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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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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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
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
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
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
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
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
，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
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
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
、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
，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
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
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
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
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
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
）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
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
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
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
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
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
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
，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
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
。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
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
，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
，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
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
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
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
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
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
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
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
“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
，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
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
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
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
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
，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
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
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
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
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
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
，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
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
，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
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
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
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
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
，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
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
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
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
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
。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
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
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
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
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
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
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
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
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
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
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
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
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
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
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
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
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象敌
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
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
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
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
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
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荆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
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
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
。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
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
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
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
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
见一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
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
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
，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
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
，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
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
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共产党无法生根。
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
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
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
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
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
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
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
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
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
。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
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
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
，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
何成浚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
“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
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
、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
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
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
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
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
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
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
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
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
。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
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
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
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
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
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
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
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
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
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
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
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
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
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
，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
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
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
、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
，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
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
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
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
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
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
）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
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
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
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
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
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
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
，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
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
。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
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
，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
，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
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
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
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
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
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
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
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
“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
，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
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
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
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
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
，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
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
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
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
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
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
，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
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
，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
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
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
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
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
，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
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
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
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
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
。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
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
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
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
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
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
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
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
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
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
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
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
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
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
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
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
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象敌
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
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
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
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
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
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荆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
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
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
。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
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
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
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
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
见一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
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
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
，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
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
，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
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
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共产党无法生根。
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
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
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
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
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
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
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
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
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
。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
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
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
，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
何成浚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
“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
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
、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
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
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
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
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
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
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
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
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
。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
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
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
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
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
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
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
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
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