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杂谈】
排队的梦
・吴 工・
美加大停电的那个晚上，看着看着电视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悠悠忽忽居然回到了文革岁月，在售票窗口抢购《地下游击队》的电影票。黑压压的人群挤做一团，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忽然有人高喊：大家向纽约人学学，人家大停电回不了家，还能排队等候轮渡。我们不就买张电影票，至于吗？排个队一会儿就到了。于是大家呈惭愧状，规规矩矩排起队来……醒来觉得很好笑，这都哪儿跟哪儿，关公战秦琼。何况老中恨老美恨得牙痒痒，更甭提向什么纽约同志学习了。
大概是从文革开始，生活在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学会了争先恐后，忘记了先来后到。那年头最吃香的工作是卖肉的和电影院卖票的。有了这两类朋友，每月半斤肉票可以买肥点儿的，新来的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电影可以先睹为快。有位插友上调做了屠夫，没多久就戴上了铮亮的全钢防震上海表，时不时高高地抬起手来看时辰，直把朋友们嫉妒得眼中冒火。一块全钢防震上海表，是那时青年人的全部梦想。我下乡的那地方，原是鱼米之乡，可文革时１０分工才３毛钱，每天收入看场电影来根冰棍就完了，所以那手表只在梦里戴过。后来命里行大运，挤进了７７级的门坎。哥哥姐姐们一高兴，凑份子要给我买表，因为没有表票，只好买了块半钢的杂牌。有票无票，直接决定着手表的档次。当屠夫的就有肉票交易的“资产阶级法权”。
假如您没有这两类朋友，对不起，“排队”去吧！先说这买肉。如果您早上三四点赶到，没人比你更早，你又不挑肥拣瘦，这肉您可能买定了。我说“可能”，因为那卖肉的大师傅要是不高兴，换了个窗口，您手脚又不利索，一次战略大转移，您这队就白排了。您要是四五点才来，排到几十号以外，能不能买上肉，全看运气如何了。眼看案上的肉越来越少，队伍开始骚动起来，终于全面崩溃。一只只捏着钱和肉票的手，在大师傅的眼下刀上飞舞。个子不够高，身子骨不壮实，趁早打道回府。有时候碰巧大伙儿心平气和排着队，您心里窃喜，最后那块肉非你莫属。忽然来了位大师傅的熟人，一根烟递过去，到手的肉就飞了。你千万别争，小心成了师傅的刀下肉。好在每月就这半斤肉，今天吃了明天就没了，谁吃到最后，谁吃得最好。阿Ｑ阿Ｑ吧！
排队买电影票和买肉的学问又不同。国产新影片不用排队，单位发票，政治任务，不看还不行。要是来了外国电影，您又没后门，只好到前门排队。凭经验，去早了也白搭，售票窗口快要开门时，队伍旁就有了形迹可疑的幽灵在徘徊。时候一到，队伍立时大乱，人群挤作一团肉饼，集体做人工呼吸，几十只手同时伸向巴掌大的窗口。学过兵法的从两翼包抄，由于少了一面压力，掌握好人群蠕动的规律，敌进我进，敌退我更进，总比正面进攻的傻瓜要来得快，只是刚穿了三年的新衣服要蹭上一层墙粉。还有那性急的，抬起一位弟兄从天而降，在人头之上直取窗口。最不济的是谈恋爱的情侣，自然是单独行动，不会带上朋友来当灯泡，只好女友顶男友，趁机近距离接触，不算犯规。方寸之间的售票窗口这时完全是立体作战的态势，惊心动魄。只有窗内的售票员，看惯了窗外浑闲事，不紧不慢，轻抬玉指，只收那离得最近的钱。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七十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没准以为我在瞎编故事，说不定骂我东施效颦，学柏杨挖苦“丑陋的中国人”。不信回家问问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知道在下的故事不虚。到了八十年代，托邓公的福，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买肉买票再不用站队了。只是公共交通还是问题。公共汽车一到，车上的往下挤，车下的往上拱，哪管什么先下后上，前门上后门下？你要是上班族，一天挤上两趟公车，减肥健身就全齐了，用不着去什么健身房。后来各地政府组织退休老人纠察队，到各车站维持秩序，才算控制了混乱局面。要不是老人们嘴里不停地吆喝“排队！排队！”，臂上套的红袖章和坚决果断的肢体动作，让人一时错以为红卫兵又回来了，正在抒豪情激壮志呢！
有人会痛心疾首地说，不排队正是国民教育程度太低的缘故。我看未必，排不排队和个人的教育程度绝对无关。后来我飘洋过海到了美利坚，谈笑未必都是鸿儒，往来的同胞却没有一个白丁。这美利坚地广人稀，老美不知道什么叫“夹塞”，只要有两人以上，就会自动排起队来，还要保持一定距离。要是发生了前胸贴后背的事，等着吃官司吧，那叫“性骚扰”。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一定要经历几次尴尬才学会排队。我去的大学有一个外国学生办公室，秘书是位白人老太太，要见顾问先得过了她这一关。几位菜鸟壮着胆子一道去见，老太太立刻给你个下马威：“到底谁有事？其他人站到线后去。知不知道隐私权啊？”原来老太太在办公桌前划了道一米线，谁注意这个？当你结结巴巴、鸡同鸭讲地解释你的问题时，后来的同胞不耐烦了，凑上来用更糟糕的英语说，我的问题很简单，能不能先解决？这下子捅了老太太的马蜂窝，直要训得你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恨不能找个地洞钻下去。久而久之，老太太见了中国学生，脸上涂的厚粉都快要结成冰块掉下来，没事也要折磨你三回，尽管她后面的墙上挂满了剪纸贴画之类的廉价中国工艺品。只是老太太不过是个秘书，白费了半天口舌，大部分问题还是要推给专业的顾问来解决。
刚来美国的人不知道排队，那么在美国住久了的同胞是不是就随乡入俗了呢？据在下观察，只要是在以美国人为主的场合，大家都会自觉遵守规则，彬彬有礼作绅士淑女状，可到了同胞扎堆的时候，就原形毕露，嗓门都要比平时高了八度。有一年中文学校办野餐会，各家带上一个拿手菜，摆满了好几桌。按老美的习惯，大家应顺一个方向走，看到自己喜欢的菜肴，用公筷夹一些，前面人再慢，后面人也不会超过去。排着队聊着天，也是一份闲适和享受，吃喝倒在其次。可等主持人一宣布开饭，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涌上去。任凭工作人员扯破嗓子，也没出现顺时针或逆时针的人流。见上喜欢的菜，管它吃不吃得掉，来它堆尖一大盘再说。风卷残云，片刻间桌上只剩下残汤剩羹。后来的人只好将就些没人要的生菜色拉热狗填肚子。
一向羡慕老美们做义工，不为名不为利，有心向他们学习，又怕赔不起时间。正好每周末送孩子上中文学校，闲着也是没事，就帮学校管管注册的事务。每学期的最后三周和开学的前三周，是注册最忙的时候。学校有七百多学生，前来注册的家长们把注册处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不得已，只好请人帮忙强行维持秩序，逼出一条一米线来。即便如此，你正在和一位家长讨论问题，冷不防旁边插进一位，打断你们的谈话。“给我一张表！”这是最容易的。“ＸＸ教室怎么走？”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上次我已经注了册，为什么老师的名单上没有？”这就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了。人人都认为自己的问题最简单，没道理要排什么劳什子队。碰上这种情况，千万别学那老太太。哪怕给人一冷脸不回话，人家也要恨你一辈子。本来做义工图的是心宽，没来由和人结了梁子，何苦来哉！所以每逢这等事，我一定放下手边工作，给一个满意答复。宁可得罪眼前这位，也不能得罪插上来的那位。还有人拿着空表，坐在你面前慢慢悠悠磨磨蹭蹭从头填起表来，全不顾后面还有一条长龙等着，你急我不急。想不到做义工居然还有意外的收获，正好磨磨自己的性子。
中文学校放学的时候，有事没事别忙走，欲速则不达。老美们遇上交通灯不灵或无灯的叉路口时，一定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轮流通过，不会有人抢道或按喇叭。可到了中文学校情形就不同了。想出停车场？难于上蜀道！主道上等出门的车辆首尾相接，针都插不进，争的就是一车之先，早几分钟回家去发呆。
最难忘的一次排队经历是１９９６年初。当时我从国内探亲返美，坐的是全日空的航班，大半乘客都是同胞。因为价格便宜，要在东京的全日空旅馆住一夜。因此中国公民要在成田机场办理落地签证。办签证的两位日本小姐还没开始工作，上百号中国人已经把低矮的柜台围了个水泄不通，高举的护照快要把小姐们淹没了。俩小姐招架不住，脸上居然还挂着职业式的微笑。那假笑的后面藏着的不用说是极度的轻蔑。家仇国恨，我从来没高看过日本人，当时只觉得一腔血涌上来，大吼一声：“大家听我一句话，咱丢脸不能丢到日本来！排个队！我一定等到最后。”听了我的话，大部分人排起队来，还有人帮忙维持。可围在柜台旁的十几位，任你怎么劝说，就是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这时上来一位小伙，嘴里高叫“对不起，排队！排队！”，一边将柜台旁的人推出去。虽然他们还是站在队前，但弯弯扭扭多少像个队伍了。我心下正感激，一转眼，这小子居然挤在前面，抢先办了出去。这等渣滓，实在把我气坏了。等我最后一个办完手续，领着儿子赶到车站，旅馆的大巴还没来。那小子和女友（老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多站了半天。活该！我狠狠地盯着他。这小子始终不敢迎接我的挑战，大概还有一丝良心未泯吧！
这排队的故事越讲越多，看官想来也有不少。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同胞失去了排队的本能？一百个人能找出一百条原因，讨论不会出结果，更不要说解决的方法了。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８日，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做了一个梦。老金是大人物，梦也伟大，死也光荣。我是凡夫俗子，既不伟大，也不想遭人暗算，却也有一个小小的排队的梦，梦见我炎黄子孙，相揖相让，互敬互助，重拾礼仪，再造文明之邦。
四十年过去了，老金的美梦成真。再过四十年，我的梦会实现吗？
排队的梦
・吴 工・
美加大停电的那个晚上，看着看着电视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悠悠忽忽居然回到了文革岁月，在售票窗口抢购《地下游击队》的电影票。黑压压的人群挤做一团，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忽然有人高喊：大家向纽约人学学，人家大停电回不了家，还能排队等候轮渡。我们不就买张电影票，至于吗？排个队一会儿就到了。于是大家呈惭愧状，规规矩矩排起队来……醒来觉得很好笑，这都哪儿跟哪儿，关公战秦琼。何况老中恨老美恨得牙痒痒，更甭提向什么纽约同志学习了。
大概是从文革开始，生活在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学会了争先恐后，忘记了先来后到。那年头最吃香的工作是卖肉的和电影院卖票的。有了这两类朋友，每月半斤肉票可以买肥点儿的，新来的阿尔巴尼亚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电影可以先睹为快。有位插友上调做了屠夫，没多久就戴上了铮亮的全钢防震上海表，时不时高高地抬起手来看时辰，直把朋友们嫉妒得眼中冒火。一块全钢防震上海表，是那时青年人的全部梦想。我下乡的那地方，原是鱼米之乡，可文革时１０分工才３毛钱，每天收入看场电影来根冰棍就完了，所以那手表只在梦里戴过。后来命里行大运，挤进了７７级的门坎。哥哥姐姐们一高兴，凑份子要给我买表，因为没有表票，只好买了块半钢的杂牌。有票无票，直接决定着手表的档次。当屠夫的就有肉票交易的“资产阶级法权”。
假如您没有这两类朋友，对不起，“排队”去吧！先说这买肉。如果您早上三四点赶到，没人比你更早，你又不挑肥拣瘦，这肉您可能买定了。我说“可能”，因为那卖肉的大师傅要是不高兴，换了个窗口，您手脚又不利索，一次战略大转移，您这队就白排了。您要是四五点才来，排到几十号以外，能不能买上肉，全看运气如何了。眼看案上的肉越来越少，队伍开始骚动起来，终于全面崩溃。一只只捏着钱和肉票的手，在大师傅的眼下刀上飞舞。个子不够高，身子骨不壮实，趁早打道回府。有时候碰巧大伙儿心平气和排着队，您心里窃喜，最后那块肉非你莫属。忽然来了位大师傅的熟人，一根烟递过去，到手的肉就飞了。你千万别争，小心成了师傅的刀下肉。好在每月就这半斤肉，今天吃了明天就没了，谁吃到最后，谁吃得最好。阿Ｑ阿Ｑ吧！
排队买电影票和买肉的学问又不同。国产新影片不用排队，单位发票，政治任务，不看还不行。要是来了外国电影，您又没后门，只好到前门排队。凭经验，去早了也白搭，售票窗口快要开门时，队伍旁就有了形迹可疑的幽灵在徘徊。时候一到，队伍立时大乱，人群挤作一团肉饼，集体做人工呼吸，几十只手同时伸向巴掌大的窗口。学过兵法的从两翼包抄，由于少了一面压力，掌握好人群蠕动的规律，敌进我进，敌退我更进，总比正面进攻的傻瓜要来得快，只是刚穿了三年的新衣服要蹭上一层墙粉。还有那性急的，抬起一位弟兄从天而降，在人头之上直取窗口。最不济的是谈恋爱的情侣，自然是单独行动，不会带上朋友来当灯泡，只好女友顶男友，趁机近距离接触，不算犯规。方寸之间的售票窗口这时完全是立体作战的态势，惊心动魄。只有窗内的售票员，看惯了窗外浑闲事，不紧不慢，轻抬玉指，只收那离得最近的钱。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演绎。
七十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没准以为我在瞎编故事，说不定骂我东施效颦，学柏杨挖苦“丑陋的中国人”。不信回家问问你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知道在下的故事不虚。到了八十年代，托邓公的福，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买肉买票再不用站队了。只是公共交通还是问题。公共汽车一到，车上的往下挤，车下的往上拱，哪管什么先下后上，前门上后门下？你要是上班族，一天挤上两趟公车，减肥健身就全齐了，用不着去什么健身房。后来各地政府组织退休老人纠察队，到各车站维持秩序，才算控制了混乱局面。要不是老人们嘴里不停地吆喝“排队！排队！”，臂上套的红袖章和坚决果断的肢体动作，让人一时错以为红卫兵又回来了，正在抒豪情激壮志呢！
有人会痛心疾首地说，不排队正是国民教育程度太低的缘故。我看未必，排不排队和个人的教育程度绝对无关。后来我飘洋过海到了美利坚，谈笑未必都是鸿儒，往来的同胞却没有一个白丁。这美利坚地广人稀，老美不知道什么叫“夹塞”，只要有两人以上，就会自动排起队来，还要保持一定距离。要是发生了前胸贴后背的事，等着吃官司吧，那叫“性骚扰”。初来乍到的中国学生一定要经历几次尴尬才学会排队。我去的大学有一个外国学生办公室，秘书是位白人老太太，要见顾问先得过了她这一关。几位菜鸟壮着胆子一道去见，老太太立刻给你个下马威：“到底谁有事？其他人站到线后去。知不知道隐私权啊？”原来老太太在办公桌前划了道一米线，谁注意这个？当你结结巴巴、鸡同鸭讲地解释你的问题时，后来的同胞不耐烦了，凑上来用更糟糕的英语说，我的问题很简单，能不能先解决？这下子捅了老太太的马蜂窝，直要训得你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恨不能找个地洞钻下去。久而久之，老太太见了中国学生，脸上涂的厚粉都快要结成冰块掉下来，没事也要折磨你三回，尽管她后面的墙上挂满了剪纸贴画之类的廉价中国工艺品。只是老太太不过是个秘书，白费了半天口舌，大部分问题还是要推给专业的顾问来解决。
刚来美国的人不知道排队，那么在美国住久了的同胞是不是就随乡入俗了呢？据在下观察，只要是在以美国人为主的场合，大家都会自觉遵守规则，彬彬有礼作绅士淑女状，可到了同胞扎堆的时候，就原形毕露，嗓门都要比平时高了八度。有一年中文学校办野餐会，各家带上一个拿手菜，摆满了好几桌。按老美的习惯，大家应顺一个方向走，看到自己喜欢的菜肴，用公筷夹一些，前面人再慢，后面人也不会超过去。排着队聊着天，也是一份闲适和享受，吃喝倒在其次。可等主持人一宣布开饭，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涌上去。任凭工作人员扯破嗓子，也没出现顺时针或逆时针的人流。见上喜欢的菜，管它吃不吃得掉，来它堆尖一大盘再说。风卷残云，片刻间桌上只剩下残汤剩羹。后来的人只好将就些没人要的生菜色拉热狗填肚子。
一向羡慕老美们做义工，不为名不为利，有心向他们学习，又怕赔不起时间。正好每周末送孩子上中文学校，闲着也是没事，就帮学校管管注册的事务。每学期的最后三周和开学的前三周，是注册最忙的时候。学校有七百多学生，前来注册的家长们把注册处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不得已，只好请人帮忙强行维持秩序，逼出一条一米线来。即便如此，你正在和一位家长讨论问题，冷不防旁边插进一位，打断你们的谈话。“给我一张表！”这是最容易的。“ＸＸ教室怎么走？”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上次我已经注了册，为什么老师的名单上没有？”这就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了。人人都认为自己的问题最简单，没道理要排什么劳什子队。碰上这种情况，千万别学那老太太。哪怕给人一冷脸不回话，人家也要恨你一辈子。本来做义工图的是心宽，没来由和人结了梁子，何苦来哉！所以每逢这等事，我一定放下手边工作，给一个满意答复。宁可得罪眼前这位，也不能得罪插上来的那位。还有人拿着空表，坐在你面前慢慢悠悠磨磨蹭蹭从头填起表来，全不顾后面还有一条长龙等着，你急我不急。想不到做义工居然还有意外的收获，正好磨磨自己的性子。
中文学校放学的时候，有事没事别忙走，欲速则不达。老美们遇上交通灯不灵或无灯的叉路口时，一定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轮流通过，不会有人抢道或按喇叭。可到了中文学校情形就不同了。想出停车场？难于上蜀道！主道上等出门的车辆首尾相接，针都插不进，争的就是一车之先，早几分钟回家去发呆。
最难忘的一次排队经历是１９９６年初。当时我从国内探亲返美，坐的是全日空的航班，大半乘客都是同胞。因为价格便宜，要在东京的全日空旅馆住一夜。因此中国公民要在成田机场办理落地签证。办签证的两位日本小姐还没开始工作，上百号中国人已经把低矮的柜台围了个水泄不通，高举的护照快要把小姐们淹没了。俩小姐招架不住，脸上居然还挂着职业式的微笑。那假笑的后面藏着的不用说是极度的轻蔑。家仇国恨，我从来没高看过日本人，当时只觉得一腔血涌上来，大吼一声：“大家听我一句话，咱丢脸不能丢到日本来！排个队！我一定等到最后。”听了我的话，大部分人排起队来，还有人帮忙维持。可围在柜台旁的十几位，任你怎么劝说，就是不肯放弃既得利益。这时上来一位小伙，嘴里高叫“对不起，排队！排队！”，一边将柜台旁的人推出去。虽然他们还是站在队前，但弯弯扭扭多少像个队伍了。我心下正感激，一转眼，这小子居然挤在前面，抢先办了出去。这等渣滓，实在把我气坏了。等我最后一个办完手续，领着儿子赶到车站，旅馆的大巴还没来。那小子和女友（老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多站了半天。活该！我狠狠地盯着他。这小子始终不敢迎接我的挑战，大概还有一丝良心未泯吧！
这排队的故事越讲越多，看官想来也有不少。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同胞失去了排队的本能？一百个人能找出一百条原因，讨论不会出结果，更不要说解决的方法了。
１９６３年８月２８日，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做了一个梦。老金是大人物，梦也伟大，死也光荣。我是凡夫俗子，既不伟大，也不想遭人暗算，却也有一个小小的排队的梦，梦见我炎黄子孙，相揖相让，互敬互助，重拾礼仪，再造文明之邦。
四十年过去了，老金的美梦成真。再过四十年，我的梦会实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