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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林
西安事件传来，我对于那几个日本人的行为自是颇为不屑，然而西安学生的行为就更令我不以为然了。只不过几个日本学生上台自我作践，如果身在现场，或者一笑置之，或者喝倒彩轰他们下台，并不为过。至于事后兴师动众地游行抗议，如 临大敌，如蒙大辱，就未免太高抬那几个日本人了。而在游行中借机发泄，殃及无辜，以我对“爱国”愤青的一贯了解，虽是意料中事，仍不免再次失望。
有人把那些集体无意识的反应相比于义和团，我看还要等而下之。义和团固然愚昧排外，但至少还有赤膊上阵面对八国联军枪炮的血性之勇。而我们的“爱国”愤青擅长的是用水瓶、鸡蛋、砖头攻击校警，外带打伤不相干的日本女生，损毁本国卖有日货的合法经营者的财产，如此这般，俨然已经过了一把“抗日”英雄的瘾，似乎更有资本在校方和政府面前恃宠而骄了。
本来，日本人如果涉及到违法犯罪，按照属地原则，中国完全可以依法惩处，但连日的上街游行示威，所为何来，居然是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日本学生道歉”，真是牛头不对马嘴：须知省政府既不能代替、也不能强使日本学生“道歉”。这样的请愿，实在是笑谈。
曾经有一个叫冯锦华的，把“抗日”的前线挺进到日本国内，总算找准了对象，但是采取了在公共建筑上涂刷标语的方式，违反了人家的国内法，当了一回被告，然而人家是依法对待，照章办事，冯自己也不得不服气，这，就是差距。
况且日本人的表演，其意味何在，一些人恐怕有神经过敏、自动对号的因素。西北大学最先海报上有关“侮辱性文字”的图片，也只是中国国旗＋心形＋日本国旗而已。所谓“丑陋的中国人”云云，口耳相传，迄今查无实据。有关的传闻，一望即知，充满了中国式的浮想联翩。
这里姑且抛开政治不谈，仅从表演风格论，我个人并不欣赏这几个日本人的表演，如同我向来也不欣赏某些国人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后现代艺术”等等，但我体认到这是他们在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选择，如同我也有我自己的选择。如果再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导致误会与曲解，就需要更多的谨慎和宽容。
不过，老实说，最初听到有几个日本人如此的不堪，我并不感到特别的“义愤",私下里却有些不怀好意地想，我国的国民素质超过日本看来是更有把握了。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再一次表明，我们并非不丑陋。
问一句，我们为什么恨日本人？
我曾经与早稻田的一位教授聊过，她其实是一位比较亲华的中国通。我说:日本人坏的方面往往太像中国人了，而其好的很多方面我们却很欠缺。我们恨，其实是在恨自己，或者自己更该恨，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就拿这些西安学生来说，其中又有几个知道西安事变和国共“联合抗日"的真相？又有几个知道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革、“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的真相？也就难怪人家只知道自己的先辈“进入”了中国。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祭祀他们所认为的先烈，其中有不少“先烈”对于中国直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有理由表示自己的愤慨。但是，我们自己的先烈英灵何在？我们只知道更多的内战“英雄”，不是还在一遍遍地纪念内战的“胜利”吗？
再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勇于表达和发泄对于日本人的恨？
在中国当前公众缺乏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社会的紧张需要释放。“爱国”“抗日"之类的题材，因为按照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天然是“政治正确的”，因此并不需要什么勇气，甚至也无须什么思考。如同红卫兵自认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拥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敢于踏平一切了。另一方面，纵使你无力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切身利益，却总可以大义凛然地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嘛。所以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关心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远甚于社区事务，因为在现行体制下，身边的社区事务反正也是自己无能为力的。
然而，狭隘偏激的民族情绪固然可以暂时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有利于某种政治需要，正中其下怀，或者压根就是长期刻意栽培的结果；但诉诸情绪的权宜之计，所引发的浪潮可能如脱缰野马，超出官方所一厢情愿的控制界限。这次抗议事件也是一个明证。
在对日、对美、对台问题上，大陆舆论每每呈现几乎“一边倒”的情形，不仅淹没了冷静思考的声音，于此还俨然成为检验“政治正确性”的试金石。凡此种种，令人触目惊心。乞灵于狭隘民族主义，这是一柄“双刃剑”，收效于一时，贻害乎长远，终将自食其果。照此发展下去，极而言之，中国的迅速法西斯化也是不无可能的。
回想起美国911事件之后国内知识界某些人和不少青年学生一片幸灾乐祸的景象，当时我面对纽约时报记者的疑惑，默然无语，旋而记起一位朋友电话中说，他的父亲，一位深山老农，没有读过几年书，甚至从来没有到过省会城市，只不过偶然听说了世贸中心这回事，从朴素的常识和良知出发，为之唏嘘不已。我释然相告，这样的中国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我相信，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经久不息的价值所在。之后我苦笑，中国人的脸面，总算由一位大别山老农得以挽回。但是，接下来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的一代青年学生究竟怎么了？
改革开放二十有年，目前这代大学生，基本也在二十来岁，他们形成自己初步的思维定势，也不过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恰好处于1990年代以来狭隘民族主义的高涨时期。对此，政府有责任，校方有责任，媒体和学界都是有责任的。
动不动上纲上线，扯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一触即跳，泛政治化，这恰恰是民族精神虚弱和浮躁的表现，也是社会心理脆弱和失衡的表现，非国家人民之福也。
泱泱大国，有容乃大。如果我们不能培养起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仅仅依靠“船坚炮利”和“神舟五号”之类，并不足以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自己的民族尊严。愿与诸君共勉之。
西安事件传来，我对于那几个日本人的行为自是颇为不屑，然而西安学生的行为就更令我不以为然了。只不过几个日本学生上台自我作践，如果身在现场，或者一笑置之，或者喝倒彩轰他们下台，并不为过。至于事后兴师动众地游行抗议，如 临大敌，如蒙大辱，就未免太高抬那几个日本人了。而在游行中借机发泄，殃及无辜，以我对“爱国”愤青的一贯了解，虽是意料中事，仍不免再次失望。
有人把那些集体无意识的反应相比于义和团，我看还要等而下之。义和团固然愚昧排外，但至少还有赤膊上阵面对八国联军枪炮的血性之勇。而我们的“爱国”愤青擅长的是用水瓶、鸡蛋、砖头攻击校警，外带打伤不相干的日本女生，损毁本国卖有日货的合法经营者的财产，如此这般，俨然已经过了一把“抗日”英雄的瘾，似乎更有资本在校方和政府面前恃宠而骄了。
本来，日本人如果涉及到违法犯罪，按照属地原则，中国完全可以依法惩处，但连日的上街游行示威，所为何来，居然是向省政府请愿“要求日本学生道歉”，真是牛头不对马嘴：须知省政府既不能代替、也不能强使日本学生“道歉”。这样的请愿，实在是笑谈。
曾经有一个叫冯锦华的，把“抗日”的前线挺进到日本国内，总算找准了对象，但是采取了在公共建筑上涂刷标语的方式，违反了人家的国内法，当了一回被告，然而人家是依法对待，照章办事，冯自己也不得不服气，这，就是差距。
况且日本人的表演，其意味何在，一些人恐怕有神经过敏、自动对号的因素。西北大学最先海报上有关“侮辱性文字”的图片，也只是中国国旗＋心形＋日本国旗而已。所谓“丑陋的中国人”云云，口耳相传，迄今查无实据。有关的传闻，一望即知，充满了中国式的浮想联翩。
这里姑且抛开政治不谈，仅从表演风格论，我个人并不欣赏这几个日本人的表演，如同我向来也不欣赏某些国人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后现代艺术”等等，但我体认到这是他们在生活方式和表达方式上的选择，如同我也有我自己的选择。如果再考虑到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导致误会与曲解，就需要更多的谨慎和宽容。
不过，老实说，最初听到有几个日本人如此的不堪，我并不感到特别的“义愤",私下里却有些不怀好意地想，我国的国民素质超过日本看来是更有把握了。然而，后来的事态发展再一次表明，我们并非不丑陋。
问一句，我们为什么恨日本人？
我曾经与早稻田的一位教授聊过，她其实是一位比较亲华的中国通。我说:日本人坏的方面往往太像中国人了，而其好的很多方面我们却很欠缺。我们恨，其实是在恨自己，或者自己更该恨，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就拿这些西安学生来说，其中又有几个知道西安事变和国共“联合抗日"的真相？又有几个知道土改、镇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四清”、文革、“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的真相？也就难怪人家只知道自己的先辈“进入”了中国。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祭祀他们所认为的先烈，其中有不少“先烈”对于中国直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们有理由表示自己的愤慨。但是，我们自己的先烈英灵何在？我们只知道更多的内战“英雄”，不是还在一遍遍地纪念内战的“胜利”吗？
再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勇于表达和发泄对于日本人的恨？
在中国当前公众缺乏积极有效的政治参与渠道的情况下，社会的紧张需要释放。“爱国”“抗日"之类的题材，因为按照长期的意识形态灌输天然是“政治正确的”，因此并不需要什么勇气，甚至也无须什么思考。如同红卫兵自认为“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就拥有了道德上的优越感，敢于踏平一切了。另一方面，纵使你无力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和切身利益，却总可以大义凛然地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嘛。所以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关心政治特别是国际政治远甚于社区事务，因为在现行体制下，身边的社区事务反正也是自己无能为力的。
然而，狭隘偏激的民族情绪固然可以暂时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有利于某种政治需要，正中其下怀，或者压根就是长期刻意栽培的结果；但诉诸情绪的权宜之计，所引发的浪潮可能如脱缰野马，超出官方所一厢情愿的控制界限。这次抗议事件也是一个明证。
在对日、对美、对台问题上，大陆舆论每每呈现几乎“一边倒”的情形，不仅淹没了冷静思考的声音，于此还俨然成为检验“政治正确性”的试金石。凡此种种，令人触目惊心。乞灵于狭隘民族主义，这是一柄“双刃剑”，收效于一时，贻害乎长远，终将自食其果。照此发展下去，极而言之，中国的迅速法西斯化也是不无可能的。
回想起美国911事件之后国内知识界某些人和不少青年学生一片幸灾乐祸的景象，当时我面对纽约时报记者的疑惑，默然无语，旋而记起一位朋友电话中说，他的父亲，一位深山老农，没有读过几年书，甚至从来没有到过省会城市，只不过偶然听说了世贸中心这回事，从朴素的常识和良知出发，为之唏嘘不已。我释然相告，这样的中国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我相信，他们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经久不息的价值所在。之后我苦笑，中国人的脸面，总算由一位大别山老农得以挽回。但是，接下来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的一代青年学生究竟怎么了？
改革开放二十有年，目前这代大学生，基本也在二十来岁，他们形成自己初步的思维定势，也不过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恰好处于1990年代以来狭隘民族主义的高涨时期。对此，政府有责任，校方有责任，媒体和学界都是有责任的。
动不动上纲上线，扯到民族大义的高度，一触即跳，泛政治化，这恰恰是民族精神虚弱和浮躁的表现，也是社会心理脆弱和失衡的表现，非国家人民之福也。
泱泱大国，有容乃大。如果我们不能培养起健全人格的现代公民，仅仅依靠“船坚炮利”和“神舟五号”之类，并不足以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自己的民族尊严。愿与诸君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