的俄国军队，”这位对形势一无所知的下士接着写道，“由铁木辛哥率领的西伯利亚步兵。我们真冷啊，可现在居然还没到冬天。如果我们继续在这儿呆到冬天，那可怎么办呢？保佑我们吧，圣母，让我们能够回家。”第二天的日记――再次对“上帝和圣母”的祈祷――是最后一页。巴洛夫的日记从顿河岸边他的尸体上搜出来，并在几天后由瓦图丁将军的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翻译成俄语，送交莫斯科。
译注1：匈牙利式炖牛肉牛肉或小牛肉与蔬菜做的炖菜，主要用红辣椒调和。
意大利第8集团军布防于顿河方向，两侧是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从8月底德国人就对意军的状况深表关注。元首统帅部不得不同意用第24军加强意大利人的防御。24军参谋人员在给联络军官的指示中说：“你们必须礼貌地对待他们，政治和思想上的相互理解是非常必要的……意大利的气候和环境使它的士兵与德国士兵有很大不同。他们有时极易疲劳，有时精力又特别旺盛。对于勇敢地来到这个艰苦陌生的环境帮助我们的意大利盟友，你们不应该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不要用粗鲁的词汇称呼他们，不要过分苛求他们。”但是，相互理解并不能令意大利人对这场战争缺乏兴趣的态度有所转变。某营未开一枪即被苏军全部俘虏，苏军审讯人员问一名下士这是为什么，那名下士以典型的西西里逻辑回答说：“我们不还击，因为我们认为那可能是一个错误。”
第六集团军为了显示反共产国际阵营的广泛性，还在第100猎兵师序列中编入了第369克罗地亚团。9月24日，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元首安特・帕维利奇博士飞到前线检阅他的士兵并为他们授勋。他受到了保卢斯将军的欢迎，德国空军的地面部队还组织了一个仪仗队。
从战略角度上看，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最重要的友军部队，是部署在其两翼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但是，这两支部队装备低劣，力量不足。在希特勒要求增加更多部队的压力之下，罗马尼亚当局又征发了2000名犯有强奸、抢劫和谋杀罪行的刑事犯派往前线，其中半数被安置在第991特别惩戒营。但是，许多人在这支部队首次与敌遭遇时就都逃跑了，以致于该部队不得不解散，剩余人员转入顿河前线的第5步兵师，驻守在塞拉菲莫维奇当面。
苏军对罗马尼亚部队后方的渗透，令罗军军官不胜其烦。部队中爆发的痢疾也让他们疑神疑鬼。“俄国特工，”罗马尼亚第1步兵师的一份警告文件称，“已经开始在我军后方进行大规模投毒活动，目的是在我军部队中造成伤亡。他们使用砒霜，一克就能杀死十个人。”毒药据称藏在火柴盒里，而“特工”的身份是“妇女、厨子、以及与协助进行食品保障的工作人员”。
派去与罗军联络的德国人，无论军衔高低，说起罗军军官对待部下的态度都是大大地摇头，他们的派头只能用“君君臣臣”来形容。一位奥地利伯爵格拉夫・斯托尔伯格报告说：“基本上军官们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对自己的部下一点都不关心。”第305步兵师一位工兵下士则注意到罗军野战厨房要准备三种伙食――“一种给军官，一种给军士长，一种给士兵。士兵的那一种份量特别少。”
德、罗两军之间的关系，从他们频繁的相互怒骂中即可看出一二。“罗马尼亚与德国为了共同的利益战斗在一起，我们的友谊是用鲜血凝就的。为了防止罗马尼亚士兵与德国士兵之间今后再发生令人不快的冲突和误会，”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总司令建议组织“访问、晚宴、派对、小型宴会等活动，从而在罗军部队与德军部队之间拉起一条更加紧密的精神纽带”。
1942年初秋，关于德国国防军对“希维人”（Hiwis）――Hilfswillige的简化说法，意为志愿协助者――的依赖程度，红军情报官员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希维人中有一些的确是志愿者，而大多数都是苏联战俘，他们从战俘营中征召出来以弥补人力的不足，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但执行战斗任务的希维人也越来越多。
位于顿河大河曲的第6军参谋长格劳斯科特上校在给贝克将军的一封信中评论道：“我们被迫以苏联战俘加强战斗部队，许多战俘当上了炮手，这一点令人非常不安。我们曾经与之作战的‘野兽’现在却与我们合谐共处，亲密无间，怪哉。”在一线各师中，第六集团军共配属了50000多名苏联辅助人员，占了德军全部军力的四分之一强。第71和第76步兵师各有8000多名希维人，基本上与11月中旬这两个师德军人数相等。（关于第六集团军其它战斗部队和辅助部队使用了多少希维人，并无准确的数据统计。根据估算，第六集团军使用的希维人总数可能在70000人以上。）
“德国陆军中的俄国人可分为三类，”一名被俘希维人告诉NKVD审讯人员。“第一类是德军动员组织的士兵，所谓的哥萨克部队，直接配属于德军各师。第二类是希维人，有当地老百姓，志愿加入的俄国战俘，以及开小差投降德军的红军战士。这一类人身着全套德军制服，有自己的军衔和标志。吃的与德军士兵一样，配属于德军各团级单位。第三类是干脏活的俄国战俘，打扫厨房、马厩什么的。这三类人的待遇完全不同，志愿者获得的待遇自然是最好的。普通士兵对我们还不错，但奥地利某师的军官和军士长对我们态度最差。”
这名希维人是1941年11月从Novo-Aleksandrovsk战俘营挑出的11名苏联战俘中的一人，他们都是为德国陆军工作的。在随后的日子里，其中8人因精神崩溃而被枪毙。这名幸存者在某步兵师的野战厨房里削土豆，干点杂活，后来又被派去照料马匹。此人还说，许多组建起来用于打击游击队和进行后方镇压活动的哥萨克部队，都有大量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希特勒对于“劣等”斯拉夫人身穿德军制服的做法并不买帐，所以这些人只好被认定为哥萨克，从而在种族上勉强变得可以接受。但是，这种变通却将德国方面深层次的矛盾表露出来。纳粹种族优劣论是要把斯拉夫人全部消灭，而陆军职业军人则认为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充当解放者的角色，把俄国人从共产主义制度下解救出来。早在1941年秋天，德国陆军情报机构就已经得出结论，国防军在俄国不可能取胜，除非它将这场入侵变成另一次内战。
德国人的信誓旦旦把集中营中的许多人盅惑成为志愿者，但这些希维人不久就觉醒了。那名鲁塞尼亚逃亡者在审讯中描述了他在一个小村子里找水时碰到的几名希维人。他们都是乌克兰人，原本希望逃到德国人一边，就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我们听信了传单上的话，”这些人告诉他，“想着能回家，回到妻子身边。”但是，他们却发现自己又穿上了德军制服，接受德国军官的训练。纪律是无情的。他们随时可能因为诸如在行军中掉队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被枪毙。他们不久就会被派往前线。“这就是说你要杀你自己的同胞了？”鲁塞尼亚人问道。“如果我们跑回俄国人那边，我们会被当成叛国者。而如果我们拒绝战斗，我们也会被德国人枪毙。”
大多数德军一线部队似乎对待自己部队里的希维人还算不错，当然亲切之中还是有一点鄙视的意味。第22装甲师驻扎在顿河西岸的某反坦克炮兵分队有一名希维人，他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伊万”。德国人经常要去岸边小村庄里喝点小酒，这时，他们就给伊万一件大衣，一支步枪，让他看守火炮。但有一次，他们不得不飞奔回来救这个希维人，因为一群罗马尼亚士兵发现了伊万的真实身份，要当场枪毙他。
对于苏联当局来说，前红军战士在德国国防军中效力这件事真是如芒在背，如箝在喉。他们匆匆忙忙得出的结论，是特科的工作和清洗还不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和NKVD对德军使用希维人渗透、进攻苏军防线的问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在前线的某些地段，”谢尔巴科夫被告知，“原俄国人身穿红军制服，渗透到我们的阵地中进行侦察，抓捕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带回去进行审讯。这类事情发生过好几起。”9月22日夜，在第38步兵师（第64集团军）的防区，一支苏军侦察巡逻队撞上了一支德军巡逻队。红军战士回来后报告说，至少有一名“原俄国人”与德国人在一起。
在随后的三年里，SMERSH集中全力了解叛国的原因，这实在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而“原俄国人”这个词的使用，也就等于把成百上千的人判了死刑。苏联将这些反抗者和叛国者的国籍草草地一笔勾销，就是希望人们对伟大卫国战争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反感。
第十二章 铁石堡垒
“斯大林格勒会变成第二个凡尔登吗？”格劳斯科特上校写道，“这里所有人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这一天是10月4日。四天前，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场发表演说，声称没有人能够将德军从伏尔加河的阵地上赶走。现在，格劳斯科特和大家都感到，无论结局怎样，希特勒都不会允许第六集团军停止这场战役。“它已经成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个人威望之争。”
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区的大进攻在9月27日发动，起初进展尚令人满意，但到第二天日终前，德军各师终于发现这是他们最艰苦的一次战斗。红色十月工厂与街垒武器工厂已经变成两个巨大的堡垒，象凡尔登要塞群一样致命。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处境要更加危险，因为苏军部队隐蔽得非常出色。
古尔季耶夫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的第308步兵师抵达街垒工厂及其铁路专用线后，军官们看到的，是“乌黑巨大的修理车间，锈渍斑斑，湿露露闪着微光的铁轨，散落四处，乱成一团的货车车箱，堆集在象城市广场那么大院子里的大量钢架，一堆堆的煤和暗红色的矿渣，以及德军炮击在许多地方留下的巨大烟柱。”
古尔季耶夫计划以两个团防守工厂，一个团保护侧翼，包括那条从烈火熊熊的的工人住宅区直通伏尔加河的深沟。这条沟不久即被苏军称为“死亡冲沟”。西伯利亚人一分钟也没耽搁，“在可怕的寂静中，他们用鹤嘴锄在遍布碎石的地上挖掩体，在工厂车间的墙上掏射击孔，为散兵坑、掩体和交通壕做好伪装。”一个指挥所设在巨大厂棚下面某个长长的，混凝土墙壁的隔间里。古尔季耶夫对士兵训练的苛刻是出了名的，部队在伏尔加河东岸充当预备队的时候，他就让手下人挖好战壕躲在里面，然后用坦克从战壕上方碾压过去。这种“熨衣服”的训练方式当是让下属学会深挖洞的最好办法。
西伯利亚人非常幸运，因为在斯图卡来临之际他们的战壕已经准备好了。“急刹车”或者“音乐家”――苏军对这种喜欢尖叫的俯冲轰炸机的叫法――造成的伤亡比以前少了许多。西伯利亚人的战壕很窄，降低了被弹片击中的可能性，但是，炸弹爆炸时的冲击波持续不断，大地仿佛地震一样不停地颤动，这让士兵们的胃很不舒服。巨大的爆炸声还令许多人暂时失聪。有时，强烈的冲击波竟能打破玻璃，让收音机走调。
这种进攻前的猛烈空袭也有一个外号：“乔迁喜宴”。其目的是削弱守军力量，破坏守军士气。当天的空中打击持续了几乎整个白天。第二天上午，街垒工厂区域又迎来了数个亨克尔III型轰炸机中队的地毯式轰炸，还有重炮和迫击炮的炮击。突然，德军炮火停息了。谁都知道这种不祥的平静意味着什么，所以“预备”的警告尚未喊出口，西伯利亚人就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片刻功夫，他们就听到了坦克的金属履带碾过瓦砾发出的尖锐噪声。
在随后的几天中，德军步兵发现古尔季耶夫的西伯利亚师没有坐等他们进攻。“俄国人每天早晚都进行反击，”第100猎兵师的一名军士长报告说。崔可夫持续不断的反冲击战术损失巨大，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德军将领也给整得心惊肉跳，而且他们还不得不承认这种战术的确令己方部队疲惫不堪。但苏军最成功的防御手段是伏尔加河东岸的重炮，当然它们的射击必须与西岸的战斗协调好。
红色十月工厂区内，第414反坦克（歼击）师（译注1）的炮兵分队将45毫米和96毫米反坦克炮隐蔽于瓦砾碎石之中，以大块的废弃金属作伪装和掩护。他们的炮位选得很好，有时射程连150码都不到。至9月28日晨，第193步兵师的两个团也渡过了伏尔加河，并迅速准备好了阵地。次日，大批斯图卡齐赴他们的“乔迁喜宴”。德军的攻势迫使苏军必须马上投入更多的增援部队。虽然军力只及其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第39近卫步兵师还是被送过了伏尔加河。
（译注1：比弗的原文是414th Anti-Tank Division，我查了查崔可夫的回忆录，似乎没有提到这个师的番号，但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某“防坦克歼击团”在工厂区的活动。崔可夫是这样写的：
“我们集团军没有预备队。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处于敌人强大攻击的威胁之下时，我们显然不能给在奥尔洛夫卡凸出部作战的部队以实际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以一个防坦克歼击团和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第124旅的两个连去加强步兵第115旅的第1和第2营。”
为了保险起见，我在反坦克后面括注了“歼击”二字，希望了解情况的朋友帮我确定一下这个师名称的正确译法。当然，如果完全忠实于比弗的文字，反坦克师的说法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只不过我想把自己翻译的东西搞得地道一点。）
随着第94步兵师和第14装甲师的到来，再加上专门空运来的5个战斗工兵营，德军在十月份的进攻力度大为增强。而在苏军一方，所有的部队都已完全支离破碎，而且经常通讯中断，只剩下个人或小组各自为战。在街垒工厂区，工兵柯西申科和一位不知名的坦克驾驶员都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他们就用牙齿咬掉手榴弹的拉环。到了晚上，工兵们继续向前线运送更多的反坦克地雷，每个人一次带两枚，“夹在胳膊窝里，好象夹着两块大面包”。所有的道路都埋上了地雷。格劳斯曼写道，德国人的进攻，最终被“西伯利亚人顽强的，坚硬如顽石般的抵抗”所挫败。就在这段时间里，德军某工兵营一次进攻就蒙受了40%的伤亡。营长去看望他的士兵，回来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崔可夫下属各师伤亡惨重，精疲力尽，弹药奇缺。但在10月5日，叶廖缅科的副司令员戈利科夫将军过河来传达斯大林的命令，要求守住城市并重新夺回德国人已经占领的地区。崔可夫对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不以为然。他知道自己要坚持下去，只有依靠来自河对岸的大规模炮击。而德国人马上就让叶廖缅科的催促变得无足轻重了。经过相对平静的10月6日，他们又对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发动了一次猛攻，第14装甲师自西南方向进攻，第60摩托化步兵师自西面进攻。60师的一个营被卡秋莎的齐射彻底摧毁，这次打击已是卡秋莎的射程极限，为了达到射程所需的最大仰角，火箭炮车向着陡峭的伏尔加河河岸不断倒退，直到后轮悬空车身后仰。同时，第16装甲师一部进攻北部斯帕尔塔诺夫卡工业区，将苏军第112步兵师和第124特别旅余部击退。崔可夫的部队现在控制的西岸地区急剧缩小，他们感到真的要被无情地赶入伏尔加河了。
随着第62集团军的控制区域迅速减少，伏尔加河各渡口越来越容易遭到德军的打击。德军炮火和机枪都能以直射火力覆盖登陆地点。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的伏尔加船夫组成了一个营，他们在伏尔加河西岸与扎伊采夫斯基岛之间建起了一座窄窄的浮桥。夜间，象蚂蚁搬家似的细细人流通过这座桥，将食品与弹药运过河去。桥面很窄，不易被击中。但对走在不停晃动的桥板上的那些人来说，两侧河面上爆炸的炮弹令每次过桥都惊心动魄。大型和重型装备运输以及后送伤员仍需要用货船。驳船则用来运送新坦克。“夜幕一降临，”格劳斯曼写道，“负责水上运输的人们就马上从各自的防空壕、掩体、战壕和藏身之地中现身。”
在东岸靠近登陆点的掩体中，设有野战面包房和地下厨房，可以提供热食，装在保温容器里。甚至还有浴室。虽然相对舒适一些，但东岸岸边的部队与城内部队一样军纪森严。货船及其船员均被编入第71特别勤务连，由NKVD的新司令员罗加丁少将直接指挥。罗加丁少将还领导着一个伏尔加河地区军事办公室。
渡船船员的伤亡数字要归入一线部队伤亡统计中去。“拉斯托什卡”（燕子）号汽船在撤退伤员的过程中，一个单程即被直接命中十次。幸存的船员在白天修好了弹洞，做好了在晚上继续出航的准备。压力过大造成的事故带来大量伤亡。10月6日，一条过载的小船倾覆，21名船员中16人淹死。不久，另一条船在黑暗中靠岸时找错了地方，34人在雷区中炸死。这一事故立即促使上级当天就“将雷区用铁丝网围起来”，尽管时间略略迟了一点。
紧张的工作令人们一有机会就狂饮作乐。10月12日，搜寻逃兵的NKVD某部对河边的图马克村进行抽查，结果发现了一个“可耻的场面”。一名大尉、一名政治委员，一名预备军士，以及伏尔加河区舰队的一名下士，与当地共产党书记一起喝得“酩酊大醉，不醒人事”，报告说，他们躺在地板上“与女人们睡在一起”。被带到“斯大林格勒NKVD最高首长罗加丁少将”面前时，这些人仍然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其它地区也偶有不光彩的事情发生。10月11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鏖战正酣，第84坦克旅对工厂西南方向的第14装甲师实施反冲击，T-34的炮塔和发动机舱盖上搭载着第37近卫步兵师的士兵们。两支部队都刚刚来到西岸，某辆坦克的驾驶员透过观察镜没有发现前面有一个弹坑，把坦克直接开了进去。根据报告，“步兵连连长喝多了，”他被颠簸搞得怒气冲天，跳下来“跑到坦克前面，打来驾驶室舱盖冲里面连开两枪，打死了那名驾驶员。”
进入十月第二周，战斗平静下来。崔可夫准确地判断德国人可能增派了援军，正在准备一场更大的攻势。
保卢斯与崔可夫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各自承担着来自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巨大压力。10月8日，B集团军群根据元首统帅部的命令，要求第六集团军准备另一次针对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区的大规模进攻，进攻不得迟于10月14日。保卢斯和他的司令部参谋对部队的伤亡颇为沮丧。其中一名参谋军官在战争日志中记录到，第94步兵师一线部队只剩下535人，“也就是说，每个步兵营的战斗力平均只有3名军官，11名军士和62名士兵！”他还说，第76步兵师已经“打光了”。只有刚从康斯坦斯湖北岸调来的第305步兵师可以用于加强第六集团军各作战部队的力量。
德国人大声的嘲笑辱骂和铺天盖地的传单，表明他们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备战工作。唯一的问题是具体的攻击目标。苏军各师属侦察连每晚都展开行动，俘虏尽可能多的“舌头”。苏军把那些倒霉的哨兵和送饭的家伙拖回去狂审一通，而俘虏们完全被纳粹关于布尔什维克残酷手段的宣传吓破了胆，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综合各方面情报，第62集团军司令部情报部门不久就得出结论，德军主要矛头将再次指向拖拉机厂。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一直一边战斗一边修理坦克和反坦克炮，那些剩余的工人早已编入一线各营，而技术能手也都已撤过了伏尔加河。
第62集团军的运气很好，他们的情报分析完全正确。德军目的是扫清拖拉机厂及其南侧相邻的砖厂，然后推进到伏尔加河岸边。崔可夫将部队从马马耶夫岗调至北部地区，这个有些冒险的决定大获成功。但是，当他听说大本营要削减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炮弹配额时，崔可夫真给吓坏了。这是准备进行大反攻的第一个迹象。喜忧参半的他猛然意识到，斯大林格勒现在正在充当诱饵的角色，它的后面是一个无比巨大的陷阱。
10月14日，星期一。德国时间清晨6时，第六集团军在狭窄正面展开攻势，冯・里希特霍芬将军的第四航空队出动了所有的斯图卡配合进攻。“天空中到处都是飞机，”第389步兵师一名正在等待进攻的士兵写道，“每一门高射炮都在射击，炸弹呼啸而落，飞机被击中坠毁，我们在自己的战壕里，心情复杂地看着眼前这出大戏。”德军重炮和迫击炮炸平了防空壕，白磷弹点燃了所有残存的易燃物。
“战斗的激烈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崔可夫的一名军官写道。“交通壕里的人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好象身处正在风暴中颠簸的大船之上。”政治委员们的说法显然更具诗意。“这些天，斯大林格勒那阴郁的天空，”多勃雷宁向莫斯科谢尔巴科夫报告说，“令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永难忘怀。黑云压顶，危机四伏，暗红色的火焰直冲霄汉。”
战斗首先在拖拉机西南方向爆发。中午时分，第14装甲军一部自北向南推进。崔可夫毫不犹豫地将他最主要的坦克部队第84坦克旅投入战斗，抵抗以第14装甲师为先导的德军三个步兵师的猛攻。“我军重型武器之强大非比寻常”，德军第305步兵师一名军士长写道。“轰炸俄国人的有数个六管火箭炮连，执行穿梭空袭任务的斯图卡，以及大量自行突击炮，数量之多前所未见。俄军以其特有的狂热精神进行极其顽强的抵抗。”
“这是一场可怕的，让人精疲力尽的战斗”，第14装甲师一名军官写道，“地上、地下、废墟之间、地下室里，甚至在工厂的下水道中，到处都是战斗。坦克爬上废墟瓦砾堆积而成的土丘，小心翼翼地在工厂的断壁残垣中穿行，在数码射程内进行近距离平射。许多坦克压到敌人的地雷，有的被震得七荤八素，有的则爆炸起火。”炮弹击中工厂车间那些铁制设备，火星似雨点般四散而落，烟尘之中亦清晰可见。
苏军士兵的毅力真是不可思议，但德军进攻锋芒仍是不可阻挡。第一天上午，德军坦克即达成突破，切断了若卢杰夫的第37近卫步兵师和第112步兵师之间的联系。若卢杰夫将军被爆炸埋在自己的掩体里――那一天这种事是家常便饭――士兵们把他挖出来，送到集团军司令部。其他人拿起牺牲战友的武器继续战斗。灰头土脸的德军坦克转而向右突入拖拉机厂的巨大厂棚，它们好似一只只史前巨兽，向四周喷吐着机枪火力，履带嘎扎嘎扎地碾过从天窗上落下来的大块玻璃。在这场近距离战斗中，根本没有明确的战线。小股若卢杰夫的近卫军战士们虽然被德军绕了过去，但他们会突然发起攻击，仿佛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环境如此险恶，一名聪明的德军医官竟把他的前线包扎所设在一个巨大的冶炼炉中。
第二天，10月15日，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终于可以作出如下记录：“拖拉机厂大部已被我军控制。我军后方仅有几个小型包围圈仍在抵抗。”第305步兵师也在砖厂迫使苏军退过铁路。当夜，第14装甲师突入拖拉机厂之后，所属第103装甲掷弹兵团猛打猛冲到油罐附近的伏尔加河岸边，结果被自冲沟中杀出的苏军步兵驱离。第62集团军依然福星高照，因为崔可夫早被劝说转移了他的指挥所，原来的通讯实在是太差了。战斗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第84坦克旅声称已经击毁“法西斯三十多辆中型和重型坦克”，己方损失了18辆坦克。而该旅的人员伤亡情况，根据两天后方才提交的报告，“仍在统计之中”。尽管消灭的德军坦克数字肯定过于乐观了，但在那一天该旅初级指挥员确实展现了振奋人心的勇敢精神。
某轻型炮兵团政委巴巴申科因在阵地被包围后的勇敢表现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司令部记录下保卫者们最后的无线电呼叫：“火炮被打坏，阵地被包围，我们继续战斗，决不投降。向大家致意。”但最终，炮兵战士们用手榴弹、步枪和冲锋枪杀出敌人的包围圈，建立了新的防御阵地，重新恢复了该地区的防线。
普通士兵不为人知的英雄事迹更是数不胜数，正如政治委员们形容的那样，这是“真正的集体英雄主义”。个人的勇敢行为也得到广为传颂。如第37近卫步兵师某连连长高尼察中尉，带着一挺缴获的机枪和仅有的四个人，在关键时刻打退了一大股德军的进攻。谁也不知道有多少红军战士在那天牺牲，但当天晚上撤过伏尔加河的伤员足有3500人。劳累过度的卫生员们伤亡也很大，很多伤员不得不自己_?胶颖呷ァ?
远在草原上的德军指挥官们要求不停地报告城市中的进展情况。“工厂的高墙、装配线以及整栋整栋的大型建筑，在狂轰滥炸中崩坍瓦解，”斯特莱克将军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但敌人就是坚守在那里，并且利用新出现的废墟加强他们的防御阵地。”德军一些营只剩下50来人，他们在晚上把战友的尸体后送掩埋。部队中不可避免地对上级的指挥开始冷嘲热讽。“我们的将军”，第389步兵师一名士兵给家里写信说，“他叫杰耐克［简耐克］，前天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现在他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在10月14日开始的六天战斗中，德国空军对伏尔加河渡口和苏军部队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空袭。天空中的德国飞机无时不在。“战斗机部队的帮助是非常需要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在给莫斯科的密报中批评红军空军。实际上，第8空军集团军各类飞机总数已经不到200架，而其中只有24架战斗机。但即便如此，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也开始抱有与地面部队一样的怀疑，即斯大林格勒的俄国保卫者们是否真的不可战胜。“我无法理解，”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人怎么可能在这种地狱般的环境中生存呢？在工厂的废墟、洞穴和地下室里，俄国人稳如泰山。”德军飞行员知道他们的攻击效果会迅速降低，因为白天越来越短，天气越来越差。
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南面，德军向伏尔加河突击非常成功，完全切断了苏军第112步兵师残部与民兵旅的联系，后者一直在抗击来自北面和西面第14装甲军的进攻。若卢杰夫第37近卫步兵师被包围的小股部队继续在拖拉机厂坚持战斗，余部则被压向南面。现在，第62集团军的最大威胁是德军有可能沿着河岸向南突击，将戈里什内的师与后方的联系切断。
崔可夫新的司令部危机不断，警卫部队不停地投入战斗。鉴于第62集团军的通讯联络频繁中断，崔可夫要求允许在西岸设立一个后方指挥小组，而包括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内的前沿指挥小组则继续留在东岸。但是，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深知斯大林对此事会做出何种反应，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崔可夫的请求。
10月16日，德军自拖拉机厂向南攻击街垒工厂，但埋设在废墟之中的苏军坦克与河岸边的卡秋莎火箭炮一起将德军的进攻粉碎。当晚，柳德尼科夫第138步兵师余下的部队渡过伏尔加河。当他们自渡口向前推进时，士兵们不得不跳过“数百名爬向登陆场的伤员”。这支新锐力量马上投入街垒工厂北面业已稀疏的防线。
叶廖缅科将军那天晚上也渡过河，希望亲自了解一下战局。去年受伤以后，将军总要拄着一根拐杖，他一瘸一拐地爬上河岸，来到第62集团军拥挤不堪的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弹坑以及被炮弹直接命中炸成碎片的防空壕护木，处处展示着战况的激烈与残酷。每一个人，每件物品都蒙着一层硝烟尘土。若卢杰夫将军失声痛哭，叙述他的师在拖拉机厂被消灭的经过。然而，叶廖缅科回去以后，方面军司令部还是在第二天通知崔可夫弹药的供应量会进一步减少。
10月15日夜，德军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以北的苏军部队包围。自那以后，崔可夫从被合围部队那里就没有得到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第112步兵师和第115特别旅只是“多次请求”允许撤过伏尔加河。这两支部队的司令部明显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声称他们的团队都已被彻底消灭。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达以后，这种撤退的请求无异于叛国，所以都被拒绝了。几天后，借着战斗暂时平息之机，崔可夫派卡梅宁上校进入合围圈了解各团情况。上校发现第112步兵师还剩下598人，而第115特别旅有890人。根据报告，高级政治委员“没有组织进行积极防御，而是躲在自己的掩蔽部中，近乎疯狂地劝说他的指挥员撤过伏尔加河。”因其“背弃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职责”以及“非比寻常的怯懦行为”，这些遭到指责的高级军官和政治委员们不久就受到第6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军法审判。他们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崔可夫显然不会轻饶他们。
为了减轻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压力，10月19日，顿河方面军和第64集团军分别在西北方向和南方展开攻势进行侧应。苏军的努力只给第62集团军数日喘息，但已能让那些被打散的部队撤过伏尔加河重新补充整编。鼓舞精神的手法越来越玄。斯大林本人出现在城市中的谣言不迳而走，更有一位参加过察里津保卫战的老布尔什维克宣称伟大领袖出现在他以前的指挥部里。这不禁令人想起在西班牙人抵抗摩尔人的战斗中圣詹姆士奇迹现身的往事，但这些诸如神仙下凡，天降福音之类的故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一位中央要员此时却特别希望探访城市西岸。此人是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专门负责德国事务的官员。1923年列宁咽气之前，他曾与卡尔・拉狄克进行了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尝试：发动第二次德国革命。后来，马努伊尔斯基被派往乌克兰，并对1933年斯大林在乌克兰制造的大饥荒负有重大责任。他心中自有如意算盘，这在不久以后表露无遗。但此时崔可夫坚决拒绝了他访问西岸的请求。
远在柏林的戈培尔又一次开始犹豫不定，是再谨慎一点，还是宣告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已成定局？毕竟他在10月19日下令所有获颁骑士十字勋章的军人必须回国接受新闻采访。由于担心德国人民可能会对缓慢的战争进程感到失望，他觉得应该提醒民众注意，德国军队在仅仅十六个月中就已向前推进了如此之远。戈培尔要求在德国城市中悬挂一些标记，显示斯大林格勒与德国的距离。三天后，他又命令在有关艰苦战斗的报道中不惜一切也要避免提到“红色十月”和“红色街垒”这样的字眼，因为这会鼓舞“那些深受共产党影响的人们”。
城市北部工业区连番大战之时，市中心伴随着局部进攻与反击的逐屋争夺战也在继续。斯大林格勒战役最著名的插曲之一，就是持续58天的“巴甫洛夫大楼”保卫战。
九月底，第42近卫团某排占领了一幢可以俯看广场四层大楼，位于河岸内大约300码。中尉排长阿法纳采夫在战斗初期即双目失明，于是雅各布•巴甫洛夫中士接替指挥。他们在大楼地下室里还找到了几位平民，其中一位玛莉娅・尤里娅诺娃积极参与了防御战斗。巴甫洛夫的人打通了地下室的墙壁以改善他们之间的联络，在墙上挖洞为机枪和长管的反坦克枪寻找最佳射点。只要德军坦克逼近，战士们就散入地下室或占据顶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近距离打击敌人。德军坦克兵无法还击，因为坦克炮抬不起那么高。事后崔可夫总是喜欢说，巴甫洛夫和他的战友们打死的德国兵比德军占领巴黎时死的人还要多。（苏联英雄雅各布・巴甫洛夫，后来却是塞尔吉耶沃――原来叫扎戈尔斯克――某修道院的基瑞尔院长。在那里，基瑞尔院长吸引了大批信徒，但这与他在斯大林格勒的名气毫不相干。现在，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另一个故事更象是从书信中采撷而成的小插曲，主人公是第384炮兵团的炮兵观察员恰尔诺索夫中尉。他把观察阵地设在一幢被炮击毁坏的建筑物顶层，从那里呼唤苏军炮火。在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你好，舒拉！亲亲我们的两只小鸟，斯拉维克和莉杜莎。我身体挺好。虽然受了两次伤，但都是轻伤，所以我还能继续引导我的炮兵。为了这座属于我们挚爱领袖的城市，为了这座属于斯大林的城市，我们奋力迎战的时刻来临了。在这几天的艰苦战斗中，我在为故乡斯摩棱斯克复仇。但夜幕降临之后，我下到地下室里，两个金发小孩坐在我的膝盖上，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斯拉维克和莉达。”在他的遗体上找到了妻子的前一封信。“我非常高兴，你的战斗如此出色，”她写道，“而且还获得了一枚奖章。你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决不能让他们抓住你，因为战俘营比牺牲还要糟糕。”
这个家庭的信件往来算是当时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字里行间亲情流露，但与其他许多信件一样，仍是欲言又止。坐在战壕的角落里，或是在灯光昏暗的地下室中，士兵们写家信的时候经常感到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有一张纸，因为没有信封，写完以后还要折成一个三角型，好象叠就的纸船一般。这一张纸是如此之小，而要承载的内容却又如此之多。结果，所有信件的内容不外乎三个方面：问候故乡的家人，让他们放心（“我过得很好――还活着”），以及对战斗的关注（“我们一直在摧毁他们的人员和装备。无论白天黑夜，我们都不会让他们安稳”）。红军战士们深知全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们，但许多人必须对信的部分内容略作修饰，因为大家知道特科对信件的审查非常仔细。
即使他们想在给妻子或爱人写信的时候暂时逃避战争，但战争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这部分是由于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战友和上级对他的评价之中。“玛丽娅，”一位叫柯利亚的军人写道，“我想你肯定还记得我们共渡的那最后一夜。因为一年前的这一刻，正是我们离别的时候。对你说再见真的好难好难。离别是忧伤的，但这是祖国的命令。我们现在正在竭尽全力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祖国要求我们这些城市的保卫者抵抗到底，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绝大多数苏军士兵似乎已经将自己的感情溶入伟大卫国战争这一艰巨任务之中。与他们的德国敌人比起来，苏联士兵也许更害怕审查，也许斯大林政权对他们的洗脑更彻底，但不管怎样，他们在说起自我牺牲的时候，绝对不是在喊口号，唱高调。这是面对侵略者时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是这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人们也许会责备我，”斯大林格勒某红军中尉给几周前刚结婚的妻子写道，“因为他们看到这封信时会发现我是在为你而战。但我无法将你和祖国母亲区分开来。对我来说，你就是祖国。”
对苏德双方将士的家信进行一次比较性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段时间许多德军官兵自斯大林格勒发出的家信中，对战事的发展都有一种受伤、省悟甚至怀疑的味道，好象这已经不是他们当初发动的那场战争了。“我经常扪心自问，”一名德军中尉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说，“所有这些苦难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人都已经疯掉了吗？这段悲惨的经历会在我们许多人心中留下烙印。”尽管故乡充斥着有关胜利在望的乐观报道，许多军人的妻子都查觉到了真相：“我没法不担心。我知道你一直在战斗着。我永远是你忠实的妻子。我的生命属于你，属于我们的天地。”
心怀不满的苏军士兵同样大有人在，数量之多令人惊奇。他们要么忘了信件会被审查，要么实在是过于沮丧不再把审查当回事了。许多人抱怨他们的口粮。“柳芭姑姑，”一名年轻的士兵写道，“请给我寄点吃的来吧。真不好意思向您提这样的要求，但我实在太饿了。”好些士兵都承认他们只有拣食充饥的份儿，另外一些人则告诉家里许多战士病倒了，“因为食物太差，卫生条件不好”。某个得了痢疾的士兵写道：“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疫病的流行不可避免。我们还长虱子，这是传播疾病的首恶。”这名士兵的预言不久成真。在4169医院，患有斑疹伤寒的数名士兵被迅速隔离。医生们认为“伤员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被当地人感染伤寒，又从医院继续传播。”
糟糕的食物和环境令人们怨声载道，同时，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依然溢于言表。在斯大林主义的黑幕之下，惯于捕风捉影，无事生非，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踩上几脚的政治委员们自然对NKVD邮政审查的结果感到不安。“十月的头半个月中，仅第62集团军就有12747封信泄露了军事秘密，”政治部向莫斯科报告说，“一些信中有明显的反苏言论，称赞法西斯军队，不相信红军的胜利。”报告中还引述了几个例子。“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去，”一名士兵写信给妻子，“战事如此艰苦，看不到出路。我们都觉得斯大林格勒还是投降算了。”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只有荨麻或其它野草制成的肥皂可用。而第245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却在家信中说：“他们在后方肯定大叫一切为了前线，但在前线我们什么也没得到。食物很差，而且份量极小。他们所说的事情都是假的。”哪怕家信中一丝诚实的态度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某中尉承认“德军飞机真的很棒……我们的高射炮兵没打下来几架”，结果被认定是叛国者。
危险不仅仅存在于信件审查之中。一个18岁还过于天真的乌克兰人补入罗季姆采夫的师，他告诉其他士兵对听到的关于德国人的宣传不要全信：“我的父亲和姐姐在德占区，那里的德国人不杀不抢，对老百姓不错。我姐姐还为德国人工作。”战友们当场逮捕了他。“正在进行调查，”给莫斯科的报告最后说。
但是，此刻红军内部的政治迫害实际正在缓解。出于激励士气的考虑，斯大林宣布设立库图佐夫勋章和苏沃洛夫勋章，这项意义深远的决定相比以前的姿态而言无疑是一种反动。而他最为公然的改革措施，是在10月9日宣布第307号命令，重新恢复单一首长制。政治委员降级为参谋顾问的角色，负责“教育部队”的工作。
政委们痛苦地发现对他们不满和厌恶的红军军官居然如此之多。据说，航空兵团的政治军官尤其感到羞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痛心地报告称部队中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态度”。某团长对他的政委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进来对我说话。”其他政委则发现他们的“生活标准降低了”，因为他们“被迫与士兵一起进餐”。甚至少尉们也敢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政治委员还要继续拿军官工资，“因为既然他们现在对一切都不负责了，他们还不如看看报纸，洗洗睡吧。”政治部门现在成了“没用的阑尾”。关于政治委员完蛋了的说法，多勃雷宁在给谢尔巴科夫一份明显是在寻求支持的报告中说，是“一种反革命言论”。在十月初的一份报告中，多勃雷宁其实已经表露了他的感情，尽管对这名士兵的言论未予批评：“他们已经设立了库图佐夫勋章和苏沃洛夫勋章。现在他们还应该有圣尼古拉和圣乔治的奖章，然后苏联就完了。”
对于共产党设立的主要奖项――苏联英雄，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政治部门还是严肃对待的，虽然红星勋章已经成了“斯达汉诺夫先进工作者”之类的寻常奖励，摧毁一辆德军坦克即可获得它。10月26日夜，第64集团军人事部门的头儿在等待过河的时候，丢失了一个装有40枚红旗勋章的手提箱，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大家以为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防御计划都丢了。第二天这个箱子在两英里以外的地方找了回来，只少了一枚勋章。也许是哪个士兵喝了几杯以后，感到自己在前线的功劳没有得到足够肯定而拿走了它。这位人事部门的领导受到军法审判，罪名是“粗心大意的犯罪行为”。
但是士兵们对这些勇敢的象征物还是充满热情。如果哪个人得奖了，他的战友们就会把奖章放到一杯伏特加中，他必须喝干杯中酒，用牙齿把奖章叼出来。
其实，第62集团军真正的斯达汉诺夫式的明星人物不是坦克杀手，而是那些狙击手。在十月革命25周年来临之际，部队中开展了一场新的“狙击手”运动，关于这种黑魔法的宣传攻势狂热无比，“为争杀弗里茨展开了新一轮社会主义竞赛”。杀敌数达到40的狙击手将会获得“勇敢”奖章，并被授予“荣誉狙击手”的称号。
最著名的狙击手当属巴丘克师的扎伊采夫，虽然他不是毙敌最多的狙击手。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过程中，他的毙敌数升至149人（扎伊采夫曾经许诺要达到150人的目标，但只差1人）。而毙敌最多的狙击手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叫“齐肯”，截止11月20日共杀敌224人。对第62集团军全体将士来说，这位来自乌拉尔山脚下的牧羊人，沉默寡言的扎伊采夫，比任何一位体育明星都更受追捧。他的毙敌数量一有增加，前线部队就会把这一消息争相转告，广为传播。
扎伊采夫在俄语里的意思是兔子，他后来受命负责训练新的狙击手，而他的学生们则被称为zaichata“小野兔”。这就是第62集团军“狙击手运动”的源起。部队还开会宣传“狙击主义”理论，交流战术技术。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也继而展开“狙击手运动”，培养自己的明星射手，如第21集团军的帕萨尔中士，中士尤其自得的绝活是枪打敌头，毙敌记录是103人。
非俄罗斯族的狙击手被单独挑出来予以表扬：库契仁科，乌克兰人，毙敌19人；第169步兵师的某乌兹别克族狙击手三天之内毙敌5人。第64集团军的狙击手科夫巴萨（乌克兰语意为香肠）有一个至少由三条战壕构成的活动网络，一条战壕睡觉用，其它两条射击用。三条战壕相互沟通形成一体。此外，他在友邻排的前面还挖设假的侧翼阵地，假阵地里放置一面白旗，挂在杆上，他能在远处用绳子控制摇动白旗。科夫巴萨骄傲地宣称，只要有德国人看到这面晃动的小白旗，他就会从战壕中探出头来一探究竟，嘴里喊着“Rus, komm, komm！”（俄国佬，来，来！）科夫巴萨就从另一个角度打死他。第161步兵团的丹尼耶洛夫也喜欢设置假阵地，给稻草人配上苏军装备。然后他就等在一旁守候那些没有经验的德军士兵向假人射击，四个德国兵成了他的枪下之鬼。第13近卫步兵师上士多利明，喜欢把阵地设在阁楼里，专门射杀敌机枪射手和野战炮兵。当然，最有价值的目标还是德军的炮兵观察员。“［下士斯图丹诺夫］两天来一直跟踪一名德军观察军官，最后一枪要了他的命。”斯图丹诺夫发誓在十月革命周年之际要将毙敌数由124人提高到170人。
所有这些狙击高手都有各自的射击技巧，藏身之处亦各有偏好。“荣誉狙击手”伊林的杀敌记录是185人，有一段时间他喜欢躲在旧桶或管道之中。伊林是某近卫步兵团的政工干部，在红色十月工厂区作战。“法西斯分子应该知道红军超人手中武器的威力。”他说，并且保证训练出十名新的狙击手。
苏联方面的某些史料称德国人把他们狙击学校的校长派来斯大林格勒，试图打掉扎伊采夫，结果却被扎伊采夫击毙。经过数日追踪，扎伊采夫在一块波纹钢下面发现了对手，并一枪打死了他。扎伊采夫取走了自己猎物的步枪瞄准镜，把它当作个人最珍贵的战利品。这件战利品仍在莫斯科武装力量博物馆内展出。但是，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仍然缺乏足够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几乎所有关于“狙击手运动”的内容都会欣然上报，而在呈交谢尔巴科夫的所有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此事。
狙击手们的脾气禀性和人生轨迹令格劳斯曼深深着迷。他与扎伊采夫等几名狙击手很熟，安纳托利・柴可夫也是其中一位。柴可夫曾与自己的酒鬼父亲一起在某化工厂工作，自童年起他就“看惯了生活的黑暗与丑恶”，但生活也培养了他对地理知识的热爱。此时，在一天天漫长的潜伏过程中，柴可夫一边幻想着世界其它地方的景象，一边等待猎物的出现。不久，人们就发现他是战争培养的天才狙击手。柴可夫在狙击学校的成绩极为突出，到了斯大林格勒，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给人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就好象一只不畏天高的雄鹰”。他有一种能在高大建筑物顶部伪装潜伏的高超本领。为了避免射击时的枪焰暴露自己的位置，柴可夫还为自己的狙击步枪改装了枪口消焰器，并绝不在光线不良的时候开火。后来，为了进一步降低枪焰的可见度，他还试图将自己的阵地设置在一堵白墙的前面。
一天，柴可夫带着格劳斯曼一起去设伏。最简单，最有规律的目标，是往一线阵地送饭的士兵。不一会儿，一名执行送饭任务的德国步兵现身了。柴可夫用瞄准镜对准目标鼻子以上两英寸的地方开了一枪，德国人仰天倒下，饭盒四处滚落。柴可夫激动得浑身有些颤抖。第二个士兵出现了，又被击毙。然后是第三个士兵，虽然匍匐在地，柴可夫还是一枪要了他的命。“三个，”柴可夫自言自语道。全部的毙敌数回去以后都会记录下来。他的最好成绩是两天内打死17人。柴可夫说，打死带水壶的人就算是中奖了，因为这会让其他德国鬼子喝脏水。格劳斯曼不禁要问，这个整天想着国外是啥样儿的小伙子，“连只苍蝇也舍不得打”，会不会是“卫国战争时期的先灵”。（原注1）
原注1：似乎有那么一段时间，格劳斯曼的思想非常理想主义化，他用一种准托尔斯泰式的语言描述眼前的红军战士。“在战争中，”他在另一个笔记本中写道，“每个俄国人的灵魂之上都覆盖着一件白衫，他生活在罪孽之中，但却象一名圣徒那样死去。前线许多人的思想和灵魂都非常纯洁，甚至有一种修道士般的谦逊品质。”
狙击手运动还造就了一批使用其它武器的模仿者。第95步兵师的曼恩科夫在长而笨重的PTR（反坦克枪）使用方面小有名气。在街垒武器工厂附近的战斗中，他总共摧毁了六辆坦克，并因此成为苏联英雄。第149炮兵师中尉维诺格拉德夫则被公认为是最好的榴弹发射手。他与另外二十六个人被包围在敌后，三天里一粒粮食也送不上去，但当维诺格拉德夫与后方恢复联系之后，他的第一个要求是送榴弹，而不是食物。即使在后来的战斗中受伤致聋，维诺格拉德夫“仍是最好的弗里茨终结者”。有一次他竟设法跟踪并干掉了一名德军连长，并把他尸体上的文件带了回来。
正当德军各师由拖拉机厂转而向南攻击街垒工厂的苏军防线之际，10月17日夜，崔可夫又一次转移了自己的指挥所。他选择了马马耶夫岗正东方向的河岸。第二天，一大群德国兵突至伏尔加河岸边，但再一次被苏军的反冲击击退。
唯一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卡梅宁上校带来的消息，拖拉机厂北面里诺克和斯帕尔达诺夫卡合围圈里的局势已经得到恢复，总体而言部队的作战还是勇敢的。当然，民兵旅还是出了一些问题。10月25日夜，第124特别旅某分队――“以前都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工人”――决定全体投降德军。只有一名哨兵反对，但他最终也被迫加入投敌者的行列。到了无人地带，这名哨兵假装裹脚布没包好，停了下来并借机逃回苏军一方。其他逃兵向他开枪，但没打着。这名哨兵，士兵D，安全地回到他的团，但随即便被逮捕.因“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将马上发生的罪行通知指挥员并阻止叛国者投敌”，他受到了军法审判。
消耗战继续在街垒工厂和红色十月工厂附近展开，双方互有攻守。一位德军军官说，第305步兵师某营的指挥所“距离敌人如此之近，以至于团长在电话那一头能听到俄国人‘乌拉’的喊声”。而激战中的一名苏军团长在指挥所阵地被敌占领之后，通过无线电呼叫卡秋莎对自己的阵地进行直接打击。
德军士兵不得不承认，“那些狗打起来象狮子一样猛”。伤亡在迅速增加，伤员们“卫生员！救命！”的喊叫声几乎快要与爆炸声，废墟瓦砾中子弹的呼啸声一起成为战场交响乐中必不可少的音符。而第62集团军在西岸只剩下几个桥头堡，每块地域的纵深不过几百码。街道已被德军占领，被迫后移的苏军阵地与伏尔加河越来越近，街垒工厂也有部分落入敌手。第62集团军唯一的渡口遭到德军机枪直射火力的打击，增援部队不得不全部派去恢复该区域的态势。苏军每个师基本只剩下几百人，但他们仍然在夜间反击敌人。“我们在黑暗中如鱼得水。”崔可夫写道。
“父亲，”一名德军下士在家信中写道，“您一直告诉我：‘坚守自己的原则，胜利就会属于你’。你不会忘记这句话吧？现在每个明智的德国人都应该诅咒这场疯狂的战争。我无法描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斯大林格勒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只要还活着，就都在战斗。”另一名德军士兵的家信则充满苦涩：“不要为我担心，也不要感到不安，我死得越快，受得苦就越少。我们总认为俄国人要投降了，但这些没受过教育的家伙实在太笨了，根本想不起来要投降。”还有一名士兵环顾身边的城市废墟：“这里经常让我想起戈培尔的一句话：兵锋所至，片瓦不留。他的话真没错。”
第十三章 保卢斯的最后一击
远在草原上的德军部队过着与城市战斗完全两样的生活。虽然也有防线要守，也要击退敌人的试探性进攻，但是生活要稳定得多，寻常得多。尤其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更是如此。10月25日，星期日，巴伐利亚第376步兵师某团军官集体邀请师长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参加该团的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射猎比赛。
当时部队的首要任务是做好越冬准备。“这里的生活画卷并不迷人，”第113步兵师一名士兵在家信里说，“辽阔空旷的大地上没有村庄，没有森林，没有树和灌木丛，就连一滴水也没有。”俄国战俘和希维人被派去挖战壕和掩体。“我们的确需要好好使用这些人，因为我们太缺人手了。”一名高级军士写道。草原上树林稀少，各步兵师不得不派卡车和劳工进入斯大林格勒，在房屋废墟中寻找木材充做掩体的顶梁。斯大林格勒南部的第297步兵师在丘陵的斜坡上徒手开出许多洞穴，有的作马厩，有的作贮藏室，甚至还搞了一个完整的野战医院――所有设备都经铁路由德国运来。在十月中上旬那段温暖舒爽的秋日里，德国人迫不及待地准备好了他们的“Haus”。即使最年轻的士兵也明白深挖洞的含义：他们将要在这里过冬了。
希特勒也就冬天问题下达了元首命令。他期待着“高度主动性的防御”以及一种“胜利的荣誉感”。为了躲避寒冬和轰炸，坦克应有特别建造的混凝土掩体，但所需材料根本没有运到，所有车辆只好露天停放。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也制定了详细的越冬计划，甚至还订购了一部芬兰的教学片《如何在野外建造桑拿浴室》。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无法让人完全放心。“元首命令我们要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人，”格劳斯科特给远在德国的家人写信说，“这项命令我们不执行也得执行，因为阵地一丢我们的局势会更糟。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空旷的大草原上没有?身之处以避风寒，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元首统帅部决定，第六集团军各类牲畜应后送100英里，从而可以节省车皮，无需向前线运送大量饲料。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总共汇集了大约15万匹马以及大量的牛甚至骆驼。运输车辆和维修部队也后撤了。从纯粹的后勤角度考虑，这种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随后的危机证明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第六集团军，尤其是大量的炮兵和医疗部队，几乎完全依靠马匹来维持自身的机动能力。
在第371步兵师一位军士长看来，士气“因国内寄来的信件多少而起伏不定”。几乎每个人都思乡心切。“在这儿，每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以往判若两人，”第60摩托化步兵师一名高级军士写道，“这可不容易。我们就好象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家信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冲出自己的‘方寸之地’――根本无法阻止他们。那会儿，我只有站在一边，脸上挂着纵容的微笑。”
大家已经开始琢磨圣诞节了：“一年当中最美好的节日”。士兵们开始与妻子讨论礼物的问题。11月3日，某师提交报告，“要求得到乐器、晚会的游戏程序、圣诞树装饰品以及蜡烛。”
离开前线休假的人员名单也在斟酌之中，这可是最能引起情绪波动的事情，有的人充满期望，有的人则垂头丧气。保卢斯坚持要优先考虑“自1941年6月以来就一直在东线作战从未休息过”的士兵。对那些即将踏上漫长归程的幸运儿来说，过去的那段日子好象生活在梦中一样，而家的感觉现在已经恍若隔世。但是，回到家乡与亲人重聚的人们，发现根本无法把前线的经历讲述出来。许多人失望地发现，几乎没有几个老百姓了解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最糟糕的是，支言片语的介绍只能让妻子更加担惊受怕，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沉默。没有了现实中残酷的战斗，但他们仍然被恶梦所困挠；当逃兵的念头诱惑着他们，但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到了离家的时候，向家人道别的景象依然栩栩如生，犹在眼前。对很多人而言，这意味着永诀。一踏上通向斯大林格勒的大路，许多人就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重归地狱。路边的牌子上写着“禁止入城。停留观望者及其战友小心送命。”许多人都说不清楚这句话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笑话。
新的冬季装备于10月底开始配发部队。“军装具有典型的德式风格，”一名军官评论说，“两面穿的裤子和夹克，颜色是野战灰和白色。”而士兵们整日呆在干旱缺水的草原之中，身上的虱子可是越来越多。“现在想洗澡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处决了身上第一批虱子，共计八只。”关于这种“小游击队”的笑话很快传播开来。某些“希维人”告诉德国同伴一个清除虱子的土办法，把衣服全部埋在地下，只露出一个小角。虱子们很快就会聚集到那里，然后一把火解决问题。
这段时间，各团的军医开始越来越担心部队的健康状况。1943年1月，当柏林的专家们研究第六集团军送交的医学死亡报告时，他们发现因传染性疾病如痢疾、斑疹伤寒和副伤寒而导致的死亡数字呈急剧上升趋势。（原注1）这种“Fieberkurve”自七月初开始即迅速增多。尽管患病人数总体与去年大致相等，但柏林的专家们却惊骇地发现死亡人数是去年的五倍。
原注1：黄疸病要进行单独记录。“黄疸病在这里尤其突出，”一名军官写道，“但既然黄疸意味着拿到了回家的车票，大家都希望得上这种病。”没有记录表明德军士兵为了让自己变黄而象一战的前辈那样吃炮弹里的苦味酸。
俄国人也惊奇地注意到了患病的德军越来越多，他们将其称之为“德国病”。柏林的医生们估计“部队抵抗能力的减弱”主要是由持续不断的紧张压力和食物短缺造成的。最脆弱的士兵往往是那些最年轻的士兵，仅17至22岁这一年龄段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全部病亡人数的55%。毫无疑问，不管真正的致病原因是什么，第六集团军将士的健康问题早在11月初即已相当严重，而最糟糕的是，他们还要在大雪覆盖的掩体中渡过又一个冬天。
苏军第64集团军的进攻将德军部队自斯大林格勒吸引南下，同时，第57集团军占领了罗马尼亚第20步兵师和第2步兵师之间一个重要的小山丘。再向南一点，第51集团军在卡米克草原上的突击插入罗马尼亚军队阵地深处。一天夜里，上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领他的机枪连渗入罗军防线，试图袭击罗军后方某个小村庄里的罗马尼亚第1步兵师司令部。这次偷袭令罗军一片混乱。涅夫斯基在战斗中两次负重伤。根据党关于以俄罗斯历史激励斗志的最新指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认为他一定是光荣的涅夫斯基家族后裔。这名“勇敢无畏的指挥员完全继承了其先祖的荣耀”，被授予红旗勋章。
市内，由于部队极度疲劳，弹药匮乏，德军的强大攻势终于在十月底渐渐平息下来。11月1日，第79步兵师对红色十月工厂的最后一次进攻在伏尔加河对岸苏军重炮的打击下彻底瓦解。“敌人的密集炮火最终削弱了该师的攻击力量”，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记录说。第94步兵师对北面斯帕尔达诺夫卡口袋的进攻也遭失败。
“最后两天，”11月6日呈交莫斯科的报告称，“敌人开始改变其战术。也许是因为过去三周的损失过大，他们不再以密集队形进攻。”在红色十月工厂沿线，德军转而以“侦察部队插入我军各团之间的薄弱点。”但与原来大规模轰炸为先导的进攻战术比起来，这种新型的“突然进攻”成效并不显著。
11月的第一周，德军着手在据守的建筑物上“安装线网以覆盖窗户和弹洞”，这样，投过来的手榴弹可能就会被弹开。为了打破敌人的拦阻网，第62集团军急需小口径火炮，虽然这种火炮极其缺乏，但此时将物资运过伏尔加河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红军战士们开始在手榴弹上安装钩子，投出去可以挂在网子上。
苏军部队在11月初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击。伏尔加河区舰队的炮艇――有的在前甲板安装了T－34的炮塔――对位于里诺克的第16装甲师进行了炮击。而“敌人大规模的夜间轰炸”，更令德军士兵难以从身心俱疲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整个东线，”格劳斯科特在11月7日写给他兄弟的信中说，“今天我们都在等待敌人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而发起的全面进攻。”但是，十月革命胜利25周年的庆祝活动规模有限，红军战士们的庆祝方式是“突破社会主义竞赛期间他们承诺的毙敌目标”。对共青团员的杀敌数字统计尤其要求准确。根据第57集团军政治主官的报告，“1697名共青团员中，678人从未杀死过一个德国人。”没有完成杀敌目标的人估计要好好管教一下了。
有些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并未得到当局的允许。某营受命增援第45步兵师，但营长和副营长两人都“喝醉了”，“13个小时”不见踪影。全营只好在伏尔加河东岸漫无目的地徘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好几个师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庆祝，特供的伏特加酒要么没送到，要么送到时已经太晚了。还有几支部队甚至连当天的伙食都未收到。
没有了伏特加，许多战士转而不顾一切地寻找替代品。更糟糕的是，危害有时并不马上就显现出来。周年庆祝过后的第二个夜晚，第248步兵师的28名士兵在卡尔米克草原接敌行军中死亡。没有找医生，也没人知道死亡的原因。NKVD特科对此感到怀疑，于是对24名士兵的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死因是过度摄取了一种“防化液”。这些士兵喝了大量化学溶剂，而这些溶剂本应在敌人施放毒气时少量服用。这种有害液体肯定含有酒精成分。一名抢救过来的士兵在医院里接受了调查。他承认有人把这种东西称为“一种葡萄酒”。NKVD拒绝认定这其实不过是一起偷窃军用物资连带酗酒的事件，最终将其定性为“毒害士兵的破坏行为。”
11月8日是十月革命周年的第二天，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伯格布劳凯勒（Burgerbraukeller）对纳粹党的“老战士”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讲话。第六集团军的许多人都收听了这次广播。“我想到伏尔加河去，”他语带讥讽地宣称，“就去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特别的城市。不巧，它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别以为这是我到那里去的原因，我到那里去是因为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我想占领这座城市，而且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相当满意，我们马上就要拿下它了！现在，只剩下一小部分还未拿下。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他们打仗不能再快一点？’这是因为我不需要第二个凡尔登，我宁愿用小股突击部队完成这一任务。时间并不重要。伏尔加河上已经没有船了。这才是要害所在！”
他的演说当属历史上最狂妄自大的几件事例之一。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已经从阿拉曼撤入利比亚，而英美联军刚刚完成火炬行动，在北非海岸登陆。里宾特洛甫趁机建议通过斯德哥尔摩的苏联大使馆与斯大林接触。“希特勒马上拒绝了，”元首空军副官的记录称，“他说目前我们正处于弱势，并不是与敌人交易的最佳时机。”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问题上自以为是，愚蠢昏聩地大吹牛皮，又拒绝了里宾特洛甫的建议，不仅失去了宝贵的机会，更让他踏上通向毁灭的不归之路。这个惯于煽动民众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政客，完全束缚住了军头们的手脚。里宾特洛甫在巴巴罗萨前夜最为担心的事情不久即将成为现实。
严冬于第二天莅临斯大林格勒，气温骤降至零下18摄氏度。水面宽阔的伏尔加河虽然是俄罗斯几条最后冰封的河流之一，但现在河面也变得不宜通航了。“大块浮冰相互碰撞，挤压，”格劳斯曼写道，“嗖嗖的风声好似流沙呼啸，离岸很远都听得见。”这种奇异怪诞的声音不由让城市中的士兵暗生畏惧之心。
崔可夫将军最害怕的就是这段时间，他称之为两线作战：后面是充满敌意的伏尔加河，前面是继续进攻的德国人，而苏军的控制区只剩下几块狭窄细长的条状地带。第六集团军意识到俄国人面临的问题，集中火力打击伏尔加河渡口。伏尔加河区舰队的一条运送武器弹药的汽船被击中，搁浅于某处沙岸边。另一条船继而开到，人们不得不在德军的密集火力下运送货物。水手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奋力苦干，损失惨重，令人不禁想起一个多世纪前在别列津纳河上架设浮桥的法国工兵。
“驳船坚硬宽阔的船首慢慢压碎冰面，而船后黑色的水道马上又蒙上了一层薄冰。”船身在冰层的压力下吱嘎作响，缆绳绷得紧紧的。过河成了“极地探险”。
11月上旬，德军继续以持续不断的，偶而伴随坦克的小规模进攻保持对守军的压力。战斗的规模可能小了很多，但激烈程度依然如故。第347步兵团某连据守的阵地离伏尔加河只有200码，11月6日的战斗使该连仅剩9人。但是连长安德列夫中尉召集幸存者拿起冲锋枪又向敌人发起了反冲锋。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切断了德军退路，第62集团军北部要点终于得救了。俄国人仔细观察德军信号弹的联络特点，使用缴获的弹药，采取敌人信号弹的颜色组合为自己所用。一名排长在关键时刻以这种方式引诱德军炮火转而打击己方的攻击部队，他因此受到嘉奖。
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非常狭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大家都不会开小差。但现在开始有德军士兵试图穿越战线投向苏军阵地。在第13近卫步兵师防区的中部，一名德军士兵偷偷溜出己方守卫的房屋，跑向苏军控制的建筑物。他的行动肯定得到了战友的协助，因为后面有人喊：“俄国佬！别开枪！”但当这个德国人跑到一半的时候，一名新来的苏军士兵自二层楼的窗户开枪打倒了他。受伤的德国人一面继续向前爬，一面尖叫“俄国佬，别开枪！”但俄国人又开了一枪，这次正中要害。他的尸体就这样在那里躺了一天。当晚，苏军派了一名巡逻兵爬到尸体边，结果发现对方已经派人取走了他的武器和文件。苏联当局认为需要进行“更多的解释工作”，“要让士兵们明白他们不能当场打死德军逃兵”。部队要牢记第55号命令的内容：以优待俘虏的政策鼓励敌军投诚。还是在这一地区，“有人看到德军士兵为了受伤而从战壕中举起手”。政治部门立即得到指示，利用广播和传单加强宣传工作。
11月11日破晓时分，德军最后一次猛攻开始了。第71、79、100、295、305和389步兵师在加强了四个新锐工兵营之后，组织新的战斗群对残余的抵抗区域展开进攻。由于德军各师在最近的战斗中已被严重削弱，这次进攻算得上是倾巢出动了。
第八空军军的斯图卡又一次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冯・里希特霍芬将军却对这种他称为“陆军老套路”的战术几乎丧失了所有耐心。在11月初的一次会议上，他向保卢斯和赛德里茨抱怨说，“炮兵不打炮，步兵也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空袭。”德国空军在11月11日最值一提的战果，不过是放倒了工厂的几个烟囱而已。但他们还是未能打垮躲在战壕、掩体和地下室中的第62集团军。
巴丘克的西伯利亚师拼死据守着马马耶夫岗上的立足点，但敌人的突击主力又向北面推进了半英里左右，直逼拉祖尔化学工厂和所谓的“网球拍”地区，那是一片由铁路主线和支线围起的区域，因形状酷似网球拍而得名。这次进攻的主力是德军第305步兵师，数个工兵营随后跟进提供支援。两军激烈交火，许多关键的建筑物被德军攻占，但随即又被苏军夺回。第二天，进攻被迫停顿下来。
再靠北一点，柳德尼科夫的第138步兵师在街垒工厂至伏尔加河之间的区域被德军包围，他们顽强地进行抵抗，步枪和冲锋枪的子弹平均每支只剩下30发，每日口粮只有不到50克的干面包。晚上，U－2双翼飞机向阵地空投一些弹药和食物，但落地的撞击力经常令子弹受损导致射击时卡壳。
11月11日夜，第62集团军发起攻击，街垒工厂东南方向的第95步兵师也参加了战斗。根据11月15日向谢尔巴科夫提供的报告，此次进攻的目的是阻止德军撤走部队保护其侧翼。这似乎与崔可夫的回忆录有些出入，因为崔可夫断言他本人与其他参谋人员都不知道11月19日将要发起的大反攻，直到反攻前一天，即11月18日夜，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才将大反攻的事情通知他们。
苏军的进攻几乎马上就被德军的狂轰滥炸所遏制，部队被迫就地隐蔽。11月12日，从早晨5点开始，德军“飓风般的炮火”足足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然后，一股强大的德国步兵进攻苏军两个步兵团的结合部，试图从那里楔入苏军防线。上午9时50分，德军增派了援军，其中一部突向伏尔加河岸边的油罐。苏军一个步兵团竭力挡住敌人的主攻部队，其它突击组迂回并包围了突入防线的德军冲锋枪手。在这场孤注一掷的战斗中，三辆德军坦克也被击毁。这个苏军团的一营只剩下15人，但他们还是守住了这条距离伏尔加河只有70码的战线，直到另一个营赶来增援。
负责保卫团指挥所的水兵只活下来一个人。他的右手被打碎，已经无法射击。这位士兵走入掩体，听说没有预备队，就在帽子里装满了手榴弹。“我还能用左手扔，”他说。不远处另一个团的阵地上，某排打到只剩4人，弹药告罄。他们派回一名伤员，带来的消息是：“向我们的阵地开炮，我们前面是一大群法西斯匪徒。永别了战友们，我们决不撤退。”
第62集团军的后勤补给形势更是危机重重。岸边的河水往往最先封冻，只有破冰船才能靠岸。11月14日，斯帕塔科维茨号（Spartakovets）汽船向红色十月工厂后面的右岸运送了400名士兵和40吨补给物资，然后带着350名伤员在战火中返航。但其它船只就不行了。救援人员整夜待命，准备帮助任何被冰冻住而成为德军炮击目标的船只。里希特霍芬挖苦道：“伏尔加河正在上冻，斯大林格勒的俄国人补给严重不足，如果此时他们（指第六集团军――译注）还是搞不定这座城市，那他们就别想成功了。更何况白天越来越短，天气越来越差。”
保卢斯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医生警告他，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得不到一点休息，他将彻底崩溃。“希特勒沉迷于斯大林格勒的象征意义，”保卢斯的一名参谋军官解释道，“为了在11月扫清最后几处抵抗，他下令坦克驾驶员也要改编为步兵，加入最后一次突击。”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对这种疯狂的浪费行为大为震惊，但他们无法迫使保卢斯取消命令。最终，为了留住经验丰富的坦克乘员，让自己的装甲师还能继续战斗，指挥官们不得不去搜集后备驾驶员、厨师、医官以及通讯兵以敷不足之数。装甲部队的巨大损失即便不是灾难性的，也是非常严重的，这在几天之内即可得到证实。
冯・赛德里茨将军忧心忡忡。截止11月中旬，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判断“他指挥的各营中，42%可以肯定是‘打光’了。”大多数步兵连只有不到50人，不得不进行混编。赛德里茨还对第14和第24装甲师的状况表示担忧，这两个师都需要进行重新补充，为即将到来的苏军冬季攻势做好准备。在他看来，今年的战斗已经拖延得太晚了。希特勒本人曾在拉斯滕堡的午餐桌上向他承认，德国部队应在10月初即着手准备应对“俄国冬天的所有考验”。而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部队却不必执行进行冬季防御准备的命令，希特勒在慕尼黑居然吹牛说时间无关紧要。
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蒙受的损失最大。苏德两军原来的战斗人员都只剩下一小部分。“这些德国兵同我们在八月份与之战斗的那些人不一样，”一名苏军老兵注意到，“我们也与过去不同了。”好兵不长命，胆儿大先玩儿完，双方的前线士兵对此都有同感。
德军参谋军官还对明年春天的战斗感到焦急，无需复杂计算即可证明，按照这种伤亡德国支撑不了多久。任何当英雄充好汉的想法都开始变得苦涩不堪，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开始支配人们的行为。而在另一方面，斯大林格勒红军却有了一些新作法。如果一位广受尊敬的指挥员牺牲了，为了显示复仇的决心，哀悼仪式上的排枪或排炮“不是射向天空，而是射向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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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一切为了前线
去年冬天，斯大林因缺乏足够耐心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现在，他的复仇欲望克制住了自己的急躁情绪，苏军因此可以就针对第六集团军的大反攻进行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这次大反攻的代号是“天王星行动”计划。
计划的最初设想源起于9月12日，在那个星期六，保卢斯在维尼察晋见希特勒，而朱可夫也被召入克里姆林宫，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同时到场。当时，苏军对保卢斯北翼的进攻已然失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朱可夫需要就进攻失败的原因做出解释。注视着他的还有刚刚挂到墙上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和米哈依尔・库图佐夫的画像，前者在18世纪痛扁土耳其人，后者则是拿破仑最难缠的对手。朱可夫强调，投入进攻的三个集团军力量不足，缺乏大炮和坦克。
斯大林要求知道还需要什么。朱可夫回答说，他们需要一个新的齐装满员的集团军，编成内必须有一个坦克军，三个坦克旅以及至少400门榴弹炮，同时要有一个空军集团军进行支援。华西列夫斯基对此表示同意。斯大林没有说话。他拿起标有大本营后备力量的地图，独自研究起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退至房间一角，一起低声讨论存在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必须找到另一个解决方案。
斯大林的听力比他们想象的要敏锐得多。他远远问到：“‘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意思？”两位将军回到他面前。“你们回总参谋部，”斯大林告诉二人，“仔细考虑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必须采取哪些措施。”
第二天晚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没有耽误时间，他与两位将军礼貌地握了握手，欢迎他们的到来，这实在出乎二人的意料。
“好吧，你们带来了什么？”他问道。“谁来报告？”
“谁都可以，”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两位将军在大本营花了整整一个白天讨论在以后两个月内组建新集团军和坦克军的可能性。他们研究地图上德军这个两翼薄弱的突出部，越来越确信唯一值得考虑的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决定性地扭转南线的战略局势”。朱可夫认为，斯大林格勒必须守住，将敌人拖入一场消耗战，但投入的部队只要保住防线就足够了。不应再将任何部队浪费在小规模反攻上，除非为防止德国人占领伏尔加河整个西岸而发动牵制性攻势。在德国人集中全力夺取城市的同时，大本营将于战线后方秘密集结新的集团军，对斯大林格勒深远后方进行纵深突击并实施合围。
斯大林起初对这一计划缺乏热情。他害怕如果不马上做点什么，斯大林格勒将会沦陷，从而使苏联蒙受另一次羞辱性的打击。他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攻击地点更加靠近城市。但朱可夫回答说这样距离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太近了，敌人会马上进行重新部署对付苏军的进攻部队。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的优势所在。
斯大林较之于希特勒的最大优势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毫无羞耻可言。在经历了1941年的灾难之后，他重新捡起已被泼上脏水的1920年代和30年代初苏军军事思想，居然没有一丝恶心的感觉。以机械化“突击集团军”消灭敌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不再是人们暗中尊崇的异教邪说。9月13日夜，斯大林给予这一纵深作战计划以全力支持。他指示二人要建立“最严格的保密制度”。“现在除了我们三个人，不能有任何人知道此事。”进攻被称为“天王星行动”计划。
朱可夫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计划者，还是最好的计划执行者。九月初，对斯大林格勒北部攻击的部队未经训练，装备低劣，他不想重复这个错误。训练工作规模庞大。一俟后备师团组建完毕，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即将它们送到前线相对平静的地段进行实战训练。这种作法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它把德军情报机关搞糊涂了。德国陆军东线情报机构的头子，精力充沛但名过其实的莱因哈德・盖赫伦上校开始怀疑，红军可能在计划一次针对中央集团军群的大规模牵制攻势。
侦察报告和俘虏的审讯记录都证明原来的预想是正确的，“天王星行动”必须瞄准第六集团军两翼的罗马尼亚军队。九月的第三周，朱可夫在绝密状态下对德军突出部的北线进行了实地考察。中尉亚历山大・格里乔夫隶属于第221步兵师侦察连，一天晚上，他受命去师部报到。他在那里看到两辆威利斯军用吉普。一名上校接待了他，命令他交出自己的冲锋枪，坐到其中一辆吉普的前座去。中尉的任务是引领一位高级军官巡视前线。
格里乔夫一直等到半夜。从指挥部掩体中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的个头不高，在贴身警卫的簇拥下甚至显得非常矮小。这位高级军官一言不发地坐进车后座。格里乔夫按照指示，引导司机沿着前线从一个部队的指挥所开往下一个部队的指挥所。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才回来。格里乔夫取回冲锋枪，并被告知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返回部队了。战争结束多年以后，他从自己以前的首长那里得知，那天晚上他护送的高级军官就是朱可夫，而他们有时距离德军战线不足两百码。也许，最高副统帅没有必要与每个部队的指挥员亲自交谈，了解对面的敌情和地形，“但朱可夫就是朱可夫”。
在朱可夫对北线进行秘密视察的同时，华西列夫斯基访问了斯大林格勒南线的第64、57和51集团军。他敦促各部队推进到草原盐湖区一线以西。华西列夫斯基没有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为“天王星行动”的参战部队建立一个受到严密保护的集结地。
为掩护准备工作，保密和欺敌计划至关重要。此外，红军甚至还享有两个效果甚佳的优势。第一个是希特勒拒绝相信苏联还有任何后备集团军，更不必说纵深作战必需的大量坦克部队。德国人第二个误判对苏军更有助益――尽管朱可夫从未承认过此事：针对斯大林格勒北线第14装甲军的进攻屡次失败，令红军看起来无力在该地区发动一次猛烈攻势，更不可能对整个第六集团军顺利进行大规模合围。
整个夏天，德国每月生产大约500辆坦克，而哈尔德将军告诉希特勒苏联每月产量是1200辆。元首拍着桌子说根本不可能。但即便是这一数字也少得太多。1942年，苏联的坦克产量由上半年11000辆增至下半年的13600辆，平均每月2200辆。飞机生产也从42年上半年的9600架增至下半年的15800架。
苏联虽然丧失了其主要工业区，但生产上仍超过第三帝国，这种说法令希特勒非常恼火，不能相信。纳粹领导人一直都不承认俄罗斯民族爱国热情的巨大力量。他们同样低估了为将工业转移至乌拉尔地区而实施的无情的搬迁计划以及工人队伍的军事化重组。大约1500家工厂从苏联西部地区撤至伏尔加河以东尤其是乌拉尔地区，然后由军队和技术人员苦干一冬重新建设安装。所有工厂几乎都没有安装暖气，许多工厂刚开始连窗户和象样的屋顶都没有，但生产线只要一启动，就再也不会停下来，除非整条线瘫痪，电力中断或缺少某个特殊的部件。人力资源更不是问题，当局只需征召大批新工人即可。苏联的官僚机构浪费了人民群众的时间和智慧，让许多人的生命在工业事故中白白地损失掉了。这种对个体的漠不关心，与军事计划者们对士兵的冷漠如出一辙。但集体主义的牺牲精神――既有强迫，同时更有自愿――换来的是无以伦比的伟大成就。
希特勒仍然拒绝让德国妇女到工厂做工，而大批苏联妈妈们、女儿们却被动员起来，成为生产的主力。成千上万穿着粗布工作服的妇女们――“普通一兵”――或为生产线上的坦克安装炮塔，或在机床前忙碌。她们狂热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能帮助前线的男人们。宣传海报一刻不停地提醒着她们牢记自己的职责：“你能为前线做什么？”
作为乌拉尔地区巨大的战争工业中心，车里雅宾斯克开始以“坦克格勒”闻名于世。不久，工厂附近就设立了坦克训练学校。党组织在工人与军人之间牵线搭桥，而工厂则回收垃圾废物卖钱来生产更多的坦克。一位名叫米那科夫的坦克炮手写了一首诗，准确地描述了乌拉尔生产线上的情景：
为了让敌人死
为了让朋友笑
最好的武器就是
T－34！
后来，有人建议生产线上的工人应该组建第一乌拉尔志愿坦克团。组织者声称，在第一张海报贴出36小时之内，就收到了“4363份要求加入坦克团的申请，其中1253份是由妇女提交的。”
甚至专门从事军需物资生产的奴隶劳改营，其生产产量也远远高出德国劳改营，而且破坏事件要少得多。古拉格的犯人们同样相信侵略者一定会被打垮。
出于宣传的原因，苏联方面的记录中很少提到西方盟国的援助，但这些援助为保证红军能在1942年秋天继续战斗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的贡献。斯大林曾向朱可夫抱怨丘吉尔运来的飓风式战斗机性能不佳，美英提供的坦克无法与T－34相比。英国的作战靴和大衣在苏军士兵中也不受欢迎，因为它们无法满足冬季作战的御寒需要。但美国的车辆――尤其是福特、威利斯和史都铎贝克的卡车与吉普车――以及食物，包括装在标有美国鹰徽的白色袋子中的上百万吨小麦，以及来自芝加哥的猪肉和咸牛肉罐头，却如雪中送炭，令苏联欲拒还迎，尽管他们不愿承认。
朱可夫知道，为这场机械化战争选择合适的指挥员至关重要。九月底，他劝说斯大林任命曾受贝利亚NKVD迫害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为顿河方面军司令员，该方面军所属地域从斯大林格勒北端向西延伸至顿河大河曲东侧的克列茨卡亚。同时，在罗科索夫斯基右翼，尼古拉・瓦图丁中将负责指挥新的西南方面军，当面是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10月17日，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下达命令，要求“距离前线15英里以内”的所有平民都必须于10月29日前撤离。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军事当局还希望向前线运动的部队白天能隐蔽在村庄里。这是一次计划周密的行动，所有撤离者必须带走“自己的牛、羊、猪、母鸡以及可以维持一个月生活的食物”。集体农庄的所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它值钱的机器都被运走了，人们只好用母牛当牵引工具。当局还征调数千名当地老百姓加入一支10万多人的建筑大军，负责修理所有通往前线，尤其是萨拉托夫－卡米辛－斯大林格勒沿途的公路和桥梁。
以刚刚铺轨的萨拉托夫－阿斯特拉汗铁路为起点，数条铁路支线深入草原，尽头就是大本营预备部队下车的地方，从那里部队再向集结区域开进。苏联的铁路系统每天要向三个方面军发送1300个车皮，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混乱自然是无法避免的。某师在乌兹别克斯坦铁路支线的运兵列车上呆了将近两个半月。
“天王星行动”计划非常简单，但却野心勃勃，行动范围极其广阔。主攻地点在斯大林格勒以西100英里左右，由谢拉菲莫维奇桥头堡向东南方向突破，该桥头堡向顿河以南伸出大约40英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无力予以占领。这个攻击点位于第六集团军后方深远地带，斯大林格勒市内及附近的德军机械化部队无法及时赶回挽救局势。同时，从顿河南面克列茨卡亚地域附近的另一个桥头堡向南发起内线攻势，目标是沿顿河大小河曲部署的斯特莱克第六军的后方。最后，从斯大林格勒南面，第三支坦克突击部队将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并与主攻部队在卡拉奇会师，从而合围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和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一部。红军全部坦克力量的60%将用于“天王星行动”。
虽然国防军手中有大批红军战俘和逃兵，但苏联的安全保卫工作比人们预想的还是要出色。1942年夏，德国情报机构未能发现新组建的五个坦克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基本相当于一个装甲军）和十五个坦克军（每个坦克军相当于一个加强装甲师）。随着惩罚时刻的临近，红军无线电通讯大量减少，部队的maskirovka――这个词的含义包括了欺敌、伪装和战役安全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命令不再以书面方式传达，而改以当面发布。主动欺敌手段还包括增加莫斯科附近部队的活动。德国人相信，Rzhev突出部将是苏军在11月最有可能发动攻势的地段。同时，在南线，“天王星行动”计划关键地域的各苏军一线部队受命修筑防御工事，故意让德军空中侦察发现。而沃罗涅日方面军虽然不参与这次反攻，却得到命令准备架桥设备和冲锋舟，好象要发起一次进攻。
其它地域部队表面上都在修筑防御工事，从而令德军感觉他们不是计划进攻，而是防御。参加“天王星行动”的部队都在夜间向前线开进，白天隐蔽。在开阔平坦的草原上，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红军的伪装手段的确是效果非凡。为了转移德国空军的注意力，红军在顿河上修建了至少17座假桥来保护5座真桥，第5坦克集团军、第4坦克军、两个骑兵军和大量步兵师正是通过这五座桥梁跨过了顿河。
斯大林格勒以南，第13机械化军、第4机械化军、第4骑兵军和支援保障部队――总计兵员超过16万人，坦克430辆，大炮550门，各类车辆14000台，还有10000多匹马――成批地自伏尔加河下游过河。由于河中漂浮着许多上游下来的冰块，渡河任务艰险异常。天亮前他们还要隐蔽起来。当然，红军不可能指望把即将发起的攻势完全掩盖，但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他们“最伟大的功劳，是掩盖了攻势的规模。”
1942年初秋时分，大多数德军将领尽管不同意希特勒关于红军已经崩溃的断言，但也感到敌人的力量即将耗尽。另一方面，许多参谋军官却倾向于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此事。温里奇・巴赫上尉是非洲军团一名战功卓著的军官，他被调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工作。集团军情报部领导涅梅耶中校欢迎了他，但是中校对形势的悲观态度，大大超出巴赫上尉的想象。“我亲爱的朋友，”中校说，“过来看一下形势图。看看这些红色的标记。在南、北这两个点，俄国人正在集结部队。”涅梅耶认为，尽管上级很关心敌人是否会威胁后方的交通线，但他们并没有把合围的危险当回事。
保卢斯和施密特都阅读过涅梅耶的所有报告，认为他的担心有点夸张。两位将军都认为苏军会以大量火炮和坦克进行猛攻，但不相信苏军会以德国人自己的“重点突破战术”Schwerpunkt对德军后方纵深进行突击。（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以后，保卢斯似乎犯了个大家都会犯的错误，他一口咬定自己对形势的危险一直非常清楚。但施密特却非常坦率地承认，他们大大低估了敌人的企图。）另一方面，面对苏军由斯大林格勒南部进攻的威胁，霍特将军的头脑要清醒得多。
德国本土大多数将领都相信，苏联没有能力同时组织两个攻势。盖赫伦上校的报告虽然模棱两可，什么都有可能，但也坚持认为苏军冬季攻势的重点将是中央集团军群。他的情报机构没有察觉顿河前线罗马尼亚部队当面的第5坦克集团军，仅仅在进攻发起前截获了一些信号才知道该部也参与了此次攻势。
德国本土大多数将领都相信，苏联没有能力同时组织两个攻势。盖赫伦上校的报告虽然模棱两可，什么都有可能，但也坚持认为苏军冬季攻势的重点将是中央集团军群。他的情报机构没有察觉顿河前线罗马尼亚部队当面的第5坦克集团军，仅仅在进攻发起前截获了一些信号才知道该部也参与了此次攻势。
这段时间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保卢斯和施密特两人都认为，如果第六集团军的参谋已经提交了他们的报告，他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因为受威胁地域的防御工作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这种被动态度完全不符合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即对一名指挥员而言，无所作为，等待命令，不能独立思考是不可饶恕的缺陷。当然，希特勒是在打压将军们的独立性，但是保卢斯，由于其行事风格更象一名参谋军官而不是指挥员，早已在元首的坚持之下作出了退让。
当灾难露出狰容之后，保卢斯经常因未能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而备受指责。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员，他真正的失败之处是无法在威胁来临之际做出正确的反应。受到威胁的可是他自己的集团军啊！而他所要做的，无非是将大多数坦克从浪费资源的城市战中撤出来，组建一支强大的机械化力量，时刻准备做出迅速反应；重新设立补给和弹药堆存地，保证车辆在短时间内就能开出去。这种相对来说规模较小的准备工作虽然违背了元首统帅部的命令，但却可以使第六集团军在关键时刻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在6月30日的元首训令中，希特勒要求部队之间不必保持联络。在司令部参谋军官的劝说下，施密特将军没有听从这一命令。第六集团军将一名携带无线电设备的军官派往西北方向的罗马尼亚部队。此人就是盖尔哈德・斯道克中尉，1936年柏林奥运会标枪冠军。斯特莱克将军也做出相应安排，自第六军派出一名联络军官。
10月底，德军收到关于敌人正在顿河沿线集结部队的第一个警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官杜米特莱斯库将军一直认为，只有控制整个河岸地区，利用顿河作为其主要的反坦克障碍，他的防区才能守得住。杜米特莱斯库曾在9月底建议夺取顿河南岸的其余地区，但B集团军群在赞同他的观点的同时，解释说所有预备队都必须集中于斯大林格勒，因为夺取这座城市才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敌人的集结活动被察觉后，罗马尼亚人越来越焦急不安。罗军每个师只有7个营，而控制的战线却有12英里长。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只有一些骡马牵引的37毫米Pak反坦克炮，这种炮被俄国人戏称为“敲门人”，因为炮弹根本不能穿透T－34的装甲。而且由于要优先保证第六集团军的需要，罗马尼亚炮兵部队弹药极度匮乏。
杜米特莱斯库的参谋人员于10月29日将他们的忧虑之处向集团军群司令部做了报告。安东尼斯库元帅也令希特勒注意到了罗军所处的危险境地。但是，几乎每天每刻都在等待斯大林格勒陷落消息的希特勒，此时还被其它一些重要事务所纠缠。隆美尔从阿拉曼战场上撤退，紧接着是英美联军入侵舰队驶向北非的警报。“火炬行动”登陆成功迫使他全力考虑法国的问题。11月11日，保卢斯向斯大林格勒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同一天，德军进入了法国南部未占领区。
此刻，关于红军即将进攻突出部的警讯急剧增加。11月7日，联络军官报告称，“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判断，11月8日敌人可能会在克列茨卡亚至拉斯波平斯卡亚地域以坦克猛攻”。烦人的是，罗马尼亚人不停地吵吵俄国人会在未来24小时内进攻，但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尤其是当十月革命25周年纪念日平静度过之后，他们的叫嚷更象是一种“狼来了”的玩笑。
在空军侦察中队提供的证据面前，冯・里希特霍芬将军却越来越确信攻势即将来临。即便在11月11日保卢斯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那一天，他还用第八空军军的部分力量攻击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当面的苏军集结地。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顿河前线，俄军正在坚决地准备针对罗马尼亚人的进攻。第八空军军、第四空军联队全部以及罗马尼亚空军对其实施了持续打击。敌人的预备队现在已经集结完毕。我在想进攻将在何时发起？”
11月14日，他又写道：“天气越来越差，寒雾使机翼结冰，还有冻彻心骨的暴雨。斯大林格勒前线一切平静。我们的轰炸机继续对斯大林格勒以东的铁路实施成功空袭，使敌人援军和保障工作陷入混乱。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继续坚持对逼近顿河前线的俄军进行毁灭性打击。”
德军对苏军后方地域的空袭令正在渡河的第5坦克集团军蒙受了部分损失，更几乎造成两位要员的伤亡。德国飞机惊扰了正在斯维特里亚接见某个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代表团带来了37车皮的礼物献给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礼品包括葡萄酒、甜瓜干、大米、苹果、梨子和肉类。
对于日益临近的威胁，元首统帅部、B集团军群以及第六集团军等各级指挥机关都做出了反应，但这些反应要么规模太小，要么速度太慢。希特勒那颇具感染力的空想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一方面发布命令，要求增设更多的雷区，并以德军部队加强罗军防御，但另一方面他又拒绝承认其实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部队来完成这一命令。
唯一能够腾出手来加强北线危险地域防御的部队，就是由斐迪南・海姆中将指挥的第48装甲军。此人是保卢斯的前任参谋长。从纸面上看，这支部队实力雄厚，编成内包括第14装甲师、第22装甲师和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还有一个反坦克炮营和一个摩托化炮兵营。但是，如果仔细检查一下就会发现它其实远没有那么强大。整个装甲军只有不到100辆能够使用的现代化坦克，而且还散布于三个装甲师之中。
第14装甲师曾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遭到重创，但却没有机会进行重新补充。罗马尼亚师装备是捷克斯洛伐克产的“斯柯达”轻型坦克，在与俄制T－34对阵时根本没戏唱。第22装甲师作为预备队一直没有足够的油料。由于该部长期不动，受冻怕冷的老鼠们开始在车体内做窝。绝缘电缆被它们咬坏，但却得不到及时更换。此外，作为对罗军大呼帮忙的回应，该师各团不停地分拆，有些派到这里，有些派到那里。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安静下来，德军漫无目的地向许多地区派驻了小股部军――小到只有两三辆坦克和几门反坦克炮，这些部队本来就是装装样子，但其安抚效果也是越来越差。元首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罗声称，“希特勒没有得到这个装甲军实力的真实信息”。也许此言不虚。但是，统帅部的参谋们回避那些令人不爽的真实情况，这种环境的始作俑者正是希特勒本人。
斯大林格勒南部战线，罗马尼亚第6军后面的唯一一支预备队是第29机械化步兵师。但在11月10日，该部据说“收到‘Hubertusjagd’的密语，要在最短时间内启程前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辖区内的佩列拉佐夫斯基。”佩列拉佐夫斯基是第48装甲军的焦点所在。霍特将军的屡次警告无济于事，南部战线潜藏的危机没有得到认真对待。
11月前半月的天气令苏军向前线的开进变得极为困难。冻雨之后是突然而剧烈的霜冻。许多匆忙备战“天王星行动”的部队还未配发冬装。不仅手套和帽子奇缺，就连裹脚布也没有，而这可是代替袜子的最基本的红军标准配备。
11月7日，第4骑兵军所属第81骑兵师穿过卡尔米克草原抵达南部前线。“由于指挥员不负责任的态度”，14名没有冬装的军人，主要是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死于冻伤。军官们一马当先跑在前面，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冻僵了的士兵支持不住从马上摔下来，而军士长们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把他们扔到马车上让他们活活冻死。仅一个骑兵中队就损失了35匹马。一些士兵试图逃避眼前的战斗。第93步兵师在接敌行军中发生了七起自伤事件，还抓住了两个逃兵。“在随后数日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向谢尔巴科夫报告说，“还会审问其他一些叛国者，其中包括一名党员，他在值勤的时候打伤了自己的左手。”
朱可夫又多了一件苦差事，他不得不提醒斯大林，“天王星行动”的发起时间必须推迟十天至11月19日。自此，克里姆林宫的气氛日趋紧张。由于缺乏货车造成的运输困难，进攻部队尚未得到应有的燃料和弹药配额。尽管斯大林担心敌人可能发觉红军的准备工作而逃之夭夭，但他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事实。他还要求大本营随时报告第六集团军的部署变更情况。11月11日，斯大林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因为红军没有足够的飞机来遏制德国空军。但是朱可夫宏大而周密的作战计划最终让他放下心来。这一次斯大林感到，他们终于可以复仇了。
11月13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飞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工作。“我们敢说他很高兴，”朱可夫写道，“因为他慢悠悠地嘬着烟斗，捋着自己的胡子，听着我们的汇报而没有插话。”
红军情报机关第一次决定全面整合自己的情报来源。战争初期一系列的灾难主要原因在斯大林。他武断专行，不理睬任何准确的情报分析。（原注1）自那以后，红军情报机关首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侦察巡逻捕获的“舌头”，试探性攻击和空中侦察提供了大量情报。无线电通讯情报部门也帮助确认了相当数量德军部队的番号。沃罗诺夫将军直接监督关键地域炮兵部队的集结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炮兵侦察也相当出色。同时，工兵部队开始提前绘制出友军雷区和敌军雷区的地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冻雾，而冯・里希特霍芬将军也对这种气候颇有怨言。
原注1：在情报机关服役是一项危险的工作。11月22日，大反攻发起三天之后，第62集团军情报主管因“失败主义和反革命思想”而遭起诉，并被控提供错误的敌情。我们无从得知这名遭到怀疑的军官是因政治罪行而被捕，还是由于本人无能或是成为上级过失的替罪羊。
11月12日，伴随着第一场大雪，红军展开了一系列侦察行动。侦察兵们穿上了白色伪装服，派出去捕俘的小组还要检查突击地域是否进驻了新的敌军。第173步兵师侦察连首次发现德军正在建造混凝土掩体。在战线其它各处由袭击小组抓回的俘虏不久证实，虽然德军在建造混凝土工事，但没有新的部队进驻。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线，侦察兵们发现高级军官将补给全部霸占，集中到后方的司令部去，一线阵地却一无所有。对进攻地域执行侦察任务的苏军部队“知道可能要发生一些事情，但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
此时，莫斯科最吃不准的是第六集团军的士气状况。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尚无一个德军团级指挥所被占领，除了偶而从德军低层官兵那里得到的一些信件和命令，苏联人无从了解德军的更多情况。终于，11月9日，红军情报机关头目雷托夫中将收到一份缴获自顿河小河曲当面第384步兵师的文件，该师由萨克森和奥地利部队混编而成。他立刻发现这就是他们需要的证据。翻译件马上被送交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主管宣传鼓动工作的亚历山德罗夫。雷托夫将军毫不怀疑这份文件将在伟大领袖的心中激起喜悦之情。由于这支来自德累斯顿的部队从未参加斯大林格勒的巷战，苏军高层因此倍受鼓舞。
“我非常清楚师里的情况，”巴伦・冯・加布伦兹将军致信第384步兵师所有指挥官，“我知道全师已无战斗力。这并不奇怪，我将尽全力改善部队的状况。但战斗是残酷的，而且必将更加残酷。我们无法改变目前的局势。士兵们死气沉沉的状态必须通过更加积极的领导得到纠正。指挥员们的态度必须更加严厉。在我1942年9月3日第187－42号命令中，我规定逃离阵地的人要受到军法审判……我将按照军法要求严格治军。那些在一线阵地中睡觉的人必须被处以死刑。这一点勿庸置疑。违抗军令也是死罪……具体的表现为：不认真照顾武器、阵亡将士遗体、军装、马匹和机械化装备。”军官们必须提醒部下“他们要在俄国度过整个冬天”。
在后方经过精心伪装的苏军机械化部队，现在开始向反攻始发地前进。大量烟幕掩护着他们渡过顿河进入各前沿阵地。战线后面，宣传连的大喇叭播放着音乐和政治新闻，淹没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在号称“斯大林格勒之轴”的三条战线上，总共集结了100万苏军。斯米尔诺夫将军领导的红军医疗部门设立了119个野战医院，配备了62000个床位以应付即将到来的伤亡。进攻发起前三小时，命令下达全军。红军部队得知，他们将对敌人后方进行一次纵深突击。没有提到合围。德国人不知道将会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想到这一点，部队的情绪兴奋到了极致。这是反攻的开始。车辆一遍一遍地反复检查，它们的前面会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人们仔细地倾听发动机的声音，“好象外科医生诊听病人的心跳一样”。写信、刮胡子、洗裹脚布、玩国际象棋和多米诺骨牌的时间结束了。“官兵们得到命令要好好休息，但他们实在太激动了。每个人都在反复考虑是否一切已经准备停当。”
大战前夜，德军没有察觉明天会有什么不同。第六集团军的敌情日报非常简短：“整个战线没有大的变化。伏尔加河上的浮冰较前日为弱。”那个晚上，一名渴望回家的士兵在给家里写信，想到的是他“与德国边境相距2053英里”。
第15章 天王星行动
11月19日，星期四。清晨五点刚过，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就响起了电话铃声。作战参谋都住在戈罗宾斯基，这是位于顿河右岸的一个哥萨克大村庄。外面开始下起了雪，冻雾弥漫，哨兵只能看清几码以内的东西。
电话是盖尔哈德・斯道克中尉打来的，这位标枪金牌得主正在克列茨卡亚地域与罗马尼亚第4军呆在一起。他的报告在作战日志中是这样记录的：“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在防区内抓获一名俄军军官，根据此人交代，进攻将于今日五时发起。”由于尚无其它迹象表明攻势已经启动，而且时间已过五点，值班参谋没有唤醒集团军参谋长。如果受到错误情报的打扰，施密特将军会暴跳如雷，而西北方向的罗军部队最近可没少提供错误情报。
实际上，身着白色伪装服的苏军工兵整夜都在清除反坦克地雷。苏联时间7时20分，德国时间5时20分，苏军大炮和迫击炮集群收到密语“警报”并开始装弹。一名苏联将军说，白色的冻雾“浓得好象牛奶一样”。鉴于视线太差，方面军司令部曾考虑是否需要推迟进攻，但最终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行动。10分钟之后，大炮、榴弹炮和卡秋莎炮兵团收到了准备射击的命令。对面的罗马尼亚军队清楚地听到苏军一方响起了阵阵军号声，而这正是开火的信号。
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电话又一次响起。斯托克直接了当地告诉接听的巴赫上尉，军号声引来了大规模炮击。“我感觉罗马尼亚人抗不住，但我会与你保持联系。”这一次巴赫上尉毫不犹豫地唤醒了施密特将军。
在北线攻势的两个主要地段，大约3500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集中火力为数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和两个骑兵军开辟通道。第一次齐射听起来象是打破静寂的睛天霹雳。由于漫天薄雾挡住了前线炮兵观察员的视线，重炮和卡秋莎无法进行射击校正。好在几天前所有目标都已做好标定，他们的射击仍然非常准确。
大地开始震颤，仿佛发生了一场低烈度地震。冰层有如老旧的镜子一般开裂。炮击如此猛烈，战线以南30英里第22装甲师的医官们居然从熟睡中惊醒，“因为大地在颤抖”。他们没有等待指示。“局势已经清楚了。”他们坐上汽车准备奔赴前线。
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苏军士兵们也听到了远方大炮的怒吼，他们问领导发生了什么事情，指挥员们只好回答：“我不知道。”对保守机密的要求非常严格，不到战局明朗大势已定，不会发表任何声明。大多数人只好猜测，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12天前，在庆祝十月革命25周年的讲话中，斯大林已经就大反攻做出了强烈的暗示，他的话是：“在我们的大街上也要庆祝一个节日。”
一小时以后，没有坦克支持的苏军步兵师进攻了。大炮和卡秋莎仍然在盲目射击，但炮火延伸至罗马尼亚军队第二道防线以及罗军的炮兵阵地。装备低劣的罗军步兵尽管被猛烈的炮击震得心神俱裂，仍然挣扎着从战壕中站起身来勇敢地予以还击。“进攻被击退了。”罗马尼亚第13步兵师的一名德军军官报告说。第二波攻击虽然伴随着坦克，同样亦被打垮。最后，又经过一轮轰炸，苏联大炮突然停止了射击。薄雾之中，一片死寂。接着，罗马尼亚人听到了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
大规模炮火准备将无人地带的雪和泥搅得天翻地覆，令T－34的冲锋步履维艰。炮击还摧毁了雷区中的道路指示。工兵们只好搭乘第二辆或第三辆坦克，预备在第一辆坦克压到地雷时，能够迅速在“工兵，下车！”的命令下开始扫雷工作。冒着罗军步兵的火力，这些工兵冲向前去清理出一条新的路径。
罗马尼亚士兵勇敢地抗击着数波苏军士兵的进攻，并打掉了相当数量的坦克。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反坦克武器，他们的命运已然注定。好几群坦克杀入罗军防线，转而向两侧迂回。苏军将领不能在步兵冲锋上浪费更多的时间，直接对罗军防线实施了大规模坦克进攻，日中时分，突破口终于打开了。在克列茨卡亚地域，第4坦克军和第3近卫骑兵军粉碎了罗马尼亚第4军的抵抗，一路向南杀去。骑着毛发蓬乱的哥萨克小马，苏联骑兵把冲锋枪斜挎肩上，在大雪覆盖的草原上一溜小跑，速度一点儿也不比坦克慢。T－34的炮塔直指前方，同样急不可耐地要与敌人大战一场。
半小时以后，突破口以西约三十英里处，罗曼年科的第5坦克集团军向罗马尼亚第2军发起了猛攻。T－34宽大的履带碾过铁丝网，压塌敌人的战壕。第8骑兵军随后跟进。它的任务是保护突击部队的右翼，继续向西扩大合围圈。
时至正午，微风吹开了些许迷雾，苏军第2、第16和第17空军集团军开始投入战斗。德国空军的基地能见度可能较差，或者他们的空管不愿象俄国人那样冒险。“俄国人又一次充分利用了坏天气。”当晚里希特霍芬在日记中写道，这与其说是记录事实，不如说是描写自己的感受。“雨、雪和冰雾让所有飞行都停顿下来。第8空军军克服极大困难，终于想办法让一两架飞机离开了地面。以轰炸封锁顿河渡口是不可能的。”
直到上午9时45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才正式得到苏军进攻的消息。这段时间德军的反应表明，虽然威胁得到了重视，但显然没有人认为那将是致命的一击。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没有停止，装甲部队仍然卷入其中。
11点过五分，B集团军群参谋长冯・索登斯特恩将军致电施密特，告诉他海姆将军的第48装甲军已被派向北面的博利绍伊增援罗马尼亚部队。（该军实际正在向克列茨卡亚地域推进，但令海姆暴跳如雷的是，远在巴伐利亚的希特勒却下令改变进攻方向。）索登斯特恩建议第六集团军，应告诉斯特莱克将军的第6军派部队加强克列茨卡亚以东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的防御。此刻，他们听说只看到20辆敌军坦克――“迄今表明这仅是一次微弱的攻势”。11点半，奥地利第44步兵师的一个团受命当晚向西运动。这是一步错棋，自此，一连串的失误把第六集团军一部牢牢困在顿河河曲之内，从而严重限制了整个集团军的行动自由。
尽管派出了联络军官，铺设了新的电话线，但德军还是得不到一点儿详细情报。表明局势较预想还要危险的第一个讯号，在苏军成功突破两个小时以后才姗姗来迟。有消息称“一支俄军装甲先头部队”（其实是柯拉夫琴科中将的第4坦克军）已经突破第13罗马尼亚步兵师的防御，正向六英里以外的格罗姆基前进。这在数个罗军部队的司令部引发了混乱：“一箱一箱的文件和个人物品”扔上卡车，随同它们的主人匆忙撤离。罗曼年科的第5坦克集团军在西面的进展情况则更加难以掌握。
让所谓的48装甲军向北进行反突击的想法纯属自欺欺人，反而证明了这一事实，即德军高级军官已经深受希特勒个人幻觉的毒害。一个装甲军本应比苏军一个坦克集团军还要强大，但第48装甲军可资作战的坦克甚至连一个整师的数量都不够。第22装甲师能够打仗的坦克只剩下区区30几辆，而且由于油料短缺，该师必须要挪借罗军的储备。老鼠破坏装备的笑话曾在全军广为流传，但危机一旦真的来临就再也没有人笑得出来了。
命令更改只会让局势恶化。海姆的装甲军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部署，相反，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启程之后却被改令他向。这次分兵导致了更大的灾难。苏军对该师师部一次出人意料的攻击摧毁了德军联络军官的无线电发报机，这是与海姆将军司令部保持联络的唯一方式。结果，随后几天与罗军的联络全部中断了。
在这一天发生的众多事件中，最让人惊诧不已的是保卢斯将军的无所作为。在敌人进攻前他未能组织一支机械化打击力量，现在他仍然什么都没有做。第16和第24装甲师的许多精锐部队仍然深陷于斯大林格勒的巷战之中。他也没有采取措施向前线运送部队车辆所需的油料和弹药补给。
11月19日下午，苏军坦克纵队穿过重重冻雾，继续向南进攻。由于大雪覆盖的荒原上没有地标指示，前锋部队只好带上当地居民以作向导。但这也不够，由于能见度太差，车长不得不依靠罗盘驱车前进。
进攻的路上危险重重。大雪堆积覆盖了深沟。莽莽草原上，有些地方长草披霜，直刺苍穹；远方雪迹逶迤，在大地上划出舒缓的曲线。坦克乘员们一路颠簸，全靠加了皮垫的头盔才免遭撞晕之险，许多人在与炮塔和车体的碰撞中骨断筋折――大部分伤在胳膊。但是，坦克纵队没有因为伤亡而停下前进的步伐。他们的后方，是爆炸发出的阵阵火光，那是步兵在清扫敌人的第一和第二道防线。
第4坦克军向南突过克列茨卡亚，指挥员们焦急地观察着他们的左翼，等待德军发起的反冲击。他们知道，罗马尼亚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风急雪猛，雪花堵住了准星，填满了主炮旁边同轴机枪的射孔。下午三点半左右，夜幕开始降临。为了继续前进，指挥员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下令打开前车灯。
在西面的突破口，鲁丁将军的第26坦克军看到前方火光冲天。那是一个集体农庄，德军在迅速撤离之前点了一把大火。显然，敌人对局势看得很清楚。德国人的大炮开火之后，坦克驾驶员关掉了前大灯。
右翼布特科夫的第1坦克军最终碰上严重削弱的第48装甲军。德军坦克的电动系统仍然问题多多，偏窄的履带也在黑冰上直打滑（译注1）。暮色中的战斗混乱不堪。德军通常所具备的战术技能和协调能力方面的优势荡然无存。
译注1：黑冰black ice：外表跟路面一样硬而滑的冰。一层很薄的，几乎看不见的冰层，如在道路或人行道上，通常由霜雾造成，极危险。
集团军群司令部命令以第6军一部汇同第14装甲师一起封堵克列茨卡亚地域的缺口，但为时已晚。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集团军群和第六集团军都对局势一无所知。“甚至通过空中侦察获取对战局的整体印象都不可能，”冯・里希特霍芬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人在第六集团军全线发起了进攻，局势变成了一团乱麻。”
下午5时，柯拉夫琴科的第4坦克军已经推进了20多英里，而斯特莱克将军的第6军刚刚受命在南面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保护第六集团军的后方。包括里希特霍芬在内的德军指挥官们仍然不想了解红军的目标。“极有可能，”他写道，“俄国人到不了铁路线一带，那是我们重要的补给大动脉。”他们根本想象不到，俄国人正在试图对第六集团军进行全面合围。
下午6时，冯・赛德里茨将军的司令部收到指示，第24装甲师没有参加斯大林格勒战斗的部队将前往顿河渡口附近的帕斯科瓦特卡和韦尔佳奇。但直到当晚十点钟左右――此时距攻击发起时已经过了17个小时――第六集团军才收到冯・魏赫斯上将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命令。“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地域战局的变化要求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尽快调集部队，掩护第六集团军的后方，确保交通线的安全。”斯大林格勒市内的一切进攻“要立即停止”。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要尽快派向西面。由于对出现这种局面完全没有准备，调动不可能迅速实施。不出所料，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也发起了强大攻势，阻止德军脱离战场。
第16装甲师，“其中包括很多被征入伍填补空缺的俄国希维人”，也得到命令西进顿河。与第24装甲师一样，由于一直在斯大林格勒近郊作战，部队没有足够的油料，同样需要在沿途的后备据点进行补给。但它必须先要从里诺克附近的战斗中脱身。结果，虽然第二天晚上即有部队开始向西运动，但第2装甲团的部分坦克直到11月21日凌晨3时才收到“撤出”的命令，此时已距苏军发起进攻46个小时。
鉴于苏军攻势远在第六集团军的后方，超出了保卢斯的责任范围，因此，他一直等待着上级的命令。同时，B集团军群不得不对发自贝尔斯特加登的元首命令做出回应。希特勒决定控制局势，结果在需要动若脱兔的时刻却让德军静若处子，陷入了灾难性的墨守成规和无所作为。没有人坐下来重新评估一下敌人的意图。第六集团军装甲部队主力回撤渡过顿河保护左翼后方的安全，但这样就丧失了全部的机动性。最可怕的是，南线无兵可守，门户大开。
斯大林格勒以南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战线上，德军部队在11月19日早晨也听到了西北方向六十英里以外大炮的轰鸣声。他们猜想大进攻终于开始了，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任何情况。第297步兵师右翼与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相联，该师一个步兵营的营长布鲁诺・盖贝尔少校此时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焦虑”。但他们的防区一整天都平安无事。
大地被冻得硬梆梆的。细小的雪粒有如白色的尘沙，在南方吹来的风中飘舞，令草原看上去格外荒凉凄冷。他们左翼的第371步兵师能够听到伏尔加河上的浮冰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那个晚上，第297步兵师师部听说第六集团军已经停止了对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进攻。
第二天早晨，冻雾依然没有散去。尽管莫斯科紧张地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还是决定推迟炮击。上午10时，大炮和卡秋莎终于开火了。45分钟之后，地面部队开始沿着工兵夜间在雷场中开辟的通道攻击前进。第13机械化军在贝克托夫卡以南的进攻得到了第64和第57集团军的支持。再向南25英里，第51集团军在萨尔帕湖和察察湖地段投入战斗，冲在前面的是第4机械化军和第4骑兵军。
德国人的友邻部队罗马尼亚第20步兵师发现“大批苏联坦克和一波又一波的步兵以前所未见的规模进攻罗马尼亚人的阵地。”盖贝尔已经与旁边罗军的指挥员格劳斯上校建立起了联系。格劳斯上校曾经在奥匈帝国陆军中服役，能说一口非常漂亮的德语。他的人在整个防区只有一门马拉37毫米Pak，但这些罗马尼亚的农民士兵仍然非常勇敢地战斗着，他们现在只能指望自己了。而他们的那些军官和高级军士们却“从未在前线露过脸，整天在后方的农舍中听音乐喝酒打发时间”。苏联方面的报告则显示罗军防御装备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第13坦克旅首辆突破防线的坦克据说用履带压毁了至少四门反坦克炮，并摧毁了三个火力点。
盖贝尔在自己防区的观察所里看着敌人进攻。“罗马尼亚人打得很勇敢，但在苏联攻击波的打击下，他们坚持不了多少时间。”苏军的进攻有板有眼，“好象演习一样：火力――机动――火力――机动”。人们在新闻影片中看到，T－34飞速向前，履带下卷起阵阵雪雾，每辆坦克上搭载着身披白色伪装服的八人突击小组，但其实这样的电影镜头掩盖了许多可怕的弱点。由于在几近冰封的伏尔加河上运输非常困难，斯大林格勒南线的攻击部队各类补给极度缺乏。进攻发起第二天各师就开始断粮了。到了第三天，第157步兵师的肉和面包已经完全耗尽。为了解决问题，第64集团军包括救护车在内的所有车辆都转而用于运送补给以维持攻势。而伤员留在雪地里就可以了。
显然，大多数进攻部队求战情绪极高，因为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弗姆金是第157步兵师的一名架线员，他志愿走在进攻坦克的前面，指引他们穿过雷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报告称，部队兴高采烈，“因为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总算可以让敌人血流成河，偿还我们妻子、孩子和指战员的血债。”我们无须怀疑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对那些参战的人们来说，这是“整个战争中最快乐的一天”，连德国人最终在柏林的投降都莫能比之。
受到侵犯的祖国终于可以复仇了，但首当其冲的是罗马尼亚人而不是德国人。在霍特将军的参谋长看来，罗军步兵患有“坦克恐惧症”。根据苏军的报告，许多罗马尼亚人马上丢掉武器，举起双手大喊：“Antonescu kaputt！”（大意似乎是安东尼斯库完蛋了――译者猜）红军战士们也发现许多人都打伤了自己的左手，然后在包扎时放一两片面包在伤口上以防止感染。罗军战俘被集合在一起，但还没等他们走向战俘营，许多俘虏――可能有数百人――就被红军士兵自做主张枪毙了。有许多报道称在某个罗军指挥所发现数具被毁伤的苏军军官尸体，但这也许并不是导致自发性杀戮的真正原因。
尽管苏军在东南方向的突破非常神速，但是进攻并未按照计划发展。由于“得到的命令自相矛盾”，“前锋部队出现数次混乱”。这似乎是在暗指沃尔斯基中将过于小心谨慎，对其第4机械化军的行军纵队控制不力，以致于部队在自湖区向西前进的过程中队形发生了混乱。（原注1）
原注1：沃尔斯基算是臭名远扬了。就在进攻前一刻，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作为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沃尔斯基警告说进攻可能会失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不得不于11月17日飞回莫斯科。在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给沃尔斯基打了个电话。结果沃尔斯基收回了他的信。让人感到好奇的是，斯大林表现得很平静。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斯大林提前设计好的一个阴谋，准备一旦“天王星行动”计划失败就用来对付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
沃尔斯基的北面是塔纳希申上校指挥的第13机械化军。此刻上校的突出问题是缺乏足够的卡车让步兵跟上坦克的进攻。但马上他就遇到了比罗马尼亚人更加顽强的抵抗。当地唯一一支德军预备队，雷瑟将军指挥的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贝克托夫卡以南十英里左右的地方截住了塔纳希申的部队。尽管雷瑟师令苏军蒙受了巨大损失，霍特将军还是接到命令要将该师撤出战斗以保护第六集团军的南翼。罗马尼亚第6军终于崩溃了，几乎没有可能建立新的防线，就连霍特自己的司令部都受到了威胁。在南线突进的苏军与顿河之间，现在只剩下罗马尼亚第6骑兵团一支部队了。
雷瑟成功的反冲击表明，如果保卢斯在进攻前就已建立一支强大的机动预备队，他就可以用这支部队向南突击，而距离只有十五英里多一点，苏军合围的下勾拳很容易就会被粉碎。随后，保卢斯还可以挥师西北，在卡拉奇方向迎击苏军北线攻击部队。但是这需要准确判断真正的威胁来自于何方，而保卢斯和施密特恰恰缺乏这一点。
11月20日，星期五。早晨，在苏军开始集中炮击斯大林格勒城市以南地区的时候，柯拉夫琴科的第4坦克军已经深入斯特莱克第6军后方将近25英里，并转向东南方向继续进攻。与此同时，第3近卫骑兵军投入战斗，从后面攻击第6军。斯特莱克竭力在顿河大河曲南面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以堵住这个口子。但是军主力同时还要面对北面苏军施加的强大压力，第65集团军不停地进攻，阻止德军进行重新部署。
由于罗马尼亚人“四散奔逃，许多人丢掉了自己的武器”，第376步兵师不得不来了个180度的调头，转而向西，同时还要与南面第14装甲师的部队保持联系。奥地利第44步兵师也要进行重新部署，但是“许多物资都丢掉了，因为油料短缺，带不走那么多东西”。
南面第14装甲师的装甲团尚不清楚敌军的前进方向。向西走了十几英里之后，这支部队又在当天下午撤回上布济诺夫卡地域。回程途中，它与第3近卫骑兵军防守侧翼的一个团狭路相逢并最终歼灭了它。19日和20日两天中，装甲团摧毁了35辆苏军坦克。但一支没有保护，只能用“88”充当反坦克炮的高炮分队却被苏军消灭。
“灾难性的油料短缺”还妨碍了其它装甲师和机械化师的机动，这些部队应该由斯大林格勒向西转进实施增援。坦克乘员数量不够也是个问题，希特勒早先曾下令把所有能用得上的人都当作步兵投入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之中。另外一个备感后悔的决定是将第六集团军的所有马匹都撤到后方。俄国人突然实施的运动战迫使德军步兵师不得不丢掉他们的大炮。
随着苏军进攻向纵深发展，罗马尼亚人兵败如山倒。罗军后方保障部队几乎没有受过战斗训练，参谋军官纷纷逃离自己的指挥所和司令部。一位苏联记者写道，在苏军坦克的强大攻势面前， “路上到处是敌军的尸体；大炮横七竖八丢弃在一旁。马匹在山坡上四处乱跑寻找食物，挣断的缰绳拖在地上；被炮火摧毁的卡车冒着青烟；钢盔、手榴弹和步枪子弹丢了一路。”个别被孤立的罗军集团继续在原来战线的某些地段上抵抗苏军的进攻，但第5坦克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的苏军步兵很快就打垮了他们。佩列拉佐夫斯基地域有一个罗马尼亚军级司令部，但根据鲁丁将军的说法，这个司令部被匆忙放弃了，他的第26坦克军发现“地上散落着大量文件，军官们的毛里大衣还挂在衣架上”――大衣的主人们已经在寒夜中遁逃他方。对苏军机械化部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缴获了一个完整的油料仓库。
与此同时，第22装甲师无法挡住第1坦克军的T－34，不得不后撤。第二天，该师试图向东北方向进攻，但旋即被合围。最后，第22装甲师杀出包围圈向西南方向退去，但是只剩下一个连多一点的坦克。后面，苏军第8骑兵军掩杀而来。
此刻，鲁丁将军的第26坦克军已经将拦路的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一部消灭殆尽，继续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向西南方向驰骋前进。苏军部队得到命令不必理会留在身后的敌人，集中全力向目的地进发。如果德国空军的空中侦察能够在11月20日下午发现这三个进攻路线大致平行的苏联坦克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警铃可能会响得更早一点。
这会儿仍在有效抗击苏军的罗马尼亚部队基本就剩下“拉斯卡集团”了，其主力是第5军的残部，由勇猛无畏的米哈依尔・拉斯卡中将组织在一起。拉斯卡中将曾在塞瓦斯托波尔荣获骑士十字勋章，是德国人真正尊重的少数几名罗军高级将领之一。这位将军一直坚持战斗，因为他相信第48装甲军的援兵马上就到。
11月21日，星期六。这天早晨，位于卡拉奇以北十二英里戈罗宾斯基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似乎以一种相对乐观的心情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上午7时40分，“一份并不十分难看的战局报告”呈交给B集团军群。保卢斯和施密特仍然认定对斯特莱克左翼进攻的第3近卫骑兵军是最主要的威胁，他们感到由斯大林格勒向西调集的部队完全可以扭转战局。
但是就在那天上午，一连串让人难以接受的打击降临到保卢斯和施密特的身上。各种不同的迹象同时指向一个结论。B集团军群警告他们，第六集团军南翼同时受到来自两面的威胁。一份报告称，敌人一支坦克大部队（实际上是柯拉夫琴科的第4坦克军一部）已经挺进到他们西面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这支部队正朝着“顿河高速公路”前进，那是德国军事工程的样板，它将顿河河曲西岸的大部分桥梁都联系在一起。第六集团军在该地域没有作战部队，根本无法消除即将到来的威胁。更糟糕的是，集团军许多修理基地和补给站都暴露在敌人面前。保卢斯和施密特终于认识到，敌人的意图是进行全面合围。苏军自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斜向对进的两把尖刀，锋芒所指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卡拉奇和那里的大桥。
希特勒相信俄国人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而大多数将军骄傲自大，盲目自信，这两方面原因结合在一起，导致德国人对“天王星行动”计划做出了灾难性的反应。“保卢斯和施密特早就等着敌人进攻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一名军官称，“但不是这种规模的进攻。俄国人第一次象我们那样使用坦克。”甚至里希特霍芬也对这一点含蓄地予以承认，当他描述敌人的攻势时，他说“这在他看来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成功的突破”。而在另一方面，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感到（这可能算是事后诸葛亮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对局势的反应实在太慢，并且过于粗心以致于根本没有预见到对卡拉奇的威胁――而那是对顿河地区两面夹击最明显不过的汇合点。
正午过后不久，保卢斯司令部大多数参谋向东转移至古姆拉克，这个铁路交叉点距离斯大林格勒八英里左右，更加靠近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同时，保卢斯和施密特乘坐两架Fieseler Storch式轻型飞机前往下奇尔斯卡亚与霍特将军汇合，第二天他们开了一个会。戈罗宾斯基剩下的只有文件和储备物资烧毁后在寒风中冒起的股股浓烟，以及邻近机场上几架已经无法使用而被付之一炬的侦察机。他们离去匆匆，甚至没有收到B集团军群在下午3时25分转发的“元首训令”：“尽管有被暂时合围的危险，第六集团军也要坚守阵地。”
但在11月21日下午，守住阵地是指望不上了。第16装甲师的装甲团行动不断受到迟滞，结果斯特莱克第6军的下方出现了一个漏洞。匆忙召集起来的数个战斗群试图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但是，苏军第3近卫骑兵军和第4机械化军迅速利用了这个缺口。斯特莱克的部队在来自北方和西北方日益增强的两面威胁之下，不得不开始向顿河方向撤退。将第六集团军的装甲部队派向西面，这个考虑欠妥的作战计划此时暴露了它分散兵力的危险之处。
卡拉奇是苏联三个坦克军的最终目标，也是防御最薄弱的地点之一。该地域没有有组织的防御，只是七拼八凑组建一个作战分队，成员则来自集团军驻扎在周边的附属单位，主要是各类保障和维修部队，一小队宪兵以及德国空军的一支高炮部队。
第16装甲师的运输连和维修部队已经在卡拉奇安营扎寨准备过冬。“战局发生变化的第一个消息”直到11月21日上午10时才传达到该部。接着他们又听说俄军坦克纵队已经突破了西北方向罗军的防御，正在向他们这边推进。下午5时前后，这些保障部队第一次知道斯大林格勒南部防线亦被苏军突破。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沃尔斯基的机械化军尽管因为迟疑不决而激怒了叶廖缅科，也已攻至第四装甲军以前位于卡拉奇东南方向的司令部，距离他们只有三十英里了。
卡拉奇的防御工作不仅毫无准备，而且组织得极其混乱。顿河西岸的高地上共设置了四组德国空军的高射炮阵地，而东岸仅有两组。危急关头，只有托特组织一个25人的小组马上被派去守卫大桥，由后方勤务部队匆忙组建的战斗营仍逗留在东岸的城市中。
第26坦克军军长鲁丁少将把夺取卡拉奇大桥的任务交给了第19坦克旅旅长G・N・菲力波夫中校。午夜时分，菲力波夫的坦克部队自奥斯特罗夫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卡拉奇。11月22日清晨6时15分，两辆被缴获的德军坦克和一辆侦察车大开车灯，成功地解除了敌人的怀疑，冲上横越顿河的这座临时大桥并向守军开火。十六辆苏军坦克同时隐入河边高地浓密的灌木丛中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8月2日德军坦克俯视卡拉奇时也正好就在那个地方。
几辆苏军坦克被击中起火，但菲力波夫的冒险终获成功。守卫大桥的德军被驱离，苏军向东岸派遣了足够数量的T－34，令德军后来的炸桥企图无法得逞。俄军摩托化步兵出现在顿河高地上，另一支坦克部队也到来了。辅以顿河对岸高地上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苏军随即又向卡拉奇发起两次进攻。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苏军步兵杀入城中。街道上一片混乱，到处是掉队的罗军散兵游勇。德军匆忙组建的战斗营仅有很少几件重武器，没过多少时间，这些武器要么就坏掉无法再用，要么就打光了所有弹药。好在司机和维修技师们的伤亡不大，他们烧了维修车间，从城中撤出来，坐上卡车找自己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去了。苏军会师已是一片坦途，第二天，北线杀来的第4和第26坦克军与斯大林格勒南面赶来的沃尔斯基的第4机械化军终于汇合到一处。
双方不停地向天空打出绿色信号弹引导部队靠拢，最后，俄国人的先锋部队在苏维埃茨基附近辽阔的大草原上拥抱在一起。后来，苏联宣传机构又用新闻摄影机补拍了这一场面。当时，坦克兵们为了欢庆胜利还相互交换伏特加和香肠，可惜这类更加由衷和真实的场景却未能入镜。
德军方面，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我们被包围了！”11月22日，星期天，这是清教徒们纪念死者的日子。“1942年一个郁闷阴沉的死亡星期日（Totensonntag）”第16装甲师的一名医生柯特・鲁伯神甫写道，“忧虑、害怕和惊恐充斥军中。”但是，许多人在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并不十分担心。德军在去年冬天也曾被合围过，但都冲出去了。而军官们知道的消息更多一些，他们在进一步研究战局后发现，这一次恐怕没有足够的预备队能将他们迅速解救出去。“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身陷险境”，Freytag－Loringhoven回忆道，“在亚洲的边缘地带，深入俄国腹地，我们被敌人切断了后路。”
西面四十英里处，罗马尼亚人最后的抵抗终于被打垮了。尽管败局已定，身处包围圈中的拉斯卡将军还是在那天早些时候拒绝接受红军的劝降。他宣称，“我们将继续战斗，决不投降”。 虽然打得非常勇敢，但下面的部队已是弹尽粮绝无以为战。
苏军在卡拉奇渡过顿河，立即使北面的第6军陷入极度危险之中。它与三面强敌已经苦战数日，而局势仍不明朗，秩序大乱，谣言四起。苏军在一具德军炮兵军官的尸体上找到一本日记，当时的混乱情况可从日记片段中略见一斑：
11.20. ……进攻会停止吗？？！！向北转移阵地。我们只剩下一门炮。其它的都不能用了。
11.21. 星期六 一早就碰上敌人的坦克……向后方转移阵地。俄国人已经非常近了。我们的步兵（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呼叫炮火进行近距离支援。今天有更多的罗马尼亚人经过这里，未作停留。我们已尽全力。已经处于俄国人的两边夹击之下。新的阵地。只呆了一小会儿，然后又向后转移阵地。修筑掩体。
11.22. 星期天 凌晨3点30分警报响起。命令我们改为步兵出击！俄国人在逼击。罗马尼亚人在撤退。靠我们自己守不住这个阵地。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命令转移至新的阵地。
在撤退途中，德军步兵师发现他们暴露在骑兵的攻击之下，“好象回到了1870年”，一位军官形容道。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运输，主要是缺乏马匹。有些时候解决办法既简单又残酷。军士长会从某个战俘营中抓来一些还有点力气的俄军战俘充作畜力。“11月20日撤退开始，”一名俄国战俘报告，“我们象马一样拉着满载弹药和食物的大车跟着走。那些拉得不够快，达不到德国人要求的战俘，当场就被枪毙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被迫拖着大车走了四天，没有一点儿休息。韦尔佳奇战俘营没有任何房屋，只是在空地上圈了一圈铁丝网。德国人把那里最健康的战俘全都带走了。”剩下的人，那些身体最差的人，留下来在大雪中挨冻受饿。当第65集团军先头部队发现他们的时候，“九十二人中只活下来两个”。摄影记者被召至现场记录这一令人恐惧的场面。照片在新闻媒体上披露，苏联政府正式指控德国人犯有战争罪。
第376步兵师受到的威胁最大，师长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说，俄国的进攻“极其迅速”。作为第6军的一部分，该师在顿河西岸遭到围攻，不得不于11月22日向东南方向后撤。两天以后，第376师在凌晨时分跨过韦尔佳奇大桥，撤到顿河东岸。
第16装甲师的装甲团同时还在向西进攻，并于11月22日夜渡过顿河驰援第6军。路上，部队想办法绕道帕斯科瓦特卡，从自己设在那里的坦克维修车间里又搜罗了一些刚刚修好的坦克。11月23日，大雾弥漫，装甲团自顿河河曲德军桥头堡阵地的南端朝着苏察诺夫方向发起反攻，但是却被身穿白色伪装服，装备大量反坦克枪的苏军步兵伏击。考虑到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同时油料极为短缺，第16装甲师只好撤了回来，并占领阵地准备掩护其它部队撤退。但是，通讯联络实在太差了，以致于所有命令不得不让传令兵骑马下达。
德军向东撤过顿河，缩至斯大林格勒，与国防军其它地域的部队渐渐脱开。这一过程在很多方面都比去年12月自莫斯科的退却还要糟糕。干冷的大雪横扫草原，抽打着他们的脸颊，领子竖得再高也挡不住寒风侵袭。虽然去年的教训异常惨痛，但是很多士兵仍然没有配发冬季制服。撤军沿途到处是丢弃的武器、钢盔和各类装备。大多数罗马尼亚士兵除了那套褐色军装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在败退途中已经把钢盔扔掉了。一些幸运点儿的家伙，主要是军官，戴着巴尔干羊皮帽子。击毁和烧毁的车辆被移到路边或推下大堤。某处丢着一门高射炮，炮管炸开，向后翻卷，有如一朵怪异的奇花。靠近顿河大桥的地方，满是卡车，轿车，农村大车，竭力找路通过的骑马传令兵以及少量由营养不良精疲力尽的马匹拖曳的野战炮，道路被堵得死死的。 “俄国坦克！”的喊叫声一次又一次令人群惊慌失措。苏军第16坦克军正在突破第76步兵师的防线，朝着韦尔佳奇杀来，滞留顿河西岸的德军部队有被切断的危险。
在通往阿基莫夫斯基大桥的路上，发生了一些极其丑恶的事情。为了过河到东岸去，士兵们相互怒骂推搡甚至大打出手。伤员和体弱的人在人们脚下踩来踏去。有时，军官们也互相威胁，不准对方的士兵先过河。即使宪兵队用冲锋枪也无法恢复哪怕是表面上的一点点秩序。相当数量的士兵为避免混乱和阻塞，试图徒步跨越冰封的顿河。岸边的冰层当然很厚很硬，但河中间却有很多冻得不牢的地方。掉进冰窟窿的人肯定没救了。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去救他们。许多人脑子里想的全是别列津纳河上的惨景。
撤退途中偶而也会有一位与大家一样胡子拉茬的军官，感到自己有责任制止混乱，于是掏出左轮手枪，召集起一批散兵，并以他们为核心，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吸收更多的人加入。重武器部队和炮兵们也会组织起临时的战斗小组。这些拼凑而成的部队，尽管有人被迫有人自愿，还是占领了阵地等待苏军坦克或骑兵在冰雾中现身。
顿河东岸的每个村庄都住满了与部队失去联系的德军士兵，他们在可怕的严寒中四处寻找食物和?身之所。精疲力尽，饿的几乎只剩半条命的罗马尼亚人虽然已经在撤退的路上走了一个多星期，但却得不到盟友们的一丝同情。“无数罗马尼亚人”，一位军官看到，“被迫在野外露宿。”败军找到补给站，结果更加混乱。某装甲部队的军官后来就帕斯科瓦特卡的混乱局面报告说，“一支德国空军的高炮部队表现得尤为紧张疯狂”，他们以“一种极其野蛮的方式” 炸毁、烧毁和破坏了所有的仓库和运输工具。路过的士兵们将能找到的补给点全都抢掠一空。在堆积如山的罐头旁边，他们把自己的背包和口袋装得鼓鼓囊囊的。没有启罐器，也不知道罐头听里装的是什么，他们便急不可耐地用刺刀扎破它。如果找到一听咖啡豆，士兵们就以钢盔为酬，刺刀柄为杵，把豆子倒进去猛砸一气。如果看到军需部门在烧毁新制服，没有发放冬装的士兵马上会冲上前去把衣服从火中抢出来穿到自己身上。野战邮局也开始焚烧信件和包裹，而那里面还有家乡寄来的许多食物。
野战医院的境况还要可怕得多。“这儿所有东西都不够用，”一名来自帕斯科瓦特卡修理部门，因患严重黄疸病住院的军士长报告说。“轻伤员和病人必须自己去找床位。”他不得不在雪地里过夜。另外一些人受的罪更大。医院外面院子的冻泥里停着好几辆卡车，车上塞满了头上和四肢裹着纱布的伤员。司机不知去向，也没人把伤员中间的死尸搬走，更没人给还有口气儿的伤员送食物和水。医院里面的医生和护士们太忙了，而途经此处的士兵们则不想理会伤员求助的哭叫声。试图装病的人和还能走路的伤员在进医院大门之前就被一位军士拦住，而那位军士的命令就是集合散兵并重新将其组织为战斗部队。冻伤患者除非伤情极其严重，一般也就是抹点药膏缠好绷带，然后继续回去打仗。
医院里面，病人们漠然地打着呼噜。室内的空气污浊潮湿，氧气很少，但总算还暖和。卫生兵解开野战绷带――很多上面已经爬满灰色的虱子，清洗伤口，打一支破伤风针，然后再重新包扎好。伤员能否活命基本要看受伤的部位和创伤类型。但不管是炮弹片、手榴弹破片还是子弹，打在身体的哪个部位是最关键的。治疗优选法直截了当，那些头部和胃部受重伤的人被放在一边等死，因为给他们做手术需要一个完整的外科医疗小组，耗费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才能完成，而且两个病人中就有一个还是要死掉。优先治疗的是那些尚可行动的伤员，因为他们还能回去继续战斗。担架占得地方太大，需要的人手也太多。臂腿粉碎性骨折处理起来也非常迅速。外科大夫围着橡胶围裙，拿着解剖刀和锯，两人一组，在两名卫生兵的帮助下对伤员进行快速截肢。麻醉的剂量也减小了，为的是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残肢断臂扔进桶里。尽管经常用拖把擦拭，手术台附近的地面还是很快又被鲜血弄得湿滑无比。一股浓浓的闻之欲呕的臭味渐渐压住了野战医院的来苏水味道。外科手术似乎没完没了，永无尽头。
仍然滞留在顿河西岸的部队此时想到的是自己还能不能逃过河去。“直奔顿河而去，”那位炮兵军官的日记继续写道，“一切会过去吗？我们要进到那个大口袋中去吗？桥还在吗？每时每分我们都在疑虑和焦急中度过。道路两旁就是防区，而且经常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前线。终于到达顿河了！桥梁还在。我们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炮兵阵地设在远处。俄国人已经杀过来了。骑兵在我们南边渡过了顿河。”
“一部分坦克不得不被炸毁，”某下士后来报告说，“因为我们不能及时得到油料。”第14装甲师只有24辆能够修复的坦克，所以多出来的坦克兵只好重组为一个步兵连，武器是卡宾枪和手提轻机枪。高级军官们形近崩溃。11月25日一大早，时任第14装甲军情报官的祖・多赫那・施劳比滕王储（Prince zu Dohna-Schlobitten）偶然听到胡伯将军与参谋长桑纳特上校的谈话，居然提到诸如“最后手段”和“一颗子弹打脑袋”这样的短语。
气温急遽下降。冻得坚硬无比的地面意味着迫击炮将会造成更多的伤亡。但是，对撤退影响更大的不是冻土，而是冰封的河流。突然袭来的寒流令顿河很快就成为敌人的坦途。当晚，苏军步兵在帕斯科瓦特卡附近渡过顿河。第二天早晨，野战医院的病员被迫击炮和机枪声惊醒。“大家就象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蹿”，那位维修部队的黄疸军士长报告称，他没能在屋内找到床位，只好勉强露宿一夜。“路上的车辆排成长龙，一辆紧接一辆，迫击炮弹四处爆炸。不时有车辆爆炸起火。因为缺乏卡车，重伤员无法转移。从各单位紧急组织起来的一连士兵拼力奋战，打退了逼进野战医院的俄国人。”
11月25日夜，第14装甲军司令部参谋收到命令，要摧毁“所有不必要的装备、文件以及车辆”。他们即将撤过顿河前往斯大林格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1月26日，第六集团军尚在顿河西岸的部队只剩下第16装甲师和第44步兵师一部。当晚，他们也通过柳金斯基的大桥前往斯大林格勒。对第16装甲师来说，这正是“十二个星期前我们通过的同一座大桥，那是我们第一次进攻伏尔加河上的城市。”
第64装甲掷弹兵团的一个连在冯・慕特尤斯中尉的率领下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的任务是守卫大桥，让尽可能多的散兵在凌晨三点半之前通过。然后，这座横跨顿河长达三百码的大桥将被炸毁。三点十分，年轻的慕特尤斯对他的军士长沃尔劳说，他“非常骄傲”成为“德国国防军最后一名通过这座大桥的军官”。沃尔劳没有说话。二十分钟之后，装甲掷弹兵们全部撤到了顿河东岸，工兵炸毁了大桥。现在，第六集团军被牢牢困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了。
胜利并未软化红军战士对待敌人的态度。“我感觉好多了，因为我们开始消灭德国人了，”一名士兵11月26日写信给妻子。“我们痛打落水狗的时刻终于来临。抓了很多俘虏。我们几乎没时间把他们交到后方战俘营去。现在该他们付出代价了，为我们曾经流过的鲜血，为我们人民的眼泪，为所有曾经忍受过的侮辱和劫掠。我已经收到了冬装，所以不用为我担心。一切都好。胜利以后我马上就能回家了。寄去500卢布。”而那些住在医院，还在从早些时候的伤患中慢慢复原的人们，则为错过这次战斗而痛心疾首。“现在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捷报频传，”一名俄国士兵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而我躺在这里错过了一切。”
苏联宣称德军犯下无数暴行，许多已无从查证。毫无疑问，有些确属出于宣传目的夸大事实或凭空编造。但也有一些是完全真实的。苏军先头部队遇到许多被德军赶出家园的妇女、老人和孩子，小小的雪橇上放着他们全部的家当。许多人的冬衣都被抢走。随南线进攻部队行动瓦西里•\;格劳斯曼也记述了类似的事件。他写道，红军战士在对俘虏搜身时，愤怒地发现许多人都有自农村抢来的财物，而这些战利品却是如此可怜――“老妪的头巾和耳环，麻布外罩和裙子，婴儿的尿布和小女孩的花上衣。一名士兵居然有22双羊毛袜子。”面容憔悴的老百姓走上前来痛诉他们在德军统治下蒙受的苦难。德国人把能找到的每头奶牛，每只母鸡，每颗粮食都抢走了。老人们遭到毒打，直到他们说出粮食藏在哪里。家园被付之一炬，许多群众被关进奴隶劳工营，剩下的人只有忍饥受冻。小股苏军士兵经常对落入手中的德国人施以报复，尤其当他们醉酒之后更是如此。与此同时，NKVD小组来到已经解放的村落，他们逮捕了450名通敌者。最大一次围捕行动恰好发生在下奇尔斯卡亚的哥萨克人向德军战地秘密警察告发NKVD特工一个月之后。大约400名集中营警卫也被处决了，其中有300名乌克兰人。
格劳斯曼亲眼目睹德军战俘被押送后方。许多人没有大衣，身上只裹着破旧的毯子。皮带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草绳或电线。“在这片辽阔、平坦、荒凉的大草原上，长长的俘虏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每队大到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十至五十人不等。其中一队俘虏绵亘数英里，步履沉重地走在蜿蜒曲折的路上。一些德国人会讲点儿俄语。‘我们不要战争，’他们喊道。‘我们要回家。让希特勒见鬼去吧！’卫兵们则嘲讽说：‘现在我们的坦克切断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开始喊不要战争了；但以前可从来没这么想过。’”俘虏们登上驳船，由拖船牵引渡过伏尔加河。“他们在甲板上挤作一团，灰色的军大衣褴褛不堪，寒冷迫使他们不停地跺脚嘘手。”一位监视俘虏的水手狠狠地表示了他的满意：“现在他们终于见到伏尔加河了。”
在阿布加纳罗夫，苏军步兵发现铁路叉道上堵满已被丢弃的货车车箱，从上面的标记看，这些车箱应来自于欧洲占领区的好几个国家。法国、比利时和波兰制造的火车头上，每个都有第三帝国黑鹰和十字标志。在俄国人眼里，满载补给物资的货车有如天上掉下的馅饼。而让强大的德国陆军永远失去这些不义之财的想法更让人们有了加倍欢喜的理由。但是，纵酒狂欢的老问题再次出现了。南线某连队的连长、副连长以及十八名士兵成为狂饮德军防冻液的牺牲品。三人死亡，其它十七人“住在野战医院，病情严重”。北线，一名被俘的俄军军官告诉多赫那王储，他的营因定量不够早已酒瘾难耐，在占领了一个罗马尼亚补给站以后，150人死于“饮酒过量”。
在斯大林格勒，第62集团军此刻发现它的地位颇有些古怪。尽管也是第六集团军合围圈的一部分，它还是无法与伏尔加河东岸建立起联系，缺乏补给，伤员也运不下去。每次只要一有船试图冒险穿过重重浮冰渡过河来，德国人的大炮就开火射击。好在气氛有所改观，进攻者自己已经身陷囹圄。但第62集团军的人们还是不太相信转折点已经来临。由于伏尔加河尚未完全冰封，俄军士兵的烟草已然耗尽，他们只好通过唱歌来排遣对尼古丁的渴望。德国人在自己的掩体中静静地听着，再无秽语相向。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妄想
向元首通报苏军于11月19日发起大反攻的任务，最终落在陆军总参谋长蔡斯勒将军的身上。他一直留在东普鲁士，而希特勒此时却住在俯瞰贝希特斯加登的山间别墅贝尔霍夫，这里正是他1939年8月得知斯大林同意签订苏德条约的地方。那一次，他“梆梆”地敲着桌子以示庆祝，把周围的女士们吓了一跳。“我已经搞定他们了！”他跳着脚喊道。“我已经搞定他们了！”但这会儿，他的态度则显得既紧张又愤怒。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战争日志不太老实，说“俄军进攻的警讯不出元首所料”。而希特勒对那天第48装甲军反攻失败的反应则更加具有预示效果。他笨手笨脚的干预并未阻止罗马尼亚军队的崩溃，为了找个替罪羊，希特勒下令逮捕海姆将军。
虽然希特勒不承认，但他知道，俄国南部所有德军现在都面临着危机。苏军反攻第二天，他命令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从维帖布斯克前往南线，组建新的顿河集团军群。曼施坦因是德国陆军最受尊崇的战略专家，曾在克里米亚与罗马尼亚军队有过成功的合作。
元首本人不在位令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陷于瘫痪之中。11月21日，保卢斯与施密特在苏军坦克纵队的威胁下放弃了戈罗宾斯基的司令部，而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将军，却因“更换军官和国防军文职人员制服”而脱不开身。
要第六集团军不顾“暂时合围”的威胁，坚守阵地的元首训令终于在保卢斯抵达下奇尔斯卡亚的时候交到他的手中。保卢斯还被告知他可以指挥霍特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地区的所有部队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残余部队。关键部分是：“让铁路线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畅通。关于空中补给的命令要严格遵守。”保卢斯本能地考虑应从伏尔加河撤退，与B集团军群的其它部队汇合，因此他极其勉强地接受了这个生硬的命令。直到对整个战局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保卢斯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他飞往下奇尔斯卡亚是因为那里准备用来过冬的司令部与B集团军群和拉斯滕堡的“狼穴”都有可靠的通讯联系。但是希特勒听到这一消息时，却怀疑保卢斯想从俄国逃跑。于是希特勒命令保卢斯马上飞回古木拉克，与包围圈里其它司令部人员汇合。因此，当霍特将军第二天早晨（11月22日）抵达下奇尔斯卡亚时，他发现保卢斯对希特勒暗讽他抛弃部队既怒且烦。保卢斯的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正在与第8空军军军长菲比格将军通电话。施密特再次强调，第六集团军急需燃料和弹药以便突出重围，而菲比格则重复他昨天下午讲过的话：“完全以空运方式对整个集团军进行补给是不可能的。德国空军没有足够的运输机。”
三位将军几乎整个上午都在研究第六集团军所处的困境。大部分时间都是施密特在说话，他昨天晚上与B集团军群的冯・索登斯特恩将军交谈，得知了苏军在东南方向佩列拉佐夫斯基地域进攻的详细情况。索登斯特恩还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无力挡住他们。你们只能靠自己了。”
讨论过程中，德国空军第9高炮师师长，少将沃尔夫冈・皮科特走进屋中。施密特与他是参谋学院的同学，因此一见面就用他们导师最喜爱的格言招呼说：“请三思而行！”皮科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打算马上把部队带出去。
“我们也想出去，”施密特说，“但首先我们必须实施全方位防御，在南面俄国人进攻的地方先建立一条防线。”他接着说，第六集团军不能放弃仍然留在顿河西岸的部队，而且突围也不能再等待五六天时间。为了使作战任务能够成功完成，“我们必须让德国空军为我们补给燃料和弹药。”胡伯将军已经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他的坦克马上就要没油了。
“怎么着都一样，”皮科特反驳道。他也不想连同装备将整个高炮师全都丢给俄国人。“如果我们坚守不动，空中补给帮不了第六集团军。”施密特未表示不同意见，但指出他们对全局缺乏了解，也不知道高层还有没有预备队。他强调说，缺乏燃料和马匹意味着“10000多名伤员以及全部的重武器和车辆都将不得不留下来。那将是一次拿破仑式的失败。”
在竭力穿越冰雪覆盖的大草原逃命的过程中，集团军将被切成碎片，土崩瓦解。研究过1812年战役的保卢斯显然被上述景象深深折磨。历史上最大军事失败的责任人，他可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名留史册。既然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将来接手这边的工作，保卢斯肯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倾向，绝对不要独立行事，任何在政治和军事上都非常危险的决定还是放一放吧。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曼施坦因无法乘飞机南下。他的司令部专列此刻受到游击队的骚扰，延误了行程。
保卢斯拥有一名参谋军官所应具备的各种能力，但却缺乏一名战役集群指挥官处理危机的本能和魄力。除非突围进行了充分准备，得到充足补给，并且是上级批准的作战计划中的一环，否则他是不愿意实施突围的。他和施密特两人似乎都未意识到速度决定一切。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准备一支强大机动作战力量的机会，而那其实是他们在合围尚未成功之时能够粉碎敌人企图的唯一希望。现在，他们又未能发觉一旦红军巩固住了阵地，几乎所有客观条件，尤其是天气状况，将越来越不利于他们。
在派遣坦克部队渡过顿河到后方作战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已经被浪费掉了。那天早晨，卡拉奇失守的消息得到证实，他们只好告诉斯特莱克的第6军和胡伯的第14装甲军准备撤到顿河东岸，与第六集团军其它部队汇合。临近中午的时候，施密特向胡伯将军和斯特莱克的参谋长格劳斯科特上校下达了有关命令。
下午2点，保卢斯和施密特飞回Kessel――意即被合围的地区――之中位于古姆拉克的新司令部。保卢斯随身带来一批非常棒的红葡萄酒和Veuve－Cliquot香槟。这对于一个打算马上逃出去的人来说真是一种有意思的选择。第六集团军的新司令部位于古姆拉克火车站附近，保卢斯一到那里，就马上联系各军军长。因为元首当晚又发布了新的命令：采取一种“刺猬”式的防御战术，等待进一步指示。他希望听听大家的看法。“他们都同意我们的观点，”施密特后来写道，“向南突围非常必要。”冯・赛德里茨将军态度是最坚决的。他的司令部与集团军司令部只有百码之遥。
晚上七点保卢斯的复电试图描绘一幅严峻的画面。他一上来就说“集团军被合围”，尽管绞索尚未套牢。但这封电报语气软弱，结构混乱，没有遵循正确的格式。最为关键的是，保卢斯没有建议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他只是要求得到“在证明对南线无法实施全方位防御的情况下获得自由行动的权利”。
当晚十点一刻，保卢斯收到元首的无线电指令。“第六集团军暂时被俄国部队合围。我了解第六集团军和你们的指挥官，并且相信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中你们应当勇敢地坚守下去。第六集团军必须清楚，我正在采取一切手段解救你们。我将在适当的时机发布命令。阿道夫・希特勒。”保卢斯和施密特认为，尽管希特勒发了这封电报，但他很快就会明白行动的理由。于是，两人开始准备向西南方向突围的作战计划。
11月22日夜，在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的陪同下，希特勒乘坐他的专列自贝希特斯加登启程前往莱比锡，那里，一架飞机将把他送至拉斯滕堡。途中，他每隔几小时就停下来与蔡斯勒通话，希望确认保卢斯没有得到撤军的许可。在其中一次谈话中，元首告诉蔡斯勒：“我们已经找到另一条出路。”他没有说在专列上自己又一次找德国空军参谋长汉斯・耶舒恩纳克将军谈话。尽管里希特霍芬提出了警告，但耶舒恩纳克将军还是认为对第六集团军进行空中补给是暂时可行的。
帝国元帅戈林在得知元首的打算之后，马上召集运输部队的军官开了一个会。他告诉部下每天补给量是500吨。（第六集团军估计一天需要700吨，但这一数字未受采纳。）大家则认为最多只能补给350吨，而且时间不能太长。戈林以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马上向希特勒保证，德国空军可以用空运的方式支持第六集团军守住现有阵地。即使是这样一个已经大为降低的数字，也根本没有考虑恶劣天气、飞机损坏和敌军行动可能遭成的影响。
11月24日清早，所有与第六集团军命运息息相关的将军们彻底丧失了希望。另一份元首训令于上午8时30分到达保卢斯的司令部。其中明确划分了第六集团军的防守区域――现在希特勒称之为“斯大林格勒要塞”。伏尔加河的前线必须守住，“无论局势如何变化”。
蔡斯勒在头天晚上还认为希特勒会理智下来。现在，元首不容置疑地表明，所有负责斯大林格勒作战行动的将军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一钱不值。里希特霍芬在自己的日记中很好地概括了将军们的感受，他认为大家已经与“高薪军士长”差不多了。希特勒对意志的力量过于看重，完全背离了军事作战的必然规律。他顽固地认为，如果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德国国防军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他感到这是第三帝国的关键时刻。另外，一个相当中肯看法是，作为一个自大狂，希特勒个人的骄傲现在危若累卵，因为此刻距离他在慕尼黑啤酒馆演说时大吹关于斯大林之城的牛皮尚不到两个星期。
所有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反而导致一些讽刺意味颇重的结果。就在元首发布命令之前，斯大林格勒第51军军长冯・赛德里茨将军已经决定提前行动了。他认为让一个拥有22个师的集团军“进行全方位防御，并因此被剥夺所有行动的自由”，“完全无法想象”。将军就此问题向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过去数日中小规模的防御作战已经耗尽了我们的弹药储备。”补给形势至关重要。他们有责任不去理睬要求原地据守这样灾难性的命令。
11月23日夜，赛德里茨命令第6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94步兵师烧毁储备，炸掉防御工事，从他们斯大林格勒北面的阵地撤出来。“成千上万匆忙点燃的火焰中，”第94步兵师军需主任写道，“我们烧毁了大衣、军装、靴子、文件、地图、打印机以及各类食物。将军把自己的装备也烧掉了。”红军被爆炸和火焰所警醒，在开阔地带追上了从斯帕尔塔诺夫卡撤退的业已非常虚弱的德军师，德军伤亡了将近1000人。邻近守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第389步兵师也在混乱中蒙受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格勒被合围之后，唇枪舌剑，大吵大闹的事可不仅仅发生在保卢斯与赛德里茨之间。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安东尼斯库元帅遭到元首长篇大论的抨击，指责罗马尼亚军队要为这场灾难负责。虽然是希特勒最为忠实的盟友，安东尼斯库仍然情绪激动地予以反驳。两个独裁者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谁也不敢将双方的同盟关系丢在一旁，就此断绝往来。但是，他们之间的和平气氛并未维持太长的时间。
罗军军官极其愤怒，因为对于他们所有的警告，尤其是关于缺乏反坦克防御手段的警告，德军高层都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但同时，德军部队也不清楚罗马尼亚人遭受的惨重损失，指责这些盟友临阵脱逃，从而酿成这场灾难。双方小股士兵之间因而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希特勒在安东尼斯库面前发了一通脾气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必须要采取措施恢复盟友之间的关系。“根据元首训令，”第六集团军在给各军军长下达的命令中称，“有关罗军军官无能失败的批评必须到此为止。”德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在苏联当局意料之中，因此，苏联人马上组织空投了150000份罗马尼亚语的宣传传单。
希特勒仍然无情地希望惩罚第48装甲军军长海姆将军。“元首命令马上解除海姆将军的指挥权，”施蒙特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此刻希特勒刚刚回到狼穴。“元首本人将亲自决定是否进一步以军法处理此事。”
许多高级军官怀疑，希特勒不仅想让海姆成为这场灾难的替罪羔羊，还要他为整个军官团代受其过。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希特勒宣称他已经取得了针对那些身穿宽边马裤的总参谋部世袭军官的胜利，格劳斯科特听到后，马上尖刻地写下了这样两句话：“战无不胜的纳粹党，感激涕零的国防军”。与另一名反纳粹军官海宁・冯・特莱斯科一样，格劳斯科特也认为总参谋部已经名不副实，因为它在希特勒面前怯懦地屈服了。但不管怎样，军官团仍然是唯一有能力反抗极权体制的组织。
特莱斯科认为，倘若军队有一位处于重要岗位，广受敬重的指挥员能够挺身而出反对希特勒，一场迅速来临的灾难可能会使局势出现转机。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当然享有足够的尊重，所以特莱斯科在机会来临之时，安排他的表弟亚历山大・斯塔赫伯格去做曼施坦因的新助手。这一任命时机绝佳，斯塔赫伯格于11月18日向曼施坦因报到，两天后，希特勒即任命曼帅为新的顿河集团军群的司令官。
曼施坦因极具军事才能，天资聪慧，这些都无可辩驳，但是，尽管表面看起来挺象那么回事，他的政治触觉其实并不十分敏感。他瞧不起戈林，也讨厌希姆莱。面对其最信任的同僚，曼施坦因更坦承自己拥有犹太血统。他对希特勒也颇有微词。有一个笑话，说曼施坦因训练自己的德国猎犬Knirps，一听到“嗨！希特勒！”的命令就能抬起前爪行纳粹礼。另一方面，他的妻子却狂热地崇拜希特勒。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述，曼施坦因曾经向部队发布命令，其中提到“有必要对犹太人采取严厉措施”。
曼施坦因豪华的司令部专列wagon-lits――意为拖车牵引的房间――原来是南斯拉夫王后的财产。此时，它正在斯摩棱斯克以南某处停靠。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汉斯・古恩特・克鲁格登上列车，对曼施坦因随便讲了讲俄国南部战局情况。受特莱斯科的影响，克鲁格是准备参与反对希特勒活动的少数几位实权在握的陆军元帅之一。他告诉曼施坦因，希特勒已经将第六集团军置于死地，阵地根本无法守住。车厢中展开的形势图清楚地显示了目前的危局。
克鲁格努力向曼施坦因施加影响，并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元首现在正试图控制部队营级以上规模的所有作战行动，必须从一开始就阻止它。“更要当心的是，”克鲁格强调补充道，“东线陆军撑过了去年冬天那场大危机，元首并未将此归功于士兵们高昂的士气和我们艰苦的工作，却认为全是自己指挥高明的结果。”这次会面不久，红军就发起了针对中央集团军群的攻势，阻止德军指挥机构抽调部队去斯大林格勒解围。
装有暖气的列车继续在初雪过后的俄罗斯大地上奔驰。曼施坦因和他的参谋军官们只在一起聊聊音乐，叙叙友情，下下象棋，打打桥牌，绝口不谈政治。听说曼施坦因与最后一位总统兴登堡有关系，斯塔赫伯格中尉就问他，如果战争彻底失败，哪位陆军元帅会成为“祖国的救星”。“肯定不是我。”曼施坦因马上回答说。
11月24日是陆军元帅五十五周岁生日。当天他们抵达B集团军群司令部，冯・魏赫斯将军向曼施坦因展示了最新的形势图，一点儿也不隐瞒局势的严重性。元首统帅部的电报刚刚到达，命令第六集团军固守斯大林格勒要塞，等待空中补给。据助手讲，曼施坦因表现得极为乐观，让人惊奇不已。即使是斯大林格勒合围圈中的德军部队与高加索A集团军群之间那150英里宽的巨大缺口，也未能阻止他将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古代顿河哥萨克的首都诺沃切尔卡斯克。曼施坦因的门卫也是哥萨克，头戴羊皮帽子，身穿国防军制服。“当我们进出房间时，”他的营房助理报告说，“这些人挺胸立正，仿佛守卫的是沙皇陛下本人。”
希特勒严令斯大林格勒被合围的消息不能让德国人民知道。11月22日，新闻公报承认敌人在北部战线发起了一次攻势。第二天，第六集团军被合围以后，只提到了反攻和敌人伤亡的情况。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让人感到似乎苏军的进攻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已经被击退了。最终，三周之后的12月8日，德国人承认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还有一次进攻，但仍然没有表露出第六集团军已经陷入重围的意思。自那以后，官方一直用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部队”这样语意模糊的套话来延续这个骗局，直到1943年1月。
当然，纳粹当局无法阻止谣言的迅速传播，尤其在陆军内部。“第六集团军全部都被包围了，”某野战医院一名士兵马上从牧师那里听说了这件事。“这是完结的开始。”用纪律手段让士兵和军官缄言的努力适得其反，缺乏坦诚只会让德国国内不安情绪日增。合围的头几天，老百姓纷纷给前线写信，询问谣言是否属实。“昨天和今天，”一名来自伯恩堡的军需官写道，“人们一直在问你们那里让敌人突破了？！”
纳粹当局认为他们能够压制所有消息，直到一支救援部队准备妥当突入斯大林格勒。同时，保卢斯对戈林空中补给第六集团军的保证深表怀疑，但他却感到无法反驳自己参谋长的意见，即他们至少可以坚持到12月初，而那时希特勒保证将会发动一次攻势将他们解救出去。
正如斯特莱克形容的那样，在保卢斯面前，是“每一名士兵都最感困难的道德难题：是否要违反上级命令，最大程度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局势。”那些不喜欢现政权，厌恶GROFAZ――他们私下里这样称呼元首，意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伟大的指挥官――的军官们，都希望保卢斯能够反抗这样的疯狂举动，并在整个陆军引发一次反击行动。（原注1）他们想到了1812年12月汉斯・约克・冯・瓦尔登堡将军在图灵根的叛变，这位将军当时拒绝为拿破仑继续战斗下去，并导致德国全境爆发了一场爱国主义浪潮。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比较言之成理。显然，在劝说保卢斯突围的交谈中，冯・塞德里茨将军已经提及此事；第六集团军工兵司令塞勒上校也这样做过。而施密特则认为：“这种违反命令的行动其实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兵变。”
原注1：他们认为，希特勒会接受高级军官的劝说辞去总司令的职务。那样，政权更迭可能不会象1918年的时候导致骚乱和兵变。如此解读希特勒的性格，实在天真得可以。哪怕是最微弱的一丝反抗，都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恐怖的血洗屠杀。只有象特莱斯科和施道芬堡那些年轻一些的军官，才坚持认为谋杀是扳倒希特勒的唯一途径。
保卢斯对塞勒的回答确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味道：“我知道，战争的历史已经对我进行了宣判。”但他还是正确地拒绝效仿图灵根的先例。当时，约克没有任何通讯手段，他可以宣布以普鲁士国王的名义行动，而不必担心被剥夺兵权。但在当今这个时代，各级指挥机关通过无线电、信使和电报员保持不间断联络，逮捕司令官的命令马上就能下达全军。在这场活剧中，唯一有能力扮演约克这个角色的演员就是曼施坦因。这是特莱斯科和施道芬堡两人都承认的事实。但他们后来发现，曼施坦因无意接受这样一个危险的角色。“普鲁士的陆军元帅不会兵变。”这是曼帅1944年对中央集团军群派来的代表讲的话。当时，对方提到了约克的典故，曼施坦因立场坚定地予以了驳斥。
许多历史学家都曾经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第六集团军的每一位军官都认为必须马上突出俄国人的包围圈。这完全是一种误导。军、师首长和参谋人员坚决要求突围，但团、营一级的指挥员，尤其是步兵单位的指挥员，却显得不那么信心十足。很多部队不愿意放弃阵地和重装备，“在冰天雪地中行军”，特别是那些已经挖好掩体准备过冬的部队。因为那样会在开阔地带遭到俄国人的攻击。士兵们同样不愿意行动，他们深信希特勒的承诺，为了解救他们将会发动一次强大的反攻。在11月27日命令的结尾处，保卢斯用一句口号印证了这一诺言：“坚持下去！元首会把我们救出去的！”，这句口号极具激励效果。（施密特后来试图否认这句话是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原创，他甚至说这是一名下级指挥员的杜撰。）
在合围圈内，士兵们基本都认为“坚持下去！”的口号是庄严的承诺。许多军官也持同样观点。但另有一些人本能地猜到了现实的战况。某人还记得，在接到这个命令时，一位装甲掷弹兵中尉以目示意他到自己的车边，私下交换对战局的看法。
“我们永远也出不去了，”他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俄国人不会放过它的。”
“你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另一个人说。“我相信希特勒。他只要说了，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第十七章 “没有屋顶的要塞”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俄国人发动数次进攻，力图分割第六集团军。装甲部队残余的140辆坦克，在频繁艰苦的防御战斗中几乎消耗近半。而油料和弹药不足更令他们难以为继。12月6日，第16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徒步投入反冲击，因为他们的半履带式车辆已经没有油了。冯・慕特尤斯中尉，也就是那位以最后一名撤过顿河的德国国防军而自傲的年轻军官，这一次担任战斗群的副指挥。
他们的目标是设法夺取巴布尔金以北的一座小山。但是，伴随步兵的俄国坦克突然出现在丘陵顶部。战斗群的指挥员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有条不紊的撤退是不可能的，”一名军士长后来报告说。“每个人都争相逃命。敌人的轻重火器在我们后面一起开火。战斗群损失了一半官兵。冯・慕特尤斯中尉受了重伤。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他不停地喊着‘散开！’”军士长可以肯定，中尉的做法救了许多人的命，而他自己只能躺在那里绝望地等着俄国人的到来。幸存者都觉得中尉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屡次进攻之后，苏军指挥员们意识到被合围的敌人还远未被击败。在西南战线关键地域奋战的第57集团军已经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对于苏军失败的解释颇值得玩味。一份报告称：“在攻击敌军防线时，炮兵与步兵没有较好地实施协同。”这听起来似乎是委婉地承认友军炮火造成了巨大伤亡。“没有向士兵们充分解释挖掘战壕的必要性，”另一份报告如是说。而苏军未能迅速掘壕掩蔽的结果，是“德军坦克和飞机（给我军――译者加）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地面冻得梆梆硬，掘壕工具少得可怜，这些事实却无人提及。
后方，NKVD的官员和翻译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抓紧时间审讯德军战俘。这些俘虏既有第一批逃兵，也有被侦察部队带回来的“舌头”。“布尔什维克经常从我们这里抓人，”奥地利第44Hoch-und Deutschmeister步兵师的一名中尉向上级报告。顿河方面军的情报机关力图确定哪些德国师士气较为低落，以便决定进攻集中的主要地段。它马上发现，刚刚撤过顿河的第44和第376步兵师尚未挖好掩体。这两个师的大部分官兵只能?身临时挖就的地洞之中，上面盖以防雨油布。而此时的天气却变化无常，严霜之后，大雨倾盆，接着又是一场霜冻。NKVD则对民族仇恨的蛛丝马迹极感兴趣。12月10日，一位名叫海因里希・包贝格的德军中尉在审讯中告诉迪亚特兰科大尉：“有人讲奥地利士兵打仗不行，可能说得也没错。但我不能这么评价第44步兵师。奥地利人不象德国人那么性格刚硬，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而且，由于奥地利人很善于与别的民族相处，他们不象普鲁士人那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纳粹党称呼奥地利为“Ostmark ”，但奥地利人被俘之后这个词很快就从他们的用语中消失了。
虽然十二月初没有了大的攻势，但顿河方面军仍然以Shturmovik对地攻击机的空袭保持着对第44步兵师的压力。然而，从整体上看，第六集团军仍然士气高昂，斗志不减。第16装甲师另一名上尉后来描述说，在这段时间，“还没有人怀疑战役将以胜利而告结束。”这些“战地骄子”在大草原上爬冰卧雪，相互之间还开着“没有屋顶的要塞”这样的玩笑。大多数年轻人由于成长在在极权体制之下，也不想要求上级通报造成目前困境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元首已经做出保证，而他从不食言，说到做到。
不久，每日的食物定量急剧减少。但是军官和军士长们向大家许诺，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多久。德国空军会带来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冯・曼施坦因陆军元帅将率领一支救援大军自西南方向杀来，打破敌人的包围。许多士兵自己安慰自己，或者听了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军官的话，觉得圣诞节之前他们就能突围。“我们自11月22日被合围，”第376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说，“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都希望能在圣诞节前冲出合围圈……这场包围战一旦结束，俄国的战争也将告终。”另有一些人相信，他们马上就能冲出去，并能和家人一起在家中欢渡圣诞。
负责保卫皮托姆尼克机场的是德国空军第9高炮师，该师的军官们此刻却无半点幻想。他们很清楚，为了保持第六集团军的作战能力，每天至少要有300架次的补给进入合围圈。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红军航空兵的实力已经大为增强，作战更加勇猛无畏，再加上合围圈边上的防空炮火，德国人笨拙的容克52三发运输机将面临无法逾越的屏障。耶舒恩纳克和戈林未曾料到，机场可能会在苏军重炮射程之内。最糟糕的是，即使已经有了去年冬天的前车之鉴，他们也根本没有考虑天气的因素。未来许多日子的能见度将是零，气温之低令飞机发动机无法启动，在下面点火加温也不灵。但是，除了里希特霍芬，没有哪个德国空军军官敢大胆陈情，无论他身处合围圈内还是其它地方。正如其中一名军官所言，“如果你流露出怀疑的态度，你就是失败主义者。”
就载重量而言，容克52理论上是两吨，亨克尔III则少得多。这些飞机在运进燃料、弹药和食物的同时，还要将皮托姆尼克机场旁边野战总医院收治的伤员运出去。最能体现军官们对战局悲观失望的迹象，可能莫过于将所有德国护士送出合围圈的秘密决定。为了保证护士们不会落入俄国人手中，她们在大多数伤员之前就已撤离。尽管拼命保守这一秘密，但是克罗地亚第369步兵团的军官还是知道了，他们游说德国空军把自己的情人伪装成护士送出去。接待他们的空军中尉非常敬佩这些克罗地亚战士，答应帮他们这个忙。但是他的上校却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但她们是谁实在无关紧要，”中尉回答说，“可能是克罗地亚妓女，也可能是护士修女，管它呢！她们必须出去，否则就会被俄国人抓住。”上校还是不同意。中尉后来怀疑，那些克罗地亚人是不是设法把自己的女人们偷偷塞上了飞机。
机场一侧遍布宿营地、掩体和帐蓬。它们属于不同的司令部和通讯分队，天线和车辆随处可见。野战总医院也在其中。皮托姆尼克迅速成为苏军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的主要攻击目标。在12月10、11和12日三个白天，苏联飞机进行了42次空袭。
尽管飞机在合围圈上空频繁出没，但是俄国人还是没有想到他们包围了多么庞大的一支部队。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维诺格拉德夫上校估计，“天王星行动”包围了大概86000敌人。而真实人数，包括盟军和希维人在内，则接近290000人，这几乎是上校估计数字三倍半！德国的盟军具体有：两个罗马尼亚师的残部，第100猎兵师所属的克罗地亚团，以及一支意大利机械化运输部队，这些意大利人挑了一个最倒霉的时间去斯大林格勒废墟中寻找食物。（原注1）
原注1：当时给出的数字和近年来的研究结果相差很大，但有时被围军队的国籍和民族没有得到确认。最突出的数字不符是希维人的人数，11月中旬各师还有51700人，而到了12月6日，第六集团军食物供给表上列明的就只剩下20300人了。很难判断导致数字突变的真实原因，也许是遭到了巨大伤亡，也许是在11月底退却过程中希维人找机会逃跑了，也许是俄国人被秘密编入战斗部队以增强德军的战斗力。详细情况请见附录B。
在顿河西岸和北线的战斗中，斯特莱克的第6军损失最大。奥地利第44步兵师损失了将近2000人，第376步兵师1600人，第384步兵师900多人。在大雪覆盖的掩体之中，军官们坐在折叠桌前，借着昏暗的烛光给阵亡者的亲属写信：“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通知您……”这种场景在整个第六集团军屡见不鲜。
第六集团军目前的状况与一战时极为想象，这让许多老兵们回忆起在西线的生活，以及当年那些个调侃困境的笑话。11月中旬降温以后，突然又冒出一段潮湿的解冻期，“泥将军”抢在“冬大帅”到来之前又露了一小脸儿。许多人重新捡起战壕生活的老规矩，诸如在方便的时候，用那温暖的液体清洗手上板结的污泥。
由于各师所处的环境不同，战壕和掩体的挖掘工作也各具特色。那些被迫撤退占领新阵地的部队面临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当然，大多数工作甩给了希维人和其它俄国俘虏。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巷战中还是学了一些东西。他们在坦克残骸下面挖掘掩体，很好地利用了现有地貌。但在合围之初，地面冻得仍是牢牢的，挖之前用火烤也无法让冻土融化。草原上的部队最大问题是缺乏木材，既没有烧火取暖的材料，也没有覆盖掩体的横梁。临近前线的农舍马上被拆得精光。为了过冬避寒，这些农舍周围堆满麦秸，外面再压一层木板和圆木。但农民们很快就被赶了出来，如果他们徘徊不去，他们就能看到自己的房子迅速解体。为了让自己的掩体更舒服些，德军士兵拿走了所有的木板、横梁、大门，甚至连窗户也不放过。
士兵们把老百姓的房子抢劫一空，本能地希望让自己的掩体变成一个新家。得到加固的交通壕和掩体入口周围的土工让人根本想象不到掩体内部居然别有洞天。墙上精心装饰的镜框里，是一些明信片或主人珍爱的照片。总有一些物品会永远受到大家的爱护。没有人去碰战友妻子或孩子的照片，更不会对着照片出言不逊。军官们肯定有床、长椅和桌子。转移至西南战线新的阵地以后，第376步兵师师长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手下一名参谋以完美无瑕的建筑方案为将军设计了一个掩体套房。而第16装甲师军医柯特・鲁伯神甫的指挥官居然拥有一个极其巨大的掩蔽部，目的是他能将别的师丢弃的一架钢琴放置其中！在这个地下掩体中，声音全被泥土吸收，外面一点儿也听不到。他弹着巴赫、汉德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音乐演绎得非常精彩，但似乎还是有一些压迫感。“即使墙壁在炮击中振颤，泥土纷纷落下，指挥官仍然继续他的弹奏。”甚至在下级进来报告外面的战斗时，他也弹个不停。
有些部队运气不错，能够保有原来的老阵地。第297步兵师驻扎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在俄国人进攻之前，他们就已经精心建好自己的地下疗养院。当时，他们还害怕会把这个疗养院连同所有的医院设备、床位、餐具以及从德国本土用火车运来的坛坛罐罐一起丢给俄国人。但当合围圈的前线最终稳定下来以后，第297步兵师的官兵不由松了一口气，他们的医院离新战线还有几英里的路程。
在合围之前，许多士兵尚未收到合适的冬装，所以，大家现在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寻找各种各样的御寒之物。越来越多的士兵在军装下面套上了苏军制服――没有扣子的套头衫，松垂的棉裤以及评价极高的棉夹克。酷寒之下，钢盔好象冰箱的冷冻室一样。为了保暖驱寒，大伙就把脑袋包上绑腿布、长丝巾，甚至俄国人的裹脚布。为了得到一副皮手套，德国人丧心病狂地把流浪的野狗杀死剥皮。有人甚至想用粗粗鞣制的马皮做套头衫。但是，除非能找到以前做过皮匠或马具师的人，给点儿好处让他帮忙，否则大多数类似的衣物都太过粗糙，穿起来让人很不舒服。
条件较差的是那些被苏军赶出原有阵地的部队。他们在合围圈西端开阔的草原上占据新的阵地。“晚上冻得真惨，”那位已经撤过顿河的炮兵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能在露天睡多长时间？身体撑不了多久的。更何况遍地秽物，虱蚤横行！！！”环境如此恶劣，但部队却没有办法挖交通壕和公共厕所。战士们睡在一起，象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草草挖就的地洞里，上面就盖一张防雨油布。疾病开始迅速传播。痢疾很快就让人虚弱不堪，精神也随之变得萎靡不振。士兵们蹲在战壕里，把大便拉在铁锹上，然后扔出战壕外。
一般来说，大家写信时不会把前线这些悲惨肮脏的事情告诉家人。“我们蹲坐在一起，”柯特・鲁伯医生写道，“掩体胡乱挖在草原某条冲沟的沟壁上。除了泥土，什么也没有，但泥土帮不上我们什么忙。修筑掩体的木料奇缺。我们周围是一片荒凉，单调而压抑。冬季气温变化很大，但怎么变都是冷，大雪、暴雨、霜冻，然后突然又解冻。到了晚上，虱子在你脸上到处乱跑。”
在合围这段混乱不堪的日子里，由于不停地调来转去，官兵衣物中的寄生物开始越来越多。“虱子象瘟疫一样，真是吓人，”某装甲团的一名下士写道，“而我们没有机会洗澡、换衣服，连抓虱子的时间也没有。在我的钢盔里，我找到了200多忠实的小畜生。”一位不知名的士兵受此启发，为那首流行歌曲填了新词：
“提灯下，小屋子，
我每天晚上坐下来
找啊找啊找虱子……”（译注1）
译注1：新词的原文是：Underneath the lantern / in a little house / I sit every evening / searching for a louse……,这与《莉莉・玛莲》的第一段歌词（当然是英文版了）颇象：Underneath the lantern by the barrack gate, Darling I remember the way you used to wait\;(提灯下，营门前，我记得亲爱的人儿，你常守候在那边；)
在俄罗斯冬季的漫漫长夜中，人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论家乡，谈论到俄国之前那无比美好的生活。在第376步兵师，很多人哀叹为什么要离开昂古莱姆到东线来，离开了香醇浓郁的咖啡，味美价廉的葡萄酒，还有那些漂亮的法国美眉。另一些人想得更远，他们怀念1940年夏天凯旋时家乡欢迎他们的盛况。人潮涌动，热吻飞至，谀美之词铺天盖地，大家都觉得战争要结束了。整个国家都在为希特勒欢呼，因为他给德国人民带来了一场速胜的战争，而伤亡却如此之小。
当思绪回到故乡，掩体中便常常响起口琴那深情款款的旋律。经历了如此剧烈的命运逆转之后，人们比以往更加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不断地询问战况，不断地胡猜瞎想。但即使是军官也对真实局势知之甚少。另一个话题与出去的机会有关，哪种类型的伤最完美，既不会残废，也不会太疼，还能让受伤的人有资格坐飞机撤离。合围之前撤出的战友让人又羡慕又嫉妒，而那些合围之前归队的人面临的则是善意的，但无疑令人极其恼火的玩笑。有一个人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运气太差，他就是柯特・鲁伯。鲁伯在合围两天前重返部队，很快就发现实在不好说部队需要哪种工作，是医生，还是神甫。
被围德军想着对面的红军战士肯定是不愁吃也不愁穿。但他们想错了。“由于交通条件太差，食物无法及时送到前线将士的手中，”一份顿河方面军的报告称。“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未能使用掩体让战士们保持体温，”另一份报告说，“这让许多人因冻伤住院治疗，其中大多数是足部冻伤。”
装备最好的苏军士兵是那些狙击手。对他们从来都是予取予求。狙击手两人一组，身穿白色伪装服，活跃在大草原的雪地之间。他们一人使用望远镜，一人使用长程步枪，在夜间匍匐向前直至无人地带。在那里，狙击手挖掘雪洞，藏身其中搜索杀敌。由于雪地上几乎无处藏身，撤离的线路也很少，狙击手的伤亡较在城市中要高出许多。但“狙击手运动”仍然吸引了大批志愿者，人数超出训练和实战的需要。
士气方面的问题经常反映出苏联当局对士兵个体毫不关心。出于保密的需要，未参与“天王星行动”的人直到攻势发动五天后才得知有关消息。在这段凯歌高奏的时期，最令人惊异的事情莫过于仍有相当数量的红军逃亡者越过战线投降被围德军，自投罗网。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似乎主要还是无知和猜疑共同作用的结果。图尔潘诺夫上校负责征召德国军官，在与自己的要犯之一，战斗机驾驶员康特・海因里希・冯・因斯耶德尔交谈过程中，这位老练的NKVD军官相当坦率地承认：“这些俄国人从德军那里听到的故事，与我们宣传机关的报道完全一样，这令他们备感震惊。他们本不相信德国人已经被合围了。”
朱可夫在谈到第六集团军被合围时可谓一语中的，他说，这是“一次成效非凡的教育，它让我军懂得了什么是胜利。”格劳斯曼的话也不错：“士兵们的士气空前高涨。”（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的评论都与苏联官方宣传的口径不同：“一支军队的士气取决于它所保卫的社会的正义事业和进步秩序。”）
不久以前还备受德国人嘲弄的红军士兵们，现在却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嘲弄敌人的乐趣。一些连队晚上派出巡逻队，把一个打扮成希特勒的稻草人插在无人地带，然后在上面挂上牌子，邀请“战地骄子”对其射击。稻草人上拴着几个手榴弹做的诡雷，以防德国军官第二天晚上派巡逻队毁掉它。更有组织的活动是NKVD宣传连的工作，他们架上大喇叭，连续几个小时播放探戈音乐，意在让敌人的心情更加难受。其间还用留声机播放一些短消息，将绝望的形势反复告诉被围德军官兵。起初，这些活动收效甚微，但是后来，随着德国人的希望日渐渺茫，宣传效果越来越明显。
红军发现，由于炮弹太重无法空运补给合围圈，德国人不得不对炮弹的使用精打细算。于是，红军不断进行试探性进攻，以图激起德军炮火还击。在这段时间，每个师的侦察连都是超负荷工作，因为他们要充当此类袭击的探路者。“我们好象一群吉普赛人，今天在这儿，明天就去了那儿。”一位军官回忆说，他是某侦察连114名官兵中幸存的五人之一。巡逻任务通常由五到六人的小组执行，他们深入合围圈，在白色伪装服的掩护下埋伏在公路附近，观察德军交通和部队调动情况。返回途中，他们还要抓个“舌头”带回去审讯。
在合围圈的西南战线，巡逻行动尤其频繁。苏军指挥员判断德国人将会尝试突围，因此需要提前掌握敌人的动向。辽阔平坦，白雪皑皑的大草原为机枪火力提供了极佳的射界，使侦察活动变得异常危险。在十二月初的一次行动中，某侦察小组在一个突击群的支持下，溜进了敌人的战壕，但却发现战壕是空的。德国人已经缩到后面暖和一点的掩体里去了。苏军尖兵把整个战壕搜索一遍，最后踏踏实实地放火点着了掩体。检视战利品的时候，除了一件羊皮长大衣，侦察小组的组长还在电话旁发现了一个上面“印着玫瑰花的白色大杯子”。组长很久都没见过如此地道的民用品了，因此这个杯子看上去美丽得简直无以伦比。侦察连连长随后也上来了，他决定占领更多的地盘。但这个任务对一个侦察小组来说无疑是有些过于野心勃勃了。小组只好再次前进，结果形势逆转。德国人用坦克发起了反冲击。由于未得到命令，德军大炮没有开火。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侦察小组被迫后撤。在撤退途中，年轻的小组长腿部被弹片击成重伤。他躺在雪地上，看着鲜血染红了白色的伪装服，想到的却是那印着红玫瑰的杯子。
夜里，有的时候俄国人与德国人的侦察队会在无人地带擦肩而过。这时，大家都会装着没有看到对方。双方都明令不得因交火影响既定任务的完成。但是，如果小股部队迎头撞上，两军就会用匕首和锋利的刺刀进行一场无声的殊死搏斗。“我第一次用刀杀死一个德国人之后，”一名俄军水兵部队的侦察排排长回忆说，“连续三个星期我都梦到了他。”而从侦察地点返回己方阵地的过程，同样是危险重重。
苏军部队是幸运的，一度曾经非常严重的冬装紧缺问题，在“天王星行动”成功完成之后终于得到解决。几乎所有士兵都配备了兔毛手套，棉夹克，羊皮夹袄和一顶灰色的皮制ushanka（应指棉皮军帽――译注），大家终于可以把夏季军帽上的红星装到皮帽子上了。
源源不断的新锐力量让各师迅速恢复壮大起来。对新兵蛋子们来说，溶入一排久历沙场的老兵之中，这个过程总会让人心生畏惧，但是与加入一支未曾经受战火考验的部队相比，学习老兵的经验却能让新兵得到更多的生存机会。一旦新兵们懂得了生存是相对而非绝对的道理，而且学会去分分钟地享受生活，战斗压力立刻就会得到缓解。
在一个年轻的苏联公民看来，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还不是军人特有的粗俗野蛮，而是前线将士对政治话题的开诚布公。很多老兵讲出来的话令新来的士兵不得不警惕地抬眼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偷听。他们宣称战后的生活要有所不同；在集体农庄和工厂工作的人们，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一定要有所改善；特权阶级的特权必须要受到限制等等。
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在前线遭到军法指控的风险确实大大降低了。如一位老战士所言：“作为一个士兵，他感到自己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他就因之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如果后送到野战医院，他就要小心一些了，因为在那里有许多政治军官和专打小报告的人，他们对所有针对政权的批评都极其警惕。（在战争临近尾声，苏军进入德国境内以后，一线部队重新面临政治迫害的危险。军队的任务已经基本结束，NKVD特科――那时已是SMERSH反谍总局――在恢复执行斯大林高压恐怖政策方面可谓是争分夺秒，不遗余力。）
士兵们相互之间拿家乡的食物和各自的梦想逗闷子。有些团队幸运地拥有一位天才的故事高手，不断为大家创作一些现代神话故事。既然阵地暂时固定下来，那还可以搞点小雕刻小装饰把阵地弄得漂亮些。但是大多数人靠回忆过去打发时间。莫斯科人总是说他们的城市，不是要给其它省份来的同志留什么深刻印象，而是在这片空旷的草原上真正感受到了思乡的痛苦。
水兵部队的那名中尉承认，给家里写信“真的很难”。说实话是“不可能的”。“前线的士兵对家里绝对是报喜不报忧。”中尉的父母保留着他写的所有信件，当他在战后重读这些信件的时候，他发现信的内容真是空洞无物。一般来说，家信都以安慰妈妈开头――“我还活着，身体挺好的，我们吃得也不错”――但是其效果往往由于后面他们做好准备为祖国献身之类的言辞而大打折扣。
每个排里都有一大堆逸事笑话，但同级之间却极少粗鲁下流的玩笑。而且让人惊奇的是，这类玩笑在整个部队都极为少见。他们谈论姑娘“只在心情特殊的时候”，这通常意味着多愁善感的情绪被伏特加酒或某支歌曲所激发。理论上，各连都有至少一把六角手风琴以供提高士气之用。在1942年最后的那几个星期中，斯大林格勒前线的红军部队特别喜爱一首名叫《ZEMLYANKA》（防空壕）的歌曲，有着与《莉莉•\;玛莲》类似的轻快曲调。这首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由阿列克赛•\;苏尔科夫创作于1941年冬，有时也因那句特别著名的歌词而被称作《死亡四步曲》。由于曲风“过于悲观低迷”，歌曲最终被指精神不够健康。但《ZEMLYANKA》在前线部队中极为流行，政治委员们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炉中的火焰噼啪作响
松油好象我的眼泪滴落身旁，
掩体里的六角琴啊，
你的笑容和双眸被它轻轻吟唱。
灌木丛低声告诉我，
你就在莫斯科郊外的雪地上，
我多想让你听见啊，
我的歌声是多么忧伤多么惆怅。
现在的你远隔千里，
我们之间到处是雪花飞扬，
不能回到你身边啊，
因为这里迈出四步就是死亡。
风雪之中琴声悠扬
让我想起那逝去的快乐时光。
掩体冰冷我心温暖，
全因你永恒的爱情地久天长。
在合围圈内，第六集团军仍然保持着严明的军纪。与此同时，希特勒为了保持部队的忠诚，开始封官进爵，大撒勋章。保卢斯亦被晋升为一级上将。
士兵们的主要安慰则是希特勒许下的诺言：他将尽其所能救出他们。的确，斯特莱克将军发现士兵们对每日口粮的急剧减少几乎毫无怨言，因为大家都相信马上就会得到救助。有一次，将军去前线视察，看到一名哨兵以手抚耳倾听远方大炮的轰鸣声。“听，将军大人，”他说。“那一定是我们的援军来了。”斯特莱克深为感动。“一名普通德国士兵的信念如此温暖人心。”他评述道。
即便是那些反纳粹的军官们也不相信希特勒胆敢置第六集团军于不顾。他们的理由是，如果那样的话，现政权和德国国内士气将会承受巨大的打击。圣诞节和新年的临近也让人觉得局势应该会有所好转。那位总是怀疑一切的格劳斯科特此时也更加乐观。“前景似乎不那么黯淡了。”但他仍然将斯大林格勒视作“SCHICKSALSSTADT”――“命运攸关的城市”。
第十八章 “曼施坦因来了！”（’Der Manstein Kommt! ’）
1942年12月的第一个周末，大雪纷飞，铺天盖地。积雪填满了沟谷，那些住在山洞中的人被迫从洞中撤出，铲雪寻路另安新家。所有的车辆都没有燃油了，拉粮车的马匹瘦骨嶙峋，饿得连最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在把一辆马车奋力拉上山坡之后，第113步兵师的牧师阿尔特曼记道：“我不能坐在车上，因为马极度营养不良，哪怕是最轻微的压力都会把它压垮。”
阿尔特曼正在某团逗留，他被团里年轻士兵的惨状深深震撼。士兵们的第一个问题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什么时候我们能有更多吃的东西？”牧师还注意到，尽管刚刚是十二月的第二周，“位于这光秃秃的草原中的破烂掩体已经挂上了圣诞节的装饰物”。但在营部接到的一个电话，却让他意识到军人的职责与圣诞节是多么地格格不入：“明天清晨，处决一名德国士兵（十九岁，自伤）。”
虽然所有士兵都饿得厉害，大多数人仍然对第六集团军面临的补给困难程度一无所知。希特勒在向保卢斯下令原地固守的同时，保证将有一百多架容克－52运输机负责运送补给物资，但自11月23日空中补给行动开始，第一周平均每天甚至连30架次都不到。11月24日，共有22架运输机坠毁，其中有的是因敌军阻击损失的。德国人不得不取消亨克尔III的轰炸任务，绝望地试图弥补战损。里希特霍芬一连给耶舒恩纳克打了三个电话，希望说服他空军没有足够的飞机为第六集团军进行空中补给。戈林联系不上，他去巴黎了。
空运根本达到每天300吨物资的最低要求。整整一周时间，运抵的物资总共只有350吨。其中只有14吨食物供给，而集团军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在食物供给分配表上仍然有275000人。全部物资的四分之三是燃油，很大一部分要用于维持德国空军飞机的活动，这些军机驻扎在皮托姆尼克机场，保护运输机免遭俄军战斗机拦截。但是，现在皮托姆尼克基地的梅塞施米特机队日子很不好过，飞行条件亦越来越差。一位被俘的飞行员告诉NKVD审讯人员，他的Me－109自皮托姆尼克起飞执行护航任务，结果被六架俄国战斗机团团围住。
截止12月6日，共有512吨物资在空中补给的第二周抵达合围圈（仍然只有最低补给量的四分之一），每天平均44架次。其中只有24吨为食物补给。越来越多的动物被捕杀以补不足之需。士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口粮迅速变少，但他们仍然相信这种局势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为德国空军机组成员的勇敢精神深深打动，对这些“容阿姨”产生了极其浓厚的感情――因为正是这些三发容克运走伤员，将大家的家信带回德国。“我很好，身体也不错，”12月的信件多有此语，无非是要让家人安心。“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快回家，平平安安，毫发无损。”这些德国士兵仍然在等待一个圣诞节奇迹的到来。
此刻，斯大林正在等待的却是在合围第六集团军之后马上进行第二次决定性打击。“天王星行动”已被大本营视为一个宏大战略的开幕式。战略的第二阶段是更加野心勃勃的“土星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展开突然进攻，粉碎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抵抗，向南前出至罗斯托夫。苏军的设想是包围顿河集团军群的其它部队，并将第一装甲集团军和第十七集团军围困在高加索地区。
第六集团军开始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大草原上挖壕据守，但在此之前，华西列夫斯基早已就下一阶段的攻势与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指挥员们进行了讨论。11月26日夜，他向斯大林提交了初步方案。考虑到部队进行重新部署和补充所需的时间，“土星行动”计划预定于12月10日执行。斯大林同意了，让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具体实施。但是，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不得不予以优先考虑：曼施坦因将如何行动以营救第六集团军？
性格本就暴躁的斯大林又一次变得不耐烦了。他希望一切计划都能马上得到落实――无论是“土星行动”还是迅速消灭第六集团军。斯大林已下令将红军最强大的第2近卫集团军部署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地域，准备对罗斯托夫发起进攻。但是，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华西列夫斯基却发现尽管在第六集团军周围足足部署了七个苏军集团军，消灭保卢斯的部队仍然较他们预想的要困难得多。
11月28日，斯大林要求朱可夫研判敌人的意图。第二天朱可夫提交了报告。“如果没有来自下奇尔斯卡亚和科捷利尼科夫斯基（译注1）两个方向援军的帮助，被围德军不太可能成功突围。”朱可夫写道。他的判断后来证实是极为准确的，而对战局的仔细研究也表明，这是德军唯一可行的选择。朱可夫将报告呈交斯大林之后，又与华西列夫斯基研究了当前的战况，后者现已被斯大林指令集中全部精力消灭第六集团军。两位将军私下达成一致，他们可能不得不推迟“土星行动”，改以“小土星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意图在曼施坦因顿河集团军群的后方和左翼实施突破，从而打消敌人任何援救斯大林格勒的企图。
译注1：原文地名为Kotelnikovo ，查手头资料均根据俄语译作科捷利尼科夫斯基，为方便阅读，采用俄语译文地名。
曼施坦因营救第六集团军的计划――代号“冬季风暴”――是经过与元首统帅部的充分研讨后形成的，（见地图5）其目的是突破苏军包围，与第六集团军汇合，并建立一条走廊使其获得补给和增援。这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第六集团军就能守住伏尔加河边的这块“根据地”，从而“可在1943年继续发展进攻”。但是，曼施坦因知道第六集团军熬不过这个冬天，于是命令他的参谋部起草进一步的行动方案，以备希特勒恢复理智时决策之用。新的方案将要求第六集团军在第一阶段攻势达到目的之后进行突围，并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序列中进行重组和恢复。这第二个计划的代号是“霹雳行动”。
如朱可夫所料，“冬季风暴”原计划采取钳形攻势。一个突破口选在正南方向的科捷利尼科夫斯基，距离第六集团军大约一百英里。另一个则位于顿河西岸的奇尔河前线地域，此处距离合围圈外缘只有大约四十多英里。但是，罗曼年科的第5坦克集团军不断进攻奇尔河沿线德军并最终将其逼退。这使得能够救保卢斯于水火的德国援军只剩下位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地域的第57装甲军，该军的行动还可得到霍特那已是七零八落的第四装甲集团军的部分支援。
第57装甲军由弗里德里希•\;科契纳将军指挥。起初，该军力量薄弱，只编有两个罗马尼亚骑兵师和第23装甲师。而第23装甲师能够作战的坦克不超过30辆。从法国赶来的第6装甲师实力要强大得多，但他们得到的消息却是如此令人沮丧。师长埃尔哈德•\;劳斯将军是奥地利人，11月24日，他被召至曼施坦因位于哈尔科夫火车站的皇家车厢。陆军元帅向他介绍了目前的情况。“他用一种非常忧郁的口气描述了整个战局，”劳斯回忆说。三天后，运载劳斯师第一批部队的火车冒着白烟刚刚抵达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就迎来了苏军炮兵的“一阵弹雨”。“装甲掷弹兵们闪电般跳下车厢，而敌人已然高喊着‘乌拉！’向火车站发起了进攻。”
第6装甲师的到来令霍特非常高兴，该师在布列塔尼休整补充，现已齐装满员，共装备160辆长管四号坦克和40辆突击炮。不久，试验新装备的机会就来了。12月3日，在距离科捷利尼科夫斯基西北七英里的帕克赫勒宾村附近，第6装甲师与苏军第4骑兵军展开了一场野战。坦克兵们兴高采烈地驾驶着自己的铁马驰骋在冰天雪地之中，迂回包抄并切断了第81骑兵师的退路，令其损失惨重。劳斯将军对战果表示满意，将此次战斗称为“帕克赫勒宾的坎尼大捷”。劳斯师的到来证实了叶廖缅科的怀疑：德国人将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地域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但是斯大林仍然拒绝向这一地域增强预备队。
也在12月3日，霍特制订了自己的“冬季风暴”作战计划，计划开篇语是：“目的：第四装甲集团军解救第六集团军”，但是宝贵的时间已经浪费了。第17装甲师本来要承担主攻任务，但却因元首统帅部的命令作为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预备队而无法参战。直到行动开始四天之后，该师才重归霍特装甲集团军序列。而希特勒坚持不能再浪费时间，他更急不可耐地要看看装备88毫米口径坦克炮的新型虎式坦克作战效能到底如何。德军组建的第一个虎式坦克营已火速调至东线，加入科契纳的部队。12月10日夜，各级指挥官收到了“斯大林格勒救援进攻的命令”。
12月12日，短暂炮击之后，霍特的坦克开始向北突进。合围圈内的德军士兵急切地倾听着远方的枪炮声，人们信心大增，兴奋的消息传遍整个第六集团军。“曼施坦因来了！”士兵们相互转告，仿佛东正教教徒在复活节互致问候一样。对于希特勒忠实的追随者来说，远方的炮声再一次证明了元首永远信守诺言。
但是，希特勒从未想过要第六集团军突围。在“狼穴”一次午间会议上，他告诉蔡斯勒从斯大林格勒撤退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葬送“这场战役的全部价值”，而且已经流了那么多的血。正如克鲁格曾经警告曼施坦因的那样，希特勒仍然对去年冬天的事件耿耿于怀，他当时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固守不退。“一旦一支部队开始逃跑，”他教训陆军参谋总长说，“军纪和军令的约束很快就会在逃跑的过程中荡然无存。”
苏军指挥员未曾料到曼施坦因的攻势来得如此之快。叶廖缅科马上为控制合围圈西南角的第57集团军感到担心。12月12日，当德军进攻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报传来，华西列夫斯基正与赫鲁晓夫一同呆在第51集团军司令部。他立即给莫斯科打电话，试图联系斯大林，但未能成功。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华西列夫斯基又与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通话，命令他将马林诺夫斯基将军的第2近卫集团军转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阻止曼施坦因的进攻。罗科索夫斯基提出强烈抗议。而令华西列夫斯基沮丧惊慌的是，当12日晚最终与克里姆林宫取得电话联系之后，斯大林认为其先斩后奏有强迫他本人接受既定事实的倾向，因此大发雷霆并拒绝答复，令华西列夫斯基度过了一个焦虑不安的夜晚。
与此同时，叶廖缅科已经下令让第4机械化军和第13坦克军挡住正在急进的德军装甲部队。第6装甲师在头24小时内就向前挺进了大约30英里，越过了阿克赛河。克里姆林宫的讨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斯大林又与华西列夫斯基通了数次电话，终于同意两天后将第2近卫集团军调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与此同时，叶廖缅科已经下令让第4机械化军和第13坦克军挡住正在急进的德军装甲部队。第6装甲师在头24小时内就向前挺进了大约30英里，越过了阿克赛河。克里姆林宫的讨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斯大林又与华西列夫斯基通了数次电话，终于同意两天后将第2近卫集团军调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德军进攻的第二天，第6装甲师已进至上库姆斯基。大雨倾盆，令地面短暂解冻。在这个村子附近的高地上，按照劳斯将军的说法，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角斗比赛”。三天激烈的“战斗打得天翻地覆”，令双方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战斗本身是胜利了――第17装甲师前来助战，里希特霍芬最大限度地进行了空中支援，霍特的部队和虎式坦克继续向前突至梅什科瓦，但这里发生的一切很快就被证明改变不了第六集团军的命运，最终铸定被围德军灭亡的战斗发生在西北方向大约125英里的地方。
斯大林迅速意识到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判断是正确的。粉碎敌人对保卢斯集团军的营救努力最有效的办法，是在迈什科瓦地域挡住霍特的进攻，同时对敌人其它地区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他同意对“土星行动”进行调整。在上库姆斯基战斗的首日，大本营即向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指挥员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准备实施代号“小土星行动”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目标已不再是罗斯托夫，而是突破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阵地，深入顿河集团军群的后方。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有三天的时间准备这次攻势。
叶廖缅科仍然感到紧张。霍特的装甲军出现在梅什科瓦河沿岸，第6装甲师距离合围圈外缘不到四十英里，第2近卫集团军阻于重又开始肆虐的大风雪，在12月19日以前不可能完全进入阵地实施反冲击。叶廖缅科随时等待着第六集团军的装甲部队自合围圈西南方向突围，但他并不知道，希特勒仍然拒绝下令突围，而保卢斯幸存的70辆坦克只有维持十二英里行程的油料。
12月19日，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派他的情报军官埃斯曼少校飞入合围圈。曼施坦因后来声称，此人的任务是向保卢斯和施密特通报进攻情况，让第六集团军准备实施“霹雳行动”。关于这次会议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众说纷纭，而且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了。但是很明显曼施坦因仍然避免承担违抗希特勒命令的责任。他不愿为保卢斯明确指引出路，而且拒绝――无疑是出于安全因素――飞入合围圈与保卢斯面对面地讨论此事。当然，曼施坦因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保卢斯是一个坚定遵从上级命令的人，如果没有来自最高统帅部的正式命令，他是绝对不会突围的。在曼施坦因的回忆录中，他为了使自己免因第六集团军的覆灭遭到指责，夸大了在这场解围战中做出的努力，并对保卢斯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看起来曼施坦因似乎备受良心煎熬，尽管没有人真的去责备他。
12月16日，即霍特“冬季风暴”开始四天之后，苏军第1和第3近卫集团军开始向南进攻，同时转入进攻的还有顿河上游更远一点的苏军第6集团军。苏军的开局并不是很好，寒冷的浓雾迟滞了部队的行动，坦克纵队又撞进了雷区。尽管如此，意大利第八集团军还是激烈抵抗了两天之后败下阵来。由于第17装甲师已经加入霍特在顿河东岸的作战行动，德军没有可以实施反攻的预备队。苏军坦克纵队得以继续向南突进，深入白雪皑皑的辽阔草原。该地区自12月16日开始的严寒天气挡不住数个T－34坦克旅大闹顿河集团军群的后方阵地。德军保障部队在逃跑前将满载装备的货车付之一炬，随后铁路交叉点和火车站就落入苏军之手。
少将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巴达诺夫率领的第24坦克军长驱150英里，成为德军最大的威胁。12月23日下午，该军占领塔津斯卡亚以北的斯卡瑟斯卡亚，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输送补给物资的容克52的主要基地。菲比格曾经得到元首的命令，除非机场已经处于炮火覆盖之下，否则不可以放弃机场。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之中，可能不会有人想得到会有一队坦克直接开到机场边上然后才开火射击。
菲比格和他的参谋人员气坏了。机场可以失而复得，但如果运输机全部损失掉，那第六集团军也没救了。他们手头没有地面部队能挡住那些“鞑子”――德国空军对苏军的称呼，唯一能做的只是分出七门高射炮控制公路，然后让所有能够起飞的飞机做好准备在凌晨时分逃离机场。飞机太多，组织工作极为复杂困难。“跑道周边混乱不堪，”里希特霍芬的参谋长当时在场，他说：“发动机隆隆作响，讲话时一个字也听不见。”祸不单行，机场上浓雾弥漫，云层低至150英尺，天空开始飘起了小雪花。
清晨5时20分，第一轮炮弹呼啸而至。苏军坦克主力已经越过荒原，但尚未冲上公路。由于机场的噪音和混乱，许多飞行员起初并未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甚至两架容克52击中起火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菲比格通过无线电亲自下令，“你们赶快起飞，前往诺沃车卡斯克！”飞行员们没有浪费时间。“塔津斯卡亚航班”启程了。尽管刚开始时有一些混乱，但全部撤离行动没有惊慌失措，秩序井然。各类飞机不顾越来越多的伤亡，连续不断地滑跑起飞。对俄国人的T－34来说，这简直就象是露天游乐场里的打靶游戏。苏军坦克一面穿过雪原隆隆向前，一面胡乱射击。有辆坦克居然撞进一架已经滑入起飞阵位的三发容克，爆炸和大火吞没了他们。另有数架飞机在跑道上相互碰撞或被炮火击毁。跑道上的能见度急剧下降，剩下的飞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过燃烧的残骸夺路逃命。清晨6时15分，菲比格将军的座机夹在最后一批飞机当中离开机场。共有108架容克52三发运输机和16架容克86教练机得救，但损失了72架飞机，而这大致相当于德国空军全部运输机的10\%。
在这次大胆的袭击之后，巴达诺夫军被困在敌后长达五天之久，艰苦转战，几乎弹尽粮绝。斯大林慷慨地表示了他的谢意。这个军被重新命名为第2近卫坦克军，巴达诺夫成为首位荣获新颁布的苏沃洛夫勋章的苏联军人。红军宣传机构说他的坦克部队总共击毁了431架德军飞机，但这一数字明显过分夸大了。但是，这次袭击的重要意义在于，塔津斯卡亚再也未能用作空运补给的基地。德国空军不得不撤得更远，选择了某个临时机场将就一时。
霍特的救援任务结局已定。顿河集团军群左翼受到的威胁，以及苏军进攻罗斯托夫的可能性（第3近卫集团军的参谋长于12月20日被俘，对他的审讯显然证实了这一点），迫使曼施坦因对整个战局进行重新考虑。梅什科瓦河沿岸的德军装甲部队同样遭到沉重打击，第6装甲师一天之内就损失了1100人。12月23日夜，霍特的装甲军接到撤退的命令，没有任何解释，“军衔最低的士兵也完全清楚”，劳斯将军写道，“这意味着斯大林格勒之役的失败。尽管无人知晓命令背后的原因，官兵们还是强烈预感到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
也在23日夜，保卢斯和曼施坦因通过电传机讨论了当前的战局。曼施坦因警告说，第4装甲军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而北翼的意大利部队已经被击溃。保卢斯问，他是否终于接到了第六集团军突围的许可。曼施坦因答复说仍然没有拿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也未向保卢斯透露更多的细节。如果保卢斯得到足够的情报，更新一下作战地图，他可能就会发现第六集团军已经深陷绝境。
12月16日，东北风呼啸而至，刺骨严寒。电话线、秃木枯树以及战争的废墟全都裹上了一层寒霜。冰冻大地坚若顽钢，走在上面居然发出金属般的声响。夜幕来临，鲜红耀眼的太阳渐渐西沉，银色大地瞬间沉入一片极地幽蓝。斯大林格勒的苏军保卫者欢迎严寒的到来，这种天气令他们如鱼得水，精神焕发。“昨天和今天，冬天真正降临此地，”一名士兵给妻子写信。“寒冷的感觉真好。我过得不错，就是没有收到你的信。”
最感高兴的当属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他们据守城中，五个星期以来听着已经无法通航的伏尔加河上浮冰撞击的可怕声音，只能靠十二吨巧克力紧急储备和U－2双翼机投下的一点物资维持生存。12月16日夜，一大片浮冰撞在一起，河面终于封冻了。人们首先用厚木板在冰面上铺设了一条人行道，然后开始修建车辆通行的快速路――在树干上浇水，令其牢牢冻结在冰面上。在随后的七周中，共计有18000台货车，17000台其它车辆以及大批履带式车辆跨过伏尔加河。现在，伤员可以通过冰面，直接送入野战医院。不久，大炮被推送到西岸，其中包括打破红色十月工厂区僵持态势所必须的一门122毫米榴弹炮。这门大炮以最小射角抵近轰击工厂的办公大楼，那里已经被德国人改造成为一座要塞。
对第62集团军来说，最感幸运的是德军炮兵缺少弹药，无法继续对伏尔加河各渡口进行持续炮击。河岸上一片和平景象，到处是临时搭建的窝棚和盖着防雨布的土洞，看起来仿佛是早期蛮荒边疆的采矿工地。一个通讯员背着皮质文件包，穿过劈柴锯木的人群，在冰冷的阳光中赶往团部，心中渴望着从俄罗斯铜茶壶中倒上满满一大杯热茶。还有一些人带着保温饭盒，为前线阵地送去热食。士兵们现在可以成群结队地走过冰河，到东岸洗个蒸汽浴，第二天晚上再干干净净地回来，身上的虱子已经无影无踪。
12月19日，崔可夫将军回到伏尔加河东岸，这是自10月份集团军司令部转移阵地之后他第一次过河。崔可夫徒步走过河面，到达对岸时，他情不自禁地回首凝望由他的集团军守卫的那片废墟。这次过河，崔可夫是应NKVD部队指挥官罗加丁少将的邀请参加一个宴会，庆祝契卡特科成立廿四周年。返回西岸的途中，酩酊大醉的崔可夫失足跌入一个冰洞，随从赶紧将他从冰水中拉出来。这位62集团军司令员差点在胜利在望之即死于非命。
寒冬的到来受到了俄国人的热烈欢迎，但却令保卢斯集团军的医生们畏惧万分。德军伤患的恢复速度减缓了。野外冻伤迅速成为致人死地的绝症。此外，医生们还面临着大量增加的胃部创伤，这似乎只能用炮弹、卡秋莎火箭弹和迫击炮弹在过于坚硬冻土地面上爆炸致伤来解释。自12月中旬以来，“严重冻伤的病例持续增加”。足部不仅会肿胀变紫??这种状况一般只用防冻油处理一下，裹好纱布继续回去执勤――而且更可能发黑坏疽，经常需要马上截肢。
早在12月的第二周，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现象就已引起医生们的注意。越来越多的士兵突然死亡，“既无任何外伤，也未罹受任何能够诊断得出的病患。”每日的食物供给的确严重不足，但在医生眼里似乎还远未达到令士兵饥饿而死的程度。“死因可能包括，”一位受命调查此事的病理专家写道，“长期野外生活，‘精力衰竭’（合围圈内大约有600名医生，但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到饥饿致死这个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种不明疾病。”
12月15日，正在塔津斯卡亚机场附近野战医院工作的第六集团军病理专家格根索恩博士，接到命令要在次日飞入合围圈。“很遗憾，我们没有多余的降落伞给你，”第二天清晨，驾驶员对赶来报到的医生说。但这次他们被迫返航。最后，飞机终于在12月17日进入合围圈。驾驶员告诉格根索恩他们已经抵达皮托姆尼克上空，医生透过窄小的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到“白茫茫的大地上遍布黑褐色的弹坑”。
在机场边上一个半埋在地下的火车车厢中，格根索恩找到了医疗部门的领导，卫生部长雷诺尔蒂。雷诺尔蒂假装不知道格根索恩此行的任务，因为莱比锡大学内科专家塞盖尔博士要求他来，而雷诺尔蒂当时认为，整个事件有夸大之嫌。（原注1）格根索恩又从皮托姆尼克来到古姆拉克火车站附近的陆军野战医院。这所医院与保卢斯的司令部距离很近，格根索恩的住所是一个窑洞，洞内设施的确“奢侈”，洞的内壁钉着木板，有一个铁炉子和两张双层床，更令医生惊异的是，床上居然铺着干净的床单！这与附近伤员居住的帐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些帐篷大多数都没有取暖设施，帐篷内部的温度经常降至零下二十度。
原注1：卫生部长雷诺尔蒂后来才有了一点兴趣。在他的火车车厢中，雷诺尔蒂对合围圈内士兵健康状况恶化的描述令人极为寒心，他将其称为“饥饿效果的大规模试验”。
格根索恩首先与各师医官谈话了解情况，然后，他在合围圈内四处游荡，对死因不明的士兵尸体进行解剖检查。（由于这片光秃秃的荒原上树木极度缺乏，人们只好在道路沿途的交叉路口堆起雪堆，插上一条马腿，战术标记和指向箭头就钉在这令人恶心的路标之上。）尸检不得不在各类场所仓促进行：帐篷、地洞、农民的窝棚以及火车车厢。在极度严寒之中，尸体保存得很好，但多数都冻得硬梆梆的。由于缺少燃料，解冻成为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一名勤务兵不得不整夜呆在铸铁炉子边上翻来覆去地烤尸体。有一回，勤务兵睡着了，结果“那具尸体一面还是冻得僵硬，另一面已经烤焦了”。
如此寒冷的天气令格根索恩在戴橡皮手套的时候既感困难，又觉痛苦。每天晚上，他还要在烛光下打印尸检报告。尽管困难重重，苏军又屡屡进行空袭和炮击，格根索恩还是在月底之前设法完成了五十具尸体的解剖工作。在其中二十五具尸体中，格根索恩发现了饥饿致死的迹象：心脏和肝脏萎缩，脂肪组织完全消失，肌肉严重收缩。
德军现在的口粮基本只有面包和很小几片马肉，这种伙食提供的热量太少，为了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顿河集团军群空运送入大量小听包装的高脂肪肉酱，但效果却适得其反。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位军士长去查哨，哨兵说：“我很好，我要吃点东西，”然后吃点这种高脂含量的肉酱；结果，等军士长第二次到哨位巡视时，这名士兵已经死了。饥饿致死，按照格根索恩的说法，是“undramatisch”。（估计是平淡无奇的意思，译者猜。）
第113步兵师饥饿致死的比例最高。格根索恩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明显的证据。该师的军需官早在合围之前就开始削减士兵的口粮定量，为的是储存更多的粮食以备秋天雨季期间供应量不足时使用。结果，到11月后半个月，士兵们就已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接着，由于好几个师在撤退过程中丢弃了全部补给物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将剩余物资全部集中起来，在各师之间平均发放。这位军需官的审慎到头来严重影响了本师的战斗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投降以后，格根索恩又在苏联的劳改营中呆了七年，但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依然如旧。他一贯坚决反对任何“精神压力症”的提法，不管是对症状的研究，还是以此作为许多无法解释的死亡的原因。尽管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小老鼠得不到睡眠三周就会死亡，这就意味着人如果被剥夺睡眠可能也会很快崩溃。而格根索恩本人也承认，猝死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俄国人的夜间进攻和持续不断的作战行动使德军士兵得不到休息。但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的解释更加复杂了。格根索恩相信，大多数士兵的新陈代谢机能在精力衰竭、压力和寒冷的综合作用下被严重扰乱。这也就是说，即便他们每天有相当于500卡路里的食物摄取量，他们的身体也只能吸收其中一小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苏军的战术，再加上天气恶劣和食物短缺，共同导致了――或至少是加重了――饥饿致死的现象。
严重的营养不良还使更多病人死于传染性疾病的侵袭，象合围早期的肝炎和痢疾，以及后期如斑疹伤寒这样更加严重的传染病。在草原上没有水洗澡，更不用说洗衣服了，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的燃料融化冰雪。“每天都是老样子，”第29摩托化步兵师一位装甲掷弹兵中尉写道，“首要问题是，我们的身上每天都会增加更多的虱子。这些虱子就象俄国人一样，你打死一个，十个新虱子又冒了出来。”虱子成为疫病的传播者，导致斯大林格勒的幸存者大批死亡。
但是，医务人员需要优先关注的事情，仍然是由于缺乏食物导致的身体虚弱。“慢慢地，我们勇敢的战士开始衰老下去，”一位助理医师写道。接下去，他又记述了一次火把照耀下的大腿截肢手术，这次手术由他本人在一个防空洞中完成，没有使用任何麻醉剂。“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了无兴趣，脑子里想的只有食物。”
在德国士兵充满希望的等待当中，还掺杂着对布尔什维克敌人的仇恨以及复仇的渴望。一种被称作“合围圈狂热”的状态下，他们梦想着一个SS装甲军横扫围攻的俄国军队，将他们解救出去，并上演一出大逆转，出乎意料地大败敌军。他们仍然对戈培尔的演说深信不疑。许多人唱着第六集团军的军歌鼓舞士气，这首名为Das Wolgalied的歌曲由弗兰茨・雷哈尔谱曲：“伏尔加河的岸边，屹立着一位士兵，时刻警惕着，保卫他的祖国。”
在德国共产党员的帮助下，顿河方面军的前线宣传部门决定利用“战地骄子”们对歌曲的爱好。广播车送出一首老歌，“家乡故里，亲人依依，温暖的团聚在等着你！”在目前这种恶劣环境中，这首歌的感情无疑被残酷地扭曲了。由NKVD控制的德国共产党包括瓦尔特・乌布利希（后来的东德总统），诗人埃里奇・魏纳特，作家威利・布雷德尔和一小批德国战俘――四名军官，一名士兵――他们已被召入参加反纳粹的正义事业。红军挑选一些战士，让他们带着大喇叭爬到德军前沿阵地呼喊口号，朗读新闻。大多数执行类似任务的人都被打死了。而德国反纳粹人士的任务，就是教这些不会讲德语的红军“呼喊者”说德语。
宣传部队的主要工作是录制一张唱片，节目时间约为20到30分钟，包括音乐、诗歌、歌曲和战争宣传（尤其是意大利军队前线被突破的消息）。这些节目在留声机上播放，由高音喇叭传到德军阵地。高音喇叭一般架在货车上，或是由雪橇送到更前面的某个地点。大多数此类宣传广播几乎马上就会招至德国人的迫击炮攻击，因为德军军官害怕手下人会收听这些广播。但在进入十二月之后，由于弹药不足，德军的反应减弱了。
广播中还穿插着许多声音的小把戏，诸如先播一段“时钟单调的嘀达声”，然后宣布在东线战场每七秒钟就有一个德国人死去。接着，“播音员清脆的嗓音”以一种缓慢悠长的语调说道：“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军队的集体墓地！”随后，死亡探戈的舞曲再次回响在空旷冰冷的草原上。作为额外的一种音响效果，有时一枚真的卡秋莎火箭弹会带着那足以令人窒息的呼啸声轰然而至。
俄国人的传单也有了很大改进，现在都用德语制作了。接受第7部审讯的战俘们承认，“效果最强烈的是那些谈论故乡，妻子，家庭和孩子的传单”。一名德军战俘说：“士兵们急切地读着俄国人的传单，尽管他们并不相信其中的内容。”很多人“看到一张传单时都哭了，那传单上画着一具德军士兵的尸体，一个幼童抚尸痛哭。传单的背面，是作家埃里奇・魏纳特写的几行诗句。”这个战俘并不知道，温纳特这首名为《想想你的孩子》的诗是精心创作而成的，他本人也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在顿河方面军司令部工作。
也许最具效力的宣传就是让德军士兵相信，红军的政策是缴枪不杀。很多德军军官都坚持认为绝对不能投降，因为俄国人会把俘虏全部杀光。一份传单的结尾处，是斯大林签发的声明，这使得包括许多初级指挥官在内的德军官兵开始相信，苏联的政策已经有所转变：“‘如果德军官兵放弃抵抗，红军必须将其视为战俘，饶其不死。’（摘自国防人民委员会第55号命令，J. 斯大林）”
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德军部队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被成功合围，德军受命坚守阵地但最终却不得不缴械投降。所有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在几十年中引起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在德国，许多这场战役的参与者和历史学家都责备保卢斯未能违反命令实施突围。而如果有谁能够在这场悲剧中给两眼一抹黑的保卢斯指条明路的话，那只能是保卢斯的直接上级，陆军元帅曼施坦因。
“一仆能侍二主吗？”听说希特勒拒绝继“冬季风暴行动”之后实施“霹雳行动”进行突围，斯特莱克遂发此问。但是德国陆军只能有一个主人。1933年以来，绝大多数德军高级军官奴性十足的表演已经使这支军队劣迹斑斑，在政治上变得软弱无能。在国家社会主义旗帜下，德国国防军获得了无尚特权和威望。现在，往年的骄傲狂妄要以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和羞辱作为偿还。不需要选择什么主人，只有加入海宁・冯・特莱斯科和施道芬堡的小组。
在十二月后半月进行突围是否可行？这个问题已经让人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即使是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也承认“成功突围的机率每周都在减少”。步兵更加不抱幻想。“我们这些幸存者，”一位下士在家信中写道，“由于饥饿和身体虚弱，已经无法再走长路了。”阿洛伊斯・贝克博士非常正确地揭穿了“突围可能成功”的“神话”。俄国人将会“象打野兔一样”射杀“冻得半死的士兵们”，因为这些人身体太过虚弱，不可能带着武器和弹药，在表面全是坚冰的一英尺厚的大雪中跋涉突围。“每一步都让人精疲力尽，”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一位参谋军官说。“那将是又一个别列津纳。”
因此，所有关于“突围还是防御”的争论完全是一种学术上的偏移，与真实情况差之千里。事实上我们有理由怀疑绝顶聪明的曼施坦因此时已经对此有所察觉，但他还是把这场大戏唱了下去。12月19日，曼施坦因将自己的情报主官埃斯曼少校派进合围圈，准备让第六集团军实施霹雳行动。他当然知道，希特勒已经再次重申决不从伏尔加河撤退的决心，元首的立场根本没有改变。
无论如何，到了这个时候，曼施坦因相信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霍特的装甲师在梅什科瓦河沿线战至僵局，伤亡巨大，而马林诺夫斯基的第2近卫集团军却尚未投入战斗。曼施坦因对合围圈内事态的发展和部队的状态了如指掌，他肯定意识到，在狂风暴雪，天寒地冻的草原上，保卢斯的人马根本冲不过这剩下的四十到六十英里，更遑论还要进行激烈的战斗！以不到七十辆保障不足的坦克，第六集团军无望突破第57集团军的防御。更重要的是，到了12月19日，曼施坦因清楚地知道，随着三个苏军集团军对其后方的突破，“小土星行动”已经彻底改变了整个战场的态势。
曼施坦因很自然地感到，为了对历史和德国陆军有个交代，他必须使自己看起来已经竭尽全力，尽管他准确地判断第六集团军唯一能够得救的时机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失去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曼施坦因显而易见地良心不安，很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希特勒拒绝从高加索撤军的情况下，他需要第六集团军拖住包围它的七个苏军集团军。即使保卢斯突围成功，他的部队也剩不下多少人，而这些残兵败将在危急关头是帮不了曼施坦因的。
第十九章 “德国式的圣诞节”
关于在十二月下半个月突出合围圈的讨论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圣诞节即将来临。在国防军的所有部队中，没有比身陷重围的第六集团军更加在意这个节日的了。在草原下面的掩体里，人们投入极大的热情准备节日的庆祝活动，几乎感觉不到任何要突围的急切心情。营养不良，精神不济，人们在白日梦中逃避现实，这些因素当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希特勒培养的那种“堡垒”般的精神意志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但是，这些远离家乡，深陷重围的人们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上几乎是刻骨铭心的感情寄托，却是任何理由都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
在霍特的装甲部队北进到梅什科瓦河之前，节日的准备工作已经如火如茶地展开了。即使日渐逼近的炮声令士兵们兴奋激动，准备活动也没有放慢节奏。早在十二月初，人们就开始积攒小块食物，不是为了在冰天雪地之中突出合围圈，而是想用来当圣诞节礼物或举行圣诞宴会。第297步兵师某部杀了一匹驮马，制作“马肉香肠”当圣诞礼物。没有常青树枝，士兵们就用荒草编成基督降临的花冠，并用木头雕成小型圣诞树，迫切希望营造出家的感觉。
多愁善感的乡情决不仅限于士兵。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也用一棵圣诞树装饰自己刚刚挖就的掩体，树下放着一个摇篮，还有一张他刚刚出生的“合围圈宝宝”的照片。将军在给自己年轻妻子的信中说，尽管“远在俄国”，他还是打算以“德国人的方式”庆祝圣诞前夜。“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别人带去一点欢乐，”在看过掩体中的部属之后，他这样写道。“前线这种真切的战友情谊真是让人感动莫名。”一条节日标语上写着：“战友情深，铁血铸就”，这与环境倒是非常吻合，但与圣诞节祥和博爱的节日精神却背道而驰了。
但还有一个深得圣诞精神三味的人，他就是柯特・鲁伯。这位第16装甲师36岁的医生是艾伯特・史怀哲的好友，不但是一位神学士，还是一位天才的业余画家。他的掩体位于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的草原之中，现在，掩体已经变成了医生的画室。他在一张缴获的俄军地图――唯一能够找到的大幅纸张――背面作画。这件作品现存于柏林凯撒・威廉纪念教堂，取名为“要塞圣母”，画的是一位双臂环抱作保护状，身躯蜷缩似茧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上书圣经新约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名言：“Light, Life, Love”。这件作品完成以后，鲁伯将其挂在掩体之中。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驻足凝望。很多人哭了。令鲁伯略微感到尴尬的是，他以前从未发现自己的画有如此强的感染力，而他的掩体竟然就此变成了一处圣地。
毫无疑问，在那个圣诞节，每一个人都由衷地表现出宽厚仁慈的美德。一名中尉将自己最后一些香烟、信纸和面包全部分发给部下，然后在家信中说：“我自己一无所有了，但这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一个圣诞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它。”人们不但互赠香烟，更把自己最需要的面包也拿出来分享。还有一些人费尽心力为同伴雕刻装备挂架之类的木器。
圣诞前夜，鲁伯的钢琴家营长拿出他最后一瓶汽酒，送给住在病房里的伤员。但就在大家倒满杯子准备祝酒之时，四枚炮弹在门外爆炸。大家纷纷卧倒，酒也全洒了。医官抓起急救包冲出掩体，结果发现一人阵亡，三人受伤。阵亡士兵当时正在唱圣诞颂歌“O du frohliche”。这次意外没有引起过多的惊慌，但却结束了他们的欢庆活动。没过多久，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就发现自己已经处于苏军的全面进攻之下。此刻刚刚是圣诞节凌晨时分。
那天晚上，最传统，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歌曲当属《平安夜》。在掩体中，在蜡烛头微弱光线的映衬下，士兵们用“沙哑的嗓子”唱着这首歌，不时有人因想到远方的家人而低声饮泣。斯特莱克将军在巡视前线阵地的时候被这一场景深深打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中，今晚是一个‘平安夜’……一个展现战友之间兄弟情谊的圣诞节。”高级军官的巡访受到下级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还带来了许多礼物。某装甲师的一名军士长写道：“师长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大杯酒，还附送一块巧克力。”
在那些没有受到敌军攻击的阵地上，人们挤在某个掩体中，收听“大德意志广播电台的圣诞节目”。令大家惊讶的是，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宣布：“这里是斯大林格勒！”，接着便是齐声合唱“平安夜”，似乎就在伏尔加河前线一样。一些人认为考虑到目前的局势，这种欺骗是必要的；另一些人则深感愤怒。他们觉得这是在拿他们的家人和全体德国人民开玩笑。戈培尔已经宣布这将是一个“德国式的圣诞节”，而这种提法的目的，就是要宣传责任和节俭的美德。而且，这也许会让全国人民都能做好准备接受斯大林格勒悲剧性的消息。
圣诞节清晨七时，第六集团军的战争日志记录道：“在过去四十八小时中没有运送补给的飞机降落[有一点点夸张]。补给物资和油料即将耗尽。”当天晚些时候，保卢斯向顿河集团军群发出一份告急电报，电报马上被呈交蔡斯勒将军。“如果在以后几天中收不到更多的补给，我们肯定会有更多的人饥饿而死。”
第六集团军以为前一天的暴风雪天气肯定影响了飞行，但他们并不知道巴达诺夫的坦克就在那天早晨袭击了塔津斯卡亚机场。此时，苏军四个集团军已经开始向梅什科瓦河畔的霍特装甲部队发起反攻，而曼施坦因的司令部却连这一消息也未通报保卢斯。12月26日，108吨补给物资终于抵达合围圈，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发现，其中有十吨欢庆圣诞节的糖果，但没有油料。
如果有机会，大多数德国人都会找个地方坐下来，给家里写一封圣诞贺信，表达他们的祝福之意。“在我们的心中，希望永存。”第44步兵师一位医生写道，“一切都将改变。”他道出了许多德国军人的心声，但情况了解更多的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显然不在其中。“圣诞节并不令人感到十分快乐，”几天后，保卢斯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这种时候，节日庆祝最好不要搞……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过多地寄希望于运气。”
在圣诞节期间，德军和苏军的家信之间的情感差异较以往更加突出。这一点儿也不让人奇怪。德国人的信中深情款款，想家想到心痛痛；而俄国人保存下来的的信中则清楚地表明，祖国的地位高于一切，不可动摇。“亲爱的！”一位士兵在圣诞前夜给妻子写信：“我们正在把这帮匪徒赶回他们的老巢。攻势非常顺利，我们重逢的那一天越来越近啦。”“嗨！玛丽娅！”那位名叫柯利亚的士兵写道，“我已经在这里连续作战三个月了，为的是保卫我们美丽的[被审查人员删去]。我们已经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现在，我们包围了德国人。每个星期都有一两千德国兵成为我们的俘虏，还有更多的鬼子被消灭在战场上。现在只剩下最顽固的SS了。这些家伙躲在加固好的掩体中朝外打枪。现在我要去炸掉这样一个掩体了。再见。柯利亚。”
圣诞节当天，气温降至零下二十五度。不管多深的弹坑，里面的积水都冻得结结实实的。飘舞的雪花掩盖了沟谷中的肮脏与贫瘠。牧师们在雪地中举行战地弥撒，防雨油布和帐篷在风中噼啪作响，人们在临时搭就的圣坛前面围成一个半圆听牧师布道。有的时候，精神上的安慰和意识形态上的是非善恶往往纠缠在一起，而这些德国基督徒与俄国无神论者之间本来就是水火不容。
合围圈里的圣诞节也不完全是温情。第六集团军卫生部长雷诺尔蒂博士拒绝让冻伤伤员空运撤离，因为他认为这些伤员可能是为了避免战斗自己故意冻伤的。最残酷的是，集中在伏罗波诺沃和古姆拉克两处战俘营的3500名俄国战俘，除了从斯大林格勒大谷仓中掘出的一些腐烂的谷物，就再也没有其它任何食物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被列在口粮供应表上。德军的官僚机制要为这一暴行承担部分责任。圣诞节以前，俄国战俘因饥饿致死的人数是每天20人，而在圣诞节之后，这一比例迅速上升。负责向战俘提供食物的军需官声称，伤寒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当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一名军官问他是否有因营养不良导致死亡的事情发生时，他开始支吾其辞。“想了一会，他说没有。”这位军官写道。“我知道他的意思。在我们的部队中也将马上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将战俘的命运与德军士兵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更加恶劣的托辞。战俘们没有选择――因为他们不能投降。甚至当绝望的囚犯们开始人吃人以后，德国人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善战俘的生存条件，因为那样就要“占用德国士兵的食物”。
圣诞节的夜晚“群星璀璨，美不胜言”，但是气温更低了。第二天上午，战斗继续在合围圈东北方向进行，那里是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防御的地段。“我师共有十几支部队已被派去进行反冲击，”第60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牧师报告说，“寒风凛冽，气温是零下三十五度。”尽管环境恶劣，弹药奇缺，这两个师仍然摧毁了大约七十辆坦克。
也在12月26日上午，保卢斯又给曼施坦因发去一封电报，电文是这样开头的：“战斗损失、严寒和补给不足已经严重削弱了各师的战斗力。”他警告说，如果俄国人将抵抗霍特部队的力量调回来对付第六集团军，“我们撑不了很长时间”。
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第14装甲军军长胡伯将军接到命令，要在12月28日飞出合围圈，前往曼施坦因设在诺沃切尔卡斯克的司令部。一架飞机将把他送到东普鲁士，元首将亲自为他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增授双剑。保卢斯告诉施密特，要交给胡伯从油料储备到医疗设备短缺等等“所有必需的文件”。得知胡伯要去拉斯滕堡的消息，将军和参谋人员的希望大增。胡伯，这位直率的独臂老兵，是元首尊重的少数几位将军之一。大家此时仍然不能相信“希特勒会抛弃第六集团军”。
希特勒当然自感已经竭尽所能来拯救第六集团军，但他对现实情况的掌控能力却仍然没有长进。那天，元首统帅部给顿河集团军群发电，保证说尽管运输条件很差，顿河集团军群仍将得到“372辆坦克和突击炮”的增援。曼施坦因知道，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呓罢了。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市内，赛德里茨的残部还在苦守。他们不得不节省弹药以便打退敌人的进攻。为了让自己暖和些，也为了躲避苏军的炮火，德国人躲在深深的地下室和掩体中。“他们坐在那里，好象石器时代毛发长长的野蛮人，”格劳斯曼写道，“在烟尘幽暗之中大嚼马肉。外面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正是他们将其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第六集团军的战争日志中，经常出现“敌军突击部队活动频繁”的字样。对于12月底斯大林格勒北部类似的战斗，曾在黑森第389步兵师服役的汉斯・乌尔班――那位来自达姆施塔特的28岁警官――后来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敌人经常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发起进攻，之前会有猛烈的炮火准备。如果他们从我们手中夺去两三个掩体，我们会马上再夺回来。12月30日，在经历数次这样的拉锯战之后，我受命带我的速射火力组前置。我们九个人加上机枪，足以抵挡来自斯帕尔塔诺夫卡大约300敌军的进攻。在这个地段我们只剩下20名步兵，他们快要被不停的战斗拖垮了，帮不了什么忙。大多数人已经准备要放弃阵地了。我的两挺机枪根本没有射界，敌人很善于利用地形和废墟，我们必须让俄国人进入二十码内才能开火。至少有22人死在我们的阵地前。剩下的俄国人试图用手榴弹把我们赶出去。在元旦的早晨，天刚破晓，俄国人以三连兵力又对同一地区展开进攻。准确估计敌人的位置比较困难，他们从地洞里开枪，从后面的断壁残垣中开枪，从碎石瓦砾中开枪。我们用两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让他们损失惨重。一名苏军迫击炮手被打死，尽管我从未受过训练使用这种武器，我们还是设法用俄国人的弹药对付他们自己。战斗结束时，我们都精疲力尽，虚弱不堪，四周躺满冻得僵硬的敌尸，我们连掩埋自己战友的地方都没有。
在给顿河集团军群的电报和妻子的信中，保卢斯表现得极度悲观，然而，他签发的一份致第六集团军全体将士的新年祝辞，却是斗志昂扬，激动人心：“我们的胜利意志不可阻挡，新年的到来必将引领我们的解放！当然，我不知道胜利何时到来。但是元首从来都是言出必践，这一次同样会说到做到！”
还要多谢希特勒坚持使用德国时间，俄国人的新年比德军提前了两个小时。十点钟左右，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的扑克牌局被“一场巨大的烟花秀”所打断，原来是苏军围攻部队开始“庆祝新年”。
此刻的丹尼尔斯心情似乎不错。他刚刚被提升为中将，同时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此外，保卢斯还送给他一件意想不到的新年礼物：一瓶Veuve-Cliquot（富利堡？还是凯歌？）的“Schampus”（香槟？）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好几名将军，这会儿的当务之急好象还是升官受奖，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尚在其次。
德国新年到来的时候，只有几发照明弹升上天空。不能浪费高爆弹药。合围圈里的最后一批酒被人们纷纷打开，“新年快乐！”的祝酒声此起彼伏。苏军则无需限制弹药和烈酒的供应。“庆祝新年真不错，”水兵维克托・巴尔索夫写道，“那天晚上我一人喝了半斤伏特加。食物也不赖。早晨的时候为了防止头痛，我又来了四两。”（此处斤两系中国计量，译者根据原文的克换算过来的。）
德军士兵怀着旧岁已去，万事皆新的憧憬，试图忘却自己悲惨的命运。“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切都好，”一名士兵写道，“很不幸，我今夜又要去站岗了。希望1943年的新年之夜，不会象1942年那样再带给我诸多麻烦和不利。”
希特勒给保卢斯和第六集团军的新年贺辞在部队之中产生了近乎偏执的乐观情绪。只有那些本性多疑的人才发现贺辞本身并无实质性的保证。“以全体德国人民的名义，我向你，以及你勇敢的军队致以最诚挚的新年祝福。你们现在身处险境，困难重重。我对这一切了然于胸，并向你部的英雄业绩表示最高的敬意。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你和你的士兵们应该毫不动摇的相信，我和德国国防军的全体将士，将竭尽所能营救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你们的坚强不屈将迎来德国武装力量历史上最辉煌的功勋！阿道夫・希特勒。”
“我的元首！”保卢斯马上复电。“您充满信心的新年贺辞受到我部官兵极其热烈的欢迎。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请您放心，我们――从最年长的将军到最年轻的掷弹兵――将在狂热信念的鼓舞下坚持到底，并为最终胜利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保卢斯。”合围圈内许多士兵的新年家信都显示出一种新的决心。“我们不会让自己的精神就此沉沦，我们坚信元首的诺言定会实现。”一位上尉写道。“我们对元首有坚定的信心，永不动摇，直至胜利。”另一位军士长说。“元首知道我们的忧虑和需要，”一名士兵的信中则是这样写的，“他会继续努力――我相信这一点――让我们尽快突围。”即使象斯特莱克这样心存疑虑的将军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人们怀着新的希望，”他写道，“对目前以及今后的局势颇为乐观。”
保卢斯此时关注的焦点是苏军那日渐成效的宣传工作。顿河方面军司令部第7部负责“战场宣传”，现在，他们已经将第44步兵师和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的第376步兵师作为宣传攻势重点针对的对象。
1月3日一大早，保卢斯前往奥地利第44步兵师，“一路上听的是被苏军抓获的第44步兵师俘虏进行的广播”。这些俘虏谈到了食物和弹药短缺，也谈到了巨大的伤亡。“司令官，”第六集团军的报告称，“希望就参加类似播音活动的后果警告全体官兵。任何参与播音的士兵都要清楚，他们的名字肯定会被发现，并且将面临军法审判。”就在保卢斯与师长德波伊将军谈话过程中，另一次“苏军坦克的猛攻”开始了。
第二天上午，保卢斯又视察了“要塞区”的罗马尼亚部队。由于缺衣少穿，“尤其是靴子、裤子和袜子”，罗军士兵冻伤减员很大。逃兵数量的增加促使保卢斯下定决心：“必须要对俄国人散发的罗语传单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宣传。”
德军营、连缺编严重，几乎只剩下一个番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合围圈内的150000人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属于一线部队。许多连队能打仗的人只剩下十二三个。结果，越来越多的散兵游勇被充实到战斗部队。军士长沃尔劳那个连幸存下来的装甲掷弹兵们发现他们与“德国空军的连队和哥萨克排”混编一处，被派去守卫卡尔波夫卡附近的某处阵地。那是一个环境险恶的地方。看一下合围圈的地图你就会发现，那里是合围圈向西南方向突出的“鼻子”，如果俄国人决定消灭第六集团军，那里将是俄国人的第一个打击目标。
1943年年初还有几天相对比较温暖湿润。苏军士兵对解冻可谓是深恶痛绝。“我不喜欢斯大林格勒的天气”，水兵巴尔索夫写道，“它总是变来变去，结果我们的步枪都生锈了。天气一暖和，就开始下雪。所有的东西都湿漉漉的。瓦伦基[防雪毡靴]湿透了，我们也没机会把它们弄干。”1月5日那天，他和他的战友们肯定会高兴一些，因为气温回降至零下三十五度。
苏军采取了一种更加成熟的战术，充分利用其冬季装备方面的优势。“俄国人先进行试探性进攻”，一名德国空军联络军官写道，“如果他们突破了防线，我们的人不会去挖新的战壕。由于缺乏食物，大家的身体太虚弱了，而且地面冻得坚若岩石。”但是如果困在开阔的草原上，将会有更多的人死去。1月6日，保卢斯致电蔡斯勒将军：“集团军正在挨饿受冻，缺少弹药，坦克无法发动。”同一天，希特勒授予施密特将军骑士十字勋章。
既然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已成定局，设在扎瓦里基诺的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也就接受了几名苏联记者的采访。一个苏联作家代表团从首都赶来，参观了第173步兵师。该师是由来自莫斯科基辅斯基区的市民组成，其中有许多知识分子。“从第65集团军的指挥所，作家亚历山大・柯涅楚克和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亲眼目睹了该师对卡扎奇岗――合围圈西北方向一个鞑靼人的墓地――的进攻。
霍特的营救行动在梅什科瓦河被苏军粉碎之前，斯大林已经在督促他的将军们制订消灭第六集团军的计划了。12月19日上午，他给负责监督“小土星行动”的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打电话，让他去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沃罗诺夫住在罗科索夫斯基的“地盘”附近，大致在扎瓦里基诺和梅德维德诺这两个相邻村子之间。两位将军的居所是一幢“五面墙”的农民IZBA，一种中间用墙分隔的小木屋。将军们坐在涂有苏军标记的美式威利斯吉普车中，沿着冻得坚硬无比的车辙印颠簸前行，巡视部队，激励士气。
伏罗诺夫迅速组织了一个参谋小组研究可行方案。尽管斯大林要求在两天之内必须拿出意见，他还是坚持首先要亲自观察一下地形。在一个晴朗的白天，伏罗诺夫前往第57集团军司令部。一群容克运输机在大约9000英尺的高度从他的头顶飞过，没有战斗机护航。沿途的俄国高射炮兵反应奇慢；执行截击任务的苏军战斗机同样姗姗来迟。没有一架容克被击落。更令伏罗诺夫恼火的是，他发现地面观察哨、高射炮兵和战斗机中队之间的协调极差。负责防空作战的中将吓得赶紧采取补救措施。
12月27日，“指环行动”的计划草案终于成稿，并飞送莫斯科。第二天，伏罗诺夫被告知要重写计划。斯大林坚持要求，针对西南方向卡尔博夫卡－马林诺夫卡的“鼻子”的 第一阶段进攻，应该从西北方向发起。同时，合围圈东北方向要进行另一次攻势，对斯大林格勒工厂区和北部郊区实施分割包围。
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和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之间的竞争局面，必须在“指环行动”实施之前得到解决。“我们将让谁负责最后消灭敌人？”他问道。有人提议罗科索夫斯基。斯大林问朱可夫他是怎么想的。
“叶廖缅科会感到很受伤。”朱可夫说。
“我们又不是高中小姑娘，”斯大林反驳道。“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必须让能够胜任的指挥员去指挥战斗。”朱可夫受命将这一不愉快的消息通知叶廖缅科。
罗科索夫斯基最终成为总指挥，负责对第六集团军进行最后一击。他的麾下共有47个师，5610门野战大炮和重型迫击炮，还有169辆坦克。这支218000人的大军得到了300架战机的支援。但是，斯大林在计划打击匈牙利第二集团军时又一次显得急不可耐。运输困难放慢了增援部队和补给弹药的集结速度，这个消息令他暴跳如雷。伏罗诺夫不得不要求延期四天。斯大林狠狠地挖苦他说：“你应该坐在那里，直到德国人把你和罗科索夫斯基抓俘虏！”最终，他还是极不情愿地同意将进攻时间延迟至1月10日。
合围圈以外的德军指挥官们一直在猜测苏军下一步的动向。在与里希特霍芬进行一番长谈后，第八空军军司令官菲比格将军不禁要问：“为什么俄国人不象碾碎一颗熟透了的水果那样粉碎合围圈？”同样，顿河方面军的红军指挥员对推迟进攻也表示了惊奇，并希望知道什么时间他们才能接到进攻的命令。但在此刻，伏罗诺夫却收到莫斯科的另一个通知，要求他必须准备一份对第六集团军的最后通牒。
“所以你看起来完全象个俄罗斯人，”维诺格拉德夫大笑道。“好样儿的。你可以代表红军去与法西斯会面啦。”
然后，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到参谋长马里宁将军那里接受任务，并由沃罗诺夫亲自面授机宜。两位将军不停地问他们是否完全理解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让人感到斯大林对此事极为重视。实际上没有人对军使的任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迪亚特兰科承认，他只是从索罗夫尧夫的戏剧《库图佐夫元帅》中了解到一点皮毛。
“好吧，小伙子们，”沃罗诺夫说，“你们能完成这项任务吗？”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大将同志！”两人齐声回答。
马里宁让方面军的军需部长为这两名军官找一套合身的军装，一定要给德国人留下不俗的印象。军需部长保证要让他们“穿得象新郎倌儿一样”，然后“象魔术师似地”冲两名军使眨了眨眼睛。沃罗诺夫离去后，他马上将方面军司令部所有将军的助手全部召到自己的驻地，让大家脱去衣服，由迪亚特兰科和斯米斯洛夫试穿每个人的军装和靴子。没一会儿，这两名军使已经坐到一辆威利斯吉普中，维诺格拉德夫正在车上等着他们。军使得知他们的目的地是第24集团军防区内的科特鲁班火车站。
该地区的苏军已经接到停止射击的命令。红军大喇叭整夜播放由乌布里希的反法西斯战士拟就的一条消息，告诉德国人准备接待苏军的停战军使。1月8日清晨，枪声停息了。一名随身带着白旗和军号的高个下士引着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向德军前沿阵地走去。一路上，“白雪皑皑的草原上静得出奇”。下士吹响了军号，意思是：“注意！注意！所有人听好！”他们向前走了大约一百码，然后枪声突然响起。三个人不得不赶紧卧倒，躲在红军侦察部队用于夜间观察的一堵矮墙后面。“新郎倌”的制服没多久就不那么光鲜了，单薄的军装更无法抵御严寒的侵袭。
慢慢地，枪声再次停息。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两人站起身，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进。下士也站了起来，一边挥着白旗，一边吹着军号。德国人又一次开火，但这回没有直接向军使射击。很明显，他们是希望俄国人自行退却。又进行了几次尝试，怒气冲冲的维诺格拉德夫发出信号，取消了这次危险的探路行动。（原注1）
原注1：保卢斯后来声称他从未下令对俄国人的休战旗开火，但施密特却有可能这样做。
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回到方面军司令部做了报告，两人对任务失败都有些不好意思。“为什么你们都这什么垂头丧气的，同志们？”沃罗诺夫问道，“其实不应是我们去要求他们接受停火建议，而是他们要求我们。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吃更多的炮弹，他们就会自己来求我们啦。”当晚，苏军战机飞过德军阵地，撒下印有给保卢斯最后通牒的传单和一份致“德国军官，军士和士兵们”的通知，两份文件均有沃罗诺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签名。为了让德国人重视苏军的信息，“战机同时投下了炸弹”。红军广播站也以德军常用的频率播出由埃里奇魏纳特朗读的通知全文，许多德军无线电话务员都听到了。德国人肯定也看过传单。第305步兵师一名上尉在被俘后承认，尽管有军令禁止，但是军官和士兵一样，都偷偷地读过俄国传单，因为“禁果是甜的”。有时，德国人会把俄文传单交给一个信得过的希维人，让他给翻译一下。“所有人都知道最后通牒的事。”他说。
两名军使登上吉普车，与维诺格拉德夫和接替他担任情报部长的军官一同开往前线。一路上，两位刚刚得到晋升的将军唱着小曲，“不停地用其他将军们的趣闻逸事互相打岔。”（尽管迪亚特兰科礼貌的记录没有提到他们喝过酒，但显然这两位将军同志已经为自己的晋升庆祝过了。）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冻土路上颠上颠下，小曲唱着唱着就被打断了。这是一段漫长的行程，从合围圈南面绕过，跨过顿河向西，然后再从卡拉奇回到顿河东岸，进入第21集团军的防区。黎明前，他们到达位于马林诺夫卡以西几英里的第96步兵师师部。
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好象两个死囚一样享受起师部提供的早餐，那可是“政府部长规格的食物”。但维诺格拉德夫没让上第二份，并要两人做好准备。此时他们突然发现那面白旗已经在方面军司令部交还给军需部长了。没办法，只好把师长的床单马马虎虎地钉在洋槐树枝上充作新旗。
吉普车载着他们来到前线，停在一个小山坡下。大家下车继续徒步前进。一名带着军号的准尉加入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的小组，他介绍自己是“军乐排排长西德罗夫”。另有一名中尉举步上前，愿意护送他们通过雷区――“因为我的性命可不如你们俩那么值钱，”他解释说。
三名军使在前线战壕中穿上伪装服，启程穿越大雾笼罩下的广阔草原。前方有大约二三十处隆起的小雪堆，那是一些冻僵的尸体。维诺格拉德夫和其他两名将军爬上一辆俄国坦克的残骸，观察事态进展情况。西德罗夫吹响了军号。“注意！注意！”的号音在迪亚特兰科听起来，更象是“最后一次点名。”（译注1）
译注1：此处原文为The Last Post，最准确的意思是“晚点名”。熟悉军队的朋友肯定知道，晚点名是部队一天中最后一次集合（夜间紧急集合除外），主要是讲评一天的活动，安排第二天的工作。然后大家就解散洗洗睡了。但在此处，比弗似乎语带双关，暗指迪亚特兰科感觉这次任务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越来越接近德军阵地了。前面有些人影在晃动，似乎一线掩体和战壕增加了部队。西德罗夫摇着旗子，再次急促地吹响军号。“你们想干什么？”对面一个准尉喊道。
“我们是红军指挥官派来的停战军使。”迪亚特兰科用德语回答。“我们有一份通知要送给你们的总司令。请你们按照国际法要求接纳我们。”
“那就过来吧，”对面说。战壕中冒出几个人影，枪口对着他们。迪亚特兰科拒绝再走一步，除非对方把军官喊来。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双方都越来越紧张。最终，准尉动身去后面找连长。他一离开，德军士兵就站起身开始拿俄国人开涮。“俄国佬！过来，过来！”他们喊道。一个矮个子士兵浑身上下缠满破布，爬上胸墙开始滑稽表演。他指着自己，模仿歌剧演员的声调唱道：“我就是军官。”
“我看得出你是哪一类军官，”迪亚特兰科回击道。对面的德国人齐声大笑。表演滑稽秀的家伙让他的同伴拽回战壕。斯米斯洛夫和西德罗夫也大笑起来。
准尉终于带来了三名军官。他们中间军衔最高的那人礼貌地问俄国人想要干什么。迪亚特兰科解释了一下，问他们是否可以根据国际法惯例接纳三名军使，并保证俄国人的安全。接着，双方又对细节问题――诸如要不要除去雪地伪装服，要不要蒙上双眼等等――进行了详细讨论，然后俄国人才被允许继续向前。双方军官互致军礼之后，斯米斯洛夫拿出油布文件包，上面注明交给一级上将保卢斯。几个德军军官飞快地低声交换意见，那名中尉同意将苏军代表送到团部去。俄国人本来自己准备了黑色蒙眼布，但昨天连同白旗一并交还方面军军需部长了，所以他们只好临时用手帕和布带子蒙住眼睛，而西德罗夫只好用自己的伪装服把整个脑袋包起来。挤在战壕里看热闹的德军士兵发出一阵大笑，喊着“贝都因人！贝都因人！”
中尉拉着迪亚特兰科的手给他引路。走出不远，他问给保卢斯的信中写了些什么，“语中透出一丝笑意”：“我们要投降吗？”
“我无权知道。”迪亚特兰科以沙皇军队的传统方式回答说。双方改变了话题。
“请告诉我，”中尉又说，“是否确有一位叫威利・布雷德尔的德国作家现在普拉托诺夫斯基？他已经连续十天，也许十四天在广播上对我的士兵们讲话。他呼吁我们投降，保证我们的生命将会受到保障。当然，我的部下对他的话回以嘲笑。但他真在那里吗？从他的口音听出，他肯定是从汉堡来的。真的是他本人在说？还是录有他声音的唱片？”
迪亚特兰科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布雷德尔确实在为他那个部门工作，并且他们之间关系处得还蛮好。但如果他做出任何暗示，这位中尉立刻就会明白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由于炮击让冰面变得崎岖不平，而无数裹着破布的靴子走来走去又把冰面擦得溜滑，迪亚得兰科摔倒了，并且把前面的德军中尉也撞倒了。斯米斯洛夫听到动静，大叫起来。迪亚特兰科赶快爬起身安慰斯米斯洛夫，然后向中尉道歉。他并不害怕德国人会设什么圈套来害他们。“那个时候经过我手的德军俘虏也有大约一千人了，”他后来写道。“因此，我对他们的心理状态非常了解。我知道这些人不会伤害我的。”
跑过来帮忙的德军士兵也相继滑倒，七仰八叉地摞在两人身上。这让迪亚特兰科想起乌克兰小孩子经常玩的游戏：“小朋友，堆人堆，一个不够，再来一位。”
好不容易又恢复了蒙面行军，中尉继续他的提问，还是关于布雷德尔。迪亚特兰科还是吞吞吐吐。他说自己听说过这个名字，也读过布雷德尔的书。最后，中尉要他小心一点，前面是台阶。
除去眼罩，三名军使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很漂亮的掩体中，四周土壁都用木头钉住了。迪亚特兰科看到两袋水浸过的灰色谷物，德国人肯定想把粮食弄干。“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这些毒蛇。”迪亚特兰科想到，“你们自己放火烧了斯大林格勒谷仓，现在你们还得自己从雪地里刨食吃。”他还发现掩体里仍然挂着五彩缤纷的名信片和圣诞节彩纸。
一名德军上校走进掩体，要求知道他们此次任务得到了谁的授权。“苏联红军大本营，”迪亚特兰科回答道。那名军官离开掩体，估计是去打电话了。然后，迪亚特兰科与德国人讨论起圣诞节庆祝活动的事来。接着又聊起手枪，德国人很喜欢迪亚特兰科的托卡列夫。迪亚特兰科马上把它送给对方。这时，三名军使才尴尬地意识到，根据国际法惯例他们本不应该携带个人武器。
为了保持这种非常友善的气氛，西德罗夫打开一包“力士”烟（Lux，与我们的力士香皂一个拼法，借用。――译注），迪亚特兰科把这种烟称之为“将军专用烟”，是专门为了这次任务配发给他们的。“西德罗夫在给德国军官递烟的时候，架子端得特别足，好象他从来都抽最好的烟，而不是那些makhorka劣质烟草。”他还让迪亚特兰科告诉德国人，这是他经历的第三次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内战，现在是伟大卫国战争。迪亚特兰科希望他在伟大卫国战争前面加上“反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修饰词，但西德罗夫却笑着说：“在所有这三次战争中，我从来没有与敌人如此心平气和地聊大天。”德军军官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这个小型聚会的参加者可能是前线最好脾气的人了。谈话进行到这里，出现了一段沉默。外面传来大炮的轰鸣声。俄国人有点害怕。一名德国人冲进掩体，看到眼前的景象，丢下一句“都是你的人”，扭头又出去了。万幸的是，炮击很快就停息了。（军使们后来发现，那阵炮击是苏军高射炮兵干的好事，他们实在受不了从头顶飞过的德军运输机产生的巨大诱惑。）
等待德军上校回来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开始有些紧张不安。重返掩体的德国人并未带来好消息，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没有派车来接他们，按迪亚特兰科的话说，“表情很特别――好象一只被人打过的狗子。”其他那些低级军官可能猜到将会发生什么，纷纷站起身，“似乎将会当众宣读一份判决书。”
“我受命不得带你们去任何地方，”上校对俄国人说道，“不得继续让你们留在这里，不得接受你们的任何东西。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蒙上你们的双眼，领你们回去，交还你们的手枪，保证你们的安全。”
迪亚特兰科竭力表示抗议。他甚至不顾违抗命令的风险，提出将油布文件包交给一名特别授权的德军军官，只要给他打个收条就行。
“我得到的命令是不能从你这里拿走任何东西，”德军上校回答说。
“那么我们要求你在这个包上写点东西，根据上级的命令，你拒绝接受这封给你们集团军司令员的信。”但这位上校连碰都不碰那文件包一下。没办法了，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只好认命，再次被蒙上双眼护送回家。回去的路上，还是同一名德军中尉领着迪亚特兰科。
“你多大岁数？”离开掩体，迪亚特兰科低声问那中尉。
“二十四，”中尉回答说。他们两人只差几岁。
“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迪亚特兰科停了一下，接着说，“战争迟早会结束的，那一天到来时希望能再见到你，好不好？”
“我心里头没有一丝幻想，”德军中尉说，“用不了一个月，你我都会战死。”
“你们德国人真的认为，”迪亚特兰科说，“俄国会让你们在温暖的掩体里度过一个和平的冬天？”
“没有。根据去年冬天的经验判断，很可能你们会发动一场攻势。但谁也没想到这次攻势的规模如此之大，进攻的方式如此不同。”
“你刚才告诉我，说你们的士兵对威利・布雷德尔的呼吁嗤之以鼻。”迪亚特兰科的职业兴趣终于还是压过了不得讨论时局的命令，“但他谈到你们绝望的处境时难道不是一语中的吗？难道他的呼吁不够认真吗？”
“他说的一点儿都不错，”中尉回答，“但不要忘了一件事。这是一场两种世界观的战争，你不可能仅靠在前线耍嘴皮子就让敌军士兵缴械投降。”
回到前线战壕，三名军使除去眼罩。他们的手枪和雪地伪装服也还了回来。苏德双方军官面对面地互致军礼，然后俄国人在西德罗夫的旗帜下，“穿过寂静的茫茫雪原”，回到仍然守候在坦克残骸旁边的维诺格拉德夫将军那里。
维诺格拉德夫带着他们回到小丘后面，师侦察兵的头儿一分钟也未耽搁。“西德罗夫，”他说，“快给我画一张他们前线防御的地图。”另两名军使也跟着走进一座在小丘上开挖的掩体中，看着“曾与德国人心平气和聊大天的这位老兄”极其精准地绘制了一幅德军火力点的配置图。“我不知道他是否从一开始就身负这项任务，”迪亚特兰科后来说，“抑或这是他的本事，但是很明显，他把所有情况都牢牢记在了心里。”迪亚特兰科和斯米斯洛夫坐着威利斯吉普，与两位将军一起返回方面军司令部。两人都有点“戚戚然，仄仄然”，因为他们的任务失败了，许多人将会因此白白送命。
第二十章 空中桥梁
“云雾低垂，”第44步兵师军医汉斯・迪波尔德写道，“几乎压到你的头顶。一架迷航的运输机在云中绝望地哼哼着。”
“空中桥梁”这个词极少在战区中使用。在俄国人头顶上建立一种永久的联系，这个主意令柏林和拉斯滕堡那些只会看地图和表格的幻想家们颇为满意。希特勒可能会突然要求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每一名将军和参谋人员都竭力想把各种数据抓在手中，并为此对空军基地的指挥员百般威胁利诱，以期获得最新的数据和行动的证据。但是，高层的插手适得其反。对希特勒言听计从，同意对第六集团军进行空中补给的德国空军将军们，将完全不适于空运的飞机――如容克－86本来是用来训练飞行员的――也投入行动中，为的是让数字好看一点。甚至滑翔机也在考虑之列，幸亏有人说俄国战斗机会毫不费力地消灭它们才算了事。
后方空军基地的指挥官们匆忙将容克－52派往前线，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命令执行得多么迅速。但是，很多飞机没有进行冬季飞行保养和准备，造成了很大混乱。大批事先没有通知就蜂拥而至的运输机把前线机场弄得一团糟，更糗的是连一个空中补给行动指挥部都没有。直到十一月底菲比格将军和第八空军军的参谋人员开始担负指挥任务，局势才大有改观。但是，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有致命的弱点，因而也就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
冯・里希特霍芬将军警告说，合围圈内需要的机场不是一个，而是六个，并且要有齐全的设施和训练有素的地勤人员。恶劣的天气迅速证明他对跑道不足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12月19日是空运最成功的一天，共计154架飞机着陆，运入289吨物资。但这样的好日子实在太少了。气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皮托姆尼克机场吸引了敌人的全部注意力，被击落和失事坠毁的飞机经常让机场暂时关闭。烧得精光的金属残骸被推到跑道边上的雪地中，成为“一片散布极广的机器墓地”。夜间起降的危险性更大。皮托姆尼克机场的防空炮兵几乎无法分出敌我，他们必须依靠探照灯才能辨别苏军的夜间轰炸机，但这些光柱又为苏军的炮兵指示了目标。
德国空军机组成员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等在跑道边上准备撤离的伤员，还有野战医院外面由于冻土太硬而无法掩埋的尸体堆，所有这些皮托姆尼克机场的惨状让“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不管第六集团军对德国空军如何感激涕零，发脾气总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批货开箱后发现只有调味用的马郁兰和胡椒粉，第六集团军军需官韦尔纳・冯・库诺斯基中校大发雷霆： “这是哪个蠢货装的？”一名随从军官打趣说，胡椒粉好歹还能在巷战里派上些用场。
苏军进攻塔津斯卡亚之后，运输机群的批次大幅减少。容克－52的新机场萨尔斯克距离皮托姆尼克200英里多一点，几乎已是这种飞机的最大作战半径。因为，任何飞机只要发动机耗油偏高就都不能参加行动。绝望之中，德国空军将部分最大的四发飞机也投入运输，包括最多可载六吨的福克・沃尔夫200秃鹰以及最多可载十吨的容克290，但是，这些飞机防护能力较弱，不象老式“容阿姨”三发运输机那么结实耐用。一月中旬，萨尔斯克亦受到苏军威胁，剩下的容克－52只好转场至西北方向的齐瓦列沃。这个新机场只有一条在农田中开出来的满是积雪的跑道。没有住的地方，机组与地勤飞控人员一起住在帐篷中，或是爱斯基摩人那种圆顶冰屋。
空中结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飞机发动机在地面也越来越难以启动。大雪经常让基地的工作陷于停滞，人们不得不把每架飞机从积雪中挖出来。齐瓦列沃的防空力量非常薄弱，1月18日整个白天，苏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对机场进行了十八批次的空袭，又摧毁了五十架容克－52。这次行动战果确实不凡，但红军航空兵类似的战斗屈指可数，飞行员们仍然对自己缺乏信心。
从一开始，里希特霍芬和菲比格就感到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将这项注定要失败的工作做到最好。他们对上面不抱任何幻想。“我对领导层的信任已经迅速降至零点以下，”12月12日，里希特霍芬告诉德国空军参谋长耶舒恩纳克将军。一周之后，当听到戈林对希特勒说斯大林格勒的补给形势“没那么糟糕”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报告只能让他觉得在合围圈里呆上几天有助于减肥，除此以外，我只能说他要么没读过我的报告，要么就根本不相信。”
戈林还是一如既往地胡吃海喝，但蔡斯勒将军却将自己每日伙食降到第六集团军的水平，以表示他对斯大林格勒被围官兵的同情之心。据阿尔伯特－斯佩尔说，蔡斯勒在两周内体重减轻了26磅。希特勒从马丁－鲍曼那里得知了此事，命令蔡斯勒恢复正常饮食。作为让步，希特勒在元首统帅部禁止饮用香槟和白兰地，“为了向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表示敬意”。
德国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第六集团军已经濒于覆灭。“我希望你不久就能突围，”一位年轻的德国妇女在1月中旬写信给她的士兵笔友，“如果突围成功，你马上就离开了。”也是在1月中旬，毕勒佛市的纳粹党首致信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就小丹尼尔斯出生，荣获骑士十字勋章和晋升等事向将军表示祝贺。信中，这位党魁居然说他期待着将军“马上就能回到我们中间”。
柏林的政府高官中弥漫着一种虚幻的气氛。对斯大林格勒局势深感不安的斯佩尔，陪着妻子去歌剧院看《魔笛》，和“大多数人一样，她对即将发生的悲剧茫然无知，”“但在包厢中，与这群盛装的观众一起坐在柔软的豪华坐椅上，我满脑子都是拿破仑从俄国撤退时巴黎大歌剧院那同一批人，而现在，轮到我们的士兵在前线受苦了。”他逃回自己的办公室，希望在工作中逃避现实，并竭力克制对他兄弟――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的一名列兵――“那可怕的负罪感”。
斯佩尔的父母这几天近乎疯狂地给他打电话，他们刚刚听说厄内斯特，他们最小的儿子得了黄疸病，正躺在一个“墙无一面，房顶半敞”，由马厩改成的“临时野战医院”中，发着高烧，双腿肿涨，肾部疼痛难忍。斯佩尔的妈妈在电话那端泣不成声：“你不能这样对待他。”父亲说：“你，还有你们这帮人，让他在那里受苦却束手无策，这怎么可能？”父母的电话还不是斯佩尔感到无助和愧疚的唯一原因。去年，希特勒禁止高官们对亲属的前途施加影响，斯佩尔因此向厄内斯特许诺，一旦这次战役结束就将他调去法国，从而搪塞掉了厄内斯特马上离开前线的要求。现在，厄内斯特的最后一封信说，尽管腿已经肿得不成样子，身体也极度虚弱，他还是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野战医院中其他伤员痛苦地死去，已经重新回到前线战友中间。
合围圈内，第六集团军等待着俄国人的最后一击。但此刻谣言也是满天飞。不仅有一个SS装甲军逼近合围圈的消息（这是希特勒保证过的，二月中旬一定到），还有人说足有一个师的兵力空运进入合围圈来加强防御。
有些谣言悬得实在不着边际。一些心理阴暗的家伙胡说什么第四装甲军已经打到离他们十几英里的地方，但保卢斯却命令霍特将军停止进攻。后来更有士兵相信，保卢斯与俄国人达到了一个秘密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他背叛了第六集团军。另一个故事则说，“俄国人已经下令，任何射杀（被俘）德军飞行员的人都将受到严惩，因为苏联极其缺乏飞行员，需要这些德国人在大后方驾驶运输机。”
不管是在机场附近的宿营地里，还是在草原上成批挖出的，类似于史前人类村落的防空洞中，到处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木板、桌子、甚至死人的床铺，都被拿来丢进掩体里的小炉子，烟囱则是用空罐头盒拼接而成的。为了取暖，德国人裹着防雨油布挤在一起，结果掩体里的空气污浊不少，人们却仍然不停地发抖。那可怜的一点热气只够让虱子们活蹦乱跳的，大家奇痒难忍，近乎抓狂。为了一块取暖，士兵们经常两个人共睡一张床，头上还盖着毛毯。由于遍地死人死马，啮齿一族迅速发展壮大。草原上的老鼠们更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变得贪婪无比。一名士兵报告说，当他睡觉的时候，老鼠“吃掉了他两个冻伤的脚趾”。
每天的食物由雪撬送来，拖雪撬的小马也饿得晃晃荡荡的。这时，浑身裹满破布的德国人便会象僵尸一样从四处聚集过来，打探最新的小道消息。他们没有燃料融化冰雪，所以也从不洗脸刮胡子。颧骨高耸，两颊深陷，脸色苍白，仿佛涂了一层蜡。胡须也因缺钙而乱若杂草。脖子象老人一样又细又长，身上长满虱子。洗个澡，换身干净的内衣，这与一顿美餐同样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每日的面包供给量现在已经降至200克以下，而且经常不超过100克。伙食中加入的马肉全部来自合围圈内部。严寒使死马仍然保持着新鲜的状态，但气温太低，割马肉的时候刀子是派不上用场的，只能使工兵铲。
寒冷和饥饿的双重作用让士兵们离开哨位后，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躺在掩体里节约体力。掩体成了一个避难所，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这里。由于血液热量不足，人们的生理和精神活动都受到抑制，大脑经常变得一片空白。书籍传来传去，到后来不是被翻烂了，就是被丢在雪泥之中无法再读，但现在也没什么人还有劲读书。同样，驻守皮托姆尼克机场的德国空军军官们也放弃了国际象棋，转向一种叫做skat的纸牌游戏，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聚精会神地琢磨棋局了。许多时候，缺乏食物不是让人麻木不仁，而是让人产生疯狂的幻觉，就好象古代的那些术士通过营养不良来倾听神的声音。
我们无法确定有多少例因战斗休克而导致的自杀或死亡事件。正如前文所述，其它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军队被包围，这类事件的数量便会急遽飙升。而且，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象第六集团军那样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围困了那么久。有些人在掩体里大喊大叫，还有的躺在地上咆哮。很多陷入狂躁状态的人不得不被自己的战友制服，或是干脆给打昏。士兵们害怕身边的战友精神崩溃或失去理智，因为他们担心这也会传染。但是最严重的警讯却因斑疹伤寒而起――患病的战友鼻孔扩大，嘴唇发黑，眼白变成粉红色，这种对斑疹伤寒的害怕情绪与中世纪时人们对瘟疫的恐惧颇有相似之处。
人之将死，其心也善。面对日益逼近的死亡，人们对即将失去的一切更加难以割舍。乡情殷殷，亲情款款，一想到今生今世再也无法与爱妻幼子重逢，饱历战火的坚强战士亦不禁为之黯然泪下。有些偏爱思考的人，此刻或陷入对过去的回忆，或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身边这个世界，尤其是那些一同浴血奋战的战友。更有一些人甚至对饿得直啃木头的老马也产生了强烈的怜悯之心。
1943年1月初，苏军的总攻尚未开始。在这最后的七到十天的时间里，德国人仍然竭力在家信中避免提及现实的不幸和苦难。“新年之际，我收到了250毫升伏特加和13支香烟，”一位名叫威利的士兵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这封信永远也没有送到父母的手中)，“但我现在所有的食物就是一小片面包。今天，我们唱起了Wolgalied，而我对你们的思念也愈加深切。我现在坐在一个大笼子里――这笼子可不是金子做的，而是俄国人铁桶一般的包围圈。”许多士兵不惜撒谎来掩盖真相。“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春天能够快点到来，”一名叫塞佩尔的士兵给家人写道，“天气实在糟透了，但最主要的事情是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而且要有一个好使的炉子。圣诞节过得不错。”但也有一些人不愿意隐藏自己的感受：“我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你们三个人，”一名士兵写信给妻子和孩子。
一些想尽办法要离开合围圈的人开始考虑自伤的方法。他们尝试自伤不仅仅要冒被枪毙的风险，即便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自伤留下的伤口也会致人死命。皮肉轻伤不足以将他们送出合围圈，打穿自己的右手又太过明显。由于前线的士兵太少，如果想把自己从战斗任务中解脱出来，战伤必须要使自己丧失战斗能力。但是，一旦俄国人的总攻开始，哪怕“一点点轻伤，只要它影响人的活动，就意味着这个人的死亡。”
自一月初以来，越来越多的德军士兵开始未加抵抗即缴械投降，有的人甚至主动投向对方。逃亡者大多是一线士兵，部分原因是这些士兵逃跑的机会多一些。但同时也有一些军官和士兵拒绝撤离的例子，这些人勇敢坚强，有着强烈的近乎偏执的责任感。第16装甲师某连连长罗贝克中尉，已经在战斗中失去一条胳膊，但他连伤口也没有认真处理，继续咬牙坚持战斗。师长让他好好包扎一下，他也拒绝了。最后，斯特莱克将军不得不亲自来找他。
“我请求与我的人呆在一些，”罗贝克马上回答说。“战斗吃紧，我不能在关键时刻离开他们。”斯特莱克根据气味判断，罗贝克的残肢正在化脓。他不得不命令这位连长撤出合围圈到后方医院治疗。
真正的残废军人都是用担架或救护车后送野战医院的。救护车司机早就是合围圈里的“飞车英雄”。他们的伤亡比例奇高，因为任何移动的车辆――救护车属于少数几种不限燃料的军事工具――都马上会召来俄国人的炮火和空袭。
还能走路的伤病员只能自己步行到后方医院。很多人想停下来歇口气，却再也没有站起来。剩下的人强忍伤痛挺到了最后。“一天，有人敲我们掩体的门。”皮托姆尼克一名空军中尉回忆说，“开门一看，外面站着一位老人，是负责修路的托特组织的人。他的双手几乎全被冻掉，再也无法使用它们了。”
到达机场旁边的总医院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撤离合围圈，甚至连在大帐篷中接受治疗都无法保证，虽然这些帐篷根本无法御寒。医生们快要被满负荷的工作压垮了，而战伤和冻伤仅仅是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黄疸型传染病、痢疾等等各类疾病，全都因营养不良和脱水（没有燃料融化雪水）而变本加厉。伤员呆在这里，比前线更容易遭到苏军的空袭。“每隔半个小时，俄国人的飞机就攻击一次机场，”一名下士后来报告说，“许多即将得救的战友，已经被运上飞机，等待起飞，却在最后关头命丧黄泉。”
与运入补给的飞行一样，将伤病员从合围圈中运出去同样危机重重。12月19日、20日以及1月4日这三天，每天运出的伤员超过一千人，但如果算上没有空运的日子，从11月23日到1月20日这段时间平均每天运出的伤员只有417人。
伤情是否严重并不是挑选上飞机的标准。由于机舱空间有限，人们不得不以治疗优选法决定哪些人能上飞机。“只有那些能够自己走路的轻伤员才有离开的希望。”一名传令军官后来说，“一架亨克尔的机舱内只能放下四付担架，但同时可以塞进二十名能够走路的伤员。所以，如果你受了重伤，或重病难行，你基本上就是死人一个了。”但是，关键时候也要有点运气。这位军官根据军衔将一名背部中弹，已在机场躺了三天的步兵军士长带上自己的飞机。“这个人是如何到达机场的，我一直没搞明白。”他还将另一名年龄较大，发着高烧的军士长带上飞机。
宪兵把守着所有通向跑道的入口，仔细检查证件和相关医疗文件，以防任何假装生病负伤的人蒙混过关。这些让人痛恨的家伙脖子上都用链子挂着一块新月形的金属护喉板，因此被其他部队称为“链子狗”。在合围圈的最后日子里，逃跑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些宪兵也越来越多地依靠手里的冲锋枪遏制涌向跑道的真真假假的各类伤员。
一月的第二周起，德军开始使用福克・沃尔夫秃鹰式运输机运送伤员和补给。这种巨大的四发动机运输机能够装载更多的伤员，但过载的时候却极其易毁。第9高炮师的一名军士亲眼目睹一架载有他两名战友的秃鹰笨拙地加速，起飞。但是，起飞后的秃鹰拉得太急，里面的那些人可能也没有固定，被甩向机舱后部，结果飞机的机尾猛地一沉。机首向天，几近垂直。发动机徒劳地尖叫着，整架飞机轰然坠落在机场边上，一团火球腾空而起，“爆炸声震耳欲聋”。
在更远的地方，合围圈西端的士兵们目击了一些容克运输机的最后命运。这些飞机每天运送伤员突围，早已被大家熟知。这些运输机往往“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取足够的高度，因此招来猛烈的高射炮火，结局当然很惨。这种末日般的场面我在自己的战壕里就看到数次。我沮丧至极。”
在运出伤员、信使和某些技术专家的同时，运输机也带回了一些军官和士兵。他们曾在合围圈即将合拢的时候离开了这里，但由于德国本土对消息的封锁，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离开后发生了什么，直到火车抵达哈尔科夫，一切才真相大白。曼施坦因的副官亚历山大・斯塔赫伯格记述了他妻子堂弟戈特弗莱德・冯・俾斯麦回来报到的情形。这位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在波美拉尼亚的家中过了一个圣诞节，1月2日返回顿河集团军群位于诺沃切尔卡斯克的司令部，他接到命令要重返合围圈，加入第76步兵师。曼施坦因了解有关情况后，邀请他共进晚餐，毕竟饭桌上的谈话更加随意一些。席间，曼帅和斯塔赫伯格都对这位年轻人的表现钦佩不已。他毫无怨言，仍然禀持着第9步兵团的波茨坦传统。他重返已经失败的战场，不是为了希特勒，而是出于一名普鲁士军官的职责。但是，俾斯麦本人却对此事轻描谈写。“我是一名士兵，必须服从命令，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1月9日，也就是苏军总攻的前一天，胡伯将军返回合围圈。他告诉保卢斯和施密特，希特勒根本不愿接受斯大林格勒失败的结局，元首不但不听他有关合围圈情况的汇报，反而试图使他相信将会展开第二次解围行动。
胡伯手下的一些军官颇感气馁，因为将军与其他人一样，也被希特勒那极具蛊惑力和催眠效果的乐观态度所折服。那是希特勒的看家本领之一，就好象“阳光治疗法”一样有效。“我实在太失望了，”胡伯的情报军官多赫那王储写道，“如此一名勇敢正直的战士，却如此容易地被人说服了。”但也有一些人听说，胡伯居然斗胆进言，“建议希特勒结束战争”，而在胡伯1944年死于飞机失事以后，谣言四起，都说希特勒在其中下了黑手。从某个角度上讲，这两种意见都没错。在飞回合围圈之前，胡伯曾向顿河集团军群司令汇报有关情况。曼施坦因肯定也认为胡伯被希特勒展现的强大自信所说服。但另一方面，他却发现胡伯敢于向希特勒建议，最好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一名将军，这样可以保证元首的个人威望不会因第六集团军的损失而受到任何影响。
胡伯是元首的爱将之一，但胡伯直陈第六集团军即将覆灭却只会让希特勒怀疑，所有将军都染上了悲观主义情绪。保卢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最终得出结论，只有一名战功卓著的年轻战士才有可能符合希特勒那些关于战争的浪漫印象，并因此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劝说元首接受现实。
保卢斯有一名绝佳的人选执行这个任务，此人就是温里奇・巴赫上尉。巴赫那一身黑色的装甲兵制服，再加上铁十字勋章，一定会给元首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巴赫不仅负责每天更新形势图，还负责整理各类报告和数据。他是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中情况了解最详细的几名军官之一。
1月12日，苏军总攻发起两日后，这天早晨，巴赫接受了这项任务。命令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于他几乎没有时间让同事们写几封家信带出去。他将第六集团军的战争日记打包放入自己的随身物品中，准备将其送往安全地点保管。然后，巴赫直奔皮托姆尼克。敌人的大炮和重迫击炮已经打到了机场。巴赫爬上一架已经塞满伤员的亨克尔III型飞机，身后，宪兵们挥舞着冲锋枪阻挡着数百名试图冲向――有的甚至是爬向――飞机的军人。
飞往塔甘罗格需要大约一个半小时。令巴赫惊奇的是，南面的亚速海地区甚至比斯大林格勒还要冷。一辆候在机场的轿车将他送往冯・曼施坦因元帅的司令部。曼施坦因找来一些军官，一同听取巴赫关于战局的汇报。巴赫一五一十全都说了：饥荒、伤亡情况、士兵疲饿交加无力再战、冻僵的伤员躺在雪地里等待撤离、食物油料和弹药的短缺等等等等。巴赫说完以后，曼施坦因告诉他：“把你对我说的这一切，一字不落地告诉希特勒。”第二天，一架飞机送巴赫去拉斯滕堡。元首正等着他的到来。
第二天一早，明晃晃的太阳让人觉着外面好象挺暖和，但其实天气如往常一样寒冷。机场，准备将巴赫送去东普鲁士的驾驶员去给发动机预热时没有带手套，结果回到屋里一看，他因为接触了冰冻的金属，手上的皮全掉了。人们不得不去再找一名飞行员。
夜幕初降，巴赫终于抵达狼穴。在警卫室，他交出自己的武装带和手枪。然后，巴赫被引入作战室。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斯道芬堡18个月后藏好了他那个装满炸药的公文包。此时，大概有二十到二十五名高级军官候在屋中。又过了十分钟，门开了，希特勒走了进来。他向这名年轻的装甲兵军官致意：
“你好！上尉先生！”
“你好!我的元首!”巴赫立正回答。他昂首挺胸，一身笔挺的黑色军装，颈部系一枚铁十字勋章。巴赫的姐夫尼古拉斯・冯・贝罗是元首的空军副官，从他那里，巴赫知道了元首惯用的伎俩，每当有一个“卡桑德拉”(译注1)带来坏消息，元首都会想办法来控制谈话，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强加给谈话者，由于对方只知道前线的某一部分的情况，元首就能以对整个战局的全面介绍最终压倒对方。这次谈话同样不出所料。
译注1：卡桑德拉是特洛伊国王布莱姆的一个女儿，具有预知未来的禀赋，但被阿波罗命中注定不为人所相信。后来，人们经常用这个名字指称“不为人相信的凶事预言者”。
希特勒又把他制订的“迪特里希作战计划”兜售一遍，这个计划拟用党卫军装甲师进行反攻，转败为胜。话到尽头，他对巴赫说：“上尉先生，你回去以后，把这个计划告诉保卢斯将军，并要他知道，我的心，我的希望与他和第六集团军同在。”但是，巴赫很清楚这是希特勒的“小把戏”，他决不能一言不发，就此打道回府。
“我的元首，”巴赫回答道，“我的司令官给我的命令是，向您汇报战场局势。现在请允许我宣读这份报告。”在这么多人面前，希特勒无法拒绝他的要求。
巴赫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令他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居然没有打断他。他把一切都讲了出来，甚至包括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小差逃向俄国人那边这样的细节。当着希特勒的面，凯特尔元帅无法忍受这种直言不讳，站在希特勒后面向巴赫挥舞自己的拳头，试图让他住嘴。但是巴赫不以为意，继续他的介绍：整个集团军筋疲力尽，饥寒交迫，弹尽粮绝，面对俄国人的新攻势无力反击，失败的命运就在眼前。每日空运补给的数字都已牢牢记在巴赫心里，希特勒问他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巴赫表示肯定。于是，希特勒转向一名德国空军的高级军官，要他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我的元首，”那名空军将军回答道，“我这里有每日的飞行记录和发运货物清单。”
“但是我的元首，”巴赫打断那将军的话，“对于集团军来说，重要的不是派出了多少架飞机，而是我们真正收到多少东西。我们不是在批评空军。他们的飞行员都是真正的英雄，但我们收到的就是我刚才告诉您的那点东西。也许有些连队偶而回收了一些空投物资，偷偷私留下来没有向上级汇报，但是此类小事不足以造成这么大的差异。”
一些高级军官试图用“白痴一样的问题”引开巴赫的批评，但希特勒出人意料地帮了巴赫一把，也许他想显示自己是站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将士”一边反对总参谋部的。可是，当巴赫谈到第六集团军面临的危局时，希特勒却回身看起了大地图。那上面插满各种小旗，似乎一切如常，然而巴赫知道，这些“与几个月以前一模一样的”小旗，此时代表的却是“只有数百人的师”。希特勒又一次重复他刚才说过的话，要以一次辉煌的反攻扭转整个战局，他甚至宣称已经有一支SS装甲军在哈尔科夫附近集结，准备向斯大林格勒发起进攻。从冯・曼施坦因元帅那里，巴赫得知党卫军尚需数周时间才能抵达东线。“那时，我发现他已经脱离了现实。他生活在一个地图和小旗组成的虚幻世界里。”对巴赫这位曾经满腔热血，“国家至上的年轻德国军官”来说，这种发现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对希特勒的一切幻想就此终结。我终于相信，我们将会失掉这场战争。”
巴赫没有按计划被直接送回合围圈。第二天中午，他又一次晋见希特勒，空军元帅米尔希与他一同前往。米尔希当时受命督促德国空军对斯大林格勒的救援工作。两人到达不久，巴赫即被希特勒高级军事副官，同时也是希特勒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施蒙特将军（此人十八个月后死于斯道芬堡的炸弹）单独召见。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尽管气氛很友好，但是施蒙特将军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装甲兵军官已经信念全无。巴赫对此坦承不讳。因此，考虑到巴赫有可能会传递错误的信息，施蒙特决定不能再将他送回保卢斯那里。巴赫要去黑海海边的美利托波尔，参加在那里组建的“特别参谋小组”，在米尔希元帅的统一指挥下帮助斯大林格勒要塞坚持到最后一刻。
在拉斯滕堡，施蒂夫将军和伯恩哈德・克拉莫罗斯中校都是巴赫的老熟人，他们战前就是朋友。两人将巴赫拉到一边，“用暗语”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某个组织，将希特勒赶下台。但是，巴赫刚刚才看到希特勒那灾难性的指挥艺术，感到自己还不能马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克拉莫罗斯对此表示理解，但警告巴赫小心曼施坦因。“表面上他非常反对希特勒，但他三缄其口，不会多说一句话的。而且如果希特勒要他向左转或向右转，他会严格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去做。”
克拉莫罗斯对曼施坦因的批评恰如其分。尽管私下里，曼施坦因在他信任的部属面前，总是对元首极为不敬，他还训练自己的狗伸爪子行纳粹礼，但他不会拿自己的官位去冒险。在回忆录中，曼施坦因用“落井下石，背后捅刀子”的观点来为自己辩解：一次军事政变将会导致前线立即崩溃，并在德国国内引发混乱。曼施坦因还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德国军官，这些人因为1918年兵变和随后的革命对布尔什维克无比仇恨。巴赫接受了克拉莫罗斯的建议，返回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小心谨慎地将此行情况向曼施坦因做了汇报。
曼施坦因害怕希特勒，这不久即被言中。部下公开讨论谁来为斯大林格勒灾难负责的问题，曼施坦因对此极为不安，特地命令参谋长，“有关谁为最近事件负责的讨论必须停止”，因为“这些讨论于事无补，只会降低信任，破坏关系。”
现在，不管结局如何，元首只需要为德国人民树立一个英雄榜样。1月15日，他为保卢斯的骑士十字勋章增授两枚橡树叶，并向第六集团军官兵颁发了178项重要奖项。许多被授勋的人仍然对这些奖章隐含的意义懵懂不知。
虽然厌恶希特勒的做法，但曼施坦因也知道，他同样需要延长第六集团军的苦难。这支部队多坚持一天，高加索的两个集团军的撤退就多一天时间。现在，希特勒用他那荒唐可笑，绕来绕去的逻辑终于可以说，当初他让保卢斯坚守阵地的命令是多么地正确。
最后的疯狂似乎已蔓延到其他人身上。麦克斯・普拉克尔伯是德国空军负责皮托姆尼克无线电通讯的军官，上级好几次奇怪的训话他都记下来了。1月9日，也就是苏军宣布最后通牒那一天，普拉克尔伯和另外一个同事接到飞离合围圈的命令。“离开那些留守的战友真不好受。每个人都写了家信托我们带回去。”但与那时绝大多数逃离斯大林格勒合围圈的人们一样，普拉克尔伯也经历了一种仿若重生的感动。“因此，1月9日成为我的第二个生日。”但是，那些离开的人们注定要承担一些幸存者都会有的负罪感。“关于其他留下来的战友，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如果有机会，每个人都会托上飞机的战友带回一封家信，或是身边最宝贵的小件物品。第16装甲师那位会弹钢琴的营长得了重病，柯特-鲁伯医生劝他将“要塞圣母”带回国内。由于天气恶劣，这位营长的飞机又拖了一天才离开。鲁伯医生利用这段时间又为妻子画了最后一幅肖像。他从斯大林格勒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也随附其后。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没有一丝畏缩。“希望几乎已不复存在……”
士兵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12月22日的圣诞邮件可能是他们收到的最后一批外部邮件。在那之后，偶而也会有一些包裹送入合围圈，甚至迟至1月18日还有一批。但是，德国空军邮政的定期航班在1月13日以后基本就停止了。那一天，士兵们被告知，他们能够最后一次寄送家信。许多人在信中提到，他们的时间仅够“划拉几行字”的。正如某位医生在给父亲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这里人们的情绪相当复杂。一些人心事重重，另一些人不以为意，镇定沉着。研究人性真有意思。”
有的家信全是为国捐躯的壮志豪情，也有些家信充满爱意亲情。这两种态度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与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不同，后一类家信的作者往往以最最温柔的话语开始：“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了。”
一位名叫冯・R的少校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你是我唯一的牵挂。当然，我没有放弃希望。但情况如此危急，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重逢。我们的人已经，并仍在创造奇迹。我们必须表现出与敌人一样的勇敢精神。”
“命运”可能是唯一一个在所有人的信中都会提到的词汇。“亲爱的爸爸妈妈，”一名下士写道，“命运已经决定反对我们。如果你们收到我为伟大德意志牺牲的消息，请勇敢地接受它。我的最后一个请求，是请你们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孩子。”
那些法西斯政权最狂热的支持者们更加关心的不是与家人的永别，而是国家荣誉和这场伟大的斗争。当然，他们的方式有一点妄尊自大。他们提到这场“德意志民族命运攸关的战斗”，仍然坚信“我们的武器和领导仍然是世界第一”。为了让这场荒唐的悲剧显得更有意义一些，他们说，后代将会视自己为抵抗亚洲布尔什维克侵袭的欧洲保卫者，并以这种论调激励自己继续战斗。“这是一场英勇无畏，举世罕见的斗争，”一名军士如是说。“德国英雄们保证了德国的未来。”
这些信件从未到达目的地。康特・冯・蔡德维茨上尉负责第四装甲集团军野战邮政审查工作。他的任务是研究自斯大林格勒合围圈中寄出的邮件，并据此向上汇报部队的士气和对现政权的态度。尽管他的报告已经尽最大努力避免过于突出失败主义情绪，戈培尔还是决定将这最后一批信件扣留并最终予以销毁。上面那些引述来自海因兹・施罗特，这名低级军官曾在第六集团军宣传连工作，他后来接受了宣传部的任务，为这场史诗般的战役立传著书。(原注1)
原注1：这些文字载于一部佚名合集《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信件》。1954年该书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但现在一般认为该书系伪造。
还有一些信件亦被截留，但方式迥然不同。1月1日，沃罗诺夫将军写道，“晚上，我们听说有一架德军运输机在我军阵地上空被击落。在残骸中发现了大约1200封信件。”
在顿河方面军司令部，由扎巴施坦斯基大尉和迪亚特兰科大尉领导的部门连续三天对这些信件进行整理。所有能找到的翻译和德国“反法西斯人士”都参加进来。在这些信件中，他们发现了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写给妻子的日记体家信。沃罗诺夫和迪亚特兰科认为，写于12月30日的最后一封信充分表明，在西南方向作战的第376步兵师防御薄弱，兵力空虚。这与NKVD审讯人员自德军俘虏那里得到的消息不谋而合。
在苏军1月10日发起总攻之前，第六集团军的核心任务一直都没变。“饥饿一直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一位医生写道。“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一名下士在家信中可怜地说，“如果可能，给我寄点吃的吧。我真不好意思写这个，但我太饿了。”
德军士兵开始冒生命危险深入无人地带，在俄军死尸上寻找一块面包或一袋干豌豆，然后用水煮开。他们特别希望能找到一纸包盐，因为身体太缺这东西了。
合围圈里的德国人忍饥挨饿，每况愈下。但还有人比他们的境遇更糟糕。沃罗波诺沃和古姆拉克两地战俘营中的3500名俄军战俘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死去。一些幸存的战俘全都变成了食人族。几名德军军官震惊地发现了此事并向上做了口头汇报。当1月底苏军部队到达战俘营时，苏联当局宣称在原有的3500名战俘中，只有二十人活了下来。
映入苏军战士眼帘的这一幕惨景――迅速赶到现场的新闻摄影人员拍下了一些镜头――与后来发现的纳粹死亡集中营别无两样。在古姆拉克，埃里奇・魏纳特描述道：“在一条冲沟里，我们发现了一大堆俄军战俘的尸体，几乎全是赤身裸体，瘦得皮包骨头。”这些场景，尤其是在沃罗波诺沃拍摄的画面，将使红军将士以更加冷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手下败将。
仍然配属在德军部队中的数千名希维人一样也在挨饿。格根索恩在对一具尸体进行完尸检后，告诉负责的德军军官，这名希维人确是死于饥饿。这一结论“令他非常震惊”。他声称手下的希维人得到的口粮与德军士兵完全一样。
很多希维人都受到了德军指挥员的良好照顾，更有无数记录证明，德军官兵与希维人在最后的战斗中相互信任，患难与共。但是，身穿德军制服的俄国人那时已经知道，他们的噩运已经注定。离开合围圈的飞机上没有他们的位置，与四面八方涌来的苏联军队一起出现的，是正等着处理他们的NK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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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俄罗斯不能以常理揣度。”诗人丘特切夫如是说。斯大林格勒战役也不能完全以常理揣度。对于这样一场规模宏大的战斗，纯粹的军事研究不能反映当时战场上的真实状况，就好象拉斯滕堡“狼穴”中的那些地图，将希特勒孤立在一个幻想世界之中，远离他的士兵，远离那些苦难。
本书的目的，是希望在常规历史叙述的框架内，运用大量的新资料，尤其是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档案资料，记述双方部队的经历。为了再现那场战斗的空前规模，以及那场战斗对卷入其中无望逃脱的人们的影响，资料来源的多样性至关重要。
这些资料包括战争日志，随军牧师报告，私人记录，信函，NKVD（秘密警察）对德国和其它犯人的审讯记录，个人日记以及对参战者的采访等等。在俄罗斯国防部中央档案馆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有大量极其详细的报告，这些报告当时每日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送交身处莫斯科的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它们不仅记录了大量英雄事迹，也记录了许多“非常事件”（政治委员对叛国行为的一种委婉说法），如逃亡，投敌，怯懦，无能，自伤，“反苏宣传”甚至酗酒。在斯大林格勒，苏联当局处决了大约13500名苏军士兵――相当于一个多整师的人员。我不久就意识到，将如此众多的苏联红军战士自我牺牲与NKVD特别部门（该部门不久以后即成为SMERSH－反间谍局的一部分）对动摇者采取的极端残酷的高压手段联系在一起，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有那么多的前红军战士为德国人而战，这即使不能完全归因于苏维埃政权的残酷无情，也要由后者承担主要责任。在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一线各师中包括了50000多名身穿德军制服的苏联公民。一些人因受不了集中营中的饥饿而被迫入役，其它人则是自愿。在最后的战役中，许多德军报告都证明了这些与自己同胞战斗的“希维人”的勇敢和忠诚。无需多言，贝利亚的NKVD对不忠行为的规模既表示怀疑，也极为震怒。
在今日的俄罗斯，这个话题依然是一个禁区。在去往伏尔加格勒（原斯大林格勒）的火车上，我碰巧与一位步兵上校共享一个卧铺车厢。他开始拒绝相信会有俄国人穿上德军制服。但当我将德国档案中存放的第六集团军食物配给统计表上的情况告诉他以后，这位上校终于被说服了。因为对红军清洗的缘故，很明显他并不喜欢斯大林，而他的反应也因此更加耐人寻味。“他们不再是俄国人了。”上校平静地说。他的结论与五十多年前使用的措词几乎一模一样，当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曾向莫斯科的谢尔巴科夫送交有关“原俄国人”的报告。即使在今天，对伟大卫国战争的感情依然与当时无异，不可饶恕依然是不可饶恕。
这场愚蠢荒唐、残酷无情而又悲壮惨烈的战争，正在通过大量的，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在德国人一边，最令人震撼的还不是国防军公然卷入战争罪行的问题――虽然今天在德国人们仍然热烈地讨论着这一问题――而是原因与结果的混淆，尤其是政治理想与其后果之间的背离和混乱。入侵俄国的德军――正如大量从斯大林格勒前线寄回的信件中显示的那样――彻底陷入了道德混乱的困境。至少可以这样说，通过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征服斯拉夫民族，保护欧洲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侵犯，这一战争目标却导致了截然相反的结果。直到今天，许多德国幸存者仍然斯大林格勒战役视为苏维埃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通过故意的退却诱使德军中计。因此他们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这场灾难的受害者，而不是灾难的制造者。
但是，有一件事是勿庸置疑的。由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具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和如此重要的象征意义，在今后许多年中，它将继续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第九章 “用鲜血换取时间”：九月份的战斗
通过8月20日的新闻公报，德国人民第一次知道斯大林格勒成为了军事目标。两周之后，希特勒决定不异一切代价夺取这座城市，而他以前却从不希望自己的部队陷入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巷战之中。
高加索战线的战况可能是希特勒优先关注的事情，所以他对斯大林格勒的矛盾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高加索方向战局的影响。9月7日这一天，哈尔德认为“在斯大林格勒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展”，而希特勒对德军在高加索地区进攻乏力的不满也达到了顶点。他拒绝接受李斯特元帅没有足够兵力完成这一任务的解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刚刚从李斯特的司令部回来，午餐时，他认为李斯特完全遵守了元首的命令。“撒谎！”希特勒尖叫道，然后大发雷霆。为了防止自己的命令被错误执行，还特别用电传方式指示德国国内将国会大厦的速记员们派到维尼察，将在每日战情会议上讲出的每一个字都记录下来。
随着在波兰、斯堪地纳维亚和法国的胜利，希特勒就开始轻视如油料供应和人力短缺这样的一般性需求，似乎他本人可以超越战争的物质限制。此时他的暴怒看起来已经将自己引向精神崩溃的边缘。在离开一周以后，瓦尔利蒙将军重新回到维尼察，他对希特勒“长时间的怒火”如此震惊，以致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个人很没有面子，他已经意识到这场生死攸关的赌博已经结束了，苏联不会在第二次进攻中被打翻在地。”尼古拉斯・冯・贝罗，元首的空军副官，回来后同样发现了“完全不同的局面”，“希特勒的所有随从都无一例外地显出一种沮丧情绪，希特勒本人则突然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
希特勒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真实战况的结果――他确实曾经告诉过自己的将军们，不能拿下高加索，就意味着不得不要结束战争――但他就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伏尔加河被切断，斯大林格勒的军事工业被彻底摧毁，这两个目标已经通过蓝色行动达到了，而他现在要夺取这个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城市，似乎这件事本身可以以其它方式征服敌人。这位危险的梦想家已经转而用象征性的胜利来补偿自己了。
一两场大捷继续支撑着一个幻想，即斯大林格勒将成为验证德国力量强大无敌的关键所在。在北方战线连续不断的战斗中，第16装甲师的明星师长Count Von Strachwitz表明，在持续进行的坦克战中，胜利取决于头脑冷静，直接瞄准和迅速开火。俄国人投入一波又一波的T-34和通过《租借法案》得到的美国坦克。由于外形较高大，装甲又薄，美国坦克更加容易被摧毁。苏联乘员并不喜欢它们。“这些坦克不行，”一位驾驶员告诉俘虏自己的德军，“阀门老坏，发动机过热，传动系不灵。”
“俄国人进攻一座小山，”Freytag-Loringhoven回忆说，“我们在反斜面上。两天之中，他们总是沿着完全一样的路线进攻，把自己暴露在地平线上。”一百多辆坦克被摧毁。“视线所及之处，”一位下士在家信中写道，“到处是被击毁或烧毁的坦克”。49岁的Strachwitz师长在自己的骑士十字勋章上添了一枚橡树叶，不久即因年龄原因被送回国。他将指挥权移交给Freytag-Loringhoven。
俄国人对这一点的进攻也许是白费功夫，效果非常差。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决心却是勿庸置疑的。这种决心比德国侵略者夺取城市的决心要更加强烈。俄罗斯民族的存亡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时候，“显示勇气的时刻来临了……”，安娜・阿克马托娃的诗中这样写道。
自罗斯托夫陷落以来，所有能够鼓励抵抗的手段都得到了当局的许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报纸Stalinskoe znamia9月8日登出一张照片，是一个四肢被绑的恐惧的小女孩。 “如果你深爱的姑娘象她一样被法西斯捆绑，会发生什么事？”图片的说明是，“首先他们会洋洋得意地强?她，然后会把她扔到坦克下面。勇士前进。杀死敌人。你的职责就是保护自己的姑娘免遭匪徒的强奸。”类似这样的宣传――基本延续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杀死他！》这首诗的主题――当然很粗糙，但它的含义却非常真实地反应了当时的情绪。阿列克赛・苏尔科夫的诗《我痛恨》表达了同样强烈的仇恨情绪。德国人对祖国母亲的侵犯只能用复仇的鲜血洗清。注1 9月9日，第4装甲集团军的一支前进分队偶然发现了大量《红星报》，上面有一篇伊利亚・埃伦堡写给红军战士文章，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不必考虑时间长短，不必考虑路程遥遥。只需考虑多少德国鬼子已被你干掉。杀死德国鬼子――这是母亲的祈祷。杀死德国鬼子――这是俄罗斯大地的号召。不要止步，不要动摇。杀！”
注1：毫无疑问，1942年夏天的“侵犯”宣传对1944年底和1945年苏军进入德国境内后的大规模强奸活动负有极大责任。（原作注）
对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来说，在目前危机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是挑选一名军官去接替62集团军司令员，那个人根本不相信斯大林格勒可以守住。9月10日，62集团军且战且退撤至市区。德军第29摩步师在斯大林格勒南端库波罗斯诺向伏尔加河实施突破，切断了62集团队军与其南部64集团军的联系。9月11日，德军的强大火力已经可以打到叶廖缅科设在察里津河谷的指挥部。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恰在此时抵达。在横渡伏尔加河进入这座烈火蒸腾的城市时，他被那种“令人忧伤的烧焦金属味道”所深深震撼。在不通风的掩体里，赫鲁晓夫“阴沉着脸，总用一个字回答我的问题……他取出一盒雪茄，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但火苗总是瞬间熄灭，因为地堡里的通风实在是太糟糕了。”
西蒙诺夫和他的随从在地下隧道某个拐角处安顿下来，他们只能睡在自己的大衣上。这个地点靠近察里津河的出口处。但当他们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却发现地堡里已经没有人了。“参谋军官不见了，打字员也不见了，一个人都没有了。”最终他们找到一名通讯兵，他正在收起最后一根电话线。原来，方面军司令部已经撤到伏尔加河东岸去了。由于轰炸令河岸不停坍塌，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允许将指挥所撤至河岸的另一边。62集团军指挥部是唯一留在西岸的指挥机构。
接下来那一天上午，崔可夫将军接到命令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联合军事委员会报到。新的司令部设在Yamy。他花了整整一个白天和大半夜的时间才渡过伏尔加河并找到那个地方。斯大林格勒燃烧的火光如此巨大，甚至在宽阔的伏尔加河对面，都不需要打开他那辆美国吉普的车灯。
崔可夫直到第二天一早才见到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他们介绍了目前的战局。德国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这座城市。决不能投降，也无处可退。崔可夫已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的新的集团军司令员。
“崔可夫同志，”赫鲁晓夫问，“你如何理解这项任务？”
“我们将保卫这座城市，或者在保卫城市的战斗中牺牲。”崔可夫回答说。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看着他，告诉他这一理解完全正确。
那天晚上，崔可夫带着两辆T-34由Krasnaya Sloboda出发，乘一条渡轮前往察里津河谷下方的中央登陆场。船一靠岸，几百人就从弹坑中无声无息地涌出来。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希望逃离的平民，其它人则要将伤患转移上船。崔可夫和他的随从们启程去寻找自己的指挥部。
他们走错了许多次路，才由一位工兵部队的政委领到马马耶夫岗。这是一个巨大的鞑靼人墓地，人们也用高度称之为102高地。在那里，崔可夫找到了62集团军的指挥部，也见到了参谋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将军。崔可夫粗犷生硬，而克雷洛夫精明细致，分析能力较强，两个人虽然性格迥异，但对对方和局势却有清楚的了解。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守住斯大林格勒，他们必须要付出无数生命的代价。正如崔可夫后来形容的那样：“时间就是鲜血。”简单而又残酷。
崔可夫开始向所有流露出撤退企图的指挥员大加恐吓，这一工作得到了克雷洛夫和集团军政委，光头浓眉的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的支持。一些高级军官已经开始偷偷过河，抛弃了他们的部下。而崔可夫意识到，这些失去领导的人同样希望“尽快渡过伏尔加河，远离这个地狱”。他要求NKVD的部队控制所有登陆场和码头。逃亡者无论军阶大小一律要被处决。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部队可靠程度的警讯。那天早晨，第6近卫坦克旅的一名高级军士杀了自己的连长，然后用手枪将驾驶员和话务员逼出坦克。这两个人一出来，他就启动坦克向德军第76步兵师的防线开去。由于这名军士有一面白旗准备伸出炮塔，调查人员断定这个“经验丰富的叛国者”已经事先“计划好了这一令人厌恶的阴谋的所有细节。”那两名在枪口威逼下退出坦克的战士被认为已经“表现出了怯懦”。两人后来受到军法审判并很可能被枪毙。
当时，第62集团军只有大约20,000人。坦克也不到60辆，而且许多只适合作固定火力点。但崔可夫有700多门迫击炮和大炮，他要求将所有的重炮撤到东岸去。当务之急是削弱德国空军无敌空优的效果。崔可夫也注意到德军部队不太愿意进行近距离的战斗，尤其是在晚上。为了疲劳敌人，“我们必须要让每一个德国兵都感到他生活在俄军的枪口之下。”
崔可夫迫在眉睫的工作是在德军可能要发动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之前，掌握那些他以前并不知道的部队的情况，以及他没有侦察过的阵地的情况。按照崔可夫的说法，他发现那些简单的防御工事就是一些路障，用卡车就能推到一边去。但另一方面，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部却夸大了情况，报告称“阵地坚固，地下工事很深，还有混凝土炮台。”而进攻者不久就发现，他们的真正障碍是被摧毁的城市地貌。
也在9月12日那一天，保卢斯正在希特勒位于维尼察的“狼人”司令部。哈尔德将军和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赫斯将军也在场。关于那天的会议记录不太一致。保卢斯声称，他提出了自顿河一直延至沃罗涅日漫长左翼的问题，而且缺乏能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部队坚强作战办法。根据保卢斯所言，希特勒的计划是建立在俄国人资源即将耗尽的假设基础之上，而且顿河侧翼将得到更多轴心国部队的加强。希特勒只关心斯大林格勒，想知道这座城市何时会陷落。保卢斯大概重复了前一天他对哈尔德的估计：10天战斗，“然后14天休整重组。”
德军第一阶段的进攻开始于次日清晨，德国时间4时45分，俄国时间6时45分。（希特勒仍然坚持国防军在俄罗斯的作战时间要与其东普鲁士狼穴司令部保持一致。）在LI集团军群的左翼，第295步兵师向马马耶夫岗进攻。右面，第76步兵师和第71步兵师进攻中央火车站和伏尔加河边上的中央登陆场。第295师的军官们用一次冲锋就能打到伏尔加河的热望激励部属的斗志。
过去数日对苏军阵地的炮击和空袭一直非常猛烈。“一大群斯图卡从我们头顶飞过，”第389步兵师的一名下士写道，“他们攻击的地方，我们感觉哪怕是一只老鼠都不可能活下来。”9月13日，轰炸如以往一样持续了一整天。崔可夫从马马耶夫岗他的指挥所用炮兵观察镜注视着战局的变化。从破碎瓦砾中腾起的大片烟尘将天空染成灰褐色。大地在爆炸声中不停地颤抖。在掩体里，细土好象从沙漏中流出来一样，不停地自木顶的圆木间落下。参谋和信号员们都蒙了一身土。轰炸还切断了野战电话线。派出去寻找断点进行修复的巡线员们在野外伤亡很大。由于断线太频繁，年轻的女话务员也被派出去冒险。全天崔可夫只与后方的叶廖缅科通过一次电话，而到了下午晚些时候，他失去了与西岸各师的所有联系。崔可夫被迫依靠通讯员恢复联络，而这些通讯员在穿过炮火密布的城区时，比巡线员的损失还快。
尽管德国人在城市的西部边缘地带取得一些进展，夺取了一个小型机场和若干兵营，但他们攻入北面突出部的尝试却失败了。战斗比预期的要艰苦得多。很多人私下意识到他们可能要在斯大林格勒过冬了。
当晚，崔可夫决定将指挥部转移到原来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的坑道中去。那条坑道从察里津河谷一直通到伏尔加河岸边的普希金斯卡娅・尤里察大街。察里津河谷同样是保卢斯和霍特两个集团军作战的理想分界线。赛德里茨所属各师在北面向马马耶夫岗和中央火车站进攻，而霍特的第14和第24装甲师以及第94步兵师也在南面作好了进攻准备，他们的打击目标是遍布斯大林格勒天际的长方形的混凝土谷仓。
第71步兵师攻入察里津河以北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消息让在元首司令部的人们大大狂喜了一番。当天晚上，克里姆林宫也收到同样的消息。斯大林正与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讨论在斯大林格勒实施一次战略性大反击的可能性，他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走进来，说叶廖缅科打电话过来。与叶廖缅科交谈后，斯大林将这个消息告诉两位将军。“叶廖缅科说敌人正在城市近郊增强坦克力量。他希望明天发动一次进攻。”他又转向华西列夫斯基。“立即向罗季姆采夫的第13近卫步兵师发布渡河命令，然后看看还有什么东西你能送过去。”一小时后，朱可夫坐飞机回斯大林格勒。
9月14日凌晨，崔可夫和他的参谋人员乘坐两辆车南行，穿过城市废墟到达察里津地堡。碎石遍地的街道勉强可以通行，虽然路程很近，但他们一路上还是要经常停下来。崔可夫非常不耐烦，因为他已经命令实施一次反击，必须要在新指挥部就位。他的部队在几个地点都把德国人打得措手不及。但当太阳升起，德国空军的斯图卡中队开始活动以后，苏军的进攻即被击退。那天早晨崔可夫接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是第13近卫步兵师将于当晚过河。但是，当天德军攻势迅猛无比，许多人开始怀疑罗季姆采夫的部队能否顺利登上西岸。
德军第295步兵师继续在马马耶夫岗长长的斜坡上展开攻势。但对斯大林格勒生存的最直接的威胁则来自于他们的南面。“两个师（71师和76师）都有进展。”第6集团军过于乐观的报告称，“日中时的一次进攻楔入中央火车站，下午3时15分，自来水厂被占领，他们到达了伏尔加河岸边！”实际上，那天上午中央火车站在2个小时内易手3次，下午被NKVD的步兵营重新夺了回来。
中午刚过，亚历山大・罗季姆采夫到达崔可夫的指挥部，将军制服脏得一塌糊涂。他的双脚一踏上伏尔加河西岸，不间断的空袭就迫使他不停地跳入弹坑躲避轰炸。罗季姆采夫是一个幽默的人，身上有一股浓重的学生的热情劲儿。他看上去更象一位莫斯科知识分子，而不是一名红军将军，苏联英雄。过早灰白的头发，两边削得很短，中间直发冲天，让他的脑袋看起来更长了。37岁的罗季姆采夫属于极少数天生就可以嘲笑危险的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服役于代号Pablito的部队，是在1937年瓜达拉哈拉战役起关键作用的苏联军事顾问。在那场战役中，西班牙共和军将墨索里尼的远征军团打得落荒而逃。罗季姆采夫是部队的英雄，部下们宣称他们负伤以后最害怕的事，是伤愈归队的时候被派到其它部队服役。
崔可夫让罗季姆采夫清楚地意识到形势的险恶。他刚刚投入最后一支预备队，来自坦克旅的19辆坦克。他建议罗季姆采夫将所有重武器都留在后方，部队只需要携带随身武器，机枪和反坦克枪，以及尽可能多的手榴弹。
崔可夫召来NKVD第10步兵师师长，斯大林格勒警备区司令A・A・萨拉耶夫上校。上校自七月份一直在斯大林格勒工作，手下有五个团NKVD部队（7500人多一点）。但他的势力现在增强了许多。他已在伏尔加河两岸建立了一支人数多达15000人的独立军队，同样还控制着所有的路口和河上交通。崔可夫此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他威胁说如果萨拉耶夫不接受他的命令，他就马上给方面军司令部打电话。尽管贝利亚曾经恐吓一名高加索前线的指挥员要“打断他的脊梁”，因为那人曾建议将NKVD部队置于军队领导之下，萨拉耶夫意识到此时他最好还是聪明地服从。从克里姆林宫吹出来的风开始向军方倾斜了。
由萨拉耶夫指挥的民兵营受命占领关键的建筑物并坚守到最后一刻。一个营的NKVD正规军被派往马马耶夫岗，同时另外两个步兵团接受了阻止敌人向伏尔加河推进的任务。必须要保证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能够上岸。NKVD的部队勇敢地战斗着，损失惨重，该师最后被授予列宁勋章和“斯大林格勒斯基”的称号。萨拉耶夫在战斗中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但不久就丢掉了自己的地盘。10月的第二周，罗加丁少将接替他担任NKVD部队的指挥官，他把新的指挥所设在河东岸。
另一件不太令人愉快的事发生在那天晚上。在伏尔加河的另一侧，斯大林的文官代表马林科夫将空军第8集团军的高级军官召到方面军司令部。当军官们进来时，他们以为自己是被召来受勋的。叶廖缅科和朱可夫站在后面。自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马林科夫就怀疑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关于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空袭报告，然而此时，他将不满发泄到这些红军空军的军官们身上。他要求知道哪一天哪些部队在作战，然后指责他们缺乏主动精神。他口口声声说要对指挥员进行军法审判。为了显示他的权威，马林科夫将一名梳着大背头，身材矮小，一脸骄纵的黑发少校叫到前面来。“斯大林少校，”他对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的儿子（注1）说，“你的部队的战斗表现令人厌恶。在上一次战役中你的24名飞行员没有一个人击落哪怕一架德国飞机。这是为什么？难道你忘了如何作战了吗？我们怎样才能解释这件事？”然后，马林科夫开始羞辱空军第8集团军司令员赫柳金将军。只是朱可夫的介入才算了结此事。他提醒大家罗季姆采夫的师将要渡过伏尔加河。战斗机团负责保护他们，最好保证没有一枚德国炸弹落下来。航空兵军官们鱼贯而出，噤若寒蝉，一句话都不敢说。
原注1：苏联领导人米高扬和赫鲁晓夫的儿子也在斯大林格勒的红军空军中服役。瓦西里・斯大林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不久就逃避战斗任务转去制作一部关于空军的宣传片。
最高统帅部三天前就已下令让第13近卫步兵师向斯大林格勒开进。尽管有10000多人，但其中十分之一的人没有武器。他们在东岸克拉斯诺斯洛博达附近散开，在乌克兰白杨、榆树和柳树的保护下躲避德国空军的侦察。从南面的卡米辛过来的这支部队几乎没有时间进行准备。罗季姆采夫明白军情紧急，一路催促所属各部加快速度。卡车的水箱坏了，驮载物资的骆驼快要疯掉了。汽车扬起的厚重灰尘让“系在通讯天线上的风筝都变成了灰色”。途中好几次部队不得不散开以躲避黄鼻子的梅塞施米特尖叫着对他们进行的低空扫射。
在接近伏尔加河的地方，干燥的，尘土飞扬的大草原渐渐被枫树林取代，说明他们离水源越来越近了。一棵树上钉着一个箭头指向标，上面写着“渡口”两个字。战士们看到前方浓浓的黑烟，互相用肘搡着队伍中的同伴。在大河另一侧，一场大战正在等待他们的到来。浓浓的黑烟就是这场大战的第一个信号。
他们在河边迅速领取弹药、手榴弹和口粮――面包、香肠和沏茶用的糖。罗季姆采夫在与崔可夫交谈后，决定不能等待天色完全黑下来再过河。在暮色中，第一批近卫军匆忙地涌上了泊在岸边的船只。这些船五花八门，既有伏尔加河区舰队的炮艇，也有拖船、驳船、渔船、舢板，甚至还有划艇。留在东岸等候的人们则试着计算这些船回来接他们要用多长时间。
渡河可能让那些坐划艇的人感觉最可怕。水波轻轻拍打着船首，桨架一齐吱嘎作响。在宽阔的河面上，远处步枪清脆的射击声和爆炸的轰鸣声听起来空旷深远。但是，靠近岸边的德军大炮、迫击炮和机枪开始转移射击目标。河中心不时腾起巨大的水柱，把船上的人浇得透湿。水面上不久就漂起被震昏的鱼儿，银白色的肚皮闪闪发亮。一艘伏尔加河区舰队的炮艇被直接命中，船上的二十个人无一幸免。仿佛是登山运动员从不向下看，一些人低头盯着船边的水，竭力不看远处的河岸。另一些人则不停地观察西岸燃烧的建筑物，戴着钢盔的脑袋本能地缩在胸前。他们正在进入一幅地狱般的画面。夜幕降临了，在高耸的河岸上，一些高大建筑物的外形被熊熊大火勾勒得清清楚楚，投下诡异莫测的阴影。夜空中到处是燃烧的火星。“沿岸遍布烧焦的机器和船只残骸”，把眼前的河岸弄得“一团糟”。越靠近岸边，建筑物的焦糊味和废墟中腐败尸体的恶臭气息就越强烈。
罗季姆采夫的第一批近卫军没有上刺刀。他们从船两侧跳入河边的浅水中，奋力冲上陡峭的沙质河岸。登陆的一个地点距离德军仅有100码左右。近卫军战士们都非常清楚，他们逗留的时间越长，死的就越快。幸运的是，德国人没有时间挖战壕或准备阵地。左翼，第42近卫步兵团的一个营与NKVD部队汇合，将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德军击退。右翼，第39近卫步兵团向一座大型红砖厂房（这座弹痕累累的建筑物作为纪念被保留至今）发起进攻，并以残酷的近战扫清了这一地区的敌人。第二梯队到达后，得到增强的各步兵团继续向前推进到横穿马马耶夫岗山脚的铁道线边上。
在24小时之内，第13近卫步兵师就损失了30%的人员，但河岸安全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时，开始的10000人只活下来320人）发誓说他们的决心“来自于罗季姆采夫”。在他的榜样精神作用下，他们也实践了这一誓言：“后面就是伏尔加河，我们决不后退。”
德国人起初把罗季姆采夫的反击当成了一次暂时的挣扎。他们相信自己攻入城市中心之后就不可能再被赶出来。“从昨天开始，第三帝国的旗帜就飘扬在市中心的上空，”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军人当天写道，“市中心和（中央）火车站区域在德军手中。你无法想像在得到这个消息（指苏军夺回火车站――译注）时我们的心情。”但是在寒冷天气中瑟瑟发抖的士兵们，却已经在“梦想着冬天温暖的地下室，烧得旺旺的兴登堡式壁炉，以及一大堆爱意浓浓的家信。”
德军的一些步兵连已经推进到察里津河谷之中。第62集团军指挥部的出口处于德军的直射火力之下，察里津地堡中挤满了伤患。不一会，温暖潮湿的空气就变得令人窒息。参谋军官们因缺氧而昏厥。崔可夫决定再一次变更他的指挥所地点。这一次，他要先过河，驱车向北，再过河回到西岸。
马马耶夫岗的战斗日趋激烈。如果德国人占领此处，他们的大炮就可以控制伏尔加河。NKVD的一个步兵团竭力据守高地上的一小块阵地，直到9月16日拂晓罗季姆采夫的第42近卫步兵团残部和另一个师的部分兵力赶来增援。新锐力量当天早晨攻击了山顶和山肩。从几周前情侣们漫步的公园看去，马马耶夫岗已经面目全非。地上看不到一块玻璃的碎片，反而布满了炮弹、炸弹和手榴弹的残片。整个山坡被轰炸犁了个遍，到处都是弹坑。这些弹坑在激烈的冲锋与反冲锋中成为士兵们现成的战壕。近卫军人肯提亚将第295步兵师竖立在山头的德军旗帜扯下来，踩了几脚。他因此声名大振。但那些不光彩的插曲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据说，马马耶夫岗上苏军一个炮兵阵地的指挥员临阵脱逃，因为“他害怕会被抓起来对自己在战斗中的懦夫行为负责”。当一股德军步兵突进来并进攻这个阵地时，炮兵们惊慌失措，四散而逃。一级中尉M表现得“优柔寡断”，未能击毙德军。此时此刻这就是死罪。
9月16日夜11时，以北大约五英里的苏军第112步兵师一名排长，中尉K，发现4名士兵和他们的军士长都不见了。“他没有采取措施寻找这些人并阻止他们的叛国行为，而仅向连长报告了此事。”凌晨1时左右，政治委员克拉巴诺夫到该排调查情况。当他走进战壕时，他听到从德军阵地传来俄语呼叫，点着这个排每一个士兵的名字，催促他们过去。“你们都应该开小差，他们会给你们吃好的，优待你们。在俄国这边，你们只是死路一条。”接着，政委注意到有几个身影穿过无人区投向德军那边。更让他暴怒的是，这个排的其他士兵没有向他们开枪。他发现包括军士长在内共有十名士兵已经跑掉了。排长随即被逮捕并军法审判。对他的判决没有任何记录，可能是死刑，也可能会被送往shtraf。还是这个师，一名上尉显然试图劝说其他两名军官与他一起开小差，但其中一名军官“拒绝了他并处决了这个叛国者”。也有可能这个版本的故事是私人恩怨的一种伪装。
随后几天中，德军的反冲击一次接一次，但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和NKVD的残余部队仍然坚守在马马耶夫岗上。第295步兵师的战斗陷入僵局。他们的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得不对步兵连进行合并。军官的伤亡奇高，很大程度上是苏军狙击手造成的。在一线连续战斗将近两周之后，该师柯尔菲斯上校的团下属某连连长已经是第三任了，一名年轻的中尉。
“消耗战”在马马耶夫岗一直持续着。在以后的两个月中，德军重炮不停地轰击着苏军阵地。作家瓦西里・格劳斯曼看着炮弹将泥土高高抛向天空，“泥土变成云，然后被重力法则筛选一遍，重一些的土块直直砸向地面，尘土则向上直冲天际。”大地在无休无止的炮击中剧烈翻腾。焦黑的斜坡上，战斗留下的尸体不断被刨出，接着再被掩埋。据说在战争结束许多年之后，人们在清理山坡时发现了一个德军士兵和一个苏军士兵的遗体，明显可以看出，这两具尸体互相刺杀同归于尽后立刻就被炮击翻起的泥土掩埋了起来。
在朱可夫含蓄的表述中，这是“斯大林格勒最为困难的时期”。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们相信这座城市完了，而克里姆林宫的情绪也紧张到了极点。9月16日晚，刚刚吃过晚餐，波斯克列贝舍夫静悄悄地走进来，将总参谋部中央情报部的一份手抄件放在斯大林的办公桌上。那是截听到的柏林电台的消息。“斯大林格勒已经被勇敢的德国士兵占领。俄国已被切成两段，北方和南方，并将很快在死亡的痛苦中崩溃。”斯大林将这条消息看了好几遍，然后久久站在窗前。他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带他去大本营。通过电话，他命令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将斯大林格勒现在发生的事向我报告。斯大林格勒是否已经被德国人占领？你们的回答要坦率真实。我等着你们马上答复。”
实际上，迫在眉睫的危机已经过去了。罗季姆采夫的师在千钧一发之刻抵达。那一天，德军指挥官们清楚地意识到苏军增援部队已经过河，位于察里津河以南已被严重削弱的第35近卫步兵师得到了戈里什内的第95步兵师和一个海军陆战旅的增援。德国空军也发现苏空军第8集团军升空抵抗的飞机数量在增加。此时的苏联飞行员仍然对他们的敌手有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并因此而经常被击落。“只要出现一架Me-109，”一名政工人员的报告中抱怨，“大家就开始象旋转木马一样拼命盘旋，不让对方咬住自己的尾部。”
但最让德国空军注意的是地面防空炮火密度加大了。“斯图卡中队一出现”，第24装甲师一名空军联络官写道，“天空立刻充满高射炮火不间断射击留下的黑色烟团。”如果一架让人切齿的斯图卡被凌空打爆，燃烧的碎片四散而落，下面的苏军阵地马上就会爆发热情的欢呼声。在伏尔加河两岸越来越强的火力中，即使速度更快的战斗机也难以避免损失。9月16日，一架Me-109在伏尔加河上空被击中，飞行员尤尔根・卡尔伯军士被迫跳伞。他落到河里，然后游到岸边，结果发现红军战士正在那里等着他。
德国空军的轰炸机机组几乎没有任何喘息之机。所有的飞机都要进行穿梭轰炸。9月19日那天，一位飞行员算了一下，发现在过去三个月内他已经执行了228次任务：等于过去三年在“波兰、法国、英国、南斯拉夫和俄国累计”执行任务之和。他和整个机组一天要在空中呆上六个小时。
德军大部分机场都是顿河大草原上的临时机场。地面生活非常紧张，吃饭匆匆划拉几口，野战电话叮铃铃响个不停，还要详细研究作战区域的空中侦察照片和地图。到了空中，确认地面目标也没那么容易，因为下面是大片“难以置信的废墟和火焰”，燃烧的油罐升起巨大的黑色烟柱，在10000英尺高空太阳都看着脏兮兮的。
来自集团军的出勤命令接连不断：“攻击目标区域A II，西北部分，大片房屋区，那里有敌军的激烈抵抗。”但是，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却没有太多的成就感，因为他们反复蹂躏的只是一大片废墟。“支离破碎，烧得精光的工厂厂房，连一堵墙都没留下。”
地勤人员，“机务、武器、炸弹和无线电技师”，要为“每天三次、四次、五次”升空的飞机做好准备，没有片刻喘息。而机组人员只有在傍晚和早晨的时候才能获得一丝宁静，但即便此时他们也不能在机场附近?达太长的时间，只好欣赏一下“无边无际的田园”上广袤的天空。已经是九月的第三个星期了，霜冻越来越频繁。9月17日，气温突降。大家纷纷在破旧的夹克里套上毛衣。“士兵的衣服”，一位医生认为，“实在破烂不堪，他们不得不经常穿上一些俄国军装。”
马马耶夫岗鏖战正酣，双方为争夺伏尔加河下游沿岸一座巨大的粮仓又爆发了激烈的战斗。霍特的第48装甲军进展迅速，已将这一天然要塞彻底包围。9月17日夜，中尉安德列・赫兹扬诺夫率领一个排海军陆战队冲进包围圈增援守军，第35近卫步兵师的守卫者们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的到来。尽管手中只有两挺老式的马克沁重机枪和两支长长的苏式反坦克枪，但当一名德军军官和翻译举着白旗过来要求他们投降时，他们仍然向一辆德军坦克开火。德军随即用炮火覆盖这一区域，为萨克森第94步兵师――这个师的徽章是两把交叉的梅森瓷剑――的地面进攻做准备。
9月18日，50多名守军打退了敌人的十次进攻。他们感到可能不会再有补给，就开始小心地节省弹药、口粮和水。随后两天的战斗条件极其艰苦。浓烟和灰尘使他们呼吸困难，粮仓里存放的粮食也着火了。水很快就消耗殆尽，甚至连马克沁重机枪的冷却水都不够用。（可以想见，陆战队员只能依靠自己的尿为机枪降温，就象一次大战期间人们经常干的那样。但是苏联方面的记录回避了这样的细节。）
9月20日，更多的德国坦克赶来准备把苏军彻底消灭，此时守军的手榴弹和反坦克子弹都已用完，两挺马克沁也全坏了。由于粮仓内烟尘迷漫，可见度极低，战士们只好用嘶哑的喊叫声保持联系。如果德国人冲进来，他们就向有声音的地方开火。那天夜里，幸存者突围了，他们手中只剩下少得可怜的一点弹药。而伤员不得不全部留了下来。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但对德国人而言却算不上什么大胜。然而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保卢斯在集团军司令部设计臂章时还是选择了这座巨大的粮仓作为斯大林格勒的象征物。
市中心一些得到加固的建筑物也有类似的顽强抵抗，德军为了夺取它们损失了很多人。守卫这些“要塞”的红军战士们来自不同的师，他们英勇无畏地坚守着阵地，同样忍受着难耐的饥渴。双方为了争夺红色广场上的Univermag百货商店展开一场苦战，那里设有第42近卫步兵团第1营的指挥部。一座被称作“制钉厂”的小仓库成为红军的另一个据点。而在不远处一幢三层楼房里，近卫军战士们坚持战斗了五天，墙壁已被打成齑粉，砖末充满了他们的鼻孔和干裂的喉咙。由于年轻的护士胸部受伤牺牲，伤员无人包扎，只能躺在地下室里等死。将近半个营的守军最后只剩下六个人，他们在德军坦克撞倒砖墙的最后关头成功撤离。
德军在市中心有所斩获，但最令红军感到威胁的却是德国人在中央登陆场方向的进展。这使他们能够在镁粉照明弹的帮助下用大炮、六管火箭炮和机枪对夜间的主要渡河地点进行打击。德国人决心不让守军继续获得援兵和补给。
中央火车站在五天内易手十五次，最后德军占领了这片废墟。罗季姆采夫采取崔可夫的策略，命令前线与敌人距离不得超过五十码，从而使德国人的大炮和飞机无法发挥作用。他师里的战士们对自己的枪法都十分得意。“每一名近卫军战士都象狙击手一样射击”，“迫使德国人只能爬，不敢走。”
关于第42近卫步兵团第1营的作战情况，崔可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大段转述了一名幸存者的叙述，以此对这支部队顽强英勇的作战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以下摘自崔可夫的回忆录：
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烟雾笼罩着河岸。在河岸上，一群带着步枪、自动枪的人，向远处走去。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机敏的人，身上挂满了手榴弹，一双眼睛又红又肿。他就是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上尉。他当时是罗季姆采夫师近卫步兵第42团1营1连的连长。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指挥官在接受了任务以后，迅速地拉开队形，带领连队向车站方向走去，队伍很快就消失在烟雾和黑暗之中。过了几分钟，车站方向传来了密集的对射声。这说明他们连已投入战斗。
“请允许我从头讲述整个经过。”当我与安东・库兹米奇在桌旁坐定后，他说。
下面就是他的叙述：
“当我带领连队前往车站，并开始与敌人对射的时候，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赶上了我。他来到我面前，一边擦着眼镜，一边警告说：‘要切断敌军并牵制住他们。要长时间地坚守在那里，要多带些手榴弹。’
我带领连队在黑暗中来到车站的铁路迂回线。
夜里，四周都是射击声、爆炸声。我们战士以战斗组为单位，在一些毁坏的房子里构筑起工事，非常艰苦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我觉察到，车站的建筑物在敌人手中。于是，我们从左面穿过铁路路基。在交叉路口，我们看见一辆被打坏的我军坦克，附近有10个坦克手。我们在车站建筑物附近集中后，便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来。
先是一顿手榴弹，然后，我们的战士冲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敌人仓皇逃命，并在黑暗中胡乱地射击。
就这样，我们连占领了车站。当敌人清醒过来，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连时，我们已占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尽管敌人多次从三面向我发起攻击，可车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们手中……
清晨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沉闷的清晨。法西斯的俯冲飞机，借着黎明的光亮，向车站投下几百枚炸弹。轰炸之后，紧接着又是炮火轰击。车站的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墙壁坍塌了，钢筋扭曲了，可战士们仍在继续战斗……
直至傍晚，敌人们未拿下车站建筑。最后，他们信服了：任何攻势都不能使我们屈服。于是，就转向迂回线。这时，我们把战斗转到车站前的广场。在喷泉旁、在铁路路基边，展开了激战。
我还记得这样的情形，德国人绕到我们后方，聚集在车站前广场上的角楼里。在我们的地形图上，我们称角楼为‘制钉厂’，因为，那里曾经存放过钉子。敌人企图从那里向我们背后实施突击。然而，我们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并先向其发起反攻击。这时，我们得到了正向车站开近的扎沃敦上尉的迫击炮连的火力支援。我们没有能够完全地占领‘制钉厂’，只占领了一个车间。而旁边的车间仍在敌人手中。
这时的战斗已转到建筑物里面了。我们连的兵力几乎消耗殆尽。不仅我们连，整个营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营长切尔维亚科夫上尉受伤了，被后运到伏尔加河对岸。全营由费多谢耶夫上尉指挥。
敌人从三面向我营压过来。弹药已很紧张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为了找水，首先为机枪找水，我们射穿了自来水管，从里面一滴一滴地渗出水来。‘制钉厂’建筑物里的战斗忽停忽起。在短兵相接中，刀、铁铲、枪托都派上了用场。拂晓时，敌人调来了预备队，一个连接一个连地向我压来。面对这样的强攻，我们显然是很难抵挡的。
我立刻向费多射耶夫上尉报告眼前的形势。这时，科列加诺夫少尉指挥的步兵第3连前来增援我们。在来路上，这个连遭遇到密集的炮火，并遭到多次攻击。瘦高个的科列加诺夫，身上穿着沾满泥土的士兵服，到底还是把连队带来了。他镇静地报告说：‘全连还剩20人，前来报到。’
他在给营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已到达‘制钉厂’，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只要我活着，任何恶棍也休想胡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分成小组的德国自动枪手和狙击兵，向我后方摸过来。他们隐蔽在暗楼、废墟和下水道里，从这些地方向我们射击。
费多谢耶夫营长指示我，组织一个冲锋枪手小组，摸到敌人后方去。我执行了他的命令。关于这件事，我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的……”
安东・库兹米奇让我读了这一页。这里，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他写的话：
“9月18日。刚才，志愿冲锋枪小组悄悄地逍遁在夜幕中。他们走了，他们懂得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潜入敌人后方，并在那里独立作战。
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5天的弹药和给养以及在敌后作战的详细指示。
不久，敌人的防御就出现乱子。敌人显然搞不清：是谁捣毁了刚刚运来弹药的汽车，是谁消灭了机枪手组和炮兵班。
从早晨到中午，敌机不断在城市上空盘旋。一些飞机离开机群，隐入高空，然后又掠地飞行，向街道、向建筑物的废墟上抛洒暴雨股的子弹；另一部分飞机，拉响战斗警报器，在城市上空盘旋，企图制造紧张慌乱气氛。燃烧弹从天而降，重型地雷接连爆炸，城市笼在熊能大火之中。9月18日夜间，德军炸毁了我们车间与‘制钉厂’其他建筑之间的围墙，并开始向我们投掷手榴弹。
我们的战士刚刚把敌人掷来的手榴弹从窗子扔回去，一颗手榴弹爆炸了，科列加诺夫少尉受了重伤，红军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两个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科列加诺夫救出来送往伏尔加河。再往后他的命运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读完这几行日记，我问道。
“我们在‘制钉厂’坚持战斗了一天多，”安东・库兹米奇继续讲：“扎沃敦上尉带着他的迫击炮连来增援我们。他们的迫击炮弹早已打完了，但是，迫击炮手们打起仗来个个都很勇猛。9月20日傍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重新配备力量，向车站集结火炮和坦克。全营接到命令：做好准备，打退敌坦克的攻击。
我从连里挑了一些人组成几个小组，给他们配备了反坦克武器、手榴弹和燃烧瓶。但是，这一天，敌坦克没有发起进攻。
午夜，一个当地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偷偷地来到我们这儿，告诉我们，德军坦克准备发起突击。她还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敌军布署的有价值的情况。我记得她的名字叫玛丽娅・维杰涅耶娃。在那些日子里，城里的居民经常帮我们搞一些侦察，也常常给我们送水来。遗憾是的，这些勇敢的爱国者没有留下姓名。我只记得还有一个年青的女侦察员，战士们都叫‘莉莎’，她在一次轰炸中牺牲了。
9月21日，这一天是1营命运攸关的一天。德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从清晨起就发起疯狂的进攻。火力之猛，攻势之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敌人把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武器、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这次进攻，想一举摧毁我车站地区的抵抗力量。但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下午，我们营被切为两段。
营部和一部分部队被隔在百货商店附近。敌人包围了这一地区，并从四面向其进攻。百货商店里展开了白刃战。费多谢耶夫上尉率领营部人员，在那里与敌人进行了了力量悬殊的搏斗。有几个勇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派了4个战斗小组赶去援救。但法西斯匪徒集中了坦克火力，猛烈轰击所有活下来的人。就这样，1营营长费多谢耶夫上尉和他的勇敢的助手们全部牺牲了。
他们牺牲后，我承担了剩下的几个分队的指挥。我们开始向‘制钉厂’附近集中。我把这里的形势写成报告，派通讯员给团长送去。可是，这个通讯员再也没有回来。我与团里失掉了联系，只能独立作战了。
敌人隔断了我们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弹药的供应也中断了。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命令部队要节约弹药、收集阵亡者的弹药盒及缴获的武器。傍晚，希特勒匪徒又一次发动进攻，他们以密集队形向我占领的阵地逼过来，想挫败我们的最后抵抗。我们的战斗分队愈来愈少，只得缩短了防线，并开始慢慢地向伏尔加河撤退。我们尽量拖住敌人，并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近距离，让敌人无法使用火炮和飞机对我实施攻击。
我们一边撤退，一边利用每一个建筑物来战斗。只是在地板和衣服都被烧着了的时候，我们才退出这个临时阵地。整整一天时间，敌人才前进了不到两个街区。
在红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团街的交叉路口，我们占领了拐角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从那里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的接近路。这座楼房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构筑防栅，利用所有的窗户和墙洞裂口作为我们的射击孔。
我们在地下室的窄小的窗户上架设了重机枪，我们把应急储备弹药―最后一条子弹带装上了重机枪。
两个由6个人组成的小组爬上了三层楼和楼顶，他们的任务是：拆掉隔墙，准备大石块和木头，以便在敌人密集进攻时派上用场。我们在地下室划出地方作为安置重伤员之用。我们的防守兵力总共只有40人。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敌人的进攻一次紧接着一次。每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我们都仿佛觉得，再没有力量对付下一次的进攻了。可是，当法西斯分子发起新的攻击时，我们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力量，又想出了办法。战斗就这样持续了5天5夜。
地下室里的伤员愈来愈多，能作战的只有19人了。没有水，就剩下几公斤外壳烧焦的粮食。德国人想困死我们，他们停止了进攻，只是用大口径机枪不断地扫射着。
大家都视死如归。只是想怎样才能死得更有价值。这时，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胆小鬼，他看到在这里迟早就要死，就决定扔下大家，趁夜色逃过伏尔加河去。他明白这是可耻的叛变行为吗？他当然明白。他怂恿了另一个胆小和意志薄弱的人，一起去干这卑鄙的勾当。夜里，他们悄悄地溜到伏尔加河边上，他们用大木头做了一个木筏并把它推下水。但刚离岸不远，就遭到敌人的射击。胆小鬼的同伙被打死了，可他本人却渡过河，并找到了我们营的留守排。他胡说，全营覆没了。
‘我亲手在伏尔加河岸边埋葬了德拉甘上尉’。他撒谎说。
只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可是，正如您所看见的，他不应该在我40岁以前就把我埋葬了。
……法西斯又进攻了。我跑到楼上去看望我们的战士。我看到，战士们消瘦、变黑的脸上，充满紧张的神情，伤员们身上都缠着血污的绷带，可他们双手仍然紧握着武器，目光中没有丝毫的胆怯。卫生员柳巴・涅斯捷连科因胸部受伤、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她的手里还拿着绷带。看来，她在死前的一刻，仍然想帮助同志们包扎伤口，但是，没来得及……
法西斯的进攻被打退了。在寂静中，我们听到，在马马耶夫岗和城市工厂区那边，仍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
怎样帮助城市的保卫者呢？怎样才能把已停止向我们这个楼房进攻的敌人，哪怕是一部分，吸引过来呢？
我们决定在房顶上悬挂起红旗――让法西斯分子知道，我们并没有停止战斗！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怎么办呢？一位重伤员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他脱下血迹斑斑的白衬衣，用它擦干正在流血的伤口，然后交给我。
敌人用扩音器向我们喊话：
‘俄国佬，快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在我们的屋顶上，飘扬起了红旗！
‘狗养的，别瞎说！我们还要活很久呢！’我的通讯兵科茹什科大声地回答。
接下去的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我们有时射击，有时扔石块，并掷出了最后一批手榴弹。突然，从后方、在无门窗的墙壁外面响起坦克履带声。反坦克手榴弹已经用光了。只剩下一枝带3颗子弹的反坦克枪。我把这枝枪交给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让他通过暗道去拐角处，从正面射击敌坦克。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就被法西斯的自动枪手抓住了。别尔德舍夫对德国鬼子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过了1小时，敌人重新发起了进攻，而进攻地段正好在我们唯一的一挺重机枪的射界内。我可在断定，别尔德舍夫蒙骗了敌人。
法西斯份子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变得猖狂起来，他们开始大声喧闹，挺直身子从掩体里走出来。他们甚至列队在大街上走路。
这时，我把最后的一条弹链装进重机枪，把250发子弹一古脑都射向法西斯匪徒。我的手受伤了，但是枪没有丢下。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活下来的张慌失措地逃回掩蔽所。过了一小时，他们把我们的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推到瓦砾堆上，我们亲眼看见他被枪毙了。
进攻停止了。炮弹象雨点似地向我们坚守的房子落下来。法西斯分子暴怒了，把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一时间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又传来坦克发动机的喧啸声。从临近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矮小的德国坦克。看来，我们的死期已到。同志们开始相互告别。我的通讯兵用芬兰刀在砖墙上刻着：‘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军人在此地为祖国战斗、献身。’在地下室左边的角落里，在一个挖好地坑内，整齐地摆放着营部的文件和装有大家的党证、团证的军用图襄。大炮第一个齐射打破了沉静。巨大的轰击声房子幌动起来，接着倒塌了。我也说不清过了多少时间才苏醒过来。周围一片黑暗，到处是刺鼻的砖灰。我听见身边人在低沉地呻吟。通讯兵科茹什科爬到我身边，并拽了我一下问：
‘您还活着吗？’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还躺着几个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红军战士。我们被活埋在三层楼的废墟底下。空气很少，呼吸十分困难。吃的、喝的就更不敢想了――空气成了维持我们生命的唯一东西了。
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友的脸庞，感受到同志间的温暖。
我们决心要走出这座坟墓，开始不声不响地挖起来。浑身上下满是又冷又粘的汗水，简单包扎的伤口阵阵发痛，砖灰、沙土在牙缝里咯吱作响，呼吸更加困难了，可是，谁也没有抱怨什么。
挖了几个小时后，眼前忽然闪现出星星光亮，一股9月份特有的清新空气，从小洞口飘了进来。
大家疲备不堪地倚偎地这个小洞口旁，贪婪地吞咽着秋天的清爽的气息。洞口挖开了，可以爬过一个人了。科茹什科受伤较轻，我派他出去侦察。过了1个小时，他回来报告说：
‘报告上尉同志，我们在德国人包围之中，他们沿伏尔加河岸边埋设了地雷，附近还有敌人的巡逻兵……’
我们决定突围，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我们想从敌人后方绕过去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我们遇到德军的一队人数很多的自动枪手，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摆脱他们，又回到了地下室并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直等到乌云遮住了月亮，天空昏暗了，才从地下室爬出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伏尔加河移动。我们相互搀扶着，咬紧牙关，忍着伤痛，慢慢地向前走着。我们一共只剩6个人，而且全部都有伤。科茹什科走在最前面，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小组的战斗警卫，是我们的主要战斗力。
城市上空弥漫着烟雾，建筑物的废墟冒着阴燃的火烟。伏尔加河岸边的蓄油池在燃烧，铁路路基上的车厢也在燃烧。左面，激战仍在继续，爆炸声震天价响，五颜六色的曳光弹象爆火箭豆子似地飞向天空，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焦糊味。那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城市命运的搏斗。前方，在伏尔加河岸边，在照明弹的闪光下，可以看见德国人的巡逻队。
我们爬到近处，选择突破地点。眼前主要任务是悄悄地干掉巡逻兵。我们发现，一个德国兵有时走近一个单独停放的车厢。从那里，很容易接近他。科茹什科用牙咬着匕首，向车相爬去。我们看见，那个德国兵又慢慢地走近车厢……一个短促袭击，德国鬼子倒下去了，连叫都没来得及。
科茹什科迅速地扒下他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向迎面而来的另一个德国兵走去。这个德国巡逻兵毫不猜疑地走近科茹什科身边。我们的通讯兵又解决了第二个。我们忍着伤痛，快步穿过铁路路基，散开队形顺利地通过地雷区。伏尔加河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伏在河边，不管水多么冰冷，贪婪地喝起来。我们喝呀，喝呀，怎么也喝不够。后来，我们拣了一些圆木和碎木头，费力地钉扎了一个小木排，轻轻地放下水，然后扶着它，顺流而下，我们没有浆，就用手划。我们尽量靠近急流，使速度快一些。天快亮时，我们被冲到一个沙滩嘴上，这里靠近我高炮部队。高射炮手们惊讶地看着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胡须、瘦弱不堪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认出是自己的同志。他们给我们拿来面包干和鱼汤。我们好像一生中从未吃过比这更香的食物！这是我们三天以来第一次吃到东西。
同一天，高射炮手们把我们送到卫生营……”
安东・库兹米奇结束了他们营在9月21日以后的故事。
现在，对近卫第13师第42团1营的遭遇都清楚了。这是我们军队英雄主义精神的又一见证。他们在被分隔开的防区，以战斗小组为单位独立作战，他们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而战斗，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使敌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的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使得敌人大为头痛。每一个这样的战斗小组，都与兵力优势的法西斯匪徒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战斗，敌人开始害怕我们的战士了。通向斯大林格勒的路，在他们眼里是一条通向坟墓的路，斯大林格勒被他们看成是地狱。
艰苦的战斗让德国士兵精疲力尽，两眼通红，阵亡战友的数字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一周前那种胜利者的心情已经荡然无存。身边的环境不同以往，令人不安。炮火在城市中变得更加可怕。炮弹本身的爆炸还不是唯一的危险，每当一座高大建筑物被击中，空中立即充满大量榴霰弹和砖石的碎片。在这片由废墟残骸营造的异度空间中，这些“陆战骄子”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即使正午的阳光也在不断扬起的灰尘中呈现出一种奇异鬼魅般的色彩。
在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中，士兵对战场的三维空间必须更加敏感，因为每一栋高楼里都可能埋伏着危险的狙击手。他还需要观察天空。每当德国空军的空袭来临时，“陆战骄子”们以与苏军同样的动作迅速卧倒。大家还每每担心斯图卡会看不到铺在己方阵地上的红、白、黑三色纳粹十字旗，因此他们经常向天空打信号弹显示阵地的方位。苏军轰炸机也来，低空进入，低得能看清楚尾翼上的红星。高空中，战斗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名观察员感到那些缠斗和翻滚着的战斗机更象是水里的鱼，而不是空中的鸟。
各种噪音不停地袭扰着德军的神经。“空气中充斥着，”一名坦克军官这样描述，“斯图卡俯冲时发出的魔鬼般的嚎叫声，高射炮和大炮雷鸣般的怒吼声，发动机的轰鸣声，坦克履带的嘎吱声，我们的火箭炮和斯大林管风琴发射时的尖叫声，以及四周冲锋枪嗒嗒的射击声，每时每刻我们都感觉到这座燃烧的城市散发出来的热量已经将我们包围。”伤员的哀鸣最让人难过。“那简直不是人的声音，”一个德国人在日记中记录下他的感受，“那是受伤后的野兽发出的含混不清的哭泣声。”
在这样的环境里，思乡之情就更加强烈。“家是如此遥远――啊，美丽的家！”一个人充满渴望地写道，“只有在此刻，我们才深切地体会到家是多么美好。”另一边，城市的守卫者们则清醒地认为思乡是他们无法得到的一种奢侈。“你好，我亲爱的帕琳娜！”一位不知名的士兵在9月17日给他的妻子写道，“我很好，身体健康。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我们会活下去的，我们会重逢的。战争很艰难。你从新闻中能够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每一个士兵的任务非常简单：消灭尽可能多的弗里茨（译注1），然后把他们赶回西方去。我非常想念你，但千里相隔，我们又能怎么样呢？”而9月23日一名名叫塞尔吉的士兵只给他的妻子利奥利娅写了一张简短的字条：“德国人挡不住我们。”字条中只字未提“家”。
译注1：交战双方都有自己的浑名，德国人叫苏联人“伊万”Ivan，而苏联人则称德国人为“弗里茨”Fritze。这好象是西方人的习惯，在朝鲜和越南，美国人习惯将共产党军队称为“查理”Charlie，越战中更干脆直称“越共”Viet Cong。
北面，三个苏军集团军对第6集团军左翼发起的攻势于9月18日归于失败。德国空军的飞行中队迅速重新部署以消除威胁。同时，第14装甲军也发起反冲击。事实证明他们在开阔的大草原上效率高得多。第二天，苏军又一次进攻却再告失败。这三个集团军付出极大的代价，达到的目的不过是使第62集团军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没有受到德国空军的轰炸。
崔可夫知道一刻也不能放松，他命令巴秋科上校主要由西伯利亚人构成的第284步兵师马上渡过伏尔加河。该师被置于马马耶夫岗下作为预备队，防备德军在中央登陆场站稳脚跟之后，沿河向北将第62集团军与后方切断。9月23日晨，巴丘克的最后一支西伯利亚部队踏上伏尔加河西岸。几个小时之后，全师发起进攻，试图将德军从中央登陆场清除出去，重新与孤立在察里津河南岸的苏军部队联系起来。但是，德国人以惨重的牺牲将他们击退。那天正巧是保卢斯52岁生日，德军终于保住了这条宽阔的走廊，将第62集团军左翼分割包围在察里津河以南的口袋中。
一丝不苟的德国人按计划继续对斯大林格勒南部地区实施打击，希望完全消灭那里的抵抗。两天后他们达成突破。这在两个早已没有食物弹药补给的民兵旅中引起了混乱。根据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给莫斯科谢尔巴科夫的报告，崩溃起于部队的领导。第42特别旅的指挥员，“假装他要去与集团军方面讨论战况，离开了防线。”第92特别旅也发生了同样的问题，尽管它还得到了海军陆战队的增援。9月26日，旅长和政委带着他们的参谋，抛弃了部下，也“假装要与上级部门讨论战局”，但实际上他们撤到了伏尔加河中央格罗德尼岛的安全地带。第二天上午，“士兵们得知指挥员已经甩下他们不管了，大部分人冲向伏尔加河岸边，给自己准备木筏。”一些人借助三条小船或几桩原木企图到达格罗德尼岛，另一些只好游泳。德军发现了这些拼命逃跑的人，用迫击炮和大炮轰击他们，许多人死在水中。
“机枪营营长雅科夫列夫，此时已是该旅留在西岸最高军衔的军官，当他知道旅长已经逃跑，部队因此出现混乱的情况后，立即接手对防线的指挥。”但他马上发现没办法联络，因为信号兵也在向岛上逃跑的人中。在中尉苏洛采夫的帮助下，雅科夫列夫组织剩余的部队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尽管缺乏人手和弹药，他们还是在随后的24小时中打退了敌人七次进攻。在这段时间里，旅长一直呆在岛上。他甚至没有尝试向留下来的防御者们送去更多的弹药。为了掩盖事情真相，他还向第62集团军司令部发出一份编造的假报告，这对他没有任何好处。崔可夫的参谋人员开始起疑。这名军官被逮捕并以“违抗第227号命令罪”的罪名起诉。虽然报告中没有关于NKVD特别法庭审判结果的具体细节，网开一面恐怕是别想了。
关于第42特别旅和第92特别旅的情况，崔可夫的回忆录中是另外一种描述。首先，他表扬了一些作战部队，其中有巴特拉科夫上校任旅长的第42旅：
“但是，保卢斯企图前出伏尔加河、然后沿伏尔加河从两翼突击我集团军后方的计划落空
了。我集团军各部队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这些部队是：罗季姆采夫师、巴秋科师、戈里什内师、叶尔莫尔金师；巴特拉科夫旅、捷里霍夫旅、博尔维诺夫旅、安德鲁先科旅；波波夫、布勃诺夫的坦克部队以及第62集团军的其他部队。”
然后，崔可夫承认与42旅和92旅失去了联系：
“步兵第92、第42旅与集团军失去联系，前者在察里察河以南地区单独作战，后者在察
里察河以北―在青年共产国际大街、比尔斯卡亚大街和科兹洛夫斯卡亚大街战斗。集团军司令部派往这两个旅的参谋都没有返回。步兵第92旅（其战士来自水兵）在机枪营营长
B・E・雅科夫列夫少校和政治部教导员B・C・弗拉索夫指挥下，进行着顽强殊死的战斗。
在得知步兵第92旅的真实处境后，我决定把该旅的剩余部队和巴特拉科夫的第42旅一
起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巴特拉科夫上校在本人对此决定之前因受伤已离开这个旅。”
耐人寻味的是，崔可夫说第42旅的旅长是受伤离开的，这与Beevor所讲的相左。谁在说谎，这可能要大家自己判断了。
一点小小的考证，希望朋友们在读的时候当心。
第十章 老鼠战争
因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久无胜利的迹象，希特勒一直感到很受伤。9月24日，这种挫折感达到了顶点，他解除了哈尔德将军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令他们都感到精疲力尽，颇受其苦。哈尔德认为这个门外汉古怪难测，强迫欲太强，还老乱管闲事。他对此非常不满。而元首则将所有对其领导地位的含蓄批评都视为反动将军们对他的怨恨，这些人与他的胜利意志是背道而驰的。哈尔德当晚在日记中评论说，希特勒主要关心的是“必须在总参谋部内灌输对主义的狂热信仰”。这项任务辅以其它令总参谋部屈服的手段，最终演化成为总参谋部内部权力更替的斗争。结局不难想象，危险的局势很容易就发展成为一场灾难。
排在约德尔和李斯特后面的保卢斯很快听说他将接替约德尔被任命为国防军作战局局长，冯・赛德里茨将军最可能继任第六集团军司令。但希特勒自己决定只与那些熟悉的面孔打交道。约德尔留任，惯于阿谀奉承的凯特尔元帅也保住了官位，以保证元首能够充分发挥他的军事天才，同时协助进行陆军的纳粹化。职业军官们称凯特尔是“Lakeitel”或“只会点头的驴子”，但他们也对其他许多道德上怯懦的将军们表示轻蔑。“总参谋部正在走向毁灭，”格劳斯科特写信给七月阴谋的首领贝克将军。“它抛弃了最后一丝荣誉。”格劳斯科特唯一感到安慰的是他的军首长斯特莱克将军以及第6军司令部的其它参谋军官与他的想法一致。“与这样的人们在一起真是我的容幸。”
哈尔德将军的去职，标志着总参谋部作为独立计划机关的终结，同时也使保卢斯在关键时刻失去了他唯一的保护者。失去新的职位肯定曾令保卢斯颇为沮丧。希特勒曾经说过，他率领第6集团军能让上天都不得安宁，然而斯大林格勒却依然不曾陷落。由于9月26日保卢斯的司令部曾经宣称“第三帝国的战旗飘扬在斯大林格勒党部大楼的上空！”，宣传部的一干人马等待夺取这座城市，“准备去拍升旗仪式”，新闻界也大声鼓噪“斯大林格勒陷落！”。然而即使是戈培尔本人也开始感到德国新闻单位对事件的描述“过于乐观”。编辑们得到指示，要强调战斗的艰巨和复杂程度。但是一周以后，他也相信“斯大林格勒的陷落指日可待”。可过了三天戈培尔的情绪就又发生了变化，然后他命令报纸头条改为其它内容。
根据格罗斯科特的说法，这些因斯大林格勒没有得手而产生的压力和批评“从早到晚”地到达保卢斯的手中，令他“极度紧张”。这种紧张情绪使他的痢疾病情加重。参谋军官们也注意到他左脸的痉挛更加明显了。在第六集团军位于顿河西岸村庄古罗宾斯基的司令部里，保卢斯一直盯着斯大林格勒详细的大比例尺地图。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占领，情报参谋估计苏军的损失大约是德军的两倍。他只能希望希特勒的断言是正确的，即敌人的后备力量随时可能消耗殆尽。然而他自己的力量也在飞速地削弱着，敌人出乎意料的顽强令进攻的德军有去无回。
针对保卢斯的大部分批评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加强了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两个军以后，第六集团军成为德国陆军最大一支战斗部队，总计将近30多万人。可是没有战斗经验的局外人是无法理解其中苦衷的。当然我们可以说保卢斯应该能够更好地使用他的部队，但对他的批评似乎忘记了在大约8个师进攻城市的同时，其它11个师要控制将近130英里的战线，从顿河大小河曲，穿过顿河大草原，直到里诺克以北的伏尔加河，南面则到斯大林格勒以南的贝克托夫卡。（见地图4）仅有一个师留作预备队。
北线，在日渐寒冷的顿河大草原上，斯特莱克的第6军，沃尔策・海茨将军的第8军以及胡伯的第14装甲军面临着四个苏军集团军为缓解城市本身的压力而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猛攻。右翼，简耐克将军的第4军（对面是舒米洛夫将军的第64集团军）的防线与较弱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相联。这条过长的战线竟一直延伸到北高加索的山区中。苏军方面，叶廖缅科麾下包括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贝克托夫卡地域的第64集团军，再靠南一点是萨尔帕湖附近的第57和第51集团军，最后是第28集团军，一直深入荒凉的卡尔米克草原。
对于南线的德军、罗军和苏军来说，草原上的战争基本上与一战无异，只不过武器更精良，还有时不时露一脸儿的现代化飞机。在两翼作战的装甲部队眼中，几周前他们曾经象战舰一样全速驰骋的大平原，此刻却令他们倍感沮丧。没有树，没有山，这些都让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乡。滂沱大雨让环境变得污秽不堪。掩体中的士兵们听着雨声，眼瞅着水一点一点漫过自己的脚踝，除了担心得上战壕脚以及看着肥胖的老鼠大啃无人地带的死尸外，什么事也做不成。侦察巡逻、袭击和试探性进攻是唯一能让双方动起来的机会。战斗小组爬到敌军阵前，向战壕里扔手榴弹。仅有的一次变化发生在9月25日，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咸水湖附近的战线上，苏军第51和第57集团军向罗马尼亚各师发起了一次攻势，他们成功地迫使罗军后撤，但未能将德军从城市方向吸引过来。
斯大林格勒城区的战斗也好不到哪儿去。这是一种新的作战样式，双方在各类民居的废墟中拼杀。烧焦的坦克、弹坑、电话线以及手榴弹箱等等战争遗迹混杂于家庭住宅的残骸中，铁床架子，灯以及各种家居用品。瓦西里・格劳斯曼描述了在住宅区“砖瓦遍地，被削去一半的房屋和走廊里的战斗”，那里有时还能看到一大片枯萎的鲜花，或是桌上摊开着的某个孩子的作业。也许在某个设在废弃建筑物中的观察哨里，炮兵观察员正坐在厨房的一把椅子上，透过墙上一个普通的弹洞用望远镜寻找目标呢。
德军步兵不太愿意进行这种逐屋战斗。他们感到这种近距离巷战打破了常规的军事界线，让他们晕头转向，找不到北。在九月战斗的最后阶段，双方为一座大型砖墙仓库殊死搏斗，这幢建筑物位于伏尔加河岸边，紧靠察里津河口，四层对着河，三层对着陆地。有时，战斗就象是“一块分层蛋糕”，德军在顶楼，苏军在下面，苏军的下面又是德军。敌人往往辨认不出来，因为每个人的军装都蒙着同样的褐色尘土。
德军将领似乎都想象不到他们的师在城市废墟中的遭遇。虽然德国一些军事理论人士还在说什么战壕战是“战争艺术中的不正常形态”，但部队失去了闪击战的巨大优势，很多情况下只好又用起了一战时的老办法。比如，第六集团军为了应付苏军的战术而发明的“风暴－楔子”战术，其实1918年1月就已开始使用：组建10个人左右的突击小组，装备包括机枪、轻型迫击炮和用于清除地堡、地下室和城市地下水道的火焰喷射器。
斯大林格勒的战斗自有其残酷的地方，甚至比凡尔登毫无人性的屠杀还要恐怖。在建筑物残骸、地堡、地下室和下水道中进行的近距离巷战不久即被德军士兵冠以“老鼠战争”的名头。这个词蕴含的那种粗野的亲密色彩着实吓坏了他们的将军。上级感到这些士兵正在迅速丧失对事物的控制能力。“敌人是看不到的，”斯特莱克将军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认为，“在地下室、断壁残垣、隐蔽工事和工厂废墟中的伏击战使我们的部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德军指挥官们公开认同苏军的伪装技巧，但几乎没有人承认正是他们的飞机为防御者们提供了理想条件。“没有一间完好的屋子，”一名中尉的家信这样说，“只有一片烧焦了的，全是废墟瓦砾构成的荒野，几乎寸步难行。”在城市南端，第24装甲师的空军联络官写道：“在我们即将进攻的城区中，守军已经集结完毕并加强了防御。一些地方他们把坦克或坦克炮塔埋起来，反坦克炮则藏在地下室里，使我军的坦克进攻非常困难。”
崔可夫的计划是用“防浪堤”将德军的大规模冲锋分割切碎。装备反坦克枪和机枪的步兵隐蔽在经过加强的建筑物中，迫使敌人分散进入某些预留的通道，伪装好的T－34和反坦克枪半埋在瓦砾中守株待兔。如果德国坦克与步兵协同进攻，守军就先把他们分开。俄国人使用战壕迫击炮，瞄准坦克后面的步兵打，将他们打散，同时反坦克枪手专门对付坦克。在预留的通道中，工兵也提前埋好地雷。工兵是伤亡率最高的兵种。“犯一次错误就再没饭吃了”是他们非正式的信条。如果大雪降临，他们就夜间出动，穿着伪装服爬到前沿埋设反坦克地雷，一名有经验的工兵最多能够在一个晚上埋设30枚地雷。他们的另一个绝技是，从掩体中冲出来，直接将地雷放置在行进的敌军坦克的前面。
大多数战斗规模都不大，但无休无止，残酷致命。这场战役的主角是“斯大林格勒巷战学院”毕业的突击小组，一般六到八个人上下。除了冲锋枪和手榴弹，他们每个人都有匕首和锐利的铁锹，杀人时悄无声息。（铁锹非常抢手，供不应求，战士们要在锹柄上刻下自己的名字，晚上睡觉时还要枕着它，以防止别人把铁锹偷走。）进入下水道的突击小组还要加强一名火焰喷射器手和一名携带炸药的工兵。6名来自罗季姆采夫近卫师的工兵甚至在某个德军据点的下面找到了一条隧道，他们用300磅炸药把那个据点送上了天。
苏军发现德军部队缺乏后备力量，便采用了一项更普遍的战术。崔可夫命令加强夜间攻势，直接原因是德国空军晚上无法出动，但同时他也相信德国人在夜晚会更害怕，他们会在苏军的夜战中精疲力竭。而德国的“陆战骄子”对来自巴秋克上校第284步兵师的西伯利亚人开始怀有特殊的恐惧，这些西伯利亚人被看作是天生的猎手，能够捕杀任何猎物。“你知道什么是恐惧吗？”在苏军截获的一封德军士兵信件中这样写道，“只要有一点点声响，我就扣动机枪扳机，打出一连串曳光弹。”这种要射击任何夜间移动物体的强制性心理，经常导致整个地区同样紧张的其它哨位一齐开火。仅在九月份，德军就消耗了2500发子弹，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制造紧张气氛，苏军还一次又一次地向夜空中打信号弹，给敌人以进攻迫在眉睫的感觉。红军的航空兵部队，有时是为了躲避白天出动的梅塞施米特，每天晚上对德军阵地进行连续轰炸，但这一战术也起到了疲劳敌人，令其紧张不堪的作用。
苏军使用的是双发夜间轰炸机，这种飞机吸引了前线德军高射炮阵地的几乎所有火力。同时苏军还投入了大量操纵灵活的U－2双翼飞机，在夜间轰炸中投掷小型炸弹。“俄国佬一晚上都在我们头上嗡嗡叫”，一名工兵下士给家里写信说。最糟糕的是声音的可怕变化。U－2飞机在远处听起来就象它的某个外号：“缝纫机”。然后，当飞行员接近目标时，他会关掉发动机，象捕食的鸟一样滑翔，唯一的声音是气流穿过翼间支柱时发出的嗖嗖声，直到炸弹落下。尽管载弹量只有400公斤，这种飞机产生的心理效果却不可估量。“我们躺在掩体里精疲力尽地等着它们。”另一名士兵写道。在斯大林格勒的所有装备和武器中，U－2飞机的绰号是最多的，如“当值军士长”，因为它总是静悄悄地溜进来，再比如“午夜轰炸机”、“咖啡机”以及“铁轨撬棍”。第六集团军因此向集团军群司令部提交报告要求空军对苏军机场进行不分昼夜的空袭。“俄国人无法抗衡的夜间空优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部队得不到休息，他们的精力不久就会完全耗尽。”
在现存的文件中，没有关于战场焦虑症的明确报告。德军医疗机构象英军一样，倾向于使用“极度疲劳”这样的委婉说法。但他们的诊断报告则更接近红军，冷酷而简单。德国陆军甚至不承认这种病的存在。1926年，早在希特勒掌权七年前，战争神经衰弱症就已不再被当成一种疾病，也不能籍此申请养老金。军方认为，因为它不是一种病，所以也就不能成为离开前线的理由。精神崩溃是怯懦的表现，因此还会受到军法审判。我们无从得知，在斯大林格勒交战双方的各类违纪事件，尤其是逃亡事件中，有多少是由战斗休克和一般性过度疲劳造成的。但通过研究类似的战争环境，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当战争行为于1942年9月最终演化为一成不变的杀戮后，战斗休克造成的减员比例大大增加了。如果有人看过英国对安齐奥和诺曼底战斗休克病例的研究，就会发现一旦部队被压制住或被包围，精神崩溃的数量马上直线飙升。
关于师、军和方面军所属炮兵部队的阵地位置问题，崔可夫与方面军司令部高级军官之间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最终，他在这场争论中占了上风，炮兵应将阵地设在伏尔加河东岸，因为西岸已经部署了他的部队，没有留给炮兵的地方。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向伏尔加河对岸运送足够的炮弹越来越困难了。而“在斯大林格勒，一门野战炮如果没有炮弹，就是一堆废铁。”
“我军占着一幢房子，敌人占着另一幢，”瓦西里・格劳斯曼一到斯大林格勒就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个问题，“在这种战斗中重炮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久他就找到了答案。在崔可夫的坚持下，苏军炮兵集中在伏尔加河东岸的深远地带。他们的用途不是炮击德军的前沿阵地，而是摧毁敌军的交通线，以及重创正在集结准备发起攻击的敌军分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大量苏军炮兵观察员象狙击手那样隐蔽在废弃建筑物的顶层。而德国人也很清楚这些人可能带来的危险，将他们作为德军狙击手和反坦克炮的优先打击目标。
一旦发现某支德军部队开始集结，目标观察员马上通过无线电或野战电话报告给东岸的炮兵。这时的炮击强度简直是毁灭性的。“在伏尔加河的那一边，”格劳斯曼写道，“好象整个宇宙都在重炮的轰鸣中颤抖。大地为之震动。”
西岸留下的唯一一支炮兵部队是安装在卡车上的卡秋莎火箭炮。它们隐藏在高高的伏尔加河河岸下面，发射前先把车倒出来直到河边，迅速打完16发火箭弹后马上再开回去。苏联的这种多管火箭发射器是最具心理威慑效果的红军远程兵器。许多第一次经历卡秋莎齐射的人们都觉得是遭遇了空袭。《卡秋莎》是战争期间最流行的歌曲，歌中卡秋莎答应在未婚夫上前线保卫祖国母亲的时候，她会将把两人的爱情永远铭记在心。随着这首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红军战士们也开始把火箭炮称作卡秋莎。
但是苏军士兵不喜欢德国人与卡秋莎类似的武器，一种被称作Nebelwerfer的六管迫击炮（译注1）。他们叫这种武器为“傻大嗓门儿”或是“叫驴”，因为它发出驴鸣一般的噪声。它的另外一个绰号是“万尤沙”（意思是小伊万，就好象卡秋莎是卡佳的昵称一样）。第62集团军流传着一个笑话，大意是如果“万尤沙想娶卡秋莎”的话，那会怎么样呢？（原注1）
译注1：Nebelwerfer是德文，字典里查到的意思就是六管火箭炮。这个词在前文已经出现过了，此处为行文方便，直接引用未作翻译。至于它是不是迫击炮，懂兵器的朋友不妨介绍一下，原文用的就是Mortar。
原注1：战斗中使用的绰号和俚语数不胜数。子弹是“葵花子儿”，地雷是“小黄瓜”。抓来问情报的敌军哨兵则被叫作“舌头”。
崔可夫很快就发现在斯大林格勒最重要的步兵武器是冲锋枪，手榴弹和狙击步枪。苏芬战争中，能够在运动中射击的芬兰滑雪部队经常给苏军造成灾难性的损失。战争结束后，红军也采取类似战术，组建了8个人的冲锋枪班，能够由T－34搭载直接进入战斗。在斯大林格勒，这种规模的班组被证明是近距离巷战的理想编制。在清理房屋和地堡时，手榴弹必不可少。苏军战士们把它称作“装在口袋里的大炮”。另外，手榴弹在防御作战时也非常有效。崔可夫命令部队要在每条战壕的壕壁上都要挖出凹洞存放手榴弹，作战时战士们能够方便取用。当然，未经训练的战士造成了大量事故。一名刚上战场的新兵动作失误，手榴弹爆炸杀死了连里的二把手，重伤了其它数人。还有一些人在试图将缴获的德军引信装入自己手榴弹时被炸死，这类事故的主角大部分是那些来自中亚的士兵。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向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说：“急需进行更多的武器培训”。
另一件对使用者和被打击目标都非常危险的武器，是火焰喷射器。在清除下水管道、地下室和无法进入的藏身地时，它的效果很可怕。操作者自己知道，如果敌人发现了他，他就是第一个吃子弹的目标。
红军战士们喜欢搞一些小圈套诱杀德国人。新的陷井设计层出不穷，每一个似乎都比前一个更有创意，杀伤效果更好。伊尔加什金上尉是一名营长，由于无法还击斯图卡的轰炸，他特别生气。于是他就与一名士兵，列兵里帕，搞起了他们自己的小高射炮。他们先把一支反坦克枪固定在车轮轮辐上，在地上打入木桩，再把车轮扣在木桩上。伊尔加什金根据枪口初速和敌机俯冲时的估计速度，进行了复杂的计算。但“一脸憔悴忧郁”的里帕是否按着这些计算打却是另外一回事。不管怎样，他们的精心设计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里帕搞掉了三架斯图卡。
真正的高射炮兵也在完善他们的战术。斯图卡进入的高度约在4000到5000英尺左右，然后以一个半滚动作开始俯冲，俯冲的角度大概是70度，这时飞机上携带的气笛开始尖叫。它们拉起时的高度基本是2000英尺略低一点。高射炮兵就在斯图卡进入俯冲和改出俯冲这两个点进行弹幕拦阻射击以求击落它。射击俯冲过程中的斯图卡纯粹浪费弹药。
另一种战术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扎伊采夫首创，他不久就成为斯大林格勒各部队中最著名的狙击手。扎伊采夫把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拿下来，装到反坦克枪上去，这样他就能把反坦克子弹直接打入敌人机枪据点的射击孔并一举端掉它。但扎伊采夫不久就发现大规模生产的子弹装药量不稳定，不利于精确射击。使用常规兵器一样也能出名。贝兹迪科是巴丘科师的王牌迫击炮手，他能同时将六枚炮弹打入空中。宣传这些事迹的目的，是要让每一位红军战士都崇拜这些特等射手。第62集团军的口号是：“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武器”。
崔可夫战略的中心是由经过加强的建筑物构成的各个支撑点，守卫这些支撑点的战士甚至包括一些女卫生员和女通讯兵。有时他们会与后方失去联系长达数日，物资极度匮乏。他们必须要忍受灰尘、烟雾和饥饿，而最难受的是干渴。自八月空袭摧毁了水泵站后，整个城市就再没有新鲜的自来水供应。污水当然不能喝，近乎绝望的士兵只好射穿自来水管，看看能否从中吸出几滴水来。
向前沿阵地运送食物一直是个问题。某反坦克分队有一名来自喀山的鞑靼厨师，他把一个大的军用暖水瓶灌满茶水或热汤，绑在自己的背上，匍匐而行去敌人火力控制下的前线阵地。如果暖水瓶被炮弹破片或子弹击中，这位倒霉的厨子就会全身湿透。后来，霜冻越来越厉害，茶汤都冻住了，“他回来时全身都是冰柱。”
双方战线犬牙交错，很难划清，许多地段防御纵深不过数百码。在这种情况下，指挥部几乎象前沿阵地一样容易被摧毁。“炮弹在我们指挥部上方爆炸是家常便饭，”第62集团军炮兵师师长第莫菲・瑙莫维奇・维什涅夫斯基上校在医院中给朋友写信说，“从掩体中出来，四面八方都是冲锋枪声。有时觉得我们周围全是德国人。”一辆德军坦克直接开到他那个掩体的出口处，“车体把唯一的出口堵住了。”维什涅夫斯基与其他军官只好挖洞逃到远处一个冲沟里。上校伤得很重。“我的脸全毁了，”他写道，“现在我在女人眼里的形象算是完了。”
在九、十月份，德军指挥部的掩体几乎没有被摧毁的危险，木梁上面覆盖有三英尺厚的泥土，这个标准足以提供充分保护，即使卡秋莎也不怕。最大的危险是被伏尔加河对岸打过来的重炮直接命中。师级和团级指挥员在高效工作的同时也不忘个人享受。上好发条的留声机旁边，经常是一箱从法国运来的白兰地或葡萄酒。在阴暗潮湿空气污浊的掩体里，一些军官的军装长了虱子，他们就穿着运动裤甚至网球衫工作。
士兵们的生活与军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夜晚总是最危险的，大家临睡前都不说“晚安”，而是祝对方有一个“安静的夜晚”。早晨很冷，他们醒来后伸展着僵直的四肢，象吸收热量的蜥蜴那样在战壕里寻找片刻的阳光。白天胆气壮一点，德国人就在阵地上冲对方破口大骂：“俄国佬，你们的死期到了！”要不然就是“Hei, Rus, bul-bul, Sdavaisa”（意为“不投降就把你炸成碎片”）之类的洋泾浜俄语。“把苏联军队打到伏尔加河里，让他们象一群畜生那样淹死”这样的话，德国人也是百说不厌。
在战斗间歇，苏军士兵也喜欢晒晒太阳，当然要躲开德军狙击手。战壕里有时就象个水平低劣的“铁匠铺子”。弹片做成了油灯，拿点破布当灯芯；弹筒则做成打火机。一种名叫makhorka劣质烟草成为战壕中最受欢迎的东西。因为据说报纸印刷用的油墨有增强香气的效果，老烟民卷烟时都不用彩色的纸，只用报纸，粗粗蓬蓬地卷成一支。苏军士兵在战斗中也不停吸烟。“打仗的时候允许吸烟，”一名反坦克枪手告诉西蒙诺夫，“但不能错过你的目标。错过目标一次，你可能就再也抽不上烟了。”
比烟草更重要的是每天100克标准的伏特加的供应。伏特加一出现，大家一片寂静，眼睛全盯着酒瓶子。战斗的紧张情绪如此之大，以致于伏特加酒的供应总是不足，士兵们为了满足需求甚至铤而走险。消毒酒精是从来不作消毒之用的。人们还喝用防毒面具的活性碳过滤的工业酒精以及防冻液。许多士兵在去年的撤退途中都把防毒面具扔了，所以现在有这东西的人简直是漫天要价。后果当然很严重。头疼算是轻的，很多人因为年轻身体好，喝得不多都能恢复过来，而经常喝的人最后都失明了。
在草原上的那些部队里，冬天士兵们经常一天能喝一升烈酒。获得额外供应的办法是向上级隐瞒伤亡情况，然后把死者的定额分掉。另一个办法是用军装、零散装备与战线后方的村民交易。在卡尔米克草原上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家酿包括“你所能想到的各种酒，甚至还有从牛奶中酿造出来的烈酒。”与士兵相比，这种买卖对老百姓更加危险。一个“NKVD部队的军事法庭”判处两名妇女在古拉格服刑十年，因为她们用酒和烟草交换丝制降落伞来做内衣。
红军指挥员很少重视医务部门。一名士兵伤重退出战斗，高级军官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找人接替他。但这种态度并未吓住那些活跃在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极其勇敢的卫生员。这些人大多是女学生或高校毕业生，只受过最基本的急救训练。
齐娜伊达・乔治芙娜・加芙里耶洛娃是一名18岁的医校学生，在她原来服役的骑兵团的大力举荐下，她刚刚被任命为第62集团军卫生连连长。这个连约有100多人，大部分人都与她年龄相仿。她们不得不克服恐惧心理，经常要在猛烈的炮火中匍匐向前，救治伤员。然后她们还要把伤员们原路拖回，到了安全地带再亲自背到救护地点。如上级所言，她们的“生理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非常强。”
医务人员属于军队中的非战斗人员，这一点没什么可争论的。20岁的古丽娅・科洛莱娃来自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位漂亮的妈妈把自己的宝宝留在首都，志愿到北部战线的第24集团军214步兵师当一名护士。在那里，她据信曾将“100多名伤员从前线带回，并独自杀死了15个法西斯。”科洛莱娃被追授红旗勋章。某近卫步兵团护士娜塔莉娅・卡什涅芙斯卡娅以前是莫斯科的一名戏校学生，她一天内把二十名伤员带回来，还“朝德国人投掷手榴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还特别表扬（追记）了另一名女卫生员的勇敢事迹，科契涅夫斯卡娅志愿来到前线，曾将二十多名士兵带下火线。两度负伤的她扎着绷带继续运送伤员。（原注1）
原注1：作为战斗人员出现在城市中的妇女是极为少见的，有一名非常有名的坦克手叫叶卡特琳娜・帕特里尤克。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空军部队中，还有一个女轰炸机团，团长是著名飞行员玛琳娜・拉斯科娃。“我从未这么近地看过她，”与她在卡米辛机场会面后，西蒙诺夫在日记中写道，“我真不知道她是如此年轻，如此漂亮。也许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不久我就听说她牺牲了。”
然而，由于随后对伤员救治不及时，这些女卫生员的鲜血很多时候是白流了。她们肩背手拉送到伏尔加河边的伤员长时间无人照料，只有在夜幕降临后，他们才象一袋袋土豆那样装上回程的空船。当伤员在东岸抬下船时，正如一名女飞行员发现的那样，情况甚至更糟。
某个被解散的飞行团的几名幸存者在伏尔加河东岸的树林里过夜。清晨，奇怪的声音惊醒了他们。这些人感到迷惑不解，于是穿过树林去岸边查看情况。那里，他们看到的是“数千名伤员，一望无际”躺满了整个沙滩。这些伤员都是夜间运过河的，他们有的要水喝，有的“缺胳膊少腿，在那里尖叫哭泣。”克拉芙迪娅・斯特尔曼以前是一名产科护士，她发誓一回到莫斯科马上就申请调到前线的医护部门工作。
伏尔加河东岸有许多野战医院，但即使到了这些医院，也远远不能保证伤员就能活下来。尽管拥有一些最好的俄罗斯医生，红军医院的恶劣条件还是使其更象是一座肉类加工厂。巴拉什科夫附近的野战医院距斯大林格勒约有六英里，主要收治臂、腿伤员，医疗设备少得可怜。代替标准床位的是上下三层，类似火车硬卧式的窄床。一名新来的年轻外科大夫不仅担心伤员的身体状况，“他们都非常自闭，不想与别人交流。”她开始还以为这些从“地狱般的”斯大林格勒带过河的伤员们都永远不想再回去了。“恰恰相反：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特别想回到前线去。”被截肢的人对于不能再参加战斗居然也没有一丝高兴的情绪。实际上，大多数残疾或永远残废的人，如那位面部被弹片划开的炮兵上校所言，都认为他们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
糟糕的食物供给既不利于身体恢复，也影响人的精神状态。格劳斯曼无奈感伤地认为，这就是俄罗斯那时的命运。“在医院里，”他在笔记本上草草写道，“伤员只分到一块非常小的咸鱼，护士们切咸鱼的时候还要特别特别小心。这就是贫穷啊。”在那些尚未觉醒的日子里，格劳斯曼几乎无法正视现实的残酷。苏维埃制度的无情逻辑是，最好的食物要送给前线部队。如果幸运的话，伤员们每天有三份“卡莎”，一种荞麦做的麦片粥，但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别的食物了。格劳斯曼看到的咸鱼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待遇。
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左右着当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医务部门的工作，我们可以在送给莫斯科谢尔巴科夫的报告中找到更清晰的暗示。这份报告提到了在各医院进行“社会主义竞赛”的有关情况，炊事人员列第一名，外科大夫第二名，司机第三名。这种比赛的标准完全贬低了医务工作者的奉献牺牲精神，他们为了给伤员输血频繁地抽自己的血，有时一晚就要抽两次，经常整个人就垮掉了。“如果他们不献血，”一份报告解释说，“伤员就要死掉。”
在这场巨大的消耗战中，与整船整船运往东岸的伤员相互呼应的，是刚刚过河进城的“大炮的美餐”。一批批援兵被打成碎片，一个个新的师又被大本营调入第62集团军。新团队都在晚上开拔，在NKVD部队的眼皮底下登船。他们只能看看河对面被火光照亮的城市，试着不去理睬那股子焦糊味。河面上不时漂过大片燃烧的浮油。许多船上也配备了NKVD人员，时刻准备枪毙那些不愿去西岸送死而被迫跳河的人。德国人对河面的炮击足以令许多人送命。如果有人神经崩溃，船上的军士或军官可以当场击毙闹事者，然后将尸体丢进伏尔加河。
他们乘坐的船只到处都是过河时留下的伤痕。一条救火船改装后加入伏尔加河区舰队，据说一个来回就被子弹和弹片击出436个孔洞，船身上只有一码见方完整无损的地方。
对德军火力来说，最容易的目标莫过于苏军工程兵向斯大林格勒运送物资的木筏，上面装着诸如修工事用的木材等等重型材料。一次，一条这样的木筏靠上西岸，士兵们赶紧跑出来帮助卸载，结果他们发现一名工兵中尉和三个手下被机枪打得浑身是洞，“他们的身体和筏木好象被一副钢牙撕碎了。”
第六集团军意识到冬天越来越近，而时间越来越少。在夺取红色广场和察里津河南岸的谷仓之前，他们就开始准备对城市北部的工业区进行一次毁灭性打击。
9月18日凌晨时分，崔可夫将他的指挥部搬到距离红色十月金属工厂半英里左右的伏尔加河岸边。但他的参谋人员却选择了一处没有任何保护的地方，而且正好在一个巨型储油罐的下面，他们以为那罐是空的。
为了将更多的弹药、补给和援兵运过河，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这些人员物资基本都在晚上运到红色十月和街垒工厂后面的河岸上。不必要的人员都已经撤离，他们能在别的地方发挥更大的作用。围绕斯大林格勒电站的大部分防空火力也已被摧毁，弹药堆存处遭到破坏，一些活下来的女炮手于9月25日撤过伏尔加河，重新安排到东岸的其它部队中去了。
9月27日，星期天。上午6时（德国时间），斯图卡的集中轰炸拉开了德军进攻的帷幕。一架架斯图卡脱离编队，尖叫着急速俯冲投弹，秋日的晨光为它海鸥般的机身蒙上一层黑色的杀气。地面，总计两个装甲师和五个步兵师的德军企图将这个由伏尔加河岸边向西延伸出来的三角形突出部一举粉碎。
为了削弱德军在马马耶夫岗北部的强攻行动，第62集团军先发制人，在马马耶夫岗以南地区发动了几次骚扰性进攻。这使德军一些多疑的参谋人员相信，苏军侦察兵已经潜入他们的地区并靠近了德军的陆路运输线。他们不愿承认己方的进攻准备工作实在是太明显了。
主要的工厂区自马马耶夫岗向北绵亘足有五英里，包括拉祖尔（阿祖尔）化学工厂，红色十月金属工厂，街垒武器工厂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苏军的主要防御措施是在工厂区前面构筑反坦克障碍物，敷设密集雷区。
轰炸开始以后，“陆战骄子”们背负着沉重的物资，沿着起伏的，坡上遍布碎石的丘陵向发起攻击的起始线集结。他们在重压之下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即将投入的战斗令他们紧张得口干舌燥。左翼，第389步兵师一部向街垒工厂工人住宅区推进，一个人看到“白色的居民区布局均称，小房子的白铁皮屋顶如波浪般起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空中打击一会儿就让这些房屋燃起大火。战线中部，第24装甲师自小型机场发起攻击。奥地利第100狙击兵师进攻红色十月工人住宅区。在这条战线的下部，戈里什内第95步兵师的抵抗被空袭和炮击粉碎，马马耶夫岗又回到德国人手中。
红军又一次表现出对己方平民的冷酷无情。在争夺街垒工人住宅区的战斗中，第389步兵师的一名中士（原来是达姆施塔特的一位警长）看到，“一些俄国妇女带着包裹从屋里冲出来，企图躲避德军的火力，然而却被身后的苏军机枪打倒在地。”
敌人的进攻势头凶猛至极，崔可夫自己都说：“只要再来一次这样的进攻，我们就得进伏尔加河了。”不一会儿，赫鲁晓夫从方面军司令部打来电话，了解部队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想到马马耶夫岗第95步兵师的必然结局，崔可夫回答说，他们主要担心的是德国人的空中力量。赫鲁晓夫还与集团军政委古罗夫通了话，敦促他尽更大的努力激励士气。
9月28日，星期一。这天一早，德国空军集中力量轰炸了西岸和伏尔加河上的船只，企图切断第62集团军的补给线。在这段时间里，伏尔加河区舰队的高射炮连续射击，膛线很快就被磨平了。六只补给船中的五只严重受损。崔可夫要求第8空军集团军提供更多支持，在他投入新的部队夺回马马耶夫岗山顶的时候能把德国空军赶开。这次反冲击迫使德军后退，但山顶没有夺回，成为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崔可夫最重要的任务是避免德军在马马耶夫岗建立炮兵火力点，那样他们就可以控制斯大林格勒北部和伏尔加河渡口。当晚，崔可夫和他的参谋们略微松了一口气，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他们清楚船只损失的严重后果。上千伤员躺在岸边还未撤离，前线部队的弹药和食物也很快就会消耗殆尽。
9月29日，星期二。德军开始打击苏军控制的三角型区域的顶点部分。奥尔洛夫卡村受到两个方向的进攻，西面是第389步兵师一部，东北方向是第60摩托化步兵师。苏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然而他们不顾一切地进行抵抗，正如第389步兵师一名下士在家信中所描述的那样：“你想象不到他们是如何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就象狗一样。”
9月30日，北方战线的数个苏军集团军再次攻击第14装甲军。第6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16装甲师声称他们在一次“成功的防御大战中”摧毁了72辆坦克，对方至少有两个苏军步兵师和三个坦克旅。顿河方面军损失巨大的攻势没有使奥尔洛夫卡和工厂区的压力缓解太多，但却使德军消除奥尔洛夫卡突出部的进程慢了下来，最后德国人花了将近十天时间才完成这一任务。
第24装甲师全部，第389步兵师和第100狙击兵师的大部向红色十月金属工厂和街垒武器工厂展开进攻。“这片工厂区被完全破坏，乱七八糟，混乱不堪，”一名狙击兵这样描述这片巨大的工业区。几乎所有的窗户和屋顶都被轰炸破坏掉了，生锈的机器设备奇形怪状地拧作一团。“第一批战友倒了下去，越来越多的人在喊卫生兵。火力愈发密集，但似乎不仅来自于前面，而是前后都有。”苏军大炮和迫击炮也造成了巨大伤亡，因为在飞散的弹片中夹杂着大量的碎石。
第二天，为了加快对红色十月工厂区的进攻，保卢斯命令第94步兵师和第14装甲师由城市南部北上。苏军方面，处境艰难的第62集团军也迎来了雪中送炭一般的援军，斯捷潘・古里耶夫将军的第39近卫步兵师。该师直接在红色十月工厂右翼投入战斗，加强那里的防线。另一个新锐师也开始过河，古尔季耶夫上校的第308步兵师是斯大林格勒战场第二支主要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的部队。但是，这些援军仅仅弥补了业已蒙受的损失。
不久，崔可夫遇上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危险。10月1日，德军第295步兵师通过罗季姆采夫右翼的冲沟渗透进来。近卫军们激烈抵抗，用冲锋枪和手榴弹在近距离伏击敌人。但在夜间仍有一大股德军步兵爬上克鲁多冲沟里的主排水管，到达伏尔加河岸边。他们转而向南，攻击了罗季姆采夫师的后方。这次袭击与右翼德军的另一次突破正好发生在同一时间。罗季姆采夫迅速作出反应，他命令手中掌握的所有部队不作准备立即投入反冲击，战局被稳定住了。
10月2日，德军攻击了崔可夫指挥部上方的油罐。这些油罐其实不是空的。德军的炸弹或炮击直接命中目标，令其燃起大火。燃烧的石油从山坡上流下来，经过指挥部再流入河中。只有发报机还在工作。“你们在哪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不停地致电询问。终于有了答复：“我们在浓烟和火焰最集中的地方。”
在十月的第一周，崔可夫肯定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们能否守住这条正在迅速缩小的狭长河岸呢？一切取决于伏尔加河渡口。他知道自己损失惨重的部队已经让德国人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但战役的结局不仅取决于双方部队的数量，更取决于坚强的意志与决心。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坚持第62集团军的口号：“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决不退过伏尔加河。”这确实已经成为众多红军战士的神圣誓言。许多英勇战斗的英雄事迹在这一时期涌现，其中一件发生在工厂区南部的战斗中。苏军第193步兵师下属一支海军步兵分队据守着某个学校废墟，他们的反坦克手雷已经用光了，而德军坦克又发动了一次攻势。水兵米哈伊尔・帕尼卡赫抓起两个燃烧瓶冲了上去，正当他要投掷第一个燃烧瓶时，一颗德军子弹无巧不巧打中了他手中的瓶子，火焰瞬间吞没了他。他向前猛冲了最后几码，撞到敌坦克的侧面，把另一个燃烧瓶砸在炮塔后面的发动机舱盖上，让它变成一团火球。
德军指挥官们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们的士兵极度疲劳，士气亦颇受打击。第389步兵师的士兵们希望部队会因伤亡太大而调回法国，他们对此毫不掩饰。战线后方的德军战争墓地每天都在扩大。那些听到希特勒9月30日在柏林运动场演说的人也提不起太大精神，演说中希特勒吹牛说什么尽管德国已经从顿河打到了伏尔加河，西方盟国却并不感谢德国的这一成就。又一次，希特勒向命运发出了挑战，誓言“没有人能将我们从那个地方移开。”
第十一章 叛国者与同盟军
“对于斯大林格勒会战，我们俄国人完全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一位退役老军官说。“首先，我们不抱幻想，愿意承受任何代价。”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苏维埃政权和绝大多数的战士们对此不抱幻想。但我们也要记住那些极少数的人，那些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承受战斗造成的极度紧张的人，这不是侮辱他们的勇气，相反，这见证了他们的勇气。
苏联当局是冷酷无情的。“在这座燃烧的城市中，”崔可夫写道，“我们不能容忍怯懦行为，我们不能给它以任何生存的空间。”斯大林引用列宁的话来警告士兵和有关平民：“那些不想尽办法帮助红军的人，那些不服从红军命令和纪律的人，都是叛国者，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掉。”所有的“温情主义”都不可接受。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如同前线部队总要冒被己方大炮或飞机误杀的风险一样，军事审判执法不当的事情肯定存在。
执行这种极端残忍的纪律开始是很困难的。直到10月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门才感到可以向莫斯科报告“失败主义情绪基本被消除，叛国事件的数量正在逐渐减少。”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阵前当场执行与法庭审判后执行的处决案例共计13500件，表明苏维埃政权对自己的战士象对敌人一样绝不宽恕。包括未经许可撤退，自伤，逃亡（开小差），投敌，腐败以及反苏行为等等所有罪行，均被政治委员们定义为“非常事件”。如果看到自己的战友准备逃跑或向敌人投降而没有马上向他们开火，也会被判有罪。九月底的一次战斗中，一群苏军士兵投降以后，德军坦克不得不迅速向前开进，以保护这些人免遭苏军射杀。
崔可夫最弱的部队是民兵组建的特别旅，主要是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的工人。为了防止他们逃跑，在他们后面部署了装备精良的共青团志愿者或NKVD部队组成的“封锁组”，他们的政委都穿着黑皮夹克，拿着左轮手枪，令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想起了1918年的红色近卫军。在北部的里诺克，第124特别旅抵抗着第16装甲师的进攻，战线后方的“封锁组”迫使那些精神崩溃的人逃向德军一方。多勃雷宁向赫鲁晓夫报告说，9月25日，包括两名军士在内的十名逃兵投向德军。第二天晚上又有5个人跑了。根据德军对第一批逃亡者的审讯报告，他们的连队只剩下55人。“在9月18日的进攻中他们损失惨重，自那以后他们就没有接受新的任务。前线后面是由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的第二条战线，装备有重机枪和手提轻机枪。”
来自斯摩棱斯克的一名苏军上尉却因另外的原因逃亡。他在8月顿河河曲战役中被俘虏，不久即设法从德军看管处逃脱。但当他向红军重新报到归队时，“他却根据斯大林的某个命令被视作逃兵抓了起来，”送进第149特别旅所辖的惩戒连。
另外一些逃亡的原因令德国人产生了错误的乐观情绪。“俄国人的士气实在太糟了，”第79步兵师的一名军士写信回家。“大多数投向我们的逃兵都是因为饥饿。也许今年冬天俄国人会遭受一场饥荒。”苏联方面的记录对这一时期苏军心态做了大量披露。第178后备步兵团三名士兵开小差，某中尉领命去抓三个人来充数，不管是士兵还是平民。即便不是大多数的话，逃兵中也有许多人是被征来充数的老百姓。例如，第15近卫步兵师的93名逃兵中，大部分是“撤退到克拉斯诺阿梅斯克的斯大林格勒市民”。“这些人完全没有接受过训练，有些人没有军装。由于动员太急，许多人的通行证没有收回。”这份呈交莫斯科的报告承认，没有收回通行证是严重错误。“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手里有通行证，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回到伏尔加河东岸。必须马上将所有战士的通行证收回。”
有谣言说德国人允许住在德占区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逃兵回家，政治委员们对此大为恼火。“德国特务发现我军缺乏政治教育，他们利用这一点对我军进行腐化，企图劝说不坚定的战士逃亡，尤其是那些家在德军暂时占领地区的人。”这些因德军推进而沦为难民的人对他们家庭的命运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有时逃兵会在与其同一个师的数百名战士眼前被当场枪毙。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判了死刑的人会由NKVD特科所属警卫部队带到战线后面某个舒服点儿的地方。那里，他被要求脱掉衣服，这样军装和靴子还可以重新利用。可即便如此简单直接的任务有时也不能按计划完成。第45近卫步兵师处决了一名士兵，心存疑虑的卫生员发现那个该死的家伙还有一口气。他刚要喊人帮忙，敌人的炮击开始了。这个被处决的士兵坐了起来，摇晃着站起身，跌跌撞撞地朝着德军阵地的方向跑去。“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送给莫斯科的报告说，“他是死是活。”
第45近卫师特科射手的枪法之差，简直超乎想象，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他们多喝了几杯伏特加之后干出的“绝活”。还有一次，他们受命处决一名因自伤而被判死刑的士兵。象以往一样，那人给脱去军装，毙了，扔在一个弹坑里。尸体上面盖了一些土，行刑队就回师部了。两小时以后，这名本该被处决的士兵，内衣上全是血和泥，又磕磕绊绊地摸回了自己那个营。同一支行刑队不得不再次出动第二次枪毙他。
很多情况下，逃兵家庭所在地的政府都能得到通知。根据第270号命令，家属会受到迫害，这是一种额外惩罚，更是一种警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和特科官员们将对家属的报复作为绝对必要的手段，来威慑其他心存“溜”念的人。
NKVD特科在审讯逃亡案件时，肯定对嫌疑人施加了强大压力令其指控他人。（第51集团军）第302步兵师的一名新兵被某个同志指控曾经说过“如果我上前线，我就是第一个投降德军的人”这样的话。“在审讯中，”他据称承认曾劝说其他五个人与他一起走，并“说出了”他们的名字，但这可能是他在NKVD的压力下编造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阴谋。
政治委员们认为，对于部队中的逃亡事件，“军官们的粗心大意和慈悲心肠”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作为一种只针对红军军人不执行命令或从战场撤退的极端手段”，军官们运用手中权力枪毙下属的事件也是数不胜数。甚至当局也极其罕见地认为军官们过于严厉了。“10月17日/18日夜，（第64集团军204步兵师）两名士兵失踪。团首长和政委命令连长枪毙逃兵所在排的排长。”这名十九岁的少尉五天前才来到这个团，根本不了解那两名逃兵的情况。“连长执行了命令。他到那条战壕，当着指导员的面，朝着排长的头就是一枪。”
出于吹嘘苏维埃联盟包容一切民族的国家性质，政治委员们可能已经透露了一个实情：第62集团军将近一半的士兵不是俄罗斯民族。但宣传机构却有更多的理由就此话题保持沉默。对来自中亚细亚的“血肉长城”显然期望过高，“他们弄懂一件事情简直太费劲了，”一名派去指挥某机枪排的俄罗斯族中尉报告说，“与他们共事真是困难。”由于对现代技术缺乏了解，他们更容易被空袭搞得晕头转向，甚至吓破了胆。语言困难以及由此造成的误解自然令情况更加糟糕。第196步兵师某部队绝大多数是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鞑靼人，“损失之巨大，以致于不得不将其从前线撤下进行重组。”
政治委员们知道情况的确很糟糕，他们唯一的反应也在预料之中：“在宣传解释入伍誓词和惩办叛国行为有关法律的过程中，必须把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所有人民这一最高神圣目标灌输给所有非俄罗斯民族的指战员们。”他们的灌输不可能非常成功，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争所为何故。第284步兵师的一个鞑靼人无法继续坚持战斗，决定逃跑。他趁着天黑从自己的阵地里爬出来，没被人发现，但在无人地带却迷失了方向。这个家伙丝毫没有查觉，又爬回第685步兵团的阵地，看到一个指挥部掩体，就钻了进去。他以为自己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并且认为眼前盯着他看的军官一定是德国人，身上的苏军制服不过是一种伪装。“他宣称过来投降，”报告的记录是这样的，“这个叛国者被处决了。”
政治委员们同样存在官僚之间那种扯皮推诿的作风。“界定非常事件特别困难，”方面军政治部对莫斯科的谢尔巴科夫解释说，“因为很多情况下我们不知道这个士兵是开小差了，还是投到德国人那边去了。”“在战斗条件下，”该政治部在另一份报告中说，“明确了解特定一组士兵的下落不太可能。第38步兵师一名中士和一名士兵离开阵地去领全连的口粮，但他们再也没有回来。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他们可能被炸死，也可能已经逃亡。除非有人看到他们，不然我们只能猜测。”
军官们清点士兵人数时也常常出错。一些不在战位的人被列入叛国者名单，然后又发现他因伤重已被后送到某野战医院。有一名士兵从医院里跑出来，回他的部队继续战斗，却发现他被列为逃兵并已受到审判。军官们的粗心很多时候都是故意的，为了多领口粮不向上级报告阵亡情况。这种自军队出现之日起就已存在的古老把戏，如今却被定义为“扰乱军事编制的犯罪行为”。
九月共计发生了446起逃亡事件，而多勃雷宁也承认在数据统计方面困难重重。虽然没有提到其它方面如“投敌”的统计数字，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内部的集体逃亡报告还是显示了问题的严重性。例如，连续三个晚上某营就共有23人开小差，结果“在前线的前面建立了”“一个保护区”，军官们进行“24小时警卫”。
自伤事件与开小差一样都是欺骗行为。罗季姆采夫第13近卫步兵师的一个士兵被押送到包扎所，因为大家怀疑他打伤了自己的手。当德军大炮开火时他想趁黑逃跑，但给拽了回来。一个医生委员会检查了他的伤口，宣布是自伤。他所在的营挑选了一些士兵，亲眼看着这个犯人被执行枪决。军官也会因自伤而遭判罪。第196步兵师一名19岁的中尉被指用冲锋枪打穿了自己的左手掌，他也在同一部队其他军官的面前被枪毙。报告以并不令人信服的逻辑暗示，此人的犯罪行为是自己暴露的，因为他曾经“试图索要绷带隐藏伤口。”
假装生病逃避战斗同样是欺骗行为。“某野战医院共有11名士兵装聋扮哑，”多勃雷宁写道，但他随即冷冷地对结果表示了满意：“医疗委员会判定他们适合执行军事任务，并决定将报告送交军事法庭。这时，他们马上开始相互交谈。”
自伤的极端方式是自杀。与德国国防军一样，苏联当局将自杀视为“怯懦的一种表现”，或是“不健康心态”的产物。怯懦行为有许多种解释。某飞行员飞机被击中，他跳伞逃生。由于认为自己落到了德军后方，着地后他马上把预备党员的党证撕掉了。虽然苏联宣传机器一直强调德国人会当场枪毙被俘的共产党员，但他回到基地后，政治委员还是以斯大林第270号命令指控他有怯懦表现。
NKVD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不放过任何“反苏行为”的蛛丝马迹。例如，“带有德国传单的人要移交NKVD。”捡德国传单是非常危险的事，即使是用它卷makhorka烟也不行。如果某个士兵发脾气，骂自己的上级，骂红军，他的罪名就是“反革命宣传”或“不相信我们的胜利”。第204步兵师一名下士K被处决，因为他“污蔑红军领导人，对他的指挥员进行恐吓威胁。”第51集团军的两名士兵批评苏维埃政权，也被移送NKVD处理。其中一个“散布法西斯言论，说集体农庄的劳动者象奴隶一样，”另一个说“苏联宣传机构为了提高军队的士气而撒谎。”
“反苏行为”案件经常以“背叛祖国罪”的罪名进行处理，因此在前线相对较少。军官们基本上遵循着1812年俄国陆军的非正式信条：“士兵嘀嘀咕咕，军官充耳不闻。”大多数人都承认，在战争中人们面对死亡的威胁，需要把自己的真心话说出来。同处前线的战友之间并不讳言共产党官员的无能、腐败和欺软怕硬。牺牲的可能性随时存在，因此他们根本不在乎政治委员和特科的告密者。两军战壕近在咫尺，怎么死都是死，不管是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还是接受苏维埃国家最后一份口粮，NKVD的“九克铅丸”。
大部分记录在案的反苏行为发生在后方。新征入伍的士兵如果牢骚满腹，更容易被同伴检举揭发。在第178训练营受训的某位斯大林格勒市民斗胆说了句冬天一来他们都会挨冻受饿的话，就马上遭到逮捕。这要“感谢新训士兵K.和I.的政治觉悟”。NKVD的妄想与偏执在伏尔加河东岸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运输和工程部队中造成极大影响。12名士兵和5名军官，包括两名高级军官于10月被捕，理由是“失败主义性质的反苏行为”。“被捕者中有一名少校来自被占领地区”，报告补充说，并宣称有大量证据证明他们计划“背叛祖国，投降敌人”。
新闻报道声称，前线将士们在战壕中热情地讨论斯大林同志英勇无畏的领袖作用，高喊着“Za Stalina”（为了斯大林）投入战斗，这纯粹是宣传。士兵诗人尤里・贝拉什写道：
“千真万确
战壕中我们想到的，只有
斯大林”
不管苏联新闻机构如何努力渲染个人英雄主义的伟大事迹，斯大林格勒前线的宣传却证明当局对个人完全缺乏尊重。报纸上，是崔可夫在军事委员会某次会议上喊出的一句口号：“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保卫这座城市的一块城砖。”崔可夫的一位部下充满激情地补充说，第62集团军“好象是活着的混凝土，把这座在斯大林精神鼓舞下的城市的一砖一瓦牢牢浇筑在一起”。在战后马马耶夫岗上建起的巨大纪念碑上，这一主题得到了最彻底的宣示，废墟中的士兵形象刻意突出在浅浮雕的砖墙上面。这座纪念碑是为苏联修建的，不是为士兵们修建的，它最终把这些士兵变成一支陶俑军队，好象中国皇帝的那些陪葬品。
甚至日常行政工作也给人同样的印象，士兵是可以随便抛弃的东西。新皮靴、新制服和新装备全部留给那些在后方组建的新集团军。斯大林格勒前线士兵的保障物资不来自于军需部门，而来自于死去战友的尸体。掩埋尸体的时候，任何东西都不能浪费。无人地带的尸体甚至在夜间会被专门派去的人扒得只剩内衣。倒下的战友，躯体半裸躺在开阔地里，这情景让许多人心生厌恶。严冬降临，雪地伪装服变得尤其珍贵。受伤的士兵必须要在伪装服染上血之前把它脱下来。但是很多时候，有些士兵负伤过重无法自己脱下伪装服，当战友过来扒他们的衣服时，他们还要因其染上了血渍而再三道歉。
在斯大林格勒，格劳斯曼仔细地观察着他的同胞，不承认他们早已心硬如铁，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了。“生活对一个俄罗斯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他写道，“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相信生活是可以改变的。在前线，我看到对待事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不可思议的乐观主义，和完全的悲观失望。没人相信战争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人们也不相信月复一月的辛勤工作会让我们取得胜利。”事实是，在这场恐怖的战争中，你只能想着如何活下去，活过这一天，活过这一个小时。抛开这些想别的，就是极其危险的幻想。
士兵们至少还能打仗，而且有相当不错的食品供应维持生存。滞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平民可就一无所有了。历经五个月的战事以后，仍有大约10000多平民，包括1000多儿童，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废墟之中。他们演绎着斯大林格勒整个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故事。
苏联方面的资料宣称，首次空袭的次日，即8月24日，斯大林格勒居民终于被允许撤过伏尔加河，到9月10日，共计300000平民撤退至东岸。但从这座城市庞大的人口数字来看，这一统计根本不准。由于NKVD控制了河上交通，当时足有50000多平民滞留西岸，而当局对此不予承认。
官方组织的最后一次撤离混乱不堪，悲惨无比。涌动的人潮中，许多家庭在最后一刻被毫无理由地拒绝登船。而汽轮超载过度，也装不下更多的人了。留在码头上的人们眼看着渡轮离开，他们陷入绝望之中。然而，“渡轮仅仅开出码头50码，就被一枚炸弹击中，在他们的眼前起火下沉。”
由于第六集团军的快速推进，很多平民陷于德军占领区，根本到不了伏尔加河河边。9月2日，希特勒下令清除斯大林格勒的平民，然而平民的第一次大规模迁移很大程度上却是自发的。9月14日，一大股难民离开城市，向西进入德占区，小推车上，手提箱里是少得可怜的个人财物。一名德国记者亲眼目睹若干被炮火炸死的平民尸体，血肉模糊，残缺不全，路边电线上还粘着一只断手。安全逃入德占区的平民也找不到任何食物。第六集团军的下属部队早已着手搜集、收割占领区的所有粮食以供己用。甚至是那些当过白卫军，用面包和盐欢迎德军解放的哥萨克农民，也被抢走所有的牲畜和谷物。
正如第295步兵师某位军士长在家信中无意中揭示的那样，难民的景象会令人的思想产生奇怪的混乱。“今天我看到大批难民从斯大林格勒的方向过来。悲惨景象难以形容。孩子、妇女、老人――象爷爷一样老――就躺在路边，衣衫单薄，根本不能御寒。尽管他们是敌人，但我还是深感不安。我们的家园仍然远离这样的痛苦，因此一点我们怎么感谢元首和上帝都不为过。在这场战争中，我已目睹了太多的苦难，但俄罗斯是最重要的目标。尤其是斯大林格勒。你们不会理解这一切的――除非亲历此境。”
留在城市里的上千名妇女和儿童把临时的家安在废墟的地下室、下水道、以及陡峭河岸上挖出的洞穴。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甚至还有一些惊恐万状的平民躲在马马耶夫岗的弹坑之中。当然，许多人没有活下来。第一次来斯大林格勒的西蒙诺夫对此深感震惊。“我们从桥上跨过某个横切城市的冲沟。展现在我眼前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这条冲沟在我左右延展开去，生机勃勃，好象一个布满洞穴的蚁山。冲沟两侧居然已经开出完整的街道。洞穴的出口处盖着焦黑的木板或原木。女人们把能用的东西都用起来了。”
他提到了士兵和平民在斯大林格勒所经受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但马上就打消了那一点儿多愁善感――“这些事情无法避免，正在进行的斗争事关我们的生死存亡。”西蒙诺夫接着描写了一具淹死的女尸，死者被冲上河岸，绑在一桩烧焦的原木上，“手指焦黑难辨。她的面部表情扭曲变形，表明她死前一定经历了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是德国人干的，在我们眼前干的。别让德国人在所有看到这一切的人们面前乞求饶命。斯大林格勒之后，我们决不饶恕。”
尽管寻找栖身之所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但平民最终的难题是根本找不到食物和水。每次轰炸间歇，女人和孩子们就从地洞里爬出来，抢在野狗和老鼠之前从死马身上割些肉下来。食物搜索队的主力是儿童。岁数小，个头小，敏捷灵活，这大大降低了他们成为目标的可能性。这些小孩子在夜间溜到伏尔加河南岸那个巨大的谷仓――虽已被烧毁，但德国人最终还是占领了它――把烧焦的麦子装满各式各样的包裹，然后一溜烟地跑掉。守卫这些谷仓以供己需的德军哨兵打死了相当多的小孩。那些试图偷点德国陆军罐头的孩子也会被当场打死，不管是在斯大林格勒，还是在后方。
德军士兵自己同样利用斯大林格勒的孤儿。日常如为水壶装水这样的工作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苏军狙击手隐蔽在暗处，准备射杀任何移动目标。所以，只要许诺一小片面包，他们就能驱使苏联小男孩或小女孩下到伏尔加河河边去为他们装水。苏军一方马上就察觉了这边的情况，红军士兵也打死过执行类似任务的小孩。这种毫无人性的事情在列宁格勒围困战的早期也发生过。德军部队用平民当盾牌。斯大林马上向红军部队发出一道命令，消灭任何服从德军指挥的平民，即便他们是被迫行事也不例外。这一指示在斯大林格勒同样得到贯彻执行。“敌人，”第37近卫步兵师报告说，“强迫平民去拖德军阵亡官兵的尸体。不管他是谁，只要想移走法西斯的死尸，我们的士兵就向他开火。”另外一些儿童就要幸运得多。他们跟随某些苏军部队或指挥机关，许多孩子承担通讯员、侦察兵或间谍的任务，而更小一点的孤儿，也就是四到五岁的样子，都成了部队指战员的宠儿。
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建立了两个军管司令部，一个负责城市中心和北部地区，一个负责察里津河以南地区。每个司令部各辖一个宪兵连，除其它职责外，还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以及平民的登记和撤退事宜。德军并发布命令拒绝登记者一律枪毙。犹太人被勒令在袖子上缝一个黄星。军管司令部与特派员威尔海姆・莫里茨领导的战地秘密警察合作密切。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一名被俘的军管司令部军官承认，审讯过程中，他们还负责挑选“合适的”平民去德国做苦役，并把共产党员活动分子和犹太人转交党卫队保安处。苏联方面的资料宣称，德军在战斗中共计处决了3000名平民，并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60000多名平民从斯大林格勒运回德国当奴隶劳工。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犹太人和共产党员被第六集团军军管司令部逮捕并转交党卫军。随着第六集团军的推进，特别队4a也跟着第24装甲军于8月25日抵达Nizhne-Chirskaya地区，并立即屠杀了两卡车儿童，“大部分年纪在6岁到12岁之间”。他们还根据某些哥萨克的指控处决了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官员和NKVD的告密者，这些哥萨克的“富农”家庭深受苏维埃政权的专政之苦。特别队在斯大林格勒地区一直呆到九月的最后一周。
10月5日撤离平民的规模较大，而最后一次撤离平民是在11月初。平民在站台上被一批批挑选出来，装上后送的闷罐车。难民的凄惨状况显而易见。聪明点儿的随身带了尽可能多的毯子，在以后的几周时间内可以用其交换食物。这些斯大林格勒市民先被送往沃罗波诺沃村（现名戈尔科夫斯基）的一个临时集中营，再从那里转运至马里诺夫卡、卡拉奇和Nizhne-Chirskaya等地的集中营。
与被俘的红军战士相比，平民受到的待遇还不算太糟糕。截止9月11日，古木拉克附近的集中营一共关押了2000多名战俘，其中大多数来自工人组成的民兵营。食物扔进铁丝网的时候，苏联军官负责维持秩序，必要时还得挥一挥拳头。没有医疗设施，一名苏联医生竭尽全力帮助伤员，但是“对于救治无望的人，他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只是帮助他们从痛苦中解脱出去。”
后来对平民的围捕集中要更加残酷。最后，“黑压压的一大群人”被赶入斯大林格勒第一场大雪之中。这最后一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斯大林格勒市民被驱往卡尔波夫卡等地的集中营。那里的条件之差，难以想象，甚至连“集中营”这个名字都是名过其实了，因为那不过是在开阔的草原上用铁丝网围起的一片空地，连草棚都没有。为了躲避刀割一样的寒风，犯人们只好用双手在地上挖洞然后蜷缩在一起。11月7日是十月革命节，当晚苏联犯人低声唱着歌以示庆祝，然而不久就下起了大雨。次日清晨，气温骤降，严重的霜冻令这些衣衫湿透的人浑身哆嗦。许多人死了。瓦伦蒂娜・纳菲奥多娃躲在一个洞里，她身边有一位母亲，膝盖上紧抱着一个男婴和一个女婴，女孩活下来了，男孩死在她的怀抱里。纳菲奥多娃的小表弟那天晚上也被活活冻死。
这些集中营的警卫多是身穿德军制服的乌克兰人。（注1）许多人是自称为bulbovitsi的极右翼民族主义份子，这个称呼来自于以残忍对待受害者著称的Taras Bulba。当然，不是所有的警卫都那么无情。一些人在接受贿赂后也允许犯人逃跑。但在空旷的草原上，逃跑的人很快就会被军管司令部的人重新抓住。而在莫洛佐夫斯克集中营，贡察罗夫一家，包括母亲、祖母和两个孩子，全赖一名德国医生的好心幸免于难。这名医生将他们一家重新安置到附近的一所农宅中，因为11岁的尼古拉得了非常严重的冻伤。
注1：截至1942年1月31日，大约270000名乌克兰人被从监狱集中营中征调出来。其它人则是自愿参加的平民。根据NKVD的一份报告，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党卫军特别队拥有800名穿制服的乌克兰武装青年，负责警卫和押送任务。
在城市中还有几千人在竭力躲避围捕，他们在废墟中过着一种穴居生活――“没有人知道我们”――但最终都因食物中毒或水源污染而疾病缠身。在城市的外围，孩子们象夜间出没的野兽一样四处搜寻草根和野果。有时，一名德军或苏军士兵――这要取决于所处的战线位置――给一片发霉的面包就能让他们活三到四天。妇女们为了活下去或养活自己的婴儿，不得不出卖枯瘦的身体。甚至还有关于废墟中临时妓院的报道。在这种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俄罗斯妇女和德军士兵之间也会产生某种说不清楚的爱情。这种关系不多，但几乎都会致人于死地。一名斯大林格勒妇女被控“用一块白手绢向敌人发信号”，结果发现她的地下室里藏着三个法西斯。她被移交给NKVD，三名德军士兵则被当场枪毙。
但在远离城市的地方，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杀害德军战俘的事情也越来越少。十月份正是朱可夫与他的参谋人员计划大反攻的时候，苏军情报部门对战俘提供的准确情报需求量大增。
苏军对德军战俘的审讯一般在抓获俘虏的次日开始，讯问的程序相当固定。主要目的是确定他们的所属部队，判断其现存的军力，保障程度和士气状况。德军战俘还会被问到以下问题：他们是不是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化学战的前期准备工作有哪些？他们是否听说过或看到过游击队的活动？苏联宣传传单有多大作用？他们的军官是怎样向他们解释共产党的？1941年6月以来他所属的师的进攻路线？（这一问题是要了解他们是否与途经某些地区的战争犯罪行为有关联。）如果战俘来自于一个农民家庭，那他的家乡是否有苏联战俘为他们工作？当然还要了解战俘的姓名。战俘的家信一律没收，为的是要了解德国国内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在1942年暮夏和秋天这段时间，英国皇家空军实施“千机大轰炸”之后，NKVD的审讯人员尤其关心轰炸对平民士气和前线士兵的影响。后来，NKVD震惊地发现居然有如此众多的苏联平民配属给德国陆军，其中很多还是红军士兵，他们就试图从战俘那里了解每个连队有多少这样的苏联人。
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战俘们通常都会捡俄国人爱听的话说。但有时他们讲的也确是实情。“老兵们，”一名下士说，“都不相信戈培尔塞进我们脑袋里的宣传。我们都记得1918年的教训。”到了九月中旬，被俘德军士兵公开向苏联审讯人员承认，他们所有人都“害怕冬天的来临”。
许多战俘的审问工作是由NKVD大尉N・D・迪亚特兰科进行的，他隶属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7部，会讲德语。第62集团军情报部副部长卡普兰中校则要通过他的翻译德卡切夫讯问战俘。卡普兰的工作效率非常高。一名重伤被俘的德军下士承认第24装甲师只剩下16辆坦克，然后，卡普兰在这页记录的下面注明：“审讯未能完成，因为这个人马上死掉了。”
卡普兰早就知道德军与罗马尼亚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他对国防军内部的紧张关系也非常感兴趣。奥地利战俘也许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抱怨德国军官对他们的歧视行为。第24装甲师一个32岁的捷克人于9月28日被俘，他甚至表示了愿为苏联作战的意向。但是，红军情报机关此时优先考虑的重点，是准确判断德国人对顿河方面军当面以及卡尔米克草原上的其它轴心国军队的依赖程度。
许多德军团级指挥官此时却对派遣来的新兵感到恐慌。第14装甲师某军官写道，必须采取“非常积极的手段”来改变“缺乏意志与勇敢的状况”。
但最大的弱点是那些在希特勒的战争形势图上齐装满员的轴心国军队。满载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的火车，在开往前线过程中屡遭游击队袭击，他们的士气因而大受打击。不久他们又开始经受苏军的空袭，尽管空袭根本没有造成什么伤亡。最后，当苏军用“斯大林管风琴”进行地面轰击时，他们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苏军飞机撒下匈牙利语、意大利语和罗马尼亚语传单，告诉轴心国士兵不要为了德国人作无谓的牺牲。这种宣传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极其有效。匈牙利军队征召的塞尔维亚人和鲁塞尼亚人最喜欢开小差。“我们怎么可能相信那些非匈牙利人呢？”巴洛夫下士在日记中写道。红军情报机构向莫斯科报告说，许多小股部队甚至在到达前线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一起逃亡的计划。苏军进攻时，他们就躲在战壕里等待投降。
某团一名鲁塞尼亚逃亡者在接受NKVD审讯时，称他的绝大多数战友“坐在战壕里，整天”祈祷“上帝让我活下去。大部分士兵不想打仗，但也不敢开小差，因为军官们告诉大家俄国人会拷打并枪毙投降的敌人，而他们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
这些轴心国军队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指挥和联络一塌糊涂。前线部队不停地被友军炮击或轰炸。“上帝保佑，让这场战役快点结束吧，”巴洛夫下士写道，“所有人都在轰炸我们，炮击我们。”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又写道：“噢，上帝啊，停止这场恐怖的战争吧。如果我们再呆下去，我们的神经会崩溃的……我们还会回家去享受一个愉快的星期天吗？我们还有机会再一次倚在自家大门边吗？家里的人他们会记得我们吗？”士气如此低落，以至于匈牙利军事当局禁止士兵写家信，担心这些信会在布加勒斯特引起严重不安。收买军心的法子此时也失去了作用。在发起新的进攻前，为了激励士兵作战，军方“提供了最好的食物――大块巧克力、果酱、猪油、糖和古拉什（译注1）”，但很多士兵吃完以后胃都疼得厉害，因为“呆在这地方的人吃不了这么好的东西。”
“俄国射手的水平真高，”9月15日巴洛夫写道，“上帝呀，别让我成为他们的靶子。我们面对的是最好的俄国军队，”这位对形势一无所知的下士接着写道，“由铁木辛哥率领的西伯利亚步兵。我们真冷啊，可现在居然还没到冬天。如果我们继续在这儿呆到冬天，那可怎么办呢？保佑我们吧，圣母，让我们能够回家。”第二天的日记――再次对“上帝和圣母”的祈祷――是最后一页。巴洛夫的日记从顿河岸边他的尸体上搜出来，并在几天后由瓦图丁将军的西南方面军司令部翻译成俄语，送交莫斯科。
译注1：匈牙利式炖牛肉牛肉或小牛肉与蔬菜做的炖菜，主要用红辣椒调和。
意大利第8集团军布防于顿河方向，两侧是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从8月底德国人就对意军的状况深表关注。元首统帅部不得不同意用第24军加强意大利人的防御。24军参谋人员在给联络军官的指示中说：“你们必须礼貌地对待他们，政治和思想上的相互理解是非常必要的……意大利的气候和环境使它的士兵与德国士兵有很大不同。他们有时极易疲劳，有时精力又特别旺盛。对于勇敢地来到这个艰苦陌生的环境帮助我们的意大利盟友，你们不应该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不要用粗鲁的词汇称呼他们，不要过分苛求他们。”但是，相互理解并不能令意大利人对这场战争缺乏兴趣的态度有所转变。某营未开一枪即被苏军全部俘虏，苏军审讯人员问一名下士这是为什么，那名下士以典型的西西里逻辑回答说：“我们不还击，因为我们认为那可能是一个错误。”
第六集团军为了显示反共产国际阵营的广泛性，还在第100猎兵师序列中编入了第369克罗地亚团。9月24日，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元首安特・帕维利奇博士飞到前线检阅他的士兵并为他们授勋。他受到了保卢斯将军的欢迎，德国空军的地面部队还组织了一个仪仗队。
从战略角度上看，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最重要的友军部队，是部署在其两翼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但是，这两支部队装备低劣，力量不足。在希特勒要求增加更多部队的压力之下，罗马尼亚当局又征发了2000名犯有强奸、抢劫和谋杀罪行的刑事犯派往前线，其中半数被安置在第991特别惩戒营。但是，许多人在这支部队首次与敌遭遇时就都逃跑了，以致于该部队不得不解散，剩余人员转入顿河前线的第5步兵师，驻守在塞拉菲莫维奇当面。
苏军对罗马尼亚部队后方的渗透，令罗军军官不胜其烦。部队中爆发的痢疾也让他们疑神疑鬼。“俄国特工，”罗马尼亚第1步兵师的一份警告文件称，“已经开始在我军后方进行大规模投毒活动，目的是在我军部队中造成伤亡。他们使用砒霜，一克就能杀死十个人。”毒药据称藏在火柴盒里，而“特工”的身份是“妇女、厨子、以及与协助进行食品保障的工作人员”。
派去与罗军联络的德国人，无论军衔高低，说起罗军军官对待部下的态度都是大大地摇头，他们的派头只能用“君君臣臣”来形容。一位奥地利伯爵格拉夫・斯托尔伯格报告说：“基本上军官们没一个好东西……他们对自己的部下一点都不关心。”第305步兵师一位工兵下士则注意到罗军野战厨房要准备三种伙食――“一种给军官，一种给军士长，一种给士兵。士兵的那一种份量特别少。”
德、罗两军之间的关系，从他们频繁的相互怒骂中即可看出一二。“罗马尼亚与德国为了共同的利益战斗在一起，我们的友谊是用鲜血凝就的。为了防止罗马尼亚士兵与德国士兵之间今后再发生令人不快的冲突和误会，”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总司令建议组织“访问、晚宴、派对、小型宴会等活动，从而在罗军部队与德军部队之间拉起一条更加紧密的精神纽带”。
1942年初秋，关于德国国防军对“希维人”（Hiwis）――Hilfswillige的简化说法，意为志愿协助者――的依赖程度，红军情报官员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希维人中有一些的确是志愿者，而大多数都是苏联战俘，他们从战俘营中征召出来以弥补人力的不足，主要从事体力劳动，但执行战斗任务的希维人也越来越多。
位于顿河大河曲的第6军参谋长格劳斯科特上校在给贝克将军的一封信中评论道：“我们被迫以苏联战俘加强战斗部队，许多战俘当上了炮手，这一点令人非常不安。我们曾经与之作战的‘野兽’现在却与我们合谐共处，亲密无间，怪哉。”在一线各师中，第六集团军共配属了50000多名苏联辅助人员，占了德军全部军力的四分之一强。第71和第76步兵师各有8000多名希维人，基本上与11月中旬这两个师德军人数相等。（关于第六集团军其它战斗部队和辅助部队使用了多少希维人，并无准确的数据统计。根据估算，第六集团军使用的希维人总数可能在70000人以上。）
“德国陆军中的俄国人可分为三类，”一名被俘希维人告诉NKVD审讯人员。“第一类是德军动员组织的士兵，所谓的哥萨克部队，直接配属于德军各师。第二类是希维人，有当地老百姓，志愿加入的俄国战俘，以及开小差投降德军的红军战士。这一类人身着全套德军制服，有自己的军衔和标志。吃的与德军士兵一样，配属于德军各团级单位。第三类是干脏活的俄国战俘，打扫厨房、马厩什么的。这三类人的待遇完全不同，志愿者获得的待遇自然是最好的。普通士兵对我们还不错，但奥地利某师的军官和军士长对我们态度最差。”
这名希维人是1941年11月从Novo-Aleksandrovsk战俘营挑出的11名苏联战俘中的一人，他们都是为德国陆军工作的。在随后的日子里，其中8人因精神崩溃而被枪毙。这名幸存者在某步兵师的野战厨房里削土豆，干点杂活，后来又被派去照料马匹。此人还说，许多组建起来用于打击游击队和进行后方镇压活动的哥萨克部队，都有大量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希特勒对于“劣等”斯拉夫人身穿德军制服的做法并不买帐，所以这些人只好被认定为哥萨克，从而在种族上勉强变得可以接受。但是，这种变通却将德国方面深层次的矛盾表露出来。纳粹种族优劣论是要把斯拉夫人全部消灭，而陆军职业军人则认为他们的唯一希望是充当解放者的角色，把俄国人从共产主义制度下解救出来。早在1941年秋天，德国陆军情报机构就已经得出结论，国防军在俄国不可能取胜，除非它将这场入侵变成另一次内战。
德国人的信誓旦旦把集中营中的许多人盅惑成为志愿者，但这些希维人不久就觉醒了。那名鲁塞尼亚逃亡者在审讯中描述了他在一个小村子里找水时碰到的几名希维人。他们都是乌克兰人，原本希望逃到德国人一边，就可以回家与家人团聚。“我们听信了传单上的话，”这些人告诉他，“想着能回家，回到妻子身边。”但是，他们却发现自己又穿上了德军制服，接受德国军官的训练。纪律是无情的。他们随时可能因为诸如在行军中掉队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被枪毙。他们不久就会被派往前线。“这就是说你要杀你自己的同胞了？”鲁塞尼亚人问道。“如果我们跑回俄国人那边，我们会被当成叛国者。而如果我们拒绝战斗，我们也会被德国人枪毙。”
大多数德军一线部队似乎对待自己部队里的希维人还算不错，当然亲切之中还是有一点鄙视的意味。第22装甲师驻扎在顿河西岸的某反坦克炮兵分队有一名希维人，他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伊万”。德国人经常要去岸边小村庄里喝点小酒，这时，他们就给伊万一件大衣，一支步枪，让他看守火炮。但有一次，他们不得不飞奔回来救这个希维人，因为一群罗马尼亚士兵发现了伊万的真实身份，要当场枪毙他。
对于苏联当局来说，前红军战士在德国国防军中效力这件事真是如芒在背，如箝在喉。他们匆匆忙忙得出的结论，是特科的工作和清洗还不够。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和NKVD对德军使用希维人渗透、进攻苏军防线的问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在前线的某些地段，”谢尔巴科夫被告知，“原俄国人身穿红军制服，渗透到我们的阵地中进行侦察，抓捕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带回去进行审讯。这类事情发生过好几起。”9月22日夜，在第38步兵师（第64集团军）的防区，一支苏军侦察巡逻队撞上了一支德军巡逻队。红军战士回来后报告说，至少有一名“原俄国人”与德国人在一起。
在随后的三年里，SMERSH集中全力了解叛国的原因，这实在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而“原俄国人”这个词的使用，也就等于把成百上千的人判了死刑。苏联将这些反抗者和叛国者的国籍草草地一笔勾销，就是希望人们对伟大卫国战争不要有一丝一毫的反感。
第十二章 铁石堡垒
“斯大林格勒会变成第二个凡尔登吗？”格劳斯科特上校写道，“这里所有人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这一天是10月4日。四天前，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场发表演说，声称没有人能够将德军从伏尔加河的阵地上赶走。现在，格劳斯科特和大家都感到，无论结局怎样，希特勒都不会允许第六集团军停止这场战役。“它已经成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个人威望之争。”
德军对斯大林格勒北部工厂区的大进攻在9月27日发动，起初进展尚令人满意，但到第二天日终前，德军各师终于发现这是他们最艰苦的一次战斗。红色十月工厂与街垒武器工厂已经变成两个巨大的堡垒，象凡尔登要塞群一样致命。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处境要更加危险，因为苏军部队隐蔽得非常出色。
古尔季耶夫由西伯利亚人组成的第308步兵师抵达街垒工厂及其铁路专用线后，军官们看到的，是“乌黑巨大的修理车间，锈渍斑斑，湿露露闪着微光的铁轨，散落四处，乱成一团的货车车箱，堆集在象城市广场那么大院子里的大量钢架，一堆堆的煤和暗红色的矿渣，以及德军炮击在许多地方留下的巨大烟柱。”
古尔季耶夫计划以两个团防守工厂，一个团保护侧翼，包括那条从烈火熊熊的的工人住宅区直通伏尔加河的深沟。这条沟不久即被苏军称为“死亡冲沟”。西伯利亚人一分钟也没耽搁，“在可怕的寂静中，他们用鹤嘴锄在遍布碎石的地上挖掩体，在工厂车间的墙上掏射击孔，为散兵坑、掩体和交通壕做好伪装。”一个指挥所设在巨大厂棚下面某个长长的，混凝土墙壁的隔间里。古尔季耶夫对士兵训练的苛刻是出了名的，部队在伏尔加河东岸充当预备队的时候，他就让手下人挖好战壕躲在里面，然后用坦克从战壕上方碾压过去。这种“熨衣服”的训练方式当是让下属学会深挖洞的最好办法。
西伯利亚人非常幸运，因为在斯图卡来临之际他们的战壕已经准备好了。“急刹车”或者“音乐家”――苏军对这种喜欢尖叫的俯冲轰炸机的叫法――造成的伤亡比以前少了许多。西伯利亚人的战壕很窄，降低了被弹片击中的可能性，但是，炸弹爆炸时的冲击波持续不断，大地仿佛地震一样不停地颤动，这让士兵们的胃很不舒服。巨大的爆炸声还令许多人暂时失聪。有时，强烈的冲击波竟能打破玻璃，让收音机走调。
这种进攻前的猛烈空袭也有一个外号：“乔迁喜宴”。其目的是削弱守军力量，破坏守军士气。当天的空中打击持续了几乎整个白天。第二天上午，街垒工厂区域又迎来了数个亨克尔III型轰炸机中队的地毯式轰炸，还有重炮和迫击炮的炮击。突然，德军炮火停息了。谁都知道这种不祥的平静意味着什么，所以“预备”的警告尚未喊出口，西伯利亚人就已做好了战斗准备。片刻功夫，他们就听到了坦克的金属履带碾过瓦砾发出的尖锐噪声。
在随后的几天中，德军步兵发现古尔季耶夫的西伯利亚师没有坐等他们进攻。“俄国人每天早晚都进行反击，”第100猎兵师的一名军士长报告说。崔可夫持续不断的反冲击战术损失巨大，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德军将领也给整得心惊肉跳，而且他们还不得不承认这种战术的确令己方部队疲惫不堪。但苏军最成功的防御手段是伏尔加河东岸的重炮，当然它们的射击必须与西岸的战斗协调好。
红色十月工厂区内，第414反坦克（歼击）师（译注1）的炮兵分队将45毫米和96毫米反坦克炮隐蔽于瓦砾碎石之中，以大块的废弃金属作伪装和掩护。他们的炮位选得很好，有时射程连150码都不到。至9月28日晨，第193步兵师的两个团也渡过了伏尔加河，并迅速准备好了阵地。次日，大批斯图卡齐赴他们的“乔迁喜宴”。德军的攻势迫使苏军必须马上投入更多的增援部队。虽然军力只及其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第39近卫步兵师还是被送过了伏尔加河。
（译注1：比弗的原文是414th Anti-Tank Division，我查了查崔可夫的回忆录，似乎没有提到这个师的番号，但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某“防坦克歼击团”在工厂区的活动。崔可夫是这样写的：
“我们集团军没有预备队。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处于敌人强大攻击的威胁之下时，我们显然不能给在奥尔洛夫卡凸出部作战的部队以实际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以一个防坦克歼击团和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第124旅的两个连去加强步兵第115旅的第1和第2营。”
为了保险起见，我在反坦克后面括注了“歼击”二字，希望了解情况的朋友帮我确定一下这个师名称的正确译法。当然，如果完全忠实于比弗的文字，反坦克师的说法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只不过我想把自己翻译的东西搞得地道一点。）
随着第94步兵师和第14装甲师的到来，再加上专门空运来的5个战斗工兵营，德军在十月份的进攻力度大为增强。而在苏军一方，所有的部队都已完全支离破碎，而且经常通讯中断，只剩下个人或小组各自为战。在街垒工厂区，工兵柯西申科和一位不知名的坦克驾驶员都被打断了一条胳膊，他们就用牙齿咬掉手榴弹的拉环。到了晚上，工兵们继续向前线运送更多的反坦克地雷，每个人一次带两枚，“夹在胳膊窝里，好象夹着两块大面包”。所有的道路都埋上了地雷。格劳斯曼写道，德国人的进攻，最终被“西伯利亚人顽强的，坚硬如顽石般的抵抗”所挫败。就在这段时间里，德军某工兵营一次进攻就蒙受了40%的伤亡。营长去看望他的士兵，回来后，脸色铁青，一言不发。
崔可夫下属各师伤亡惨重，精疲力尽，弹药奇缺。但在10月5日，叶廖缅科的副司令员戈利科夫将军过河来传达斯大林的命令，要求守住城市并重新夺回德国人已经占领的地区。崔可夫对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执行的命令不以为然。他知道自己要坚持下去，只有依靠来自河对岸的大规模炮击。而德国人马上就让叶廖缅科的催促变得无足轻重了。经过相对平静的10月6日，他们又对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发动了一次猛攻，第14装甲师自西南方向进攻，第60摩托化步兵师自西面进攻。60师的一个营被卡秋莎的齐射彻底摧毁，这次打击已是卡秋莎的射程极限，为了达到射程所需的最大仰角，火箭炮车向着陡峭的伏尔加河河岸不断倒退，直到后轮悬空车身后仰。同时，第16装甲师一部进攻北部斯帕尔塔诺夫卡工业区，将苏军第112步兵师和第124特别旅余部击退。崔可夫的部队现在控制的西岸地区急剧缩小，他们感到真的要被无情地赶入伏尔加河了。
随着第62集团军的控制区域迅速减少，伏尔加河各渡口越来越容易遭到德军的打击。德军炮火和机枪都能以直射火力覆盖登陆地点。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的伏尔加船夫组成了一个营，他们在伏尔加河西岸与扎伊采夫斯基岛之间建起了一座窄窄的浮桥。夜间，象蚂蚁搬家似的细细人流通过这座桥，将食品与弹药运过河去。桥面很窄，不易被击中。但对走在不停晃动的桥板上的那些人来说，两侧河面上爆炸的炮弹令每次过桥都惊心动魄。大型和重型装备运输以及后送伤员仍需要用货船。驳船则用来运送新坦克。“夜幕一降临，”格劳斯曼写道，“负责水上运输的人们就马上从各自的防空壕、掩体、战壕和藏身之地中现身。”
在东岸靠近登陆点的掩体中，设有野战面包房和地下厨房，可以提供热食，装在保温容器里。甚至还有浴室。虽然相对舒适一些，但东岸岸边的部队与城内部队一样军纪森严。货船及其船员均被编入第71特别勤务连，由NKVD的新司令员罗加丁少将直接指挥。罗加丁少将还领导着一个伏尔加河地区军事办公室。
渡船船员的伤亡数字要归入一线部队伤亡统计中去。“拉斯托什卡”（燕子）号汽船在撤退伤员的过程中，一个单程即被直接命中十次。幸存的船员在白天修好了弹洞，做好了在晚上继续出航的准备。压力过大造成的事故带来大量伤亡。10月6日，一条过载的小船倾覆，21名船员中16人淹死。不久，另一条船在黑暗中靠岸时找错了地方，34人在雷区中炸死。这一事故立即促使上级当天就“将雷区用铁丝网围起来”，尽管时间略略迟了一点。
紧张的工作令人们一有机会就狂饮作乐。10月12日，搜寻逃兵的NKVD某部对河边的图马克村进行抽查，结果发现了一个“可耻的场面”。一名大尉、一名政治委员，一名预备军士，以及伏尔加河区舰队的一名下士，与当地共产党书记一起喝得“酩酊大醉，不醒人事”，报告说，他们躺在地板上“与女人们睡在一起”。被带到“斯大林格勒NKVD最高首长罗加丁少将”面前时，这些人仍然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
其它地区也偶有不光彩的事情发生。10月11日，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鏖战正酣，第84坦克旅对工厂西南方向的第14装甲师实施反冲击，T-34的炮塔和发动机舱盖上搭载着第37近卫步兵师的士兵们。两支部队都刚刚来到西岸，某辆坦克的驾驶员透过观察镜没有发现前面有一个弹坑，把坦克直接开了进去。根据报告，“步兵连连长喝多了，”他被颠簸搞得怒气冲天，跳下来“跑到坦克前面，打来驾驶室舱盖冲里面连开两枪，打死了那名驾驶员。”
进入十月第二周，战斗平静下来。崔可夫准确地判断德国人可能增派了援军，正在准备一场更大的攻势。
保卢斯与崔可夫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各自承担着来自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巨大压力。10月8日，B集团军群根据元首统帅部的命令，要求第六集团军准备另一次针对斯大林格勒北部地区的大规模进攻，进攻不得迟于10月14日。保卢斯和他的司令部参谋对部队的伤亡颇为沮丧。其中一名参谋军官在战争日志中记录到，第94步兵师一线部队只剩下535人，“也就是说，每个步兵营的战斗力平均只有3名军官，11名军士和62名士兵！”他还说，第76步兵师已经“打光了”。只有刚从康斯坦斯湖北岸调来的第305步兵师可以用于加强第六集团军各作战部队的力量。
德国人大声的嘲笑辱骂和铺天盖地的传单，表明他们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备战工作。唯一的问题是具体的攻击目标。苏军各师属侦察连每晚都展开行动，俘虏尽可能多的“舌头”。苏军把那些倒霉的哨兵和送饭的家伙拖回去狂审一通，而俘虏们完全被纳粹关于布尔什维克残酷手段的宣传吓破了胆，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综合各方面情报，第62集团军司令部情报部门不久就得出结论，德军主要矛头将再次指向拖拉机厂。拖拉机厂和街垒工厂一直一边战斗一边修理坦克和反坦克炮，那些剩余的工人早已编入一线各营，而技术能手也都已撤过了伏尔加河。
第62集团军的运气很好，他们的情报分析完全正确。德军目的是扫清拖拉机厂及其南侧相邻的砖厂，然后推进到伏尔加河岸边。崔可夫将部队从马马耶夫岗调至北部地区，这个有些冒险的决定大获成功。但是，当他听说大本营要削减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炮弹配额时，崔可夫真给吓坏了。这是准备进行大反攻的第一个迹象。喜忧参半的他猛然意识到，斯大林格勒现在正在充当诱饵的角色，它的后面是一个无比巨大的陷阱。
10月14日，星期一。德国时间清晨6时，第六集团军在狭窄正面展开攻势，冯・里希特霍芬将军的第四航空队出动了所有的斯图卡配合进攻。“天空中到处都是飞机，”第389步兵师一名正在等待进攻的士兵写道，“每一门高射炮都在射击，炸弹呼啸而落，飞机被击中坠毁，我们在自己的战壕里，心情复杂地看着眼前这出大戏。”德军重炮和迫击炮炸平了防空壕，白磷弹点燃了所有残存的易燃物。
“战斗的激烈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崔可夫的一名军官写道。“交通壕里的人们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好象身处正在风暴中颠簸的大船之上。”政治委员们的说法显然更具诗意。“这些天，斯大林格勒那阴郁的天空，”多勃雷宁向莫斯科谢尔巴科夫报告说，“令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永难忘怀。黑云压顶，危机四伏，暗红色的火焰直冲霄汉。”
战斗首先在拖拉机西南方向爆发。中午时分，第14装甲军一部自北向南推进。崔可夫毫不犹豫地将他最主要的坦克部队第84坦克旅投入战斗，抵抗以第14装甲师为先导的德军三个步兵师的猛攻。“我军重型武器之强大非比寻常”，德军第305步兵师一名军士长写道。“轰炸俄国人的有数个六管火箭炮连，执行穿梭空袭任务的斯图卡，以及大量自行突击炮，数量之多前所未见。俄军以其特有的狂热精神进行极其顽强的抵抗。”
“这是一场可怕的，让人精疲力尽的战斗”，第14装甲师一名军官写道，“地上、地下、废墟之间、地下室里，甚至在工厂的下水道中，到处都是战斗。坦克爬上废墟瓦砾堆积而成的土丘，小心翼翼地在工厂的断壁残垣中穿行，在数码射程内进行近距离平射。许多坦克压到敌人的地雷，有的被震得七荤八素，有的则爆炸起火。”炮弹击中工厂车间那些铁制设备，火星似雨点般四散而落，烟尘之中亦清晰可见。
苏军士兵的毅力真是不可思议，但德军进攻锋芒仍是不可阻挡。第一天上午，德军坦克即达成突破，切断了若卢杰夫的第37近卫步兵师和第112步兵师之间的联系。若卢杰夫将军被爆炸埋在自己的掩体里――那一天这种事是家常便饭――士兵们把他挖出来，送到集团军司令部。其他人拿起牺牲战友的武器继续战斗。灰头土脸的德军坦克转而向右突入拖拉机厂的巨大厂棚，它们好似一只只史前巨兽，向四周喷吐着机枪火力，履带嘎扎嘎扎地碾过从天窗上落下来的大块玻璃。在这场近距离战斗中，根本没有明确的战线。小股若卢杰夫的近卫军战士们虽然被德军绕了过去，但他们会突然发起攻击，仿佛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环境如此险恶，一名聪明的德军医官竟把他的前线包扎所设在一个巨大的冶炼炉中。
第二天，10月15日，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终于可以作出如下记录：“拖拉机厂大部已被我军控制。我军后方仅有几个小型包围圈仍在抵抗。”第305步兵师也在砖厂迫使苏军退过铁路。当夜，第14装甲师突入拖拉机厂之后，所属第103装甲掷弹兵团猛打猛冲到油罐附近的伏尔加河岸边，结果被自冲沟中杀出的苏军步兵驱离。第62集团军依然福星高照，因为崔可夫早被劝说转移了他的指挥所，原来的通讯实在是太差了。战斗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第84坦克旅声称已经击毁“法西斯三十多辆中型和重型坦克”，己方损失了18辆坦克。而该旅的人员伤亡情况，根据两天后方才提交的报告，“仍在统计之中”。尽管消灭的德军坦克数字肯定过于乐观了，但在那一天该旅初级指挥员确实展现了振奋人心的勇敢精神。
某轻型炮兵团政委巴巴申科因在阵地被包围后的勇敢表现而被授予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司令部记录下保卫者们最后的无线电呼叫：“火炮被打坏，阵地被包围，我们继续战斗，决不投降。向大家致意。”但最终，炮兵战士们用手榴弹、步枪和冲锋枪杀出敌人的包围圈，建立了新的防御阵地，重新恢复了该地区的防线。
普通士兵不为人知的英雄事迹更是数不胜数，正如政治委员们形容的那样，这是“真正的集体英雄主义”。个人的勇敢行为也得到广为传颂。如第37近卫步兵师某连连长高尼察中尉，带着一挺缴获的机枪和仅有的四个人，在关键时刻打退了一大股德军的进攻。谁也不知道有多少红军战士在那天牺牲，但当天晚上撤过伏尔加河的伤员足有3500人。劳累过度的卫生员们伤亡也很大，很多伤员不得不自己_?胶颖呷ァ?
远在草原上的德军指挥官们要求不停地报告城市中的进展情况。“工厂的高墙、装配线以及整栋整栋的大型建筑，在狂轰滥炸中崩坍瓦解，”斯特莱克将军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但敌人就是坚守在那里，并且利用新出现的废墟加强他们的防御阵地。”德军一些营只剩下50来人，他们在晚上把战友的尸体后送掩埋。部队中不可避免地对上级的指挥开始冷嘲热讽。“我们的将军”，第389步兵师一名士兵给家里写信说，“他叫杰耐克［简耐克］，前天获得了骑士十字勋章。现在他的目的算是达到了。”
在10月14日开始的六天战斗中，德国空军对伏尔加河渡口和苏军部队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空袭。天空中的德国飞机无时不在。“战斗机部队的帮助是非常需要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在给莫斯科的密报中批评红军空军。实际上，第8空军集团军各类飞机总数已经不到200架，而其中只有24架战斗机。但即便如此，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也开始抱有与地面部队一样的怀疑，即斯大林格勒的俄国保卫者们是否真的不可战胜。“我无法理解，”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人怎么可能在这种地狱般的环境中生存呢？在工厂的废墟、洞穴和地下室里，俄国人稳如泰山。”德军飞行员知道他们的攻击效果会迅速降低，因为白天越来越短，天气越来越差。
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南面，德军向伏尔加河突击非常成功，完全切断了苏军第112步兵师残部与民兵旅的联系，后者一直在抗击来自北面和西面第14装甲军的进攻。若卢杰夫第37近卫步兵师被包围的小股部队继续在拖拉机厂坚持战斗，余部则被压向南面。现在，第62集团军的最大威胁是德军有可能沿着河岸向南突击，将戈里什内的师与后方的联系切断。
崔可夫新的司令部危机不断，警卫部队不停地投入战斗。鉴于第62集团军的通讯联络频繁中断，崔可夫要求允许在西岸设立一个后方指挥小组，而包括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在内的前沿指挥小组则继续留在东岸。但是，叶廖缅科和赫鲁晓夫深知斯大林对此事会做出何种反应，直接了当地拒绝了崔可夫的请求。
10月16日，德军自拖拉机厂向南攻击街垒工厂，但埋设在废墟之中的苏军坦克与河岸边的卡秋莎火箭炮一起将德军的进攻粉碎。当晚，柳德尼科夫第138步兵师余下的部队渡过伏尔加河。当他们自渡口向前推进时，士兵们不得不跳过“数百名爬向登陆场的伤员”。这支新锐力量马上投入街垒工厂北面业已稀疏的防线。
叶廖缅科将军那天晚上也渡过河，希望亲自了解一下战局。去年受伤以后，将军总要拄着一根拐杖，他一瘸一拐地爬上河岸，来到第62集团军拥挤不堪的司令部。大大小小的弹坑以及被炮弹直接命中炸成碎片的防空壕护木，处处展示着战况的激烈与残酷。每一个人，每件物品都蒙着一层硝烟尘土。若卢杰夫将军失声痛哭，叙述他的师在拖拉机厂被消灭的经过。然而，叶廖缅科回去以后，方面军司令部还是在第二天通知崔可夫弹药的供应量会进一步减少。
10月15日夜，德军将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以北的苏军部队包围。自那以后，崔可夫从被合围部队那里就没有得到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第112步兵师和第115特别旅只是“多次请求”允许撤过伏尔加河。这两支部队的司令部明显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声称他们的团队都已被彻底消灭。在斯大林的命令下达以后，这种撤退的请求无异于叛国，所以都被拒绝了。几天后，借着战斗暂时平息之机，崔可夫派卡梅宁上校进入合围圈了解各团情况。上校发现第112步兵师还剩下598人，而第115特别旅有890人。根据报告，高级政治委员“没有组织进行积极防御，而是躲在自己的掩蔽部中，近乎疯狂地劝说他的指挥员撤过伏尔加河。”因其“背弃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职责”以及“非比寻常的怯懦行为”，这些遭到指责的高级军官和政治委员们不久就受到第6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军法审判。他们的命运不得而知，但崔可夫显然不会轻饶他们。
为了减轻斯大林格勒方向的压力，10月19日，顿河方面军和第64集团军分别在西北方向和南方展开攻势进行侧应。苏军的努力只给第62集团军数日喘息，但已能让那些被打散的部队撤过伏尔加河重新补充整编。鼓舞精神的手法越来越玄。斯大林本人出现在城市中的谣言不迳而走，更有一位参加过察里津保卫战的老布尔什维克宣称伟大领袖出现在他以前的指挥部里。这不禁令人想起在西班牙人抵抗摩尔人的战斗中圣詹姆士奇迹现身的往事，但这些诸如神仙下凡，天降福音之类的故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一位中央要员此时却特别希望探访城市西岸。此人是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共产国际专门负责德国事务的官员。1923年列宁咽气之前，他曾与卡尔・拉狄克进行了一次注定要失败的尝试：发动第二次德国革命。后来，马努伊尔斯基被派往乌克兰，并对1933年斯大林在乌克兰制造的大饥荒负有重大责任。他心中自有如意算盘，这在不久以后表露无遗。但此时崔可夫坚决拒绝了他访问西岸的请求。
远在柏林的戈培尔又一次开始犹豫不定，是再谨慎一点，还是宣告斯大林格勒的陷落已成定局？毕竟他在10月19日下令所有获颁骑士十字勋章的军人必须回国接受新闻采访。由于担心德国人民可能会对缓慢的战争进程感到失望，他觉得应该提醒民众注意，德国军队在仅仅十六个月中就已向前推进了如此之远。戈培尔要求在德国城市中悬挂一些标记，显示斯大林格勒与德国的距离。三天后，他又命令在有关艰苦战斗的报道中不惜一切也要避免提到“红色十月”和“红色街垒”这样的字眼，因为这会鼓舞“那些深受共产党影响的人们”。
城市北部工业区连番大战之时，市中心伴随着局部进攻与反击的逐屋争夺战也在继续。斯大林格勒战役最著名的插曲之一，就是持续58天的“巴甫洛夫大楼”保卫战。
九月底，第42近卫团某排占领了一幢可以俯看广场四层大楼，位于河岸内大约300码。中尉排长阿法纳采夫在战斗初期即双目失明，于是雅各布•巴甫洛夫中士接替指挥。他们在大楼地下室里还找到了几位平民，其中一位玛莉娅・尤里娅诺娃积极参与了防御战斗。巴甫洛夫的人打通了地下室的墙壁以改善他们之间的联络，在墙上挖洞为机枪和长管的反坦克枪寻找最佳射点。只要德军坦克逼近，战士们就散入地下室或占据顶层，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近距离打击敌人。德军坦克兵无法还击，因为坦克炮抬不起那么高。事后崔可夫总是喜欢说，巴甫洛夫和他的战友们打死的德国兵比德军占领巴黎时死的人还要多。（苏联英雄雅各布・巴甫洛夫，后来却是塞尔吉耶沃――原来叫扎戈尔斯克――某修道院的基瑞尔院长。在那里，基瑞尔院长吸引了大批信徒，但这与他在斯大林格勒的名气毫不相干。现在，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
另一个故事更象是从书信中采撷而成的小插曲，主人公是第384炮兵团的炮兵观察员恰尔诺索夫中尉。他把观察阵地设在一幢被炮击毁坏的建筑物顶层，从那里呼唤苏军炮火。在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你好，舒拉！亲亲我们的两只小鸟，斯拉维克和莉杜莎。我身体挺好。虽然受了两次伤，但都是轻伤，所以我还能继续引导我的炮兵。为了这座属于我们挚爱领袖的城市，为了这座属于斯大林的城市，我们奋力迎战的时刻来临了。在这几天的艰苦战斗中，我在为故乡斯摩棱斯克复仇。但夜幕降临之后，我下到地下室里，两个金发小孩坐在我的膝盖上，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斯拉维克和莉达。”在他的遗体上找到了妻子的前一封信。“我非常高兴，你的战斗如此出色，”她写道，“而且还获得了一枚奖章。你要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决不能让他们抓住你，因为战俘营比牺牲还要糟糕。”
这个家庭的信件往来算是当时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字里行间亲情流露，但与其他许多信件一样，仍是欲言又止。坐在战壕的角落里，或是在灯光昏暗的地下室中，士兵们写家信的时候经常感到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情。只有一张纸，因为没有信封，写完以后还要折成一个三角型，好象叠就的纸船一般。这一张纸是如此之小，而要承载的内容却又如此之多。结果，所有信件的内容不外乎三个方面：问候故乡的家人，让他们放心（“我过得很好――还活着”），以及对战斗的关注（“我们一直在摧毁他们的人员和装备。无论白天黑夜，我们都不会让他们安稳”）。红军战士们深知全国人民的目光都注视着他们，但许多人必须对信的部分内容略作修饰，因为大家知道特科对信件的审查非常仔细。
即使他们想在给妻子或爱人写信的时候暂时逃避战争，但战争的痕迹仍然随处可见，这部分是由于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在战友和上级对他的评价之中。“玛丽娅，”一位叫柯利亚的军人写道，“我想你肯定还记得我们共渡的那最后一夜。因为一年前的这一刻，正是我们离别的时候。对你说再见真的好难好难。离别是忧伤的，但这是祖国的命令。我们现在正在竭尽全力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祖国要求我们这些城市的保卫者抵抗到底，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绝大多数苏军士兵似乎已经将自己的感情溶入伟大卫国战争这一艰巨任务之中。与他们的德国敌人比起来，苏联士兵也许更害怕审查，也许斯大林政权对他们的洗脑更彻底，但不管怎样，他们在说起自我牺牲的时候，绝对不是在喊口号，唱高调。这是面对侵略者时一种强烈的心理冲动，是这个民族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人们也许会责备我，”斯大林格勒某红军中尉给几周前刚结婚的妻子写道，“因为他们看到这封信时会发现我是在为你而战。但我无法将你和祖国母亲区分开来。对我来说，你就是祖国。”
对苏德双方将士的家信进行一次比较性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段时间许多德军官兵自斯大林格勒发出的家信中，对战事的发展都有一种受伤、省悟甚至怀疑的味道，好象这已经不是他们当初发动的那场战争了。“我经常扪心自问，”一名德军中尉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说，“所有这些苦难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人都已经疯掉了吗？这段悲惨的经历会在我们许多人心中留下烙印。”尽管故乡充斥着有关胜利在望的乐观报道，许多军人的妻子都查觉到了真相：“我没法不担心。我知道你一直在战斗着。我永远是你忠实的妻子。我的生命属于你，属于我们的天地。”
心怀不满的苏军士兵同样大有人在，数量之多令人惊奇。他们要么忘了信件会被审查，要么实在是过于沮丧不再把审查当回事了。许多人抱怨他们的口粮。“柳芭姑姑，”一名年轻的士兵写道，“请给我寄点吃的来吧。真不好意思向您提这样的要求，但我实在太饿了。”好些士兵都承认他们只有拣食充饥的份儿，另外一些人则告诉家里许多战士病倒了，“因为食物太差，卫生条件不好”。某个得了痢疾的士兵写道：“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疫病的流行不可避免。我们还长虱子，这是传播疾病的首恶。”这名士兵的预言不久成真。在4169医院，患有斑疹伤寒的数名士兵被迅速隔离。医生们认为“伤员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被当地人感染伤寒，又从医院继续传播。”
糟糕的食物和环境令人们怨声载道，同时，强烈的失败主义情绪依然溢于言表。在斯大林主义的黑幕之下，惯于捕风捉影，无事生非，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踩上几脚的政治委员们自然对NKVD邮政审查的结果感到不安。“十月的头半个月中，仅第62集团军就有12747封信泄露了军事秘密，”政治部向莫斯科报告说，“一些信中有明显的反苏言论，称赞法西斯军队，不相信红军的胜利。”报告中还引述了几个例子。“每天有成百上千的人死去，”一名士兵写信给妻子，“战事如此艰苦，看不到出路。我们都觉得斯大林格勒还是投降算了。”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只有荨麻或其它野草制成的肥皂可用。而第245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却在家信中说：“他们在后方肯定大叫一切为了前线，但在前线我们什么也没得到。食物很差，而且份量极小。他们所说的事情都是假的。”哪怕家信中一丝诚实的态度也会招来杀身之祸。某中尉承认“德军飞机真的很棒……我们的高射炮兵没打下来几架”，结果被认定是叛国者。
危险不仅仅存在于信件审查之中。一个18岁还过于天真的乌克兰人补入罗季姆采夫的师，他告诉其他士兵对听到的关于德国人的宣传不要全信：“我的父亲和姐姐在德占区，那里的德国人不杀不抢，对老百姓不错。我姐姐还为德国人工作。”战友们当场逮捕了他。“正在进行调查，”给莫斯科的报告最后说。
但是，此刻红军内部的政治迫害实际正在缓解。出于激励士气的考虑，斯大林宣布设立库图佐夫勋章和苏沃洛夫勋章，这项意义深远的决定相比以前的姿态而言无疑是一种反动。而他最为公然的改革措施，是在10月9日宣布第307号命令，重新恢复单一首长制。政治委员降级为参谋顾问的角色，负责“教育部队”的工作。
政委们痛苦地发现对他们不满和厌恶的红军军官居然如此之多。据说，航空兵团的政治军官尤其感到羞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痛心地报告称部队中出现了“完全错误的态度”。某团长对他的政委说：“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进来对我说话。”其他政委则发现他们的“生活标准降低了”，因为他们“被迫与士兵一起进餐”。甚至少尉们也敢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政治委员还要继续拿军官工资，“因为既然他们现在对一切都不负责了，他们还不如看看报纸，洗洗睡吧。”政治部门现在成了“没用的阑尾”。关于政治委员完蛋了的说法，多勃雷宁在给谢尔巴科夫一份明显是在寻求支持的报告中说，是“一种反革命言论”。在十月初的一份报告中，多勃雷宁其实已经表露了他的感情，尽管对这名士兵的言论未予批评：“他们已经设立了库图佐夫勋章和苏沃洛夫勋章。现在他们还应该有圣尼古拉和圣乔治的奖章，然后苏联就完了。”
对于共产党设立的主要奖项――苏联英雄，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政治部门还是严肃对待的，虽然红星勋章已经成了“斯达汉诺夫先进工作者”之类的寻常奖励，摧毁一辆德军坦克即可获得它。10月26日夜，第64集团军人事部门的头儿在等待过河的时候，丢失了一个装有40枚红旗勋章的手提箱，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大家以为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防御计划都丢了。第二天这个箱子在两英里以外的地方找了回来，只少了一枚勋章。也许是哪个士兵喝了几杯以后，感到自己在前线的功劳没有得到足够肯定而拿走了它。这位人事部门的领导受到军法审判，罪名是“粗心大意的犯罪行为”。
但是士兵们对这些勇敢的象征物还是充满热情。如果哪个人得奖了，他的战友们就会把奖章放到一杯伏特加中，他必须喝干杯中酒，用牙齿把奖章叼出来。
其实，第62集团军真正的斯达汉诺夫式的明星人物不是坦克杀手，而是那些狙击手。在十月革命25周年来临之际，部队中开展了一场新的“狙击手”运动，关于这种黑魔法的宣传攻势狂热无比，“为争杀弗里茨展开了新一轮社会主义竞赛”。杀敌数达到40的狙击手将会获得“勇敢”奖章，并被授予“荣誉狙击手”的称号。
最著名的狙击手当属巴丘克师的扎伊采夫，虽然他不是毙敌最多的狙击手。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过程中，他的毙敌数升至149人（扎伊采夫曾经许诺要达到150人的目标，但只差1人）。而毙敌最多的狙击手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叫“齐肯”，截止11月20日共杀敌224人。对第62集团军全体将士来说，这位来自乌拉尔山脚下的牧羊人，沉默寡言的扎伊采夫，比任何一位体育明星都更受追捧。他的毙敌数量一有增加，前线部队就会把这一消息争相转告，广为传播。
扎伊采夫在俄语里的意思是兔子，他后来受命负责训练新的狙击手，而他的学生们则被称为zaichata“小野兔”。这就是第62集团军“狙击手运动”的源起。部队还开会宣传“狙击主义”理论，交流战术技术。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也继而展开“狙击手运动”，培养自己的明星射手，如第21集团军的帕萨尔中士，中士尤其自得的绝活是枪打敌头，毙敌记录是103人。
非俄罗斯族的狙击手被单独挑出来予以表扬：库契仁科，乌克兰人，毙敌19人；第169步兵师的某乌兹别克族狙击手三天之内毙敌5人。第64集团军的狙击手科夫巴萨（乌克兰语意为香肠）有一个至少由三条战壕构成的活动网络，一条战壕睡觉用，其它两条射击用。三条战壕相互沟通形成一体。此外，他在友邻排的前面还挖设假的侧翼阵地，假阵地里放置一面白旗，挂在杆上，他能在远处用绳子控制摇动白旗。科夫巴萨骄傲地宣称，只要有德国人看到这面晃动的小白旗，他就会从战壕中探出头来一探究竟，嘴里喊着“Rus, komm, komm！”（俄国佬，来，来！）科夫巴萨就从另一个角度打死他。第161步兵团的丹尼耶洛夫也喜欢设置假阵地，给稻草人配上苏军装备。然后他就等在一旁守候那些没有经验的德军士兵向假人射击，四个德国兵成了他的枪下之鬼。第13近卫步兵师上士多利明，喜欢把阵地设在阁楼里，专门射杀敌机枪射手和野战炮兵。当然，最有价值的目标还是德军的炮兵观察员。“［下士斯图丹诺夫］两天来一直跟踪一名德军观察军官，最后一枪要了他的命。”斯图丹诺夫发誓在十月革命周年之际要将毙敌数由124人提高到170人。
所有这些狙击高手都有各自的射击技巧，藏身之处亦各有偏好。“荣誉狙击手”伊林的杀敌记录是185人，有一段时间他喜欢躲在旧桶或管道之中。伊林是某近卫步兵团的政工干部，在红色十月工厂区作战。“法西斯分子应该知道红军超人手中武器的威力。”他说，并且保证训练出十名新的狙击手。
苏联方面的某些史料称德国人把他们狙击学校的校长派来斯大林格勒，试图打掉扎伊采夫，结果却被扎伊采夫击毙。经过数日追踪，扎伊采夫在一块波纹钢下面发现了对手，并一枪打死了他。扎伊采夫取走了自己猎物的步枪瞄准镜，把它当作个人最珍贵的战利品。这件战利品仍在莫斯科武装力量博物馆内展出。但是，这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仍然缺乏足够的证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几乎所有关于“狙击手运动”的内容都会欣然上报，而在呈交谢尔巴科夫的所有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此事。
狙击手们的脾气禀性和人生轨迹令格劳斯曼深深着迷。他与扎伊采夫等几名狙击手很熟，安纳托利・柴可夫也是其中一位。柴可夫曾与自己的酒鬼父亲一起在某化工厂工作，自童年起他就“看惯了生活的黑暗与丑恶”，但生活也培养了他对地理知识的热爱。此时，在一天天漫长的潜伏过程中，柴可夫一边幻想着世界其它地方的景象，一边等待猎物的出现。不久，人们就发现他是战争培养的天才狙击手。柴可夫在狙击学校的成绩极为突出，到了斯大林格勒，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给人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感觉，“就好象一只不畏天高的雄鹰”。他有一种能在高大建筑物顶部伪装潜伏的高超本领。为了避免射击时的枪焰暴露自己的位置，柴可夫还为自己的狙击步枪改装了枪口消焰器，并绝不在光线不良的时候开火。后来，为了进一步降低枪焰的可见度，他还试图将自己的阵地设置在一堵白墙的前面。
一天，柴可夫带着格劳斯曼一起去设伏。最简单，最有规律的目标，是往一线阵地送饭的士兵。不一会儿，一名执行送饭任务的德国步兵现身了。柴可夫用瞄准镜对准目标鼻子以上两英寸的地方开了一枪，德国人仰天倒下，饭盒四处滚落。柴可夫激动得浑身有些颤抖。第二个士兵出现了，又被击毙。然后是第三个士兵，虽然匍匐在地，柴可夫还是一枪要了他的命。“三个，”柴可夫自言自语道。全部的毙敌数回去以后都会记录下来。他的最好成绩是两天内打死17人。柴可夫说，打死带水壶的人就算是中奖了，因为这会让其他德国鬼子喝脏水。格劳斯曼不禁要问，这个整天想着国外是啥样儿的小伙子，“连只苍蝇也舍不得打”，会不会是“卫国战争时期的先灵”。（原注1）
原注1：似乎有那么一段时间，格劳斯曼的思想非常理想主义化，他用一种准托尔斯泰式的语言描述眼前的红军战士。“在战争中，”他在另一个笔记本中写道，“每个俄国人的灵魂之上都覆盖着一件白衫，他生活在罪孽之中，但却象一名圣徒那样死去。前线许多人的思想和灵魂都非常纯洁，甚至有一种修道士般的谦逊品质。”
狙击手运动还造就了一批使用其它武器的模仿者。第95步兵师的曼恩科夫在长而笨重的PTR（反坦克枪）使用方面小有名气。在街垒武器工厂附近的战斗中，他总共摧毁了六辆坦克，并因此成为苏联英雄。第149炮兵师中尉维诺格拉德夫则被公认为是最好的榴弹发射手。他与另外二十六个人被包围在敌后，三天里一粒粮食也送不上去，但当维诺格拉德夫与后方恢复联系之后，他的第一个要求是送榴弹，而不是食物。即使在后来的战斗中受伤致聋，维诺格拉德夫“仍是最好的弗里茨终结者”。有一次他竟设法跟踪并干掉了一名德军连长，并把他尸体上的文件带了回来。
正当德军各师由拖拉机厂转而向南攻击街垒工厂的苏军防线之际，10月17日夜，崔可夫又一次转移了自己的指挥所。他选择了马马耶夫岗正东方向的河岸。第二天，一大群德国兵突至伏尔加河岸边，但再一次被苏军的反冲击击退。
唯一让人略感欣慰的是卡梅宁上校带来的消息，拖拉机厂北面里诺克和斯帕尔达诺夫卡合围圈里的局势已经得到恢复，总体而言部队的作战还是勇敢的。当然，民兵旅还是出了一些问题。10月25日夜，第124特别旅某分队――“以前都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工人”――决定全体投降德军。只有一名哨兵反对，但他最终也被迫加入投敌者的行列。到了无人地带，这名哨兵假装裹脚布没包好，停了下来并借机逃回苏军一方。其他逃兵向他开枪，但没打着。这名哨兵，士兵D，安全地回到他的团，但随即便被逮捕.因“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将马上发生的罪行通知指挥员并阻止叛国者投敌”，他受到了军法审判。
消耗战继续在街垒工厂和红色十月工厂附近展开，双方互有攻守。一位德军军官说，第305步兵师某营的指挥所“距离敌人如此之近，以至于团长在电话那一头能听到俄国人‘乌拉’的喊声”。而激战中的一名苏军团长在指挥所阵地被敌占领之后，通过无线电呼叫卡秋莎对自己的阵地进行直接打击。
德军士兵不得不承认，“那些狗打起来象狮子一样猛”。伤亡在迅速增加，伤员们“卫生员！救命！”的喊叫声几乎快要与爆炸声，废墟瓦砾中子弹的呼啸声一起成为战场交响乐中必不可少的音符。而第62集团军在西岸只剩下几个桥头堡，每块地域的纵深不过几百码。街道已被德军占领，被迫后移的苏军阵地与伏尔加河越来越近，街垒工厂也有部分落入敌手。第62集团军唯一的渡口遭到德军机枪直射火力的打击，增援部队不得不全部派去恢复该区域的态势。苏军每个师基本只剩下几百人，但他们仍然在夜间反击敌人。“我们在黑暗中如鱼得水。”崔可夫写道。
“父亲，”一名德军下士在家信中写道，“您一直告诉我：‘坚守自己的原则，胜利就会属于你’。你不会忘记这句话吧？现在每个明智的德国人都应该诅咒这场疯狂的战争。我无法描述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斯大林格勒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只要还活着，就都在战斗。”另一名德军士兵的家信则充满苦涩：“不要为我担心，也不要感到不安，我死得越快，受得苦就越少。我们总认为俄国人要投降了，但这些没受过教育的家伙实在太笨了，根本想不起来要投降。”还有一名士兵环顾身边的城市废墟：“这里经常让我想起戈培尔的一句话：兵锋所至，片瓦不留。他的话真没错。”
第十三章 保卢斯的最后一击
远在草原上的德军部队过着与城市战斗完全两样的生活。虽然也有防线要守，也要击退敌人的试探性进攻，但是生活要稳定得多，寻常得多。尤其在远离前线的后方更是如此。10月25日，星期日，巴伐利亚第376步兵师某团军官集体邀请师长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参加该团的慕尼黑十月啤酒节射猎比赛。
当时部队的首要任务是做好越冬准备。“这里的生活画卷并不迷人，”第113步兵师一名士兵在家信里说，“辽阔空旷的大地上没有村庄，没有森林，没有树和灌木丛，就连一滴水也没有。”俄国战俘和希维人被派去挖战壕和掩体。“我们的确需要好好使用这些人，因为我们太缺人手了。”一名高级军士写道。草原上树林稀少，各步兵师不得不派卡车和劳工进入斯大林格勒，在房屋废墟中寻找木材充做掩体的顶梁。斯大林格勒南部的第297步兵师在丘陵的斜坡上徒手开出许多洞穴，有的作马厩，有的作贮藏室，甚至还搞了一个完整的野战医院――所有设备都经铁路由德国运来。在十月中上旬那段温暖舒爽的秋日里，德国人迫不及待地准备好了他们的“Haus”。即使最年轻的士兵也明白深挖洞的含义：他们将要在这里过冬了。
希特勒也就冬天问题下达了元首命令。他期待着“高度主动性的防御”以及一种“胜利的荣誉感”。为了躲避寒冬和轰炸，坦克应有特别建造的混凝土掩体，但所需材料根本没有运到，所有车辆只好露天停放。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也制定了详细的越冬计划，甚至还订购了一部芬兰的教学片《如何在野外建造桑拿浴室》。但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无法让人完全放心。“元首命令我们要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人，”格劳斯科特给远在德国的家人写信说，“这项命令我们不执行也得执行，因为阵地一丢我们的局势会更糟。大家都知道，如果在空旷的大草原上没有?身之处以避风寒，那就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元首统帅部决定，第六集团军各类牲畜应后送100英里，从而可以节省车皮，无需向前线运送大量饲料。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总共汇集了大约15万匹马以及大量的牛甚至骆驼。运输车辆和维修部队也后撤了。从纯粹的后勤角度考虑，这种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随后的危机证明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第六集团军，尤其是大量的炮兵和医疗部队，几乎完全依靠马匹来维持自身的机动能力。
在第371步兵师一位军士长看来，士气“因国内寄来的信件多少而起伏不定”。几乎每个人都思乡心切。“在这儿，每个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以往判若两人，”第60摩托化步兵师一名高级军士写道，“这可不容易。我们就好象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家信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冲出自己的‘方寸之地’――根本无法阻止他们。那会儿，我只有站在一边，脸上挂着纵容的微笑。”
大家已经开始琢磨圣诞节了：“一年当中最美好的节日”。士兵们开始与妻子讨论礼物的问题。11月3日，某师提交报告，“要求得到乐器、晚会的游戏程序、圣诞树装饰品以及蜡烛。”
离开前线休假的人员名单也在斟酌之中，这可是最能引起情绪波动的事情，有的人充满期望，有的人则垂头丧气。保卢斯坚持要优先考虑“自1941年6月以来就一直在东线作战从未休息过”的士兵。对那些即将踏上漫长归程的幸运儿来说，过去的那段日子好象生活在梦中一样，而家的感觉现在已经恍若隔世。但是，回到家乡与亲人重聚的人们，发现根本无法把前线的经历讲述出来。许多人失望地发现，几乎没有几个老百姓了解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最糟糕的是，支言片语的介绍只能让妻子更加担惊受怕，所以他们只能选择沉默。没有了现实中残酷的战斗，但他们仍然被恶梦所困挠；当逃兵的念头诱惑着他们，但没有人把它当回事。到了离家的时候，向家人道别的景象依然栩栩如生，犹在眼前。对很多人而言，这意味着永诀。一踏上通向斯大林格勒的大路，许多人就清楚地知道，他们正在重归地狱。路边的牌子上写着“禁止入城。停留观望者及其战友小心送命。”许多人都说不清楚这句话到底算不算是一个笑话。
新的冬季装备于10月底开始配发部队。“军装具有典型的德式风格，”一名军官评论说，“两面穿的裤子和夹克，颜色是野战灰和白色。”而士兵们整日呆在干旱缺水的草原之中，身上的虱子可是越来越多。“现在想洗澡是不可能的。今天我处决了身上第一批虱子，共计八只。”关于这种“小游击队”的笑话很快传播开来。某些“希维人”告诉德国同伴一个清除虱子的土办法，把衣服全部埋在地下，只露出一个小角。虱子们很快就会聚集到那里，然后一把火解决问题。
这段时间，各团的军医开始越来越担心部队的健康状况。1943年1月，当柏林的专家们研究第六集团军送交的医学死亡报告时，他们发现因传染性疾病如痢疾、斑疹伤寒和副伤寒而导致的死亡数字呈急剧上升趋势。（原注1）这种“Fieberkurve”自七月初开始即迅速增多。尽管患病人数总体与去年大致相等，但柏林的专家们却惊骇地发现死亡人数是去年的五倍。
原注1：黄疸病要进行单独记录。“黄疸病在这里尤其突出，”一名军官写道，“但既然黄疸意味着拿到了回家的车票，大家都希望得上这种病。”没有记录表明德军士兵为了让自己变黄而象一战的前辈那样吃炮弹里的苦味酸。
俄国人也惊奇地注意到了患病的德军越来越多，他们将其称之为“德国病”。柏林的医生们估计“部队抵抗能力的减弱”主要是由持续不断的紧张压力和食物短缺造成的。最脆弱的士兵往往是那些最年轻的士兵，仅17至22岁这一年龄段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全部病亡人数的55%。毫无疑问，不管真正的致病原因是什么，第六集团军将士的健康问题早在11月初即已相当严重，而最糟糕的是，他们还要在大雪覆盖的掩体中渡过又一个冬天。
苏军第64集团军的进攻将德军部队自斯大林格勒吸引南下，同时，第57集团军占领了罗马尼亚第20步兵师和第2步兵师之间一个重要的小山丘。再向南一点，第51集团军在卡米克草原上的突击插入罗马尼亚军队阵地深处。一天夜里，上尉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领他的机枪连渗入罗军防线，试图袭击罗军后方某个小村庄里的罗马尼亚第1步兵师司令部。这次偷袭令罗军一片混乱。涅夫斯基在战斗中两次负重伤。根据党关于以俄罗斯历史激励斗志的最新指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政治部认为他一定是光荣的涅夫斯基家族后裔。这名“勇敢无畏的指挥员完全继承了其先祖的荣耀”，被授予红旗勋章。
市内，由于部队极度疲劳，弹药匮乏，德军的强大攻势终于在十月底渐渐平息下来。11月1日，第79步兵师对红色十月工厂的最后一次进攻在伏尔加河对岸苏军重炮的打击下彻底瓦解。“敌人的密集炮火最终削弱了该师的攻击力量”，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记录说。第94步兵师对北面斯帕尔达诺夫卡口袋的进攻也遭失败。
“最后两天，”11月6日呈交莫斯科的报告称，“敌人开始改变其战术。也许是因为过去三周的损失过大，他们不再以密集队形进攻。”在红色十月工厂沿线，德军转而以“侦察部队插入我军各团之间的薄弱点。”但与原来大规模轰炸为先导的进攻战术比起来，这种新型的“突然进攻”成效并不显著。
11月的第一周，德军着手在据守的建筑物上“安装线网以覆盖窗户和弹洞”，这样，投过来的手榴弹可能就会被弹开。为了打破敌人的拦阻网，第62集团军急需小口径火炮，虽然这种火炮极其缺乏，但此时将物资运过伏尔加河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红军战士们开始在手榴弹上安装钩子，投出去可以挂在网子上。
苏军部队在11月初以各种方式进行反击。伏尔加河区舰队的炮艇――有的在前甲板安装了T－34的炮塔――对位于里诺克的第16装甲师进行了炮击。而“敌人大规模的夜间轰炸”，更令德军士兵难以从身心俱疲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整个东线，”格劳斯科特在11月7日写给他兄弟的信中说，“今天我们都在等待敌人为庆祝十月革命节而发起的全面进攻。”但是，十月革命胜利25周年的庆祝活动规模有限，红军战士们的庆祝方式是“突破社会主义竞赛期间他们承诺的毙敌目标”。对共青团员的杀敌数字统计尤其要求准确。根据第57集团军政治主官的报告，“1697名共青团员中，678人从未杀死过一个德国人。”没有完成杀敌目标的人估计要好好管教一下了。
有些十月革命的庆祝活动并未得到当局的允许。某营受命增援第45步兵师，但营长和副营长两人都“喝醉了”，“13个小时”不见踪影。全营只好在伏尔加河东岸漫无目的地徘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好几个师没有东西可以用来庆祝，特供的伏特加酒要么没送到，要么送到时已经太晚了。还有几支部队甚至连当天的伙食都未收到。
没有了伏特加，许多战士转而不顾一切地寻找替代品。更糟糕的是，危害有时并不马上就显现出来。周年庆祝过后的第二个夜晚，第248步兵师的28名士兵在卡尔米克草原接敌行军中死亡。没有找医生，也没人知道死亡的原因。NKVD特科对此感到怀疑，于是对24名士兵的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死因是过度摄取了一种“防化液”。这些士兵喝了大量化学溶剂，而这些溶剂本应在敌人施放毒气时少量服用。这种有害液体肯定含有酒精成分。一名抢救过来的士兵在医院里接受了调查。他承认有人把这种东西称为“一种葡萄酒”。NKVD拒绝认定这其实不过是一起偷窃军用物资连带酗酒的事件，最终将其定性为“毒害士兵的破坏行为。”
11月8日是十月革命周年的第二天，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伯格布劳凯勒（Burgerbraukeller）对纳粹党的“老战士”发表了一篇长长的讲话。第六集团军的许多人都收听了这次广播。“我想到伏尔加河去，”他语带讥讽地宣称，“就去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特别的城市。不巧，它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但是别以为这是我到那里去的原因，我到那里去是因为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我想占领这座城市，而且你们应该知道，我们相当满意，我们马上就要拿下它了！现在，只剩下一小部分还未拿下。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他们打仗不能再快一点？’这是因为我不需要第二个凡尔登，我宁愿用小股突击部队完成这一任务。时间并不重要。伏尔加河上已经没有船了。这才是要害所在！”
他的演说当属历史上最狂妄自大的几件事例之一。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已经从阿拉曼撤入利比亚，而英美联军刚刚完成火炬行动，在北非海岸登陆。里宾特洛甫趁机建议通过斯德哥尔摩的苏联大使馆与斯大林接触。“希特勒马上拒绝了，”元首空军副官的记录称，“他说目前我们正处于弱势，并不是与敌人交易的最佳时机。”希特勒在斯大林格勒问题上自以为是，愚蠢昏聩地大吹牛皮，又拒绝了里宾特洛甫的建议，不仅失去了宝贵的机会，更让他踏上通向毁灭的不归之路。这个惯于煽动民众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政客，完全束缚住了军头们的手脚。里宾特洛甫在巴巴罗萨前夜最为担心的事情不久即将成为现实。
严冬于第二天莅临斯大林格勒，气温骤降至零下18摄氏度。水面宽阔的伏尔加河虽然是俄罗斯几条最后冰封的河流之一，但现在河面也变得不宜通航了。“大块浮冰相互碰撞，挤压，”格劳斯曼写道，“嗖嗖的风声好似流沙呼啸，离岸很远都听得见。”这种奇异怪诞的声音不由让城市中的士兵暗生畏惧之心。
崔可夫将军最害怕的就是这段时间，他称之为两线作战：后面是充满敌意的伏尔加河，前面是继续进攻的德国人，而苏军的控制区只剩下几块狭窄细长的条状地带。第六集团军意识到俄国人面临的问题，集中火力打击伏尔加河渡口。伏尔加河区舰队的一条运送武器弹药的汽船被击中，搁浅于某处沙岸边。另一条船继而开到，人们不得不在德军的密集火力下运送货物。水手们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奋力苦干，损失惨重，令人不禁想起一个多世纪前在别列津纳河上架设浮桥的法国工兵。
“驳船坚硬宽阔的船首慢慢压碎冰面，而船后黑色的水道马上又蒙上了一层薄冰。”船身在冰层的压力下吱嘎作响，缆绳绷得紧紧的。过河成了“极地探险”。
11月上旬，德军继续以持续不断的，偶而伴随坦克的小规模进攻保持对守军的压力。战斗的规模可能小了很多，但激烈程度依然如故。第347步兵团某连据守的阵地离伏尔加河只有200码，11月6日的战斗使该连仅剩9人。但是连长安德列夫中尉召集幸存者拿起冲锋枪又向敌人发起了反冲锋。增援部队及时赶到，切断了德军退路，第62集团军北部要点终于得救了。俄国人仔细观察德军信号弹的联络特点，使用缴获的弹药，采取敌人信号弹的颜色组合为自己所用。一名排长在关键时刻以这种方式引诱德军炮火转而打击己方的攻击部队，他因此受到嘉奖。
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非常狭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大家都不会开小差。但现在开始有德军士兵试图穿越战线投向苏军阵地。在第13近卫步兵师防区的中部，一名德军士兵偷偷溜出己方守卫的房屋，跑向苏军控制的建筑物。他的行动肯定得到了战友的协助，因为后面有人喊：“俄国佬！别开枪！”但当这个德国人跑到一半的时候，一名新来的苏军士兵自二层楼的窗户开枪打倒了他。受伤的德国人一面继续向前爬，一面尖叫“俄国佬，别开枪！”但俄国人又开了一枪，这次正中要害。他的尸体就这样在那里躺了一天。当晚，苏军派了一名巡逻兵爬到尸体边，结果发现对方已经派人取走了他的武器和文件。苏联当局认为需要进行“更多的解释工作”，“要让士兵们明白他们不能当场打死德军逃兵”。部队要牢记第55号命令的内容：以优待俘虏的政策鼓励敌军投诚。还是在这一地区，“有人看到德军士兵为了受伤而从战壕中举起手”。政治部门立即得到指示，利用广播和传单加强宣传工作。
11月11日破晓时分，德军最后一次猛攻开始了。第71、79、100、295、305和389步兵师在加强了四个新锐工兵营之后，组织新的战斗群对残余的抵抗区域展开进攻。由于德军各师在最近的战斗中已被严重削弱，这次进攻算得上是倾巢出动了。
第八空军军的斯图卡又一次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冯・里希特霍芬将军却对这种他称为“陆军老套路”的战术几乎丧失了所有耐心。在11月初的一次会议上，他向保卢斯和赛德里茨抱怨说，“炮兵不打炮，步兵也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空袭。”德国空军在11月11日最值一提的战果，不过是放倒了工厂的几个烟囱而已。但他们还是未能打垮躲在战壕、掩体和地下室中的第62集团军。
巴丘克的西伯利亚师拼死据守着马马耶夫岗上的立足点，但敌人的突击主力又向北面推进了半英里左右，直逼拉祖尔化学工厂和所谓的“网球拍”地区，那是一片由铁路主线和支线围起的区域，因形状酷似网球拍而得名。这次进攻的主力是德军第305步兵师，数个工兵营随后跟进提供支援。两军激烈交火，许多关键的建筑物被德军攻占，但随即又被苏军夺回。第二天，进攻被迫停顿下来。
再靠北一点，柳德尼科夫的第138步兵师在街垒工厂至伏尔加河之间的区域被德军包围，他们顽强地进行抵抗，步枪和冲锋枪的子弹平均每支只剩下30发，每日口粮只有不到50克的干面包。晚上，U－2双翼飞机向阵地空投一些弹药和食物，但落地的撞击力经常令子弹受损导致射击时卡壳。
11月11日夜，第62集团军发起攻击，街垒工厂东南方向的第95步兵师也参加了战斗。根据11月15日向谢尔巴科夫提供的报告，此次进攻的目的是阻止德军撤走部队保护其侧翼。这似乎与崔可夫的回忆录有些出入，因为崔可夫断言他本人与其他参谋人员都不知道11月19日将要发起的大反攻，直到反攻前一天，即11月18日夜，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才将大反攻的事情通知他们。
苏军的进攻几乎马上就被德军的狂轰滥炸所遏制，部队被迫就地隐蔽。11月12日，从早晨5点开始，德军“飓风般的炮火”足足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然后，一股强大的德国步兵进攻苏军两个步兵团的结合部，试图从那里楔入苏军防线。上午9时50分，德军增派了援军，其中一部突向伏尔加河岸边的油罐。苏军一个步兵团竭力挡住敌人的主攻部队，其它突击组迂回并包围了突入防线的德军冲锋枪手。在这场孤注一掷的战斗中，三辆德军坦克也被击毁。这个苏军团的一营只剩下15人，但他们还是守住了这条距离伏尔加河只有70码的战线，直到另一个营赶来增援。
负责保卫团指挥所的水兵只活下来一个人。他的右手被打碎，已经无法射击。这位士兵走入掩体，听说没有预备队，就在帽子里装满了手榴弹。“我还能用左手扔，”他说。不远处另一个团的阵地上，某排打到只剩4人，弹药告罄。他们派回一名伤员，带来的消息是：“向我们的阵地开炮，我们前面是一大群法西斯匪徒。永别了战友们，我们决不撤退。”
第62集团军的后勤补给形势更是危机重重。岸边的河水往往最先封冻，只有破冰船才能靠岸。11月14日，斯帕塔科维茨号（Spartakovets）汽船向红色十月工厂后面的右岸运送了400名士兵和40吨补给物资，然后带着350名伤员在战火中返航。但其它船只就不行了。救援人员整夜待命，准备帮助任何被冰冻住而成为德军炮击目标的船只。里希特霍芬挖苦道：“伏尔加河正在上冻，斯大林格勒的俄国人补给严重不足，如果此时他们（指第六集团军――译注）还是搞不定这座城市，那他们就别想成功了。更何况白天越来越短，天气越来越差。”
保卢斯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医生警告他，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得不到一点休息，他将彻底崩溃。“希特勒沉迷于斯大林格勒的象征意义，”保卢斯的一名参谋军官解释道，“为了在11月扫清最后几处抵抗，他下令坦克驾驶员也要改编为步兵，加入最后一次突击。”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对这种疯狂的浪费行为大为震惊，但他们无法迫使保卢斯取消命令。最终，为了留住经验丰富的坦克乘员，让自己的装甲师还能继续战斗，指挥官们不得不去搜集后备驾驶员、厨师、医官以及通讯兵以敷不足之数。装甲部队的巨大损失即便不是灾难性的，也是非常严重的，这在几天之内即可得到证实。
冯・赛德里茨将军忧心忡忡。截止11月中旬，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判断“他指挥的各营中，42%可以肯定是‘打光’了。”大多数步兵连只有不到50人，不得不进行混编。赛德里茨还对第14和第24装甲师的状况表示担忧，这两个师都需要进行重新补充，为即将到来的苏军冬季攻势做好准备。在他看来，今年的战斗已经拖延得太晚了。希特勒本人曾在拉斯滕堡的午餐桌上向他承认，德国部队应在10月初即着手准备应对“俄国冬天的所有考验”。而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部队却不必执行进行冬季防御准备的命令，希特勒在慕尼黑居然吹牛说时间无关紧要。
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蒙受的损失最大。苏德两军原来的战斗人员都只剩下一小部分。“这些德国兵同我们在八月份与之战斗的那些人不一样，”一名苏军老兵注意到，“我们也与过去不同了。”好兵不长命，胆儿大先玩儿完，双方的前线士兵对此都有同感。
德军参谋军官还对明年春天的战斗感到焦急，无需复杂计算即可证明，按照这种伤亡德国支撑不了多久。任何当英雄充好汉的想法都开始变得苦涩不堪，一种强烈的宿命感开始支配人们的行为。而在另一方面，斯大林格勒红军却有了一些新作法。如果一位广受尊敬的指挥员牺牲了，为了显示复仇的决心，哀悼仪式上的排枪或排炮“不是射向天空，而是射向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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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一切为了前线
去年冬天，斯大林因缺乏足够耐心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现在，他的复仇欲望克制住了自己的急躁情绪，苏军因此可以就针对第六集团军的大反攻进行相当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这次大反攻的代号是“天王星行动”计划。
计划的最初设想源起于9月12日，在那个星期六，保卢斯在维尼察晋见希特勒，而朱可夫也被召入克里姆林宫，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同时到场。当时，苏军对保卢斯北翼的进攻已然失败。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朱可夫需要就进攻失败的原因做出解释。注视着他的还有刚刚挂到墙上的亚历山大・苏沃洛夫和米哈依尔・库图佐夫的画像，前者在18世纪痛扁土耳其人，后者则是拿破仑最难缠的对手。朱可夫强调，投入进攻的三个集团军力量不足，缺乏大炮和坦克。
斯大林要求知道还需要什么。朱可夫回答说，他们需要一个新的齐装满员的集团军，编成内必须有一个坦克军，三个坦克旅以及至少400门榴弹炮，同时要有一个空军集团军进行支援。华西列夫斯基对此表示同意。斯大林没有说话。他拿起标有大本营后备力量的地图，独自研究起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退至房间一角，一起低声讨论存在的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必须找到另一个解决方案。
斯大林的听力比他们想象的要敏锐得多。他远远问到：“‘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意思？”两位将军回到他面前。“你们回总参谋部，”斯大林告诉二人，“仔细考虑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必须采取哪些措施。”
第二天晚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没有耽误时间，他与两位将军礼貌地握了握手，欢迎他们的到来，这实在出乎二人的意料。
“好吧，你们带来了什么？”他问道。“谁来报告？”
“谁都可以，”华西列夫斯基回答说。“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
两位将军在大本营花了整整一个白天讨论在以后两个月内组建新集团军和坦克军的可能性。他们研究地图上德军这个两翼薄弱的突出部，越来越确信唯一值得考虑的解决方案必须能够“决定性地扭转南线的战略局势”。朱可夫认为，斯大林格勒必须守住，将敌人拖入一场消耗战，但投入的部队只要保住防线就足够了。不应再将任何部队浪费在小规模反攻上，除非为防止德国人占领伏尔加河整个西岸而发动牵制性攻势。在德国人集中全力夺取城市的同时，大本营将于战线后方秘密集结新的集团军，对斯大林格勒深远后方进行纵深突击并实施合围。
斯大林起初对这一计划缺乏热情。他害怕如果不马上做点什么，斯大林格勒将会沦陷，从而使苏联蒙受另一次羞辱性的打击。他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攻击地点更加靠近城市。但朱可夫回答说这样距离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太近了，敌人会马上进行重新部署对付苏军的进攻部队。斯大林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的优势所在。
斯大林较之于希特勒的最大优势是他在意识形态上毫无羞耻可言。在经历了1941年的灾难之后，他重新捡起已被泼上脏水的1920年代和30年代初苏军军事思想，居然没有一丝恶心的感觉。以机械化“突击集团军”消灭敌人的“大纵深作战”理论，不再是人们暗中尊崇的异教邪说。9月13日夜，斯大林给予这一纵深作战计划以全力支持。他指示二人要建立“最严格的保密制度”。“现在除了我们三个人，不能有任何人知道此事。”进攻被称为“天王星行动”计划。
朱可夫不仅是一个优秀的计划者，还是最好的计划执行者。九月初，对斯大林格勒北部攻击的部队未经训练，装备低劣，他不想重复这个错误。训练工作规模庞大。一俟后备师团组建完毕，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即将它们送到前线相对平静的地段进行实战训练。这种作法还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它把德军情报机关搞糊涂了。德国陆军东线情报机构的头子，精力充沛但名过其实的莱因哈德・盖赫伦上校开始怀疑，红军可能在计划一次针对中央集团军群的大规模牵制攻势。
侦察报告和俘虏的审讯记录都证明原来的预想是正确的，“天王星行动”必须瞄准第六集团军两翼的罗马尼亚军队。九月的第三周，朱可夫在绝密状态下对德军突出部的北线进行了实地考察。中尉亚历山大・格里乔夫隶属于第221步兵师侦察连，一天晚上，他受命去师部报到。他在那里看到两辆威利斯军用吉普。一名上校接待了他，命令他交出自己的冲锋枪，坐到其中一辆吉普的前座去。中尉的任务是引领一位高级军官巡视前线。
格里乔夫一直等到半夜。从指挥部掩体中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的个头不高，在贴身警卫的簇拥下甚至显得非常矮小。这位高级军官一言不发地坐进车后座。格里乔夫按照指示，引导司机沿着前线从一个部队的指挥所开往下一个部队的指挥所。天快亮的时候他们才回来。格里乔夫取回冲锋枪，并被告知任务已经完成，可以返回部队了。战争结束多年以后，他从自己以前的首长那里得知，那天晚上他护送的高级军官就是朱可夫，而他们有时距离德军战线不足两百码。也许，最高副统帅没有必要与每个部队的指挥员亲自交谈，了解对面的敌情和地形，“但朱可夫就是朱可夫”。
在朱可夫对北线进行秘密视察的同时，华西列夫斯基访问了斯大林格勒南线的第64、57和51集团军。他敦促各部队推进到草原盐湖区一线以西。华西列夫斯基没有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其实是为“天王星行动”的参战部队建立一个受到严密保护的集结地。
为掩护准备工作，保密和欺敌计划至关重要。此外，红军甚至还享有两个效果甚佳的优势。第一个是希特勒拒绝相信苏联还有任何后备集团军，更不必说纵深作战必需的大量坦克部队。德国人第二个误判对苏军更有助益――尽管朱可夫从未承认过此事：针对斯大林格勒北线第14装甲军的进攻屡次失败，令红军看起来无力在该地区发动一次猛烈攻势，更不可能对整个第六集团军顺利进行大规模合围。
整个夏天，德国每月生产大约500辆坦克，而哈尔德将军告诉希特勒苏联每月产量是1200辆。元首拍着桌子说根本不可能。但即便是这一数字也少得太多。1942年，苏联的坦克产量由上半年11000辆增至下半年的13600辆，平均每月2200辆。飞机生产也从42年上半年的9600架增至下半年的15800架。
苏联虽然丧失了其主要工业区，但生产上仍超过第三帝国，这种说法令希特勒非常恼火，不能相信。纳粹领导人一直都不承认俄罗斯民族爱国热情的巨大力量。他们同样低估了为将工业转移至乌拉尔地区而实施的无情的搬迁计划以及工人队伍的军事化重组。大约1500家工厂从苏联西部地区撤至伏尔加河以东尤其是乌拉尔地区，然后由军队和技术人员苦干一冬重新建设安装。所有工厂几乎都没有安装暖气，许多工厂刚开始连窗户和象样的屋顶都没有，但生产线只要一启动，就再也不会停下来，除非整条线瘫痪，电力中断或缺少某个特殊的部件。人力资源更不是问题，当局只需征召大批新工人即可。苏联的官僚机构浪费了人民群众的时间和智慧，让许多人的生命在工业事故中白白地损失掉了。这种对个体的漠不关心，与军事计划者们对士兵的冷漠如出一辙。但集体主义的牺牲精神――既有强迫，同时更有自愿――换来的是无以伦比的伟大成就。
希特勒仍然拒绝让德国妇女到工厂做工，而大批苏联妈妈们、女儿们却被动员起来，成为生产的主力。成千上万穿着粗布工作服的妇女们――“普通一兵”――或为生产线上的坦克安装炮塔，或在机床前忙碌。她们狂热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能帮助前线的男人们。宣传海报一刻不停地提醒着她们牢记自己的职责：“你能为前线做什么？”
作为乌拉尔地区巨大的战争工业中心，车里雅宾斯克开始以“坦克格勒”闻名于世。不久，工厂附近就设立了坦克训练学校。党组织在工人与军人之间牵线搭桥，而工厂则回收垃圾废物卖钱来生产更多的坦克。一位名叫米那科夫的坦克炮手写了一首诗，准确地描述了乌拉尔生产线上的情景：
为了让敌人死
为了让朋友笑
最好的武器就是
T－34！
后来，有人建议生产线上的工人应该组建第一乌拉尔志愿坦克团。组织者声称，在第一张海报贴出36小时之内，就收到了“4363份要求加入坦克团的申请，其中1253份是由妇女提交的。”
甚至专门从事军需物资生产的奴隶劳改营，其生产产量也远远高出德国劳改营，而且破坏事件要少得多。古拉格的犯人们同样相信侵略者一定会被打垮。
出于宣传的原因，苏联方面的记录中很少提到西方盟国的援助，但这些援助为保证红军能在1942年秋天继续战斗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的贡献。斯大林曾向朱可夫抱怨丘吉尔运来的飓风式战斗机性能不佳，美英提供的坦克无法与T－34相比。英国的作战靴和大衣在苏军士兵中也不受欢迎，因为它们无法满足冬季作战的御寒需要。但美国的车辆――尤其是福特、威利斯和史都铎贝克的卡车与吉普车――以及食物，包括装在标有美国鹰徽的白色袋子中的上百万吨小麦，以及来自芝加哥的猪肉和咸牛肉罐头，却如雪中送炭，令苏联欲拒还迎，尽管他们不愿承认。
朱可夫知道，为这场机械化战争选择合适的指挥员至关重要。九月底，他劝说斯大林任命曾受贝利亚NKVD迫害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为顿河方面军司令员，该方面军所属地域从斯大林格勒北端向西延伸至顿河大河曲东侧的克列茨卡亚。同时，在罗科索夫斯基右翼，尼古拉・瓦图丁中将负责指挥新的西南方面军，当面是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10月17日，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下达命令，要求“距离前线15英里以内”的所有平民都必须于10月29日前撤离。除了安全方面的考虑，军事当局还希望向前线运动的部队白天能隐蔽在村庄里。这是一次计划周密的行动，所有撤离者必须带走“自己的牛、羊、猪、母鸡以及可以维持一个月生活的食物”。集体农庄的所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它值钱的机器都被运走了，人们只好用母牛当牵引工具。当局还征调数千名当地老百姓加入一支10万多人的建筑大军，负责修理所有通往前线，尤其是萨拉托夫－卡米辛－斯大林格勒沿途的公路和桥梁。
以刚刚铺轨的萨拉托夫－阿斯特拉汗铁路为起点，数条铁路支线深入草原，尽头就是大本营预备部队下车的地方，从那里部队再向集结区域开进。苏联的铁路系统每天要向三个方面军发送1300个车皮，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混乱自然是无法避免的。某师在乌兹别克斯坦铁路支线的运兵列车上呆了将近两个半月。
“天王星行动”计划非常简单，但却野心勃勃，行动范围极其广阔。主攻地点在斯大林格勒以西100英里左右，由谢拉菲莫维奇桥头堡向东南方向突破，该桥头堡向顿河以南伸出大约40英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无力予以占领。这个攻击点位于第六集团军后方深远地带，斯大林格勒市内及附近的德军机械化部队无法及时赶回挽救局势。同时，从顿河南面克列茨卡亚地域附近的另一个桥头堡向南发起内线攻势，目标是沿顿河大小河曲部署的斯特莱克第六军的后方。最后，从斯大林格勒南面，第三支坦克突击部队将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并与主攻部队在卡拉奇会师，从而合围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和霍特的第四装甲集团军一部。红军全部坦克力量的60%将用于“天王星行动”。
虽然国防军手中有大批红军战俘和逃兵，但苏联的安全保卫工作比人们预想的还是要出色。1942年夏，德国情报机构未能发现新组建的五个坦克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基本相当于一个装甲军）和十五个坦克军（每个坦克军相当于一个加强装甲师）。随着惩罚时刻的临近，红军无线电通讯大量减少，部队的maskirovka――这个词的含义包括了欺敌、伪装和战役安全工作――受到高度重视。命令不再以书面方式传达，而改以当面发布。主动欺敌手段还包括增加莫斯科附近部队的活动。德国人相信，Rzhev突出部将是苏军在11月最有可能发动攻势的地段。同时，在南线，“天王星行动”计划关键地域的各苏军一线部队受命修筑防御工事，故意让德军空中侦察发现。而沃罗涅日方面军虽然不参与这次反攻，却得到命令准备架桥设备和冲锋舟，好象要发起一次进攻。
其它地域部队表面上都在修筑防御工事，从而令德军感觉他们不是计划进攻，而是防御。参加“天王星行动”的部队都在夜间向前线开进，白天隐蔽。在开阔平坦的草原上，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红军的伪装手段的确是效果非凡。为了转移德国空军的注意力，红军在顿河上修建了至少17座假桥来保护5座真桥，第5坦克集团军、第4坦克军、两个骑兵军和大量步兵师正是通过这五座桥梁跨过了顿河。
斯大林格勒以南，第13机械化军、第4机械化军、第4骑兵军和支援保障部队――总计兵员超过16万人，坦克430辆，大炮550门，各类车辆14000台，还有10000多匹马――成批地自伏尔加河下游过河。由于河中漂浮着许多上游下来的冰块，渡河任务艰险异常。天亮前他们还要隐蔽起来。当然，红军不可能指望把即将发起的攻势完全掩盖，但是，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他们“最伟大的功劳，是掩盖了攻势的规模。”
1942年初秋时分，大多数德军将领尽管不同意希特勒关于红军已经崩溃的断言，但也感到敌人的力量即将耗尽。另一方面，许多参谋军官却倾向于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此事。温里奇・巴赫上尉是非洲军团一名战功卓著的军官，他被调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工作。集团军情报部领导涅梅耶中校欢迎了他，但是中校对形势的悲观态度，大大超出巴赫上尉的想象。“我亲爱的朋友，”中校说，“过来看一下形势图。看看这些红色的标记。在南、北这两个点，俄国人正在集结部队。”涅梅耶认为，尽管上级很关心敌人是否会威胁后方的交通线，但他们并没有把合围的危险当回事。
保卢斯和施密特都阅读过涅梅耶的所有报告，认为他的担心有点夸张。两位将军都认为苏军会以大量火炮和坦克进行猛攻，但不相信苏军会以德国人自己的“重点突破战术”Schwerpunkt对德军后方纵深进行突击。（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以后，保卢斯似乎犯了个大家都会犯的错误，他一口咬定自己对形势的危险一直非常清楚。但施密特却非常坦率地承认，他们大大低估了敌人的企图。）另一方面，面对苏军由斯大林格勒南部进攻的威胁，霍特将军的头脑要清醒得多。
德国本土大多数将领都相信，苏联没有能力同时组织两个攻势。盖赫伦上校的报告虽然模棱两可，什么都有可能，但也坚持认为苏军冬季攻势的重点将是中央集团军群。他的情报机构没有察觉顿河前线罗马尼亚部队当面的第5坦克集团军，仅仅在进攻发起前截获了一些信号才知道该部也参与了此次攻势。
德国本土大多数将领都相信，苏联没有能力同时组织两个攻势。盖赫伦上校的报告虽然模棱两可，什么都有可能，但也坚持认为苏军冬季攻势的重点将是中央集团军群。他的情报机构没有察觉顿河前线罗马尼亚部队当面的第5坦克集团军，仅仅在进攻发起前截获了一些信号才知道该部也参与了此次攻势。
这段时间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保卢斯和施密特两人都认为，如果第六集团军的参谋已经提交了他们的报告，他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因为受威胁地域的防御工作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这种被动态度完全不符合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即对一名指挥员而言，无所作为，等待命令，不能独立思考是不可饶恕的缺陷。当然，希特勒是在打压将军们的独立性，但是保卢斯，由于其行事风格更象一名参谋军官而不是指挥员，早已在元首的坚持之下作出了退让。
当灾难露出狰容之后，保卢斯经常因未能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而备受指责。但是，作为一名指挥员，他真正的失败之处是无法在威胁来临之际做出正确的反应。受到威胁的可是他自己的集团军啊！而他所要做的，无非是将大多数坦克从浪费资源的城市战中撤出来，组建一支强大的机械化力量，时刻准备做出迅速反应；重新设立补给和弹药堆存地，保证车辆在短时间内就能开出去。这种相对来说规模较小的准备工作虽然违背了元首统帅部的命令，但却可以使第六集团军在关键时刻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在6月30日的元首训令中，希特勒要求部队之间不必保持联络。在司令部参谋军官的劝说下，施密特将军没有听从这一命令。第六集团军将一名携带无线电设备的军官派往西北方向的罗马尼亚部队。此人就是盖尔哈德・斯道克中尉，1936年柏林奥运会标枪冠军。斯特莱克将军也做出相应安排，自第六军派出一名联络军官。
10月底，德军收到关于敌人正在顿河沿线集结部队的第一个警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官杜米特莱斯库将军一直认为，只有控制整个河岸地区，利用顿河作为其主要的反坦克障碍，他的防区才能守得住。杜米特莱斯库曾在9月底建议夺取顿河南岸的其余地区，但B集团军群在赞同他的观点的同时，解释说所有预备队都必须集中于斯大林格勒，因为夺取这座城市才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
敌人的集结活动被察觉后，罗马尼亚人越来越焦急不安。罗军每个师只有7个营，而控制的战线却有12英里长。他们最大的弱点是缺乏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只有一些骡马牵引的37毫米Pak反坦克炮，这种炮被俄国人戏称为“敲门人”，因为炮弹根本不能穿透T－34的装甲。而且由于要优先保证第六集团军的需要，罗马尼亚炮兵部队弹药极度匮乏。
杜米特莱斯库的参谋人员于10月29日将他们的忧虑之处向集团军群司令部做了报告。安东尼斯库元帅也令希特勒注意到了罗军所处的危险境地。但是，几乎每天每刻都在等待斯大林格勒陷落消息的希特勒，此时还被其它一些重要事务所纠缠。隆美尔从阿拉曼战场上撤退，紧接着是英美联军入侵舰队驶向北非的警报。“火炬行动”登陆成功迫使他全力考虑法国的问题。11月11日，保卢斯向斯大林格勒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同一天，德军进入了法国南部未占领区。
此刻，关于红军即将进攻突出部的警讯急剧增加。11月7日，联络军官报告称，“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判断，11月8日敌人可能会在克列茨卡亚至拉斯波平斯卡亚地域以坦克猛攻”。烦人的是，罗马尼亚人不停地吵吵俄国人会在未来24小时内进攻，但结果什么都没有发生。尤其是当十月革命25周年纪念日平静度过之后，他们的叫嚷更象是一种“狼来了”的玩笑。
在空军侦察中队提供的证据面前，冯・里希特霍芬将军却越来越确信攻势即将来临。即便在11月11日保卢斯发起最后一次进攻的那一天，他还用第八空军军的部分力量攻击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当面的苏军集结地。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顿河前线，俄军正在坚决地准备针对罗马尼亚人的进攻。第八空军军、第四空军联队全部以及罗马尼亚空军对其实施了持续打击。敌人的预备队现在已经集结完毕。我在想进攻将在何时发起？”
11月14日，他又写道：“天气越来越差，寒雾使机翼结冰，还有冻彻心骨的暴雨。斯大林格勒前线一切平静。我们的轰炸机继续对斯大林格勒以东的铁路实施成功空袭，使敌人援军和保障工作陷入混乱。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继续坚持对逼近顿河前线的俄军进行毁灭性打击。”
德军对苏军后方地域的空袭令正在渡河的第5坦克集团军蒙受了部分损失，更几乎造成两位要员的伤亡。德国飞机惊扰了正在斯维特里亚接见某个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的赫鲁晓夫和叶廖缅科，代表团带来了37车皮的礼物献给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礼品包括葡萄酒、甜瓜干、大米、苹果、梨子和肉类。
对于日益临近的威胁，元首统帅部、B集团军群以及第六集团军等各级指挥机关都做出了反应，但这些反应要么规模太小，要么速度太慢。希特勒那颇具感染力的空想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他一方面发布命令，要求增设更多的雷区，并以德军部队加强罗军防御，但另一方面他又拒绝承认其实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部队来完成这一命令。
唯一能够腾出手来加强北线危险地域防御的部队，就是由斐迪南・海姆中将指挥的第48装甲军。此人是保卢斯的前任参谋长。从纸面上看，这支部队实力雄厚，编成内包括第14装甲师、第22装甲师和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还有一个反坦克炮营和一个摩托化炮兵营。但是，如果仔细检查一下就会发现它其实远没有那么强大。整个装甲军只有不到100辆能够使用的现代化坦克，而且还散布于三个装甲师之中。
第14装甲师曾在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中遭到重创，但却没有机会进行重新补充。罗马尼亚师装备是捷克斯洛伐克产的“斯柯达”轻型坦克，在与俄制T－34对阵时根本没戏唱。第22装甲师作为预备队一直没有足够的油料。由于该部长期不动，受冻怕冷的老鼠们开始在车体内做窝。绝缘电缆被它们咬坏，但却得不到及时更换。此外，作为对罗军大呼帮忙的回应，该师各团不停地分拆，有些派到这里，有些派到那里。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安静下来，德军漫无目的地向许多地区派驻了小股部军――小到只有两三辆坦克和几门反坦克炮，这些部队本来就是装装样子，但其安抚效果也是越来越差。元首的空军副官尼古拉斯・冯・贝罗声称，“希特勒没有得到这个装甲军实力的真实信息”。也许此言不虚。但是，统帅部的参谋们回避那些令人不爽的真实情况，这种环境的始作俑者正是希特勒本人。
斯大林格勒南部战线，罗马尼亚第6军后面的唯一一支预备队是第29机械化步兵师。但在11月10日，该部据说“收到‘Hubertusjagd’的密语，要在最短时间内启程前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辖区内的佩列拉佐夫斯基。”佩列拉佐夫斯基是第48装甲军的焦点所在。霍特将军的屡次警告无济于事，南部战线潜藏的危机没有得到认真对待。
11月前半月的天气令苏军向前线的开进变得极为困难。冻雨之后是突然而剧烈的霜冻。许多匆忙备战“天王星行动”的部队还未配发冬装。不仅手套和帽子奇缺，就连裹脚布也没有，而这可是代替袜子的最基本的红军标准配备。
11月7日，第4骑兵军所属第81骑兵师穿过卡尔米克草原抵达南部前线。“由于指挥员不负责任的态度”，14名没有冬装的军人，主要是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死于冻伤。军官们一马当先跑在前面，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冻僵了的士兵支持不住从马上摔下来，而军士长们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把他们扔到马车上让他们活活冻死。仅一个骑兵中队就损失了35匹马。一些士兵试图逃避眼前的战斗。第93步兵师在接敌行军中发生了七起自伤事件，还抓住了两个逃兵。“在随后数日内，”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向谢尔巴科夫报告说，“还会审问其他一些叛国者，其中包括一名党员，他在值勤的时候打伤了自己的左手。”
朱可夫又多了一件苦差事，他不得不提醒斯大林，“天王星行动”的发起时间必须推迟十天至11月19日。自此，克里姆林宫的气氛日趋紧张。由于缺乏货车造成的运输困难，进攻部队尚未得到应有的燃料和弹药配额。尽管斯大林担心敌人可能发觉红军的准备工作而逃之夭夭，但他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事实。他还要求大本营随时报告第六集团军的部署变更情况。11月11日，斯大林变得更加焦躁不安，因为红军没有足够的飞机来遏制德国空军。但是朱可夫宏大而周密的作战计划最终让他放下心来。这一次斯大林感到，他们终于可以复仇了。
11月13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飞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工作。“我们敢说他很高兴，”朱可夫写道，“因为他慢悠悠地嘬着烟斗，捋着自己的胡子，听着我们的汇报而没有插话。”
红军情报机关第一次决定全面整合自己的情报来源。战争初期一系列的灾难主要原因在斯大林。他武断专行，不理睬任何准确的情报分析。（原注1）自那以后，红军情报机关首次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侦察巡逻捕获的“舌头”，试探性攻击和空中侦察提供了大量情报。无线电通讯情报部门也帮助确认了相当数量德军部队的番号。沃罗诺夫将军直接监督关键地域炮兵部队的集结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炮兵侦察也相当出色。同时，工兵部队开始提前绘制出友军雷区和敌军雷区的地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冻雾，而冯・里希特霍芬将军也对这种气候颇有怨言。
原注1：在情报机关服役是一项危险的工作。11月22日，大反攻发起三天之后，第62集团军情报主管因“失败主义和反革命思想”而遭起诉，并被控提供错误的敌情。我们无从得知这名遭到怀疑的军官是因政治罪行而被捕，还是由于本人无能或是成为上级过失的替罪羊。
11月12日，伴随着第一场大雪，红军展开了一系列侦察行动。侦察兵们穿上了白色伪装服，派出去捕俘的小组还要检查突击地域是否进驻了新的敌军。第173步兵师侦察连首次发现德军正在建造混凝土掩体。在战线其它各处由袭击小组抓回的俘虏不久证实，虽然德军在建造混凝土工事，但没有新的部队进驻。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线，侦察兵们发现高级军官将补给全部霸占，集中到后方的司令部去，一线阵地却一无所有。对进攻地域执行侦察任务的苏军部队“知道可能要发生一些事情，但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
此时，莫斯科最吃不准的是第六集团军的士气状况。在斯大林格勒战斗中，尚无一个德军团级指挥所被占领，除了偶而从德军低层官兵那里得到的一些信件和命令，苏联人无从了解德军的更多情况。终于，11月9日，红军情报机关头目雷托夫中将收到一份缴获自顿河小河曲当面第384步兵师的文件，该师由萨克森和奥地利部队混编而成。他立刻发现这就是他们需要的证据。翻译件马上被送交斯大林、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主管宣传鼓动工作的亚历山德罗夫。雷托夫将军毫不怀疑这份文件将在伟大领袖的心中激起喜悦之情。由于这支来自德累斯顿的部队从未参加斯大林格勒的巷战，苏军高层因此倍受鼓舞。
“我非常清楚师里的情况，”巴伦・冯・加布伦兹将军致信第384步兵师所有指挥官，“我知道全师已无战斗力。这并不奇怪，我将尽全力改善部队的状况。但战斗是残酷的，而且必将更加残酷。我们无法改变目前的局势。士兵们死气沉沉的状态必须通过更加积极的领导得到纠正。指挥员们的态度必须更加严厉。在我1942年9月3日第187－42号命令中，我规定逃离阵地的人要受到军法审判……我将按照军法要求严格治军。那些在一线阵地中睡觉的人必须被处以死刑。这一点勿庸置疑。违抗军令也是死罪……具体的表现为：不认真照顾武器、阵亡将士遗体、军装、马匹和机械化装备。”军官们必须提醒部下“他们要在俄国度过整个冬天”。
在后方经过精心伪装的苏军机械化部队，现在开始向反攻始发地前进。大量烟幕掩护着他们渡过顿河进入各前沿阵地。战线后面，宣传连的大喇叭播放着音乐和政治新闻，淹没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在号称“斯大林格勒之轴”的三条战线上，总共集结了100万苏军。斯米尔诺夫将军领导的红军医疗部门设立了119个野战医院，配备了62000个床位以应付即将到来的伤亡。进攻发起前三小时，命令下达全军。红军部队得知，他们将对敌人后方进行一次纵深突击。没有提到合围。德国人不知道将会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想到这一点，部队的情绪兴奋到了极致。这是反攻的开始。车辆一遍一遍地反复检查，它们的前面会有好长一段路要走。人们仔细地倾听发动机的声音，“好象外科医生诊听病人的心跳一样”。写信、刮胡子、洗裹脚布、玩国际象棋和多米诺骨牌的时间结束了。“官兵们得到命令要好好休息，但他们实在太激动了。每个人都在反复考虑是否一切已经准备停当。”
大战前夜，德军没有察觉明天会有什么不同。第六集团军的敌情日报非常简短：“整个战线没有大的变化。伏尔加河上的浮冰较前日为弱。”那个晚上，一名渴望回家的士兵在给家里写信，想到的是他“与德国边境相距2053英里”。
第15章 天王星行动
11月19日，星期四。清晨五点刚过，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就响起了电话铃声。作战参谋都住在戈罗宾斯基，这是位于顿河右岸的一个哥萨克大村庄。外面开始下起了雪，冻雾弥漫，哨兵只能看清几码以内的东西。
电话是盖尔哈德・斯道克中尉打来的，这位标枪金牌得主正在克列茨卡亚地域与罗马尼亚第4军呆在一起。他的报告在作战日志中是这样记录的：“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在防区内抓获一名俄军军官，根据此人交代，进攻将于今日五时发起。”由于尚无其它迹象表明攻势已经启动，而且时间已过五点，值班参谋没有唤醒集团军参谋长。如果受到错误情报的打扰，施密特将军会暴跳如雷，而西北方向的罗军部队最近可没少提供错误情报。
实际上，身着白色伪装服的苏军工兵整夜都在清除反坦克地雷。苏联时间7时20分，德国时间5时20分，苏军大炮和迫击炮集群收到密语“警报”并开始装弹。一名苏联将军说，白色的冻雾“浓得好象牛奶一样”。鉴于视线太差，方面军司令部曾考虑是否需要推迟进攻，但最终还是决定按原计划行动。10分钟之后，大炮、榴弹炮和卡秋莎炮兵团收到了准备射击的命令。对面的罗马尼亚军队清楚地听到苏军一方响起了阵阵军号声，而这正是开火的信号。
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电话又一次响起。斯托克直接了当地告诉接听的巴赫上尉，军号声引来了大规模炮击。“我感觉罗马尼亚人抗不住，但我会与你保持联系。”这一次巴赫上尉毫不犹豫地唤醒了施密特将军。
在北线攻势的两个主要地段，大约3500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集中火力为数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和两个骑兵军开辟通道。第一次齐射听起来象是打破静寂的睛天霹雳。由于漫天薄雾挡住了前线炮兵观察员的视线，重炮和卡秋莎无法进行射击校正。好在几天前所有目标都已做好标定，他们的射击仍然非常准确。
大地开始震颤，仿佛发生了一场低烈度地震。冰层有如老旧的镜子一般开裂。炮击如此猛烈，战线以南30英里第22装甲师的医官们居然从熟睡中惊醒，“因为大地在颤抖”。他们没有等待指示。“局势已经清楚了。”他们坐上汽车准备奔赴前线。
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苏军士兵们也听到了远方大炮的怒吼，他们问领导发生了什么事情，指挥员们只好回答：“我不知道。”对保守机密的要求非常严格，不到战局明朗大势已定，不会发表任何声明。大多数人只好猜测，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抑制。12天前，在庆祝十月革命25周年的讲话中，斯大林已经就大反攻做出了强烈的暗示，他的话是：“在我们的大街上也要庆祝一个节日。”
一小时以后，没有坦克支持的苏军步兵师进攻了。大炮和卡秋莎仍然在盲目射击，但炮火延伸至罗马尼亚军队第二道防线以及罗军的炮兵阵地。装备低劣的罗军步兵尽管被猛烈的炮击震得心神俱裂，仍然挣扎着从战壕中站起身来勇敢地予以还击。“进攻被击退了。”罗马尼亚第13步兵师的一名德军军官报告说。第二波攻击虽然伴随着坦克，同样亦被打垮。最后，又经过一轮轰炸，苏联大炮突然停止了射击。薄雾之中，一片死寂。接着，罗马尼亚人听到了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
大规模炮火准备将无人地带的雪和泥搅得天翻地覆，令T－34的冲锋步履维艰。炮击还摧毁了雷区中的道路指示。工兵们只好搭乘第二辆或第三辆坦克，预备在第一辆坦克压到地雷时，能够迅速在“工兵，下车！”的命令下开始扫雷工作。冒着罗军步兵的火力，这些工兵冲向前去清理出一条新的路径。
罗马尼亚士兵勇敢地抗击着数波苏军士兵的进攻，并打掉了相当数量的坦克。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反坦克武器，他们的命运已然注定。好几群坦克杀入罗军防线，转而向两侧迂回。苏军将领不能在步兵冲锋上浪费更多的时间，直接对罗军防线实施了大规模坦克进攻，日中时分，突破口终于打开了。在克列茨卡亚地域，第4坦克军和第3近卫骑兵军粉碎了罗马尼亚第4军的抵抗，一路向南杀去。骑着毛发蓬乱的哥萨克小马，苏联骑兵把冲锋枪斜挎肩上，在大雪覆盖的草原上一溜小跑，速度一点儿也不比坦克慢。T－34的炮塔直指前方，同样急不可耐地要与敌人大战一场。
半小时以后，突破口以西约三十英里处，罗曼年科的第5坦克集团军向罗马尼亚第2军发起了猛攻。T－34宽大的履带碾过铁丝网，压塌敌人的战壕。第8骑兵军随后跟进。它的任务是保护突击部队的右翼，继续向西扩大合围圈。
时至正午，微风吹开了些许迷雾，苏军第2、第16和第17空军集团军开始投入战斗。德国空军的基地能见度可能较差，或者他们的空管不愿象俄国人那样冒险。“俄国人又一次充分利用了坏天气。”当晚里希特霍芬在日记中写道，这与其说是记录事实，不如说是描写自己的感受。“雨、雪和冰雾让所有飞行都停顿下来。第8空军军克服极大困难，终于想办法让一两架飞机离开了地面。以轰炸封锁顿河渡口是不可能的。”
直到上午9时45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才正式得到苏军进攻的消息。这段时间德军的反应表明，虽然威胁得到了重视，但显然没有人认为那将是致命的一击。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没有停止，装甲部队仍然卷入其中。
11点过五分，B集团军群参谋长冯・索登斯特恩将军致电施密特，告诉他海姆将军的第48装甲军已被派向北面的博利绍伊增援罗马尼亚部队。（该军实际正在向克列茨卡亚地域推进，但令海姆暴跳如雷的是，远在巴伐利亚的希特勒却下令改变进攻方向。）索登斯特恩建议第六集团军，应告诉斯特莱克将军的第6军派部队加强克列茨卡亚以东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的防御。此刻，他们听说只看到20辆敌军坦克――“迄今表明这仅是一次微弱的攻势”。11点半，奥地利第44步兵师的一个团受命当晚向西运动。这是一步错棋，自此，一连串的失误把第六集团军一部牢牢困在顿河河曲之内，从而严重限制了整个集团军的行动自由。
尽管派出了联络军官，铺设了新的电话线，但德军还是得不到一点儿详细情报。表明局势较预想还要危险的第一个讯号，在苏军成功突破两个小时以后才姗姗来迟。有消息称“一支俄军装甲先头部队”（其实是柯拉夫琴科中将的第4坦克军）已经突破第13罗马尼亚步兵师的防御，正向六英里以外的格罗姆基前进。这在数个罗军部队的司令部引发了混乱：“一箱一箱的文件和个人物品”扔上卡车，随同它们的主人匆忙撤离。罗曼年科的第5坦克集团军在西面的进展情况则更加难以掌握。
让所谓的48装甲军向北进行反突击的想法纯属自欺欺人，反而证明了这一事实，即德军高级军官已经深受希特勒个人幻觉的毒害。一个装甲军本应比苏军一个坦克集团军还要强大，但第48装甲军可资作战的坦克甚至连一个整师的数量都不够。第22装甲师能够打仗的坦克只剩下区区30几辆，而且由于油料短缺，该师必须要挪借罗军的储备。老鼠破坏装备的笑话曾在全军广为流传，但危机一旦真的来临就再也没有人笑得出来了。
命令更改只会让局势恶化。海姆的装甲军没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部署，相反，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启程之后却被改令他向。这次分兵导致了更大的灾难。苏军对该师师部一次出人意料的攻击摧毁了德军联络军官的无线电发报机，这是与海姆将军司令部保持联络的唯一方式。结果，随后几天与罗军的联络全部中断了。
在这一天发生的众多事件中，最让人惊诧不已的是保卢斯将军的无所作为。在敌人进攻前他未能组织一支机械化打击力量，现在他仍然什么都没有做。第16和第24装甲师的许多精锐部队仍然深陷于斯大林格勒的巷战之中。他也没有采取措施向前线运送部队车辆所需的油料和弹药补给。
11月19日下午，苏军坦克纵队穿过重重冻雾，继续向南进攻。由于大雪覆盖的荒原上没有地标指示，前锋部队只好带上当地居民以作向导。但这也不够，由于能见度太差，车长不得不依靠罗盘驱车前进。
进攻的路上危险重重。大雪堆积覆盖了深沟。莽莽草原上，有些地方长草披霜，直刺苍穹；远方雪迹逶迤，在大地上划出舒缓的曲线。坦克乘员们一路颠簸，全靠加了皮垫的头盔才免遭撞晕之险，许多人在与炮塔和车体的碰撞中骨断筋折――大部分伤在胳膊。但是，坦克纵队没有因为伤亡而停下前进的步伐。他们的后方，是爆炸发出的阵阵火光，那是步兵在清扫敌人的第一和第二道防线。
第4坦克军向南突过克列茨卡亚，指挥员们焦急地观察着他们的左翼，等待德军发起的反冲击。他们知道，罗马尼亚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风急雪猛，雪花堵住了准星，填满了主炮旁边同轴机枪的射孔。下午三点半左右，夜幕开始降临。为了继续前进，指挥员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下令打开前车灯。
在西面的突破口，鲁丁将军的第26坦克军看到前方火光冲天。那是一个集体农庄，德军在迅速撤离之前点了一把大火。显然，敌人对局势看得很清楚。德国人的大炮开火之后，坦克驾驶员关掉了前大灯。
右翼布特科夫的第1坦克军最终碰上严重削弱的第48装甲军。德军坦克的电动系统仍然问题多多，偏窄的履带也在黑冰上直打滑（译注1）。暮色中的战斗混乱不堪。德军通常所具备的战术技能和协调能力方面的优势荡然无存。
译注1：黑冰black ice：外表跟路面一样硬而滑的冰。一层很薄的，几乎看不见的冰层，如在道路或人行道上，通常由霜雾造成，极危险。
集团军群司令部命令以第6军一部汇同第14装甲师一起封堵克列茨卡亚地域的缺口，但为时已晚。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集团军群和第六集团军都对局势一无所知。“甚至通过空中侦察获取对战局的整体印象都不可能，”冯・里希特霍芬将军在日记中写道。“俄国人在第六集团军全线发起了进攻，局势变成了一团乱麻。”
下午5时，柯拉夫琴科的第4坦克军已经推进了20多英里，而斯特莱克将军的第6军刚刚受命在南面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保护第六集团军的后方。包括里希特霍芬在内的德军指挥官们仍然不想了解红军的目标。“极有可能，”他写道，“俄国人到不了铁路线一带，那是我们重要的补给大动脉。”他们根本想象不到，俄国人正在试图对第六集团军进行全面合围。
下午6时，冯・赛德里茨将军的司令部收到指示，第24装甲师没有参加斯大林格勒战斗的部队将前往顿河渡口附近的帕斯科瓦特卡和韦尔佳奇。但直到当晚十点钟左右――此时距攻击发起时已经过了17个小时――第六集团军才收到冯・魏赫斯上将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命令。“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地域战局的变化要求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尽快调集部队，掩护第六集团军的后方，确保交通线的安全。”斯大林格勒市内的一切进攻“要立即停止”。坦克和摩托化部队要尽快派向西面。由于对出现这种局面完全没有准备，调动不可能迅速实施。不出所料，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也发起了强大攻势，阻止德军脱离战场。
第16装甲师，“其中包括很多被征入伍填补空缺的俄国希维人”，也得到命令西进顿河。与第24装甲师一样，由于一直在斯大林格勒近郊作战，部队没有足够的油料，同样需要在沿途的后备据点进行补给。但它必须先要从里诺克附近的战斗中脱身。结果，虽然第二天晚上即有部队开始向西运动，但第2装甲团的部分坦克直到11月21日凌晨3时才收到“撤出”的命令，此时已距苏军发起进攻46个小时。
鉴于苏军攻势远在第六集团军的后方，超出了保卢斯的责任范围，因此，他一直等待着上级的命令。同时，B集团军群不得不对发自贝尔斯特加登的元首命令做出回应。希特勒决定控制局势，结果在需要动若脱兔的时刻却让德军静若处子，陷入了灾难性的墨守成规和无所作为。没有人坐下来重新评估一下敌人的意图。第六集团军装甲部队主力回撤渡过顿河保护左翼后方的安全，但这样就丧失了全部的机动性。最可怕的是，南线无兵可守，门户大开。
斯大林格勒以南第四装甲集团军的战线上，德军部队在11月19日早晨也听到了西北方向六十英里以外大炮的轰鸣声。他们猜想大进攻终于开始了，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任何情况。第297步兵师右翼与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相联，该师一个步兵营的营长布鲁诺・盖贝尔少校此时感到一阵“难以名状的焦虑”。但他们的防区一整天都平安无事。
大地被冻得硬梆梆的。细小的雪粒有如白色的尘沙，在南方吹来的风中飘舞，令草原看上去格外荒凉凄冷。他们左翼的第371步兵师能够听到伏尔加河上的浮冰相互撞击发出的声音。那个晚上，第297步兵师师部听说第六集团军已经停止了对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进攻。
第二天早晨，冻雾依然没有散去。尽管莫斯科紧张地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还是决定推迟炮击。上午10时，大炮和卡秋莎终于开火了。45分钟之后，地面部队开始沿着工兵夜间在雷场中开辟的通道攻击前进。第13机械化军在贝克托夫卡以南的进攻得到了第64和第57集团军的支持。再向南25英里，第51集团军在萨尔帕湖和察察湖地段投入战斗，冲在前面的是第4机械化军和第4骑兵军。
德国人的友邻部队罗马尼亚第20步兵师发现“大批苏联坦克和一波又一波的步兵以前所未见的规模进攻罗马尼亚人的阵地。”盖贝尔已经与旁边罗军的指挥员格劳斯上校建立起了联系。格劳斯上校曾经在奥匈帝国陆军中服役，能说一口非常漂亮的德语。他的人在整个防区只有一门马拉37毫米Pak，但这些罗马尼亚的农民士兵仍然非常勇敢地战斗着，他们现在只能指望自己了。而他们的那些军官和高级军士们却“从未在前线露过脸，整天在后方的农舍中听音乐喝酒打发时间”。苏联方面的报告则显示罗军防御装备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第13坦克旅首辆突破防线的坦克据说用履带压毁了至少四门反坦克炮，并摧毁了三个火力点。
盖贝尔在自己防区的观察所里看着敌人进攻。“罗马尼亚人打得很勇敢，但在苏联攻击波的打击下，他们坚持不了多少时间。”苏军的进攻有板有眼，“好象演习一样：火力――机动――火力――机动”。人们在新闻影片中看到，T－34飞速向前，履带下卷起阵阵雪雾，每辆坦克上搭载着身披白色伪装服的八人突击小组，但其实这样的电影镜头掩盖了许多可怕的弱点。由于在几近冰封的伏尔加河上运输非常困难，斯大林格勒南线的攻击部队各类补给极度缺乏。进攻发起第二天各师就开始断粮了。到了第三天，第157步兵师的肉和面包已经完全耗尽。为了解决问题，第64集团军包括救护车在内的所有车辆都转而用于运送补给以维持攻势。而伤员留在雪地里就可以了。
显然，大多数进攻部队求战情绪极高，因为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弗姆金是第157步兵师的一名架线员，他志愿走在进攻坦克的前面，指引他们穿过雷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报告称，部队兴高采烈，“因为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总算可以让敌人血流成河，偿还我们妻子、孩子和指战员的血债。”我们无须怀疑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对那些参战的人们来说，这是“整个战争中最快乐的一天”，连德国人最终在柏林的投降都莫能比之。
受到侵犯的祖国终于可以复仇了，但首当其冲的是罗马尼亚人而不是德国人。在霍特将军的参谋长看来，罗军步兵患有“坦克恐惧症”。根据苏军的报告，许多罗马尼亚人马上丢掉武器，举起双手大喊：“Antonescu kaputt！”（大意似乎是安东尼斯库完蛋了――译者猜）红军战士们也发现许多人都打伤了自己的左手，然后在包扎时放一两片面包在伤口上以防止感染。罗军战俘被集合在一起，但还没等他们走向战俘营，许多俘虏――可能有数百人――就被红军士兵自做主张枪毙了。有许多报道称在某个罗军指挥所发现数具被毁伤的苏军军官尸体，但这也许并不是导致自发性杀戮的真正原因。
尽管苏军在东南方向的突破非常神速，但是进攻并未按照计划发展。由于“得到的命令自相矛盾”，“前锋部队出现数次混乱”。这似乎是在暗指沃尔斯基中将过于小心谨慎，对其第4机械化军的行军纵队控制不力，以致于部队在自湖区向西前进的过程中队形发生了混乱。（原注1）
原注1：沃尔斯基算是臭名远扬了。就在进攻前一刻，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作为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沃尔斯基警告说进攻可能会失败。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不得不于11月17日飞回莫斯科。在听取他们的意见之后，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给沃尔斯基打了个电话。结果沃尔斯基收回了他的信。让人感到好奇的是，斯大林表现得很平静。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斯大林提前设计好的一个阴谋，准备一旦“天王星行动”计划失败就用来对付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
沃尔斯基的北面是塔纳希申上校指挥的第13机械化军。此刻上校的突出问题是缺乏足够的卡车让步兵跟上坦克的进攻。但马上他就遇到了比罗马尼亚人更加顽强的抵抗。当地唯一一支德军预备队，雷瑟将军指挥的第29摩托化步兵师在贝克托夫卡以南十英里左右的地方截住了塔纳希申的部队。尽管雷瑟师令苏军蒙受了巨大损失，霍特将军还是接到命令要将该师撤出战斗以保护第六集团军的南翼。罗马尼亚第6军终于崩溃了，几乎没有可能建立新的防线，就连霍特自己的司令部都受到了威胁。在南线突进的苏军与顿河之间，现在只剩下罗马尼亚第6骑兵团一支部队了。
雷瑟成功的反冲击表明，如果保卢斯在进攻前就已建立一支强大的机动预备队，他就可以用这支部队向南突击，而距离只有十五英里多一点，苏军合围的下勾拳很容易就会被粉碎。随后，保卢斯还可以挥师西北，在卡拉奇方向迎击苏军北线攻击部队。但是这需要准确判断真正的威胁来自于何方，而保卢斯和施密特恰恰缺乏这一点。
11月20日，星期五。早晨，在苏军开始集中炮击斯大林格勒城市以南地区的时候，柯拉夫琴科的第4坦克军已经深入斯特莱克第6军后方将近25英里，并转向东南方向继续进攻。与此同时，第3近卫骑兵军投入战斗，从后面攻击第6军。斯特莱克竭力在顿河大河曲南面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以堵住这个口子。但是军主力同时还要面对北面苏军施加的强大压力，第65集团军不停地进攻，阻止德军进行重新部署。
由于罗马尼亚人“四散奔逃，许多人丢掉了自己的武器”，第376步兵师不得不来了个180度的调头，转而向西，同时还要与南面第14装甲师的部队保持联系。奥地利第44步兵师也要进行重新部署，但是“许多物资都丢掉了，因为油料短缺，带不走那么多东西”。
南面第14装甲师的装甲团尚不清楚敌军的前进方向。向西走了十几英里之后，这支部队又在当天下午撤回上布济诺夫卡地域。回程途中，它与第3近卫骑兵军防守侧翼的一个团狭路相逢并最终歼灭了它。19日和20日两天中，装甲团摧毁了35辆苏军坦克。但一支没有保护，只能用“88”充当反坦克炮的高炮分队却被苏军消灭。
“灾难性的油料短缺”还妨碍了其它装甲师和机械化师的机动，这些部队应该由斯大林格勒向西转进实施增援。坦克乘员数量不够也是个问题，希特勒早先曾下令把所有能用得上的人都当作步兵投入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之中。另外一个备感后悔的决定是将第六集团军的所有马匹都撤到后方。俄国人突然实施的运动战迫使德军步兵师不得不丢掉他们的大炮。
随着苏军进攻向纵深发展，罗马尼亚人兵败如山倒。罗军后方保障部队几乎没有受过战斗训练，参谋军官纷纷逃离自己的指挥所和司令部。一位苏联记者写道，在苏军坦克的强大攻势面前， “路上到处是敌军的尸体；大炮横七竖八丢弃在一旁。马匹在山坡上四处乱跑寻找食物，挣断的缰绳拖在地上；被炮火摧毁的卡车冒着青烟；钢盔、手榴弹和步枪子弹丢了一路。”个别被孤立的罗军集团继续在原来战线的某些地段上抵抗苏军的进攻，但第5坦克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的苏军步兵很快就打垮了他们。佩列拉佐夫斯基地域有一个罗马尼亚军级司令部，但根据鲁丁将军的说法，这个司令部被匆忙放弃了，他的第26坦克军发现“地上散落着大量文件，军官们的毛里大衣还挂在衣架上”――大衣的主人们已经在寒夜中遁逃他方。对苏军机械化部队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缴获了一个完整的油料仓库。
与此同时，第22装甲师无法挡住第1坦克军的T－34，不得不后撤。第二天，该师试图向东北方向进攻，但旋即被合围。最后，第22装甲师杀出包围圈向西南方向退去，但是只剩下一个连多一点的坦克。后面，苏军第8骑兵军掩杀而来。
此刻，鲁丁将军的第26坦克军已经将拦路的罗马尼亚第1装甲师一部消灭殆尽，继续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向西南方向驰骋前进。苏军部队得到命令不必理会留在身后的敌人，集中全力向目的地进发。如果德国空军的空中侦察能够在11月20日下午发现这三个进攻路线大致平行的苏联坦克军，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警铃可能会响得更早一点。
这会儿仍在有效抗击苏军的罗马尼亚部队基本就剩下“拉斯卡集团”了，其主力是第5军的残部，由勇猛无畏的米哈依尔・拉斯卡中将组织在一起。拉斯卡中将曾在塞瓦斯托波尔荣获骑士十字勋章，是德国人真正尊重的少数几名罗军高级将领之一。这位将军一直坚持战斗，因为他相信第48装甲军的援兵马上就到。
11月21日，星期六。这天早晨，位于卡拉奇以北十二英里戈罗宾斯基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似乎以一种相对乐观的心情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上午7时40分，“一份并不十分难看的战局报告”呈交给B集团军群。保卢斯和施密特仍然认定对斯特莱克左翼进攻的第3近卫骑兵军是最主要的威胁，他们感到由斯大林格勒向西调集的部队完全可以扭转战局。
但是就在那天上午，一连串让人难以接受的打击降临到保卢斯和施密特的身上。各种不同的迹象同时指向一个结论。B集团军群警告他们，第六集团军南翼同时受到来自两面的威胁。一份报告称，敌人一支坦克大部队（实际上是柯拉夫琴科的第4坦克军一部）已经挺进到他们西面不足二十英里的地方。这支部队正朝着“顿河高速公路”前进，那是德国军事工程的样板，它将顿河河曲西岸的大部分桥梁都联系在一起。第六集团军在该地域没有作战部队，根本无法消除即将到来的威胁。更糟糕的是，集团军许多修理基地和补给站都暴露在敌人面前。保卢斯和施密特终于认识到，敌人的意图是进行全面合围。苏军自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斜向对进的两把尖刀，锋芒所指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卡拉奇和那里的大桥。
希特勒相信俄国人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而大多数将军骄傲自大，盲目自信，这两方面原因结合在一起，导致德国人对“天王星行动”计划做出了灾难性的反应。“保卢斯和施密特早就等着敌人进攻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一名军官称，“但不是这种规模的进攻。俄国人第一次象我们那样使用坦克。”甚至里希特霍芬也对这一点含蓄地予以承认，当他描述敌人的攻势时，他说“这在他看来是一次令人震惊的成功的突破”。而在另一方面，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感到（这可能算是事后诸葛亮了）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对局势的反应实在太慢，并且过于粗心以致于根本没有预见到对卡拉奇的威胁――而那是对顿河地区两面夹击最明显不过的汇合点。
正午过后不久，保卢斯司令部大多数参谋向东转移至古姆拉克，这个铁路交叉点距离斯大林格勒八英里左右，更加靠近第六集团军的主力。同时，保卢斯和施密特乘坐两架Fieseler Storch式轻型飞机前往下奇尔斯卡亚与霍特将军汇合，第二天他们开了一个会。戈罗宾斯基剩下的只有文件和储备物资烧毁后在寒风中冒起的股股浓烟，以及邻近机场上几架已经无法使用而被付之一炬的侦察机。他们离去匆匆，甚至没有收到B集团军群在下午3时25分转发的“元首训令”：“尽管有被暂时合围的危险，第六集团军也要坚守阵地。”
但在11月21日下午，守住阵地是指望不上了。第16装甲师的装甲团行动不断受到迟滞，结果斯特莱克第6军的下方出现了一个漏洞。匆忙召集起来的数个战斗群试图建立一条新的防线，但是，苏军第3近卫骑兵军和第4机械化军迅速利用了这个缺口。斯特莱克的部队在来自北方和西北方日益增强的两面威胁之下，不得不开始向顿河方向撤退。将第六集团军的装甲部队派向西面，这个考虑欠妥的作战计划此时暴露了它分散兵力的危险之处。
卡拉奇是苏联三个坦克军的最终目标，也是防御最薄弱的地点之一。该地域没有有组织的防御，只是七拼八凑组建一个作战分队，成员则来自集团军驻扎在周边的附属单位，主要是各类保障和维修部队，一小队宪兵以及德国空军的一支高炮部队。
第16装甲师的运输连和维修部队已经在卡拉奇安营扎寨准备过冬。“战局发生变化的第一个消息”直到11月21日上午10时才传达到该部。接着他们又听说俄军坦克纵队已经突破了西北方向罗军的防御，正在向他们这边推进。下午5时前后，这些保障部队第一次知道斯大林格勒南部防线亦被苏军突破。但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沃尔斯基的机械化军尽管因为迟疑不决而激怒了叶廖缅科，也已攻至第四装甲军以前位于卡拉奇东南方向的司令部，距离他们只有三十英里了。
卡拉奇的防御工作不仅毫无准备，而且组织得极其混乱。顿河西岸的高地上共设置了四组德国空军的高射炮阵地，而东岸仅有两组。危急关头，只有托特组织一个25人的小组马上被派去守卫大桥，由后方勤务部队匆忙组建的战斗营仍逗留在东岸的城市中。
第26坦克军军长鲁丁少将把夺取卡拉奇大桥的任务交给了第19坦克旅旅长G・N・菲力波夫中校。午夜时分，菲力波夫的坦克部队自奥斯特罗夫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卡拉奇。11月22日清晨6时15分，两辆被缴获的德军坦克和一辆侦察车大开车灯，成功地解除了敌人的怀疑，冲上横越顿河的这座临时大桥并向守军开火。十六辆苏军坦克同时隐入河边高地浓密的灌木丛中为他们提供火力支援。8月2日德军坦克俯视卡拉奇时也正好就在那个地方。
几辆苏军坦克被击中起火，但菲力波夫的冒险终获成功。守卫大桥的德军被驱离，苏军向东岸派遣了足够数量的T－34，令德军后来的炸桥企图无法得逞。俄军摩托化步兵出现在顿河高地上，另一支坦克部队也到来了。辅以顿河对岸高地上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苏军随即又向卡拉奇发起两次进攻。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苏军步兵杀入城中。街道上一片混乱，到处是掉队的罗军散兵游勇。德军匆忙组建的战斗营仅有很少几件重武器，没过多少时间，这些武器要么就坏掉无法再用，要么就打光了所有弹药。好在司机和维修技师们的伤亡不大，他们烧了维修车间，从城中撤出来，坐上卡车找自己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去了。苏军会师已是一片坦途，第二天，北线杀来的第4和第26坦克军与斯大林格勒南面赶来的沃尔斯基的第4机械化军终于汇合到一处。
双方不停地向天空打出绿色信号弹引导部队靠拢，最后，俄国人的先锋部队在苏维埃茨基附近辽阔的大草原上拥抱在一起。后来，苏联宣传机构又用新闻摄影机补拍了这一场面。当时，坦克兵们为了欢庆胜利还相互交换伏特加和香肠，可惜这类更加由衷和真实的场景却未能入镜。
德军方面，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我们被包围了！”11月22日，星期天，这是清教徒们纪念死者的日子。“1942年一个郁闷阴沉的死亡星期日（Totensonntag）”第16装甲师的一名医生柯特・鲁伯神甫写道，“忧虑、害怕和惊恐充斥军中。”但是，许多人在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并不十分担心。德军在去年冬天也曾被合围过，但都冲出去了。而军官们知道的消息更多一些，他们在进一步研究战局后发现，这一次恐怕没有足够的预备队能将他们迅速解救出去。“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身陷险境”，Freytag－Loringhoven回忆道，“在亚洲的边缘地带，深入俄国腹地，我们被敌人切断了后路。”
西面四十英里处，罗马尼亚人最后的抵抗终于被打垮了。尽管败局已定，身处包围圈中的拉斯卡将军还是在那天早些时候拒绝接受红军的劝降。他宣称，“我们将继续战斗，决不投降”。 虽然打得非常勇敢，但下面的部队已是弹尽粮绝无以为战。
苏军在卡拉奇渡过顿河，立即使北面的第6军陷入极度危险之中。它与三面强敌已经苦战数日，而局势仍不明朗，秩序大乱，谣言四起。苏军在一具德军炮兵军官的尸体上找到一本日记，当时的混乱情况可从日记片段中略见一斑：
11.20. ……进攻会停止吗？？！！向北转移阵地。我们只剩下一门炮。其它的都不能用了。
11.21. 星期六 一早就碰上敌人的坦克……向后方转移阵地。俄国人已经非常近了。我们的步兵（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呼叫炮火进行近距离支援。今天有更多的罗马尼亚人经过这里，未作停留。我们已尽全力。已经处于俄国人的两边夹击之下。新的阵地。只呆了一小会儿，然后又向后转移阵地。修筑掩体。
11.22. 星期天 凌晨3点30分警报响起。命令我们改为步兵出击！俄国人在逼击。罗马尼亚人在撤退。靠我们自己守不住这个阵地。我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命令转移至新的阵地。
在撤退途中，德军步兵师发现他们暴露在骑兵的攻击之下，“好象回到了1870年”，一位军官形容道。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运输，主要是缺乏马匹。有些时候解决办法既简单又残酷。军士长会从某个战俘营中抓来一些还有点力气的俄军战俘充作畜力。“11月20日撤退开始，”一名俄国战俘报告，“我们象马一样拉着满载弹药和食物的大车跟着走。那些拉得不够快，达不到德国人要求的战俘，当场就被枪毙了。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被迫拖着大车走了四天，没有一点儿休息。韦尔佳奇战俘营没有任何房屋，只是在空地上圈了一圈铁丝网。德国人把那里最健康的战俘全都带走了。”剩下的人，那些身体最差的人，留下来在大雪中挨冻受饿。当第65集团军先头部队发现他们的时候，“九十二人中只活下来两个”。摄影记者被召至现场记录这一令人恐惧的场面。照片在新闻媒体上披露，苏联政府正式指控德国人犯有战争罪。
第376步兵师受到的威胁最大，师长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说，俄国的进攻“极其迅速”。作为第6军的一部分，该师在顿河西岸遭到围攻，不得不于11月22日向东南方向后撤。两天以后，第376师在凌晨时分跨过韦尔佳奇大桥，撤到顿河东岸。
第16装甲师的装甲团同时还在向西进攻，并于11月22日夜渡过顿河驰援第6军。路上，部队想办法绕道帕斯科瓦特卡，从自己设在那里的坦克维修车间里又搜罗了一些刚刚修好的坦克。11月23日，大雾弥漫，装甲团自顿河河曲德军桥头堡阵地的南端朝着苏察诺夫方向发起反攻，但是却被身穿白色伪装服，装备大量反坦克枪的苏军步兵伏击。考虑到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同时油料极为短缺，第16装甲师只好撤了回来，并占领阵地准备掩护其它部队撤退。但是，通讯联络实在太差了，以致于所有命令不得不让传令兵骑马下达。
德军向东撤过顿河，缩至斯大林格勒，与国防军其它地域的部队渐渐脱开。这一过程在很多方面都比去年12月自莫斯科的退却还要糟糕。干冷的大雪横扫草原，抽打着他们的脸颊，领子竖得再高也挡不住寒风侵袭。虽然去年的教训异常惨痛，但是很多士兵仍然没有配发冬季制服。撤军沿途到处是丢弃的武器、钢盔和各类装备。大多数罗马尼亚士兵除了那套褐色军装外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在败退途中已经把钢盔扔掉了。一些幸运点儿的家伙，主要是军官，戴着巴尔干羊皮帽子。击毁和烧毁的车辆被移到路边或推下大堤。某处丢着一门高射炮，炮管炸开，向后翻卷，有如一朵怪异的奇花。靠近顿河大桥的地方，满是卡车，轿车，农村大车，竭力找路通过的骑马传令兵以及少量由营养不良精疲力尽的马匹拖曳的野战炮，道路被堵得死死的。 “俄国坦克！”的喊叫声一次又一次令人群惊慌失措。苏军第16坦克军正在突破第76步兵师的防线，朝着韦尔佳奇杀来，滞留顿河西岸的德军部队有被切断的危险。
在通往阿基莫夫斯基大桥的路上，发生了一些极其丑恶的事情。为了过河到东岸去，士兵们相互怒骂推搡甚至大打出手。伤员和体弱的人在人们脚下踩来踏去。有时，军官们也互相威胁，不准对方的士兵先过河。即使宪兵队用冲锋枪也无法恢复哪怕是表面上的一点点秩序。相当数量的士兵为避免混乱和阻塞，试图徒步跨越冰封的顿河。岸边的冰层当然很厚很硬，但河中间却有很多冻得不牢的地方。掉进冰窟窿的人肯定没救了。根本没有人想到要去救他们。许多人脑子里想的全是别列津纳河上的惨景。
撤退途中偶而也会有一位与大家一样胡子拉茬的军官，感到自己有责任制止混乱，于是掏出左轮手枪，召集起一批散兵，并以他们为核心，象滚雪球一样不断吸收更多的人加入。重武器部队和炮兵们也会组织起临时的战斗小组。这些拼凑而成的部队，尽管有人被迫有人自愿，还是占领了阵地等待苏军坦克或骑兵在冰雾中现身。
顿河东岸的每个村庄都住满了与部队失去联系的德军士兵，他们在可怕的严寒中四处寻找食物和?身之所。精疲力尽，饿的几乎只剩半条命的罗马尼亚人虽然已经在撤退的路上走了一个多星期，但却得不到盟友们的一丝同情。“无数罗马尼亚人”，一位军官看到，“被迫在野外露宿。”败军找到补给站，结果更加混乱。某装甲部队的军官后来就帕斯科瓦特卡的混乱局面报告说，“一支德国空军的高炮部队表现得尤为紧张疯狂”，他们以“一种极其野蛮的方式” 炸毁、烧毁和破坏了所有的仓库和运输工具。路过的士兵们将能找到的补给点全都抢掠一空。在堆积如山的罐头旁边，他们把自己的背包和口袋装得鼓鼓囊囊的。没有启罐器，也不知道罐头听里装的是什么，他们便急不可耐地用刺刀扎破它。如果找到一听咖啡豆，士兵们就以钢盔为酬，刺刀柄为杵，把豆子倒进去猛砸一气。如果看到军需部门在烧毁新制服，没有发放冬装的士兵马上会冲上前去把衣服从火中抢出来穿到自己身上。野战邮局也开始焚烧信件和包裹，而那里面还有家乡寄来的许多食物。
野战医院的境况还要可怕得多。“这儿所有东西都不够用，”一名来自帕斯科瓦特卡修理部门，因患严重黄疸病住院的军士长报告说。“轻伤员和病人必须自己去找床位。”他不得不在雪地里过夜。另外一些人受的罪更大。医院外面院子的冻泥里停着好几辆卡车，车上塞满了头上和四肢裹着纱布的伤员。司机不知去向，也没人把伤员中间的死尸搬走，更没人给还有口气儿的伤员送食物和水。医院里面的医生和护士们太忙了，而途经此处的士兵们则不想理会伤员求助的哭叫声。试图装病的人和还能走路的伤员在进医院大门之前就被一位军士拦住，而那位军士的命令就是集合散兵并重新将其组织为战斗部队。冻伤患者除非伤情极其严重，一般也就是抹点药膏缠好绷带，然后继续回去打仗。
医院里面，病人们漠然地打着呼噜。室内的空气污浊潮湿，氧气很少，但总算还暖和。卫生兵解开野战绷带――很多上面已经爬满灰色的虱子，清洗伤口，打一支破伤风针，然后再重新包扎好。伤员能否活命基本要看受伤的部位和创伤类型。但不管是炮弹片、手榴弹破片还是子弹，打在身体的哪个部位是最关键的。治疗优选法直截了当，那些头部和胃部受重伤的人被放在一边等死，因为给他们做手术需要一个完整的外科医疗小组，耗费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才能完成，而且两个病人中就有一个还是要死掉。优先治疗的是那些尚可行动的伤员，因为他们还能回去继续战斗。担架占得地方太大，需要的人手也太多。臂腿粉碎性骨折处理起来也非常迅速。外科大夫围着橡胶围裙，拿着解剖刀和锯，两人一组，在两名卫生兵的帮助下对伤员进行快速截肢。麻醉的剂量也减小了，为的是能够维持更长的时间。残肢断臂扔进桶里。尽管经常用拖把擦拭，手术台附近的地面还是很快又被鲜血弄得湿滑无比。一股浓浓的闻之欲呕的臭味渐渐压住了野战医院的来苏水味道。外科手术似乎没完没了，永无尽头。
仍然滞留在顿河西岸的部队此时想到的是自己还能不能逃过河去。“直奔顿河而去，”那位炮兵军官的日记继续写道，“一切会过去吗？我们要进到那个大口袋中去吗？桥还在吗？每时每分我们都在疑虑和焦急中度过。道路两旁就是防区，而且经常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前线。终于到达顿河了！桥梁还在。我们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炮兵阵地设在远处。俄国人已经杀过来了。骑兵在我们南边渡过了顿河。”
“一部分坦克不得不被炸毁，”某下士后来报告说，“因为我们不能及时得到油料。”第14装甲师只有24辆能够修复的坦克，所以多出来的坦克兵只好重组为一个步兵连，武器是卡宾枪和手提轻机枪。高级军官们形近崩溃。11月25日一大早，时任第14装甲军情报官的祖・多赫那・施劳比滕王储（Prince zu Dohna-Schlobitten）偶然听到胡伯将军与参谋长桑纳特上校的谈话，居然提到诸如“最后手段”和“一颗子弹打脑袋”这样的短语。
气温急遽下降。冻得坚硬无比的地面意味着迫击炮将会造成更多的伤亡。但是，对撤退影响更大的不是冻土，而是冰封的河流。突然袭来的寒流令顿河很快就成为敌人的坦途。当晚，苏军步兵在帕斯科瓦特卡附近渡过顿河。第二天早晨，野战医院的病员被迫击炮和机枪声惊醒。“大家就象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蹿”，那位维修部队的黄疸军士长报告称，他没能在屋内找到床位，只好勉强露宿一夜。“路上的车辆排成长龙，一辆紧接一辆，迫击炮弹四处爆炸。不时有车辆爆炸起火。因为缺乏卡车，重伤员无法转移。从各单位紧急组织起来的一连士兵拼力奋战，打退了逼进野战医院的俄国人。”
11月25日夜，第14装甲军司令部参谋收到命令，要摧毁“所有不必要的装备、文件以及车辆”。他们即将撤过顿河前往斯大林格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1月26日，第六集团军尚在顿河西岸的部队只剩下第16装甲师和第44步兵师一部。当晚，他们也通过柳金斯基的大桥前往斯大林格勒。对第16装甲师来说，这正是“十二个星期前我们通过的同一座大桥，那是我们第一次进攻伏尔加河上的城市。”
第64装甲掷弹兵团的一个连在冯・慕特尤斯中尉的率领下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的任务是守卫大桥，让尽可能多的散兵在凌晨三点半之前通过。然后，这座横跨顿河长达三百码的大桥将被炸毁。三点十分，年轻的慕特尤斯对他的军士长沃尔劳说，他“非常骄傲”成为“德国国防军最后一名通过这座大桥的军官”。沃尔劳没有说话。二十分钟之后，装甲掷弹兵们全部撤到了顿河东岸，工兵炸毁了大桥。现在，第六集团军被牢牢困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地区了。
胜利并未软化红军战士对待敌人的态度。“我感觉好多了，因为我们开始消灭德国人了，”一名士兵11月26日写信给妻子。“我们痛打落水狗的时刻终于来临。抓了很多俘虏。我们几乎没时间把他们交到后方战俘营去。现在该他们付出代价了，为我们曾经流过的鲜血，为我们人民的眼泪，为所有曾经忍受过的侮辱和劫掠。我已经收到了冬装，所以不用为我担心。一切都好。胜利以后我马上就能回家了。寄去500卢布。”而那些住在医院，还在从早些时候的伤患中慢慢复原的人们，则为错过这次战斗而痛心疾首。“现在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捷报频传，”一名俄国士兵在给妻子的信中说，“而我躺在这里错过了一切。”
苏联宣称德军犯下无数暴行，许多已无从查证。毫无疑问，有些确属出于宣传目的夸大事实或凭空编造。但也有一些是完全真实的。苏军先头部队遇到许多被德军赶出家园的妇女、老人和孩子，小小的雪橇上放着他们全部的家当。许多人的冬衣都被抢走。随南线进攻部队行动瓦西里•\;格劳斯曼也记述了类似的事件。他写道，红军战士在对俘虏搜身时，愤怒地发现许多人都有自农村抢来的财物，而这些战利品却是如此可怜――“老妪的头巾和耳环，麻布外罩和裙子，婴儿的尿布和小女孩的花上衣。一名士兵居然有22双羊毛袜子。”面容憔悴的老百姓走上前来痛诉他们在德军统治下蒙受的苦难。德国人把能找到的每头奶牛，每只母鸡，每颗粮食都抢走了。老人们遭到毒打，直到他们说出粮食藏在哪里。家园被付之一炬，许多群众被关进奴隶劳工营，剩下的人只有忍饥受冻。小股苏军士兵经常对落入手中的德国人施以报复，尤其当他们醉酒之后更是如此。与此同时，NKVD小组来到已经解放的村落，他们逮捕了450名通敌者。最大一次围捕行动恰好发生在下奇尔斯卡亚的哥萨克人向德军战地秘密警察告发NKVD特工一个月之后。大约400名集中营警卫也被处决了，其中有300名乌克兰人。
格劳斯曼亲眼目睹德军战俘被押送后方。许多人没有大衣，身上只裹着破旧的毯子。皮带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草绳或电线。“在这片辽阔、平坦、荒凉的大草原上，长长的俘虏队伍一眼望不到头。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每队大到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十至五十人不等。其中一队俘虏绵亘数英里，步履沉重地走在蜿蜒曲折的路上。一些德国人会讲点儿俄语。‘我们不要战争，’他们喊道。‘我们要回家。让希特勒见鬼去吧！’卫兵们则嘲讽说：‘现在我们的坦克切断了他们的后路，他们开始喊不要战争了；但以前可从来没这么想过。’”俘虏们登上驳船，由拖船牵引渡过伏尔加河。“他们在甲板上挤作一团，灰色的军大衣褴褛不堪，寒冷迫使他们不停地跺脚嘘手。”一位监视俘虏的水手狠狠地表示了他的满意：“现在他们终于见到伏尔加河了。”
在阿布加纳罗夫，苏军步兵发现铁路叉道上堵满已被丢弃的货车车箱，从上面的标记看，这些车箱应来自于欧洲占领区的好几个国家。法国、比利时和波兰制造的火车头上，每个都有第三帝国黑鹰和十字标志。在俄国人眼里，满载补给物资的货车有如天上掉下的馅饼。而让强大的德国陆军永远失去这些不义之财的想法更让人们有了加倍欢喜的理由。但是，纵酒狂欢的老问题再次出现了。南线某连队的连长、副连长以及十八名士兵成为狂饮德军防冻液的牺牲品。三人死亡，其它十七人“住在野战医院，病情严重”。北线，一名被俘的俄军军官告诉多赫那王储，他的营因定量不够早已酒瘾难耐，在占领了一个罗马尼亚补给站以后，150人死于“饮酒过量”。
在斯大林格勒，第62集团军此刻发现它的地位颇有些古怪。尽管也是第六集团军合围圈的一部分，它还是无法与伏尔加河东岸建立起联系，缺乏补给，伤员也运不下去。每次只要一有船试图冒险穿过重重浮冰渡过河来，德国人的大炮就开火射击。好在气氛有所改观，进攻者自己已经身陷囹圄。但第62集团军的人们还是不太相信转折点已经来临。由于伏尔加河尚未完全冰封，俄军士兵的烟草已然耗尽，他们只好通过唱歌来排遣对尼古丁的渴望。德国人在自己的掩体中静静地听着，再无秽语相向。
第十六章 希特勒的妄想
向元首通报苏军于11月19日发起大反攻的任务，最终落在陆军总参谋长蔡斯勒将军的身上。他一直留在东普鲁士，而希特勒此时却住在俯瞰贝希特斯加登的山间别墅贝尔霍夫，这里正是他1939年8月得知斯大林同意签订苏德条约的地方。那一次，他“梆梆”地敲着桌子以示庆祝，把周围的女士们吓了一跳。“我已经搞定他们了！”他跳着脚喊道。“我已经搞定他们了！”但这会儿，他的态度则显得既紧张又愤怒。
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战争日志不太老实，说“俄军进攻的警讯不出元首所料”。而希特勒对那天第48装甲军反攻失败的反应则更加具有预示效果。他笨手笨脚的干预并未阻止罗马尼亚军队的崩溃，为了找个替罪羊，希特勒下令逮捕海姆将军。
虽然希特勒不承认，但他知道，俄国南部所有德军现在都面临着危机。苏军反攻第二天，他命令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从维帖布斯克前往南线，组建新的顿河集团军群。曼施坦因是德国陆军最受尊崇的战略专家，曾在克里米亚与罗马尼亚军队有过成功的合作。
元首本人不在位令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陷于瘫痪之中。11月21日，保卢斯与施密特在苏军坦克纵队的威胁下放弃了戈罗宾斯基的司令部，而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将军，却因“更换军官和国防军文职人员制服”而脱不开身。
要第六集团军不顾“暂时合围”的威胁，坚守阵地的元首训令终于在保卢斯抵达下奇尔斯卡亚的时候交到他的手中。保卢斯还被告知他可以指挥霍特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地区的所有部队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残余部队。关键部分是：“让铁路线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畅通。关于空中补给的命令要严格遵守。”保卢斯本能地考虑应从伏尔加河撤退，与B集团军群的其它部队汇合，因此他极其勉强地接受了这个生硬的命令。直到对整个战局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保卢斯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他飞往下奇尔斯卡亚是因为那里准备用来过冬的司令部与B集团军群和拉斯滕堡的“狼穴”都有可靠的通讯联系。但是希特勒听到这一消息时，却怀疑保卢斯想从俄国逃跑。于是希特勒命令保卢斯马上飞回古木拉克，与包围圈里其它司令部人员汇合。因此，当霍特将军第二天早晨（11月22日）抵达下奇尔斯卡亚时，他发现保卢斯对希特勒暗讽他抛弃部队既怒且烦。保卢斯的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正在与第8空军军军长菲比格将军通电话。施密特再次强调，第六集团军急需燃料和弹药以便突出重围，而菲比格则重复他昨天下午讲过的话：“完全以空运方式对整个集团军进行补给是不可能的。德国空军没有足够的运输机。”
三位将军几乎整个上午都在研究第六集团军所处的困境。大部分时间都是施密特在说话，他昨天晚上与B集团军群的冯・索登斯特恩将军交谈，得知了苏军在东南方向佩列拉佐夫斯基地域进攻的详细情况。索登斯特恩还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无力挡住他们。你们只能靠自己了。”
讨论过程中，德国空军第9高炮师师长，少将沃尔夫冈・皮科特走进屋中。施密特与他是参谋学院的同学，因此一见面就用他们导师最喜爱的格言招呼说：“请三思而行！”皮科特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他打算马上把部队带出去。
“我们也想出去，”施密特说，“但首先我们必须实施全方位防御，在南面俄国人进攻的地方先建立一条防线。”他接着说，第六集团军不能放弃仍然留在顿河西岸的部队，而且突围也不能再等待五六天时间。为了使作战任务能够成功完成，“我们必须让德国空军为我们补给燃料和弹药。”胡伯将军已经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他的坦克马上就要没油了。
“怎么着都一样，”皮科特反驳道。他也不想连同装备将整个高炮师全都丢给俄国人。“如果我们坚守不动，空中补给帮不了第六集团军。”施密特未表示不同意见，但指出他们对全局缺乏了解，也不知道高层还有没有预备队。他强调说，缺乏燃料和马匹意味着“10000多名伤员以及全部的重武器和车辆都将不得不留下来。那将是一次拿破仑式的失败。”
在竭力穿越冰雪覆盖的大草原逃命的过程中，集团军将被切成碎片，土崩瓦解。研究过1812年战役的保卢斯显然被上述景象深深折磨。历史上最大军事失败的责任人，他可不想以这样的方式名留史册。既然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将来接手这边的工作，保卢斯肯定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倾向，绝对不要独立行事，任何在政治和军事上都非常危险的决定还是放一放吧。但是，由于天气原因，曼施坦因无法乘飞机南下。他的司令部专列此刻受到游击队的骚扰，延误了行程。
保卢斯拥有一名参谋军官所应具备的各种能力，但却缺乏一名战役集群指挥官处理危机的本能和魄力。除非突围进行了充分准备，得到充足补给，并且是上级批准的作战计划中的一环，否则他是不愿意实施突围的。他和施密特两人似乎都未意识到速度决定一切。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准备一支强大机动作战力量的机会，而那其实是他们在合围尚未成功之时能够粉碎敌人企图的唯一希望。现在，他们又未能发觉一旦红军巩固住了阵地，几乎所有客观条件，尤其是天气状况，将越来越不利于他们。
在派遣坦克部队渡过顿河到后方作战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已经被浪费掉了。那天早晨，卡拉奇失守的消息得到证实，他们只好告诉斯特莱克的第6军和胡伯的第14装甲军准备撤到顿河东岸，与第六集团军其它部队汇合。临近中午的时候，施密特向胡伯将军和斯特莱克的参谋长格劳斯科特上校下达了有关命令。
下午2点，保卢斯和施密特飞回Kessel――意即被合围的地区――之中位于古姆拉克的新司令部。保卢斯随身带来一批非常棒的红葡萄酒和Veuve－Cliquot香槟。这对于一个打算马上逃出去的人来说真是一种有意思的选择。第六集团军的新司令部位于古姆拉克火车站附近，保卢斯一到那里，就马上联系各军军长。因为元首当晚又发布了新的命令：采取一种“刺猬”式的防御战术，等待进一步指示。他希望听听大家的看法。“他们都同意我们的观点，”施密特后来写道，“向南突围非常必要。”冯・赛德里茨将军态度是最坚决的。他的司令部与集团军司令部只有百码之遥。
晚上七点保卢斯的复电试图描绘一幅严峻的画面。他一上来就说“集团军被合围”，尽管绞索尚未套牢。但这封电报语气软弱，结构混乱，没有遵循正确的格式。最为关键的是，保卢斯没有建议要采取坚决的行动。他只是要求得到“在证明对南线无法实施全方位防御的情况下获得自由行动的权利”。
当晚十点一刻，保卢斯收到元首的无线电指令。“第六集团军暂时被俄国部队合围。我了解第六集团军和你们的指挥官，并且相信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中你们应当勇敢地坚守下去。第六集团军必须清楚，我正在采取一切手段解救你们。我将在适当的时机发布命令。阿道夫・希特勒。”保卢斯和施密特认为，尽管希特勒发了这封电报，但他很快就会明白行动的理由。于是，两人开始准备向西南方向突围的作战计划。
11月22日夜，在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的陪同下，希特勒乘坐他的专列自贝希特斯加登启程前往莱比锡，那里，一架飞机将把他送至拉斯滕堡。途中，他每隔几小时就停下来与蔡斯勒通话，希望确认保卢斯没有得到撤军的许可。在其中一次谈话中，元首告诉蔡斯勒：“我们已经找到另一条出路。”他没有说在专列上自己又一次找德国空军参谋长汉斯・耶舒恩纳克将军谈话。尽管里希特霍芬提出了警告，但耶舒恩纳克将军还是认为对第六集团军进行空中补给是暂时可行的。
帝国元帅戈林在得知元首的打算之后，马上召集运输部队的军官开了一个会。他告诉部下每天补给量是500吨。（第六集团军估计一天需要700吨，但这一数字未受采纳。）大家则认为最多只能补给350吨，而且时间不能太长。戈林以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马上向希特勒保证，德国空军可以用空运的方式支持第六集团军守住现有阵地。即使是这样一个已经大为降低的数字，也根本没有考虑恶劣天气、飞机损坏和敌军行动可能遭成的影响。
11月24日清早，所有与第六集团军命运息息相关的将军们彻底丧失了希望。另一份元首训令于上午8时30分到达保卢斯的司令部。其中明确划分了第六集团军的防守区域――现在希特勒称之为“斯大林格勒要塞”。伏尔加河的前线必须守住，“无论局势如何变化”。
蔡斯勒在头天晚上还认为希特勒会理智下来。现在，元首不容置疑地表明，所有负责斯大林格勒作战行动的将军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一钱不值。里希特霍芬在自己的日记中很好地概括了将军们的感受，他认为大家已经与“高薪军士长”差不多了。希特勒对意志的力量过于看重，完全背离了军事作战的必然规律。他顽固地认为，如果第六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德国国防军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他感到这是第三帝国的关键时刻。另外，一个相当中肯看法是，作为一个自大狂，希特勒个人的骄傲现在危若累卵，因为此刻距离他在慕尼黑啤酒馆演说时大吹关于斯大林之城的牛皮尚不到两个星期。
所有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反而导致一些讽刺意味颇重的结果。就在元首发布命令之前，斯大林格勒第51军军长冯・赛德里茨将军已经决定提前行动了。他认为让一个拥有22个师的集团军“进行全方位防御，并因此被剥夺所有行动的自由”，“完全无法想象”。将军就此问题向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过去数日中小规模的防御作战已经耗尽了我们的弹药储备。”补给形势至关重要。他们有责任不去理睬要求原地据守这样灾难性的命令。
11月23日夜，赛德里茨命令第60摩托化步兵师和第94步兵师烧毁储备，炸掉防御工事，从他们斯大林格勒北面的阵地撤出来。“成千上万匆忙点燃的火焰中，”第94步兵师军需主任写道，“我们烧毁了大衣、军装、靴子、文件、地图、打印机以及各类食物。将军把自己的装备也烧掉了。”红军被爆炸和火焰所警醒，在开阔地带追上了从斯帕尔塔诺夫卡撤退的业已非常虚弱的德军师，德军伤亡了将近1000人。邻近守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第389步兵师也在混乱中蒙受了一些损失。
斯大林格勒被合围之后，唇枪舌剑，大吵大闹的事可不仅仅发生在保卢斯与赛德里茨之间。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安东尼斯库元帅遭到元首长篇大论的抨击，指责罗马尼亚军队要为这场灾难负责。虽然是希特勒最为忠实的盟友，安东尼斯库仍然情绪激动地予以反驳。两个独裁者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谁也不敢将双方的同盟关系丢在一旁，就此断绝往来。但是，他们之间的和平气氛并未维持太长的时间。
罗军军官极其愤怒，因为对于他们所有的警告，尤其是关于缺乏反坦克防御手段的警告，德军高层都置若罔闻，不予理睬。但同时，德军部队也不清楚罗马尼亚人遭受的惨重损失，指责这些盟友临阵脱逃，从而酿成这场灾难。双方小股士兵之间因而发生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希特勒在安东尼斯库面前发了一通脾气之后，也不得不承认必须要采取措施恢复盟友之间的关系。“根据元首训令，”第六集团军在给各军军长下达的命令中称，“有关罗军军官无能失败的批评必须到此为止。”德国与其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在苏联当局意料之中，因此，苏联人马上组织空投了150000份罗马尼亚语的宣传传单。
希特勒仍然无情地希望惩罚第48装甲军军长海姆将军。“元首命令马上解除海姆将军的指挥权，”施蒙特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此刻希特勒刚刚回到狼穴。“元首本人将亲自决定是否进一步以军法处理此事。”
许多高级军官怀疑，希特勒不仅想让海姆成为这场灾难的替罪羔羊，还要他为整个军官团代受其过。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希特勒宣称他已经取得了针对那些身穿宽边马裤的总参谋部世袭军官的胜利，格劳斯科特听到后，马上尖刻地写下了这样两句话：“战无不胜的纳粹党，感激涕零的国防军”。与另一名反纳粹军官海宁・冯・特莱斯科一样，格劳斯科特也认为总参谋部已经名不副实，因为它在希特勒面前怯懦地屈服了。但不管怎样，军官团仍然是唯一有能力反抗极权体制的组织。
特莱斯科认为，倘若军队有一位处于重要岗位，广受敬重的指挥员能够挺身而出反对希特勒，一场迅速来临的灾难可能会使局势出现转机。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当然享有足够的尊重，所以特莱斯科在机会来临之时，安排他的表弟亚历山大・斯塔赫伯格去做曼施坦因的新助手。这一任命时机绝佳，斯塔赫伯格于11月18日向曼施坦因报到，两天后，希特勒即任命曼帅为新的顿河集团军群的司令官。
曼施坦因极具军事才能，天资聪慧，这些都无可辩驳，但是，尽管表面看起来挺象那么回事，他的政治触觉其实并不十分敏感。他瞧不起戈林，也讨厌希姆莱。面对其最信任的同僚，曼施坦因更坦承自己拥有犹太血统。他对希特勒也颇有微词。有一个笑话，说曼施坦因训练自己的德国猎犬Knirps，一听到“嗨！希特勒！”的命令就能抬起前爪行纳粹礼。另一方面，他的妻子却狂热地崇拜希特勒。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述，曼施坦因曾经向部队发布命令，其中提到“有必要对犹太人采取严厉措施”。
曼施坦因豪华的司令部专列wagon-lits――意为拖车牵引的房间――原来是南斯拉夫王后的财产。此时，它正在斯摩棱斯克以南某处停靠。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汉斯・古恩特・克鲁格登上列车，对曼施坦因随便讲了讲俄国南部战局情况。受特莱斯科的影响，克鲁格是准备参与反对希特勒活动的少数几位实权在握的陆军元帅之一。他告诉曼施坦因，希特勒已经将第六集团军置于死地，阵地根本无法守住。车厢中展开的形势图清楚地显示了目前的危局。
克鲁格努力向曼施坦因施加影响，并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元首现在正试图控制部队营级以上规模的所有作战行动，必须从一开始就阻止它。“更要当心的是，”克鲁格强调补充道，“东线陆军撑过了去年冬天那场大危机，元首并未将此归功于士兵们高昂的士气和我们艰苦的工作，却认为全是自己指挥高明的结果。”这次会面不久，红军就发起了针对中央集团军群的攻势，阻止德军指挥机构抽调部队去斯大林格勒解围。
装有暖气的列车继续在初雪过后的俄罗斯大地上奔驰。曼施坦因和他的参谋军官们只在一起聊聊音乐，叙叙友情，下下象棋，打打桥牌，绝口不谈政治。听说曼施坦因与最后一位总统兴登堡有关系，斯塔赫伯格中尉就问他，如果战争彻底失败，哪位陆军元帅会成为“祖国的救星”。“肯定不是我。”曼施坦因马上回答说。
11月24日是陆军元帅五十五周岁生日。当天他们抵达B集团军群司令部，冯・魏赫斯将军向曼施坦因展示了最新的形势图，一点儿也不隐瞒局势的严重性。元首统帅部的电报刚刚到达，命令第六集团军固守斯大林格勒要塞，等待空中补给。据助手讲，曼施坦因表现得极为乐观，让人惊奇不已。即使是斯大林格勒合围圈中的德军部队与高加索A集团军群之间那150英里宽的巨大缺口，也未能阻止他将集团军群司令部设在古代顿河哥萨克的首都诺沃切尔卡斯克。曼施坦因的门卫也是哥萨克，头戴羊皮帽子，身穿国防军制服。“当我们进出房间时，”他的营房助理报告说，“这些人挺胸立正，仿佛守卫的是沙皇陛下本人。”
希特勒严令斯大林格勒被合围的消息不能让德国人民知道。11月22日，新闻公报承认敌人在北部战线发起了一次攻势。第二天，第六集团军被合围以后，只提到了反攻和敌人伤亡的情况。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让人感到似乎苏军的进攻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已经被击退了。最终，三周之后的12月8日，德国人承认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还有一次进攻，但仍然没有表露出第六集团军已经陷入重围的意思。自那以后，官方一直用 “斯大林格勒地区的部队”这样语意模糊的套话来延续这个骗局，直到1943年1月。
当然，纳粹当局无法阻止谣言的迅速传播，尤其在陆军内部。“第六集团军全部都被包围了，”某野战医院一名士兵马上从牧师那里听说了这件事。“这是完结的开始。”用纪律手段让士兵和军官缄言的努力适得其反，缺乏坦诚只会让德国国内不安情绪日增。合围的头几天，老百姓纷纷给前线写信，询问谣言是否属实。“昨天和今天，”一名来自伯恩堡的军需官写道，“人们一直在问你们那里让敌人突破了？！”
纳粹当局认为他们能够压制所有消息，直到一支救援部队准备妥当突入斯大林格勒。同时，保卢斯对戈林空中补给第六集团军的保证深表怀疑，但他却感到无法反驳自己参谋长的意见，即他们至少可以坚持到12月初，而那时希特勒保证将会发动一次攻势将他们解救出去。
正如斯特莱克形容的那样，在保卢斯面前，是“每一名士兵都最感困难的道德难题：是否要违反上级命令，最大程度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局势。”那些不喜欢现政权，厌恶GROFAZ――他们私下里这样称呼元首，意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伟大的指挥官――的军官们，都希望保卢斯能够反抗这样的疯狂举动，并在整个陆军引发一次反击行动。（原注1）他们想到了1812年12月汉斯・约克・冯・瓦尔登堡将军在图灵根的叛变，这位将军当时拒绝为拿破仑继续战斗下去，并导致德国全境爆发了一场爱国主义浪潮。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比较言之成理。显然，在劝说保卢斯突围的交谈中，冯・塞德里茨将军已经提及此事；第六集团军工兵司令塞勒上校也这样做过。而施密特则认为：“这种违反命令的行动其实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兵变。”
原注1：他们认为，希特勒会接受高级军官的劝说辞去总司令的职务。那样，政权更迭可能不会象1918年的时候导致骚乱和兵变。如此解读希特勒的性格，实在天真得可以。哪怕是最微弱的一丝反抗，都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恐怖的血洗屠杀。只有象特莱斯科和施道芬堡那些年轻一些的军官，才坚持认为谋杀是扳倒希特勒的唯一途径。
保卢斯对塞勒的回答确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味道：“我知道，战争的历史已经对我进行了宣判。”但他还是正确地拒绝效仿图灵根的先例。当时，约克没有任何通讯手段，他可以宣布以普鲁士国王的名义行动，而不必担心被剥夺兵权。但在当今这个时代，各级指挥机关通过无线电、信使和电报员保持不间断联络，逮捕司令官的命令马上就能下达全军。在这场活剧中，唯一有能力扮演约克这个角色的演员就是曼施坦因。这是特莱斯科和施道芬堡两人都承认的事实。但他们后来发现，曼施坦因无意接受这样一个危险的角色。“普鲁士的陆军元帅不会兵变。”这是曼帅1944年对中央集团军群派来的代表讲的话。当时，对方提到了约克的典故，曼施坦因立场坚定地予以了驳斥。
许多历史学家都曾经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第六集团军的每一位军官都认为必须马上突出俄国人的包围圈。这完全是一种误导。军、师首长和参谋人员坚决要求突围，但团、营一级的指挥员，尤其是步兵单位的指挥员，却显得不那么信心十足。很多部队不愿意放弃阵地和重装备，“在冰天雪地中行军”，特别是那些已经挖好掩体准备过冬的部队。因为那样会在开阔地带遭到俄国人的攻击。士兵们同样不愿意行动，他们深信希特勒的承诺，为了解救他们将会发动一次强大的反攻。在11月27日命令的结尾处，保卢斯用一句口号印证了这一诺言：“坚持下去！元首会把我们救出去的！”，这句口号极具激励效果。（施密特后来试图否认这句话是第六集团军司令部的原创，他甚至说这是一名下级指挥员的杜撰。）
在合围圈内，士兵们基本都认为“坚持下去！”的口号是庄严的承诺。许多军官也持同样观点。但另有一些人本能地猜到了现实的战况。某人还记得，在接到这个命令时，一位装甲掷弹兵中尉以目示意他到自己的车边，私下交换对战局的看法。
“我们永远也出不去了，”他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俄国人不会放过它的。”
“你真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另一个人说。“我相信希特勒。他只要说了，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第十七章 “没有屋顶的要塞”
十二月的第一个星期，俄国人发动数次进攻，力图分割第六集团军。装甲部队残余的140辆坦克，在频繁艰苦的防御战斗中几乎消耗近半。而油料和弹药不足更令他们难以为继。12月6日，第16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徒步投入反冲击，因为他们的半履带式车辆已经没有油了。冯・慕特尤斯中尉，也就是那位以最后一名撤过顿河的德国国防军而自傲的年轻军官，这一次担任战斗群的副指挥。
他们的目标是设法夺取巴布尔金以北的一座小山。但是，伴随步兵的俄国坦克突然出现在丘陵顶部。战斗群的指挥员下达了撤退的命令。“有条不紊的撤退是不可能的，”一名军士长后来报告说。“每个人都争相逃命。敌人的轻重火器在我们后面一起开火。战斗群损失了一半官兵。冯・慕特尤斯中尉受了重伤。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他不停地喊着‘散开！’”军士长可以肯定，中尉的做法救了许多人的命，而他自己只能躺在那里绝望地等着俄国人的到来。幸存者都觉得中尉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屡次进攻之后，苏军指挥员们意识到被合围的敌人还远未被击败。在西南战线关键地域奋战的第57集团军已经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对于苏军失败的解释颇值得玩味。一份报告称：“在攻击敌军防线时，炮兵与步兵没有较好地实施协同。”这听起来似乎是委婉地承认友军炮火造成了巨大伤亡。“没有向士兵们充分解释挖掘战壕的必要性，”另一份报告如是说。而苏军未能迅速掘壕掩蔽的结果，是“德军坦克和飞机（给我军――译者加）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地面冻得梆梆硬，掘壕工具少得可怜，这些事实却无人提及。
后方，NKVD的官员和翻译每晚都工作到深夜，抓紧时间审讯德军战俘。这些俘虏既有第一批逃兵，也有被侦察部队带回来的“舌头”。“布尔什维克经常从我们这里抓人，”奥地利第44Hoch-und Deutschmeister步兵师的一名中尉向上级报告。顿河方面军的情报机关力图确定哪些德国师士气较为低落，以便决定进攻集中的主要地段。它马上发现，刚刚撤过顿河的第44和第376步兵师尚未挖好掩体。这两个师的大部分官兵只能?身临时挖就的地洞之中，上面盖以防雨油布。而此时的天气却变化无常，严霜之后，大雨倾盆，接着又是一场霜冻。NKVD则对民族仇恨的蛛丝马迹极感兴趣。12月10日，一位名叫海因里希・包贝格的德军中尉在审讯中告诉迪亚特兰科大尉：“有人讲奥地利士兵打仗不行，可能说得也没错。但我不能这么评价第44步兵师。奥地利人不象德国人那么性格刚硬，这是有历史原因的。而且，由于奥地利人很善于与别的民族相处，他们不象普鲁士人那样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纳粹党称呼奥地利为“Ostmark ”，但奥地利人被俘之后这个词很快就从他们的用语中消失了。
虽然十二月初没有了大的攻势，但顿河方面军仍然以Shturmovik对地攻击机的空袭保持着对第44步兵师的压力。然而，从整体上看，第六集团军仍然士气高昂，斗志不减。第16装甲师另一名上尉后来描述说，在这段时间，“还没有人怀疑战役将以胜利而告结束。”这些“战地骄子”在大草原上爬冰卧雪，相互之间还开着“没有屋顶的要塞”这样的玩笑。大多数年轻人由于成长在在极权体制之下，也不想要求上级通报造成目前困境的原因。对他们来说，元首已经做出保证，而他从不食言，说到做到。
不久，每日的食物定量急剧减少。但是军官和军士长们向大家许诺，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多久。德国空军会带来他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冯・曼施坦因陆军元帅将率领一支救援大军自西南方向杀来，打破敌人的包围。许多士兵自己安慰自己，或者听了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军官的话，觉得圣诞节之前他们就能突围。“我们自11月22日被合围，”第376步兵师的一名士兵在家信中说，“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都希望能在圣诞节前冲出合围圈……这场包围战一旦结束，俄国的战争也将告终。”另有一些人相信，他们马上就能冲出去，并能和家人一起在家中欢渡圣诞。
负责保卫皮托姆尼克机场的是德国空军第9高炮师，该师的军官们此刻却无半点幻想。他们很清楚，为了保持第六集团军的作战能力，每天至少要有300架次的补给进入合围圈。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红军航空兵的实力已经大为增强，作战更加勇猛无畏，再加上合围圈边上的防空炮火，德国人笨拙的容克52三发运输机将面临无法逾越的屏障。耶舒恩纳克和戈林未曾料到，机场可能会在苏军重炮射程之内。最糟糕的是，即使已经有了去年冬天的前车之鉴，他们也根本没有考虑天气的因素。未来许多日子的能见度将是零，气温之低令飞机发动机无法启动，在下面点火加温也不灵。但是，除了里希特霍芬，没有哪个德国空军军官敢大胆陈情，无论他身处合围圈内还是其它地方。正如其中一名军官所言，“如果你流露出怀疑的态度，你就是失败主义者。”
就载重量而言，容克52理论上是两吨，亨克尔III则少得多。这些飞机在运进燃料、弹药和食物的同时，还要将皮托姆尼克机场旁边野战总医院收治的伤员运出去。最能体现军官们对战局悲观失望的迹象，可能莫过于将所有德国护士送出合围圈的秘密决定。为了保证护士们不会落入俄国人手中，她们在大多数伤员之前就已撤离。尽管拼命保守这一秘密，但是克罗地亚第369步兵团的军官还是知道了，他们游说德国空军把自己的情人伪装成护士送出去。接待他们的空军中尉非常敬佩这些克罗地亚战士，答应帮他们这个忙。但是他的上校却摆出一副清高的姿态。“但她们是谁实在无关紧要，”中尉回答说，“可能是克罗地亚妓女，也可能是护士修女，管它呢！她们必须出去，否则就会被俄国人抓住。”上校还是不同意。中尉后来怀疑，那些克罗地亚人是不是设法把自己的女人们偷偷塞上了飞机。
机场一侧遍布宿营地、掩体和帐蓬。它们属于不同的司令部和通讯分队，天线和车辆随处可见。野战总医院也在其中。皮托姆尼克迅速成为苏军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的主要攻击目标。在12月10、11和12日三个白天，苏联飞机进行了42次空袭。
尽管飞机在合围圈上空频繁出没，但是俄国人还是没有想到他们包围了多么庞大的一支部队。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维诺格拉德夫上校估计，“天王星行动”包围了大概86000敌人。而真实人数，包括盟军和希维人在内，则接近290000人，这几乎是上校估计数字三倍半！德国的盟军具体有：两个罗马尼亚师的残部，第100猎兵师所属的克罗地亚团，以及一支意大利机械化运输部队，这些意大利人挑了一个最倒霉的时间去斯大林格勒废墟中寻找食物。（原注1）
原注1：当时给出的数字和近年来的研究结果相差很大，但有时被围军队的国籍和民族没有得到确认。最突出的数字不符是希维人的人数，11月中旬各师还有51700人，而到了12月6日，第六集团军食物供给表上列明的就只剩下20300人了。很难判断导致数字突变的真实原因，也许是遭到了巨大伤亡，也许是在11月底退却过程中希维人找机会逃跑了，也许是俄国人被秘密编入战斗部队以增强德军的战斗力。详细情况请见附录B。
在顿河西岸和北线的战斗中，斯特莱克的第6军损失最大。奥地利第44步兵师损失了将近2000人，第376步兵师1600人，第384步兵师900多人。在大雪覆盖的掩体之中，军官们坐在折叠桌前，借着昏暗的烛光给阵亡者的亲属写信：“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通知您……”这种场景在整个第六集团军屡见不鲜。
第六集团军目前的状况与一战时极为想象，这让许多老兵们回忆起在西线的生活，以及当年那些个调侃困境的笑话。11月中旬降温以后，突然又冒出一段潮湿的解冻期，“泥将军”抢在“冬大帅”到来之前又露了一小脸儿。许多人重新捡起战壕生活的老规矩，诸如在方便的时候，用那温暖的液体清洗手上板结的污泥。
由于各师所处的环境不同，战壕和掩体的挖掘工作也各具特色。那些被迫撤退占领新阵地的部队面临着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当然，大多数工作甩给了希维人和其它俄国俘虏。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巷战中还是学了一些东西。他们在坦克残骸下面挖掘掩体，很好地利用了现有地貌。但在合围之初，地面冻得仍是牢牢的，挖之前用火烤也无法让冻土融化。草原上的部队最大问题是缺乏木材，既没有烧火取暖的材料，也没有覆盖掩体的横梁。临近前线的农舍马上被拆得精光。为了过冬避寒，这些农舍周围堆满麦秸，外面再压一层木板和圆木。但农民们很快就被赶了出来，如果他们徘徊不去，他们就能看到自己的房子迅速解体。为了让自己的掩体更舒服些，德军士兵拿走了所有的木板、横梁、大门，甚至连窗户也不放过。
士兵们把老百姓的房子抢劫一空，本能地希望让自己的掩体变成一个新家。得到加固的交通壕和掩体入口周围的土工让人根本想象不到掩体内部居然别有洞天。墙上精心装饰的镜框里，是一些明信片或主人珍爱的照片。总有一些物品会永远受到大家的爱护。没有人去碰战友妻子或孩子的照片，更不会对着照片出言不逊。军官们肯定有床、长椅和桌子。转移至西南战线新的阵地以后，第376步兵师师长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手下一名参谋以完美无瑕的建筑方案为将军设计了一个掩体套房。而第16装甲师军医柯特・鲁伯神甫的指挥官居然拥有一个极其巨大的掩蔽部，目的是他能将别的师丢弃的一架钢琴放置其中！在这个地下掩体中，声音全被泥土吸收，外面一点儿也听不到。他弹着巴赫、汉德尔、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音乐演绎得非常精彩，但似乎还是有一些压迫感。“即使墙壁在炮击中振颤，泥土纷纷落下，指挥官仍然继续他的弹奏。”甚至在下级进来报告外面的战斗时，他也弹个不停。
有些部队运气不错，能够保有原来的老阵地。第297步兵师驻扎在斯大林格勒以南，在俄国人进攻之前，他们就已经精心建好自己的地下疗养院。当时，他们还害怕会把这个疗养院连同所有的医院设备、床位、餐具以及从德国本土用火车运来的坛坛罐罐一起丢给俄国人。但当合围圈的前线最终稳定下来以后，第297步兵师的官兵不由松了一口气，他们的医院离新战线还有几英里的路程。
在合围之前，许多士兵尚未收到合适的冬装，所以，大家现在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寻找各种各样的御寒之物。越来越多的士兵在军装下面套上了苏军制服――没有扣子的套头衫，松垂的棉裤以及评价极高的棉夹克。酷寒之下，钢盔好象冰箱的冷冻室一样。为了保暖驱寒，大伙就把脑袋包上绑腿布、长丝巾，甚至俄国人的裹脚布。为了得到一副皮手套，德国人丧心病狂地把流浪的野狗杀死剥皮。有人甚至想用粗粗鞣制的马皮做套头衫。但是，除非能找到以前做过皮匠或马具师的人，给点儿好处让他帮忙，否则大多数类似的衣物都太过粗糙，穿起来让人很不舒服。
条件较差的是那些被苏军赶出原有阵地的部队。他们在合围圈西端开阔的草原上占据新的阵地。“晚上冻得真惨，”那位已经撤过顿河的炮兵军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能在露天睡多长时间？身体撑不了多久的。更何况遍地秽物，虱蚤横行！！！”环境如此恶劣，但部队却没有办法挖交通壕和公共厕所。战士们睡在一起，象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草草挖就的地洞里，上面就盖一张防雨油布。疾病开始迅速传播。痢疾很快就让人虚弱不堪，精神也随之变得萎靡不振。士兵们蹲在战壕里，把大便拉在铁锹上，然后扔出战壕外。
一般来说，大家写信时不会把前线这些悲惨肮脏的事情告诉家人。“我们蹲坐在一起，”柯特・鲁伯医生写道，“掩体胡乱挖在草原某条冲沟的沟壁上。除了泥土，什么也没有，但泥土帮不上我们什么忙。修筑掩体的木料奇缺。我们周围是一片荒凉，单调而压抑。冬季气温变化很大，但怎么变都是冷，大雪、暴雨、霜冻，然后突然又解冻。到了晚上，虱子在你脸上到处乱跑。”
在合围这段混乱不堪的日子里，由于不停地调来转去，官兵衣物中的寄生物开始越来越多。“虱子象瘟疫一样，真是吓人，”某装甲团的一名下士写道，“而我们没有机会洗澡、换衣服，连抓虱子的时间也没有。在我的钢盔里，我找到了200多忠实的小畜生。”一位不知名的士兵受此启发，为那首流行歌曲填了新词：
“提灯下，小屋子，
我每天晚上坐下来
找啊找啊找虱子……”（译注1）
译注1：新词的原文是：Underneath the lantern / in a little house / I sit every evening / searching for a louse……,这与《莉莉・玛莲》的第一段歌词（当然是英文版了）颇象：Underneath the lantern by the barrack gate, Darling I remember the way you used to wait\;(提灯下，营门前，我记得亲爱的人儿，你常守候在那边；)
在俄罗斯冬季的漫漫长夜中，人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论家乡，谈论到俄国之前那无比美好的生活。在第376步兵师，很多人哀叹为什么要离开昂古莱姆到东线来，离开了香醇浓郁的咖啡，味美价廉的葡萄酒，还有那些漂亮的法国美眉。另一些人想得更远，他们怀念1940年夏天凯旋时家乡欢迎他们的盛况。人潮涌动，热吻飞至，谀美之词铺天盖地，大家都觉得战争要结束了。整个国家都在为希特勒欢呼，因为他给德国人民带来了一场速胜的战争，而伤亡却如此之小。
当思绪回到故乡，掩体中便常常响起口琴那深情款款的旋律。经历了如此剧烈的命运逆转之后，人们比以往更加热衷于传播小道消息，不断地询问战况，不断地胡猜瞎想。但即使是军官也对真实局势知之甚少。另一个话题与出去的机会有关，哪种类型的伤最完美，既不会残废，也不会太疼，还能让受伤的人有资格坐飞机撤离。合围之前撤出的战友让人又羡慕又嫉妒，而那些合围之前归队的人面临的则是善意的，但无疑令人极其恼火的玩笑。有一个人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运气太差，他就是柯特・鲁伯。鲁伯在合围两天前重返部队，很快就发现实在不好说部队需要哪种工作，是医生，还是神甫。
被围德军想着对面的红军战士肯定是不愁吃也不愁穿。但他们想错了。“由于交通条件太差，食物无法及时送到前线将士的手中，”一份顿河方面军的报告称。“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未能使用掩体让战士们保持体温，”另一份报告说，“这让许多人因冻伤住院治疗，其中大多数是足部冻伤。”
装备最好的苏军士兵是那些狙击手。对他们从来都是予取予求。狙击手两人一组，身穿白色伪装服，活跃在大草原的雪地之间。他们一人使用望远镜，一人使用长程步枪，在夜间匍匐向前直至无人地带。在那里，狙击手挖掘雪洞，藏身其中搜索杀敌。由于雪地上几乎无处藏身，撤离的线路也很少，狙击手的伤亡较在城市中要高出许多。但“狙击手运动”仍然吸引了大批志愿者，人数超出训练和实战的需要。
士气方面的问题经常反映出苏联当局对士兵个体毫不关心。出于保密的需要，未参与“天王星行动”的人直到攻势发动五天后才得知有关消息。在这段凯歌高奏的时期，最令人惊异的事情莫过于仍有相当数量的红军逃亡者越过战线投降被围德军，自投罗网。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似乎主要还是无知和猜疑共同作用的结果。图尔潘诺夫上校负责征召德国军官，在与自己的要犯之一，战斗机驾驶员康特・海因里希・冯・因斯耶德尔交谈过程中，这位老练的NKVD军官相当坦率地承认：“这些俄国人从德军那里听到的故事，与我们宣传机关的报道完全一样，这令他们备感震惊。他们本不相信德国人已经被合围了。”
朱可夫在谈到第六集团军被合围时可谓一语中的，他说，这是“一次成效非凡的教育，它让我军懂得了什么是胜利。”格劳斯曼的话也不错：“士兵们的士气空前高涨。”（有意思的是，他们二人的评论都与苏联官方宣传的口径不同：“一支军队的士气取决于它所保卫的社会的正义事业和进步秩序。”）
不久以前还备受德国人嘲弄的红军士兵们，现在却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嘲弄敌人的乐趣。一些连队晚上派出巡逻队，把一个打扮成希特勒的稻草人插在无人地带，然后在上面挂上牌子，邀请“战地骄子”对其射击。稻草人上拴着几个手榴弹做的诡雷，以防德国军官第二天晚上派巡逻队毁掉它。更有组织的活动是NKVD宣传连的工作，他们架上大喇叭，连续几个小时播放探戈音乐，意在让敌人的心情更加难受。其间还用留声机播放一些短消息，将绝望的形势反复告诉被围德军官兵。起初，这些活动收效甚微，但是后来，随着德国人的希望日渐渺茫，宣传效果越来越明显。
红军发现，由于炮弹太重无法空运补给合围圈，德国人不得不对炮弹的使用精打细算。于是，红军不断进行试探性进攻，以图激起德军炮火还击。在这段时间，每个师的侦察连都是超负荷工作，因为他们要充当此类袭击的探路者。“我们好象一群吉普赛人，今天在这儿，明天就去了那儿。”一位军官回忆说，他是某侦察连114名官兵中幸存的五人之一。巡逻任务通常由五到六人的小组执行，他们深入合围圈，在白色伪装服的掩护下埋伏在公路附近，观察德军交通和部队调动情况。返回途中，他们还要抓个“舌头”带回去审讯。
在合围圈的西南战线，巡逻行动尤其频繁。苏军指挥员判断德国人将会尝试突围，因此需要提前掌握敌人的动向。辽阔平坦，白雪皑皑的大草原为机枪火力提供了极佳的射界，使侦察活动变得异常危险。在十二月初的一次行动中，某侦察小组在一个突击群的支持下，溜进了敌人的战壕，但却发现战壕是空的。德国人已经缩到后面暖和一点的掩体里去了。苏军尖兵把整个战壕搜索一遍，最后踏踏实实地放火点着了掩体。检视战利品的时候，除了一件羊皮长大衣，侦察小组的组长还在电话旁发现了一个上面“印着玫瑰花的白色大杯子”。组长很久都没见过如此地道的民用品了，因此这个杯子看上去美丽得简直无以伦比。侦察连连长随后也上来了，他决定占领更多的地盘。但这个任务对一个侦察小组来说无疑是有些过于野心勃勃了。小组只好再次前进，结果形势逆转。德国人用坦克发起了反冲击。由于未得到命令，德军大炮没有开火。双方展开一场混战，侦察小组被迫后撤。在撤退途中，年轻的小组长腿部被弹片击成重伤。他躺在雪地上，看着鲜血染红了白色的伪装服，想到的却是那印着红玫瑰的杯子。
夜里，有的时候俄国人与德国人的侦察队会在无人地带擦肩而过。这时，大家都会装着没有看到对方。双方都明令不得因交火影响既定任务的完成。但是，如果小股部队迎头撞上，两军就会用匕首和锋利的刺刀进行一场无声的殊死搏斗。“我第一次用刀杀死一个德国人之后，”一名俄军水兵部队的侦察排排长回忆说，“连续三个星期我都梦到了他。”而从侦察地点返回己方阵地的过程，同样是危险重重。
苏军部队是幸运的，一度曾经非常严重的冬装紧缺问题，在“天王星行动”成功完成之后终于得到解决。几乎所有士兵都配备了兔毛手套，棉夹克，羊皮夹袄和一顶灰色的皮制ushanka（应指棉皮军帽――译注），大家终于可以把夏季军帽上的红星装到皮帽子上了。
源源不断的新锐力量让各师迅速恢复壮大起来。对新兵蛋子们来说，溶入一排久历沙场的老兵之中，这个过程总会让人心生畏惧，但是与加入一支未曾经受战火考验的部队相比，学习老兵的经验却能让新兵得到更多的生存机会。一旦新兵们懂得了生存是相对而非绝对的道理，而且学会去分分钟地享受生活，战斗压力立刻就会得到缓解。
在一个年轻的苏联公民看来，最令人感到震惊的还不是军人特有的粗俗野蛮，而是前线将士对政治话题的开诚布公。很多老兵讲出来的话令新来的士兵不得不警惕地抬眼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偷听。他们宣称战后的生活要有所不同；在集体农庄和工厂工作的人们，其恶劣的生活环境一定要有所改善；特权阶级的特权必须要受到限制等等。
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在前线遭到军法指控的风险确实大大降低了。如一位老战士所言：“作为一个士兵，他感到自己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他就因之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如果后送到野战医院，他就要小心一些了，因为在那里有许多政治军官和专打小报告的人，他们对所有针对政权的批评都极其警惕。（在战争临近尾声，苏军进入德国境内以后，一线部队重新面临政治迫害的危险。军队的任务已经基本结束，NKVD特科――那时已是SMERSH反谍总局――在恢复执行斯大林高压恐怖政策方面可谓是争分夺秒，不遗余力。）
士兵们相互之间拿家乡的食物和各自的梦想逗闷子。有些团队幸运地拥有一位天才的故事高手，不断为大家创作一些现代神话故事。既然阵地暂时固定下来，那还可以搞点小雕刻小装饰把阵地弄得漂亮些。但是大多数人靠回忆过去打发时间。莫斯科人总是说他们的城市，不是要给其它省份来的同志留什么深刻印象，而是在这片空旷的草原上真正感受到了思乡的痛苦。
水兵部队的那名中尉承认，给家里写信“真的很难”。说实话是“不可能的”。“前线的士兵对家里绝对是报喜不报忧。”中尉的父母保留着他写的所有信件，当他在战后重读这些信件的时候，他发现信的内容真是空洞无物。一般来说，家信都以安慰妈妈开头――“我还活着，身体挺好的，我们吃得也不错”――但是其效果往往由于后面他们做好准备为祖国献身之类的言辞而大打折扣。
每个排里都有一大堆逸事笑话，但同级之间却极少粗鲁下流的玩笑。而且让人惊奇的是，这类玩笑在整个部队都极为少见。他们谈论姑娘“只在心情特殊的时候”，这通常意味着多愁善感的情绪被伏特加酒或某支歌曲所激发。理论上，各连都有至少一把六角手风琴以供提高士气之用。在1942年最后的那几个星期中，斯大林格勒前线的红军部队特别喜爱一首名叫《ZEMLYANKA》（防空壕）的歌曲，有着与《莉莉•\;玛莲》类似的轻快曲调。这首令人难以忘怀的歌曲由阿列克赛•\;苏尔科夫创作于1941年冬，有时也因那句特别著名的歌词而被称作《死亡四步曲》。由于曲风“过于悲观低迷”，歌曲最终被指精神不够健康。但《ZEMLYANKA》在前线部队中极为流行，政治委员们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炉中的火焰噼啪作响
松油好象我的眼泪滴落身旁，
掩体里的六角琴啊，
你的笑容和双眸被它轻轻吟唱。
灌木丛低声告诉我，
你就在莫斯科郊外的雪地上，
我多想让你听见啊，
我的歌声是多么忧伤多么惆怅。
现在的你远隔千里，
我们之间到处是雪花飞扬，
不能回到你身边啊，
因为这里迈出四步就是死亡。
风雪之中琴声悠扬
让我想起那逝去的快乐时光。
掩体冰冷我心温暖，
全因你永恒的爱情地久天长。
在合围圈内，第六集团军仍然保持着严明的军纪。与此同时，希特勒为了保持部队的忠诚，开始封官进爵，大撒勋章。保卢斯亦被晋升为一级上将。
士兵们的主要安慰则是希特勒许下的诺言：他将尽其所能救出他们。的确，斯特莱克将军发现士兵们对每日口粮的急剧减少几乎毫无怨言，因为大家都相信马上就会得到救助。有一次，将军去前线视察，看到一名哨兵以手抚耳倾听远方大炮的轰鸣声。“听，将军大人，”他说。“那一定是我们的援军来了。”斯特莱克深为感动。“一名普通德国士兵的信念如此温暖人心。”他评述道。
即便是那些反纳粹的军官们也不相信希特勒胆敢置第六集团军于不顾。他们的理由是，如果那样的话，现政权和德国国内士气将会承受巨大的打击。圣诞节和新年的临近也让人觉得局势应该会有所好转。那位总是怀疑一切的格劳斯科特此时也更加乐观。“前景似乎不那么黯淡了。”但他仍然将斯大林格勒视作“SCHICKSALSSTADT”――“命运攸关的城市”。
第十八章 “曼施坦因来了！”（’Der Manstein Kommt! ’）
1942年12月的第一个周末，大雪纷飞，铺天盖地。积雪填满了沟谷，那些住在山洞中的人被迫从洞中撤出，铲雪寻路另安新家。所有的车辆都没有燃油了，拉粮车的马匹瘦骨嶙峋，饿得连最小的山坡都走不上去。在把一辆马车奋力拉上山坡之后，第113步兵师的牧师阿尔特曼记道：“我不能坐在车上，因为马极度营养不良，哪怕是最轻微的压力都会把它压垮。”
阿尔特曼正在某团逗留，他被团里年轻士兵的惨状深深震撼。士兵们的第一个问题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什么时候我们能有更多吃的东西？”牧师还注意到，尽管刚刚是十二月的第二周，“位于这光秃秃的草原中的破烂掩体已经挂上了圣诞节的装饰物”。但在营部接到的一个电话，却让他意识到军人的职责与圣诞节是多么地格格不入：“明天清晨，处决一名德国士兵（十九岁，自伤）。”
虽然所有士兵都饿得厉害，大多数人仍然对第六集团军面临的补给困难程度一无所知。希特勒在向保卢斯下令原地固守的同时，保证将有一百多架容克－52运输机负责运送补给物资，但自11月23日空中补给行动开始，第一周平均每天甚至连30架次都不到。11月24日，共有22架运输机坠毁，其中有的是因敌军阻击损失的。德国人不得不取消亨克尔III的轰炸任务，绝望地试图弥补战损。里希特霍芬一连给耶舒恩纳克打了三个电话，希望说服他空军没有足够的飞机为第六集团军进行空中补给。戈林联系不上，他去巴黎了。
空运根本达到每天300吨物资的最低要求。整整一周时间，运抵的物资总共只有350吨。其中只有14吨食物供给，而集团军人数虽然有所减少，但在食物供给分配表上仍然有275000人。全部物资的四分之三是燃油，很大一部分要用于维持德国空军飞机的活动，这些军机驻扎在皮托姆尼克机场，保护运输机免遭俄军战斗机拦截。但是，现在皮托姆尼克基地的梅塞施米特机队日子很不好过，飞行条件亦越来越差。一位被俘的飞行员告诉NKVD审讯人员，他的Me－109自皮托姆尼克起飞执行护航任务，结果被六架俄国战斗机团团围住。
截止12月6日，共有512吨物资在空中补给的第二周抵达合围圈（仍然只有最低补给量的四分之一），每天平均44架次。其中只有24吨为食物补给。越来越多的动物被捕杀以补不足之需。士兵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口粮迅速变少，但他们仍然相信这种局势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为德国空军机组成员的勇敢精神深深打动，对这些“容阿姨”产生了极其浓厚的感情――因为正是这些三发容克运走伤员，将大家的家信带回德国。“我很好，身体也不错，”12月的信件多有此语，无非是要让家人安心。“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快回家，平平安安，毫发无损。”这些德国士兵仍然在等待一个圣诞节奇迹的到来。
此刻，斯大林正在等待的却是在合围第六集团军之后马上进行第二次决定性打击。“天王星行动”已被大本营视为一个宏大战略的开幕式。战略的第二阶段是更加野心勃勃的“土星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展开突然进攻，粉碎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抵抗，向南前出至罗斯托夫。苏军的设想是包围顿河集团军群的其它部队，并将第一装甲集团军和第十七集团军围困在高加索地区。
第六集团军开始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大草原上挖壕据守，但在此之前，华西列夫斯基早已就下一阶段的攻势与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指挥员们进行了讨论。11月26日夜，他向斯大林提交了初步方案。考虑到部队进行重新部署和补充所需的时间，“土星行动”计划预定于12月10日执行。斯大林同意了，让华西列夫斯基负责具体实施。但是，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不得不予以优先考虑：曼施坦因将如何行动以营救第六集团军？
性格本就暴躁的斯大林又一次变得不耐烦了。他希望一切计划都能马上得到落实――无论是“土星行动”还是迅速消灭第六集团军。斯大林已下令将红军最强大的第2近卫集团军部署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地域，准备对罗斯托夫发起进攻。但是，在12月的第一个星期，华西列夫斯基却发现尽管在第六集团军周围足足部署了七个苏军集团军，消灭保卢斯的部队仍然较他们预想的要困难得多。
11月28日，斯大林要求朱可夫研判敌人的意图。第二天朱可夫提交了报告。“如果没有来自下奇尔斯卡亚和科捷利尼科夫斯基（译注1）两个方向援军的帮助，被围德军不太可能成功突围。”朱可夫写道。他的判断后来证实是极为准确的，而对战局的仔细研究也表明，这是德军唯一可行的选择。朱可夫将报告呈交斯大林之后，又与华西列夫斯基研究了当前的战况，后者现已被斯大林指令集中全部精力消灭第六集团军。两位将军私下达成一致，他们可能不得不推迟“土星行动”，改以“小土星行动”计划。这一计划意图在曼施坦因顿河集团军群的后方和左翼实施突破，从而打消敌人任何援救斯大林格勒的企图。
译注1：原文地名为Kotelnikovo ，查手头资料均根据俄语译作科捷利尼科夫斯基，为方便阅读，采用俄语译文地名。
曼施坦因营救第六集团军的计划――代号“冬季风暴”――是经过与元首统帅部的充分研讨后形成的，（见地图5）其目的是突破苏军包围，与第六集团军汇合，并建立一条走廊使其获得补给和增援。这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第六集团军就能守住伏尔加河边的这块“根据地”，从而“可在1943年继续发展进攻”。但是，曼施坦因知道第六集团军熬不过这个冬天，于是命令他的参谋部起草进一步的行动方案，以备希特勒恢复理智时决策之用。新的方案将要求第六集团军在第一阶段攻势达到目的之后进行突围，并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序列中进行重组和恢复。这第二个计划的代号是“霹雳行动”。
如朱可夫所料，“冬季风暴”原计划采取钳形攻势。一个突破口选在正南方向的科捷利尼科夫斯基，距离第六集团军大约一百英里。另一个则位于顿河西岸的奇尔河前线地域，此处距离合围圈外缘只有大约四十多英里。但是，罗曼年科的第5坦克集团军不断进攻奇尔河沿线德军并最终将其逼退。这使得能够救保卢斯于水火的德国援军只剩下位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地域的第57装甲军，该军的行动还可得到霍特那已是七零八落的第四装甲集团军的部分支援。
第57装甲军由弗里德里希•\;科契纳将军指挥。起初，该军力量薄弱，只编有两个罗马尼亚骑兵师和第23装甲师。而第23装甲师能够作战的坦克不超过30辆。从法国赶来的第6装甲师实力要强大得多，但他们得到的消息却是如此令人沮丧。师长埃尔哈德•\;劳斯将军是奥地利人，11月24日，他被召至曼施坦因位于哈尔科夫火车站的皇家车厢。陆军元帅向他介绍了目前的情况。“他用一种非常忧郁的口气描述了整个战局，”劳斯回忆说。三天后，运载劳斯师第一批部队的火车冒着白烟刚刚抵达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就迎来了苏军炮兵的“一阵弹雨”。“装甲掷弹兵们闪电般跳下车厢，而敌人已然高喊着‘乌拉！’向火车站发起了进攻。”
第6装甲师的到来令霍特非常高兴，该师在布列塔尼休整补充，现已齐装满员，共装备160辆长管四号坦克和40辆突击炮。不久，试验新装备的机会就来了。12月3日，在距离科捷利尼科夫斯基西北七英里的帕克赫勒宾村附近，第6装甲师与苏军第4骑兵军展开了一场野战。坦克兵们兴高采烈地驾驶着自己的铁马驰骋在冰天雪地之中，迂回包抄并切断了第81骑兵师的退路，令其损失惨重。劳斯将军对战果表示满意，将此次战斗称为“帕克赫勒宾的坎尼大捷”。劳斯师的到来证实了叶廖缅科的怀疑：德国人将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地域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但是斯大林仍然拒绝向这一地域增强预备队。
也在12月3日，霍特制订了自己的“冬季风暴”作战计划，计划开篇语是：“目的：第四装甲集团军解救第六集团军”，但是宝贵的时间已经浪费了。第17装甲师本来要承担主攻任务，但却因元首统帅部的命令作为意大利第八集团军的预备队而无法参战。直到行动开始四天之后，该师才重归霍特装甲集团军序列。而希特勒坚持不能再浪费时间，他更急不可耐地要看看装备88毫米口径坦克炮的新型虎式坦克作战效能到底如何。德军组建的第一个虎式坦克营已火速调至东线，加入科契纳的部队。12月10日夜，各级指挥官收到了“斯大林格勒救援进攻的命令”。
12月12日，短暂炮击之后，霍特的坦克开始向北突进。合围圈内的德军士兵急切地倾听着远方的枪炮声，人们信心大增，兴奋的消息传遍整个第六集团军。“曼施坦因来了！”士兵们相互转告，仿佛东正教教徒在复活节互致问候一样。对于希特勒忠实的追随者来说，远方的炮声再一次证明了元首永远信守诺言。
但是，希特勒从未想过要第六集团军突围。在“狼穴”一次午间会议上，他告诉蔡斯勒从斯大林格勒撤退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葬送“这场战役的全部价值”，而且已经流了那么多的血。正如克鲁格曾经警告曼施坦因的那样，希特勒仍然对去年冬天的事件耿耿于怀，他当时命令中央集团军群固守不退。“一旦一支部队开始逃跑，”他教训陆军参谋总长说，“军纪和军令的约束很快就会在逃跑的过程中荡然无存。”
苏军指挥员未曾料到曼施坦因的攻势来得如此之快。叶廖缅科马上为控制合围圈西南角的第57集团军感到担心。12月12日，当德军进攻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报传来，华西列夫斯基正与赫鲁晓夫一同呆在第51集团军司令部。他立即给莫斯科打电话，试图联系斯大林，但未能成功。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华西列夫斯基又与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将军通话，命令他将马林诺夫斯基将军的第2近卫集团军转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阻止曼施坦因的进攻。罗科索夫斯基提出强烈抗议。而令华西列夫斯基沮丧惊慌的是，当12日晚最终与克里姆林宫取得电话联系之后，斯大林认为其先斩后奏有强迫他本人接受既定事实的倾向，因此大发雷霆并拒绝答复，令华西列夫斯基度过了一个焦虑不安的夜晚。
与此同时，叶廖缅科已经下令让第4机械化军和第13坦克军挡住正在急进的德军装甲部队。第6装甲师在头24小时内就向前挺进了大约30英里，越过了阿克赛河。克里姆林宫的讨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斯大林又与华西列夫斯基通了数次电话，终于同意两天后将第2近卫集团军调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与此同时，叶廖缅科已经下令让第4机械化军和第13坦克军挡住正在急进的德军装甲部队。第6装甲师在头24小时内就向前挺进了大约30英里，越过了阿克赛河。克里姆林宫的讨论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斯大林又与华西列夫斯基通了数次电话，终于同意两天后将第2近卫集团军调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德军进攻的第二天，第6装甲师已进至上库姆斯基。大雨倾盆，令地面短暂解冻。在这个村子附近的高地上，按照劳斯将军的说法，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角斗比赛”。三天激烈的“战斗打得天翻地覆”，令双方都蒙受了惨重的损失。战斗本身是胜利了――第17装甲师前来助战，里希特霍芬最大限度地进行了空中支援，霍特的部队和虎式坦克继续向前突至梅什科瓦，但这里发生的一切很快就被证明改变不了第六集团军的命运，最终铸定被围德军灭亡的战斗发生在西北方向大约125英里的地方。
斯大林迅速意识到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判断是正确的。粉碎敌人对保卢斯集团军的营救努力最有效的办法，是在迈什科瓦地域挡住霍特的进攻，同时对敌人其它地区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他同意对“土星行动”进行调整。在上库姆斯基战斗的首日，大本营即向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指挥员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准备实施代号“小土星行动”的作战计划。该计划的目标已不再是罗斯托夫，而是突破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阵地，深入顿河集团军群的后方。两个方面军的部队有三天的时间准备这次攻势。
叶廖缅科仍然感到紧张。霍特的装甲军出现在梅什科瓦河沿岸，第6装甲师距离合围圈外缘不到四十英里，第2近卫集团军阻于重又开始肆虐的大风雪，在12月19日以前不可能完全进入阵地实施反冲击。叶廖缅科随时等待着第六集团军的装甲部队自合围圈西南方向突围，但他并不知道，希特勒仍然拒绝下令突围，而保卢斯幸存的70辆坦克只有维持十二英里行程的油料。
12月19日，陆军元帅冯・曼施坦因派他的情报军官埃斯曼少校飞入合围圈。曼施坦因后来声称，此人的任务是向保卢斯和施密特通报进攻情况，让第六集团军准备实施“霹雳行动”。关于这次会议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众说纷纭，而且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了。但是很明显曼施坦因仍然避免承担违抗希特勒命令的责任。他不愿为保卢斯明确指引出路，而且拒绝――无疑是出于安全因素――飞入合围圈与保卢斯面对面地讨论此事。当然，曼施坦因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保卢斯是一个坚定遵从上级命令的人，如果没有来自最高统帅部的正式命令，他是绝对不会突围的。在曼施坦因的回忆录中，他为了使自己免因第六集团军的覆灭遭到指责，夸大了在这场解围战中做出的努力，并对保卢斯采取了不公正的态度。看起来曼施坦因似乎备受良心煎熬，尽管没有人真的去责备他。
12月16日，即霍特“冬季风暴”开始四天之后，苏军第1和第3近卫集团军开始向南进攻，同时转入进攻的还有顿河上游更远一点的苏军第6集团军。苏军的开局并不是很好，寒冷的浓雾迟滞了部队的行动，坦克纵队又撞进了雷区。尽管如此，意大利第八集团军还是激烈抵抗了两天之后败下阵来。由于第17装甲师已经加入霍特在顿河东岸的作战行动，德军没有可以实施反攻的预备队。苏军坦克纵队得以继续向南突进，深入白雪皑皑的辽阔草原。该地区自12月16日开始的严寒天气挡不住数个T－34坦克旅大闹顿河集团军群的后方阵地。德军保障部队在逃跑前将满载装备的货车付之一炬，随后铁路交叉点和火车站就落入苏军之手。
少将瓦西里・米哈依洛维奇・巴达诺夫率领的第24坦克军长驱150英里，成为德军最大的威胁。12月23日下午，该军占领塔津斯卡亚以北的斯卡瑟斯卡亚，这是为斯大林格勒输送补给物资的容克52的主要基地。菲比格曾经得到元首的命令，除非机场已经处于炮火覆盖之下，否则不可以放弃机场。在希特勒所处的环境之中，可能不会有人想得到会有一队坦克直接开到机场边上然后才开火射击。
菲比格和他的参谋人员气坏了。机场可以失而复得，但如果运输机全部损失掉，那第六集团军也没救了。他们手头没有地面部队能挡住那些“鞑子”――德国空军对苏军的称呼，唯一能做的只是分出七门高射炮控制公路，然后让所有能够起飞的飞机做好准备在凌晨时分逃离机场。飞机太多，组织工作极为复杂困难。“跑道周边混乱不堪，”里希特霍芬的参谋长当时在场，他说：“发动机隆隆作响，讲话时一个字也听不见。”祸不单行，机场上浓雾弥漫，云层低至150英尺，天空开始飘起了小雪花。
清晨5时20分，第一轮炮弹呼啸而至。苏军坦克主力已经越过荒原，但尚未冲上公路。由于机场的噪音和混乱，许多飞行员起初并未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甚至两架容克52击中起火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菲比格通过无线电亲自下令，“你们赶快起飞，前往诺沃车卡斯克！”飞行员们没有浪费时间。“塔津斯卡亚航班”启程了。尽管刚开始时有一些混乱，但全部撤离行动没有惊慌失措，秩序井然。各类飞机不顾越来越多的伤亡，连续不断地滑跑起飞。对俄国人的T－34来说，这简直就象是露天游乐场里的打靶游戏。苏军坦克一面穿过雪原隆隆向前，一面胡乱射击。有辆坦克居然撞进一架已经滑入起飞阵位的三发容克，爆炸和大火吞没了他们。另有数架飞机在跑道上相互碰撞或被炮火击毁。跑道上的能见度急剧下降，剩下的飞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绕过燃烧的残骸夺路逃命。清晨6时15分，菲比格将军的座机夹在最后一批飞机当中离开机场。共有108架容克52三发运输机和16架容克86教练机得救，但损失了72架飞机，而这大致相当于德国空军全部运输机的10\%。
在这次大胆的袭击之后，巴达诺夫军被困在敌后长达五天之久，艰苦转战，几乎弹尽粮绝。斯大林慷慨地表示了他的谢意。这个军被重新命名为第2近卫坦克军，巴达诺夫成为首位荣获新颁布的苏沃洛夫勋章的苏联军人。红军宣传机构说他的坦克部队总共击毁了431架德军飞机，但这一数字明显过分夸大了。但是，这次袭击的重要意义在于，塔津斯卡亚再也未能用作空运补给的基地。德国空军不得不撤得更远，选择了某个临时机场将就一时。
霍特的救援任务结局已定。顿河集团军群左翼受到的威胁，以及苏军进攻罗斯托夫的可能性（第3近卫集团军的参谋长于12月20日被俘，对他的审讯显然证实了这一点），迫使曼施坦因对整个战局进行重新考虑。梅什科瓦河沿岸的德军装甲部队同样遭到沉重打击，第6装甲师一天之内就损失了1100人。12月23日夜，霍特的装甲军接到撤退的命令，没有任何解释，“军衔最低的士兵也完全清楚”，劳斯将军写道，“这意味着斯大林格勒之役的失败。尽管无人知晓命令背后的原因，官兵们还是强烈预感到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
也在23日夜，保卢斯和曼施坦因通过电传机讨论了当前的战局。曼施坦因警告说，第4装甲军遇到了极其顽强的抵抗，而北翼的意大利部队已经被击溃。保卢斯问，他是否终于接到了第六集团军突围的许可。曼施坦因答复说仍然没有拿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他也未向保卢斯透露更多的细节。如果保卢斯得到足够的情报，更新一下作战地图，他可能就会发现第六集团军已经深陷绝境。
12月16日，东北风呼啸而至，刺骨严寒。电话线、秃木枯树以及战争的废墟全都裹上了一层寒霜。冰冻大地坚若顽钢，走在上面居然发出金属般的声响。夜幕来临，鲜红耀眼的太阳渐渐西沉，银色大地瞬间沉入一片极地幽蓝。斯大林格勒的苏军保卫者欢迎严寒的到来，这种天气令他们如鱼得水，精神焕发。“昨天和今天，冬天真正降临此地，”一名士兵给妻子写信。“寒冷的感觉真好。我过得不错，就是没有收到你的信。”
最感高兴的当属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他们据守城中，五个星期以来听着已经无法通航的伏尔加河上浮冰撞击的可怕声音，只能靠十二吨巧克力紧急储备和U－2双翼机投下的一点物资维持生存。12月16日夜，一大片浮冰撞在一起，河面终于封冻了。人们首先用厚木板在冰面上铺设了一条人行道，然后开始修建车辆通行的快速路――在树干上浇水，令其牢牢冻结在冰面上。在随后的七周中，共计有18000台货车，17000台其它车辆以及大批履带式车辆跨过伏尔加河。现在，伤员可以通过冰面，直接送入野战医院。不久，大炮被推送到西岸，其中包括打破红色十月工厂区僵持态势所必须的一门122毫米榴弹炮。这门大炮以最小射角抵近轰击工厂的办公大楼，那里已经被德国人改造成为一座要塞。
对第62集团军来说，最感幸运的是德军炮兵缺少弹药，无法继续对伏尔加河各渡口进行持续炮击。河岸上一片和平景象，到处是临时搭建的窝棚和盖着防雨布的土洞，看起来仿佛是早期蛮荒边疆的采矿工地。一个通讯员背着皮质文件包，穿过劈柴锯木的人群，在冰冷的阳光中赶往团部，心中渴望着从俄罗斯铜茶壶中倒上满满一大杯热茶。还有一些人带着保温饭盒，为前线阵地送去热食。士兵们现在可以成群结队地走过冰河，到东岸洗个蒸汽浴，第二天晚上再干干净净地回来，身上的虱子已经无影无踪。
12月19日，崔可夫将军回到伏尔加河东岸，这是自10月份集团军司令部转移阵地之后他第一次过河。崔可夫徒步走过河面，到达对岸时，他情不自禁地回首凝望由他的集团军守卫的那片废墟。这次过河，崔可夫是应NKVD部队指挥官罗加丁少将的邀请参加一个宴会，庆祝契卡特科成立廿四周年。返回西岸的途中，酩酊大醉的崔可夫失足跌入一个冰洞，随从赶紧将他从冰水中拉出来。这位62集团军司令员差点在胜利在望之即死于非命。
寒冬的到来受到了俄国人的热烈欢迎，但却令保卢斯集团军的医生们畏惧万分。德军伤患的恢复速度减缓了。野外冻伤迅速成为致人死地的绝症。此外，医生们还面临着大量增加的胃部创伤，这似乎只能用炮弹、卡秋莎火箭弹和迫击炮弹在过于坚硬冻土地面上爆炸致伤来解释。自12月中旬以来，“严重冻伤的病例持续增加”。足部不仅会肿胀变紫??这种状况一般只用防冻油处理一下，裹好纱布继续回去执勤――而且更可能发黑坏疽，经常需要马上截肢。
早在12月的第二周，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现象就已引起医生们的注意。越来越多的士兵突然死亡，“既无任何外伤，也未罹受任何能够诊断得出的病患。”每日的食物供给的确严重不足，但在医生眼里似乎还远未达到令士兵饥饿而死的程度。“死因可能包括，”一位受命调查此事的病理专家写道，“长期野外生活，‘精力衰竭’（合围圈内大约有600名医生，但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到饥饿致死这个词。），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种不明疾病。”
12月15日，正在塔津斯卡亚机场附近野战医院工作的第六集团军病理专家格根索恩博士，接到命令要在次日飞入合围圈。“很遗憾，我们没有多余的降落伞给你，”第二天清晨，驾驶员对赶来报到的医生说。但这次他们被迫返航。最后，飞机终于在12月17日进入合围圈。驾驶员告诉格根索恩他们已经抵达皮托姆尼克上空，医生透过窄小的舷窗向外看去，只见到“白茫茫的大地上遍布黑褐色的弹坑”。
在机场边上一个半埋在地下的火车车厢中，格根索恩找到了医疗部门的领导，卫生部长雷诺尔蒂。雷诺尔蒂假装不知道格根索恩此行的任务，因为莱比锡大学内科专家塞盖尔博士要求他来，而雷诺尔蒂当时认为，整个事件有夸大之嫌。（原注1）格根索恩又从皮托姆尼克来到古姆拉克火车站附近的陆军野战医院。这所医院与保卢斯的司令部距离很近，格根索恩的住所是一个窑洞，洞内设施的确“奢侈”，洞的内壁钉着木板，有一个铁炉子和两张双层床，更令医生惊异的是，床上居然铺着干净的床单！这与附近伤员居住的帐篷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些帐篷大多数都没有取暖设施，帐篷内部的温度经常降至零下二十度。
原注1：卫生部长雷诺尔蒂后来才有了一点兴趣。在他的火车车厢中，雷诺尔蒂对合围圈内士兵健康状况恶化的描述令人极为寒心，他将其称为“饥饿效果的大规模试验”。
格根索恩首先与各师医官谈话了解情况，然后，他在合围圈内四处游荡，对死因不明的士兵尸体进行解剖检查。（由于这片光秃秃的荒原上树木极度缺乏，人们只好在道路沿途的交叉路口堆起雪堆，插上一条马腿，战术标记和指向箭头就钉在这令人恶心的路标之上。）尸检不得不在各类场所仓促进行：帐篷、地洞、农民的窝棚以及火车车厢。在极度严寒之中，尸体保存得很好，但多数都冻得硬梆梆的。由于缺少燃料，解冻成为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一名勤务兵不得不整夜呆在铸铁炉子边上翻来覆去地烤尸体。有一回，勤务兵睡着了，结果“那具尸体一面还是冻得僵硬，另一面已经烤焦了”。
如此寒冷的天气令格根索恩在戴橡皮手套的时候既感困难，又觉痛苦。每天晚上，他还要在烛光下打印尸检报告。尽管困难重重，苏军又屡屡进行空袭和炮击，格根索恩还是在月底之前设法完成了五十具尸体的解剖工作。在其中二十五具尸体中，格根索恩发现了饥饿致死的迹象：心脏和肝脏萎缩，脂肪组织完全消失，肌肉严重收缩。
德军现在的口粮基本只有面包和很小几片马肉，这种伙食提供的热量太少，为了阻止情况进一步恶化，顿河集团军群空运送入大量小听包装的高脂肪肉酱，但效果却适得其反。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位军士长去查哨，哨兵说：“我很好，我要吃点东西，”然后吃点这种高脂含量的肉酱；结果，等军士长第二次到哨位巡视时，这名士兵已经死了。饥饿致死，按照格根索恩的说法，是“undramatisch”。（估计是平淡无奇的意思，译者猜。）
第113步兵师饥饿致死的比例最高。格根索恩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明显的证据。该师的军需官早在合围之前就开始削减士兵的口粮定量，为的是储存更多的粮食以备秋天雨季期间供应量不足时使用。结果，到11月后半个月，士兵们就已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接着，由于好几个师在撤退过程中丢弃了全部补给物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将剩余物资全部集中起来，在各师之间平均发放。这位军需官的审慎到头来严重影响了本师的战斗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投降以后，格根索恩又在苏联的劳改营中呆了七年，但对这个课题的兴趣依然如旧。他一贯坚决反对任何“精神压力症”的提法，不管是对症状的研究，还是以此作为许多无法解释的死亡的原因。尽管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小老鼠得不到睡眠三周就会死亡，这就意味着人如果被剥夺睡眠可能也会很快崩溃。而格根索恩本人也承认，猝死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俄国人的夜间进攻和持续不断的作战行动使德军士兵得不到休息。但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他的解释更加复杂了。格根索恩相信，大多数士兵的新陈代谢机能在精力衰竭、压力和寒冷的综合作用下被严重扰乱。这也就是说，即便他们每天有相当于500卡路里的食物摄取量，他们的身体也只能吸收其中一小部分。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苏军的战术，再加上天气恶劣和食物短缺，共同导致了――或至少是加重了――饥饿致死的现象。
严重的营养不良还使更多病人死于传染性疾病的侵袭，象合围早期的肝炎和痢疾，以及后期如斑疹伤寒这样更加严重的传染病。在草原上没有水洗澡，更不用说洗衣服了，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的燃料融化冰雪。“每天都是老样子，”第29摩托化步兵师一位装甲掷弹兵中尉写道，“首要问题是，我们的身上每天都会增加更多的虱子。这些虱子就象俄国人一样，你打死一个，十个新虱子又冒了出来。”虱子成为疫病的传播者，导致斯大林格勒的幸存者大批死亡。
但是，医务人员需要优先关注的事情，仍然是由于缺乏食物导致的身体虚弱。“慢慢地，我们勇敢的战士开始衰老下去，”一位助理医师写道。接下去，他又记述了一次火把照耀下的大腿截肢手术，这次手术由他本人在一个防空洞中完成，没有使用任何麻醉剂。“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了无兴趣，脑子里想的只有食物。”
在德国士兵充满希望的等待当中，还掺杂着对布尔什维克敌人的仇恨以及复仇的渴望。一种被称作“合围圈狂热”的状态下，他们梦想着一个SS装甲军横扫围攻的俄国军队，将他们解救出去，并上演一出大逆转，出乎意料地大败敌军。他们仍然对戈培尔的演说深信不疑。许多人唱着第六集团军的军歌鼓舞士气，这首名为Das Wolgalied的歌曲由弗兰茨・雷哈尔谱曲：“伏尔加河的岸边，屹立着一位士兵，时刻警惕着，保卫他的祖国。”
在德国共产党员的帮助下，顿河方面军的前线宣传部门决定利用“战地骄子”们对歌曲的爱好。广播车送出一首老歌，“家乡故里，亲人依依，温暖的团聚在等着你！”在目前这种恶劣环境中，这首歌的感情无疑被残酷地扭曲了。由NKVD控制的德国共产党包括瓦尔特・乌布利希（后来的东德总统），诗人埃里奇・魏纳特，作家威利・布雷德尔和一小批德国战俘――四名军官，一名士兵――他们已被召入参加反纳粹的正义事业。红军挑选一些战士，让他们带着大喇叭爬到德军前沿阵地呼喊口号，朗读新闻。大多数执行类似任务的人都被打死了。而德国反纳粹人士的任务，就是教这些不会讲德语的红军“呼喊者”说德语。
宣传部队的主要工作是录制一张唱片，节目时间约为20到30分钟，包括音乐、诗歌、歌曲和战争宣传（尤其是意大利军队前线被突破的消息）。这些节目在留声机上播放，由高音喇叭传到德军阵地。高音喇叭一般架在货车上，或是由雪橇送到更前面的某个地点。大多数此类宣传广播几乎马上就会招至德国人的迫击炮攻击，因为德军军官害怕手下人会收听这些广播。但在进入十二月之后，由于弹药不足，德军的反应减弱了。
广播中还穿插着许多声音的小把戏，诸如先播一段“时钟单调的嘀达声”，然后宣布在东线战场每七秒钟就有一个德国人死去。接着，“播音员清脆的嗓音”以一种缓慢悠长的语调说道：“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军队的集体墓地！”随后，死亡探戈的舞曲再次回响在空旷冰冷的草原上。作为额外的一种音响效果，有时一枚真的卡秋莎火箭弹会带着那足以令人窒息的呼啸声轰然而至。
俄国人的传单也有了很大改进，现在都用德语制作了。接受第7部审讯的战俘们承认，“效果最强烈的是那些谈论故乡，妻子，家庭和孩子的传单”。一名德军战俘说：“士兵们急切地读着俄国人的传单，尽管他们并不相信其中的内容。”很多人“看到一张传单时都哭了，那传单上画着一具德军士兵的尸体，一个幼童抚尸痛哭。传单的背面，是作家埃里奇・魏纳特写的几行诗句。”这个战俘并不知道，温纳特这首名为《想想你的孩子》的诗是精心创作而成的，他本人也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在顿河方面军司令部工作。
也许最具效力的宣传就是让德军士兵相信，红军的政策是缴枪不杀。很多德军军官都坚持认为绝对不能投降，因为俄国人会把俘虏全部杀光。一份传单的结尾处，是斯大林签发的声明，这使得包括许多初级指挥官在内的德军官兵开始相信，苏联的政策已经有所转变：“‘如果德军官兵放弃抵抗，红军必须将其视为战俘，饶其不死。’（摘自国防人民委员会第55号命令，J. 斯大林）”
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一支规模庞大的德军部队在远离本土的地方被成功合围，德军受命坚守阵地但最终却不得不缴械投降。所有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在几十年中引起了人们激烈的争论。在德国，许多这场战役的参与者和历史学家都责备保卢斯未能违反命令实施突围。而如果有谁能够在这场悲剧中给两眼一抹黑的保卢斯指条明路的话，那只能是保卢斯的直接上级，陆军元帅曼施坦因。
“一仆能侍二主吗？”听说希特勒拒绝继“冬季风暴行动”之后实施“霹雳行动”进行突围，斯特莱克遂发此问。但是德国陆军只能有一个主人。1933年以来，绝大多数德军高级军官奴性十足的表演已经使这支军队劣迹斑斑，在政治上变得软弱无能。在国家社会主义旗帜下，德国国防军获得了无尚特权和威望。现在，往年的骄傲狂妄要以斯大林格勒的灾难和羞辱作为偿还。不需要选择什么主人，只有加入海宁・冯・特莱斯科和施道芬堡的小组。
在十二月后半月进行突围是否可行？这个问题已经让人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即使是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也承认“成功突围的机率每周都在减少”。步兵更加不抱幻想。“我们这些幸存者，”一位下士在家信中写道，“由于饥饿和身体虚弱，已经无法再走长路了。”阿洛伊斯・贝克博士非常正确地揭穿了“突围可能成功”的“神话”。俄国人将会“象打野兔一样”射杀“冻得半死的士兵们”，因为这些人身体太过虚弱，不可能带着武器和弹药，在表面全是坚冰的一英尺厚的大雪中跋涉突围。“每一步都让人精疲力尽，”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一位参谋军官说。“那将是又一个别列津纳。”
因此，所有关于“突围还是防御”的争论完全是一种学术上的偏移，与真实情况差之千里。事实上我们有理由怀疑绝顶聪明的曼施坦因此时已经对此有所察觉，但他还是把这场大戏唱了下去。12月19日，曼施坦因将自己的情报主官埃斯曼少校派进合围圈，准备让第六集团军实施霹雳行动。他当然知道，希特勒已经再次重申决不从伏尔加河撤退的决心，元首的立场根本没有改变。
无论如何，到了这个时候，曼施坦因相信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霍特的装甲师在梅什科瓦河沿线战至僵局，伤亡巨大，而马林诺夫斯基的第2近卫集团军却尚未投入战斗。曼施坦因对合围圈内事态的发展和部队的状态了如指掌，他肯定意识到，在狂风暴雪，天寒地冻的草原上，保卢斯的人马根本冲不过这剩下的四十到六十英里，更遑论还要进行激烈的战斗！以不到七十辆保障不足的坦克，第六集团军无望突破第57集团军的防御。更重要的是，到了12月19日，曼施坦因清楚地知道，随着三个苏军集团军对其后方的突破，“小土星行动”已经彻底改变了整个战场的态势。
曼施坦因很自然地感到，为了对历史和德国陆军有个交代，他必须使自己看起来已经竭尽全力，尽管他准确地判断第六集团军唯一能够得救的时机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失去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后，曼施坦因显而易见地良心不安，很可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在希特勒拒绝从高加索撤军的情况下，他需要第六集团军拖住包围它的七个苏军集团军。即使保卢斯突围成功，他的部队也剩不下多少人，而这些残兵败将在危急关头是帮不了曼施坦因的。
第十九章 “德国式的圣诞节”
关于在十二月下半个月突出合围圈的讨论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圣诞节即将来临。在国防军的所有部队中，没有比身陷重围的第六集团军更加在意这个节日的了。在草原下面的掩体里，人们投入极大的热情准备节日的庆祝活动，几乎感觉不到任何要突围的急切心情。营养不良，精神不济，人们在白日梦中逃避现实，这些因素当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另外，希特勒培养的那种“堡垒”般的精神意志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但是，这些远离家乡，深陷重围的人们在即将到来的圣诞节上几乎是刻骨铭心的感情寄托，却是任何理由都不能完全解释清楚的。
在霍特的装甲部队北进到梅什科瓦河之前，节日的准备工作已经如火如茶地展开了。即使日渐逼近的炮声令士兵们兴奋激动，准备活动也没有放慢节奏。早在十二月初，人们就开始积攒小块食物，不是为了在冰天雪地之中突出合围圈，而是想用来当圣诞节礼物或举行圣诞宴会。第297步兵师某部杀了一匹驮马，制作“马肉香肠”当圣诞礼物。没有常青树枝，士兵们就用荒草编成基督降临的花冠，并用木头雕成小型圣诞树，迫切希望营造出家的感觉。
多愁善感的乡情决不仅限于士兵。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也用一棵圣诞树装饰自己刚刚挖就的掩体，树下放着一个摇篮，还有一张他刚刚出生的“合围圈宝宝”的照片。将军在给自己年轻妻子的信中说，尽管“远在俄国”，他还是打算以“德国人的方式”庆祝圣诞前夜。“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别人带去一点欢乐，”在看过掩体中的部属之后，他这样写道。“前线这种真切的战友情谊真是让人感动莫名。”一条节日标语上写着：“战友情深，铁血铸就”，这与环境倒是非常吻合，但与圣诞节祥和博爱的节日精神却背道而驰了。
但还有一个深得圣诞精神三味的人，他就是柯特・鲁伯。这位第16装甲师36岁的医生是艾伯特・史怀哲的好友，不但是一位神学士，还是一位天才的业余画家。他的掩体位于斯大林格勒西北方向的草原之中，现在，掩体已经变成了医生的画室。他在一张缴获的俄军地图――唯一能够找到的大幅纸张――背面作画。这件作品现存于柏林凯撒・威廉纪念教堂，取名为“要塞圣母”，画的是一位双臂环抱作保护状，身躯蜷缩似茧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上书圣经新约福音书作者圣约翰的名言：“Light, Life, Love”。这件作品完成以后，鲁伯将其挂在掩体之中。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驻足凝望。很多人哭了。令鲁伯略微感到尴尬的是，他以前从未发现自己的画有如此强的感染力，而他的掩体竟然就此变成了一处圣地。
毫无疑问，在那个圣诞节，每一个人都由衷地表现出宽厚仁慈的美德。一名中尉将自己最后一些香烟、信纸和面包全部分发给部下，然后在家信中说：“我自己一无所有了，但这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一个圣诞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它。”人们不但互赠香烟，更把自己最需要的面包也拿出来分享。还有一些人费尽心力为同伴雕刻装备挂架之类的木器。
圣诞前夜，鲁伯的钢琴家营长拿出他最后一瓶汽酒，送给住在病房里的伤员。但就在大家倒满杯子准备祝酒之时，四枚炮弹在门外爆炸。大家纷纷卧倒，酒也全洒了。医官抓起急救包冲出掩体，结果发现一人阵亡，三人受伤。阵亡士兵当时正在唱圣诞颂歌“O du frohliche”。这次意外没有引起过多的惊慌，但却结束了他们的欢庆活动。没过多久，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就发现自己已经处于苏军的全面进攻之下。此刻刚刚是圣诞节凌晨时分。
那天晚上，最传统，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歌曲当属《平安夜》。在掩体中，在蜡烛头微弱光线的映衬下，士兵们用“沙哑的嗓子”唱着这首歌，不时有人因想到远方的家人而低声饮泣。斯特莱克将军在巡视前线阵地的时候被这一场景深深打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中，今晚是一个‘平安夜’……一个展现战友之间兄弟情谊的圣诞节。”高级军官的巡访受到下级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还带来了许多礼物。某装甲师的一名军士长写道：“师长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大杯酒，还附送一块巧克力。”
在那些没有受到敌军攻击的阵地上，人们挤在某个掩体中，收听“大德意志广播电台的圣诞节目”。令大家惊讶的是，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宣布：“这里是斯大林格勒！”，接着便是齐声合唱“平安夜”，似乎就在伏尔加河前线一样。一些人认为考虑到目前的局势，这种欺骗是必要的；另一些人则深感愤怒。他们觉得这是在拿他们的家人和全体德国人民开玩笑。戈培尔已经宣布这将是一个“德国式的圣诞节”，而这种提法的目的，就是要宣传责任和节俭的美德。而且，这也许会让全国人民都能做好准备接受斯大林格勒悲剧性的消息。
圣诞节清晨七时，第六集团军的战争日志记录道：“在过去四十八小时中没有运送补给的飞机降落[有一点点夸张]。补给物资和油料即将耗尽。”当天晚些时候，保卢斯向顿河集团军群发出一份告急电报，电报马上被呈交蔡斯勒将军。“如果在以后几天中收不到更多的补给，我们肯定会有更多的人饥饿而死。”
第六集团军以为前一天的暴风雪天气肯定影响了飞行，但他们并不知道巴达诺夫的坦克就在那天早晨袭击了塔津斯卡亚机场。此时，苏军四个集团军已经开始向梅什科瓦河畔的霍特装甲部队发起反攻，而曼施坦因的司令部却连这一消息也未通报保卢斯。12月26日，108吨补给物资终于抵达合围圈，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发现，其中有十吨欢庆圣诞节的糖果，但没有油料。
如果有机会，大多数德国人都会找个地方坐下来，给家里写一封圣诞贺信，表达他们的祝福之意。“在我们的心中，希望永存。”第44步兵师一位医生写道，“一切都将改变。”他道出了许多德国军人的心声，但情况了解更多的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显然不在其中。“圣诞节并不令人感到十分快乐，”几天后，保卢斯在给妻子的信中说，“在这种时候，节日庆祝最好不要搞……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过多地寄希望于运气。”
在圣诞节期间，德军和苏军的家信之间的情感差异较以往更加突出。这一点儿也不让人奇怪。德国人的信中深情款款，想家想到心痛痛；而俄国人保存下来的的信中则清楚地表明，祖国的地位高于一切，不可动摇。“亲爱的！”一位士兵在圣诞前夜给妻子写信：“我们正在把这帮匪徒赶回他们的老巢。攻势非常顺利，我们重逢的那一天越来越近啦。”“嗨！玛丽娅！”那位名叫柯利亚的士兵写道，“我已经在这里连续作战三个月了，为的是保卫我们美丽的[被审查人员删去]。我们已经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现在，我们包围了德国人。每个星期都有一两千德国兵成为我们的俘虏，还有更多的鬼子被消灭在战场上。现在只剩下最顽固的SS了。这些家伙躲在加固好的掩体中朝外打枪。现在我要去炸掉这样一个掩体了。再见。柯利亚。”
圣诞节当天，气温降至零下二十五度。不管多深的弹坑，里面的积水都冻得结结实实的。飘舞的雪花掩盖了沟谷中的肮脏与贫瘠。牧师们在雪地中举行战地弥撒，防雨油布和帐篷在风中噼啪作响，人们在临时搭就的圣坛前面围成一个半圆听牧师布道。有的时候，精神上的安慰和意识形态上的是非善恶往往纠缠在一起，而这些德国基督徒与俄国无神论者之间本来就是水火不容。
合围圈里的圣诞节也不完全是温情。第六集团军卫生部长雷诺尔蒂博士拒绝让冻伤伤员空运撤离，因为他认为这些伤员可能是为了避免战斗自己故意冻伤的。最残酷的是，集中在伏罗波诺沃和古姆拉克两处战俘营的3500名俄国战俘，除了从斯大林格勒大谷仓中掘出的一些腐烂的谷物，就再也没有其它任何食物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被列在口粮供应表上。德军的官僚机制要为这一暴行承担部分责任。圣诞节以前，俄国战俘因饥饿致死的人数是每天20人，而在圣诞节之后，这一比例迅速上升。负责向战俘提供食物的军需官声称，伤寒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当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一名军官问他是否有因营养不良导致死亡的事情发生时，他开始支吾其辞。“想了一会，他说没有。”这位军官写道。“我知道他的意思。在我们的部队中也将马上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将战俘的命运与德军士兵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更加恶劣的托辞。战俘们没有选择――因为他们不能投降。甚至当绝望的囚犯们开始人吃人以后，德国人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善战俘的生存条件，因为那样就要“占用德国士兵的食物”。
圣诞节的夜晚“群星璀璨，美不胜言”，但是气温更低了。第二天上午，战斗继续在合围圈东北方向进行，那里是第16装甲师和第60摩托化步兵师防御的地段。“我师共有十几支部队已被派去进行反冲击，”第60摩托化步兵师的一名牧师报告说，“寒风凛冽，气温是零下三十五度。”尽管环境恶劣，弹药奇缺，这两个师仍然摧毁了大约七十辆坦克。
也在12月26日上午，保卢斯又给曼施坦因发去一封电报，电文是这样开头的：“战斗损失、严寒和补给不足已经严重削弱了各师的战斗力。”他警告说，如果俄国人将抵抗霍特部队的力量调回来对付第六集团军，“我们撑不了很长时间”。
此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第14装甲军军长胡伯将军接到命令，要在12月28日飞出合围圈，前往曼施坦因设在诺沃切尔卡斯克的司令部。一架飞机将把他送到东普鲁士，元首将亲自为他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增授双剑。保卢斯告诉施密特，要交给胡伯从油料储备到医疗设备短缺等等“所有必需的文件”。得知胡伯要去拉斯滕堡的消息，将军和参谋人员的希望大增。胡伯，这位直率的独臂老兵，是元首尊重的少数几位将军之一。大家此时仍然不能相信“希特勒会抛弃第六集团军”。
希特勒当然自感已经竭尽所能来拯救第六集团军，但他对现实情况的掌控能力却仍然没有长进。那天，元首统帅部给顿河集团军群发电，保证说尽管运输条件很差，顿河集团军群仍将得到“372辆坦克和突击炮”的增援。曼施坦因知道，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呓罢了。
与此同时，在斯大林格勒市内，赛德里茨的残部还在苦守。他们不得不节省弹药以便打退敌人的进攻。为了让自己暖和些，也为了躲避苏军的炮火，德国人躲在深深的地下室和掩体中。“他们坐在那里，好象石器时代毛发长长的野蛮人，”格劳斯曼写道，“在烟尘幽暗之中大嚼马肉。外面曾经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正是他们将其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第六集团军的战争日志中，经常出现“敌军突击部队活动频繁”的字样。对于12月底斯大林格勒北部类似的战斗，曾在黑森第389步兵师服役的汉斯・乌尔班――那位来自达姆施塔特的28岁警官――后来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敌人经常在清晨和傍晚时分发起进攻，之前会有猛烈的炮火准备。如果他们从我们手中夺去两三个掩体，我们会马上再夺回来。12月30日，在经历数次这样的拉锯战之后，我受命带我的速射火力组前置。我们九个人加上机枪，足以抵挡来自斯帕尔塔诺夫卡大约300敌军的进攻。在这个地段我们只剩下20名步兵，他们快要被不停的战斗拖垮了，帮不了什么忙。大多数人已经准备要放弃阵地了。我的两挺机枪根本没有射界，敌人很善于利用地形和废墟，我们必须让俄国人进入二十码内才能开火。至少有22人死在我们的阵地前。剩下的俄国人试图用手榴弹把我们赶出去。在元旦的早晨，天刚破晓，俄国人以三连兵力又对同一地区展开进攻。准确估计敌人的位置比较困难，他们从地洞里开枪，从后面的断壁残垣中开枪，从碎石瓦砾中开枪。我们用两挺机枪组成交叉火力，让他们损失惨重。一名苏军迫击炮手被打死，尽管我从未受过训练使用这种武器，我们还是设法用俄国人的弹药对付他们自己。战斗结束时，我们都精疲力尽，虚弱不堪，四周躺满冻得僵硬的敌尸，我们连掩埋自己战友的地方都没有。
在给顿河集团军群的电报和妻子的信中，保卢斯表现得极度悲观，然而，他签发的一份致第六集团军全体将士的新年祝辞，却是斗志昂扬，激动人心：“我们的胜利意志不可阻挡，新年的到来必将引领我们的解放！当然，我不知道胜利何时到来。但是元首从来都是言出必践，这一次同样会说到做到！”
还要多谢希特勒坚持使用德国时间，俄国人的新年比德军提前了两个小时。十点钟左右，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的扑克牌局被“一场巨大的烟花秀”所打断，原来是苏军围攻部队开始“庆祝新年”。
此刻的丹尼尔斯心情似乎不错。他刚刚被提升为中将，同时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此外，保卢斯还送给他一件意想不到的新年礼物：一瓶Veuve-Cliquot（富利堡？还是凯歌？）的“Schampus”（香槟？）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内的好几名将军，这会儿的当务之急好象还是升官受奖，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尚在其次。
德国新年到来的时候，只有几发照明弹升上天空。不能浪费高爆弹药。合围圈里的最后一批酒被人们纷纷打开，“新年快乐！”的祝酒声此起彼伏。苏军则无需限制弹药和烈酒的供应。“庆祝新年真不错，”水兵维克托・巴尔索夫写道，“那天晚上我一人喝了半斤伏特加。食物也不赖。早晨的时候为了防止头痛，我又来了四两。”（此处斤两系中国计量，译者根据原文的克换算过来的。）
德军士兵怀着旧岁已去，万事皆新的憧憬，试图忘却自己悲惨的命运。“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一切都好，”一名士兵写道，“很不幸，我今夜又要去站岗了。希望1943年的新年之夜，不会象1942年那样再带给我诸多麻烦和不利。”
希特勒给保卢斯和第六集团军的新年贺辞在部队之中产生了近乎偏执的乐观情绪。只有那些本性多疑的人才发现贺辞本身并无实质性的保证。“以全体德国人民的名义，我向你，以及你勇敢的军队致以最诚挚的新年祝福。你们现在身处险境，困难重重。我对这一切了然于胸，并向你部的英雄业绩表示最高的敬意。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你和你的士兵们应该毫不动摇的相信，我和德国国防军的全体将士，将竭尽所能营救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你们的坚强不屈将迎来德国武装力量历史上最辉煌的功勋！阿道夫・希特勒。”
“我的元首！”保卢斯马上复电。“您充满信心的新年贺辞受到我部官兵极其热烈的欢迎。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请您放心，我们――从最年长的将军到最年轻的掷弹兵――将在狂热信念的鼓舞下坚持到底，并为最终胜利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保卢斯。”合围圈内许多士兵的新年家信都显示出一种新的决心。“我们不会让自己的精神就此沉沦，我们坚信元首的诺言定会实现。”一位上尉写道。“我们对元首有坚定的信心，永不动摇，直至胜利。”另一位军士长说。“元首知道我们的忧虑和需要，”一名士兵的信中则是这样写的，“他会继续努力――我相信这一点――让我们尽快突围。”即使象斯特莱克这样心存疑虑的将军也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人们怀着新的希望，”他写道，“对目前以及今后的局势颇为乐观。”
保卢斯此时关注的焦点是苏军那日渐成效的宣传工作。顿河方面军司令部第7部负责“战场宣传”，现在，他们已经将第44步兵师和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的第376步兵师作为宣传攻势重点针对的对象。
1月3日一大早，保卢斯前往奥地利第44步兵师，“一路上听的是被苏军抓获的第44步兵师俘虏进行的广播”。这些俘虏谈到了食物和弹药短缺，也谈到了巨大的伤亡。“司令官，”第六集团军的报告称，“希望就参加类似播音活动的后果警告全体官兵。任何参与播音的士兵都要清楚，他们的名字肯定会被发现，并且将面临军法审判。”就在保卢斯与师长德波伊将军谈话过程中，另一次“苏军坦克的猛攻”开始了。
第二天上午，保卢斯又视察了“要塞区”的罗马尼亚部队。由于缺衣少穿，“尤其是靴子、裤子和袜子”，罗军士兵冻伤减员很大。逃兵数量的增加促使保卢斯下定决心：“必须要对俄国人散发的罗语传单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宣传。”
德军营、连缺编严重，几乎只剩下一个番号，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合围圈内的150000人中，只有不到五分之一属于一线部队。许多连队能打仗的人只剩下十二三个。结果，越来越多的散兵游勇被充实到战斗部队。军士长沃尔劳那个连幸存下来的装甲掷弹兵们发现他们与“德国空军的连队和哥萨克排”混编一处，被派去守卫卡尔波夫卡附近的某处阵地。那是一个环境险恶的地方。看一下合围圈的地图你就会发现，那里是合围圈向西南方向突出的“鼻子”，如果俄国人决定消灭第六集团军，那里将是俄国人的第一个打击目标。
1943年年初还有几天相对比较温暖湿润。苏军士兵对解冻可谓是深恶痛绝。“我不喜欢斯大林格勒的天气”，水兵巴尔索夫写道，“它总是变来变去，结果我们的步枪都生锈了。天气一暖和，就开始下雪。所有的东西都湿漉漉的。瓦伦基[防雪毡靴]湿透了，我们也没机会把它们弄干。”1月5日那天，他和他的战友们肯定会高兴一些，因为气温回降至零下三十五度。
苏军采取了一种更加成熟的战术，充分利用其冬季装备方面的优势。“俄国人先进行试探性进攻”，一名德国空军联络军官写道，“如果他们突破了防线，我们的人不会去挖新的战壕。由于缺乏食物，大家的身体太虚弱了，而且地面冻得坚若岩石。”但是如果困在开阔的草原上，将会有更多的人死去。1月6日，保卢斯致电蔡斯勒将军：“集团军正在挨饿受冻，缺少弹药，坦克无法发动。”同一天，希特勒授予施密特将军骑士十字勋章。
既然第六集团军的命运已成定局，设在扎瓦里基诺的顿河方面军司令部也就接受了几名苏联记者的采访。一个苏联作家代表团从首都赶来，参观了第173步兵师。该师是由来自莫斯科基辅斯基区的市民组成，其中有许多知识分子。“从第65集团军的指挥所，作家亚历山大・柯涅楚克和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亲眼目睹了该师对卡扎奇岗――合围圈西北方向一个鞑靼人的墓地――的进攻。
霍特的营救行动在梅什科瓦河被苏军粉碎之前，斯大林已经在督促他的将军们制订消灭第六集团军的计划了。12月19日上午，他给负责监督“小土星行动”的大本营代表沃罗诺夫打电话，让他去顿河方面军司令部。沃罗诺夫住在罗科索夫斯基的“地盘”附近，大致在扎瓦里基诺和梅德维德诺这两个相邻村子之间。两位将军的居所是一幢“五面墙”的农民IZBA，一种中间用墙分隔的小木屋。将军们坐在涂有苏军标记的美式威利斯吉普车中，沿着冻得坚硬无比的车辙印颠簸前行，巡视部队，激励士气。
伏罗诺夫迅速组织了一个参谋小组研究可行方案。尽管斯大林要求在两天之内必须拿出意见，他还是坚持首先要亲自观察一下地形。在一个晴朗的白天，伏罗诺夫前往第57集团军司令部。一群容克运输机在大约9000英尺的高度从他的头顶飞过，没有战斗机护航。沿途的俄国高射炮兵反应奇慢；执行截击任务的苏军战斗机同样姗姗来迟。没有一架容克被击落。更令伏罗诺夫恼火的是，他发现地面观察哨、高射炮兵和战斗机中队之间的协调极差。负责防空作战的中将吓得赶紧采取补救措施。
12月27日，“指环行动”的计划草案终于成稿，并飞送莫斯科。第二天，伏罗诺夫被告知要重写计划。斯大林坚持要求，针对西南方向卡尔博夫卡－马林诺夫卡的“鼻子”的 第一阶段进攻，应该从西北方向发起。同时，合围圈东北方向要进行另一次攻势，对斯大林格勒工厂区和北部郊区实施分割包围。
在国防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斯大林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和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之间的竞争局面，必须在“指环行动”实施之前得到解决。“我们将让谁负责最后消灭敌人？”他问道。有人提议罗科索夫斯基。斯大林问朱可夫他是怎么想的。
“叶廖缅科会感到很受伤。”朱可夫说。
“我们又不是高中小姑娘，”斯大林反驳道。“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必须让能够胜任的指挥员去指挥战斗。”朱可夫受命将这一不愉快的消息通知叶廖缅科。
罗科索夫斯基最终成为总指挥，负责对第六集团军进行最后一击。他的麾下共有47个师，5610门野战大炮和重型迫击炮，还有169辆坦克。这支218000人的大军得到了300架战机的支援。但是，斯大林在计划打击匈牙利第二集团军时又一次显得急不可耐。运输困难放慢了增援部队和补给弹药的集结速度，这个消息令他暴跳如雷。伏罗诺夫不得不要求延期四天。斯大林狠狠地挖苦他说：“你应该坐在那里，直到德国人把你和罗科索夫斯基抓俘虏！”最终，他还是极不情愿地同意将进攻时间延迟至1月10日。
合围圈以外的德军指挥官们一直在猜测苏军下一步的动向。在与里希特霍芬进行一番长谈后，第八空军军司令官菲比格将军不禁要问：“为什么俄国人不象碾碎一颗熟透了的水果那样粉碎合围圈？”同样，顿河方面军的红军指挥员对推迟进攻也表示了惊奇，并希望知道什么时间他们才能接到进攻的命令。但在此刻，伏罗诺夫却收到莫斯科的另一个通知，要求他必须准备一份对第六集团军的最后通牒。
“所以你看起来完全象个俄罗斯人，”维诺格拉德夫大笑道。“好样儿的。你可以代表红军去与法西斯会面啦。”
然后，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到参谋长马里宁将军那里接受任务，并由沃罗诺夫亲自面授机宜。两位将军不停地问他们是否完全理解来自莫斯科的命令，让人感到斯大林对此事极为重视。实际上没有人对军使的任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迪亚特兰科承认，他只是从索罗夫尧夫的戏剧《库图佐夫元帅》中了解到一点皮毛。
“好吧，小伙子们，”沃罗诺夫说，“你们能完成这项任务吗？”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大将同志！”两人齐声回答。
马里宁让方面军的军需部长为这两名军官找一套合身的军装，一定要给德国人留下不俗的印象。军需部长保证要让他们“穿得象新郎倌儿一样”，然后“象魔术师似地”冲两名军使眨了眨眼睛。沃罗诺夫离去后，他马上将方面军司令部所有将军的助手全部召到自己的驻地，让大家脱去衣服，由迪亚特兰科和斯米斯洛夫试穿每个人的军装和靴子。没一会儿，这两名军使已经坐到一辆威利斯吉普中，维诺格拉德夫正在车上等着他们。军使得知他们的目的地是第24集团军防区内的科特鲁班火车站。
该地区的苏军已经接到停止射击的命令。红军大喇叭整夜播放由乌布里希的反法西斯战士拟就的一条消息，告诉德国人准备接待苏军的停战军使。1月8日清晨，枪声停息了。一名随身带着白旗和军号的高个下士引着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向德军前沿阵地走去。一路上，“白雪皑皑的草原上静得出奇”。下士吹响了军号，意思是：“注意！注意！所有人听好！”他们向前走了大约一百码，然后枪声突然响起。三个人不得不赶紧卧倒，躲在红军侦察部队用于夜间观察的一堵矮墙后面。“新郎倌”的制服没多久就不那么光鲜了，单薄的军装更无法抵御严寒的侵袭。
慢慢地，枪声再次停息。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两人站起身，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进。下士也站了起来，一边挥着白旗，一边吹着军号。德国人又一次开火，但这回没有直接向军使射击。很明显，他们是希望俄国人自行退却。又进行了几次尝试，怒气冲冲的维诺格拉德夫发出信号，取消了这次危险的探路行动。（原注1）
原注1：保卢斯后来声称他从未下令对俄国人的休战旗开火，但施密特却有可能这样做。
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回到方面军司令部做了报告，两人对任务失败都有些不好意思。“为什么你们都这什么垂头丧气的，同志们？”沃罗诺夫问道，“其实不应是我们去要求他们接受停火建议，而是他们要求我们。所以，我们要给他们吃更多的炮弹，他们就会自己来求我们啦。”当晚，苏军战机飞过德军阵地，撒下印有给保卢斯最后通牒的传单和一份致“德国军官，军士和士兵们”的通知，两份文件均有沃罗诺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签名。为了让德国人重视苏军的信息，“战机同时投下了炸弹”。红军广播站也以德军常用的频率播出由埃里奇魏纳特朗读的通知全文，许多德军无线电话务员都听到了。德国人肯定也看过传单。第305步兵师一名上尉在被俘后承认，尽管有军令禁止，但是军官和士兵一样，都偷偷地读过俄国传单，因为“禁果是甜的”。有时，德国人会把俄文传单交给一个信得过的希维人，让他给翻译一下。“所有人都知道最后通牒的事。”他说。
两名军使登上吉普车，与维诺格拉德夫和接替他担任情报部长的军官一同开往前线。一路上，两位刚刚得到晋升的将军唱着小曲，“不停地用其他将军们的趣闻逸事互相打岔。”（尽管迪亚特兰科礼貌的记录没有提到他们喝过酒，但显然这两位将军同志已经为自己的晋升庆祝过了。）吉普车在坑坑洼洼的冻土路上颠上颠下，小曲唱着唱着就被打断了。这是一段漫长的行程，从合围圈南面绕过，跨过顿河向西，然后再从卡拉奇回到顿河东岸，进入第21集团军的防区。黎明前，他们到达位于马林诺夫卡以西几英里的第96步兵师师部。
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好象两个死囚一样享受起师部提供的早餐，那可是“政府部长规格的食物”。但维诺格拉德夫没让上第二份，并要两人做好准备。此时他们突然发现那面白旗已经在方面军司令部交还给军需部长了。没办法，只好把师长的床单马马虎虎地钉在洋槐树枝上充作新旗。
吉普车载着他们来到前线，停在一个小山坡下。大家下车继续徒步前进。一名带着军号的准尉加入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的小组，他介绍自己是“军乐排排长西德罗夫”。另有一名中尉举步上前，愿意护送他们通过雷区――“因为我的性命可不如你们俩那么值钱，”他解释说。
三名军使在前线战壕中穿上伪装服，启程穿越大雾笼罩下的广阔草原。前方有大约二三十处隆起的小雪堆，那是一些冻僵的尸体。维诺格拉德夫和其他两名将军爬上一辆俄国坦克的残骸，观察事态进展情况。西德罗夫吹响了军号。“注意！注意！”的号音在迪亚特兰科听起来，更象是“最后一次点名。”（译注1）
译注1：此处原文为The Last Post，最准确的意思是“晚点名”。熟悉军队的朋友肯定知道，晚点名是部队一天中最后一次集合（夜间紧急集合除外），主要是讲评一天的活动，安排第二天的工作。然后大家就解散洗洗睡了。但在此处，比弗似乎语带双关，暗指迪亚特兰科感觉这次任务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越来越接近德军阵地了。前面有些人影在晃动，似乎一线掩体和战壕增加了部队。西德罗夫摇着旗子，再次急促地吹响军号。“你们想干什么？”对面一个准尉喊道。
“我们是红军指挥官派来的停战军使。”迪亚特兰科用德语回答。“我们有一份通知要送给你们的总司令。请你们按照国际法要求接纳我们。”
“那就过来吧，”对面说。战壕中冒出几个人影，枪口对着他们。迪亚特兰科拒绝再走一步，除非对方把军官喊来。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双方都越来越紧张。最终，准尉动身去后面找连长。他一离开，德军士兵就站起身开始拿俄国人开涮。“俄国佬！过来，过来！”他们喊道。一个矮个子士兵浑身上下缠满破布，爬上胸墙开始滑稽表演。他指着自己，模仿歌剧演员的声调唱道：“我就是军官。”
“我看得出你是哪一类军官，”迪亚特兰科回击道。对面的德国人齐声大笑。表演滑稽秀的家伙让他的同伴拽回战壕。斯米斯洛夫和西德罗夫也大笑起来。
准尉终于带来了三名军官。他们中间军衔最高的那人礼貌地问俄国人想要干什么。迪亚特兰科解释了一下，问他们是否可以根据国际法惯例接纳三名军使，并保证俄国人的安全。接着，双方又对细节问题――诸如要不要除去雪地伪装服，要不要蒙上双眼等等――进行了详细讨论，然后俄国人才被允许继续向前。双方军官互致军礼之后，斯米斯洛夫拿出油布文件包，上面注明交给一级上将保卢斯。几个德军军官飞快地低声交换意见，那名中尉同意将苏军代表送到团部去。俄国人本来自己准备了黑色蒙眼布，但昨天连同白旗一并交还方面军军需部长了，所以他们只好临时用手帕和布带子蒙住眼睛，而西德罗夫只好用自己的伪装服把整个脑袋包起来。挤在战壕里看热闹的德军士兵发出一阵大笑，喊着“贝都因人！贝都因人！”
中尉拉着迪亚特兰科的手给他引路。走出不远，他问给保卢斯的信中写了些什么，“语中透出一丝笑意”：“我们要投降吗？”
“我无权知道。”迪亚特兰科以沙皇军队的传统方式回答说。双方改变了话题。
“请告诉我，”中尉又说，“是否确有一位叫威利・布雷德尔的德国作家现在普拉托诺夫斯基？他已经连续十天，也许十四天在广播上对我的士兵们讲话。他呼吁我们投降，保证我们的生命将会受到保障。当然，我的部下对他的话回以嘲笑。但他真在那里吗？从他的口音听出，他肯定是从汉堡来的。真的是他本人在说？还是录有他声音的唱片？”
迪亚特兰科很想回答这个问题。布雷德尔确实在为他那个部门工作，并且他们之间关系处得还蛮好。但如果他做出任何暗示，这位中尉立刻就会明白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由于炮击让冰面变得崎岖不平，而无数裹着破布的靴子走来走去又把冰面擦得溜滑，迪亚得兰科摔倒了，并且把前面的德军中尉也撞倒了。斯米斯洛夫听到动静，大叫起来。迪亚特兰科赶快爬起身安慰斯米斯洛夫，然后向中尉道歉。他并不害怕德国人会设什么圈套来害他们。“那个时候经过我手的德军俘虏也有大约一千人了，”他后来写道。“因此，我对他们的心理状态非常了解。我知道这些人不会伤害我的。”
跑过来帮忙的德军士兵也相继滑倒，七仰八叉地摞在两人身上。这让迪亚特兰科想起乌克兰小孩子经常玩的游戏：“小朋友，堆人堆，一个不够，再来一位。”
好不容易又恢复了蒙面行军，中尉继续他的提问，还是关于布雷德尔。迪亚特兰科还是吞吞吐吐。他说自己听说过这个名字，也读过布雷德尔的书。最后，中尉要他小心一点，前面是台阶。
除去眼罩，三名军使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很漂亮的掩体中，四周土壁都用木头钉住了。迪亚特兰科看到两袋水浸过的灰色谷物，德国人肯定想把粮食弄干。“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这些毒蛇。”迪亚特兰科想到，“你们自己放火烧了斯大林格勒谷仓，现在你们还得自己从雪地里刨食吃。”他还发现掩体里仍然挂着五彩缤纷的名信片和圣诞节彩纸。
一名德军上校走进掩体，要求知道他们此次任务得到了谁的授权。“苏联红军大本营，”迪亚特兰科回答道。那名军官离开掩体，估计是去打电话了。然后，迪亚特兰科与德国人讨论起圣诞节庆祝活动的事来。接着又聊起手枪，德国人很喜欢迪亚特兰科的托卡列夫。迪亚特兰科马上把它送给对方。这时，三名军使才尴尬地意识到，根据国际法惯例他们本不应该携带个人武器。
为了保持这种非常友善的气氛，西德罗夫打开一包“力士”烟（Lux，与我们的力士香皂一个拼法，借用。――译注），迪亚特兰科把这种烟称之为“将军专用烟”，是专门为了这次任务配发给他们的。“西德罗夫在给德国军官递烟的时候，架子端得特别足，好象他从来都抽最好的烟，而不是那些makhorka劣质烟草。”他还让迪亚特兰科告诉德国人，这是他经历的第三次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内战，现在是伟大卫国战争。迪亚特兰科希望他在伟大卫国战争前面加上“反抗德国法西斯入侵的”修饰词，但西德罗夫却笑着说：“在所有这三次战争中，我从来没有与敌人如此心平气和地聊大天。”德军军官表示同意，并且认为这个小型聚会的参加者可能是前线最好脾气的人了。谈话进行到这里，出现了一段沉默。外面传来大炮的轰鸣声。俄国人有点害怕。一名德国人冲进掩体，看到眼前的景象，丢下一句“都是你的人”，扭头又出去了。万幸的是，炮击很快就停息了。（军使们后来发现，那阵炮击是苏军高射炮兵干的好事，他们实在受不了从头顶飞过的德军运输机产生的巨大诱惑。）
等待德军上校回来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开始有些紧张不安。重返掩体的德国人并未带来好消息，第六集团军司令部没有派车来接他们，按迪亚特兰科的话说，“表情很特别――好象一只被人打过的狗子。”其他那些低级军官可能猜到将会发生什么，纷纷站起身，“似乎将会当众宣读一份判决书。”
“我受命不得带你们去任何地方，”上校对俄国人说道，“不得继续让你们留在这里，不得接受你们的任何东西。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蒙上你们的双眼，领你们回去，交还你们的手枪，保证你们的安全。”
迪亚特兰科竭力表示抗议。他甚至不顾违抗命令的风险，提出将油布文件包交给一名特别授权的德军军官，只要给他打个收条就行。
“我得到的命令是不能从你这里拿走任何东西，”德军上校回答说。
“那么我们要求你在这个包上写点东西，根据上级的命令，你拒绝接受这封给你们集团军司令员的信。”但这位上校连碰都不碰那文件包一下。没办法了，斯米斯洛夫和迪亚特兰科只好认命，再次被蒙上双眼护送回家。回去的路上，还是同一名德军中尉领着迪亚特兰科。
“你多大岁数？”离开掩体，迪亚特兰科低声问那中尉。
“二十四，”中尉回答说。他们两人只差几岁。
“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这场战争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迪亚特兰科停了一下，接着说，“战争迟早会结束的，那一天到来时希望能再见到你，好不好？”
“我心里头没有一丝幻想，”德军中尉说，“用不了一个月，你我都会战死。”
“你们德国人真的认为，”迪亚特兰科说，“俄国会让你们在温暖的掩体里度过一个和平的冬天？”
“没有。根据去年冬天的经验判断，很可能你们会发动一场攻势。但谁也没想到这次攻势的规模如此之大，进攻的方式如此不同。”
“你刚才告诉我，说你们的士兵对威利・布雷德尔的呼吁嗤之以鼻。”迪亚特兰科的职业兴趣终于还是压过了不得讨论时局的命令，“但他谈到你们绝望的处境时难道不是一语中的吗？难道他的呼吁不够认真吗？”
“他说的一点儿都不错，”中尉回答，“但不要忘了一件事。这是一场两种世界观的战争，你不可能仅靠在前线耍嘴皮子就让敌军士兵缴械投降。”
回到前线战壕，三名军使除去眼罩。他们的手枪和雪地伪装服也还了回来。苏德双方军官面对面地互致军礼，然后俄国人在西德罗夫的旗帜下，“穿过寂静的茫茫雪原”，回到仍然守候在坦克残骸旁边的维诺格拉德夫将军那里。
维诺格拉德夫带着他们回到小丘后面，师侦察兵的头儿一分钟也未耽搁。“西德罗夫，”他说，“快给我画一张他们前线防御的地图。”另两名军使也跟着走进一座在小丘上开挖的掩体中，看着“曾与德国人心平气和聊大天的这位老兄”极其精准地绘制了一幅德军火力点的配置图。“我不知道他是否从一开始就身负这项任务，”迪亚特兰科后来说，“抑或这是他的本事，但是很明显，他把所有情况都牢牢记在了心里。”迪亚特兰科和斯米斯洛夫坐着威利斯吉普，与两位将军一起返回方面军司令部。两人都有点“戚戚然，仄仄然”，因为他们的任务失败了，许多人将会因此白白送命。
第二十章 空中桥梁
“云雾低垂，”第44步兵师军医汉斯・迪波尔德写道，“几乎压到你的头顶。一架迷航的运输机在云中绝望地哼哼着。”
“空中桥梁”这个词极少在战区中使用。在俄国人头顶上建立一种永久的联系，这个主意令柏林和拉斯滕堡那些只会看地图和表格的幻想家们颇为满意。希特勒可能会突然要求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每一名将军和参谋人员都竭力想把各种数据抓在手中，并为此对空军基地的指挥员百般威胁利诱，以期获得最新的数据和行动的证据。但是，高层的插手适得其反。对希特勒言听计从，同意对第六集团军进行空中补给的德国空军将军们，将完全不适于空运的飞机――如容克－86本来是用来训练飞行员的――也投入行动中，为的是让数字好看一点。甚至滑翔机也在考虑之列，幸亏有人说俄国战斗机会毫不费力地消灭它们才算了事。
后方空军基地的指挥官们匆忙将容克－52派往前线，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命令执行得多么迅速。但是，很多飞机没有进行冬季飞行保养和准备，造成了很大混乱。大批事先没有通知就蜂拥而至的运输机把前线机场弄得一团糟，更糗的是连一个空中补给行动指挥部都没有。直到十一月底菲比格将军和第八空军军的参谋人员开始担负指挥任务，局势才大有改观。但是，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有致命的弱点，因而也就注定了它失败的结局。
冯・里希特霍芬将军警告说，合围圈内需要的机场不是一个，而是六个，并且要有齐全的设施和训练有素的地勤人员。恶劣的天气迅速证明他对跑道不足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12月19日是空运最成功的一天，共计154架飞机着陆，运入289吨物资。但这样的好日子实在太少了。气候并不是唯一的问题。皮托姆尼克机场吸引了敌人的全部注意力，被击落和失事坠毁的飞机经常让机场暂时关闭。烧得精光的金属残骸被推到跑道边上的雪地中，成为“一片散布极广的机器墓地”。夜间起降的危险性更大。皮托姆尼克机场的防空炮兵几乎无法分出敌我，他们必须依靠探照灯才能辨别苏军的夜间轰炸机，但这些光柱又为苏军的炮兵指示了目标。
德国空军机组成员的紧张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等在跑道边上准备撤离的伤员，还有野战医院外面由于冻土太硬而无法掩埋的尸体堆，所有这些皮托姆尼克机场的惨状让“缺乏经验的年轻飞行员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不管第六集团军对德国空军如何感激涕零，发脾气总是不可避免的。有一批货开箱后发现只有调味用的马郁兰和胡椒粉，第六集团军军需官韦尔纳・冯・库诺斯基中校大发雷霆： “这是哪个蠢货装的？”一名随从军官打趣说，胡椒粉好歹还能在巷战里派上些用场。
苏军进攻塔津斯卡亚之后，运输机群的批次大幅减少。容克－52的新机场萨尔斯克距离皮托姆尼克200英里多一点，几乎已是这种飞机的最大作战半径。因为，任何飞机只要发动机耗油偏高就都不能参加行动。绝望之中，德国空军将部分最大的四发飞机也投入运输，包括最多可载六吨的福克・沃尔夫200秃鹰以及最多可载十吨的容克290，但是，这些飞机防护能力较弱，不象老式“容阿姨”三发运输机那么结实耐用。一月中旬，萨尔斯克亦受到苏军威胁，剩下的容克－52只好转场至西北方向的齐瓦列沃。这个新机场只有一条在农田中开出来的满是积雪的跑道。没有住的地方，机组与地勤飞控人员一起住在帐篷中，或是爱斯基摩人那种圆顶冰屋。
空中结冰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飞机发动机在地面也越来越难以启动。大雪经常让基地的工作陷于停滞，人们不得不把每架飞机从积雪中挖出来。齐瓦列沃的防空力量非常薄弱，1月18日整个白天，苏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对机场进行了十八批次的空袭，又摧毁了五十架容克－52。这次行动战果确实不凡，但红军航空兵类似的战斗屈指可数，飞行员们仍然对自己缺乏信心。
从一开始，里希特霍芬和菲比格就感到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将这项注定要失败的工作做到最好。他们对上面不抱任何幻想。“我对领导层的信任已经迅速降至零点以下，”12月12日，里希特霍芬告诉德国空军参谋长耶舒恩纳克将军。一周之后，当听到戈林对希特勒说斯大林格勒的补给形势“没那么糟糕”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报告只能让他觉得在合围圈里呆上几天有助于减肥，除此以外，我只能说他要么没读过我的报告，要么就根本不相信。”
戈林还是一如既往地胡吃海喝，但蔡斯勒将军却将自己每日伙食降到第六集团军的水平，以表示他对斯大林格勒被围官兵的同情之心。据阿尔伯特－斯佩尔说，蔡斯勒在两周内体重减轻了26磅。希特勒从马丁－鲍曼那里得知了此事，命令蔡斯勒恢复正常饮食。作为让步，希特勒在元首统帅部禁止饮用香槟和白兰地，“为了向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表示敬意”。
德国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第六集团军已经濒于覆灭。“我希望你不久就能突围，”一位年轻的德国妇女在1月中旬写信给她的士兵笔友，“如果突围成功，你马上就离开了。”也是在1月中旬，毕勒佛市的纳粹党首致信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就小丹尼尔斯出生，荣获骑士十字勋章和晋升等事向将军表示祝贺。信中，这位党魁居然说他期待着将军“马上就能回到我们中间”。
柏林的政府高官中弥漫着一种虚幻的气氛。对斯大林格勒局势深感不安的斯佩尔，陪着妻子去歌剧院看《魔笛》，和“大多数人一样，她对即将发生的悲剧茫然无知，”“但在包厢中，与这群盛装的观众一起坐在柔软的豪华坐椅上，我满脑子都是拿破仑从俄国撤退时巴黎大歌剧院那同一批人，而现在，轮到我们的士兵在前线受苦了。”他逃回自己的办公室，希望在工作中逃避现实，并竭力克制对他兄弟――斯大林格勒第六集团军的一名列兵――“那可怕的负罪感”。
斯佩尔的父母这几天近乎疯狂地给他打电话，他们刚刚听说厄内斯特，他们最小的儿子得了黄疸病，正躺在一个“墙无一面，房顶半敞”，由马厩改成的“临时野战医院”中，发着高烧，双腿肿涨，肾部疼痛难忍。斯佩尔的妈妈在电话那端泣不成声：“你不能这样对待他。”父亲说：“你，还有你们这帮人，让他在那里受苦却束手无策，这怎么可能？”父母的电话还不是斯佩尔感到无助和愧疚的唯一原因。去年，希特勒禁止高官们对亲属的前途施加影响，斯佩尔因此向厄内斯特许诺，一旦这次战役结束就将他调去法国，从而搪塞掉了厄内斯特马上离开前线的要求。现在，厄内斯特的最后一封信说，尽管腿已经肿得不成样子，身体也极度虚弱，他还是无法忍受眼睁睁地看着野战医院中其他伤员痛苦地死去，已经重新回到前线战友中间。
合围圈内，第六集团军等待着俄国人的最后一击。但此刻谣言也是满天飞。不仅有一个SS装甲军逼近合围圈的消息（这是希特勒保证过的，二月中旬一定到），还有人说足有一个师的兵力空运进入合围圈来加强防御。
有些谣言悬得实在不着边际。一些心理阴暗的家伙胡说什么第四装甲军已经打到离他们十几英里的地方，但保卢斯却命令霍特将军停止进攻。后来更有士兵相信，保卢斯与俄国人达到了一个秘密协议，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他背叛了第六集团军。另一个故事则说，“俄国人已经下令，任何射杀（被俘）德军飞行员的人都将受到严惩，因为苏联极其缺乏飞行员，需要这些德国人在大后方驾驶运输机。”
不管是在机场附近的宿营地里，还是在草原上成批挖出的，类似于史前人类村落的防空洞中，到处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木板、桌子、甚至死人的床铺，都被拿来丢进掩体里的小炉子，烟囱则是用空罐头盒拼接而成的。为了取暖，德国人裹着防雨油布挤在一起，结果掩体里的空气污浊不少，人们却仍然不停地发抖。那可怜的一点热气只够让虱子们活蹦乱跳的，大家奇痒难忍，近乎抓狂。为了一块取暖，士兵们经常两个人共睡一张床，头上还盖着毛毯。由于遍地死人死马，啮齿一族迅速发展壮大。草原上的老鼠们更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变得贪婪无比。一名士兵报告说，当他睡觉的时候，老鼠“吃掉了他两个冻伤的脚趾”。
每天的食物由雪撬送来，拖雪撬的小马也饿得晃晃荡荡的。这时，浑身裹满破布的德国人便会象僵尸一样从四处聚集过来，打探最新的小道消息。他们没有燃料融化冰雪，所以也从不洗脸刮胡子。颧骨高耸，两颊深陷，脸色苍白，仿佛涂了一层蜡。胡须也因缺钙而乱若杂草。脖子象老人一样又细又长，身上长满虱子。洗个澡，换身干净的内衣，这与一顿美餐同样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每日的面包供给量现在已经降至200克以下，而且经常不超过100克。伙食中加入的马肉全部来自合围圈内部。严寒使死马仍然保持着新鲜的状态，但气温太低，割马肉的时候刀子是派不上用场的，只能使工兵铲。
寒冷和饥饿的双重作用让士兵们离开哨位后，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躺在掩体里节约体力。掩体成了一个避难所，大家都不愿意离开这里。由于血液热量不足，人们的生理和精神活动都受到抑制，大脑经常变得一片空白。书籍传来传去，到后来不是被翻烂了，就是被丢在雪泥之中无法再读，但现在也没什么人还有劲读书。同样，驻守皮托姆尼克机场的德国空军军官们也放弃了国际象棋，转向一种叫做skat的纸牌游戏，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聚精会神地琢磨棋局了。许多时候，缺乏食物不是让人麻木不仁，而是让人产生疯狂的幻觉，就好象古代的那些术士通过营养不良来倾听神的声音。
我们无法确定有多少例因战斗休克而导致的自杀或死亡事件。正如前文所述，其它国家的例子显示，一旦军队被包围，这类事件的数量便会急遽飙升。而且，还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象第六集团军那样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被围困了那么久。有些人在掩体里大喊大叫，还有的躺在地上咆哮。很多陷入狂躁状态的人不得不被自己的战友制服，或是干脆给打昏。士兵们害怕身边的战友精神崩溃或失去理智，因为他们担心这也会传染。但是最严重的警讯却因斑疹伤寒而起――患病的战友鼻孔扩大，嘴唇发黑，眼白变成粉红色，这种对斑疹伤寒的害怕情绪与中世纪时人们对瘟疫的恐惧颇有相似之处。
人之将死，其心也善。面对日益逼近的死亡，人们对即将失去的一切更加难以割舍。乡情殷殷，亲情款款，一想到今生今世再也无法与爱妻幼子重逢，饱历战火的坚强战士亦不禁为之黯然泪下。有些偏爱思考的人，此刻或陷入对过去的回忆，或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身边这个世界，尤其是那些一同浴血奋战的战友。更有一些人甚至对饿得直啃木头的老马也产生了强烈的怜悯之心。
1943年1月初，苏军的总攻尚未开始。在这最后的七到十天的时间里，德国人仍然竭力在家信中避免提及现实的不幸和苦难。“新年之际，我收到了250毫升伏特加和13支香烟，”一位名叫威利的士兵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这封信永远也没有送到父母的手中)，“但我现在所有的食物就是一小片面包。今天，我们唱起了Wolgalied，而我对你们的思念也愈加深切。我现在坐在一个大笼子里――这笼子可不是金子做的，而是俄国人铁桶一般的包围圈。”许多士兵不惜撒谎来掩盖真相。“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春天能够快点到来，”一名叫塞佩尔的士兵给家人写道，“天气实在糟透了，但最主要的事情是让自己的身体棒棒的，而且要有一个好使的炉子。圣诞节过得不错。”但也有一些人不愿意隐藏自己的感受：“我现在唯一牵挂的就是你们三个人，”一名士兵写信给妻子和孩子。
一些想尽办法要离开合围圈的人开始考虑自伤的方法。他们尝试自伤不仅仅要冒被枪毙的风险，即便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自伤留下的伤口也会致人死命。皮肉轻伤不足以将他们送出合围圈，打穿自己的右手又太过明显。由于前线的士兵太少，如果想把自己从战斗任务中解脱出来，战伤必须要使自己丧失战斗能力。但是，一旦俄国人的总攻开始，哪怕“一点点轻伤，只要它影响人的活动，就意味着这个人的死亡。”
自一月初以来，越来越多的德军士兵开始未加抵抗即缴械投降，有的人甚至主动投向对方。逃亡者大多是一线士兵，部分原因是这些士兵逃跑的机会多一些。但同时也有一些军官和士兵拒绝撤离的例子，这些人勇敢坚强，有着强烈的近乎偏执的责任感。第16装甲师某连连长罗贝克中尉，已经在战斗中失去一条胳膊，但他连伤口也没有认真处理，继续咬牙坚持战斗。师长让他好好包扎一下，他也拒绝了。最后，斯特莱克将军不得不亲自来找他。
“我请求与我的人呆在一些，”罗贝克马上回答说。“战斗吃紧，我不能在关键时刻离开他们。”斯特莱克根据气味判断，罗贝克的残肢正在化脓。他不得不命令这位连长撤出合围圈到后方医院治疗。
真正的残废军人都是用担架或救护车后送野战医院的。救护车司机早就是合围圈里的“飞车英雄”。他们的伤亡比例奇高，因为任何移动的车辆――救护车属于少数几种不限燃料的军事工具――都马上会召来俄国人的炮火和空袭。
还能走路的伤病员只能自己步行到后方医院。很多人想停下来歇口气，却再也没有站起来。剩下的人强忍伤痛挺到了最后。“一天，有人敲我们掩体的门。”皮托姆尼克一名空军中尉回忆说，“开门一看，外面站着一位老人，是负责修路的托特组织的人。他的双手几乎全被冻掉，再也无法使用它们了。”
到达机场旁边的总医院并不意味着就可以撤离合围圈，甚至连在大帐篷中接受治疗都无法保证，虽然这些帐篷根本无法御寒。医生们快要被满负荷的工作压垮了，而战伤和冻伤仅仅是全部工作的一小部分，黄疸型传染病、痢疾等等各类疾病，全都因营养不良和脱水（没有燃料融化雪水）而变本加厉。伤员呆在这里，比前线更容易遭到苏军的空袭。“每隔半个小时，俄国人的飞机就攻击一次机场，”一名下士后来报告说，“许多即将得救的战友，已经被运上飞机，等待起飞，却在最后关头命丧黄泉。”
与运入补给的飞行一样，将伤病员从合围圈中运出去同样危机重重。12月19日、20日以及1月4日这三天，每天运出的伤员超过一千人，但如果算上没有空运的日子，从11月23日到1月20日这段时间平均每天运出的伤员只有417人。
伤情是否严重并不是挑选上飞机的标准。由于机舱空间有限，人们不得不以治疗优选法决定哪些人能上飞机。“只有那些能够自己走路的轻伤员才有离开的希望。”一名传令军官后来说，“一架亨克尔的机舱内只能放下四付担架，但同时可以塞进二十名能够走路的伤员。所以，如果你受了重伤，或重病难行，你基本上就是死人一个了。”但是，关键时候也要有点运气。这位军官根据军衔将一名背部中弹，已在机场躺了三天的步兵军士长带上自己的飞机。“这个人是如何到达机场的，我一直没搞明白。”他还将另一名年龄较大，发着高烧的军士长带上飞机。
宪兵把守着所有通向跑道的入口，仔细检查证件和相关医疗文件，以防任何假装生病负伤的人蒙混过关。这些让人痛恨的家伙脖子上都用链子挂着一块新月形的金属护喉板，因此被其他部队称为“链子狗”。在合围圈的最后日子里，逃跑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些宪兵也越来越多地依靠手里的冲锋枪遏制涌向跑道的真真假假的各类伤员。
一月的第二周起，德军开始使用福克・沃尔夫秃鹰式运输机运送伤员和补给。这种巨大的四发动机运输机能够装载更多的伤员，但过载的时候却极其易毁。第9高炮师的一名军士亲眼目睹一架载有他两名战友的秃鹰笨拙地加速，起飞。但是，起飞后的秃鹰拉得太急，里面的那些人可能也没有固定，被甩向机舱后部，结果飞机的机尾猛地一沉。机首向天，几近垂直。发动机徒劳地尖叫着，整架飞机轰然坠落在机场边上，一团火球腾空而起，“爆炸声震耳欲聋”。
在更远的地方，合围圈西端的士兵们目击了一些容克运输机的最后命运。这些飞机每天运送伤员突围，早已被大家熟知。这些运输机往往“无法在短时间内获取足够的高度，因此招来猛烈的高射炮火，结局当然很惨。这种末日般的场面我在自己的战壕里就看到数次。我沮丧至极。”
在运出伤员、信使和某些技术专家的同时，运输机也带回了一些军官和士兵。他们曾在合围圈即将合拢的时候离开了这里，但由于德国本土对消息的封锁，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离开后发生了什么，直到火车抵达哈尔科夫，一切才真相大白。曼施坦因的副官亚历山大・斯塔赫伯格记述了他妻子堂弟戈特弗莱德・冯・俾斯麦回来报到的情形。这位二十一岁的年轻人在波美拉尼亚的家中过了一个圣诞节，1月2日返回顿河集团军群位于诺沃切尔卡斯克的司令部，他接到命令要重返合围圈，加入第76步兵师。曼施坦因了解有关情况后，邀请他共进晚餐，毕竟饭桌上的谈话更加随意一些。席间，曼帅和斯塔赫伯格都对这位年轻人的表现钦佩不已。他毫无怨言，仍然禀持着第9步兵团的波茨坦传统。他重返已经失败的战场，不是为了希特勒，而是出于一名普鲁士军官的职责。但是，俾斯麦本人却对此事轻描谈写。“我是一名士兵，必须服从命令，当然也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1月9日，也就是苏军总攻的前一天，胡伯将军返回合围圈。他告诉保卢斯和施密特，希特勒根本不愿接受斯大林格勒失败的结局，元首不但不听他有关合围圈情况的汇报，反而试图使他相信将会展开第二次解围行动。
胡伯手下的一些军官颇感气馁，因为将军与其他人一样，也被希特勒那极具蛊惑力和催眠效果的乐观态度所折服。那是希特勒的看家本领之一，就好象“阳光治疗法”一样有效。“我实在太失望了，”胡伯的情报军官多赫那王储写道，“如此一名勇敢正直的战士，却如此容易地被人说服了。”但也有一些人听说，胡伯居然斗胆进言，“建议希特勒结束战争”，而在胡伯1944年死于飞机失事以后，谣言四起，都说希特勒在其中下了黑手。从某个角度上讲，这两种意见都没错。在飞回合围圈之前，胡伯曾向顿河集团军群司令汇报有关情况。曼施坦因肯定也认为胡伯被希特勒展现的强大自信所说服。但另一方面，他却发现胡伯敢于向希特勒建议，最好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一名将军，这样可以保证元首的个人威望不会因第六集团军的损失而受到任何影响。
胡伯是元首的爱将之一，但胡伯直陈第六集团军即将覆灭却只会让希特勒怀疑，所有将军都染上了悲观主义情绪。保卢斯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最终得出结论，只有一名战功卓著的年轻战士才有可能符合希特勒那些关于战争的浪漫印象，并因此占据一个有利位置劝说元首接受现实。
保卢斯有一名绝佳的人选执行这个任务，此人就是温里奇・巴赫上尉。巴赫那一身黑色的装甲兵制服，再加上铁十字勋章，一定会给元首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巴赫不仅负责每天更新形势图，还负责整理各类报告和数据。他是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中情况了解最详细的几名军官之一。
1月12日，苏军总攻发起两日后，这天早晨，巴赫接受了这项任务。命令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于他几乎没有时间让同事们写几封家信带出去。他将第六集团军的战争日记打包放入自己的随身物品中，准备将其送往安全地点保管。然后，巴赫直奔皮托姆尼克。敌人的大炮和重迫击炮已经打到了机场。巴赫爬上一架已经塞满伤员的亨克尔III型飞机，身后，宪兵们挥舞着冲锋枪阻挡着数百名试图冲向――有的甚至是爬向――飞机的军人。
飞往塔甘罗格需要大约一个半小时。令巴赫惊奇的是，南面的亚速海地区甚至比斯大林格勒还要冷。一辆候在机场的轿车将他送往冯・曼施坦因元帅的司令部。曼施坦因找来一些军官，一同听取巴赫关于战局的汇报。巴赫一五一十全都说了：饥荒、伤亡情况、士兵疲饿交加无力再战、冻僵的伤员躺在雪地里等待撤离、食物油料和弹药的短缺等等等等。巴赫说完以后，曼施坦因告诉他：“把你对我说的这一切，一字不落地告诉希特勒。”第二天，一架飞机送巴赫去拉斯滕堡。元首正等着他的到来。
第二天一早，明晃晃的太阳让人觉着外面好象挺暖和，但其实天气如往常一样寒冷。机场，准备将巴赫送去东普鲁士的驾驶员去给发动机预热时没有带手套，结果回到屋里一看，他因为接触了冰冻的金属，手上的皮全掉了。人们不得不去再找一名飞行员。
夜幕初降，巴赫终于抵达狼穴。在警卫室，他交出自己的武装带和手枪。然后，巴赫被引入作战室。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斯道芬堡18个月后藏好了他那个装满炸药的公文包。此时，大概有二十到二十五名高级军官候在屋中。又过了十分钟，门开了，希特勒走了进来。他向这名年轻的装甲兵军官致意：
“你好！上尉先生！”
“你好!我的元首!”巴赫立正回答。他昂首挺胸，一身笔挺的黑色军装，颈部系一枚铁十字勋章。巴赫的姐夫尼古拉斯・冯・贝罗是元首的空军副官，从他那里，巴赫知道了元首惯用的伎俩，每当有一个“卡桑德拉”(译注1)带来坏消息，元首都会想办法来控制谈话，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强加给谈话者，由于对方只知道前线的某一部分的情况，元首就能以对整个战局的全面介绍最终压倒对方。这次谈话同样不出所料。
译注1：卡桑德拉是特洛伊国王布莱姆的一个女儿，具有预知未来的禀赋，但被阿波罗命中注定不为人所相信。后来，人们经常用这个名字指称“不为人相信的凶事预言者”。
希特勒又把他制订的“迪特里希作战计划”兜售一遍，这个计划拟用党卫军装甲师进行反攻，转败为胜。话到尽头，他对巴赫说：“上尉先生，你回去以后，把这个计划告诉保卢斯将军，并要他知道，我的心，我的希望与他和第六集团军同在。”但是，巴赫很清楚这是希特勒的“小把戏”，他决不能一言不发，就此打道回府。
“我的元首，”巴赫回答道，“我的司令官给我的命令是，向您汇报战场局势。现在请允许我宣读这份报告。”在这么多人面前，希特勒无法拒绝他的要求。
巴赫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令他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居然没有打断他。他把一切都讲了出来，甚至包括越来越多的士兵开小差逃向俄国人那边这样的细节。当着希特勒的面，凯特尔元帅无法忍受这种直言不讳，站在希特勒后面向巴赫挥舞自己的拳头，试图让他住嘴。但是巴赫不以为意，继续他的介绍：整个集团军筋疲力尽，饥寒交迫，弹尽粮绝，面对俄国人的新攻势无力反击，失败的命运就在眼前。每日空运补给的数字都已牢牢记在巴赫心里，希特勒问他这些数据是否准确，巴赫表示肯定。于是，希特勒转向一名德国空军的高级军官，要他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我的元首，”那名空军将军回答道，“我这里有每日的飞行记录和发运货物清单。”
“但是我的元首，”巴赫打断那将军的话，“对于集团军来说，重要的不是派出了多少架飞机，而是我们真正收到多少东西。我们不是在批评空军。他们的飞行员都是真正的英雄，但我们收到的就是我刚才告诉您的那点东西。也许有些连队偶而回收了一些空投物资，偷偷私留下来没有向上级汇报，但是此类小事不足以造成这么大的差异。”
一些高级军官试图用“白痴一样的问题”引开巴赫的批评，但希特勒出人意料地帮了巴赫一把，也许他想显示自己是站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将士”一边反对总参谋部的。可是，当巴赫谈到第六集团军面临的危局时，希特勒却回身看起了大地图。那上面插满各种小旗，似乎一切如常，然而巴赫知道，这些“与几个月以前一模一样的”小旗，此时代表的却是“只有数百人的师”。希特勒又一次重复他刚才说过的话，要以一次辉煌的反攻扭转整个战局，他甚至宣称已经有一支SS装甲军在哈尔科夫附近集结，准备向斯大林格勒发起进攻。从冯・曼施坦因元帅那里，巴赫得知党卫军尚需数周时间才能抵达东线。“那时，我发现他已经脱离了现实。他生活在一个地图和小旗组成的虚幻世界里。”对巴赫这位曾经满腔热血，“国家至上的年轻德国军官”来说，这种发现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对希特勒的一切幻想就此终结。我终于相信，我们将会失掉这场战争。”
巴赫没有按计划被直接送回合围圈。第二天中午，他又一次晋见希特勒，空军元帅米尔希与他一同前往。米尔希当时受命督促德国空军对斯大林格勒的救援工作。两人到达不久，巴赫即被希特勒高级军事副官，同时也是希特勒最忠实的崇拜者之一施蒙特将军（此人十八个月后死于斯道芬堡的炸弹）单独召见。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尽管气氛很友好，但是施蒙特将军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装甲兵军官已经信念全无。巴赫对此坦承不讳。因此，考虑到巴赫有可能会传递错误的信息，施蒙特决定不能再将他送回保卢斯那里。巴赫要去黑海海边的美利托波尔，参加在那里组建的“特别参谋小组”，在米尔希元帅的统一指挥下帮助斯大林格勒要塞坚持到最后一刻。
在拉斯滕堡，施蒂夫将军和伯恩哈德・克拉莫罗斯中校都是巴赫的老熟人，他们战前就是朋友。两人将巴赫拉到一边，“用暗语”问他是否愿意加入某个组织，将希特勒赶下台。但是，巴赫刚刚才看到希特勒那灾难性的指挥艺术，感到自己还不能马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克拉莫罗斯对此表示理解，但警告巴赫小心曼施坦因。“表面上他非常反对希特勒，但他三缄其口，不会多说一句话的。而且如果希特勒要他向左转或向右转，他会严格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去做。”
克拉莫罗斯对曼施坦因的批评恰如其分。尽管私下里，曼施坦因在他信任的部属面前，总是对元首极为不敬，他还训练自己的狗伸爪子行纳粹礼，但他不会拿自己的官位去冒险。在回忆录中，曼施坦因用“落井下石，背后捅刀子”的观点来为自己辩解：一次军事政变将会导致前线立即崩溃，并在德国国内引发混乱。曼施坦因还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德国军官，这些人因为1918年兵变和随后的革命对布尔什维克无比仇恨。巴赫接受了克拉莫罗斯的建议，返回顿河集团军群司令部，小心谨慎地将此行情况向曼施坦因做了汇报。
曼施坦因害怕希特勒，这不久即被言中。部下公开讨论谁来为斯大林格勒灾难负责的问题，曼施坦因对此极为不安，特地命令参谋长，“有关谁为最近事件负责的讨论必须停止”，因为“这些讨论于事无补，只会降低信任，破坏关系。”
现在，不管结局如何，元首只需要为德国人民树立一个英雄榜样。1月15日，他为保卢斯的骑士十字勋章增授两枚橡树叶，并向第六集团军官兵颁发了178项重要奖项。许多被授勋的人仍然对这些奖章隐含的意义懵懂不知。
虽然厌恶希特勒的做法，但曼施坦因也知道，他同样需要延长第六集团军的苦难。这支部队多坚持一天，高加索的两个集团军的撤退就多一天时间。现在，希特勒用他那荒唐可笑，绕来绕去的逻辑终于可以说，当初他让保卢斯坚守阵地的命令是多么地正确。
最后的疯狂似乎已蔓延到其他人身上。麦克斯・普拉克尔伯是德国空军负责皮托姆尼克无线电通讯的军官，上级好几次奇怪的训话他都记下来了。1月9日，也就是苏军宣布最后通牒那一天，普拉克尔伯和另外一个同事接到飞离合围圈的命令。“离开那些留守的战友真不好受。每个人都写了家信托我们带回去。”但与那时绝大多数逃离斯大林格勒合围圈的人们一样，普拉克尔伯也经历了一种仿若重生的感动。“因此，1月9日成为我的第二个生日。”但是，那些离开的人们注定要承担一些幸存者都会有的负罪感。“关于其他留下来的战友，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如果有机会，每个人都会托上飞机的战友带回一封家信，或是身边最宝贵的小件物品。第16装甲师那位会弹钢琴的营长得了重病，柯特-鲁伯医生劝他将“要塞圣母”带回国内。由于天气恶劣，这位营长的飞机又拖了一天才离开。鲁伯医生利用这段时间又为妻子画了最后一幅肖像。他从斯大林格勒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也随附其后。面对残酷的现实，他没有一丝畏缩。“希望几乎已不复存在……”
士兵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12月22日的圣诞邮件可能是他们收到的最后一批外部邮件。在那之后，偶而也会有一些包裹送入合围圈，甚至迟至1月18日还有一批。但是，德国空军邮政的定期航班在1月13日以后基本就停止了。那一天，士兵们被告知，他们能够最后一次寄送家信。许多人在信中提到，他们的时间仅够“划拉几行字”的。正如某位医生在给父亲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这里人们的情绪相当复杂。一些人心事重重，另一些人不以为意，镇定沉着。研究人性真有意思。”
有的家信全是为国捐躯的壮志豪情，也有些家信充满爱意亲情。这两种态度之间形成了鲜明对照。与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不同，后一类家信的作者往往以最最温柔的话语开始：“这也许是我的最后一封信了。”
一位名叫冯・R的少校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你是我唯一的牵挂。当然，我没有放弃希望。但情况如此危急，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够重逢。我们的人已经，并仍在创造奇迹。我们必须表现出与敌人一样的勇敢精神。”
“命运”可能是唯一一个在所有人的信中都会提到的词汇。“亲爱的爸爸妈妈，”一名下士写道，“命运已经决定反对我们。如果你们收到我为伟大德意志牺牲的消息，请勇敢地接受它。我的最后一个请求，是请你们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孩子。”
那些法西斯政权最狂热的支持者们更加关心的不是与家人的永别，而是国家荣誉和这场伟大的斗争。当然，他们的方式有一点妄尊自大。他们提到这场“德意志民族命运攸关的战斗”，仍然坚信“我们的武器和领导仍然是世界第一”。为了让这场荒唐的悲剧显得更有意义一些，他们说，后代将会视自己为抵抗亚洲布尔什维克侵袭的欧洲保卫者，并以这种论调激励自己继续战斗。“这是一场英勇无畏，举世罕见的斗争，”一名军士如是说。“德国英雄们保证了德国的未来。”
这些信件从未到达目的地。康特・冯・蔡德维茨上尉负责第四装甲集团军野战邮政审查工作。他的任务是研究自斯大林格勒合围圈中寄出的邮件，并据此向上汇报部队的士气和对现政权的态度。尽管他的报告已经尽最大努力避免过于突出失败主义情绪，戈培尔还是决定将这最后一批信件扣留并最终予以销毁。上面那些引述来自海因兹・施罗特，这名低级军官曾在第六集团军宣传连工作，他后来接受了宣传部的任务，为这场史诗般的战役立传著书。(原注1)
原注1：这些文字载于一部佚名合集《来自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信件》。1954年该书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但现在一般认为该书系伪造。
还有一些信件亦被截留，但方式迥然不同。1月1日，沃罗诺夫将军写道，“晚上，我们听说有一架德军运输机在我军阵地上空被击落。在残骸中发现了大约1200封信件。”
在顿河方面军司令部，由扎巴施坦斯基大尉和迪亚特兰科大尉领导的部门连续三天对这些信件进行整理。所有能找到的翻译和德国“反法西斯人士”都参加进来。在这些信件中，他们发现了埃德勒・冯・丹尼尔斯将军写给妻子的日记体家信。沃罗诺夫和迪亚特兰科认为，写于12月30日的最后一封信充分表明，在西南方向作战的第376步兵师防御薄弱，兵力空虚。这与NKVD审讯人员自德军俘虏那里得到的消息不谋而合。
在苏军1月10日发起总攻之前，第六集团军的核心任务一直都没变。“饥饿一直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一位医生写道。“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一名下士在家信中可怜地说，“如果可能，给我寄点吃的吧。我真不好意思写这个，但我太饿了。”
德军士兵开始冒生命危险深入无人地带，在俄军死尸上寻找一块面包或一袋干豌豆，然后用水煮开。他们特别希望能找到一纸包盐，因为身体太缺这东西了。
合围圈里的德国人忍饥挨饿，每况愈下。但还有人比他们的境遇更糟糕。沃罗波诺沃和古姆拉克两地战俘营中的3500名俄军战俘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死去。一些幸存的战俘全都变成了食人族。几名德军军官震惊地发现了此事并向上做了口头汇报。当1月底苏军部队到达战俘营时，苏联当局宣称在原有的3500名战俘中，只有二十人活了下来。
映入苏军战士眼帘的这一幕惨景――迅速赶到现场的新闻摄影人员拍下了一些镜头――与后来发现的纳粹死亡集中营别无两样。在古姆拉克，埃里奇・魏纳特描述道：“在一条冲沟里，我们发现了一大堆俄军战俘的尸体，几乎全是赤身裸体，瘦得皮包骨头。”这些场景，尤其是在沃罗波诺沃拍摄的画面，将使红军将士以更加冷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手下败将。
仍然配属在德军部队中的数千名希维人一样也在挨饿。格根索恩在对一具尸体进行完尸检后，告诉负责的德军军官，这名希维人确是死于饥饿。这一结论“令他非常震惊”。他声称手下的希维人得到的口粮与德军士兵完全一样。
很多希维人都受到了德军指挥员的良好照顾，更有无数记录证明，德军官兵与希维人在最后的战斗中相互信任，患难与共。但是，身穿德军制服的俄国人那时已经知道，他们的噩运已经注定。离开合围圈的飞机上没有他们的位置，与四面八方涌来的苏联军队一起出现的，是正等着处理他们的NK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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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9/04 07:31am IP: 已设置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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