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只有八九百万的信阳地区，就有百万人饿死，用“饿殍遍野”形容当时的信阳地区，一点也不会过分。中国饥荒网的资料显示，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作家白桦语）。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647户，息县51313户，固始县3424户。”
三年大饥荒，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无法想象我的父母爷奶、我纯朴的乡亲们是怎么熬过来的。“粮食关”不是关山胜似关山，三天不吃饭，饿得团团转，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少人在这座关山面前倒下。每个生命的凋零都是极为痛苦过程，何况是每一个有名有姓的活生生的人。这些惨案的背后是多少罄竹难书的痛苦呀！
这种惨绝人寰的灾难不是发生在蛮荒的远古，而是发生在仍可以称作的当代的40年前。年幼的我不明白，历史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没有这一段历史，我们被强行抹掉了记忆。我此时意识到我是灾民的后代，我们的祖辈承受了无法言表的灾难。年幼的我开始思考一个很朴素的问题：为什么号称“照到哪里哪里亮”的中共让那么多人饿死了？国民党政权及此前的历代皇权都没有饿死那么多人，中共有什么理由说自己比他们更为高尚？
上大学之后，我有意收集了一些三年大饥荒时期的资料，我才知道，那时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的“自然灾害”。那三年虽然谈不上风调雨顺，但也称得上是一般的年景。是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想加速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不惜对农民横征暴敛，连口粮搜刮出去换了外汇，准备造原子弹打下一个固若金汤的红色帝国。
三年大饥荒时期，除了中南海那些发着高烧做着共产主义天国大梦的官僚们，全国6、7亿人处于大都处于饥饿的状态。那三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中共官方的统计资料显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有1000多万人。” 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也比较权威的统计数字是3000万人。3000万，等于100次南京大屠杀，也可以说，中共比日本屠夫更要残酷一百倍。更重要的是，中共不动刀枪，而是利用其暴政就能有屠城之效，更是让人毛骨悚然。
天安门广场上的饥饿抗争
1989年的北京，爆发了194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学生民主运动。表达政治诉求的学生为了推动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真正实现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他们不惜以青春和生命作为代价，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用最和平和最自虐的方式来感化中共。但是，绝食之后，没有中共的妥协与和谈，等来的却是坦克和冲锋枪。
这次绝食，不是像三年大饥荒时期，没有饭吃。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到处都有热心的北京市民免费提供食物。学生们为了民主的诉求，选择了一种自我饥饿的抗争方式。这种非暴力方式和杀人如麻的“革命”方式绝然不同，充满着爱的情愫。大学生们为了吁求民主，没有像1949年以前的一些知识分子那样加入中共革命的屠杀大军，而是用爱的感召来感化执政者。
那时的我在上高中二年级，和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学生们一样的青春。尽管我在半军事化的高中里忙于准备高考，天安门广场上的风云还是无时无刻不让我牵挂。那时外界的资讯极其封闭，我们只有通过短波收音机和国内报纸了解学运的最新进展。只要有空，我们这些高中生们聚集在一起收听美国之音，阅览国内报纸的报道，交流最新信息和观点。绝大多数人支持学生的诉求，同情学生的举动，那些站在官方立场的学生总是受到大家的嘲笑和奚落。
“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绝食口号。这是一句爱的感召，“妈妈”是生育我们养育我们的人，“妈妈”怎么能忍心让自己的骨肉挨饿呢？但是为了具有更高价值的民主诉求，他们宁愿挨饿。这句感性到极致的话语让人无不为之动容。广场上的大学生们和我们一样都有青春的胃，需要大量的食物供养我们青春蓬勃的身体。广场上的学生一批批地饿倒，一批批被救护车拉走。我的很多同学看到这种场面都哭了。
“革命意志坚定”的独裁者是不会被感动的。独裁者的铁拳最后还是砸了过来，“六四”凌晨，执行戒严的军人射杀了数百名学生和市民。
广场上的自我饥饿换来了屠杀，“六四”的枪声使我彻底醒悟过来。余杰说，“六四”的枪声完成了他的成人礼，他是六四的孩子。其实，余杰并不孤单，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和余杰一样，都是“六四”的孩子。就我个人所见，“六四”改变了很多人的政治信仰。很多人体认到，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和人权，只会有赤裸裸的暴政。
大学时我读到了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文中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这时，我才醍醐灌顶，终于明白3000多万人饿死、“六四”枪口之下数百人的惨死都是中共暴政题中的应有之义。陈独秀早在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看到了，通过暴力革命和极权统治获得的政权不是人民政权，“革命”这朵恶之花必然结出恶之果。
小思怡的饿死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基督徒、传道人刘敏念完任不寐先生的有关李思怡纪念文章的时候，在场的朋友无不为之落泪。那一刻，李思怡就是我的女儿，我感受到了她那稚嫩的身躯被饥饿击倒的痛楚。
李思怡是中国当代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悲剧是这样的：小思怡的母亲在因盗窃被拘捕时，反复央求执法者要求他们看顾一下自己三岁的女儿，但是执法者的冷漠使小思怡被遗忘了17天。当人们打开小思怡房间的时候，可以看到她曾试图用她的小手打开过房门，她还试图垫上东西打开窗户，但是小思怡太小了，她在留下斑斑血迹之后一无所获。
“这是怎样的十七天哪！”任不寐先生说。是的，我们作为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来说，17天不吃不喝的痛苦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对于一个只有三岁的小姑娘来说，这样稚嫩的生命怎能经受得起这样的痛苦？！我只有用心灵去感受这种痛苦，用什么样的文字表述都是多余的。
三年大饥荒和89年的“六四”事件可以说是中共暴政的最佳注脚。二十余年来，中共的确改变了很多，而且随着世界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中共更难置身于外。小思怡稚嫩生命的凋零，虽然谈不上是一桩严格意义上的暴政事件，但是这起事件仍然彰显了中共政权缺乏人性的本质。李思怡的事件再次提醒我，只要中国一天没有实现民主宪政，类似的悲剧就不会绝迹。
我虽然被这三次饥饿事件打动过，但是我没有一次感受到真正的饥饿。除了有时候没空吃早餐之外，我没有过连续两顿饭不吃的感觉，更没有一天不吃饭的感觉。而我的父母、我的祖辈、我同龄的兄弟姐妹，还有李思怡，我这个想象中的女儿，他们都是十几天、几十天、甚至几年都吃不饱饭、吃不到饭。我不是难过得吃不下饭，更不是去绝食和这个体制去抗争。这次网络上发起禁食运动也不具有政治意味，更多的是爱的感召，是人道精神的体现。我体验饥饿的出发点是，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地感受到暴政怎样深入地切入我的肌肤和骨髓；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忘记历史，哪怕暴政刻意去抹杀和剥夺也不会。
无论是三年大饥荒，还是“六四”事件，以及刚刚发生才一百余天的李思怡事件，我们都被剥夺了话语权。我们很难见到这些事件进入公共话语的视野，我们实际上是在被强制遗忘。有人说，忘记痛苦，才能活出新生活。但是我以为，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尤其在历史没有得到昭雪之前更是如此。只有记住真实的历史，我们才能走出痛苦，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民族的和解、阶级的和解、意识形态的和解。
2003年9月27日于北京
王光泽，新闻人，10月1日禁食
(9/27/2003 2:17)
作者：糊涂的旁观者 回复日期：2003-09-28 14:43:13
//我的老家是河南省罗山县，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的重灾区之一。根据中国饥荒网（ChinaFamine.org）上提供的资料，三年饥荒期间，河南省信阳专区死亡人数总和为879737人。其中罗山县死亡23740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0%。//
!!!!!!!!!
我是河南信阳淮滨的,我母亲亲眼看到人相食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