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我们不该忘恩负义 ――给现代“义和拳民”的一封公开信
（1999年七一，单位组织我们到兴安古灵渠参观，幸遇抗战时期在猫儿山失事的美军十四航空队飞机残骸收集在灵渠纪念馆中，于是我们一行前去参观。来到纪念馆，面对凝聚着美军英烈鲜血的一大堆飞机残骸，同行中的绝大多人，他们对美国人民帮助中国抗战之事一无所知，竟以为是美军侵略中国而被八路军打下的美机残骸！因此之故，他们对这具浸透着美军烈士（也是中国人民的抗日英雄）鲜血的残骸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和不敬，骂骂咧咧地时不时用他们的脚丫去踢踩击打，空旷的大厅中，顿时发出了一连串金属撞击的刺耳的声音。我想规劝他们：这样做太过分了。可他们竟出言不逊，并反唇相讥，说“这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可耻下场”。我被他们呛得哑口无言，默然而退……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双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客机撞毁，数千人被埋在澄塌的瓦砾之中。这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野蛮残忍感到痛心疾首。可是，在中国，在我周围的大部分成年人之中，却有很多人为此感到幸灾乐祸、兴高采烈，甚至拍手称快。这些痛心之事在我心头积压了很久，有如鱼鲠在喉，令我十分难过。总想对这些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因此有必要将中美关系来一个全面的回顾，于是我写了这篇《对美国，我们不该忘恩负义――――给现代“义和拳民”的一封公开信》） (博讯boxun.com)
若问今日之美国为何许国也，问之十人，也许有九人而不暇思索地答之曰：乃当今第一号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超级大国也。喽！喽！喽！
事实上，在近代和现代之世界各国、各民族之中，对中国人民之友谊深且厚者，美利坚也；对中国人民之恩泽深且厚者，美利坚也。此言一出，也许你忍不住骂之曰：此子之言何谬也？不谬则为“美帝国主义”之走狗、汉奸、卖国贼也。且慢，稍安毋燥，事实胜于雄辩，且听我一路道来，释君之疑。
美国立国才两百多年，比之有着洋洋五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老大之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娃娃”国家。正是这个“娃娃”国家，却两次支持中国保持了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正是这个“娃娃”国家，却创造了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第一次，是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是美国政府主持国际正义，给予了中国以道义和物质上的巨大支持，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的情况：在世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日新月异的十七世纪，满清皇朝秉承明皇朝的闭关锁国的衣钵，自绝于世界文明之外。从顺治时代就厉行海禁，从而采取了一种“片板不得下海”外交政策。1793年，英国公使马嘎尔尼带着“协定关税、自由贸易”的使命率团出访中 国，因英使马嘎尔尼坚持国家尊严、民族平等的信念，不肯对乾隆皇帝恭行“三跪九扣”之礼，使乾隆皇帝大为不悦：“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方之道，朕心甚为不惬”。乾隆在令太监强按英国公使之头完成“三跪九扣”之礼之后，也觉理亏无趣，于是将使团一名叫斯通的孩子抱在膝上逗弄一番，以示宽爱友好……四十多年后的1840年，正是这个当年叫斯通的孩子，在议会上慷慨陈词，力主对中国动武，因为“它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它只听得懂大炮的语言”……1860年，英法攻占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此时此境，他还是不知道外国为何物，也不愿了解世界情况。直到1861年咸丰皇帝临死之前，在见到美国总统送来的国书以平等相称后，他竟在国书上朱批“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当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明差距越来越大时，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特权和皇位，其自卑和心虚也愈演愈烈。其自我恐慌的本能，迫使它作出过敏性反应：即除了严密钳制国人的思想，广织文网、大兴文字狱外，还必须严密防止一切外来思想对专制文化和忠君伦理的冲击，从而陷入了一种“越是封闭，越是落后；越是落后，越需封闭”的恶性循环之中。
到了道光时代，满清统治者所谓“天朝上国”的神话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继道光皇帝饱受屈辱“升天”之后，咸丰皇帝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一命呜呼。
就在咸丰皇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一命呜呼后，对内心狠手辣、对外颟顸无知的慈禧太后，通过宫廷政变实质性的掌握了权柄。咸丰皇帝尸骨未寒，她就在保守势力的支持下，将以肃顺为代表的开明改革派的八位顾命大臣屠戮净尽。嗣后，她继续玩弄权术，上下其手，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把同治、光绪两朝皇帝当成傀儡，玩弄于股掌之上。在独裁专制制度下，国就是家，家也是国也。因此，慈禧太后挪用国库资金来满足她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就在日本海军对中国虎视眈眈的1894年，她竟将维持北洋舰队基本需要的常务军费800万两，用于弥补其营造颐和园的经费不足。虽然花费了3000余万两国孥修筑的慈禧太后的度假行宫――美伦美奂的颐和园顺利完工了，却令北洋海军陷于机械不灵、枪炮陈旧、弹药匮乏的半瘫痪状态之中。结果，甲午一战，耗费了百姓无数血汗购买的数十艘现代铁甲战舰，清政府和李鸿章苦心经营了二十余年的北洋海军，竟被“蕞尔小国、倭奴之邦”的日本海军打得一败涂地、全军覆亡。战后签订了丧权辱国《马关条约》，对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偿白银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财政经济的破产。
面对国势日非、哀鸿遍野的局面，中国的少数先知先觉之士忧心如焚，在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先贤的多年努力和多方奔走呼号下，已经归政的光绪皇帝积极振作，推行变法维新改革，期待效仿日皇推行开明专制、变法维新来提高综合国力。可戊戍变法只推行了一百零三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腐朽愚昧的保守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国家改良变法的途径被完全堵死后，各地国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清王朝已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
由于洋人在戊戍变法后，大力庇护和营救维新志士；又在国民革命的运动中，为革命党人提供了避风港；慈禧太后屡次欲将已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废黜，也被洋人所阻拦或不予承认。慈禧太后曾实施过国家恐怖主义，指派特务和鹰犬到各国刺杀维新志士和国民革命领袖人物，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在西方国家中出尽了洋相、丢尽了丑。慈禧太后的雌威在“夷人”面前无法发泄，真是有气无处出，有野无处撒。她从极为惧怕洋人，转而刻骨铭心地恨透了洋人。加之端王载漪急于以己之子溥?取代光绪皇帝，竟密嘱启秀伪造外国使团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的“照会”。慈禧太后急火攻心，一气之下，不顾众多大臣如荣禄、许景澄、袁昶、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辈之坚决反对，心血来潮地祭起了“玩火自焚”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鬼把戏。
她利用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借机蛊惑起狭隘、盲目、非理性、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挑动和鼓励流氓恶棍攻击外国侨民，屠杀所谓的“洋毛子”。将在山东煽风点火特别卖力的山东巡抚毓贤“优容褒奖”，并将其调任山西巡抚，以便从西边进行蛊惑煽动。还发给“义和团”拳民白银十万两，以资鼓励。期待以此来转移国内臣民的视线，化解她的政治危机。遂使直、鲁、津、唐等地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天佑神助”的迷信越来越烈，“刀枪不入”的神话越来越玄。
慈禧太后病急乱投医，竟拜倒在义和团那些乌七八糟的魔咒、神符之下，自欺欺人地相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蛊惑，相信了“义和团”用手一指，就可以招来“天兵神将”将“洋毛子”杀得尸骨无存的神话咒符……堕落到了将国家前途和命运寄托于虚无渺茫、荒唐不经的儿戏之中的地步。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到了慈禧太后的手里，变成了“治大国如儿戏”也。
拳匪和暴民们在清廷之纵容和唆使下，身着黄衣红带，手拿大刀长矛，他们以彭祖、太上老君、二郎神、姜子牙、关云长、孙悟空、何仙姑、狐狸精等希奇古怪的戏剧人物和传说人物为其崇拜的图腾，口中念叨着“天皇皇、地皇皇、太上老君显灵光”等千奇百怪的魔咒，高喊着“男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的口号，打着“扶清灭洋”的幡子，砸机器、拆铁路，焚烧电报和邮政局，捣毁洋行、剿杀买办（洋货代理），连钟表、镜子、眼镜、煤油灯等都不能幸免。凡是由洋人传来的东西，无论其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就是他们仇恨和毁灭的对象。他们见教堂就烧，见机器就砸，见洋人就砍，见洋货就毁。随意指控与他们有仇雠过节者、信教群众和会讲洋话的人为“二毛子”和“三毛子”，将其全家拉上大街就弃市或腰斩，也无论老弱妇幼。虽然他们在端亲王载漪和庄亲王载勋的唆使下，数万人围攻东交民巷的洋人使馆区，面对只有四百洋兵的护卫，数月也奈何它不得一根毫毛，反而给自己留下一千多具尸首。但这丝毫不影响义和拳民在京、津、唐等地的肆无忌惮、耀武扬威地烧杀抢掠，丝毫不影响他们穷凶极恶的滥杀平民。如 “义和团”在北京放火焚烧西药房，大火波及店铺四千余家。正阳门内外，被焚千余家。面对熊熊烈焰，义和团阻止任何官民灭火施救。对于救火者，则给戴上一个“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如义和团“相率到津，勒民供给，兼索官饷，稍有不从，肆行掳掠。并至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见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毁”（蔡东藩《清史演义》；又如“义和团”在大举销毁洋货的过程中，一次在一户百姓家中搜出了一根火柴，这家百姓一家八口全被杀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被“义和团”拦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铅笔，结果六名孩子当场就命丧黄泉。对于那些敢于坚持国际公法和主持人间正义的官员，“义和团”则以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或将其指目为“二毛子”或“三毛子”进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将其全家老幼屠戮净尽才心满意足……“义和团”将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变成了一个恐怖的杀人场，变成了一个血与泪的海洋，变成了一个天昏地暗、名副其实人间地狱。
而清廷之官员则以“执法”的名义，对洋人大开杀戒。如时任山西巡抚的毓贤，一次就在巡抚衙门前屠杀了外国传教士46人，其中包括11名孩子。再如在山西汾州府，几家美国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骗到府城外，被埋伏在那里的中国士兵一一射杀。连带被杀的还有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庄亲王载勋竟在北京街头大肆张贴悬赏杀人告示：“杀一洋人赏银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多少外国使节、教士、商人、学者、国际友好人士，被不分清红皂白的“义和团”悲惨虐杀？多少人因为长有一副稍似洋人的面孔，一旦被“义和团”搜出，他们则必死无疑。多少无辜平民死于拳匪们的乱刀之下？因为他们曾经与洋人有过交往；多少人家被杀得绝门闭户？因为他们曾与义和拳民有过过节……
庚子拳匪与清廷官吏一道，无论是对华人还是对洋人，都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比之嗣后入侵北京之八国联军之烧杀抢掠的暴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开天辟地的首创，其实早在1900年，就有了类似的“文化大疯狂”，只是毛泽东在过了六十多年后，又如法炮制了一次而已，实在谈不上首创。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视民命如草芥，从来就没有将他治下的国民当人来看，但却不能禁止英、美、德、法等国将其国民当人来看。
中国在内政上大搞有罪推定和非程序审判，处处是“深文刻法、残民以逞，刑讯逼供、锻炼罗织，棰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冤狱记录；其中“夷灭九族、大辟悬首、车裂腰斩、慢剐凌迟、剥皮囊草、插脂点灯”等灭绝人性的酷刑，正是封建帝王赖以镇摄臣民的统治手段。这却令西方人士指目为野蛮残忍，进而谋取治外法权。
清王朝在外交上，更是不忍卒看：如西班牙殖民者两次在菲律宾的大昆山和加拉巴屠杀中国侨民4万4千余人，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一次就屠杀中国侨民2万余人（鲜血染红了巴达维亚的一条溪水，所以这次事件又叫“红溪惨案”，这条溪流在今天也就叫红溪了）。可乾隆皇帝却让人对荷兰使团答复说：“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嘉庆、道光、咸丰皇帝继承乃祖之衣钵，他们竟数十年如一日，一直重复着乾隆皇帝强按着外国公使之头行三跪九拜之“礼”的传统动作。竟多次在谈判桌上，以放弃全部进口货物的关税为条件，来换取外国使节晋见皇帝时恭行三跪九叩之礼，并一再阻止外国使节亲递国书，以免“有辱圣躬，有关国体，断不可行”。幸亏外国使节坚持国家平等、人格尊严之气节，才使中国帝王的荒唐之举未能得逞。
西方各国面对其侨民在中国的悲惨处境，他们没有中国封建帝王那样的“铁石心肠”，也没有中国封建帝王那种出卖国家利益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嗜好，他们岂能坐视自己的国民被中国人大规模非法杀戮而不管？他们以保护其在中国的侨民的生命安全理由，以帮助中国平息暴乱为号召（虽然中国向八国宣战，但八国并未向中国宣战），迅速纠集了英、德、俄、美、日、法、意、奥“八国联军”。于是，这支以日、俄部队为主力的八国联军，于1900年6月开始进兵中国。他们一路克大沽，占天津，到8月份，俄、日联军又攻占了北京。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庚子拳民，在此关键时刻却纷纷作鸟兽散，一个个跑得无影无踪。反而是那些被“义和团”指目为里通外国的“二毛子”和“三毛子”的不少官员，他们率领手持大刀长矛的军人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皇家领土和北京皇城，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可怜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洋兵到一处，顺民旗帜高悬一处。百姓虽乏爱国心，然非权奸激变，亦决不至此”（摘自蔡东藩著《清史演义》）。
“日本兵先从东直门攻入，占领北城，各国兵亦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土匪趁势劫掠，典当数百家，一时俱尽，这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严守规律，禁止骚扰，居民叨他庇护，大日本顺民旗，遍悬门外。可为一叹。各国兵不免搜掠，却没有淫杀等情，比较乱兵拳匪，不啻天渊。紫禁城也亏日兵保护，宫中妃嫔，仍得安然无恙……”（同上）。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当时英、德、俄、日、法、意、奥七国曾要求：应将这个“未开化、恐怖、野蛮、血腥、暴虐”的国家裂土而分之。特别是日、俄两国，更是充当了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急先锋。名义上是以庆亲王奕?为主帅，实际上是以李鸿章为中坚的满清政府的谈判代表，虽经多方斡旋和旷日持久的据理力争，但他们面对的是：“强兵据京、领土将被割、主权将尽失”的困难局面，他们能有多少筹码来讨价论价呢？他们除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外，又能有多少作为呢？他们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只好忍辱负重地“打掉门牙往肚里吞”。在此关键时刻，是美国政府率先发表声明，给予中国谈判代表争取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坚决的支持，旗帜鲜明地反对将这个“恐怖、野蛮、血腥、暴虐的国家”裂土而分之。其它七国在美国义正词严的坚持下，也不好不顾国际公法、明目张胆地将中国领土瓜分。遂顺水推舟地赞成了美国的主张，从而保证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中国人应当记住约翰 海(1898-1905)这个名字。这位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曾经在1861年到1865年之间做过为解放黑奴而献身的林肯总统的私人秘书。他显然继承了林肯的民主信念和平等精神，并据此制定了平等互利，保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成为这项政策最初的掌门人。由于他和以他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努力，不仅使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成为中国关税自主的后盾，在联军入侵中国时成为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后盾，而且，在辛丑谈判期间，在列强平息义和团暴乱后共同商议对华索赔的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美国大胡子在自己所剩无多的生命岁月里，为遏制列强巧取豪夺疯狂索款而竭尽全力”。（北明《庚子赔款中的美国》。
战后中国与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满清政府五年岁入的总和，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四亿五千万人，正好每个中国人头上滩到一两白银。谈判时，联军统率瓦德西是否持中国赔银一人一两的原则，笔者尚未见确实记录，留待以后考证），分三十九年偿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巨额的战争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雪上加霜的深重的苦难，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再加上清政府的户部银库五百万两存银被日军洗劫一空，清政府已濒于财政破产的边缘。
面对此况，当年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明恩溥先生，回国积极向美国国会游说活动，多次向众、参两院的议员们公开演讲：要求美国政府帮助中国从愚昧野蛮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中国尽快融入文明世界的大家庭之中。而要使中国告别愚昧野蛮，就必须帮助中国培育人才。于是美国政府通过了明恩溥先生的提案，遂与中国政府交章协议，将美国所获的战争赔款全数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美国政府先用此款筹建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图书馆，然后将剩余的大部分款项，专门用于培养中国的留美学生，名之为“庚款留学生”。胡适、梁实秋、冰心等人，就是用此款培养的中国留美学生的代表。嗣后，美国宗教界和慈善团体来华开办医院、学校、福利院等教育和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红十字会等，为中国教育和慈善事业的贡献尤为显著。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宗教人士和慈善团体在中国开办大学达二十多所，如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就开办于此期。还开设了不少医疗机构，如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等，还有遍及各地的“圣公会”等公益慈善机构，给予了中国人民无私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中国人民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辛亥革命元勋，到北伐主帅，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众多主脑，许多都出自这一时期的教育系统。直至今日，如我父辈之髦耋老人们，仍念念不忘 “到圣公会看病抓药不要钱”。
“解放”以后，官方意识形态长期将美国政府的此项义举指目为“文化奴役、文化侵略”，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虽然是文化奴役和文化侵略，但也只有美国人民才有此宽阔胸襟，对中国人民施行如此仁德的“文化奴役、文化侵略”！
再看第二次，在抗日战争期间，是美国人民给予了中国人民最巨大最无私的援助，才使中国免于沦亡于日本的铁蹄之下。如果没有美国人民的巨大的支援，也许到今天，中国人民还在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日本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十几年，他们直到咸丰年间，才被西方列强光顾。他们原先也是一个幕府割据、积贫积弱、丧权辱国、列强交侵的国家。但他们在美国人伯利于1852年敲开国门以后，不是怨天尤人和一蹶不振，而是幡然醒悟并积极振作。其“一代圣君”的明治天皇，以其睿智开明而励志维新，大胆采用“拿来主义”开明战略，将产生现代科学技术的母体――西方价值观（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和社会制度（如国民教育制度、宪政制度等）拿来为其所用。而不是象中国那样，对西方价值观怀着深深的恐惧心理，顽固坚持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跛足改良路线。中国的洋务运动先驱者们，只知道购买坚船利炮，而对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视为洪水猛兽。两相比较，其高下智愚立判。因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以检拾西方的“制器之器”为最高目标，以富国强兵为终极追求，而不知保障民权，开发民智为何物。更不懂得“保障民权，才是开发国民的创造力的根本保障”。以致德国首相俾斯麦见中、日两国留学生所学所求的截然不同而预言之曰：“中国将在四、五十年后被日本彻底打败”。甲午一战，“上邦大国”的满清王朝，竟被“蕞尔小国、倭奴之邦”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俾斯麦的预言被不幸言中。
但不幸的是，新兴之日本奉行了军国主义路线，滑入了一条称霸东亚、穷兵黩武的罪恶轨道。日本朝野上下久蓄吞并中国之野心，他们一再将魔爪伸向其师从之邦和胎胞之国的中国。他们自甲午一战尝够了获割地、得赔款的甜头之后，于1931年大规模的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军民虽用血肉之躯与现代化武装的日本陆海空三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中国军民虽然付出了三百二十一万官兵和三千多万同胞生命的代价，无奈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对方。中国之广大国土相继在战争中沦陷。到三十年代末，仅西南、西北数省和部分中原地区未被日军侵占。
中国的抗战，迭经如此巨变，中国军民处于异常艰难困苦的危险时刻。中国政府的生死存亡，几乎系于一念之间。在此生死存亡的极度困难时刻，是美国人民给予了中国最巨大最无私的支援。首先是美国政府为了打击日本法西斯发起了太平洋战役，此战役虽然是美国消灭日本海军有生力量和报其珍珠港一箭之仇的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但在客观上牵制、吸引和消灭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减轻了中国军民的军事压力。
美国政府会同盟国一方面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上给予了德、日、意法西斯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给予了中国最直接最巨大的军事援助。
其一是陈纳德将军组建援华志愿航空队，中国人民将其称之为“飞虎队”是也。飞虎队员们平日里在云桂、川黔、湘西等驻地佻浪顽皮，可他们一上蓝天就如猛虎之出山，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飞虎队从组建到嗣后归并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200多天时间里，竟以30架老式飞机的代价，击落日军性能优异的战机297架，奇迹般的创造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辉煌的战果的奇迹，涌现了许多抗日英雄。正如余杰在《曾经与我们一起战斗的美国士兵》一文所说：“我们记住了白求恩，我们同样应当记住陈纳德、约翰-布莱克本、福克斯、佩塔奇和汉克斯们的名字。”
嗣后十四航空队又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600多架，令日本空军闻之胆裂心寒。
中国的老太太们，常常满怀慈爱的面容看着这些身披“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徽标的生龙活虎、佻浪顽皮的身影，就像看着自己淘气而顽皮的孩子一样。而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员们，更是受到了抗日军民的衷心爱戴，受到了朴实无华的中国军民对外国元首都不曾有过的最高礼遇。时任《中央日报》记者的陈香梅女士，以她美丽纯洁的豆蔻年华，衷心倾慕和追求抗日英雄陈纳德将军，与之结为异国伉俪。而“飞虎队”这一称谓，也是朴实无华的中国农民给他们取的呢称，他们就干脆以“飞虎”作为他们引以自豪的队徽。
中国人民的八年艰苦抗战（实为十四年），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的官兵，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重庆的南山镇，部分美军阵亡官兵――240多名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就埋骨青山绿水之间。可是解放后，重庆南山镇长房子村被当地百姓称作“空军坟”烈士陵园，不知何时被挖掘一空，只剩下了一排排长满荒草的240多个空穴。
号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国人啊，你为何如此忘恩负义？你将如何面对身在大洋彼岸的烈士的亲人？
近年重庆市政府拆资重修“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烈士陵园，此虽为亡羊补牢、知错能改之善举，但抗日烈士尸骨无存的现实，怎能使烈士们的亲人们心平气顺？又使他们怎样看待我们这些亡恩负义的中国人？这也令有良心的中国人为之羞愧。
其二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支援。
在日军攻占东南亚之前，中国有三条通道与外界进行联系，其一是途径越南海防港到广西或云南的东南线，其二是途径缅甸到云南的西南线，其三途径苏俄到新疆甘肃的西北线。就在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在天空英勇抗击日寇取得的辉煌战绩同时，地面的中国军队却在日军强大兵力的压迫下的节节败退，形成了抗战战场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天上中国称雄，地面日军逞强。直至日军陆续攻占了东南亚各国和香港。遂使东南、西南运输线被相继切断。剩下的西北线也因关山重重、路途遥远而使运输十分困难。苏联虽然在中国抗战的初期卖给中国大量军火，对中国抗战事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其自日、苏张鼓峰和诺门坎军事冲突后，苏联迫于德军在西线的战争威胁，在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后，就停止了对中国军事援助。
就在中国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中国军民的抗战事业陷入了异常的艰难困苦之中。面对中国军民的困苦艰难，美国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辟了号称死亡之路的“驼峰航线”，给予了中国军民最巨大最无私的支援。由于该航线必经之地――缅北、滇西被日军占领，飞机只能绕道北走翻越喜玛拉亚山脉的航线。由于受当时的飞机性能的限制，飞机无法飞越空气稀薄喜玛拉亚山脉，只能在高山峡谷间穿梭而行。加上当地变幻莫测的高原气候，复杂多变的山地气旋，其运输条件之险恶、艰苦难以想象。当年，每输进一吨战略物质就需消耗六吨航空油料。而每天飞行在这条气候恶劣和航线曲折的飞机有上百架次。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有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然后转运到各抗日战场。在这艰苦卓绝的四十一个月的“空中输血”过程中，有1579名飞行员牺牲在这条航线上，有469架飞机坠毁在高山峡谷之间，平均每月牺牲飞行员39名和损失飞机11架。
同胞们，请扪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看着前面就是死亡，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义无反顾地飞行在这条危险的航线上，这需要多大的国家信念和人类道义的支持？运送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万吨，而这些物质运抵印度加尔各答，又需逃避被德军“狼群”潜艇的封锁和击沉，其消耗之大，运输之艰巨，无法用吨位来简单计算。因而，美国人民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而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能用金钱和物质来换算？
直到今天，还有数百名美国飞行员长眠在这些荒无人烟、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之上。每当天气晴好、阳光灿烂的时节从空中俯瞰，航线沿途那陡峭悬崖上的飞机残骸的银白色反光，仍然在为今天飞行在这条航线上的普通飞机导航。这就是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的美国英雄的灵魂之光啊！他们在瞑瞑之中瞪着一双双吃惊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推倒纪念碑，抹掉历史记录的忘恩负义的中国人呢！
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将军的率领下，十万健儿进军缅甸，旨在重新打通滇缅线。战争虽然失利，但有孙立人师长率领的两个师转进印度，在远东战区副司令长官史迪威将军的主持下，由美国提供全副装备，由国民政府抽调抗日青年，通过驼峰航线回输到印度。将孙立人将军的两师军队，扩建和训练为两个集团军。为中国军队在1944年第二次出兵东南亚，为中国人民报家仇、雪国耻，横扫盘踞在东南亚的十万日本兽兵，重新打通滇缅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由于中国的国民经济饱受战争的破坏，中国人民即刻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之中。在此危机关头，是美国人民运来了大量的面粉和大米等食物，赈济了中国灾民。这里还发生了一段令人心酸的事情：朱自清先生宁愿活活饿死在家里，也拒绝去救济站领取美国运来的面粉和大米，因为那是“可耻的嗟来之食”。对于朱先生的悲惨遭遇，我没有权力去的指责他什么。但今天的教科书却说朱先生“有民族气节”和“死得十分高尚”……我不知道编写这种教材的人，他们的人心长在何方？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拥兵自雄，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政权。双方磨刀霍霍、剑拔弩张，各有一口吞并对方的欲望。中国的内战眼看着就要全面暴发。为了不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苦难深渊，美国政府指令其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先生，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重庆和谈，遂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弱智”的美国人不懂，对于深受封建专制文化熏陶的国共双方来说，如果没有履行协议的任何诚意，只是把签订协议的过程，作为向国际友好和国内急切盼望和平的人们玩耍的政治手腕，就算签订一百个《双十协定》，也是废纸一张。因此，蒋介石在他与中共谈判的同时，就向官兵发放《剿匪手令》，而毛泽东则来个“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面对如此棘手复杂的情况，美国政府又改派总统特使马歇尔先生来到中国。这位二战时期曾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盖世奇才，这位善于协调、斡旋、均衡盟国间不同的利益和诉求，从而使得盟军众志成城战胜法西斯的“上帝的使者”（罗斯福评语），这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立下了不朽功勋的世界名将，他不远万里、不辞辛劳地来到中国。他以美国人的坦率热情、正直廉洁的作风开展调停工作，签订了《停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组成了联合政府。马歇尔先生为了调停国共内战，也为了监督国共双方认真履行《停战协定》，更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和民主前途，他仆仆风尘地东西颠簸、南北呼号，竟费尽心机地在中国一住就是一年零十七天，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线和平、民主的曙光。
但令马歇尔将军难堪和愤怒的是，国共双方在表面上信誓旦旦遵守协议，对他本人也是毕恭毕敬、笑声朗朗，但在背后都不买他的账，甚至双方都进行恶意捣乱。遂使他一腔谋求中国和平、民主的热血，都付予了滚滚的扬子江。国民党骂他：压制中央，帮助共产党争权力争地盘，终使中共坐大，最后夺得了“江山”。而共产党则骂他：表面上摆出一副菩裟心肠来调停内战，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枪，来消灭共产党。
他抱着美国人的一腔国际主义的热心肠来帮助中国，竟象一只风箱中的老鼠一样狼狈不堪。他只好于1947年1月7日带着满腔的辛酸和莫名的屈辱离开了中国，离开了这个令他伤心和无奈的国家。马歇尔将军的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回忆，竟使他横溢的才华没有施展的地方，就象拳头砸在了棉花上。这使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对这古老和神秘的中国人一直迷惑不解。也许他还不知道中国有句乡谚颇为贴切，那就是“好心当了驴肝肺”，或者是“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在应该嘲笑美国人的天真、幼稚和缺心眼。
同样也是这个马歇尔，面对德国、日本战败后的一片废墟和四处瓦砾，他所制定和主持实施的《马歇尔计划》，遂使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一举赶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强国，从而使德、日两国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富裕、和谐的生活。历史又反过来用这样富于戏剧性而又惨痛的教训来嘲笑中国的“政治家”们，来嘲笑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抗战结束后，中国人民面对美国政府给予我们的巨额战争援助，我们由于贫穷，因而采取了一种不哼不哈也不说赖账的态度。而美国政府却宽厚地认为：中国的抗战，也减轻了美国的军事压力，从客观上帮助了美国，因而他们没有向中国讨要过一分一厘的银两。
而相对于贪婪成性、虎狼之邦的苏俄来说， 1950年金日成悍然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一致决议出兵干预（我不知道，1975年联合国作出决议，撤销了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接纳大陆当局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是否也是美国操纵的？），麦克阿瑟将军率盟军从仁川登陆拦腰截击，几乎使金日成政权全军覆亡。为了拯救濒于破产的金日成政权，中共和毛泽东不顾自身的百废待兴、医治巨大战争创伤，乃遵从斯大林之命，不宣而战地偷偷跨过鸦绿江，被迫介入了“抗美援朝”之战。金日成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曾与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过秘密的磋商，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出人，苏联出枪”。这是中苏双方共同承担战争责任的一种联盟作战。而战争结束后，苏联人则提出了让中国还钱的要求。此举虽然是赫鲁晓夫逼迫毛泽东下台，并促成刘少奇主政的一种政治手腕，但也给在大饥荒死亡线上挣扎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的苦难。何况这种逼迫，非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给毛泽东提供了充分理由，来化解他不顾自然规律和人民死活发动大跃进而产生的政治危机：大饥荒的原因嘛！一是自然灾害，二是苏修逼债，三是工作失误。
顿巴斯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同志啊，你哪里是深喑中国专制文化的毛泽东对手？你虽然在“关键时刻”帮了毛泽东的大忙，而毛泽东却将你作为终生嘲笑的对象！
建国之初，我国就与“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十六个成员国打了一仗，遂使新中国在外交上一片孤立。在中国发展经济和医治战争创伤的关键时期，我们独自地痛苦承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遂使中国人民过着与世隔绝、困苦不堪的生活，却关起门来大搞“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从而拖延了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步伐，与世界文明的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就这样被斯大林当枪使，被苏俄当猴耍，被迫参加了这场稀里糊涂的“抗美援朝”之战，并付出了惨重的牺牲。而苏联却始终站在干岸上，正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着美酒加咖啡的唇枪舌战。使他们在经济上占尽了优势，在外交上出足了风头。也使中国四面树敌，在国家安全上吃尽了苦头。
战争结束后，虽然我们伤亡的将士十五至二十倍于敌方，虽然我们去拯救了一个现在仍在饿死人民的暴虐政权，虽然战争的结果是退回到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出发点（三八线）以北，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大言不惭地宣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和它的走狗打得被迫坐在了谈判桌前”。嗣后，我们为了输出红色革命(实际是输出灾难)，要“去解救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受压迫、受剥削、处于倒悬之中的人民，将红旗插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就拿着尚填不饱肚子的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钱，又在越南、印尼、柬埔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到处点火，到处与“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对着干。而在国内，为了煽动中国人民盲目仇恨美国的情绪，就拼命开动御用宣传机器，蛊惑和煽动起蛮目和非理性的“义和团情结”，并把美国丑化得一文不值。期望以此来证明我们“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让全中国的人民产生“生在红旗下、泡在糖水里”的神奇幻觉，顺带地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绵绵情谊一笔勾销。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抹掉历史记录，使中国人民忘掉一切。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徒劳和虚妄，反而加深了国人对官方御用媒体的唾弃和不信任。我想，有良心的中国人忘不了，那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博讯boxun.com)
（1999年七一，单位组织我们到兴安古灵渠参观，幸遇抗战时期在猫儿山失事的美军十四航空队飞机残骸收集在灵渠纪念馆中，于是我们一行前去参观。来到纪念馆，面对凝聚着美军英烈鲜血的一大堆飞机残骸，同行中的绝大多人，他们对美国人民帮助中国抗战之事一无所知，竟以为是美军侵略中国而被八路军打下的美机残骸！因此之故，他们对这具浸透着美军烈士（也是中国人民的抗日英雄）鲜血的残骸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和不敬，骂骂咧咧地时不时用他们的脚丫去踢踩击打，空旷的大厅中，顿时发出了一连串金属撞击的刺耳的声音。我想规劝他们：这样做太过分了。可他们竟出言不逊，并反唇相讥，说“这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可耻下场”。我被他们呛得哑口无言，默然而退……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贸大厦双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两架客机撞毁，数千人被埋在澄塌的瓦砾之中。这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无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野蛮残忍感到痛心疾首。可是，在中国，在我周围的大部分成年人之中，却有很多人为此感到幸灾乐祸、兴高采烈，甚至拍手称快。这些痛心之事在我心头积压了很久，有如鱼鲠在喉，令我十分难过。总想对这些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因此有必要将中美关系来一个全面的回顾，于是我写了这篇《对美国，我们不该忘恩负义――――给现代“义和拳民”的一封公开信》） (博讯boxun.com)
若问今日之美国为何许国也，问之十人，也许有九人而不暇思索地答之曰：乃当今第一号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超级大国也。喽！喽！喽！
事实上，在近代和现代之世界各国、各民族之中，对中国人民之友谊深且厚者，美利坚也；对中国人民之恩泽深且厚者，美利坚也。此言一出，也许你忍不住骂之曰：此子之言何谬也？不谬则为“美帝国主义”之走狗、汉奸、卖国贼也。且慢，稍安毋燥，事实胜于雄辩，且听我一路道来，释君之疑。
美国立国才两百多年，比之有着洋洋五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老大之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娃娃”国家。正是这个“娃娃”国家，却两次支持中国保持了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正是这个“娃娃”国家，却创造了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第一次，是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是美国政府主持国际正义，给予了中国以道义和物质上的巨大支持，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次的情况：在世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日新月异的十七世纪，满清皇朝秉承明皇朝的闭关锁国的衣钵，自绝于世界文明之外。从顺治时代就厉行海禁，从而采取了一种“片板不得下海”外交政策。1793年，英国公使马嘎尔尼带着“协定关税、自由贸易”的使命率团出访中 国，因英使马嘎尔尼坚持国家尊严、民族平等的信念，不肯对乾隆皇帝恭行“三跪九扣”之礼，使乾隆皇帝大为不悦：“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方之道，朕心甚为不惬”。乾隆在令太监强按英国公使之头完成“三跪九扣”之礼之后，也觉理亏无趣，于是将使团一名叫斯通的孩子抱在膝上逗弄一番，以示宽爱友好……四十多年后的1840年，正是这个当年叫斯通的孩子，在议会上慷慨陈词，力主对中国动武，因为“它听不懂自由贸易的语言，它只听得懂大炮的语言”……1860年，英法攻占天津、北京，火烧圆明园，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咸丰皇帝逃到热河。此时此境，他还是不知道外国为何物，也不愿了解世界情况。直到1861年咸丰皇帝临死之前，在见到美国总统送来的国书以平等相称后，他竟在国书上朱批“夜郎自大，不觉可笑”……
当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明差距越来越大时，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特权和皇位，其自卑和心虚也愈演愈烈。其自我恐慌的本能，迫使它作出过敏性反应：即除了严密钳制国人的思想，广织文网、大兴文字狱外，还必须严密防止一切外来思想对专制文化和忠君伦理的冲击，从而陷入了一种“越是封闭，越是落后；越是落后，越需封闭”的恶性循环之中。
到了道光时代，满清统治者所谓“天朝上国”的神话再也不能自圆其说了，继道光皇帝饱受屈辱“升天”之后，咸丰皇帝也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一命呜呼。
就在咸丰皇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一命呜呼后，对内心狠手辣、对外颟顸无知的慈禧太后，通过宫廷政变实质性的掌握了权柄。咸丰皇帝尸骨未寒，她就在保守势力的支持下，将以肃顺为代表的开明改革派的八位顾命大臣屠戮净尽。嗣后，她继续玩弄权术，上下其手，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把同治、光绪两朝皇帝当成傀儡，玩弄于股掌之上。在独裁专制制度下，国就是家，家也是国也。因此，慈禧太后挪用国库资金来满足她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就在日本海军对中国虎视眈眈的1894年，她竟将维持北洋舰队基本需要的常务军费800万两，用于弥补其营造颐和园的经费不足。虽然花费了3000余万两国孥修筑的慈禧太后的度假行宫――美伦美奂的颐和园顺利完工了，却令北洋海军陷于机械不灵、枪炮陈旧、弹药匮乏的半瘫痪状态之中。结果，甲午一战，耗费了百姓无数血汗购买的数十艘现代铁甲战舰，清政府和李鸿章苦心经营了二十余年的北洋海军，竟被“蕞尔小国、倭奴之邦”的日本海军打得一败涂地、全军覆亡。战后签订了丧权辱国《马关条约》，对日本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偿白银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从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财政经济的破产。
面对国势日非、哀鸿遍野的局面，中国的少数先知先觉之士忧心如焚，在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先贤的多年努力和多方奔走呼号下，已经归政的光绪皇帝积极振作，推行变法维新改革，期待效仿日皇推行开明专制、变法维新来提高综合国力。可戊戍变法只推行了一百零三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腐朽愚昧的保守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国家改良变法的途径被完全堵死后，各地国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清王朝已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
由于洋人在戊戍变法后，大力庇护和营救维新志士；又在国民革命的运动中，为革命党人提供了避风港；慈禧太后屡次欲将已被软禁的光绪皇帝废黜，也被洋人所阻拦或不予承认。慈禧太后曾实施过国家恐怖主义，指派特务和鹰犬到各国刺杀维新志士和国民革命领袖人物，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在西方国家中出尽了洋相、丢尽了丑。慈禧太后的雌威在“夷人”面前无法发泄，真是有气无处出，有野无处撒。她从极为惧怕洋人，转而刻骨铭心地恨透了洋人。加之端王载漪急于以己之子溥?取代光绪皇帝，竟密嘱启秀伪造外国使团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的“照会”。慈禧太后急火攻心，一气之下，不顾众多大臣如荣禄、许景澄、袁昶、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辈之坚决反对，心血来潮地祭起了“玩火自焚”的极端民族主义的鬼把戏。
她利用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借机蛊惑起狭隘、盲目、非理性、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挑动和鼓励流氓恶棍攻击外国侨民，屠杀所谓的“洋毛子”。将在山东煽风点火特别卖力的山东巡抚毓贤“优容褒奖”，并将其调任山西巡抚，以便从西边进行蛊惑煽动。还发给“义和团”拳民白银十万两，以资鼓励。期待以此来转移国内臣民的视线，化解她的政治危机。遂使直、鲁、津、唐等地的“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天佑神助”的迷信越来越烈，“刀枪不入”的神话越来越玄。
慈禧太后病急乱投医，竟拜倒在义和团那些乌七八糟的魔咒、神符之下，自欺欺人地相信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蛊惑，相信了“义和团”用手一指，就可以招来“天兵神将”将“洋毛子”杀得尸骨无存的神话咒符……堕落到了将国家前途和命运寄托于虚无渺茫、荒唐不经的儿戏之中的地步。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到了慈禧太后的手里，变成了“治大国如儿戏”也。
拳匪和暴民们在清廷之纵容和唆使下，身着黄衣红带，手拿大刀长矛，他们以彭祖、太上老君、二郎神、姜子牙、关云长、孙悟空、何仙姑、狐狸精等希奇古怪的戏剧人物和传说人物为其崇拜的图腾，口中念叨着“天皇皇、地皇皇、太上老君显灵光”等千奇百怪的魔咒，高喊着“男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的口号，打着“扶清灭洋”的幡子，砸机器、拆铁路，焚烧电报和邮政局，捣毁洋行、剿杀买办（洋货代理），连钟表、镜子、眼镜、煤油灯等都不能幸免。凡是由洋人传来的东西，无论其是否有利于国计民生，就是他们仇恨和毁灭的对象。他们见教堂就烧，见机器就砸，见洋人就砍，见洋货就毁。随意指控与他们有仇雠过节者、信教群众和会讲洋话的人为“二毛子”和“三毛子”，将其全家拉上大街就弃市或腰斩，也无论老弱妇幼。虽然他们在端亲王载漪和庄亲王载勋的唆使下，数万人围攻东交民巷的洋人使馆区，面对只有四百洋兵的护卫，数月也奈何它不得一根毫毛，反而给自己留下一千多具尸首。但这丝毫不影响义和拳民在京、津、唐等地的肆无忌惮、耀武扬威地烧杀抢掠，丝毫不影响他们穷凶极恶的滥杀平民。如 “义和团”在北京放火焚烧西药房，大火波及店铺四千余家。正阳门内外，被焚千余家。面对熊熊烈焰，义和团阻止任何官民灭火施救。对于救火者，则给戴上一个“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如义和团“相率到津，勒民供给，兼索官饷，稍有不从，肆行掳掠。并至紫竹林租界，杀人放火，见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毁”（蔡东藩《清史演义》；又如“义和团”在大举销毁洋货的过程中，一次在一户百姓家中搜出了一根火柴，这家百姓一家八口全被杀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学生被“义和团”拦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铅笔，结果六名孩子当场就命丧黄泉。对于那些敢于坚持国际公法和主持人间正义的官员，“义和团”则以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或将其指目为“二毛子”或“三毛子”进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将其全家老幼屠戮净尽才心满意足……“义和团”将北京这个“首善之区”，变成了一个恐怖的杀人场，变成了一个血与泪的海洋，变成了一个天昏地暗、名副其实人间地狱。
而清廷之官员则以“执法”的名义，对洋人大开杀戒。如时任山西巡抚的毓贤，一次就在巡抚衙门前屠杀了外国传教士46人，其中包括11名孩子。再如在山西汾州府，几家美国传教士和他们幼小的儿女，被骗到府城外，被埋伏在那里的中国士兵一一射杀。连带被杀的还有两个中国教徒和两个被雇的马车夫。庄亲王载勋竟在北京街头大肆张贴悬赏杀人告示：“杀一洋人赏银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多少外国使节、教士、商人、学者、国际友好人士，被不分清红皂白的“义和团”悲惨虐杀？多少人因为长有一副稍似洋人的面孔，一旦被“义和团”搜出，他们则必死无疑。多少无辜平民死于拳匪们的乱刀之下？因为他们曾经与洋人有过交往；多少人家被杀得绝门闭户？因为他们曾与义和拳民有过过节……
庚子拳匪与清廷官吏一道，无论是对华人还是对洋人，都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比之嗣后入侵北京之八国联军之烧杀抢掠的暴行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开天辟地的首创，其实早在1900年，就有了类似的“文化大疯狂”，只是毛泽东在过了六十多年后，又如法炮制了一次而已，实在谈不上首创。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视民命如草芥，从来就没有将他治下的国民当人来看，但却不能禁止英、美、德、法等国将其国民当人来看。
中国在内政上大搞有罪推定和非程序审判，处处是“深文刻法、残民以逞，刑讯逼供、锻炼罗织，棰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冤狱记录；其中“夷灭九族、大辟悬首、车裂腰斩、慢剐凌迟、剥皮囊草、插脂点灯”等灭绝人性的酷刑，正是封建帝王赖以镇摄臣民的统治手段。这却令西方人士指目为野蛮残忍，进而谋取治外法权。
清王朝在外交上，更是不忍卒看：如西班牙殖民者两次在菲律宾的大昆山和加拉巴屠杀中国侨民4万4千余人，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一次就屠杀中国侨民2万余人（鲜血染红了巴达维亚的一条溪水，所以这次事件又叫“红溪惨案”，这条溪流在今天也就叫红溪了）。可乾隆皇帝却让人对荷兰使团答复说：“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嘉庆、道光、咸丰皇帝继承乃祖之衣钵，他们竟数十年如一日，一直重复着乾隆皇帝强按着外国公使之头行三跪九拜之“礼”的传统动作。竟多次在谈判桌上，以放弃全部进口货物的关税为条件，来换取外国使节晋见皇帝时恭行三跪九叩之礼，并一再阻止外国使节亲递国书，以免“有辱圣躬，有关国体，断不可行”。幸亏外国使节坚持国家平等、人格尊严之气节，才使中国帝王的荒唐之举未能得逞。
西方各国面对其侨民在中国的悲惨处境，他们没有中国封建帝王那样的“铁石心肠”，也没有中国封建帝王那种出卖国家利益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嗜好，他们岂能坐视自己的国民被中国人大规模非法杀戮而不管？他们以保护其在中国的侨民的生命安全理由，以帮助中国平息暴乱为号召（虽然中国向八国宣战，但八国并未向中国宣战），迅速纠集了英、德、俄、美、日、法、意、奥“八国联军”。于是，这支以日、俄部队为主力的八国联军，于1900年6月开始进兵中国。他们一路克大沽，占天津，到8月份，俄、日联军又攻占了北京。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庚子拳民，在此关键时刻却纷纷作鸟兽散，一个个跑得无影无踪。反而是那些被“义和团”指目为里通外国的“二毛子”和“三毛子”的不少官员，他们率领手持大刀长矛的军人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皇家领土和北京皇城，为“国家”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可怜溃兵败匪，挤做一糟，百姓不堪骚扰，反眼巴巴的专望洋兵。洋兵到一处，顺民旗帜高悬一处。百姓虽乏爱国心，然非权奸激变，亦决不至此”（摘自蔡东藩著《清史演义》）。
“日本兵先从东直门攻入，占领北城，各国兵亦随进京城，城内居民，纷纷逃窜。土匪趁势劫掠，典当数百家，一时俱尽，这北城先经日兵占据，严守规律，禁止骚扰，居民叨他庇护，大日本顺民旗，遍悬门外。可为一叹。各国兵不免搜掠，却没有淫杀等情，比较乱兵拳匪，不啻天渊。紫禁城也亏日兵保护，宫中妃嫔，仍得安然无恙……”（同上）。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当时英、德、俄、日、法、意、奥七国曾要求：应将这个“未开化、恐怖、野蛮、血腥、暴虐”的国家裂土而分之。特别是日、俄两国，更是充当了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急先锋。名义上是以庆亲王奕?为主帅，实际上是以李鸿章为中坚的满清政府的谈判代表，虽经多方斡旋和旷日持久的据理力争，但他们面对的是：“强兵据京、领土将被割、主权将尽失”的困难局面，他们能有多少筹码来讨价论价呢？他们除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外，又能有多少作为呢？他们真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只好忍辱负重地“打掉门牙往肚里吞”。在此关键时刻，是美国政府率先发表声明，给予中国谈判代表争取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坚决的支持，旗帜鲜明地反对将这个“恐怖、野蛮、血腥、暴虐的国家”裂土而分之。其它七国在美国义正词严的坚持下，也不好不顾国际公法、明目张胆地将中国领土瓜分。遂顺水推舟地赞成了美国的主张，从而保证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
“中国人应当记住约翰 海(1898-1905)这个名字。这位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曾经在1861年到1865年之间做过为解放黑奴而献身的林肯总统的私人秘书。他显然继承了林肯的民主信念和平等精神，并据此制定了平等互利，保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成为这项政策最初的掌门人。由于他和以他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努力，不仅使美国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成为中国关税自主的后盾，在联军入侵中国时成为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后盾，而且，在辛丑谈判期间，在列强平息义和团暴乱后共同商议对华索赔的半年多时间里，这个美国大胡子在自己所剩无多的生命岁月里，为遏制列强巧取豪夺疯狂索款而竭尽全力”。（北明《庚子赔款中的美国》。
战后中国与各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相当于满清政府五年岁入的总和，当时中国的人口是四亿五千万人，正好每个中国人头上滩到一两白银。谈判时，联军统率瓦德西是否持中国赔银一人一两的原则，笔者尚未见确实记录，留待以后考证），分三十九年偿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巨额的战争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雪上加霜的深重的苦难，使中国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再加上清政府的户部银库五百万两存银被日军洗劫一空，清政府已濒于财政破产的边缘。
面对此况，当年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明恩溥先生，回国积极向美国国会游说活动，多次向众、参两院的议员们公开演讲：要求美国政府帮助中国从愚昧野蛮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中国尽快融入文明世界的大家庭之中。而要使中国告别愚昧野蛮，就必须帮助中国培育人才。于是美国政府通过了明恩溥先生的提案，遂与中国政府交章协议，将美国所获的战争赔款全数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美国政府先用此款筹建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图书馆，然后将剩余的大部分款项，专门用于培养中国的留美学生，名之为“庚款留学生”。胡适、梁实秋、冰心等人，就是用此款培养的中国留美学生的代表。嗣后，美国宗教界和慈善团体来华开办医院、学校、福利院等教育和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美国红十字会等，为中国教育和慈善事业的贡献尤为显著。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宗教人士和慈善团体在中国开办大学达二十多所，如南京大学、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就开办于此期。还开设了不少医疗机构，如协和医院、协和医学院等，还有遍及各地的“圣公会”等公益慈善机构，给予了中国人民无私的人道主义援助，帮助中国人民培养了大批人才。从辛亥革命元勋，到北伐主帅，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众多主脑，许多都出自这一时期的教育系统。直至今日，如我父辈之髦耋老人们，仍念念不忘 “到圣公会看病抓药不要钱”。
“解放”以后，官方意识形态长期将美国政府的此项义举指目为“文化奴役、文化侵略”，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言，虽然是文化奴役和文化侵略，但也只有美国人民才有此宽阔胸襟，对中国人民施行如此仁德的“文化奴役、文化侵略”！
再看第二次，在抗日战争期间，是美国人民给予了中国人民最巨大最无私的援助，才使中国免于沦亡于日本的铁蹄之下。如果没有美国人民的巨大的支援，也许到今天，中国人民还在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
日本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的时间要比中国晚十几年，他们直到咸丰年间，才被西方列强光顾。他们原先也是一个幕府割据、积贫积弱、丧权辱国、列强交侵的国家。但他们在美国人伯利于1852年敲开国门以后，不是怨天尤人和一蹶不振，而是幡然醒悟并积极振作。其“一代圣君”的明治天皇，以其睿智开明而励志维新，大胆采用“拿来主义”开明战略，将产生现代科学技术的母体――西方价值观（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等）和社会制度（如国民教育制度、宪政制度等）拿来为其所用。而不是象中国那样，对西方价值观怀着深深的恐惧心理，顽固坚持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跛足改良路线。中国的洋务运动先驱者们，只知道购买坚船利炮，而对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视为洪水猛兽。两相比较，其高下智愚立判。因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科技实力和经济实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则以检拾西方的“制器之器”为最高目标，以富国强兵为终极追求，而不知保障民权，开发民智为何物。更不懂得“保障民权，才是开发国民的创造力的根本保障”。以致德国首相俾斯麦见中、日两国留学生所学所求的截然不同而预言之曰：“中国将在四、五十年后被日本彻底打败”。甲午一战，“上邦大国”的满清王朝，竟被“蕞尔小国、倭奴之邦”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俾斯麦的预言被不幸言中。
但不幸的是，新兴之日本奉行了军国主义路线，滑入了一条称霸东亚、穷兵黩武的罪恶轨道。日本朝野上下久蓄吞并中国之野心，他们一再将魔爪伸向其师从之邦和胎胞之国的中国。他们自甲午一战尝够了获割地、得赔款的甜头之后，于1931年大规模的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军民虽用血肉之躯与现代化武装的日本陆海空三军进行了殊死抵抗，中国军民虽然付出了三百二十一万官兵和三千多万同胞生命的代价，无奈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政治制度等诸多方面都远远落后于对方。中国之广大国土相继在战争中沦陷。到三十年代末，仅西南、西北数省和部分中原地区未被日军侵占。
中国的抗战，迭经如此巨变，中国军民处于异常艰难困苦的危险时刻。中国政府的生死存亡，几乎系于一念之间。在此生死存亡的极度困难时刻，是美国人民给予了中国最巨大最无私的支援。首先是美国政府为了打击日本法西斯发起了太平洋战役，此战役虽然是美国消灭日本海军有生力量和报其珍珠港一箭之仇的单方面的军事行动，但在客观上牵制、吸引和消灭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减轻了中国军民的军事压力。
美国政府会同盟国一方面在欧洲和太平洋两个战场上给予了德、日、意法西斯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给予了中国最直接最巨大的军事援助。
其一是陈纳德将军组建援华志愿航空队，中国人民将其称之为“飞虎队”是也。飞虎队员们平日里在云桂、川黔、湘西等驻地佻浪顽皮，可他们一上蓝天就如猛虎之出山，给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飞虎队从组建到嗣后归并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200多天时间里，竟以30架老式飞机的代价，击落日军性能优异的战机297架，奇迹般的创造了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辉煌的战果的奇迹，涌现了许多抗日英雄。正如余杰在《曾经与我们一起战斗的美国士兵》一文所说：“我们记住了白求恩，我们同样应当记住陈纳德、约翰-布莱克本、福克斯、佩塔奇和汉克斯们的名字。”
嗣后十四航空队又以500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600多架，令日本空军闻之胆裂心寒。
中国的老太太们，常常满怀慈爱的面容看着这些身披“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徽标的生龙活虎、佻浪顽皮的身影，就像看着自己淘气而顽皮的孩子一样。而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员们，更是受到了抗日军民的衷心爱戴，受到了朴实无华的中国军民对外国元首都不曾有过的最高礼遇。时任《中央日报》记者的陈香梅女士，以她美丽纯洁的豆蔻年华，衷心倾慕和追求抗日英雄陈纳德将军，与之结为异国伉俪。而“飞虎队”这一称谓，也是朴实无华的中国农民给他们取的呢称，他们就干脆以“飞虎”作为他们引以自豪的队徽。
中国人民的八年艰苦抗战（实为十四年），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的官兵，为中国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重庆的南山镇，部分美军阵亡官兵――240多名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就埋骨青山绿水之间。可是解放后，重庆南山镇长房子村被当地百姓称作“空军坟”烈士陵园，不知何时被挖掘一空，只剩下了一排排长满荒草的240多个空穴。
号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国人啊，你为何如此忘恩负义？你将如何面对身在大洋彼岸的烈士的亲人？
近年重庆市政府拆资重修“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烈士陵园，此虽为亡羊补牢、知错能改之善举，但抗日烈士尸骨无存的现实，怎能使烈士们的亲人们心平气顺？又使他们怎样看待我们这些亡恩负义的中国人？这也令有良心的中国人为之羞愧。
其二是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的物资支援。
在日军攻占东南亚之前，中国有三条通道与外界进行联系，其一是途径越南海防港到广西或云南的东南线，其二是途径缅甸到云南的西南线，其三途径苏俄到新疆甘肃的西北线。就在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在天空英勇抗击日寇取得的辉煌战绩同时，地面的中国军队却在日军强大兵力的压迫下的节节败退，形成了抗战战场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天上中国称雄，地面日军逞强。直至日军陆续攻占了东南亚各国和香港。遂使东南、西南运输线被相继切断。剩下的西北线也因关山重重、路途遥远而使运输十分困难。苏联虽然在中国抗战的初期卖给中国大量军火，对中国抗战事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其自日、苏张鼓峰和诺门坎军事冲突后，苏联迫于德军在西线的战争威胁，在与日本签订了《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后，就停止了对中国军事援助。
就在中国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的通道――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中国军民的抗战事业陷入了异常的艰难困苦之中。面对中国军民的困苦艰难，美国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辟了号称死亡之路的“驼峰航线”，给予了中国军民最巨大最无私的支援。由于该航线必经之地――缅北、滇西被日军占领，飞机只能绕道北走翻越喜玛拉亚山脉的航线。由于受当时的飞机性能的限制，飞机无法飞越空气稀薄喜玛拉亚山脉，只能在高山峡谷间穿梭而行。加上当地变幻莫测的高原气候，复杂多变的山地气旋，其运输条件之险恶、艰苦难以想象。当年，每输进一吨战略物质就需消耗六吨航空油料。而每天飞行在这条气候恶劣和航线曲折的飞机有上百架次。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有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从印度的加尔各答空运到昆明，然后转运到各抗日战场。在这艰苦卓绝的四十一个月的“空中输血”过程中，有1579名飞行员牺牲在这条航线上，有469架飞机坠毁在高山峡谷之间，平均每月牺牲飞行员39名和损失飞机11架。
同胞们，请扪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看着前面就是死亡，在三年零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义无反顾地飞行在这条危险的航线上，这需要多大的国家信念和人类道义的支持？运送70多万吨战略物质，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万吨，而这些物质运抵印度加尔各答，又需逃避被德军“狼群”潜艇的封锁和击沉，其消耗之大，运输之艰巨，无法用吨位来简单计算。因而，美国人民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而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能用金钱和物质来换算？
直到今天，还有数百名美国飞行员长眠在这些荒无人烟、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之上。每当天气晴好、阳光灿烂的时节从空中俯瞰，航线沿途那陡峭悬崖上的飞机残骸的银白色反光，仍然在为今天飞行在这条航线上的普通飞机导航。这就是那些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的美国英雄的灵魂之光啊！他们在瞑瞑之中瞪着一双双吃惊的眼睛，看着我们这些推倒纪念碑，抹掉历史记录的忘恩负义的中国人呢！
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杜聿明将军的率领下，十万健儿进军缅甸，旨在重新打通滇缅线。战争虽然失利，但有孙立人师长率领的两个师转进印度，在远东战区副司令长官史迪威将军的主持下，由美国提供全副装备，由国民政府抽调抗日青年，通过驼峰航线回输到印度。将孙立人将军的两师军队，扩建和训练为两个集团军。为中国军队在1944年第二次出兵东南亚，为中国人民报家仇、雪国耻，横扫盘踞在东南亚的十万日本兽兵，重新打通滇缅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由于中国的国民经济饱受战争的破坏，中国人民即刻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之中。在此危机关头，是美国人民运来了大量的面粉和大米等食物，赈济了中国灾民。这里还发生了一段令人心酸的事情：朱自清先生宁愿活活饿死在家里，也拒绝去救济站领取美国运来的面粉和大米，因为那是“可耻的嗟来之食”。对于朱先生的悲惨遭遇，我没有权力去的指责他什么。但今天的教科书却说朱先生“有民族气节”和“死得十分高尚”……我不知道编写这种教材的人，他们的人心长在何方？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拥兵自雄，双方都是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暴力政权。双方磨刀霍霍、剑拔弩张，各有一口吞并对方的欲望。中国的内战眼看着就要全面暴发。为了不使中国人民陷入内战的苦难深渊，美国政府指令其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先生，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重庆和谈，遂签订了《双十协定》。但“弱智”的美国人不懂，对于深受封建专制文化熏陶的国共双方来说，如果没有履行协议的任何诚意，只是把签订协议的过程，作为向国际友好和国内急切盼望和平的人们玩耍的政治手腕，就算签订一百个《双十协定》，也是废纸一张。因此，蒋介石在他与中共谈判的同时，就向官兵发放《剿匪手令》，而毛泽东则来个“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面对如此棘手复杂的情况，美国政府又改派总统特使马歇尔先生来到中国。这位二战时期曾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盖世奇才，这位善于协调、斡旋、均衡盟国间不同的利益和诉求，从而使得盟军众志成城战胜法西斯的“上帝的使者”（罗斯福评语），这位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立下了不朽功勋的世界名将，他不远万里、不辞辛劳地来到中国。他以美国人的坦率热情、正直廉洁的作风开展调停工作，签订了《停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组成了联合政府。马歇尔先生为了调停国共内战，也为了监督国共双方认真履行《停战协定》，更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和民主前途，他仆仆风尘地东西颠簸、南北呼号，竟费尽心机地在中国一住就是一年零十七天，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线和平、民主的曙光。
但令马歇尔将军难堪和愤怒的是，国共双方在表面上信誓旦旦遵守协议，对他本人也是毕恭毕敬、笑声朗朗，但在背后都不买他的账，甚至双方都进行恶意捣乱。遂使他一腔谋求中国和平、民主的热血，都付予了滚滚的扬子江。国民党骂他：压制中央，帮助共产党争权力争地盘，终使中共坐大，最后夺得了“江山”。而共产党则骂他：表面上摆出一副菩裟心肠来调停内战，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运兵运枪，来消灭共产党。
他抱着美国人的一腔国际主义的热心肠来帮助中国，竟象一只风箱中的老鼠一样狼狈不堪。他只好于1947年1月7日带着满腔的辛酸和莫名的屈辱离开了中国，离开了这个令他伤心和无奈的国家。马歇尔将军的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痛苦回忆，竟使他横溢的才华没有施展的地方，就象拳头砸在了棉花上。这使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对这古老和神秘的中国人一直迷惑不解。也许他还不知道中国有句乡谚颇为贴切，那就是“好心当了驴肝肺”，或者是“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实在应该嘲笑美国人的天真、幼稚和缺心眼。
同样也是这个马歇尔，面对德国、日本战败后的一片废墟和四处瓦砾，他所制定和主持实施的《马歇尔计划》，遂使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一举赶上了美国，成为世界上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经济强国，从而使德、日两国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富裕、和谐的生活。历史又反过来用这样富于戏剧性而又惨痛的教训来嘲笑中国的“政治家”们，来嘲笑中国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
抗战结束后，中国人民面对美国政府给予我们的巨额战争援助，我们由于贫穷，因而采取了一种不哼不哈也不说赖账的态度。而美国政府却宽厚地认为：中国的抗战，也减轻了美国的军事压力，从客观上帮助了美国，因而他们没有向中国讨要过一分一厘的银两。
而相对于贪婪成性、虎狼之邦的苏俄来说， 1950年金日成悍然越过“三八线”入侵南韩，“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一致决议出兵干预（我不知道，1975年联合国作出决议，撤销了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接纳大陆当局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是否也是美国操纵的？），麦克阿瑟将军率盟军从仁川登陆拦腰截击，几乎使金日成政权全军覆亡。为了拯救濒于破产的金日成政权，中共和毛泽东不顾自身的百废待兴、医治巨大战争创伤，乃遵从斯大林之命，不宣而战地偷偷跨过鸦绿江，被迫介入了“抗美援朝”之战。金日成在发动这场战争之前，曾与毛泽东和斯大林进行过秘密的磋商，而毛泽东与斯大林协商的结果是，“中国出人，苏联出枪”。这是中苏双方共同承担战争责任的一种联盟作战。而战争结束后，苏联人则提出了让中国还钱的要求。此举虽然是赫鲁晓夫逼迫毛泽东下台，并促成刘少奇主政的一种政治手腕，但也给在大饥荒死亡线上挣扎的中国人民雪上加霜的苦难。何况这种逼迫，非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给毛泽东提供了充分理由，来化解他不顾自然规律和人民死活发动大跃进而产生的政治危机：大饥荒的原因嘛！一是自然灾害，二是苏修逼债，三是工作失误。
顿巴斯矿工出身的赫鲁晓夫同志啊，你哪里是深喑中国专制文化的毛泽东对手？你虽然在“关键时刻”帮了毛泽东的大忙，而毛泽东却将你作为终生嘲笑的对象！
建国之初，我国就与“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十六个成员国打了一仗，遂使新中国在外交上一片孤立。在中国发展经济和医治战争创伤的关键时期，我们独自地痛苦承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遂使中国人民过着与世隔绝、困苦不堪的生活，却关起门来大搞“人整人”的政治运动，从而拖延了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步伐，与世界文明的距离越拉越远。我们就这样被斯大林当枪使，被苏俄当猴耍，被迫参加了这场稀里糊涂的“抗美援朝”之战，并付出了惨重的牺牲。而苏联却始终站在干岸上，正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着美酒加咖啡的唇枪舌战。使他们在经济上占尽了优势，在外交上出足了风头。也使中国四面树敌，在国家安全上吃尽了苦头。
战争结束后，虽然我们伤亡的将士十五至二十倍于敌方，虽然我们去拯救了一个现在仍在饿死人民的暴虐政权，虽然战争的结果是退回到金日成发动战争的出发点（三八线）以北，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大言不惭地宣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把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和它的走狗打得被迫坐在了谈判桌前”。嗣后，我们为了输出红色革命(实际是输出灾难)，要“去解救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受压迫、受剥削、处于倒悬之中的人民，将红旗插遍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就拿着尚填不饱肚子的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钱，又在越南、印尼、柬埔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到处点火，到处与“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对着干。而在国内，为了煽动中国人民盲目仇恨美国的情绪，就拼命开动御用宣传机器，蛊惑和煽动起蛮目和非理性的“义和团情结”，并把美国丑化得一文不值。期望以此来证明我们“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让全中国的人民产生“生在红旗下、泡在糖水里”的神奇幻觉，顺带地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绵绵情谊一笔勾销。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彻底抹掉历史记录，使中国人民忘掉一切。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徒劳和虚妄，反而加深了国人对官方御用媒体的唾弃和不信任。我想，有良心的中国人忘不了，那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愿望。 (博讯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