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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云南小水井村的苗族山民在央视春晚演唱的《弥赛亚》。
小水井村地处乌蒙山深处，人迹罕至，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这些苗民只上过小学，没出过大山。一次县长下乡，听到美妙的歌声，于是顺着歌声寻找过去，眼前的情景让他十分吃惊,一群穿着破烂、身粘泥土的庄稼男女，聚在一起唱歌，而且唱的都是高难度的外文歌曲。满脸沟壑，眼神安祥，音乐纯粹，县长被深深感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比醉酒还如梦如幻！”。从此，小水井村的苗民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他们从山沟里走进央视，走进北京卫视，走进东方卫视，走进国家大剧院。全国许多地方请他们去演唱，全球许多国家也请他们去演唱。
作家余秋雨：“这是在中国很难重复的、非常独特的、感人的原生态歌声。第一次听他们的歌声时，听得我热血沸腾，震撼人心。见面了，和他们握手时，就像握住松树皮，整个人身上都是泥土，但是他们嘴里发出的歌声，是那样的高贵！他们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作曲家万里：“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合唱水平，在云南乃至国内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一群农民为什么唱得那么好，就因为没有杂念，内心干干净净！”。
音乐家徐沛东：“小水井苗族农民健康的脸庞，清澈的眼睛让人感动，演唱的曲目使我非常惊讶，这些曲目难度很高，他们居然把这么高难度的乐曲完成了，我觉得很震撼。”。
指挥家谢兆英：“这是足以和国际接轨的欧洲美声合唱的规格”。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易山：“我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非常出乎我的预料，对于专业队伍来说，四声部合唱也是比较难的，你们却近乎完美的表现给了大家。”
中外许多音乐界人士都纷纷来到小水井村探秘。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只能勉强能吃饱穿暖的山村，一群家徒四壁的山民，为何对音乐有着如此高超的感悟？人们从苗民口里知道了伯格理。您知道伯格理是谁？您上网搜搜《在天那边》，这是央视播放的关于伯格理的三集纪录片：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32480132/7266b048865b46e96a38529118de62df
http://tv.cntv.cn/video/C23684/232eb3ce89214cc4ba80d342cd58a488
http://tv.cntv.cn/video/C23684/7e95d733134a448e912e061f93db5358
我补充一点：伯格理是英国传教士，一百多年前来到滇黔川最荒凉偏僻的乌蒙山腹地石门坎。当时那里的苗民还处于蛮荒生番状态，穷山恶水、瘴疠横行、贫病交加、茅塞未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既饱受汉人歧视，也惨遭彝族人压迫，没人把他们当人看。伯格理带着爱来到苗疆，他与苗民同吃洋芋包谷荞麦饭，同宿臭虫跳蚤成群的草堆；苗疆各种疾病肆虐，无医无药，伯格理为他们治病，当时麻风病人不是被赶出家门，就是被家人灌醉后烧死，伯格理却不嫌弃这些麻风病人，为他们挖疮施药。土司伺机杀他，因为苗民被土司欺负时，他总是挺身而出；毒贩伺机杀他，因为他帮助苗人戒毒，断了毒贩财路；土匪伺机杀他，因为土匪认为洋人有钱。他被人唾骂、被人扔石头、被人殴打、被人刺穿肺叶，这些都没让他退缩。他为苗人创造文字、兴办学校、编写课本、建立医院、带领苗人开山修路、开通邮路、发展体育运动、推广种植和手工业技术、成立生产合作社、试办农场、组建毛纺厂、饲养场、印刷厂，移风易俗传授文明的生活方式，整个苗乡风貌焕然一新，石门坎变成了一个完整的现代化社区。伯格理在苗疆建立了120所学校，使乌蒙山区2/3的苗民扫盲，培养出了4000多名小学毕业生，数百名初高中及中专毕业生，30多名大学毕业生、2名硕士生和2名博士生，其中的朱焕章当选为国大代表，成为苗民参与国家大事的第一人。石门坎文化圈引领了云、贵、川三省的20余个县，成为中国西南文化中心和圣地，赢得了“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苗族文化复兴圣地”等等美誉。伯格理在石门坎创造了中国的诸多第一：创制苗文；创办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兴建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第一位博士，以及一批苗族知识分子；中国第一个倡导和实践双语教学的双语学校；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先河的学校；倡导民间体育运动，被称为贵州足球的摇篮；发育出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管辖川滇黔地区100余所学校和机构；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和报告地氟病的地点；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和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伯格理在短短三十年之内，将这个被世界遗弃的角落，将一个备受歧视的野蛮种族带入了高度的文明。
1915年，伤寒病席卷了石门坎，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染病，群众包括一些家长亲友都外逃躲避，柏格理却坚守救护。不幸的是，他自己也被感染。只剩最后一只盘尼西林了，柏格理将这最后一支盘尼西林注射到一个染病的苗族女孩体内，把死亡留给了自己。伯格理死后，十里八乡的苗民都来送葬，无不痛哭失声，人们几天几夜聚集在他的坟前不肯离去。再后来，很多苗民死后都葬在他的墓地周围。苗民说，没有伯格理就没有我们苗族人的今天，伯格理是我们苗族人的大救星，我们没有见过天国，不知道天国是怎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伯格理的周围就是天国。伯格理来华时20岁，死时51岁，期间30年只回过英国3次，都是为了募捐。有个英国的企业家给他捐款，被他拒绝，他说我募捐来的每一块钱都必须是干净的。
1950年以后，苗疆被整肃，教堂和学校被废掉了，伯格理也被掘坟抛尸。1946年，国民党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苗族人每10万人中有10个大学生。一个生存在极端边缘环境的地区，仅仅30年，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1989年，再次调查的结果，让人痛的难以呼吸！石门坎地区10个人共1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 1949年后再没有出现过一个本科生。现在那里医疗卫生状况极其糟糕，肺结核发病率高达10%。没有任何防治措施；农村妇女基本上自己在家接生孩子。石门坎重新被边缘化，那些曾经的学校、游泳池、运动场、医院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改革开放似乎与那里无关，石门坎回落到原始的状态，又成为中国最贫困的乡村。
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曾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公元1905年，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来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还创制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一场瘟疫（伤寒），当地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救治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被瘟疫夺走了生命。柏格理去世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里，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现了四个博士，培养出中国共产党省部级干部10名、厅级以上干部约2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近200名。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有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胡锦涛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亲自打电话给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要他“一定要去石门看一看”。钱运录来到石门之后，在柏格里墓地默立了许久；众人下山时，他又再次返回，在墓前双手合十行了一个礼，才缓缓离去。
在2015年北京举行的一场题为“柏格理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上， 一位发言者的致辞得到与会者的共鸣，她说虽然自己不是基督徒，但伯格理的精神让她钦佩不已。100多年前，伯格理到了中国最蛮荒的地方，但是用短短的的时间创造了奇迹，让这个本来仍旧结绳记事的蛮荒地区成为一个文化高地。我们现在中国的城市已经非常发达，到处是高楼大厦，甚至我们的夜景超过了华盛顿等世界上很多城市，可是它的背面、在这些繁华的后面我们所看到的荒蛮，沉沦，荒诞和邪恶，也许比当年伯格理走进我们的西南大山时还要震惊，也正因为是这样，所以伯格理这样的人对我们这个民族，社会和国家来说，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不可或缺。
研究宗教与法治的学者刘澎教授说，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伯格理，并称赞他的卓越成就，但他之所以能克服重重艰难做到这些，不可忽视他做教育背后的动力所在，事实上，这一切都与他的基督信仰以及传福音的使命热情息息相关，这样的使命感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升官，不是为了出名。
北大陈浩武教授说，石门坎是一个信仰与文化改变社会的样本，它不仅对于中国社会、对人类文明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石门坎现象说明，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精神信仰，什么时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社区就会发生变化。反过头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这个社会丧失了信仰，就丧失了文明。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只要有生产活动的地方，首先需要有一种道。这个道就是伦理，就是公义，社会的治理最根本的不能靠“术”的方法，而是应该去向道的方向转变。维稳就是术，如果没有道，没有人心良善，社会会稳吗。所以要改变把维稳作为治国理念的方针，要寻找一种道，这种“道”，就是儒家的“天道”，或者就是《圣经》所说的，太初道。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W.R.格迪斯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那就是苗人、犹太人。其实，苗人比犹太人更加苦难深重，历朝历代都没好日子。1949年以后，石门坎文化圈被污名化。这个地方被扣上两顶帽子，一个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另外一个是西方间谍的活动中心。然后石门坎这个地区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一个地方，驱赶传教士，打抓杀苗族信众，连信教的孕妇都杀。信仰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文化的退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石门坎现象说明，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精神信仰，什么时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社区就会发生变化。反过头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这个社会丧失了信仰，就丧失了文明。
这是云南小水井村的苗族山民在央视春晚演唱的《弥赛亚》。
小水井村地处乌蒙山深处，人迹罕至，人均年收入只有几百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这些苗民只上过小学，没出过大山。一次县长下乡，听到美妙的歌声，于是顺着歌声寻找过去，眼前的情景让他十分吃惊,一群穿着破烂、身粘泥土的庄稼男女，聚在一起唱歌，而且唱的都是高难度的外文歌曲。满脸沟壑，眼神安祥，音乐纯粹，县长被深深感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比醉酒还如梦如幻！”。从此，小水井村的苗民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他们从山沟里走进央视，走进北京卫视，走进东方卫视，走进国家大剧院。全国许多地方请他们去演唱，全球许多国家也请他们去演唱。
作家余秋雨：“这是在中国很难重复的、非常独特的、感人的原生态歌声。第一次听他们的歌声时，听得我热血沸腾，震撼人心。见面了，和他们握手时，就像握住松树皮，整个人身上都是泥土，但是他们嘴里发出的歌声，是那样的高贵！他们在中国都是独一无二的。”。
作曲家万里：“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他们的合唱水平，在云南乃至国内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一群农民为什么唱得那么好，就因为没有杂念，内心干干净净！”。
音乐家徐沛东：“小水井苗族农民健康的脸庞，清澈的眼睛让人感动，演唱的曲目使我非常惊讶，这些曲目难度很高，他们居然把这么高难度的乐曲完成了，我觉得很震撼。”。
指挥家谢兆英：“这是足以和国际接轨的欧洲美声合唱的规格”。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赵易山：“我完全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非常出乎我的预料，对于专业队伍来说，四声部合唱也是比较难的，你们却近乎完美的表现给了大家。”
中外许多音乐界人士都纷纷来到小水井村探秘。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只能勉强能吃饱穿暖的山村，一群家徒四壁的山民，为何对音乐有着如此高超的感悟？人们从苗民口里知道了伯格理。您知道伯格理是谁？您上网搜搜《在天那边》，这是央视播放的关于伯格理的三集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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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伤寒病席卷了石门坎，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染病，群众包括一些家长亲友都外逃躲避，柏格理却坚守救护。不幸的是，他自己也被感染。只剩最后一只盘尼西林了，柏格理将这最后一支盘尼西林注射到一个染病的苗族女孩体内，把死亡留给了自己。伯格理死后，十里八乡的苗民都来送葬，无不痛哭失声，人们几天几夜聚集在他的坟前不肯离去。再后来，很多苗民死后都葬在他的墓地周围。苗民说，没有伯格理就没有我们苗族人的今天，伯格理是我们苗族人的大救星，我们没有见过天国，不知道天国是怎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在伯格理的周围就是天国。伯格理来华时20岁，死时51岁，期间30年只回过英国3次，都是为了募捐。有个英国的企业家给他捐款，被他拒绝，他说我募捐来的每一块钱都必须是干净的。
1950年以后，苗疆被整肃，教堂和学校被废掉了，伯格理也被掘坟抛尸。1946年，国民党曾做过人口普查：汉人每10万人中有2.19个大学生，而苗族人每10万人中有10个大学生。一个生存在极端边缘环境的地区，仅仅30年，它的整体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汉人的平均教育水平。1989年，再次调查的结果，让人痛的难以呼吸！石门坎地区10个人共1床棉被，儿童失学率达到88%，因为贫困而接受救济的家庭达到98%，文盲达到80%， 1949年后再没有出现过一个本科生。现在那里医疗卫生状况极其糟糕，肺结核发病率高达10%。没有任何防治措施；农村妇女基本上自己在家接生孩子。石门坎重新被边缘化，那些曾经的学校、游泳池、运动场、医院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改革开放似乎与那里无关，石门坎回落到原始的状态，又成为中国最贫困的乡村。
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曾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公元1905年，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传教士，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来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还创制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的学生。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一场瘟疫（伤寒），当地老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救治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被瘟疫夺走了生命。柏格理去世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山村里，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有人统计，这里出现了四个博士，培养出中国共产党省部级干部10名、厅级以上干部约20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近200名。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有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胡锦涛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亲自打电话给贵州省委书记钱运录，要他“一定要去石门看一看”。钱运录来到石门之后，在柏格里墓地默立了许久；众人下山时，他又再次返回，在墓前双手合十行了一个礼，才缓缓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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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宗教与法治的学者刘澎教授说，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伯格理，并称赞他的卓越成就，但他之所以能克服重重艰难做到这些，不可忽视他做教育背后的动力所在，事实上，这一切都与他的基督信仰以及传福音的使命热情息息相关，这样的使命感是常人不能理解的，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升官，不是为了出名。
北大陈浩武教授说，石门坎是一个信仰与文化改变社会的样本，它不仅对于中国社会、对人类文明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本，昭示的是信仰和文化如何改变社会。石门坎现象说明，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精神信仰，什么时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社区就会发生变化。反过头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这个社会丧失了信仰，就丧失了文明。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只要有生产活动的地方，首先需要有一种道。这个道就是伦理，就是公义，社会的治理最根本的不能靠“术”的方法，而是应该去向道的方向转变。维稳就是术，如果没有道，没有人心良善，社会会稳吗。所以要改变把维稳作为治国理念的方针，要寻找一种道，这种“道”，就是儒家的“天道”，或者就是《圣经》所说的，太初道。
澳大利亚人类学家W.R.格迪斯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的民族：那就是苗人、犹太人。其实，苗人比犹太人更加苦难深重，历朝历代都没好日子。1949年以后，石门坎文化圈被污名化。这个地方被扣上两顶帽子，一个是西方文化侵略的基地，另外一个是西方间谍的活动中心。然后石门坎这个地区就变成了阶级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一个地方，驱赶传教士，打抓杀苗族信众，连信教的孕妇都杀。信仰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文化的退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停滞。石门坎现象说明，我们的社会什么时候有了精神信仰，什么时候有了文化，有了文明，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发生变化，这个社区就会发生变化。反过头来也是一样，什么时候这个社会丧失了信仰，就丧失了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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