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何还不出手？在持续的暴力冲突之后，尤其是香港机场近乎瘫痪且发生恶性殴打内地游客和记者的事件后，很多人都在如此追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博士在接受多维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香港亟需要一场思想大辩论，以积极型的“一国两制”来完成漫长的、面向“一国”的转型正义。
示威者通过不合作运动令香港社会处于停摆状态。（Reuters）
多维：香港反修例风波持续至今，很多人都在问两个问题：香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地步的？接下来，要怎么办？关于第一个问题，有着香港的小气候，也有着世界范围内的大气候，而且早已不是聚焦于反修例可以解释的了。对于第二个问题，外界都在猜测，北京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尤其香港机场接连发生暴力劫持、殴打内地游客和记者的事件后，民意大多在呼吁“北京赶紧出手”。对此你怎么看？
田飞龙：反修例是导火索，但它带动了一个大气候，造成了香港社会的某种“蝴蝶效应”，放大加总成持续性的全港抗争。香港社会需要来一次大辩论和思想大解放，它的意义就如同1978年中国所展开的改革开放大辩论一样，香港这次要有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辩论，或者“两制”面向“一国”的大辩论。香港的前途与命运再也不能简单地回避原来的结构性问题了，这个结构性问题就是“两制”与“一国”关系的重新厘定，必须认真思考、适应和融入这个曾在“远处”、如今不断现实化的、具体的“政治中国”了。
1997年回归的时候由于保持了太多的现状不变，以至于大部分的香港人仿佛香港没回归似的，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回归这一基本政治事实的影响。久而久之，随着“一国”对“两制”的整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变，从引进外资到输出资本，香港角色需要适应国家的转变。虽然“两制”没变，但是“一国”在变化，“两制”要适应“一国”的变化。这次事件就是在“一国”变化的适应过程当中，香港出现了不适应，出现了抗拒，出现了一种企图通过本土分离来寻求安全感的集体行动。
这个集体行动源自对“一国”融合进程的原则性恐惧，因而会附着到任何议题上：可以在占中运动上，占中希望通过普选追求完全自治；可以在一地两检上，拒绝内地高铁经济网的整合；也可以在反修例上，用这种安全价值危机触及每一个人的心灵，实际上达到在政治上凸现“两制”差异、迟缓“两制”融合进程甚至拒绝大湾区的整合发展的政治目的。这种集体行动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对旧香港的怀念，对一种背靠欧美全球化体系的严格追随，忘记了在“一国两制”当中香港最终是要跟国家走的，最终是要学会在国家动态调整的经济战略当中寻找到香港的地位角色优势转化的路径。这不仅是“一国两制”得以存续发展的正当性基础，也是香港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最大机遇所在。但对这种与国家的辩证微妙关系，香港很多精英青年人都没有认识到。他们也并不懂得，“一国两制”的存续必须要香港对国家有持续的贡献，这样它才得配继续享有高度自治地位。
此外，香港对国家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增长，这其实是“一国两制”内部微妙之处，我称之为是国家理性所在，也是其得以持续正当化的制度原理。反修例运动迟缓的这一融合发展进程，枉顾了国家的一片苦心，尤其是罔顾了在大湾区当中国家给香港搭上快速发展列车的优先安排，香港真正具有一种滑向边缘地位的危险。在大湾区整合当中它可能会是一个被动、消极的角色，抓不住关键机遇，甚至不理解这种机遇的历史与政治属性。经过这次运动，不管以如何的方式收场，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参与大湾区的积极性及政策上能动性都会大大削弱，这对于香港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非常不利。黑衣青年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在毁掉什么。
陈冠中先生有个观点认为，二战后香港社会的意外成功造成了香港人的虚骄，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在“爱国”与“民主”两个基本价值上均未交出合格答卷，因而无法建构出一种基于“国家”的优良管治。吕大乐先生也曾尖锐指出，“尴尬的香港，仍在风雨中”，香港人并未真正做好理解与适应“一国两制”的精神与能力准备。这些敏锐的“香港文化人”的见解，颇有穿透力。
多维：忽略“一国”放大“两制”固然有香港自身的原因，但北京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放任自流，也加剧了港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认识，以为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就可以大功告成。
田飞龙：香港人最喜欢的“一国两制”解释方式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但这种解释方式有片面性，只是“一国两制”最初发展阶段的一种均衡方式，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一国”与“两制”不是对等割据的关系。“一国两制”里面既然香港得享有高度自治的地位，它对应的一个对价性的义务就是香港能够持续对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如果香港不能寻找到这样一种新的贡献方式，“一国两制”在内地民意当中，在中央决策层就会存在正当性疑问，这是义务性方面。同时这种义务性方面也对应香港能够优先抓住国家发展的机遇，因为它的特殊地位，它的国际性的优势能够在承担这种对国家有贡献的义务的同时，获得自己最好的发展机会。既然是动态地贡献于国家，就必然涉及与国家发展大局及治理体系日益紧密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政治强制，而是宪制整合，也适应了地缘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你提到北京如何反思，过去22年确实有很多方面没有做好，但是这不能完全归责于中央，比如“23条立法”不是因为中央而撤回的，国民教育计划不是因为中央而搁置的，其中有香港社会自身的原因。可以说，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相对局限于本地知识和本地事务，缺乏国家眼光和作为，因而不能自觉及有力地承担“两制”面向“一国”的回溯性建构，还有香港的社会文化精英在对抗国家、追求香港本土性的过程当中，一步步塑造了今天香港社会的精神及青年人的价值观。其实国家有很多很重要的、整合性的政策步骤能够帮助香港完成精神转型与角色适应，但因为香港社会文化精英的自私，缺乏战略思维，而丧失了机会窗口，导致问题越积越严重。回归以来，中央始终没有放弃从战略层面思考香港怎么样一步步在“一国两制”当中适应国家的发展调整，十八大以来的融合发展取向则更为显著，但是香港社会自身不敏感，不珍惜，甚至有意抵制，罔顾机遇，因而需要有更多的反思，是它与国家之间脱轨越来越严重。
多维：我们一直在呼吁，香港要完成“二次回归”，也就是人心回归。而实现二次回归的路径，就是将原来消极的、区隔的、被动的“一国两制”转向积极的、融合的、主动的“一国两制”。有一种说法认为，过去北京就是太积极了，才有了今天的“果”。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怎样的“积极”一国两制，才是真正有效的？
田飞龙：当我们说转变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主体的责任会落到香港那边，因为国家的精神早就从消极转向积极了。国家处于整个“一国两制”的立法者、塑造者和最终责任人的地位，所以在宏观框架上不断保障及塑造“一国两制”。可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香港社会并没有做好适应国家战略调整做出自身改变的准备，精神的准备、物质的准备都没有做好。
目前的情形可以用一幅漫画来形容：国家在快跑，一根绳拖着香港，香港就在原地不动，甚至反向拖延，就是这种尴尬不协调的状态。国家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高瞻远瞩，双创战略，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可是香港要停步不前，香港只要保持自己的，只要“小确幸”，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香港从来就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香港是在借来的时光、借来的机遇当中成就成今天这个状态的，所以今天仍然要借时光。
港人对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地产商有着复杂的感情。（VCG）
这个时光从哪儿来？只能从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当中来，而绝无可能从“逆全球化”的欧美世界来。香港未能从国家新的战略发展当中借取这个时光和机遇，这是香港奋斗精神的衰退。虽然大家很恨李嘉诚，可是李嘉诚这些人懂得在“一国两制”当中怎么样多面取利，怎么样利用内地市场和内地改革开放的机会，同时也知道如何在英美市场上做平衡。虽然李嘉诚们造成了高房价，买不起房的普通人恨不得“食肉寝皮”，可是他们的精神里面有一些是今天的香港青年仍然需要学习的，作为狮子山精神的“爱拼才会赢”的积极进取伦理并未过时。香港青年今天错误地认为他们一人一票选出特首就一定能改变现状，可是对比那些已经普选的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状况，也并未有多少改善，甚至变得更差了。而且普选未必不利于李嘉诚那样的人更好地影响甚至支配香港政局，也许选出的特首是更加代表李嘉诚利益的人。
相反，如果是由选举委员会这种间接选举机制，那么中央还有一定的可能性来平衡利益，并且中央还可以在超出香港的管制范围之内，比如说在大湾区主动回应及配置给香港青年更多的利益和发展机会。但是真要一人一票选特首的话，香港局限于本地化的倾向就会更加严重，就会更加脱钩于国家发展，就可能在自身的范畴里面被锁死了。一人一票选特首，打破不了香港现在的既得利益格局，事实上中央提出的超出香港范畴的“大湾区”战略框架，反而是颇具香港地产霸权、官商合谋格局的有利机制，形成外部制衡和控制。当然，香港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全力抵制这种帮助香港人解困的“外线发展”路径，因为这一发展尽管有利于所有香港人，却不利益既得霸权及利益的完全控制和延续。将“两制”僵化对立起来、制造对国家融合发展的恐惧，未必不是香港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心术”。
这提示我们，香港的宏观改革路径存在着“民主-福利型”路线与“法治-发展型”路线的长期博弈和竞争，前者偏向泛民及本土派立场，后者偏向建制及国家立场。相对而言，后者更适合香港的长期脱围解困。
多维：北京在前面拉着，香港始终原定不动，绳子的耐受性再强，也总有绷断的一天。
田飞龙：有可能，因为二者之间目前来看实在是颇不协调，“一国”与“两制”之间急剧摩擦和扭曲，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到底是国家要慢一点？还是香港要快一点？这个中央说的很清楚，苏州过后无艇搭。中央也说的很清楚，国家的发展不会等待任何一个地方。你可能会注意到今年刚好又是澳门回归20周年，大湾区规划今年是2月18号公布，规划给香港很大的份额，但是如果香港自身无法承担的话，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是平行竞争关系，包括航运枢纽中心，香港机场如果还是这样混乱的话，它一定会失去优势。香港实质面临着大湾区在国家政策下的新一轮激烈竞争，香港不是天然会赢，如果香港人放弃了既往的奋斗竞争精神的话。
多维：那香港的“终局”究竟会是什么？清场是容易的，但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以及让“一国两制”走向积极和融合，确实很难。而且最糟糕的一个可能性是，通过强力止暴制乱了，但深层次的问题又被搁置起来，继续陷入到死循环中。
田飞龙：止暴制乱并不难，甚至不用出动解放军。北京还是会像占中一样六个字解决问题，“不妥协，不流血”，当然这次稍微放宽一点，“不妥协，不死人”，因为示威者明显升级了暴力，制造了现场更大的危险，不可能完全避免流血。而且中央的方案是很确定的，就是让香港穷尽高度自治的能力去应对局面。如果香港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证明香港没有高度自治的能力。没有高度自治能力的地方就不配有高度自治，这个逻辑很简单。这次止暴制乱是给香港充分的“表现”机会和自我证明的机会，国家和全世界都在看，但国家一定会负起最终的保障责任。
多维：“不配有高度自治”是什么意思，难道要“一国一制”？
田飞龙：这是最极端的情况。而且就算特区政府不能自治，但如果香港社会能够自救，那这也证明香港整体能自治，只是这届政府不行，需要更换更称职的官员。所以香港高度自治是两根支柱，一根是有形的政府公权力机关，包括法院；另外一根是香港社会力量。现在比较孤立的就是特区政府和警队在支撑着，如果香港民意更多的反弹，要求坚决止暴制乱，当达到一个程度，香港社会能够自救的话，“一国两制”也能继续维持。“一国两制”的生命力有赖于香港社会自治能力的不断完善。这里的自治绝不是本土分离或港独，而是忠诚国家、谨守制度地位与本分的自我治理。
多维：但即便香港社会这次自救了，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还是解决不了。也就是说“雷”还在，随时可能再次踩到，掀起另一场狂风巨浪。
田飞龙：那当然，所谓的止暴制乱式自救，只是说恢复秩序，恢复秩序不等于解决问题。由于它已经属于接近病入膏肓的状态，矛盾盘根错节，整个社会展开了一场强大的不合作和抵抗运动，因此香港社会需要一个漫长的精神论辩和转型正义。就是1997回归没解决的问题现在必须严肃拿出来继续思考和解决，真正由港英统治下的西方殖民社会转变成“一国两制”之下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要名至实归。
所以目前不需要轻言“一国两制”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就像改革开放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放在1989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但邓小平很果断的让坏事变成了好事，因为通过1989年的冲突把内部的矛盾、分歧、戾气全释放掉了，鼓起来的脓包就戳破了，人体变的更健康，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走通了，由此奠定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基础。反修例运动也一样，这次搞得越乱，暴力越激烈，运动之后的香港可能越健康。不过一个大前提是，北京和特区政府必须痛定思痛，深刻认识香港问题的本质，合作推进有序、有机的两制融合发展。
示威者通过不合作运动令香港社会处于停摆状态。（Reuters）
多维：香港反修例风波持续至今，很多人都在问两个问题：香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地步的？接下来，要怎么办？关于第一个问题，有着香港的小气候，也有着世界范围内的大气候，而且早已不是聚焦于反修例可以解释的了。对于第二个问题，外界都在猜测，北京会不会出动解放军。尤其香港机场接连发生暴力劫持、殴打内地游客和记者的事件后，民意大多在呼吁“北京赶紧出手”。对此你怎么看？
田飞龙：反修例是导火索，但它带动了一个大气候，造成了香港社会的某种“蝴蝶效应”，放大加总成持续性的全港抗争。香港社会需要来一次大辩论和思想大解放，它的意义就如同1978年中国所展开的改革开放大辩论一样，香港这次要有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辩论，或者“两制”面向“一国”的大辩论。香港的前途与命运再也不能简单地回避原来的结构性问题了，这个结构性问题就是“两制”与“一国”关系的重新厘定，必须认真思考、适应和融入这个曾在“远处”、如今不断现实化的、具体的“政治中国”了。
1997年回归的时候由于保持了太多的现状不变，以至于大部分的香港人仿佛香港没回归似的，大部分的人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回归这一基本政治事实的影响。久而久之，随着“一国”对“两制”的整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变，从引进外资到输出资本，香港角色需要适应国家的转变。虽然“两制”没变，但是“一国”在变化，“两制”要适应“一国”的变化。这次事件就是在“一国”变化的适应过程当中，香港出现了不适应，出现了抗拒，出现了一种企图通过本土分离来寻求安全感的集体行动。
这个集体行动源自对“一国”融合进程的原则性恐惧，因而会附着到任何议题上：可以在占中运动上，占中希望通过普选追求完全自治；可以在一地两检上，拒绝内地高铁经济网的整合；也可以在反修例上，用这种安全价值危机触及每一个人的心灵，实际上达到在政治上凸现“两制”差异、迟缓“两制”融合进程甚至拒绝大湾区的整合发展的政治目的。这种集体行动表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对旧香港的怀念，对一种背靠欧美全球化体系的严格追随，忘记了在“一国两制”当中香港最终是要跟国家走的，最终是要学会在国家动态调整的经济战略当中寻找到香港的地位角色优势转化的路径。这不仅是“一国两制”得以存续发展的正当性基础，也是香港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的最大机遇所在。但对这种与国家的辩证微妙关系，香港很多精英青年人都没有认识到。他们也并不懂得，“一国两制”的存续必须要香港对国家有持续的贡献，这样它才得配继续享有高度自治地位。
此外，香港对国家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增长，这其实是“一国两制”内部微妙之处，我称之为是国家理性所在，也是其得以持续正当化的制度原理。反修例运动迟缓的这一融合发展进程，枉顾了国家的一片苦心，尤其是罔顾了在大湾区当中国家给香港搭上快速发展列车的优先安排，香港真正具有一种滑向边缘地位的危险。在大湾区整合当中它可能会是一个被动、消极的角色，抓不住关键机遇，甚至不理解这种机遇的历史与政治属性。经过这次运动，不管以如何的方式收场，特区政府与香港社会参与大湾区的积极性及政策上能动性都会大大削弱，这对于香港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非常不利。黑衣青年人实际上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在毁掉什么。
陈冠中先生有个观点认为，二战后香港社会的意外成功造成了香港人的虚骄，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在“爱国”与“民主”两个基本价值上均未交出合格答卷，因而无法建构出一种基于“国家”的优良管治。吕大乐先生也曾尖锐指出，“尴尬的香港，仍在风雨中”，香港人并未真正做好理解与适应“一国两制”的精神与能力准备。这些敏锐的“香港文化人”的见解，颇有穿透力。
多维：忽略“一国”放大“两制”固然有香港自身的原因，但北京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放任自流，也加剧了港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认识，以为只要“井水不犯河水”就可以大功告成。
田飞龙：香港人最喜欢的“一国两制”解释方式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但这种解释方式有片面性，只是“一国两制”最初发展阶段的一种均衡方式，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一国”与“两制”不是对等割据的关系。“一国两制”里面既然香港得享有高度自治的地位，它对应的一个对价性的义务就是香港能够持续对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如果香港不能寻找到这样一种新的贡献方式，“一国两制”在内地民意当中，在中央决策层就会存在正当性疑问，这是义务性方面。同时这种义务性方面也对应香港能够优先抓住国家发展的机遇，因为它的特殊地位，它的国际性的优势能够在承担这种对国家有贡献的义务的同时，获得自己最好的发展机会。既然是动态地贡献于国家，就必然涉及与国家发展大局及治理体系日益紧密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不是政治强制，而是宪制整合，也适应了地缘性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你提到北京如何反思，过去22年确实有很多方面没有做好，但是这不能完全归责于中央，比如“23条立法”不是因为中央而撤回的，国民教育计划不是因为中央而搁置的，其中有香港社会自身的原因。可以说，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相对局限于本地知识和本地事务，缺乏国家眼光和作为，因而不能自觉及有力地承担“两制”面向“一国”的回溯性建构，还有香港的社会文化精英在对抗国家、追求香港本土性的过程当中，一步步塑造了今天香港社会的精神及青年人的价值观。其实国家有很多很重要的、整合性的政策步骤能够帮助香港完成精神转型与角色适应，但因为香港社会文化精英的自私，缺乏战略思维，而丧失了机会窗口，导致问题越积越严重。回归以来，中央始终没有放弃从战略层面思考香港怎么样一步步在“一国两制”当中适应国家的发展调整，十八大以来的融合发展取向则更为显著，但是香港社会自身不敏感，不珍惜，甚至有意抵制，罔顾机遇，因而需要有更多的反思，是它与国家之间脱轨越来越严重。
多维：我们一直在呼吁，香港要完成“二次回归”，也就是人心回归。而实现二次回归的路径，就是将原来消极的、区隔的、被动的“一国两制”转向积极的、融合的、主动的“一国两制”。有一种说法认为，过去北京就是太积极了，才有了今天的“果”。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怎样的“积极”一国两制，才是真正有效的？
田飞龙：当我们说转变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主体的责任会落到香港那边，因为国家的精神早就从消极转向积极了。国家处于整个“一国两制”的立法者、塑造者和最终责任人的地位，所以在宏观框架上不断保障及塑造“一国两制”。可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香港社会并没有做好适应国家战略调整做出自身改变的准备，精神的准备、物质的准备都没有做好。
目前的情形可以用一幅漫画来形容：国家在快跑，一根绳拖着香港，香港就在原地不动，甚至反向拖延，就是这种尴尬不协调的状态。国家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高瞻远瞩，双创战略，全民创业、万众创新，可是香港要停步不前，香港只要保持自己的，只要“小确幸”，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香港从来就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香港是在借来的时光、借来的机遇当中成就成今天这个状态的，所以今天仍然要借时光。
港人对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地产商有着复杂的感情。（VCG）
这个时光从哪儿来？只能从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当中来，而绝无可能从“逆全球化”的欧美世界来。香港未能从国家新的战略发展当中借取这个时光和机遇，这是香港奋斗精神的衰退。虽然大家很恨李嘉诚，可是李嘉诚这些人懂得在“一国两制”当中怎么样多面取利，怎么样利用内地市场和内地改革开放的机会，同时也知道如何在英美市场上做平衡。虽然李嘉诚们造成了高房价，买不起房的普通人恨不得“食肉寝皮”，可是他们的精神里面有一些是今天的香港青年仍然需要学习的，作为狮子山精神的“爱拼才会赢”的积极进取伦理并未过时。香港青年今天错误地认为他们一人一票选出特首就一定能改变现状，可是对比那些已经普选的国家和地区的青年人状况，也并未有多少改善，甚至变得更差了。而且普选未必不利于李嘉诚那样的人更好地影响甚至支配香港政局，也许选出的特首是更加代表李嘉诚利益的人。
相反，如果是由选举委员会这种间接选举机制，那么中央还有一定的可能性来平衡利益，并且中央还可以在超出香港的管制范围之内，比如说在大湾区主动回应及配置给香港青年更多的利益和发展机会。但是真要一人一票选特首的话，香港局限于本地化的倾向就会更加严重，就会更加脱钩于国家发展，就可能在自身的范畴里面被锁死了。一人一票选特首，打破不了香港现在的既得利益格局，事实上中央提出的超出香港范畴的“大湾区”战略框架，反而是颇具香港地产霸权、官商合谋格局的有利机制，形成外部制衡和控制。当然，香港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全力抵制这种帮助香港人解困的“外线发展”路径，因为这一发展尽管有利于所有香港人，却不利益既得霸权及利益的完全控制和延续。将“两制”僵化对立起来、制造对国家融合发展的恐惧，未必不是香港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心术”。
这提示我们，香港的宏观改革路径存在着“民主-福利型”路线与“法治-发展型”路线的长期博弈和竞争，前者偏向泛民及本土派立场，后者偏向建制及国家立场。相对而言，后者更适合香港的长期脱围解困。
多维：北京在前面拉着，香港始终原定不动，绳子的耐受性再强，也总有绷断的一天。
田飞龙：有可能，因为二者之间目前来看实在是颇不协调，“一国”与“两制”之间急剧摩擦和扭曲，现在就是这种状态。到底是国家要慢一点？还是香港要快一点？这个中央说的很清楚，苏州过后无艇搭。中央也说的很清楚，国家的发展不会等待任何一个地方。你可能会注意到今年刚好又是澳门回归20周年，大湾区规划今年是2月18号公布，规划给香港很大的份额，但是如果香港自身无法承担的话，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是平行竞争关系，包括航运枢纽中心，香港机场如果还是这样混乱的话，它一定会失去优势。香港实质面临着大湾区在国家政策下的新一轮激烈竞争，香港不是天然会赢，如果香港人放弃了既往的奋斗竞争精神的话。
多维：那香港的“终局”究竟会是什么？清场是容易的，但要解决这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以及让“一国两制”走向积极和融合，确实很难。而且最糟糕的一个可能性是，通过强力止暴制乱了，但深层次的问题又被搁置起来，继续陷入到死循环中。
田飞龙：止暴制乱并不难，甚至不用出动解放军。北京还是会像占中一样六个字解决问题，“不妥协，不流血”，当然这次稍微放宽一点，“不妥协，不死人”，因为示威者明显升级了暴力，制造了现场更大的危险，不可能完全避免流血。而且中央的方案是很确定的，就是让香港穷尽高度自治的能力去应对局面。如果香港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证明香港没有高度自治的能力。没有高度自治能力的地方就不配有高度自治，这个逻辑很简单。这次止暴制乱是给香港充分的“表现”机会和自我证明的机会，国家和全世界都在看，但国家一定会负起最终的保障责任。
多维：“不配有高度自治”是什么意思，难道要“一国一制”？
田飞龙：这是最极端的情况。而且就算特区政府不能自治，但如果香港社会能够自救，那这也证明香港整体能自治，只是这届政府不行，需要更换更称职的官员。所以香港高度自治是两根支柱，一根是有形的政府公权力机关，包括法院；另外一根是香港社会力量。现在比较孤立的就是特区政府和警队在支撑着，如果香港民意更多的反弹，要求坚决止暴制乱，当达到一个程度，香港社会能够自救的话，“一国两制”也能继续维持。“一国两制”的生命力有赖于香港社会自治能力的不断完善。这里的自治绝不是本土分离或港独，而是忠诚国家、谨守制度地位与本分的自我治理。
多维：但即便香港社会这次自救了，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还是解决不了。也就是说“雷”还在，随时可能再次踩到，掀起另一场狂风巨浪。
田飞龙：那当然，所谓的止暴制乱式自救，只是说恢复秩序，恢复秩序不等于解决问题。由于它已经属于接近病入膏肓的状态，矛盾盘根错节，整个社会展开了一场强大的不合作和抵抗运动，因此香港社会需要一个漫长的精神论辩和转型正义。就是1997回归没解决的问题现在必须严肃拿出来继续思考和解决，真正由港英统治下的西方殖民社会转变成“一国两制”之下中国的特别行政区，要名至实归。
所以目前不需要轻言“一国两制”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就像改革开放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放在1989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但邓小平很果断的让坏事变成了好事，因为通过1989年的冲突把内部的矛盾、分歧、戾气全释放掉了，鼓起来的脓包就戳破了，人体变的更健康，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走通了，由此奠定中国政治经济模式的基础。反修例运动也一样，这次搞得越乱，暴力越激烈，运动之后的香港可能越健康。不过一个大前提是，北京和特区政府必须痛定思痛，深刻认识香港问题的本质，合作推进有序、有机的两制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