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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16日深夜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18日的日人珠海集团买春事件，把今年以来针对日本的保钓、反对京沪高铁项目引进“新干线”技术、要求日本尽快解决中国境内的遗留化武问题等民族主义言动再次推向了高潮。到目前为止，虽然各方面的描述和报道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出入，有待澄清，来自公安部门的“权威”调查结果也尚未公布，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对事件性质的理解和全貌的把握。
据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此事件之所以会在中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主要是因为如下三个因素：首先，“买春团”不是来自美国、德国或新加坡（这几个国家均为海外“性旅游”的发达国家），而是来自与中国在历史上有宿怨的国家――日本，这种历史宿怨又恰恰尚未了结，一直拖到今天，成了反复引发双方龃龉的“病灶”所在；其次，事件发生于今年9・18――“国耻日”前后，保钓、反对新干线、“8・4”齐市毒气泄漏事件……在情绪上还处于亢奋和敏感状态的国人的伤疤，又被狠狠地戳了一下；再次，一些日人的有明显挑衅嫌疑的言行（虽然明显是“酒后失言”），唤醒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激起普遍的愤懑，使事件的性质升级：比如成群结队的日人在公共空间（酒店大厅、电梯、走廊等）公然对中国“小姐”动手动脚，举止淫亵；比如要在酒店大厅里悬挂日本国旗（后被酒店方面拒绝，未果）；比如公然放言（当然时通过中国翻译），“我们就是来玩中国姑娘的”等等。
事件的被曝光，使中国和国际社会再次看到了日本观光客海外“性之旅”问题的冰山一角，给今年以来本来就已经一波三折的中日关系再添新堵。美国《纽约时报》9月29日发表文章指出，“在中日关系非常敏感的时候，日本大批游客在中国珠海集体嫖娼，这起事件将进一步损害中日关系。”“此前，侵华日军遗弃芥子气伤害中国建筑工人一事已经对中日关系构成了危害。”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衣着光鲜、崇尚礼仪的“文雅”民族缘何在海外如此出丑？日本人怎么了？笔者试图从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寻找问题的答案。
性对日本人从来不是问题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如此描述日本人：“……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
与中国文化相比，日本传统文化中保留着更多的自然情欲、本能冲动的原始状态和非理性因素，这从其民间流传的众多神话故事、浓厚的神道观念和延续至今的民间“行事”（传统仪式）中可见一斑。按照我国当代哲学家李泽厚的解释，日本虽然从中国输入了朱子学和阳明学，但其神道与经验论结合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特别是没有致力于各种意念、情欲具体的理性化和“合理化”（即道德化）。古学派的太宰春台（1680-1749）曾坦言道：
“凡圣人之教，论人心底的善恶，绝无其事。……守先王之礼，处事用先王之义，外具君子之仪容者，是即为君子，并不问其内心如何也。”
“夫圣人之道，心中虽起恶念，尚能持守礼法，使其恶念不滋，身弗行不善，亦即谓之君子。故虽萌恶念于心中，亦不以之为罪……”
这与中国儒学强调内在心性修养、“乐而不淫”的文化传统相比较，其分野至为明显，恐怕也是日本人所以会形成一方面是极端的自我克制和压抑，一方面是极端的自我放纵和发泄的双重性格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一种他律强制的外在理性约束和内在情欲冲动的非理性展露之间的矛盾。借用鲁迅的话说，叫“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当然鲁迅的原话并不是在说日本人）。难怪此次事件被中方曝光，日本一家色情报纸在采访了组团到珠海嫖妓的建筑公司之后，津津乐道地报道说：“这次组团到珠海的公司职员在业绩上表现特佳，不管是在工作上或在玩女人上，都是全力以赴……”
只要对这种东洋社会成色特殊的文化土壤有所了解，你就不会奇怪在这个连说话都是柔声细语的文雅民族的文化中，为何蕴藏了如此之多的性和暴力的元素：被绳子捆绑着的裸体女人的照片不加掩饰地刊登在大众纸媒上，甚至跟最严肃的话题放同一版面；酷刑的场面在电视中，甚至在少儿节目中也比比皆是；走在在大街上，到处有人配送妙龄美少女笑容暧昧的“风俗”广告；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上班族在通勤的满员电车里旁若无人地阅读有明显施虐―受虐倾向的黄色小说或漫画……
对日本情色文化深有研究的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并不是说，在东京的大街上看到的现象要比泰晤士广场或者阿姆斯特丹得到的东西更荒诞，事实上后者比起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不同的是，前者更是作为生活主流的一部分，较为公开地被人们所接受……人们并不需要声明性和暴力仅仅迎合少数不道德的人的心理，因为这些幻想没有被看作是邪恶的，而且，也不局限于少数人。否则，那个国家（指日本）的电视台和周刊还有何作为呢？”
这样的文化风土还使人们对那些针对女性的性侵犯和性暴力的反应变得迟钝、麻木，异常地“宽容”。很多中国人听说过一种用处女的裸身盛载食物的“女盛”寿司宴，食客们边吃边评论“美极了”；90年代初，东京、大阪等地时兴“无内衣火锅”，店内的地板为特制的反光玻璃，透过“地板”，端着托盘往来穿梭的女侍的“裙底风光”一览无余；去年，著名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一群学生流氓对女大学生实施集体暴行事件被曝光后，日本原总务厅长官太田诚一居然对外界表态说：“实施强奸的人有活力，我看还是属于接近正常的吧。”舆论大哗。最后在一些女政治家和女性团体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收回了这个肯定强奸者活力的“功能派”问题发言并道了歉。
文化相对主义：国内和国外
岛国日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外有别”意识，对外国和“外人”（日语，Gaijin，即外国人）天然地抱有深刻的不信任感。虽然在历史上，出于自身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曾经历过向中国、荷兰、德国和美国学习的阶段，但基本上停留在文化“拿来主义”的层面，即只把那些自认为是有价值、先进的文化拿来为我所用。尤其是近代以来，“和魂洋才”成为日本应对西方挑战的基本对策和战略，与中国近代的“中体西用”相类似。虽然就其结果而言，两者一成一败，似不可同日而语，但“洋才”与“西用”大体相当，主要是指输入和培育西方的教育、科技、工艺等知识和人才，要说差异，问题恐怕就出在“和魂”与“中体”的不同上（两国文化对性问题的不同取舍当然也应该看作是差异之一）。兹事体大，远非本文所能驾御和深究，姑且不表。
日本虽然崇尚国货，但决不排斥那些品质优良的“舶来品”。而且，大凡海外名牌，在日本大都拥有相对固定的庞大的拥趸群，从德国的“莱卡”相机、“奔驰”汽车，到法国的化妆品，从意大利的时装，到美国的IBM电脑和好莱坞电影……不一而足。但是，日本人的“拿来主义”吝啬而实用，他们只拿“恰到好处”的那一点，决不多拿一分。换句话说，物是物，人是人，爱屋一般不会及乌。东西，人家的也有好的，但人，还是自己的好。不然的话，如今遍地的“Made in China”，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亲近感”怎么倒大不如前了呢？
虽然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对外来文化取舍的标准，不独日本所专有，但由于日本人在文化上过度自尊、对他人（“外人”）过度戒备的民族性格的缘故，文化相对主义惟日本为甚，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全球化”的今天日本备受批判的焦点之一。这种只见容自己人不见容他人（“外人”）、凡事总拿自己的“国情”说事、甚至不惜把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的品性，不仅表现在对历史问题和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理解上，而且还表现在类似此次珠海买春事件这样的问题上：既然日本国内有红灯区，日本人可以去那里理直气壮地消费、淫乐，那么为什么一群同僚在白天以日本方式“慰安观光”，晚上开完了“慰安酒会”之后，不可以再次以日本方式进入下一个“慰安”节目呢？这不就像在大阪、名古屋时下班后的“梯子酒”一样简单、自然，水到渠成吗？尤其是在“中方”已经做好了一切周详的“安排”（事先“调整”客房，令中国客人搬走，让日本客人尽量下榻在同一楼层；在短短的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从广深等地火速调集数百名“小姐”，安排大客车和驳船接人，把人直接派遣至酒店大厅……）之后，事情明摆着已经是写在团组成员人手一张的日程表上的一项“议程”，万事俱备，只欠实施了。
难怪“9?18”前一天的深夜，亢进的日本游客聚集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的大厅里，怀里揽着中国“小姐”又是拍照，又是张罗着悬挂日本国旗，还“口无遮拦”地扬言“我们就是来玩中国姑娘的”，整个一如入无人之境，“直把他乡当故乡”了。
“日本株式会社”：一亿社员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曾如此描述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日本观光客的形象：“……1970年代早期，闾谈巷议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那些财大气粗、上蹿下跳的美国旅行家们被那些满脑子团体主义思想的日本游客的神话故事所取代。这些人刚被超值日元的奇迹从他们囚禁的岛国上搭救出来，常常雄赳赳地挎着两部照相机，屁股上一边挂一个。”
作为中国人，我们早已习惯了头戴小帽、穿旅游鞋、成群结队、走街串巷的日本观光客的存在。他们白天穿梭于旅游景点，到点就餐，晚间则被“安排”到那些专门面向日本人的娱乐场所，一边享用着他们伟大的发明――卡拉OK，一边在高级洋酒的微醺和东洋演歌的氛围中享用他们眼里异国情调的“大陆美人”。这样的专做日本人生意的声色场所比比皆是，仅笔者所在的城市，就有什么“小百合”、“六本木”、“枫”、“昂”等等。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日本人完全可以模仿革命导师的经典口吻骄傲地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凭借日本卡拉OK的熟悉的旋律找到同志和朋友。
日本在1960-70年代的经济高增长期，有“日本株式会社”和“一亿中流”的说法。意思是说工业发达国家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大会社，全国人民都是它的“会社员”，大家生活方式相似，生活水平相当，都是中产阶级――所谓“一亿中流”。
据报道，此次珠海事件事发的当天夜里，日本人在酒店大厅里打出了“热烈庆祝平成株式会社成立15周年”的标语。而据笔者调查，日本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家公司，所谓“平成株式会社”，笔者怀疑就像“日本株式会社”一样，根本就是一家架空的“公司”，而今年又恰好是日本的“平成15年”。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在酒店里打出标语，也多半是像要求悬挂日本国旗一样，是一种酒后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的日本人有意无意的挑衅之举。
正如我们观察日本观光旅游团所了解到的，现代日本仍是一个以集体为主的社会。个人的欲望从属于集体的要求，而个人的权利的观念在日本还没有被充分理解。不只一位首相或者大公司的CEO喜欢强调，“以和为贵”、“和”为日本之“道”的核心。那种一个日本人如何，两个日本人如何，三个日本人又如何的陈词滥调不说也罢，反正一群日本人扎堆，似乎是件挺可怕的事。
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个人权利的伸张，从而防止其对集体和谐的破坏。虽然有人可能私下持异议，但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遮蔽。在这个过程中，日语柔和、暧昧的表达方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殊的句法结构使人说起话来像是在寻求别人的赞同，哪怕有冲突时也总是以这样的句式开始：当然，您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如此，表面的“和谐”顷刻就统一了大家的意志，哪怕这种“和谐”指向一个极其恐怖的方向，个体也无能为力。
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这个层面：那个被村里人救了一命的鬼子在和村里人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时候，也许真的怀抱了一丝感恩的真诚。但当形势陡变，杀戒大开之后，他个人的意志和仅剩的一点真诚也就立马瓦解，荡然无存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战时在“慰安”设施里排队“解决问题”的日本军人，还是此次珠海集团买春事件中的日本“先进生产者”，其民族性使然的“集团性格”可以说完全没有变化。否则，这数百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家酒店集体放炮的行为就无论如何无法解释。
(《世纪中国》文：刘柠）
据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此事件之所以会在中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主要是因为如下三个因素：首先，“买春团”不是来自美国、德国或新加坡（这几个国家均为海外“性旅游”的发达国家），而是来自与中国在历史上有宿怨的国家――日本，这种历史宿怨又恰恰尚未了结，一直拖到今天，成了反复引发双方龃龉的“病灶”所在；其次，事件发生于今年9・18――“国耻日”前后，保钓、反对新干线、“8・4”齐市毒气泄漏事件……在情绪上还处于亢奋和敏感状态的国人的伤疤，又被狠狠地戳了一下；再次，一些日人的有明显挑衅嫌疑的言行（虽然明显是“酒后失言”），唤醒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激起普遍的愤懑，使事件的性质升级：比如成群结队的日人在公共空间（酒店大厅、电梯、走廊等）公然对中国“小姐”动手动脚，举止淫亵；比如要在酒店大厅里悬挂日本国旗（后被酒店方面拒绝，未果）；比如公然放言（当然时通过中国翻译），“我们就是来玩中国姑娘的”等等。
事件的被曝光，使中国和国际社会再次看到了日本观光客海外“性之旅”问题的冰山一角，给今年以来本来就已经一波三折的中日关系再添新堵。美国《纽约时报》9月29日发表文章指出，“在中日关系非常敏感的时候，日本大批游客在中国珠海集体嫖娼，这起事件将进一步损害中日关系。”“此前，侵华日军遗弃芥子气伤害中国建筑工人一事已经对中日关系构成了危害。”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个衣着光鲜、崇尚礼仪的“文雅”民族缘何在海外如此出丑？日本人怎么了？笔者试图从日本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来寻找问题的答案。
性对日本人从来不是问题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如此描述日本人：“……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所征服。”
与中国文化相比，日本传统文化中保留着更多的自然情欲、本能冲动的原始状态和非理性因素，这从其民间流传的众多神话故事、浓厚的神道观念和延续至今的民间“行事”（传统仪式）中可见一斑。按照我国当代哲学家李泽厚的解释，日本虽然从中国输入了朱子学和阳明学，但其神道与经验论结合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特别是没有致力于各种意念、情欲具体的理性化和“合理化”（即道德化）。古学派的太宰春台（1680-1749）曾坦言道：
“凡圣人之教，论人心底的善恶，绝无其事。……守先王之礼，处事用先王之义，外具君子之仪容者，是即为君子，并不问其内心如何也。”
“夫圣人之道，心中虽起恶念，尚能持守礼法，使其恶念不滋，身弗行不善，亦即谓之君子。故虽萌恶念于心中，亦不以之为罪……”
这与中国儒学强调内在心性修养、“乐而不淫”的文化传统相比较，其分野至为明显，恐怕也是日本人所以会形成一方面是极端的自我克制和压抑，一方面是极端的自我放纵和发泄的双重性格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一种他律强制的外在理性约束和内在情欲冲动的非理性展露之间的矛盾。借用鲁迅的话说，叫“一面是庄严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当然鲁迅的原话并不是在说日本人）。难怪此次事件被中方曝光，日本一家色情报纸在采访了组团到珠海嫖妓的建筑公司之后，津津乐道地报道说：“这次组团到珠海的公司职员在业绩上表现特佳，不管是在工作上或在玩女人上，都是全力以赴……”
只要对这种东洋社会成色特殊的文化土壤有所了解，你就不会奇怪在这个连说话都是柔声细语的文雅民族的文化中，为何蕴藏了如此之多的性和暴力的元素：被绳子捆绑着的裸体女人的照片不加掩饰地刊登在大众纸媒上，甚至跟最严肃的话题放同一版面；酷刑的场面在电视中，甚至在少儿节目中也比比皆是；走在在大街上，到处有人配送妙龄美少女笑容暧昧的“风俗”广告；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上班族在通勤的满员电车里旁若无人地阅读有明显施虐―受虐倾向的黄色小说或漫画……
对日本情色文化深有研究的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并不是说，在东京的大街上看到的现象要比泰晤士广场或者阿姆斯特丹得到的东西更荒诞，事实上后者比起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不同的是，前者更是作为生活主流的一部分，较为公开地被人们所接受……人们并不需要声明性和暴力仅仅迎合少数不道德的人的心理，因为这些幻想没有被看作是邪恶的，而且，也不局限于少数人。否则，那个国家（指日本）的电视台和周刊还有何作为呢？”
这样的文化风土还使人们对那些针对女性的性侵犯和性暴力的反应变得迟钝、麻木，异常地“宽容”。很多中国人听说过一种用处女的裸身盛载食物的“女盛”寿司宴，食客们边吃边评论“美极了”；90年代初，东京、大阪等地时兴“无内衣火锅”，店内的地板为特制的反光玻璃，透过“地板”，端着托盘往来穿梭的女侍的“裙底风光”一览无余；去年，著名私立大学早稻田大学一群学生流氓对女大学生实施集体暴行事件被曝光后，日本原总务厅长官太田诚一居然对外界表态说：“实施强奸的人有活力，我看还是属于接近正常的吧。”舆论大哗。最后在一些女政治家和女性团体的压力下，才不得不收回了这个肯定强奸者活力的“功能派”问题发言并道了歉。
文化相对主义：国内和国外
岛国日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外有别”意识，对外国和“外人”（日语，Gaijin，即外国人）天然地抱有深刻的不信任感。虽然在历史上，出于自身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曾经历过向中国、荷兰、德国和美国学习的阶段，但基本上停留在文化“拿来主义”的层面，即只把那些自认为是有价值、先进的文化拿来为我所用。尤其是近代以来，“和魂洋才”成为日本应对西方挑战的基本对策和战略，与中国近代的“中体西用”相类似。虽然就其结果而言，两者一成一败，似不可同日而语，但“洋才”与“西用”大体相当，主要是指输入和培育西方的教育、科技、工艺等知识和人才，要说差异，问题恐怕就出在“和魂”与“中体”的不同上（两国文化对性问题的不同取舍当然也应该看作是差异之一）。兹事体大，远非本文所能驾御和深究，姑且不表。
日本虽然崇尚国货，但决不排斥那些品质优良的“舶来品”。而且，大凡海外名牌，在日本大都拥有相对固定的庞大的拥趸群，从德国的“莱卡”相机、“奔驰”汽车，到法国的化妆品，从意大利的时装，到美国的IBM电脑和好莱坞电影……不一而足。但是，日本人的“拿来主义”吝啬而实用，他们只拿“恰到好处”的那一点，决不多拿一分。换句话说，物是物，人是人，爱屋一般不会及乌。东西，人家的也有好的，但人，还是自己的好。不然的话，如今遍地的“Made in China”，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亲近感”怎么倒大不如前了呢？
虽然文化相对主义作为一种对外来文化取舍的标准，不独日本所专有，但由于日本人在文化上过度自尊、对他人（“外人”）过度戒备的民族性格的缘故，文化相对主义惟日本为甚，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是“全球化”的今天日本备受批判的焦点之一。这种只见容自己人不见容他人（“外人”）、凡事总拿自己的“国情”说事、甚至不惜把自己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人的品性，不仅表现在对历史问题和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理解上，而且还表现在类似此次珠海买春事件这样的问题上：既然日本国内有红灯区，日本人可以去那里理直气壮地消费、淫乐，那么为什么一群同僚在白天以日本方式“慰安观光”，晚上开完了“慰安酒会”之后，不可以再次以日本方式进入下一个“慰安”节目呢？这不就像在大阪、名古屋时下班后的“梯子酒”一样简单、自然，水到渠成吗？尤其是在“中方”已经做好了一切周详的“安排”（事先“调整”客房，令中国客人搬走，让日本客人尽量下榻在同一楼层；在短短的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从广深等地火速调集数百名“小姐”，安排大客车和驳船接人，把人直接派遣至酒店大厅……）之后，事情明摆着已经是写在团组成员人手一张的日程表上的一项“议程”，万事俱备，只欠实施了。
难怪“9?18”前一天的深夜，亢进的日本游客聚集在“珠海国际会议中心”的大厅里，怀里揽着中国“小姐”又是拍照，又是张罗着悬挂日本国旗，还“口无遮拦”地扬言“我们就是来玩中国姑娘的”，整个一如入无人之境，“直把他乡当故乡”了。
“日本株式会社”：一亿社员
美国学者苏珊・桑塔格曾如此描述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日本观光客的形象：“……1970年代早期，闾谈巷议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那些财大气粗、上蹿下跳的美国旅行家们被那些满脑子团体主义思想的日本游客的神话故事所取代。这些人刚被超值日元的奇迹从他们囚禁的岛国上搭救出来，常常雄赳赳地挎着两部照相机，屁股上一边挂一个。”
作为中国人，我们早已习惯了头戴小帽、穿旅游鞋、成群结队、走街串巷的日本观光客的存在。他们白天穿梭于旅游景点，到点就餐，晚间则被“安排”到那些专门面向日本人的娱乐场所，一边享用着他们伟大的发明――卡拉OK，一边在高级洋酒的微醺和东洋演歌的氛围中享用他们眼里异国情调的“大陆美人”。这样的专做日本人生意的声色场所比比皆是，仅笔者所在的城市，就有什么“小百合”、“六本木”、“枫”、“昂”等等。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日本人完全可以模仿革命导师的经典口吻骄傲地说，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凭借日本卡拉OK的熟悉的旋律找到同志和朋友。
日本在1960-70年代的经济高增长期，有“日本株式会社”和“一亿中流”的说法。意思是说工业发达国家日本本身就是一个大会社，全国人民都是它的“会社员”，大家生活方式相似，生活水平相当，都是中产阶级――所谓“一亿中流”。
据报道，此次珠海事件事发的当天夜里，日本人在酒店大厅里打出了“热烈庆祝平成株式会社成立15周年”的标语。而据笔者调查，日本国内根本就没有这样一家公司，所谓“平成株式会社”，笔者怀疑就像“日本株式会社”一样，根本就是一家架空的“公司”，而今年又恰好是日本的“平成15年”。所以，笔者有理由认为，在酒店里打出标语，也多半是像要求悬挂日本国旗一样，是一种酒后处于极度兴奋状态的日本人有意无意的挑衅之举。
正如我们观察日本观光旅游团所了解到的，现代日本仍是一个以集体为主的社会。个人的欲望从属于集体的要求，而个人的权利的观念在日本还没有被充分理解。不只一位首相或者大公司的CEO喜欢强调，“以和为贵”、“和”为日本之“道”的核心。那种一个日本人如何，两个日本人如何，三个日本人又如何的陈词滥调不说也罢，反正一群日本人扎堆，似乎是件挺可怕的事。
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有效地阻止了个人权利的伸张，从而防止其对集体和谐的破坏。虽然有人可能私下持异议，但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遮蔽。在这个过程中，日语柔和、暧昧的表达方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特殊的句法结构使人说起话来像是在寻求别人的赞同，哪怕有冲突时也总是以这样的句式开始：当然，您是完全正确的，不过……如此，表面的“和谐”顷刻就统一了大家的意志，哪怕这种“和谐”指向一个极其恐怖的方向，个体也无能为力。
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这个层面：那个被村里人救了一命的鬼子在和村里人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的时候，也许真的怀抱了一丝感恩的真诚。但当形势陡变，杀戒大开之后，他个人的意志和仅剩的一点真诚也就立马瓦解，荡然无存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战时在“慰安”设施里排队“解决问题”的日本军人，还是此次珠海集团买春事件中的日本“先进生产者”，其民族性使然的“集团性格”可以说完全没有变化。否则，这数百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家酒店集体放炮的行为就无论如何无法解释。
(《世纪中国》文：刘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