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塔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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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我从广州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68年毕业分配工作。已经离开母校五十周年了, 但我一刻也没有离开她。今年又是母校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无限的思恋和感激涌上了心头。
考上北大的时候， 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尚未完全结束，饿了三年的我们都长得十分瘦小。当时我只有86斤体重、154厘米的身高，完全就是个小孩。还有几个是比我还要瘦，还要小的。进入北大时，总算是可以吃饱肚子了。虽然作为南方人，天天都等米饭吃（当时每月每人只有二斤大米的定量），但玉米面粥和窝窝头总算是让我们吃饱了，虽然开始时窝窝头是一口一口硬啃的... 春天一到，我们就到郊区温泉黑龙潭及十三陵等处去植树造林。如今那里早已是一片青翠，也有着我们这一代人五十年前的贡献。 那时候，我们就完全放开肚皮吃，据统计平均每人的粮食消耗量是2.2斤（女生当然一般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一年多后我就长到了164厘米高，体重近百斤了（而且从此身高就定格为1.64米了）。
入学一、二年级阶段的学习负担是特别的重。这压力大半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上大课是四个系（物理系，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地球物理系）， 二百多人一起上，授课的都是大教授，如七十多岁的诸圣麟院士，赵凯华系主任等。总觉得听时是一头雾水，只是在过后助教的习题课后才有一些具体的体会。 因为压力超大，许多人都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校医院门口干脆摆上了一瓶瓶“巴甫洛夫液”， 让学生随手拿去帮助睡眠，其实也不管大用。 对此，我们这些能考上北大的，中学时代的骄子一下子都感到非常沮丧。但毕业好几年后，当我拿起吉米多维奇数学习题集和南京大学周衍伯教授的《理论力学》，一道道习题重新做的时候，倒是觉得很轻松，一下就上了轨道。这些都为我后来在大学任教和科学研究打下很扎实的基础，充分体现北大一，二年级的超大负荷的付出一点儿也没有白费！致敬我们亲爱的母校，首先就是要向所有教过我们的恩师致敬，他们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领路人。
我们年级许多同学还在元旦春节国庆期间或有重要的文娱节目时，会到燕南园周培源校长家去看电视。我们先给校长家打电话，师母会说：“过来吧”。去到时已在一楼客厅里摆上几十张椅子，师母迎接我们， 并说“你们好好自己看吧，我上楼去了。”这在今天的大学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我曾在工作的大学跟年轻一代说过这故事，他们都觉得是天方夜谭，非常惊讶！有一次在哲学楼外，几个同学在爬树，正好让走路的陆平校长过来看见。他微笑着对我们说：“这么大了，还爬树呵。”他还要走过来扶我们下来，使我们至今想起心里还充满甜蜜！
作者当年在未名湖畔留影
我还要特别向北大深厚的人文气氛致敬。记得入校不久，系团总支书记候老师通知我到中文系一位调干生同学（负责校团委工作的）处报到，叫我去北大广播电台当编辑。当时就我一个理科编辑，每两周去值班负责审稿改稿和轮流去电台监听。这样我就和中文、哲学系等文科同学有了接触了。记得当时北大广播台的两位播音员， 一男一女，不但长得帅气清秀， 口音还特别动听。同学们说北大广播电台的播音与中央台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为亲切。 我们理科学生还特别爱看小说。 当时文艺阅览会曾做过统计，理科学生借阅文艺小说，特别是苏联和西方小说的特别多，比例远高于文科生。 那时期我看了许多前苏联和欧美小说，什么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等，以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教育诗》等，留下极深印象。而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 我看了梅益和戈宝权等的不同翻译文本，和中学时第一次读时感觉有了很大的不同。我甚至觉得戈宝权的译本更好些，特别是读到当保尔回到故乡，在牺牲的战友墓前静坐默思后出来，那句“走在寂静的街道上，耳边回响的是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和散发着的燃油的气味，他感到，生活的根是永远从这里拔去了”。这句话许多译本都没有了，因此我喜欢戈的译本，每句后面都似乎在押韵。我也曾在父亲的学生们北京聚会时朗诵这一句，令这些五十年代即到北京工作的老人们深受感动！
我感到庆幸的是，文革爆发时，我们已是四年级了，又经历过半年的农村四清社教，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我们年级没有严重的派性争斗，也没有对老师过激的言辞，大都只是趁此机会串联走遍了祖国的万水千山，至今仍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年级入学时60个同学，现在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有八人，我们对国家都尽力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离开母校十八年后，1986年我曾重回北大的一个特殊的课堂，即力学系朱照宣教授在他的一个小教室，给来自北京不同高校二十多位力学教师讲述《浑沌与分形》课程。那是1980年代，这门崭新的学科刚刚诞生不久，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思维的震撼，一个新的非线性的数学和力学课程又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科学的大门，而且使人文如历史、文学与数理科学这么完美地联系在一起！
北大的人文气氛影响我这个理科学生一生。 至今我还在所在的大学（暨南大学）开设《科学与人文》的通识公选课。 那些留在我心灵深处的北大人文精神，也会感召今日的青年。致敬我亲爱的母校，愿她永葆青春的活力，让深厚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
考上北大的时候， 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尚未完全结束，饿了三年的我们都长得十分瘦小。当时我只有86斤体重、154厘米的身高，完全就是个小孩。还有几个是比我还要瘦，还要小的。进入北大时，总算是可以吃饱肚子了。虽然作为南方人，天天都等米饭吃（当时每月每人只有二斤大米的定量），但玉米面粥和窝窝头总算是让我们吃饱了，虽然开始时窝窝头是一口一口硬啃的... 春天一到，我们就到郊区温泉黑龙潭及十三陵等处去植树造林。如今那里早已是一片青翠，也有着我们这一代人五十年前的贡献。 那时候，我们就完全放开肚皮吃，据统计平均每人的粮食消耗量是2.2斤（女生当然一般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一年多后我就长到了164厘米高，体重近百斤了（而且从此身高就定格为1.64米了）。
入学一、二年级阶段的学习负担是特别的重。这压力大半还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上的。上大课是四个系（物理系，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地球物理系）， 二百多人一起上，授课的都是大教授，如七十多岁的诸圣麟院士，赵凯华系主任等。总觉得听时是一头雾水，只是在过后助教的习题课后才有一些具体的体会。 因为压力超大，许多人都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校医院门口干脆摆上了一瓶瓶“巴甫洛夫液”， 让学生随手拿去帮助睡眠，其实也不管大用。 对此，我们这些能考上北大的，中学时代的骄子一下子都感到非常沮丧。但毕业好几年后，当我拿起吉米多维奇数学习题集和南京大学周衍伯教授的《理论力学》，一道道习题重新做的时候，倒是觉得很轻松，一下就上了轨道。这些都为我后来在大学任教和科学研究打下很扎实的基础，充分体现北大一，二年级的超大负荷的付出一点儿也没有白费！致敬我们亲爱的母校，首先就是要向所有教过我们的恩师致敬，他们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领路人。
我们年级许多同学还在元旦春节国庆期间或有重要的文娱节目时，会到燕南园周培源校长家去看电视。我们先给校长家打电话，师母会说：“过来吧”。去到时已在一楼客厅里摆上几十张椅子，师母迎接我们， 并说“你们好好自己看吧，我上楼去了。”这在今天的大学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我曾在工作的大学跟年轻一代说过这故事，他们都觉得是天方夜谭，非常惊讶！有一次在哲学楼外，几个同学在爬树，正好让走路的陆平校长过来看见。他微笑着对我们说：“这么大了，还爬树呵。”他还要走过来扶我们下来，使我们至今想起心里还充满甜蜜！
作者当年在未名湖畔留影
我还要特别向北大深厚的人文气氛致敬。记得入校不久，系团总支书记候老师通知我到中文系一位调干生同学（负责校团委工作的）处报到，叫我去北大广播电台当编辑。当时就我一个理科编辑，每两周去值班负责审稿改稿和轮流去电台监听。这样我就和中文、哲学系等文科同学有了接触了。记得当时北大广播台的两位播音员， 一男一女，不但长得帅气清秀， 口音还特别动听。同学们说北大广播电台的播音与中央台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为亲切。 我们理科学生还特别爱看小说。 当时文艺阅览会曾做过统计，理科学生借阅文艺小说，特别是苏联和西方小说的特别多，比例远高于文科生。 那时期我看了许多前苏联和欧美小说，什么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等，以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教育诗》等，留下极深印象。而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 我看了梅益和戈宝权等的不同翻译文本，和中学时第一次读时感觉有了很大的不同。我甚至觉得戈宝权的译本更好些，特别是读到当保尔回到故乡，在牺牲的战友墓前静坐默思后出来，那句“走在寂静的街道上，耳边回响的是工厂机器的轰鸣声和散发着的燃油的气味，他感到，生活的根是永远从这里拔去了”。这句话许多译本都没有了，因此我喜欢戈的译本，每句后面都似乎在押韵。我也曾在父亲的学生们北京聚会时朗诵这一句，令这些五十年代即到北京工作的老人们深受感动！
我感到庆幸的是，文革爆发时，我们已是四年级了，又经历过半年的农村四清社教，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我们年级没有严重的派性争斗，也没有对老师过激的言辞，大都只是趁此机会串联走遍了祖国的万水千山，至今仍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们年级入学时60个同学，现在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有八人，我们对国家都尽力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在离开母校十八年后，1986年我曾重回北大的一个特殊的课堂，即力学系朱照宣教授在他的一个小教室，给来自北京不同高校二十多位力学教师讲述《浑沌与分形》课程。那是1980年代，这门崭新的学科刚刚诞生不久，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思维的震撼，一个新的非线性的数学和力学课程又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科学的大门，而且使人文如历史、文学与数理科学这么完美地联系在一起！
北大的人文气氛影响我这个理科学生一生。 至今我还在所在的大学（暨南大学）开设《科学与人文》的通识公选课。 那些留在我心灵深处的北大人文精神，也会感召今日的青年。致敬我亲爱的母校，愿她永葆青春的活力，让深厚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世世代代的延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