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ulei
干部。干是一种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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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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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行动：中国是如何退出前排位置的？
中国曾被誉为清洁能源第一大国，但其清洁能源投资正在直线下降，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这一变化令人心惊。
经常雾霾锁城的保定以两种东西闻名：驴肉火烧和太阳能电池板。作为一个工业中心，保定位于北京以南不远的地方，坐高铁到首都只要45分钟。保定将其高新技术区称为“电谷”，因为这里有众多太阳能制造商。
但对于英利集团(Yingli Solar)副总经理Vincent Yu来说，最近生意变得难做了。英利是保定市最早成立的可再生能源企业之一。Vincent Yu表示：“最近两年压力很大。太阳能项目的补贴减少了。”据他估计，今年中国新增太阳能机容量将下降40%左右。2017年需求达到巅峰时，新装机容量达到53吉瓦。
他办公室里张贴的照片展示了英利十年前的辉煌岁月。当时销量持续激增，英利还斥重金赞助了2010年和2014年的足球世界杯。在2012年和2013年，英利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产品出口到全球各地，在国内也被誉为国家冠军企业。其在保定庞大的工业园区依然昭示着这段往日荣光，园区里有一间宽敞的展馆，专门介绍该公司作为太阳能行业先驱者的历史。
如今的英利已资不抵债。自2016年以来该公司一直拖欠债务，2018年英利因市值跌破5000万美元最低门槛而被纽约证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摘牌。尽管英利仍在生产太阳能电池板，但其工厂处于亏损运营状态。这家公司余下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其脚下那片土地。有人质疑英利怎么还能运营。分析师推测，其创始人在政界有人脉，这可能是阻碍债权人的一个因素。
在曾经被誉为清洁能源第一大国的中国，整个可再生能源行业正在经历一个政策变动，而英利成为了这一政策变动的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投资正在直线下降，从2017年上半年的760亿美元，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290亿美元。
对将于下周一召开的联合国年度气候大会来说，这一变化令人心惊。
对于气候变化所将造成的影响，人们的担忧从未如此强烈。但各国应采取的行动与各国的实际行动——向大气中排放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之间的差距也从未如此之大。随着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落在了中国身上。
中国既是全世界最大力推动环保工作的国家，也是造成最严重污染的国家。它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量居全世界之冠，不过它也是全球最大的新燃煤电厂建设者。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数据，去年中国排放量创历史新高，占2018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新增排放量一半以上。预计今年中国的排放量将比2018年增长约3%。
能源转型委员会(Energy Transitions Commission)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表示：“这一切都攸关到地球，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得多。甚至整个欧洲的排放量都远远小于中国的排放量。”
他提到了中国目前的承诺，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表示该目标绝对算不上雄心勃勃。特纳表示：“直说了吧，如果这就是中国的全部行动，那么我们正走上通向气候灾难的道路。所有（根据巴黎协定做出承诺的国家）都是如此……每个国家都知道必须做出非常重大的改进，才能让我们有可能实现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
《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中国也是签约国之一。但这个目标看上去越来越遥不可及。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本世纪末全球将可能升温3摄氏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最近的一份报告称，这将意味着海平面可能上升1米之多，生活在地势较低和沿海地区的6亿多人将受到威胁。
《巴黎气候协定》正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攻击，加上美国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命令下正在全面退出该协议。多边主义的式微进一步打击了该气候协议，它缺乏任何执行机制。中国——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美国贸易战和香港抗议活动的干扰——并不是地球可能遭遇毁灭性气候变化的唯一原因，但近乎是最大原因。
绿色和平(Greenpeace)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表示：“（中国）在气候和环境问题上的总体声势一直在下降。”在北京的优先工作事项中，气候变化问题的位置往后移了。他说：“留给绿色议程的空间变小了。”
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较2018年同期下降39%。中国在去年年中忽然调整了对太阳能电池板项目的补贴，并正在缩减对风电项目的补贴，这是一个突然的转变。
“这可能是一个低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高级政策制定者、曾在直属发改委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担任负责人的李俊峰表示，“新政策还没有出来，旧（补贴）政策就已经停止了。”
5年前中国经济增长强劲时，北京方面将强有力的环保政策视为经济转型——减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的核心。今天，随着经济增速降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
“中国的第一政治要务是努力稳定经济。”曾担任国际能源署(IEA)中国合作部主任的能源经济学家涂建军(Kevin Tu)表示，“其他任何事情，包括环境保护，尤其是气候变化，多少都必须为该第一要务让路。”
表面上，中国的气候目标没有改变：北京方面承诺，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届时中国的一次能源中，非化石能源将达到20%。然而，这一承诺将使得中国可以在未来10年继续增加排放，从而对地球造成破坏性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投资也在增加全球排放。根据该倡议，国有银行已拨出逾300亿美元，用于在其他国家建设燃煤发电厂。
中国在2015年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此举被活动人士称为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说服北京方面制定气候目标曾是奥巴马政府的优先任务。但谈判中隐含着一个期待，即中国能在比2030年早得多的时间实现排放目标。《巴黎协定》要求各国在2020年前提高目标，但北京方面的态度大大降低了制定更严格气候目标的可能性。
李俊峰表示，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再加上香港的动荡，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以及对西方的普遍愤怒。
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愤怒情绪的一个发泄目标是十几岁的瑞典活动人士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她在世界某些地区被尊为气候英雄。“许多网民认为（格雷塔）代表西方自由主义议程。”李俊峰说，“这种更大层面的观点认为西方正在联手对付中国。”
与此同时，煤炭似乎再次时来运转，中国总理李克强上月将煤炭行业列为一个优先领域。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煤炭生产国。许多人认为，此举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北京方面日益关注能源安全，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对与西方关系恶化感到紧张的结果。涂建军表示：“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是中国煤炭（行业）的一个有利因素。”
政策制定者还着眼于将电力成本维持在低水平，以帮助刺激经济。因此，从明年1月起，采取集中调控的煤电价格将被允许波动。许多人认为电价将下降。
这些因素加剧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痛苦。在他们享受了10多年的慷慨补贴后，北京方面去年毫无预兆地大幅削减了这些补贴。应付款项已导致负责发放补贴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出现2000亿元人民币的赤字。
香港的欧亚洲清洁能源（太阳能）咨询顾问有限公司(AECEA)创始人弗朗克•豪格维茨(Frank Haugwitz)表示，补贴导致了太阳能迅猛发展，超过了政府预期，因此才有了突然的取消。
现在，形势有利于煤炭。可再生能源新政策的重点是“电网平价”(grid parity)——只开发价格能与煤电竞争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然而，随着煤电价格的下跌，以及大量新建的燃煤发电厂的投产，风能和太阳能项目要与煤电竞争可能很艰难。风电行业今年冒出了一大批项目，目的是为了争取获得最后的补贴。
中国已公开受到了要求其提高气候目标的外交压力。本月早些时候，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法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誓言《巴黎协定》“不可逆转”，并承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新的气候目标。
虽然此举受到了欧洲气候政策观察人士的称赞，但李俊峰等中国政策制定者表示，这种压力是错的，因为中国很有可能超越现有的气候目标，即使它没有正式采纳新的目标。他说：“既然美国已经退出《巴黎协定》，全球对气候变化的整体回应正在改变。我们必须现实一些……着急是没用的。”
他还指出，中国已经实现、且远远超越了先前设定的大多数气候目标。中国提前3年实现了到2020年将碳排放强度（每单位GDP增长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05年的水平降低40%至50%的承诺。中国还超额完成了太阳能装机目标，尽管这种失控的增长导致了补贴赤字。
多年来，北京和西方国家政府通常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面达成一致。即使最鹰派的西方政治家也会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表现作为榜样加以表扬。
但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参加巴黎气候变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表示：“如果中国不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行动，情况肯定会变糟，而且会非常快。”他表示，如今在全球排放方面，“回旋余地更少了”。“我们不可能做到我们需要做的，除非中国正在做相当多的事。”
斯特恩表示：“我们现在似乎正在步入一个新世界……不仅仅是一种紧迫感，还是数学问题。算一算，你就会知道我们做得是不是足够。从各签约国的政治意愿层面来说，《巴黎协定》肯定会有起有落。一直就是这样。”
“问题在于，与所需要的相比，几乎每个国家都缺乏政治意愿。”
太阳能变得黯淡：一家先进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收缩了规模
走进英利位于保定的产业园区就像回到了过去。员工们穿着深蓝色的工装，一侧胸前印着英利“旭日”标志，另一侧上臂印着中国国旗，给人一种集体主义感。在一个大型装配场的正前方，有一个很大的舞台，从布置来看是为了欢庆刚刚过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面贴着“牢记使命”、“互帮互助”等标语。
英利至少从5年前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负债水平不断攀升，而太阳能电池板价格遭遇暴跌。2016年5月，英利糟糕的财务状况浮出水面，当时该公司未能偿还一笔2.7亿美元的贷款。自那以来，英利与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为首的债权人进行了长时间磋商，但没有结果。股东们担心会出现最坏的情况：英利在美国“粉单市场”交易的股票目前每股才15美分（所谓粉单市场，是指面向未在主板上市的公司的场外交易市场）。政府减少太阳能项目补贴只会加剧其困境。
该公司创始人苗连生早年参过军，后来成为企业家，他曾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苗连生住在英利园区，员工们称他仍然每天出来与工人们聊聊天。
但如今，园区的工人比以前少了很多。许多车间生产线都很安静，不清楚部分生产线是在维修，还是闲置了。副总经理Vincent Yu表示，公司曾经有大约2万名员工，但现在已经减少至6000多一点。他表示，今年公司将生产2.5吉瓦至3.5吉瓦的太阳能电池板。这相当于全球需求的3%左右。
在展示公司发展历程的展览室可以看到，该公司在很多方面都是先驱者。比如，2005年，公司拥有了中国第一台自动化太阳能电池焊接设备；2007年，公司拥有了中国第一条自动化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线。此外还有其他多项第一。但这些也意味着，它投资的是很快便过时的设备，这使得后来进入这个市场的企业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与之竞争。
从10年前开始，中国政府对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的扶持导致了产能过剩和恶性价格战。这压低了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对世界其他地区有利——但也意味着，中国国内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的利润率极低，甚至为负。
中国曾被誉为清洁能源第一大国，但其清洁能源投资正在直线下降，在联合国气候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这一变化令人心惊。
经常雾霾锁城的保定以两种东西闻名：驴肉火烧和太阳能电池板。作为一个工业中心，保定位于北京以南不远的地方，坐高铁到首都只要45分钟。保定将其高新技术区称为“电谷”，因为这里有众多太阳能制造商。
但对于英利集团(Yingli Solar)副总经理Vincent Yu来说，最近生意变得难做了。英利是保定市最早成立的可再生能源企业之一。Vincent Yu表示：“最近两年压力很大。太阳能项目的补贴减少了。”据他估计，今年中国新增太阳能机容量将下降40%左右。2017年需求达到巅峰时，新装机容量达到53吉瓦。
他办公室里张贴的照片展示了英利十年前的辉煌岁月。当时销量持续激增，英利还斥重金赞助了2010年和2014年的足球世界杯。在2012年和2013年，英利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产品出口到全球各地，在国内也被誉为国家冠军企业。其在保定庞大的工业园区依然昭示着这段往日荣光，园区里有一间宽敞的展馆，专门介绍该公司作为太阳能行业先驱者的历史。
如今的英利已资不抵债。自2016年以来该公司一直拖欠债务，2018年英利因市值跌破5000万美元最低门槛而被纽约证交所(New York Stock Exchange)摘牌。尽管英利仍在生产太阳能电池板，但其工厂处于亏损运营状态。这家公司余下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其脚下那片土地。有人质疑英利怎么还能运营。分析师推测，其创始人在政界有人脉，这可能是阻碍债权人的一个因素。
在曾经被誉为清洁能源第一大国的中国，整个可再生能源行业正在经历一个政策变动，而英利成为了这一政策变动的最引人注目的受害者。中国在清洁能源上的投资正在直线下降，从2017年上半年的760亿美元，下降到今年上半年的290亿美元。
对将于下周一召开的联合国年度气候大会来说，这一变化令人心惊。
对于气候变化所将造成的影响，人们的担忧从未如此强烈。但各国应采取的行动与各国的实际行动——向大气中排放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之间的差距也从未如此之大。随着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落在了中国身上。
中国既是全世界最大力推动环保工作的国家，也是造成最严重污染的国家。它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量居全世界之冠，不过它也是全球最大的新燃煤电厂建设者。据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数据，去年中国排放量创历史新高，占2018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新增排放量一半以上。预计今年中国的排放量将比2018年增长约3%。
能源转型委员会(Energy Transitions Commission)主席阿代尔•特纳(Adair Turner)表示：“这一切都攸关到地球，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大得多。甚至整个欧洲的排放量都远远小于中国的排放量。”
他提到了中国目前的承诺，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并表示该目标绝对算不上雄心勃勃。特纳表示：“直说了吧，如果这就是中国的全部行动，那么我们正走上通向气候灾难的道路。所有（根据巴黎协定做出承诺的国家）都是如此……每个国家都知道必须做出非常重大的改进，才能让我们有可能实现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的目标。”
《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中国也是签约国之一。但这个目标看上去越来越遥不可及。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到本世纪末全球将可能升温3摄氏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最近的一份报告称，这将意味着海平面可能上升1米之多，生活在地势较低和沿海地区的6亿多人将受到威胁。
《巴黎气候协定》正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攻击，加上美国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命令下正在全面退出该协议。多边主义的式微进一步打击了该气候协议，它缺乏任何执行机制。中国——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美国贸易战和香港抗议活动的干扰——并不是地球可能遭遇毁灭性气候变化的唯一原因，但近乎是最大原因。
绿色和平(Greenpeace)全球政策高级顾问李硕表示：“（中国）在气候和环境问题上的总体声势一直在下降。”在北京的优先工作事项中，气候变化问题的位置往后移了。他说：“留给绿色议程的空间变小了。”
彭博新能源财经(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较2018年同期下降39%。中国在去年年中忽然调整了对太阳能电池板项目的补贴，并正在缩减对风电项目的补贴，这是一个突然的转变。
“这可能是一个低点。”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高级政策制定者、曾在直属发改委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担任负责人的李俊峰表示，“新政策还没有出来，旧（补贴）政策就已经停止了。”
5年前中国经济增长强劲时，北京方面将强有力的环保政策视为经济转型——减少“能源密集型”重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的核心。今天，随着经济增速降至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
“中国的第一政治要务是努力稳定经济。”曾担任国际能源署(IEA)中国合作部主任的能源经济学家涂建军(Kevin Tu)表示，“其他任何事情，包括环境保护，尤其是气候变化，多少都必须为该第一要务让路。”
表面上，中国的气候目标没有改变：北京方面承诺，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届时中国的一次能源中，非化石能源将达到20%。然而，这一承诺将使得中国可以在未来10年继续增加排放，从而对地球造成破坏性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投资也在增加全球排放。根据该倡议，国有银行已拨出逾300亿美元，用于在其他国家建设燃煤发电厂。
中国在2015年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此举被活动人士称为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说服北京方面制定气候目标曾是奥巴马政府的优先任务。但谈判中隐含着一个期待，即中国能在比2030年早得多的时间实现排放目标。《巴黎协定》要求各国在2020年前提高目标，但北京方面的态度大大降低了制定更严格气候目标的可能性。
李俊峰表示，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再加上香港的动荡，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以及对西方的普遍愤怒。
这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愤怒情绪的一个发泄目标是十几岁的瑞典活动人士格雷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她在世界某些地区被尊为气候英雄。“许多网民认为（格雷塔）代表西方自由主义议程。”李俊峰说，“这种更大层面的观点认为西方正在联手对付中国。”
与此同时，煤炭似乎再次时来运转，中国总理李克强上月将煤炭行业列为一个优先领域。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煤炭生产国。许多人认为，此举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北京方面日益关注能源安全，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对与西方关系恶化感到紧张的结果。涂建军表示：“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是中国煤炭（行业）的一个有利因素。”
政策制定者还着眼于将电力成本维持在低水平，以帮助刺激经济。因此，从明年1月起，采取集中调控的煤电价格将被允许波动。许多人认为电价将下降。
这些因素加剧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痛苦。在他们享受了10多年的慷慨补贴后，北京方面去年毫无预兆地大幅削减了这些补贴。应付款项已导致负责发放补贴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出现2000亿元人民币的赤字。
香港的欧亚洲清洁能源（太阳能）咨询顾问有限公司(AECEA)创始人弗朗克•豪格维茨(Frank Haugwitz)表示，补贴导致了太阳能迅猛发展，超过了政府预期，因此才有了突然的取消。
现在，形势有利于煤炭。可再生能源新政策的重点是“电网平价”(grid parity)——只开发价格能与煤电竞争的风能和太阳能项目。然而，随着煤电价格的下跌，以及大量新建的燃煤发电厂的投产，风能和太阳能项目要与煤电竞争可能很艰难。风电行业今年冒出了一大批项目，目的是为了争取获得最后的补贴。
中国已公开受到了要求其提高气候目标的外交压力。本月早些时候，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法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誓言《巴黎协定》“不可逆转”，并承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新的气候目标。
虽然此举受到了欧洲气候政策观察人士的称赞，但李俊峰等中国政策制定者表示，这种压力是错的，因为中国很有可能超越现有的气候目标，即使它没有正式采纳新的目标。他说：“既然美国已经退出《巴黎协定》，全球对气候变化的整体回应正在改变。我们必须现实一些……着急是没用的。”
他还指出，中国已经实现、且远远超越了先前设定的大多数气候目标。中国提前3年实现了到2020年将碳排放强度（每单位GDP增长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05年的水平降低40%至50%的承诺。中国还超额完成了太阳能装机目标，尽管这种失控的增长导致了补贴赤字。
多年来，北京和西方国家政府通常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面达成一致。即使最鹰派的西方政治家也会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表现作为榜样加以表扬。
但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参加巴黎气候变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表示：“如果中国不朝着正确的方向采取行动，情况肯定会变糟，而且会非常快。”他表示，如今在全球排放方面，“回旋余地更少了”。“我们不可能做到我们需要做的，除非中国正在做相当多的事。”
斯特恩表示：“我们现在似乎正在步入一个新世界……不仅仅是一种紧迫感，还是数学问题。算一算，你就会知道我们做得是不是足够。从各签约国的政治意愿层面来说，《巴黎协定》肯定会有起有落。一直就是这样。”
“问题在于，与所需要的相比，几乎每个国家都缺乏政治意愿。”
太阳能变得黯淡：一家先进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收缩了规模
走进英利位于保定的产业园区就像回到了过去。员工们穿着深蓝色的工装，一侧胸前印着英利“旭日”标志，另一侧上臂印着中国国旗，给人一种集体主义感。在一个大型装配场的正前方，有一个很大的舞台，从布置来看是为了欢庆刚刚过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面贴着“牢记使命”、“互帮互助”等标语。
英利至少从5年前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负债水平不断攀升，而太阳能电池板价格遭遇暴跌。2016年5月，英利糟糕的财务状况浮出水面，当时该公司未能偿还一笔2.7亿美元的贷款。自那以来，英利与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为首的债权人进行了长时间磋商，但没有结果。股东们担心会出现最坏的情况：英利在美国“粉单市场”交易的股票目前每股才15美分（所谓粉单市场，是指面向未在主板上市的公司的场外交易市场）。政府减少太阳能项目补贴只会加剧其困境。
该公司创始人苗连生早年参过军，后来成为企业家，他曾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一。苗连生住在英利园区，员工们称他仍然每天出来与工人们聊聊天。
但如今，园区的工人比以前少了很多。许多车间生产线都很安静，不清楚部分生产线是在维修，还是闲置了。副总经理Vincent Yu表示，公司曾经有大约2万名员工，但现在已经减少至6000多一点。他表示，今年公司将生产2.5吉瓦至3.5吉瓦的太阳能电池板。这相当于全球需求的3%左右。
在展示公司发展历程的展览室可以看到，该公司在很多方面都是先驱者。比如，2005年，公司拥有了中国第一台自动化太阳能电池焊接设备；2007年，公司拥有了中国第一条自动化太阳能电池组件生产线。此外还有其他多项第一。但这些也意味着，它投资的是很快便过时的设备，这使得后来进入这个市场的企业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与之竞争。
从10年前开始，中国政府对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的扶持导致了产能过剩和恶性价格战。这压低了太阳能电池板的价格——对世界其他地区有利——但也意味着，中国国内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的利润率极低，甚至为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