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兴无（多伦多）
拙文《西方为何质疑中国的繁荣？》发表后，在海内外的中文报刊和网刊多有转载，《文学城》甚至在两个栏目三次转载，点击率高达数万人次，中国的《了望》新闻周刊、《人民日报》等报刊也相继发表文章呼应拙文。与我写作此文时所预料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薛涌先生就我所知是第一个公开持否定态度者。对于薛先生的批评，非常感谢，同时愿意对几个重要问题做一些必要的说明，以达到与薛先生共同提高之目的。
薛先生批评笔者说，“中国和美国有冲突，但还是要在各方面向美国学习。遗憾的是，中国人目前还没全吃饱饭，宋先生就开始描绘一幅‘东风压倒西风’的玫瑰图景。如果中国人都信了宋先生的话，宋先生的调子恐怕就真成了亡国之音了。”
这一批评在笔者的预料之中，应该是出于误解。实际上，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拙文的原稿中有一节是专门提供背景的，但由于篇幅所限，发表时删去了。这里仅摘出一段供薛先生参考：
“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处境微妙，一方面，日益强大的国力和军力使中国在国际上越来越举足轻重，中国的经济在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之时却声称‘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中国又好像是一个‘问题堆’：工人罢工，农民罢耕，银行呆帐特高，国企前景堪忧，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似成‘绝症’。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国内局面，为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国际上一直是尽最大可能地‘韬光养晦’。”
薛先生对笔者的总体批评是：“在民主社会生活了很长时间，心态上还是摆脱不了旧式那一套阶级斗争的心态，面对一点不同意见，就无限上纲，挖掘其“险恶用心”，把学术当成政治的奴仆。”
理解和判断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现代化属于笔者的研究范围，加上长期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笔者对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有充分的自信。在这里愿意把我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作一概述，希望与薛先生没有理念上的根本不同。
一、自信：复兴的前提
对于一个处于劣势的文化和民族，保持自信是很难的，但自信是复兴的最根本前提。没有自信的民族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自信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压力下日见萎缩，至20世纪初，中国人自信的丧失已经深入到了文化层面。人们开始认为中华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开药方是“全盘西化”，又曰“拿来主义”。这些前人的动机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关键问题是完全失去了自信。他们没有认识到或不知道，西方在17世纪之前并不比东方富强，马可波罗不仅把比萨饼带回了欧洲，而且给西方人带去了一个“东方梦”。但欧洲人并没有提出“全盘东化”的口号，西方并不是“全盘东化”了才发达的。为什么到中国的头上时，就只有“拿来”，只有“忘我”？
日本之崛起经常被用来作为全盘西化的典范，但人们只看到了表层，而没有看到实质。在日本的富强路上，起关键作用的是“和魂”；日本工业走上世界，政府的统筹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在其他后起之秀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是如此。日本人的“以厂为家”，韩国人的“忠心耿耿”，新加坡人的忧患意识才是这些国家成为“亚洲奇迹”的原力。
中国的复兴需要学习他人，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必须是在自家的大树上进行一些嫁接，而不能寄希望于移植一棵参天大树来。
二、知彼知己：一直没有做到
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在其起步时因所得“经文”多属于“二手”，而先天不足，似乎尚可理解，但在几代人努力了百年之后，在有几十万人“留洋”的今天，众多业内业外人士仍然在100年前的地方“原地踏步”，远没有达到梁启超游西后的认识水平，实在让人遗憾。但这就是今天的事实。那些道听途说一二就五体投地者，那些读过几本译著就大讲特讲者，那些在美国实验室里待了几年就宣扬美国为天堂者，那些被美国政府资助的“各路英雄”们，都在讲着“西天”的故事。更让人惋惜的是一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研习多年的文科学人，也被一叶障目，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平面地进行中美比较。甚至用“偷渡客”和“出国热”来论证“民主优势论”，实在让笔者失望；把对中国的“围剿”视为学术自由，美国国会的听证会用一个“小题大做”了之，让我不禁想起“今夜是哪国人？”的问题。
姑且不论这些人的个人原因，不论那些发达国家的发家史，不论中国的具体实际，单单一个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他们就几乎没有注意到。一个发展中大国与一个最发达的强国之间有相当的差距是无需多言的，但是拿着“西天”经文中的美景，到中国的现实中来找差距则永远只会得到“失望”。这在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问题上尤为明显。2000年美国大选时，上百万黑人被迫不能投票；李文和受到莫须有的指控，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待遇；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南斯拉夫妇孺、阿富汗平民被无辜炸死。民主、人权何在？要求中国在一夜之间就实现发达国家都没有完全做到的理论描述，实在不合情理。
三、西方话语：一个亟待认识的霸权
谎言说一百遍就会成为“真理”，而一个谬论或偏见说几遍就会成为“共识”，从一个强者口里说出，更是如此。除了“民主”、“自由“、“人权”、“反恐”等政治话语外，在科技、文化、经济、学术等几乎所有领域，西方话语霸权都已经形成。在科技上，急功近利心态的恶果正在威胁整个人类；在文化上，好莱坞电影的票房是个例证；在经济上，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已经伸到世界每个角落；在学术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学者之理论在世界各地“深入人心”，连“休克疗法”都无可指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持、互相证“实”的话语霸权系统。
西方的一言堂
冷战后，西方话语霸权形成，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一言堂”。当中国人对自家的“一言堂”深恶痛绝的时候，却又自觉不自觉地围绕在西方话语“一言堂”的周围，侃侃而谈，口吐剩饭，乃至得意忘形。这岂不是千百年罕见之怪现象？
四、通“罗马”的大路决不会只有一条
古人云，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今天人们似乎更相信，通罗马的路只有一条。这里的“罗马”，具体说就是：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和谐幸福。美国之路在物质层的前者无疑是成功了，但在精神层面的后者却深陷泥潭。在后者，中国文化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在前者，中国也曾经有过逾千年的辉煌。中国人实在没有必要在那几个不成熟的理论或概念面前自惭形秽，恨不能脱胎换骨。要有一双“历史的眼睛”，一个学者更应如此。
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理论现实和国际环境的三维空间里，一心赶超的中国到底该何去何从？在世界大棋局中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些都是目前仍然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面对一个“花花世界”，身处并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尚在温饱与小康阶段中的中国人该持有一种怎样的心态？笔者认为：他人成功的路，值得研究借鉴，但决不能亦步亦趋；自己成功的路必须是在自己的脚下开始。没有自信的前苏联人吃的苦头已有目共睹，新加坡坚持走自己的路所取得的成功值得认真研究。
拙文《西方为何质疑中国的繁荣？》发表后，在海内外的中文报刊和网刊多有转载，《文学城》甚至在两个栏目三次转载，点击率高达数万人次，中国的《了望》新闻周刊、《人民日报》等报刊也相继发表文章呼应拙文。与我写作此文时所预料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薛涌先生就我所知是第一个公开持否定态度者。对于薛先生的批评，非常感谢，同时愿意对几个重要问题做一些必要的说明，以达到与薛先生共同提高之目的。
薛先生批评笔者说，“中国和美国有冲突，但还是要在各方面向美国学习。遗憾的是，中国人目前还没全吃饱饭，宋先生就开始描绘一幅‘东风压倒西风’的玫瑰图景。如果中国人都信了宋先生的话，宋先生的调子恐怕就真成了亡国之音了。”
这一批评在笔者的预料之中，应该是出于误解。实际上，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拙文的原稿中有一节是专门提供背景的，但由于篇幅所限，发表时删去了。这里仅摘出一段供薛先生参考：
“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处境微妙，一方面，日益强大的国力和军力使中国在国际上越来越举足轻重，中国的经济在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经济危机之时却声称‘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中国又好像是一个‘问题堆’：工人罢工，农民罢耕，银行呆帐特高，国企前景堪忧，两极分化严重，腐败似成‘绝症’。为了应对这样一个国内局面，为了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国际上一直是尽最大可能地‘韬光养晦’。”
薛先生对笔者的总体批评是：“在民主社会生活了很长时间，心态上还是摆脱不了旧式那一套阶级斗争的心态，面对一点不同意见，就无限上纲，挖掘其“险恶用心”，把学术当成政治的奴仆。”
理解和判断
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现代化属于笔者的研究范围，加上长期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和体验，笔者对自己的认识和判断有充分的自信。在这里愿意把我个人的理解和认识作一概述，希望与薛先生没有理念上的根本不同。
一、自信：复兴的前提
对于一个处于劣势的文化和民族，保持自信是很难的，但自信是复兴的最根本前提。没有自信的民族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的自信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压力下日见萎缩，至20世纪初，中国人自信的丧失已经深入到了文化层面。人们开始认为中华文化是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开药方是“全盘西化”，又曰“拿来主义”。这些前人的动机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关键问题是完全失去了自信。他们没有认识到或不知道，西方在17世纪之前并不比东方富强，马可波罗不仅把比萨饼带回了欧洲，而且给西方人带去了一个“东方梦”。但欧洲人并没有提出“全盘东化”的口号，西方并不是“全盘东化”了才发达的。为什么到中国的头上时，就只有“拿来”，只有“忘我”？
日本之崛起经常被用来作为全盘西化的典范，但人们只看到了表层，而没有看到实质。在日本的富强路上，起关键作用的是“和魂”；日本工业走上世界，政府的统筹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在其他后起之秀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是如此。日本人的“以厂为家”，韩国人的“忠心耿耿”，新加坡人的忧患意识才是这些国家成为“亚洲奇迹”的原力。
中国的复兴需要学习他人，这是肯定无疑的，但必须是在自家的大树上进行一些嫁接，而不能寄希望于移植一棵参天大树来。
二、知彼知己：一直没有做到
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在其起步时因所得“经文”多属于“二手”，而先天不足，似乎尚可理解，但在几代人努力了百年之后，在有几十万人“留洋”的今天，众多业内业外人士仍然在100年前的地方“原地踏步”，远没有达到梁启超游西后的认识水平，实在让人遗憾。但这就是今天的事实。那些道听途说一二就五体投地者，那些读过几本译著就大讲特讲者，那些在美国实验室里待了几年就宣扬美国为天堂者，那些被美国政府资助的“各路英雄”们，都在讲着“西天”的故事。更让人惋惜的是一些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研习多年的文科学人，也被一叶障目，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平面地进行中美比较。甚至用“偷渡客”和“出国热”来论证“民主优势论”，实在让笔者失望；把对中国的“围剿”视为学术自由，美国国会的听证会用一个“小题大做”了之，让我不禁想起“今夜是哪国人？”的问题。
姑且不论这些人的个人原因，不论那些发达国家的发家史，不论中国的具体实际，单单一个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他们就几乎没有注意到。一个发展中大国与一个最发达的强国之间有相当的差距是无需多言的，但是拿着“西天”经文中的美景，到中国的现实中来找差距则永远只会得到“失望”。这在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问题上尤为明显。2000年美国大选时，上百万黑人被迫不能投票；李文和受到莫须有的指控，在监狱里受到非人的待遇；成千上万的伊拉克、南斯拉夫妇孺、阿富汗平民被无辜炸死。民主、人权何在？要求中国在一夜之间就实现发达国家都没有完全做到的理论描述，实在不合情理。
三、西方话语：一个亟待认识的霸权
谎言说一百遍就会成为“真理”，而一个谬论或偏见说几遍就会成为“共识”，从一个强者口里说出，更是如此。除了“民主”、“自由“、“人权”、“反恐”等政治话语外，在科技、文化、经济、学术等几乎所有领域，西方话语霸权都已经形成。在科技上，急功近利心态的恶果正在威胁整个人类；在文化上，好莱坞电影的票房是个例证；在经济上，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已经伸到世界每个角落；在学术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学者之理论在世界各地“深入人心”，连“休克疗法”都无可指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持、互相证“实”的话语霸权系统。
西方的一言堂
冷战后，西方话语霸权形成，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一言堂”。当中国人对自家的“一言堂”深恶痛绝的时候，却又自觉不自觉地围绕在西方话语“一言堂”的周围，侃侃而谈，口吐剩饭，乃至得意忘形。这岂不是千百年罕见之怪现象？
四、通“罗马”的大路决不会只有一条
古人云，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今天人们似乎更相信，通罗马的路只有一条。这里的“罗马”，具体说就是：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的和谐幸福。美国之路在物质层的前者无疑是成功了，但在精神层面的后者却深陷泥潭。在后者，中国文化的优势是有目共睹的；在前者，中国也曾经有过逾千年的辉煌。中国人实在没有必要在那几个不成熟的理论或概念面前自惭形秽，恨不能脱胎换骨。要有一双“历史的眼睛”，一个学者更应如此。
在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理论现实和国际环境的三维空间里，一心赶超的中国到底该何去何从？在世界大棋局中仍然处于弱势的中国怎样才能健康发展？这些都是目前仍然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面对一个“花花世界”，身处并不友好的国际环境，尚在温饱与小康阶段中的中国人该持有一种怎样的心态？笔者认为：他人成功的路，值得研究借鉴，但决不能亦步亦趋；自己成功的路必须是在自己的脚下开始。没有自信的前苏联人吃的苦头已有目共睹，新加坡坚持走自己的路所取得的成功值得认真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