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塔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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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54年17岁的时候进入北医医疗系学习，1959年毕业分配到北医基础医学系生物化学教研组工作，直到1975来加拿大与亲人团聚，前后一共在北医学习和工作了21年。这为我一生的专业发展建立了很稳固的基础，对此我是很感恩的。
在今年北大校庆120周年之际，我翻出了这张老相片，看着这些和我一同奋斗过、一同经历过那个时代洪流的人，不禁浮想联翩。老朋友如今还安好吗？
这些在旧日与我天天共事、共同生活的亲爱的同事们每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为了使大家详细了解相片中的人物，我选取其中10位，按他们的经历和际遇分为三组一一道来。
第一组，新中国生物化学学科的奠基人
第2排左4，刘思职教授， 他编写的《生物化学大纲》作为全国医学院的通用教材被使用多年。1955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被撤消教研组主任，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
第2排左5， 张昌颖教授， 当时的教研组主任。北医毕业后我一直在他直接指导下工 作。无论是学术上还是修养上，他都是我的楷模。我很感谢他在多方面给予我的帮助。
第2排左 6，丁延介教授，当时的基础医学系副主任。他是我工作面试的主考老师，我们因此结缘。工作后，他多次在学术方向上给予我指导。
第二组，春风化雨，专业上都有非凡的成就的三院士
第3排左1， 童坦君院士， 是和我同一届医疗系毕业的同学，与我同窗、同事21年。
第4排右4， 钟南山院士， 62年他从生物物理专业来到生物化学教研组，与我同在张昌颖教授的实验室做同一课题。此外我们是同乡，又在同一足球队，他是边锋，我是守门。他在防治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的贡献极大。
第4排左5， 董志伟院士 1962年留校，经历研究生的历练，成为学术领军人。
第三组，离开故土到海外发展的几位
第3排左4，陈明， 当时任讲師 他非常聪颖，是我很敬重的人。
第3排右4，杨松瑜 ，1960年来教研组。
他们两位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进修深造，后留在美国发展。
第4排左2，杜国光（我旁边带眼镜的那一位）， 他是刘思职教授的弟子。
1955年杜也被定为“右派”。他比我年长几岁，人很谦和，专心于专业。被降为技术员达20多年之久，任劳任怨。他的夫人顾文霞“反右”前是教研组的团支部书记。1962年顾文霞因在清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没有出现在相片里。反右时也被定为“右派”。在改革开放后，他们先后去了美国大学工作。这些年来，他们和北医保持很好、很密切的联系。2018年3月27日我还收到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科研办寄来的由杜国光和夫人顾文霞合著的《生话方式与健康》一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第2版）。现在他们都是年过85岁的老人，身体都很好。书中还有他们示范健身远动的相片。真是苍天有眼，苦尽甘来了。
1962年是前三十年最好的年份。经过头十年的“鎮反” 、“三反” 、“肃反” 、 “反右” 、“大跃进” 、“大炼鋼铁” 、“反彭反党集团”等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领导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给全国人民、教育界和其它各界都带来了一段 “芳华”期。
这张相片是教研组全体同仁1962年春节时在北医附近的餐馆聚餐后的留影。全教研组像一家人一样庆祝春节。这些都是为发展生物化学教育和科研一同努力的人，没有阶级，没有斗争，不分敌我，只有合作与支持。我们对刘思职教授是不亲而敬，敬他为师长。杜国光是我的长期室友，我对他如同兄长。
我们这群人在那几年都了解到国际上生物学科正面临一个飞跃发展的机遇。世界上蛋白质生物合成的第一个氨基酸的密码刚被破译。要努力赶上去，是我们这些人共同的心愿和目标。我们开始围绕这一课题组织一系列的文献报告，定立科研计划，评估需要的仪器，設备。我们的努力和计划得到了校领导，卫生部领导和外贸部领导的支持，得以3万多美元的外汇向西德购买两套供”蛋白质生物合成“研究用的设备—— “制备和分析功能的超速离心机”。一套给了我们北医，一套给了上医。这些设备由我们安装后，再经西德派专家来鉴定，为我们立志为中国在生物化学科学方面赶上世界水平提供了可能性。这是我们这些为此而奋斗的两代生物化学家的“芳华”岁月。非常不幸的是命运给我们的这个“芳华”过于短暂。1964年开始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鼓越敲越响，之后是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的十年文革。我们的努力、国家的巨额外汇和我们的“芳华”一同付之东流了。
这张相片中，除了3位教授和3位讲师外，全都是工作努力、爱学习、有能力为中国生物化学和医疗方面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年轻人，是学校、系和教研组的领导把我们挑选到教研组工作的。我常常怀念和感谢这些领导们，感谢他们能发现和爱护人才，给他们施展才华服务国家的机会。这些被挑上的人都很勤奋，尤其是在那晚婚时代，我们这些单身的男孩们，每天晚餐后都回到教研组看文献或做实验，经常是到第二天的凌晨才回住处。在这些年轻人当中，钟南山，童坦军，董志伟和63年底从哈医大来进修的巴德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为中国生物化学和医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评位院士，这是他们也是我们的“芳华续篇”。
我为有幸成为那个时代的“芳华”的一份子而感恩。1955年“反右”运动后教研组没有增加过新人，一直到1959年我们作为新血加入，我感谢知遇之恩。那些年间我是努力、忘我、谦卑地工作的。在教学和科研上我都是充当“马前卒”和”开荒牛”的角色。1962年北京高校开展的“评功摆好”活动，我是被教研组选上的“重点”对象。
我们的“芳华”从1964年开始褪色，到1966年骤然终止。
1975年我经学校和北京市公安局批准以“亲属团聚”身份移民加拿大。教研组主任张昌颖教授专门为我张罗并主持了惜别会。1975年圣诞节，北医派车把我和2岁的女儿送到北京机场。登机前，我抱着女儿向着母校的方向深深鞠躬，依依惜别！
母校，祝您培育出更多更好的人才服务我们的祖国！
在今年北大校庆120周年之际，我翻出了这张老相片，看着这些和我一同奋斗过、一同经历过那个时代洪流的人，不禁浮想联翩。老朋友如今还安好吗？
这些在旧日与我天天共事、共同生活的亲爱的同事们每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为了使大家详细了解相片中的人物，我选取其中10位，按他们的经历和际遇分为三组一一道来。
第一组，新中国生物化学学科的奠基人
第2排左4，刘思职教授， 他编写的《生物化学大纲》作为全国医学院的通用教材被使用多年。1955年他被错划为右派，被撤消教研组主任，由一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
第2排左5， 张昌颖教授， 当时的教研组主任。北医毕业后我一直在他直接指导下工 作。无论是学术上还是修养上，他都是我的楷模。我很感谢他在多方面给予我的帮助。
第2排左 6，丁延介教授，当时的基础医学系副主任。他是我工作面试的主考老师，我们因此结缘。工作后，他多次在学术方向上给予我指导。
第二组，春风化雨，专业上都有非凡的成就的三院士
第3排左1， 童坦君院士， 是和我同一届医疗系毕业的同学，与我同窗、同事21年。
第4排右4， 钟南山院士， 62年他从生物物理专业来到生物化学教研组，与我同在张昌颖教授的实验室做同一课题。此外我们是同乡，又在同一足球队，他是边锋，我是守门。他在防治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的贡献极大。
第4排左5， 董志伟院士 1962年留校，经历研究生的历练，成为学术领军人。
第三组，离开故土到海外发展的几位
第3排左4，陈明， 当时任讲師 他非常聪颖，是我很敬重的人。
第3排右4，杨松瑜 ，1960年来教研组。
他们两位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进修深造，后留在美国发展。
第4排左2，杜国光（我旁边带眼镜的那一位）， 他是刘思职教授的弟子。
1955年杜也被定为“右派”。他比我年长几岁，人很谦和，专心于专业。被降为技术员达20多年之久，任劳任怨。他的夫人顾文霞“反右”前是教研组的团支部书记。1962年顾文霞因在清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没有出现在相片里。反右时也被定为“右派”。在改革开放后，他们先后去了美国大学工作。这些年来，他们和北医保持很好、很密切的联系。2018年3月27日我还收到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科研办寄来的由杜国光和夫人顾文霞合著的《生话方式与健康》一书（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第2版）。现在他们都是年过85岁的老人，身体都很好。书中还有他们示范健身远动的相片。真是苍天有眼，苦尽甘来了。
1962年是前三十年最好的年份。经过头十年的“鎮反” 、“三反” 、“肃反” 、 “反右” 、“大跃进” 、“大炼鋼铁” 、“反彭反党集团”等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国家领导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政策给全国人民、教育界和其它各界都带来了一段 “芳华”期。
这张相片是教研组全体同仁1962年春节时在北医附近的餐馆聚餐后的留影。全教研组像一家人一样庆祝春节。这些都是为发展生物化学教育和科研一同努力的人，没有阶级，没有斗争，不分敌我，只有合作与支持。我们对刘思职教授是不亲而敬，敬他为师长。杜国光是我的长期室友，我对他如同兄长。
我们这群人在那几年都了解到国际上生物学科正面临一个飞跃发展的机遇。世界上蛋白质生物合成的第一个氨基酸的密码刚被破译。要努力赶上去，是我们这些人共同的心愿和目标。我们开始围绕这一课题组织一系列的文献报告，定立科研计划，评估需要的仪器，設备。我们的努力和计划得到了校领导，卫生部领导和外贸部领导的支持，得以3万多美元的外汇向西德购买两套供”蛋白质生物合成“研究用的设备—— “制备和分析功能的超速离心机”。一套给了我们北医，一套给了上医。这些设备由我们安装后，再经西德派专家来鉴定，为我们立志为中国在生物化学科学方面赶上世界水平提供了可能性。这是我们这些为此而奋斗的两代生物化学家的“芳华”岁月。非常不幸的是命运给我们的这个“芳华”过于短暂。1964年开始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战鼓越敲越响，之后是那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的十年文革。我们的努力、国家的巨额外汇和我们的“芳华”一同付之东流了。
这张相片中，除了3位教授和3位讲师外，全都是工作努力、爱学习、有能力为中国生物化学和医疗方面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年轻人，是学校、系和教研组的领导把我们挑选到教研组工作的。我常常怀念和感谢这些领导们，感谢他们能发现和爱护人才，给他们施展才华服务国家的机会。这些被挑上的人都很勤奋，尤其是在那晚婚时代，我们这些单身的男孩们，每天晚餐后都回到教研组看文献或做实验，经常是到第二天的凌晨才回住处。在这些年轻人当中，钟南山，童坦军，董志伟和63年底从哈医大来进修的巴德年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为中国生物化学和医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被评位院士，这是他们也是我们的“芳华续篇”。
我为有幸成为那个时代的“芳华”的一份子而感恩。1955年“反右”运动后教研组没有增加过新人，一直到1959年我们作为新血加入，我感谢知遇之恩。那些年间我是努力、忘我、谦卑地工作的。在教学和科研上我都是充当“马前卒”和”开荒牛”的角色。1962年北京高校开展的“评功摆好”活动，我是被教研组选上的“重点”对象。
我们的“芳华”从1964年开始褪色，到1966年骤然终止。
1975年我经学校和北京市公安局批准以“亲属团聚”身份移民加拿大。教研组主任张昌颖教授专门为我张罗并主持了惜别会。1975年圣诞节，北医派车把我和2岁的女儿送到北京机场。登机前，我抱着女儿向着母校的方向深深鞠躬，依依惜别！
母校，祝您培育出更多更好的人才服务我们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