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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成为我们中国人的关注对象，大有取代我们的开放对象美国之势，它后来居上，其历史作孽和现实作为，较之美国，更给予我们中国人切近的感知、羞愤、伤痛和无从表达的抗议。“小燕子”（赵薇）军旗事件、东北毒气事件、珠海集体嫖娼事件、钓鱼岛事件，等等，都在考量着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民族记忆和民族自新的能力。如何看待日本在当代施于中国人的屈辱？如何建设我们中国自处并与日本相处共处的方式？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需要众多的中国人来思考并解答。这些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二专家或有对日新思维的学者就可以包办得了的。因为它涉及到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民族主义思潮是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它跟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思潮一起，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和参校力量；它由上到下，经历了一个不断下陷的过程，最终落实到无数无名的中国青年心，从而在我们中国表达相融于国际社会的意愿时，******曾指出，“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情感意志”是不能被伤害的。
这股民族主义思潮是如何产生、流变的？简单地说，它起始于我们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受挫，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内部受挫，理想主义让位于经验主义，大大改变了现代化上层推动者们的归属、品格和权宜。申奥事件、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事件等等被用来打破改革开放的冷场，国内矛盾外移、社会问题国际化的结果，是一大批社会青年接过了民族主义的利刃，“中国可以说不”，在一种极偶然的情势下必然登场，到克林顿访华、炸使馆事件发生，民众和青年大学生们得到了民族主义的心传，民族主义思潮完成了在中国的落叶生根。
我对我们同胞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深怀同情，其下陷悲怆处，如民间对日索赔、钓鱼岛行动，等等，仍是在以其“血肉之躯”铸成我们新的风景，让人不能仅以沉默表示同情。实际上，在民族自性、民族认同感、民族现代化的政治目的等方面，正是由于缺乏一流的思想家们的论述，以至于民族主义思想下移到民众和社会青年那时，由权谋、机心变得朴实、粗砺，部分恢复了民族主义的真精神，才使得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现象复杂而充满悲喜剧。
具体到日本问题。在涉及到与我们中国人有关的历史问题时，如毒气、战争谢罪和赔款、领土争端等时，需要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并应用各种法律，并为东方民族的和谐相处创新有关法律体系。日本在当代的暴发嘴脸、势利行径，则不值得我们萦怀，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日本横行于东亚乃至世界时，我们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理性文明的观众，因为张扬本是个人乃至国家的共性，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使之张扬一二并不过分，西楚霸王项羽不也说过，“衣锦而夜行，谁知之者！”何况日本今天并没有什么恶欲野心，它的一只脚已经伸进了文明世界，它无意志也无能力为所欲为。
至于部分日本人的狂妄自大，或下流无行，如一群人跑到珠海去集体嫖娼，更不值得我们衔恨于日本国家和人民。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说，攘外必先安内；或者，欲御外侮者必先自扫门庭。我们难以想象这种事会在欧洲或美国的土地上发生。
这样说，并不是说日本丝毫没有问题。我曾经说过，日本的现代化是未经反思的现代化，它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日本的发达繁荣，没有多少人可以否认；但就此认定日本“文明了”则相当可疑，借用马克思的话，日本还不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日本国民的个体人格成就不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用我的话说，日本人的成年礼是美国人给予并操作的，其生存哲学和政治哲学只是有了成年的形式，尚未能摆脱类人孩的势利和人格依附。那种近乎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既成就了日本的现代化，又大大限制了日本的现代化。日本的政治是一种少有自由的民主政治。它缺乏成人世界真正的正义观念：同情，或西人罗尔斯总结出的自由优先原则。因此，到今天，日本人的羞耻感和历史感都有着极深的前现代印迹，并未经受文明之光的照耀洗礼。无论西方人还是东亚人如何谴责日本人对战犯的敬拜，对罪行的掩饰，都无济于事。实际上，毒气事件、集体嫖娼事件等施加于我们中国人的凌辱行为，本身也反映出日本现代化成就的片面和跛足。
在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这是建基于家国和企业之上的组织化和技术化，在其可以仿效的时候，如西方文明成为其仿效对象的时候，它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在其独立存在并试图创新时，却往往成为文明眼的笑柄和悲剧。工蜂般的经济动物，过劳死，千人斩，集体杀人，集体嫖娼，无不打上了未成年状态的蒙昧、无耻和无义。一国国民在未得到充分社会化和充分个体化的时候，无论其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多高，都不免于未成年状态的某种蒙昧，这种蒙昧甚至打上了兽性的烙印。日本和德国都曾倾一国之力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日本仍在多多少少地证明它，它把私人生活集体化了、把私人领域公开化了，在它眼，没有东亚乃至世界的公共领域和公共产品，有的只是它的位置是否优越，它势利而依附，把相扑的蛮巧、武士道的精神、浮世绘的眼光、不认错的用心乃至临终之死都当作美的如樱花一样的事物欣赏、追慕。日本的现代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解决日本的现代化难题不是我们的义务，西方世界曾经以成人般的强大力量教训过它；作为同样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却需要切实了解日本的现代化并从中吸取教训。事实上，如果我们的眼光宽广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理解，国家犯罪的不得承认、惩处，国民精神的败落、国家社会的真相、真话、真知和正义阙如，也是东方其它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可耻的现象之一。以我们中国为例，无人负责、无人悔过的现象并不少见，至于群己权界意识不明、公私不分、把自己的私处公开化以博功利、以为有趣乃至人生满足快意、把私人领域当作公共领域、不能正当地参与并建设公共领域，等等现象，更是无时无有。当我们谴责、抗议日本时，我们更应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关注日本，我们必须以强健的心态、平视的眼光、理性的原则去关注日本。我们表达民意，我们必须把表达的手段制度化、社会化。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处做出切实有效的努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需要一流的思想家们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以应对不仅属于我们中国人，而且属于我们人类的，情感和认知的急迫性。梁启超后来承认，“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天不道，普天嫉之。”我们今天承认，梁启超也是一个杰出的民族主义者。据说林彪曾说过，他至少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并切实为之努力过的中国同胞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民族主义者。(文/余世存)
民族主义思潮是九十年代以来我国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它跟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思潮一起，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动和参校力量；它由上到下，经历了一个不断下陷的过程，最终落实到无数无名的中国青年心，从而在我们中国表达相融于国际社会的意愿时，******曾指出，“十几亿中国人民的情感意志”是不能被伤害的。
这股民族主义思潮是如何产生、流变的？简单地说，它起始于我们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受挫，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内部受挫，理想主义让位于经验主义，大大改变了现代化上层推动者们的归属、品格和权宜。申奥事件、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事件等等被用来打破改革开放的冷场，国内矛盾外移、社会问题国际化的结果，是一大批社会青年接过了民族主义的利刃，“中国可以说不”，在一种极偶然的情势下必然登场，到克林顿访华、炸使馆事件发生，民众和青年大学生们得到了民族主义的心传，民族主义思潮完成了在中国的落叶生根。
我对我们同胞的民族主义情绪一直深怀同情，其下陷悲怆处，如民间对日索赔、钓鱼岛行动，等等，仍是在以其“血肉之躯”铸成我们新的风景，让人不能仅以沉默表示同情。实际上，在民族自性、民族认同感、民族现代化的政治目的等方面，正是由于缺乏一流的思想家们的论述，以至于民族主义思想下移到民众和社会青年那时，由权谋、机心变得朴实、粗砺，部分恢复了民族主义的真精神，才使得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现象复杂而充满悲喜剧。
具体到日本问题。在涉及到与我们中国人有关的历史问题时，如毒气、战争谢罪和赔款、领土争端等时，需要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并应用各种法律，并为东方民族的和谐相处创新有关法律体系。日本在当代的暴发嘴脸、势利行径，则不值得我们萦怀，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日本横行于东亚乃至世界时，我们可以做一个有尊严的、理性文明的观众，因为张扬本是个人乃至国家的共性，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使之张扬一二并不过分，西楚霸王项羽不也说过，“衣锦而夜行，谁知之者！”何况日本今天并没有什么恶欲野心，它的一只脚已经伸进了文明世界，它无意志也无能力为所欲为。
至于部分日本人的狂妄自大，或下流无行，如一群人跑到珠海去集体嫖娼，更不值得我们衔恨于日本国家和人民。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说，攘外必先安内；或者，欲御外侮者必先自扫门庭。我们难以想象这种事会在欧洲或美国的土地上发生。
这样说，并不是说日本丝毫没有问题。我曾经说过，日本的现代化是未经反思的现代化，它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日本的发达繁荣，没有多少人可以否认；但就此认定日本“文明了”则相当可疑，借用马克思的话，日本还不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日本国民的个体人格成就不高，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用我的话说，日本人的成年礼是美国人给予并操作的，其生存哲学和政治哲学只是有了成年的形式，尚未能摆脱类人孩的势利和人格依附。那种近乎根深蒂固的集体主义既成就了日本的现代化，又大大限制了日本的现代化。日本的政治是一种少有自由的民主政治。它缺乏成人世界真正的正义观念：同情，或西人罗尔斯总结出的自由优先原则。因此，到今天，日本人的羞耻感和历史感都有着极深的前现代印迹，并未经受文明之光的照耀洗礼。无论西方人还是东亚人如何谴责日本人对战犯的敬拜，对罪行的掩饰，都无济于事。实际上，毒气事件、集体嫖娼事件等施加于我们中国人的凌辱行为，本身也反映出日本现代化成就的片面和跛足。
在日本的现代化成就中，最令人惊异的，是它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这是建基于家国和企业之上的组织化和技术化，在其可以仿效的时候，如西方文明成为其仿效对象的时候，它可以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在其独立存在并试图创新时，却往往成为文明眼的笑柄和悲剧。工蜂般的经济动物，过劳死，千人斩，集体杀人，集体嫖娼，无不打上了未成年状态的蒙昧、无耻和无义。一国国民在未得到充分社会化和充分个体化的时候，无论其组织化和技术化程度多高，都不免于未成年状态的某种蒙昧，这种蒙昧甚至打上了兽性的烙印。日本和德国都曾倾一国之力证明了这一点，今天的日本仍在多多少少地证明它，它把私人生活集体化了、把私人领域公开化了，在它眼，没有东亚乃至世界的公共领域和公共产品，有的只是它的位置是否优越，它势利而依附，把相扑的蛮巧、武士道的精神、浮世绘的眼光、不认错的用心乃至临终之死都当作美的如樱花一样的事物欣赏、追慕。日本的现代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解决日本的现代化难题不是我们的义务，西方世界曾经以成人般的强大力量教训过它；作为同样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却需要切实了解日本的现代化并从中吸取教训。事实上，如果我们的眼光宽广一点，我们也许可以理解，国家犯罪的不得承认、惩处，国民精神的败落、国家社会的真相、真话、真知和正义阙如，也是东方其它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可耻的现象之一。以我们中国为例，无人负责、无人悔过的现象并不少见，至于群己权界意识不明、公私不分、把自己的私处公开化以博功利、以为有趣乃至人生满足快意、把私人领域当作公共领域、不能正当地参与并建设公共领域，等等现象，更是无时无有。当我们谴责、抗议日本时，我们更应反思我们自己。我们关注日本，我们必须以强健的心态、平视的眼光、理性的原则去关注日本。我们表达民意，我们必须把表达的手段制度化、社会化。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为中国和日本的共处做出切实有效的努力。 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需要一流的思想家们提供足够的思想资源，以应对不仅属于我们中国人，而且属于我们人类的，情感和认知的急迫性。梁启超后来承认，“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天不道，普天嫉之。”我们今天承认，梁启超也是一个杰出的民族主义者。据说林彪曾说过，他至少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每一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并切实为之努力过的中国同胞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民族主义者。(文/余世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