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ulei
干部。干是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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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应为国家权力的归位欢呼
桑德布:法国利用国家权力启动对科技巨头的征税,此事的启示是,将国家权力用于政治目的或许正是维持自由秩序所需要的。
对照英文
更新于2019年8月19日 03:50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桑德布
7月中旬,世界七大发达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在法国尚蒂伊(Chantilly)会晤时,就改革针对跨国公司的征税方法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法国计划对谷歌(Google)和Facebook等全球科技集团在法国的业务征收全国销售税,美国官员对此感到愤怒。无论美国将单边税收举措视为对本国企业的突袭有没有道理,它的反对都显然为七国集团(G7)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增添了紧迫性。
在这件事里,明显的启示是,一个国家单独采取行动,可能会迫使本来不愿合作的其他国家合作。不那么明显但更重要的启示是,单一民族国家仍然拥有大于我们想象的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权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跨国公司一直被允许使用侮辱别人智商的手段来逃避税收,这些逃避手段完全合法,但依然可恶至极。(还记得爱尔兰税法中可笑的一点吗?该税法允许科技公司在爱尔兰设立不属于任何一国税收居民的子公司,从而实现避税。)我们被告知,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在所有人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修改对资本征税的规则才能成功——而西方各国的政治建制派都表示,要达成这样的共识非常困难。
因此,当法国政府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科技巨头征税,而且西班牙和英国也宣布有意效仿时,他们的公民有权说一句:“早干嘛去了?”事实证明,当一个国家失去耐心时——巴黎方面表示,如果达成令人满意的国际协议,它将取消这项税收——它拥有的权力比许多人过去认为的都要大。
同样的道理在税收之外的很多地方也成立:情况危急时,过去人们认为难以置信的事情也变得可以考虑——看看2013年发生在塞浦路斯的银行债务减记,或者即将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呼吁调整欧盟进口产品的碳边境调节税。国家口中的无能为力似乎只是唬人的。
国家自称无能为力至少在同样程度上跟如今受到威胁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一样,是上世纪90年代的遗留问题。当今政治经常被视为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抵制。但更接近事实的是,这种反应针对的是技术官僚治国取代政治、制度设计取代政策制定,而且国家往往更倾向于克制地行使权力,而不是积极地行使权力。
这种结果是一种政治宿命论——并不是失败主义——人们有时会丧气地想“没有别的选择”,这助长了政治宿命论。面对不平等和萧条,是这种后天形成的无助感、而不是对全球化本身的任何敌意,推动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传统政党的排斥。
民粹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英国退欧派(Brexiters)、意大利的联盟党(League)——成功揭穿了建制派唬人的说法。从字面上看,“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并不是对打破自由世界秩序的呼吁。从表面上看(不过从最深刻的角度看同样如此),它们是主张要利用国家权力,无视规则程序上的细枝末节。
而实际上,这些政治人士利用国家权力达到不为人知的目的,包括解除束缚他们手脚的必要制衡机制。但是,我们应该把他们的具体行动同这些行动所证明的事情(即国家权力确实存在且能够使用)分开来看。
如果强势民粹主义的崛起能够无意中提醒我们当中崇拜规则的国际主义者,国家依然拥有多大自主决定权,那么它的崛起倒也不无益处。正如法国的税收举措展示的那样,如果国家重新发挥起作用,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在更大程度上将国家权力用于政治目的,或许正是自由秩序需要的。
桑德布:法国利用国家权力启动对科技巨头的征税,此事的启示是,将国家权力用于政治目的或许正是维持自由秩序所需要的。
对照英文
更新于2019年8月19日 03:50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桑德布
7月中旬,世界七大发达经济体的财政部长在法国尚蒂伊(Chantilly)会晤时,就改革针对跨国公司的征税方法进行了紧张的讨论。法国计划对谷歌(Google)和Facebook等全球科技集团在法国的业务征收全国销售税,美国官员对此感到愤怒。无论美国将单边税收举措视为对本国企业的突袭有没有道理,它的反对都显然为七国集团(G7)改革国际税收规则增添了紧迫性。
在这件事里,明显的启示是,一个国家单独采取行动,可能会迫使本来不愿合作的其他国家合作。不那么明显但更重要的启示是,单一民族国家仍然拥有大于我们想象的单方面采取行动的权力。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跨国公司一直被允许使用侮辱别人智商的手段来逃避税收,这些逃避手段完全合法,但依然可恶至极。(还记得爱尔兰税法中可笑的一点吗?该税法允许科技公司在爱尔兰设立不属于任何一国税收居民的子公司,从而实现避税。)我们被告知,在全球化时代,只有在所有人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修改对资本征税的规则才能成功——而西方各国的政治建制派都表示,要达成这样的共识非常困难。
因此,当法国政府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科技巨头征税,而且西班牙和英国也宣布有意效仿时,他们的公民有权说一句:“早干嘛去了?”事实证明,当一个国家失去耐心时——巴黎方面表示,如果达成令人满意的国际协议,它将取消这项税收——它拥有的权力比许多人过去认为的都要大。
同样的道理在税收之外的很多地方也成立:情况危急时,过去人们认为难以置信的事情也变得可以考虑——看看2013年发生在塞浦路斯的银行债务减记,或者即将上任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呼吁调整欧盟进口产品的碳边境调节税。国家口中的无能为力似乎只是唬人的。
国家自称无能为力至少在同样程度上跟如今受到威胁的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一样,是上世纪90年代的遗留问题。当今政治经常被视为对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抵制。但更接近事实的是,这种反应针对的是技术官僚治国取代政治、制度设计取代政策制定,而且国家往往更倾向于克制地行使权力,而不是积极地行使权力。
这种结果是一种政治宿命论——并不是失败主义——人们有时会丧气地想“没有别的选择”,这助长了政治宿命论。面对不平等和萧条,是这种后天形成的无助感、而不是对全球化本身的任何敌意,推动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对传统政党的排斥。
民粹主义者——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英国退欧派(Brexiters)、意大利的联盟党(League)——成功揭穿了建制派唬人的说法。从字面上看,“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并不是对打破自由世界秩序的呼吁。从表面上看(不过从最深刻的角度看同样如此),它们是主张要利用国家权力,无视规则程序上的细枝末节。
而实际上,这些政治人士利用国家权力达到不为人知的目的,包括解除束缚他们手脚的必要制衡机制。但是,我们应该把他们的具体行动同这些行动所证明的事情(即国家权力确实存在且能够使用)分开来看。
如果强势民粹主义的崛起能够无意中提醒我们当中崇拜规则的国际主义者,国家依然拥有多大自主决定权,那么它的崛起倒也不无益处。正如法国的税收举措展示的那样,如果国家重新发挥起作用,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在更大程度上将国家权力用于政治目的,或许正是自由秩序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