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旭
谎言一 达赖说1959年3月10日的叛乱是藏人的“和平抗暴”。事实的真相是那天西藏军区邀请达赖看戏，噶厦就散布谣言，说军区要绑架达赖，煽动起三千多藏人包围达赖住地罗布林卡。他们打死了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的藏族僧官帕巴拉·索朗加错，他的尸体被持枪的康巴叛乱分子捆在马尾巴上，头着地倒拖着游街。达赖在其第一本自传《吾土吾民》里说：“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听说一个叫帕巴拉·索朗加错的僧官受到愤怒的人群凶暴的虐待，最终被石头打死。这个人由于他与中国占领军的密切合作而闻名于拉萨……这一暴力事件使我极为苦闷。我让噶厦告诉中国将军，我不能去观看表演。”连达赖自己都承认这是叛乱藏人针对与中国政府合作的藏官的“暴力事件”，天下有这样的“和平抗暴”吗？接下来的事众所周知，达赖麾下的叛军进攻西藏军区，军区还击，叛军望风披靡，达赖逃亡印度。
谎言二 1959年3月10日前的西藏是“自由的西藏”。让我们来看看，那时的西藏如何“自由”。达赖曾告诉法国记者董尼德：旧西藏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都是封建制。美国藏学家戈茨坦因与戈仑夫都说：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与欧洲中世纪惊人相似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然而达赖集团却顽固坚持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反对任何改革。正如戈仑夫指出的：“这些叛乱绝不是农奴和牧民发动的群众起义，它们是部族的头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领导的。这些人如果没有暗地得到外界势力的援助，也一定得到了它们的鼓励。”“西藏原来的寡头政治集团认为汉人发起的改革是对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们大力阻止这些改革。”他说得很清楚，达赖所谓的“和平抗暴”就是农奴主反对中国政府废除农奴制的暴乱。时至今日，达赖仍在百般美化旧西藏的农奴制，把农奴主的叛乱叫做“和平抗暴”，可见他所谓的“西藏事业”就是要在西藏复辟反民主、反人权的农奴制。这就是“人权斗士”的真实面貌。
谎言三 达赖说08年的“3·14”事件是“和平抗暴”。他忘记了BBC记者问他怎样看待藏族示威者袭击汉人和商店时，他曾表示：这是错误的。他还说：如果局势失控，那么，他的选择就是完全隐退（见BBC中文网）。可见他当时也不敢否认“藏独”暴徒的暴行，并承认他自己是暴徒的领袖。这就是“和平使者”的真实面貌。如今他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还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说：08年“3·14”事件是中国军警自导自演，目的是嫁祸给藏民。有人目击3月12、13日两天有卡车载藏民到拉萨，可是没人认识这些藏民，紧接着这些人就放火焚烧建筑。中国官方媒体3月14日报道汉人房子被烧和藏人丢掷石块，此刻包围现场的军警却没有出面干涉，显然中共自导自演这场骚乱，然后将画面传送到全世界。
达赖轻轻一句“有人目击”就倒打一耙，把“藏独”暴徒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但他没有提供这个目击证人的姓名与身份，当时与现在的位置，所以他的指控完全是信口雌黄的无耻谰言。
CCTV在“事件”后曾播放过烧死以纯服装店5名青年女店员（4汉1藏）的3名藏族青年女凶手痛哭流涕忏悔的情景。时至今日，达赖集团不敢否认她们是藏人与凶手的事实，难道她们也是中国军警扮演的吗？中国政府应该公审她们，请西方记者采访，向全世界说明真相，驳斥达赖的无耻谎言。
谎言四 在今日西藏，“世代相传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等濒于灭绝”。任何不怀偏见的外国人到今日西藏去，都会发现西藏到处是修整一新的寺庙，有众多僧尼与信徒在转经拜佛，哪有什么“宗教灭绝”？达赖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
他们在西藏随处可见藏文的报刊、电视、招牌、海报、文件、书籍、路标，随处可以听到藏人说藏语，以及藏语的广播。哪有什么“藏语灭绝”？诚然，由于古老的藏文缺乏科技词汇，离口语太远，中国政府不得不在西藏的中学里用汉语教授数理化，同时开设藏文课。由于同样原因，达赖自己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的中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
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文化，我不知道达赖所谓的“西藏文化”指的是什么，因为他从未做过任何说明。如果达赖所谓的“西藏文化”就是和平解放西藏以前西藏固有的文化，那么达赖自己早就带头改变了“西藏文化”。
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文化。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如繁星，一般认为文化有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明，二是制度规范，三是意识形态。让我们先看物质文明。旧西藏没有电话、电视、自来水、广播电台、飞机、轿车、火车、西医、教授数理化与外语的现代学校、电脑、家电、互联网、银行、公路、铁路、机场、加油站、输电网等等。如今不仅西藏有了这些东西，而且达赖集团自己也在境外享用这些东西。旧西藏只有一个由英国人修建的水电站，它发出的电只供达赖一人享用，所以只有达赖一人享用电灯与电影放映机。旧西藏只有一辆汽车，是从印度搬来的，只属于达赖一人。
再看制度规范。如前所述，旧西藏是政教合一与农奴制，还有《十三法典》，该法典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达赖﹑活佛和贵族为上等，商人﹑职员和牧主为中等，农奴和奴隶为下等，铁匠﹑屠夫和送尸者则是下等下级人。“尊者滴血值一钱，卑者滴血值一厘。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不受主人管束者拘捕”。“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人命价按尸量黄金”﹐“杀铁匠﹑屠夫等，赔命价草绳一条”。“打家劫舍﹑绑架破坏﹑偷盗杀人﹑持械行凶﹑平民造反，当施肉刑：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处死等，量刑判处，以儆效尤，而杜后患。”这种对酷刑的滥用连上层人物都不能幸免，十三世达赖的藏军总司令龙厦1934年在权斗中失势后，竟被剜去双眼。
如今在西藏，政教合一、农奴制与《十三法典》都已被中国政府废除；达赖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中还在坚持政教合一（达赖既是流亡藏人的宗教领袖，又是“流亡政府”的“元首”），却不敢在流亡藏人中实行农奴制与《十三法典》，不敢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了。
再看意识形态。旧西藏的意识形态是藏传佛教与《十三法典》表达的森严的等级观念，虽然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而《十三法典》却说：“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如今在西藏佛教还有众多信徒，否则怎么会有大量藏人到寺庙转经拜佛？就此意义上说，“西藏文化”并未灭绝；但森严的等级观念却不复存在了，如果说这就是“灭绝西藏文化”，那么这是天大的好事，否则还有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可言？
至于“民族特性”，那么旧西藏藏人都穿藏袍藏靴，如今无论是西藏的藏人，还是达赖麾下的“流亡政府官员”都有许多人西装革履；旧西藏“下等人”见了“上等人”必须弯腰吐舌表示敬意，如今无论是西藏的藏人，还是达赖麾下的流亡藏人都不行吐舌礼了。
谎言五 达赖说：“公路、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表面上是发展的形象，但本质上是同化西藏的政治需要，并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都有严重的破坏。”照此逻辑，世界各国建设公路、机场与铁路都是对各国的自然环境与风俗习惯的严重破坏。那么达赖为什么还要乘坐汽车、火车与飞机周游列国呢？
诚如达赖所言，公路、机场、铁路是发展的标志。联合国1986年的《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达赖要西藏不建公路、机场与铁路，岂不是要剥夺西藏人民的发展权这一不可剥夺的人权吗？
谎言六 达赖骇人听闻地说：“西藏民族在境内如同判了死刑的囚徒”。如果今日藏人真的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一样，那么西方的领袖、议会、媒体、名流、人权组织与人权活动家，还有联合国安理会与人权理事会早就吵翻天了。然而洋大人们却并无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种族绝灭”的言论。
早在达赖流亡之初，就大叫大嚷“中国要消灭藏族”。联合国派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去印度流亡藏人中调查后发表报告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消灭藏族。
谎言七 达赖自吹自擂说他的“流亡政府”具备“宪政”，“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让我们来看看他发布的《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西藏国”的“宪法”规定，西藏的政治必须遵循佛法的指导，“西藏国”是自由民主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把自由民主与政教合一并列，可谓对自由民主的莫大讽刺。
谎言八 达赖说：“中方一再要求我们承认历史上西藏就属于中国，这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西藏历史上不属于中国，为何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独立、没有一个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建交？达赖把中国政府称为“中方”，还说“藏中对话没有实质进展”，言外之意是说西藏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独立国家，“西藏流亡政府”是与中国政府平起平坐的政府。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求什么“真正自治”呢？宣布完全独立不是更好吗？
达赖还要求“藏民族生活在一个行政区域”，其实就是要建立“大西藏”。按照达赖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的地图，他的“大西藏”把大片自古以来就是汉人与蒙古、回、东乡、撒拉、裕固、羌、彝等17个非藏少数民族的家园划入了“大西藏”，从而使“大西藏”内的藏人不足其总人口的一半。而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地图，“大西藏”还包括了整个河西走廊与新疆的一部分，达赖集团的野心何等狂妄。
谎言一 达赖说1959年3月10日的叛乱是藏人的“和平抗暴”。事实的真相是那天西藏军区邀请达赖看戏，噶厦就散布谣言，说军区要绑架达赖，煽动起三千多藏人包围达赖住地罗布林卡。他们打死了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的藏族僧官帕巴拉·索朗加错，他的尸体被持枪的康巴叛乱分子捆在马尾巴上，头着地倒拖着游街。达赖在其第一本自传《吾土吾民》里说：“我怀着极大的悲痛，听说一个叫帕巴拉·索朗加错的僧官受到愤怒的人群凶暴的虐待，最终被石头打死。这个人由于他与中国占领军的密切合作而闻名于拉萨……这一暴力事件使我极为苦闷。我让噶厦告诉中国将军，我不能去观看表演。”连达赖自己都承认这是叛乱藏人针对与中国政府合作的藏官的“暴力事件”，天下有这样的“和平抗暴”吗？接下来的事众所周知，达赖麾下的叛军进攻西藏军区，军区还击，叛军望风披靡，达赖逃亡印度。
谎言二 1959年3月10日前的西藏是“自由的西藏”。让我们来看看，那时的西藏如何“自由”。达赖曾告诉法国记者董尼德：旧西藏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都是封建制。美国藏学家戈茨坦因与戈仑夫都说：旧西藏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与欧洲中世纪惊人相似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然而达赖集团却顽固坚持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反对任何改革。正如戈仑夫指出的：“这些叛乱绝不是农奴和牧民发动的群众起义，它们是部族的头人和富有的商人挑起和领导的。这些人如果没有暗地得到外界势力的援助，也一定得到了它们的鼓励。”“西藏原来的寡头政治集团认为汉人发起的改革是对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们大力阻止这些改革。”他说得很清楚，达赖所谓的“和平抗暴”就是农奴主反对中国政府废除农奴制的暴乱。时至今日，达赖仍在百般美化旧西藏的农奴制，把农奴主的叛乱叫做“和平抗暴”，可见他所谓的“西藏事业”就是要在西藏复辟反民主、反人权的农奴制。这就是“人权斗士”的真实面貌。
谎言三 达赖说08年的“3·14”事件是“和平抗暴”。他忘记了BBC记者问他怎样看待藏族示威者袭击汉人和商店时，他曾表示：这是错误的。他还说：如果局势失控，那么，他的选择就是完全隐退（见BBC中文网）。可见他当时也不敢否认“藏独”暴徒的暴行，并承认他自己是暴徒的领袖。这就是“和平使者”的真实面貌。如今他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还在《法兰克福评论报》上说：08年“3·14”事件是中国军警自导自演，目的是嫁祸给藏民。有人目击3月12、13日两天有卡车载藏民到拉萨，可是没人认识这些藏民，紧接着这些人就放火焚烧建筑。中国官方媒体3月14日报道汉人房子被烧和藏人丢掷石块，此刻包围现场的军警却没有出面干涉，显然中共自导自演这场骚乱，然后将画面传送到全世界。
达赖轻轻一句“有人目击”就倒打一耙，把“藏独”暴徒的罪行推得一干二净。但他没有提供这个目击证人的姓名与身份，当时与现在的位置，所以他的指控完全是信口雌黄的无耻谰言。
CCTV在“事件”后曾播放过烧死以纯服装店5名青年女店员（4汉1藏）的3名藏族青年女凶手痛哭流涕忏悔的情景。时至今日，达赖集团不敢否认她们是藏人与凶手的事实，难道她们也是中国军警扮演的吗？中国政府应该公审她们，请西方记者采访，向全世界说明真相，驳斥达赖的无耻谎言。
谎言四 在今日西藏，“世代相传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等濒于灭绝”。任何不怀偏见的外国人到今日西藏去，都会发现西藏到处是修整一新的寺庙，有众多僧尼与信徒在转经拜佛，哪有什么“宗教灭绝”？达赖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
他们在西藏随处可见藏文的报刊、电视、招牌、海报、文件、书籍、路标，随处可以听到藏人说藏语，以及藏语的广播。哪有什么“藏语灭绝”？诚然，由于古老的藏文缺乏科技词汇，离口语太远，中国政府不得不在西藏的中学里用汉语教授数理化，同时开设藏文课。由于同样原因，达赖自己在印度的流亡藏人的中学里也不得不用英语教授数理化。
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文化，我不知道达赖所谓的“西藏文化”指的是什么，因为他从未做过任何说明。如果达赖所谓的“西藏文化”就是和平解放西藏以前西藏固有的文化，那么达赖自己早就带头改变了“西藏文化”。
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文化。学术界对文化的定义多如繁星，一般认为文化有三个层面，一是物质文明，二是制度规范，三是意识形态。让我们先看物质文明。旧西藏没有电话、电视、自来水、广播电台、飞机、轿车、火车、西医、教授数理化与外语的现代学校、电脑、家电、互联网、银行、公路、铁路、机场、加油站、输电网等等。如今不仅西藏有了这些东西，而且达赖集团自己也在境外享用这些东西。旧西藏只有一个由英国人修建的水电站，它发出的电只供达赖一人享用，所以只有达赖一人享用电灯与电影放映机。旧西藏只有一辆汽车，是从印度搬来的，只属于达赖一人。
再看制度规范。如前所述，旧西藏是政教合一与农奴制，还有《十三法典》，该法典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达赖﹑活佛和贵族为上等，商人﹑职员和牧主为中等，农奴和奴隶为下等，铁匠﹑屠夫和送尸者则是下等下级人。“尊者滴血值一钱，卑者滴血值一厘。伤人上下有别，民伤官，视伤势轻重，断伤人之手足；主失手伤仆，治伤不再判罪。主殴仆致伤无赔偿之说”。“卑贱与尊贵争执者拘捕”。“不受主人管束者拘捕”。“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人命价按尸量黄金”﹐“杀铁匠﹑屠夫等，赔命价草绳一条”。“打家劫舍﹑绑架破坏﹑偷盗杀人﹑持械行凶﹑平民造反，当施肉刑：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处死等，量刑判处，以儆效尤，而杜后患。”这种对酷刑的滥用连上层人物都不能幸免，十三世达赖的藏军总司令龙厦1934年在权斗中失势后，竟被剜去双眼。
如今在西藏，政教合一、农奴制与《十三法典》都已被中国政府废除；达赖在印度的流亡藏人中还在坚持政教合一（达赖既是流亡藏人的宗教领袖，又是“流亡政府”的“元首”），却不敢在流亡藏人中实行农奴制与《十三法典》，不敢挖眼﹑刖足﹑割舌﹑砍手﹑推崖﹑溺水了。
再看意识形态。旧西藏的意识形态是藏传佛教与《十三法典》表达的森严的等级观念，虽然两者是互相矛盾的——佛教主张“众生平等”，而《十三法典》却说：“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如今在西藏佛教还有众多信徒，否则怎么会有大量藏人到寺庙转经拜佛？就此意义上说，“西藏文化”并未灭绝；但森严的等级观念却不复存在了，如果说这就是“灭绝西藏文化”，那么这是天大的好事，否则还有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可言？
至于“民族特性”，那么旧西藏藏人都穿藏袍藏靴，如今无论是西藏的藏人，还是达赖麾下的“流亡政府官员”都有许多人西装革履；旧西藏“下等人”见了“上等人”必须弯腰吐舌表示敬意，如今无论是西藏的藏人，还是达赖麾下的流亡藏人都不行吐舌礼了。
谎言五 达赖说：“公路、机场、铁路等基础建设，表面上是发展的形象，但本质上是同化西藏的政治需要，并对西藏的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都有严重的破坏。”照此逻辑，世界各国建设公路、机场与铁路都是对各国的自然环境与风俗习惯的严重破坏。那么达赖为什么还要乘坐汽车、火车与飞机周游列国呢？
诚如达赖所言，公路、机场、铁路是发展的标志。联合国1986年的《发展权宣言》说：“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达赖要西藏不建公路、机场与铁路，岂不是要剥夺西藏人民的发展权这一不可剥夺的人权吗？
谎言六 达赖骇人听闻地说：“西藏民族在境内如同判了死刑的囚徒”。如果今日藏人真的像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一样，那么西方的领袖、议会、媒体、名流、人权组织与人权活动家，还有联合国安理会与人权理事会早就吵翻天了。然而洋大人们却并无指责中国政府在西藏“种族绝灭”的言论。
早在达赖流亡之初，就大叫大嚷“中国要消灭藏族”。联合国派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去印度流亡藏人中调查后发表报告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消灭藏族。
谎言七 达赖自吹自擂说他的“流亡政府”具备“宪政”，“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民主的政府”。让我们来看看他发布的《西藏未来政体与宪法特征要旨》。“西藏国”的“宪法”规定，西藏的政治必须遵循佛法的指导，“西藏国”是自由民主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把自由民主与政教合一并列，可谓对自由民主的莫大讽刺。
谎言八 达赖说：“中方一再要求我们承认历史上西藏就属于中国，这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西藏历史上不属于中国，为何至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独立、没有一个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建交？达赖把中国政府称为“中方”，还说“藏中对话没有实质进展”，言外之意是说西藏是与中国平起平坐的独立国家，“西藏流亡政府”是与中国政府平起平坐的政府。既然如此，他为什么还要求什么“真正自治”呢？宣布完全独立不是更好吗？
达赖还要求“藏民族生活在一个行政区域”，其实就是要建立“大西藏”。按照达赖自传《流亡中的自在》里的地图，他的“大西藏”把大片自古以来就是汉人与蒙古、回、东乡、撒拉、裕固、羌、彝等17个非藏少数民族的家园划入了“大西藏”，从而使“大西藏”内的藏人不足其总人口的一半。而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的地图，“大西藏”还包括了整个河西走廊与新疆的一部分，达赖集团的野心何等狂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