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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导演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把太太们搓麻将作为重舞之一。据说，这个芭蕾舞剧要拿到西方各国去演出，借此弘扬中国文化和表现中国女性的文化品质。又看到报道说，全国各地，特别是农村和中小城镇，搓麻将已经成风，而“麻将大军”的主力就是中国女性。
这让我想起了美籍华人女作家Amy Tan的小说《The Joy Luck Club》。小说在美国风行一时，拍的电影也走红了好一阵子，至今还不时在各电视台播放。小说讲的是美国两代华人女性的“代沟”和共性，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情景，就是华人女性特别喜欢搓麻将，以至于在许多美国人的印象中，麻将成了中国女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些西方女性为了表示自己有东方女性的神秘韵味，也摆个样子搓麻将，尽管她们经常把条当板、把板当条，也不认识牌上的东南西北几个汉字，却能从头到尾和有赢有输地搓完一局。
然而，在美国的所谓“主流社会”，中国女性搓麻将更多是负面特征：没有一技之长、依赖男人生活；生育子女和子女长大后，自己就无所事事和发福庸碌了；有了些收入或私房储蓄，不是设法给自己“充电”或是投入社会公益事业，而是以赌博来消耗自己的收入储蓄和买鸦片抽鸦片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中国人学赌博的东西都很快，搞股票买卖和房地产买卖、总比搞科技文化和管理体系来的快。央视在美国的电视节目插播广告，一是移民服务，二是几星的饭馆，再就是赌博和娱乐，似乎这些就是美籍华人的主要工商内容，自然，麻将赌博就很能代表中国人在海内外的这些特征了。
百十年了，美国的不少文学艺术作品和电影作品对中国女性搓麻将的描绘是：在封闭的屋子里，点着昏暗的灯光，鸦片烟雾在麻将桌上缭绕，几个中国女人围在桌旁，一边哗啦啦地搓麻将，一边说着除了她们以外谁也不懂的话。搓麻将的女人们各有风姿，却有些共同特征，比如，个个头上都挽着清朝的发式和贴着鬓角，脸上画着上挑的柳叶眉、眉下是两个线条小眼，用通红发亮的口红在宽厚的嘴唇上描出个樱桃小嘴；身穿着露腿不露胸的旗袍，搓得来劲了，就轻开旗袍、似露不露，名曰“含蓄”、“文化内涵”和“性感”。久而久之，她们搓麻将不但成了瘾，而且，也成了个小团体；尽管这些女性小团体不象男性帮会那么招摇，却也是把华人社会分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社会”，用老话来说，那就是：华人社会，一盘散沙。这样久了，在所谓“主流社会”，若有人要对中国女性表示蔑视或侮辱，就扮个挑柳叶眉、鸦片鼻孔和缩紧小嘴的鬼脸，然后，两手划来划去、做出搓麻将的样子。
Amy Tan的小说《The Joy Luck Club》试图改变这种印象。在她的小说里，美籍华人女性搓麻将从昏暗的屋子搬到了通亮的大厅；麻将桌上缭绕的不再是鸦片烟雾，而是茶香；围在桌旁的女性们，更多说“国语”（普通话）或方言，而不再是神秘得只有小团体的人才懂的语言；她们的打扮和衣着，不再是清朝发式和上挑的柳叶眉、不再有宽厚的嘴唇上描出的樱桃小嘴，也不再是露腿不露胸的旗袍，而是素装淡抹、衣着随便，就是有时候偶尔穿穿旗袍、也是随便得跟穿着汗衫牛崽裤没啥区别，一点也没有似露不露的“含蓄”和“内涵”了。她们搓麻将，还是有输赢，但不再是赌钱，而是评分，那些评分的“钱”是一些塑料做的彩色硬币。
尽管如此，她们的女儿们还是难以对麻将生情，更不要说上瘾了。在女儿辈看，不管赢的输的是真美钞还是塑料硬币，搓麻将总是用赌博消耗自己，与其花那时间搓麻将，不如到野外转转，或者约几个朋友聚会一下，或者去健身俱乐部，或者到个什么培训班学点什么，或者就在自己的地方呆着。也难怪，从学说话开始，她们接受的就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教育，跟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同辈女性们的唯一区别就是肤色。于是乎，她们往那个麻将桌前一坐，就觉得是从“主流社会”回到了“小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化家庭里，头生的女儿差不多就是家里的“半个妈妈”，所以，虽然她们不想回到“小社会”，却也多少学一些麻将，什么一条龙啦、孔雀东南飞啦，等等，她们都知道些，目的就是陪伴妈妈们，能让那些麻将高手的妈妈们不觉得寂寞、也不至于因为赢得太容易而觉得乏味。
Amy Tan的小说改变了麻将在美国的气氛，可麻将还是被看作中国女性的特征，那种“一盘散沙”的众多“小社会”依然存在。若看到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麻将舞，妈妈辈们也许会觉得自己也芭蕾上了，而新一代的美籍华人女性们会觉得那是鼓励她们从“主流社会”回到“小社会”，是鼓励她们再挽上清朝的发式、画上柳叶眉和眯起两个线条眼，再用通红发亮的口红描出个樱桃小嘴，是鼓励她们脱下随随便便的牛崽裤和桶衫（tube top）、再穿上露腿不露胸的旗袍。在女儿的眼里，妈妈总是最美丽的。然而，如果土生土长的美国同辈女性用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麻将舞来看她们，她们却会觉得有许多难言的苦涩，甚至会觉得蒙受了怒而难抗的侮辱，----她们的妈妈也许正在赌城搓麻将呢。
这让我想起了美籍华人女作家Amy Tan的小说《The Joy Luck Club》。小说在美国风行一时，拍的电影也走红了好一阵子，至今还不时在各电视台播放。小说讲的是美国两代华人女性的“代沟”和共性，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情景，就是华人女性特别喜欢搓麻将，以至于在许多美国人的印象中，麻将成了中国女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些西方女性为了表示自己有东方女性的神秘韵味，也摆个样子搓麻将，尽管她们经常把条当板、把板当条，也不认识牌上的东南西北几个汉字，却能从头到尾和有赢有输地搓完一局。
然而，在美国的所谓“主流社会”，中国女性搓麻将更多是负面特征：没有一技之长、依赖男人生活；生育子女和子女长大后，自己就无所事事和发福庸碌了；有了些收入或私房储蓄，不是设法给自己“充电”或是投入社会公益事业，而是以赌博来消耗自己的收入储蓄和买鸦片抽鸦片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不管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中国人学赌博的东西都很快，搞股票买卖和房地产买卖、总比搞科技文化和管理体系来的快。央视在美国的电视节目插播广告，一是移民服务，二是几星的饭馆，再就是赌博和娱乐，似乎这些就是美籍华人的主要工商内容，自然，麻将赌博就很能代表中国人在海内外的这些特征了。
百十年了，美国的不少文学艺术作品和电影作品对中国女性搓麻将的描绘是：在封闭的屋子里，点着昏暗的灯光，鸦片烟雾在麻将桌上缭绕，几个中国女人围在桌旁，一边哗啦啦地搓麻将，一边说着除了她们以外谁也不懂的话。搓麻将的女人们各有风姿，却有些共同特征，比如，个个头上都挽着清朝的发式和贴着鬓角，脸上画着上挑的柳叶眉、眉下是两个线条小眼，用通红发亮的口红在宽厚的嘴唇上描出个樱桃小嘴；身穿着露腿不露胸的旗袍，搓得来劲了，就轻开旗袍、似露不露，名曰“含蓄”、“文化内涵”和“性感”。久而久之，她们搓麻将不但成了瘾，而且，也成了个小团体；尽管这些女性小团体不象男性帮会那么招摇，却也是把华人社会分成了许许多多的“小社会”，用老话来说，那就是：华人社会，一盘散沙。这样久了，在所谓“主流社会”，若有人要对中国女性表示蔑视或侮辱，就扮个挑柳叶眉、鸦片鼻孔和缩紧小嘴的鬼脸，然后，两手划来划去、做出搓麻将的样子。
Amy Tan的小说《The Joy Luck Club》试图改变这种印象。在她的小说里，美籍华人女性搓麻将从昏暗的屋子搬到了通亮的大厅；麻将桌上缭绕的不再是鸦片烟雾，而是茶香；围在桌旁的女性们，更多说“国语”（普通话）或方言，而不再是神秘得只有小团体的人才懂的语言；她们的打扮和衣着，不再是清朝发式和上挑的柳叶眉、不再有宽厚的嘴唇上描出的樱桃小嘴，也不再是露腿不露胸的旗袍，而是素装淡抹、衣着随便，就是有时候偶尔穿穿旗袍、也是随便得跟穿着汗衫牛崽裤没啥区别，一点也没有似露不露的“含蓄”和“内涵”了。她们搓麻将，还是有输赢，但不再是赌钱，而是评分，那些评分的“钱”是一些塑料做的彩色硬币。
尽管如此，她们的女儿们还是难以对麻将生情，更不要说上瘾了。在女儿辈看，不管赢的输的是真美钞还是塑料硬币，搓麻将总是用赌博消耗自己，与其花那时间搓麻将，不如到野外转转，或者约几个朋友聚会一下，或者去健身俱乐部，或者到个什么培训班学点什么，或者就在自己的地方呆着。也难怪，从学说话开始，她们接受的就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教育，跟那些土生土长的美国同辈女性们的唯一区别就是肤色。于是乎，她们往那个麻将桌前一坐，就觉得是从“主流社会”回到了“小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化家庭里，头生的女儿差不多就是家里的“半个妈妈”，所以，虽然她们不想回到“小社会”，却也多少学一些麻将，什么一条龙啦、孔雀东南飞啦，等等，她们都知道些，目的就是陪伴妈妈们，能让那些麻将高手的妈妈们不觉得寂寞、也不至于因为赢得太容易而觉得乏味。
Amy Tan的小说改变了麻将在美国的气氛，可麻将还是被看作中国女性的特征，那种“一盘散沙”的众多“小社会”依然存在。若看到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麻将舞，妈妈辈们也许会觉得自己也芭蕾上了，而新一代的美籍华人女性们会觉得那是鼓励她们从“主流社会”回到“小社会”，是鼓励她们再挽上清朝的发式、画上柳叶眉和眯起两个线条眼，再用通红发亮的口红描出个樱桃小嘴，是鼓励她们脱下随随便便的牛崽裤和桶衫（tube top）、再穿上露腿不露胸的旗袍。在女儿的眼里，妈妈总是最美丽的。然而，如果土生土长的美国同辈女性用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麻将舞来看她们，她们却会觉得有许多难言的苦涩，甚至会觉得蒙受了怒而难抗的侮辱，----她们的妈妈也许正在赌城搓麻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