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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抗COVID-19无力的12个原因及疫病的“社会建构”
一天一杯奶茶
昨天 13:16
微博：兔主席；公众号：tuzhuxi
兔主席 20200623
一、美国疫情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里的失败孤例
截至本文撰写时：
美国的COVID-19病例239万，单日增加超过2万，病死接近12.3万，病死率5.1%。
中国内地的COVID-19病例8.3万，病死4,634人，病死率5.6%。疫情在全国范围得到控制。
我们再看看疫情的发展趋势。
先看看中国的数据（下图）。主要看黄线（单日确诊数据）。China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疫情在2月上中旬达到高峰（其中单日确诊破万是因为数据调整），2月下旬舒缓，之后一直被控制得很好。
再看看意大利的数据（下图），也有一个明显的峰值，感染数量在3月下旬达到高峰，随后稳步下降。Italy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再看看德国的数据（下图）：Germany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单日确诊在4月上旬达到峰值，随后下降。这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
比利时（下图）：Belgium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西班牙（下图）：Spain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甚至另一个防疫表现极差的国家——英国_也见证了疫情达到峰值、趋缓的过程。英国的数据见下图: United Kingdom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好了。先我们再看看美国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看到美国没有出现发达国家经历的COVID-19确诊病例攀升、达到峰值，逐步下降并最终得到控制的态势。美国单日确诊稳定的保持在2~3万，并且已经持续了将近3个月。过去几日，美国有多州在录得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记录。COVID-19疫情在美国没有得到控制，还在持续爆发。
这就是美国COVID-19确诊病例达到239万，病死12万的原因。
世人已经可以看清楚，COVID-19在美国会继续发展下去。在疫苗出现之前，美国的疫情将无法得到控制。最后的感染人数是千万级的（可能在数千万）。
美国疫情发展趋势在发达国家里应该是一个孤例。
二、美国人似乎仍不把COVID-19疫情当回事。以及疫情的“社会建构”
在这个环境下，中国和美国也在发生截然不同的事情：
北京以新发地农贸市场为中心，出现了小规模的本地爆发，一周多以来有上百宗确诊病例。北京的反应是：公共卫生响应等级提升至二级，进行软性的“封城”——出城居民需要出示七天有效的核酸检测，同时北京以外的城市对来自北京的访客采取了不同的限制或隔离措施。对少数出现疫情的企业进行停工停产（例如百事可乐）。把疫情风险系数定义到街道/社区上，而不是对全市全区一刀切。这些手段远比1月下旬武汉封城时的措施更加灵活和人性化，体现了中国防疫基础设施、技术手段及体系的升级进化。另外，北京还启动了对全市常住居民的核酸检测（以企业和社区为网格单位，带有自愿性的组织进行）。
北京对COVID-19疫情是严阵以待。除此之外，生产生活又大部分正常。社会在防疫和生活生产之间大体上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并且伴随经验积累，对疫情的适应还能不但提升。
相比之下，美国每日录得数万确诊病例，每天都有几十个州录得单日确诊记录。而同时，美国社会中相当比例的人口已经无法再忍耐防疫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希望回避疫情、“忘掉”疫情，就当什么事都没有一样恢复生活。
6月21日，Trump在俄克拉荷马州的Tulsa County举行了一场选举集会。与此同时，俄克拉荷马州每日新增病例超过200，而Tulsa County确诊病例合计1,825例，是全州最多的。该county病例单日新增的情况是这样的：
正处在爆发阶段。
在这个时候，Trump居然跑到这里举办选举集会。除了美国及其他地方各种示威和暴乱活动之外，这可能是全球疫情爆发以来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举办的首个大规模集会。
更为奇葩的是组织者不要求参加集会的人佩戴口罩或保持站位/社交距离。大概集会组织者希望倡导的行为是：不戴口罩，无视病毒、蔑视病毒，不随大流、不娘娘腔，拿出战斗民族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才配做Trump的支持者。
更更奇葩的是Trump在这个集会上声称美国对COVID-19检测做得太多了。“检测得多，所以病例多呀。我们应该放慢检测的速度！”
一个被认为是全球科技和经济最发达的超级大国的民选总统居然能够说出这样反智和愚昧的话，一定让许多不太了解美国的人感到无比吃惊。但你看到的就是美国，即便不是美国的全部，也是美国的一半。美国特殊的选举体制使得这些人能够帮助Trump登上总统的宝座（几个摇摆州数十万中间派选民就可以决定谁能当上美国总统，决定美国的命运）。
中国和美国在对待COVID-19上的惊人反差，使得人们不禁要问，咱们讨论的是一种病么？
To be sure，咱们讨论的“确实”是同一种疾病：美国的COVID-19的病死率目前为5.1%（中国内地为5.6%）；美国的COVID-19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并不比其他国家更低，并不是一个稍微严重一点的“流感”，而是一种烈性呼吸道传染病。
那么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对COVID-19的反应似乎完全不同呢？
这是因为疾病（illness）也是社会建构的（socially constructed）。
首先，只要是同一种疾病，遇到不同的个体，其成因、症状、诊断、病理学分析、控制和治疗方式都是类似的、可比的。换言之，在医学层面是一样的。
但在人们心目中的想象可能是不一样的。
通俗地说，我们越觉得它是个病，它就越是个病；我们越觉得它不是个病，它就不是个病。我们越拿它当回事，它就越重要。我们越不把它当回事，它就越能被忽略。
疾病的“社会建构”就是一个社会的人们对某个疾病或生理/心理特征的想象与认知。
如果涉及的是心理/行为，则社会建构可能极为主观。
典型的譬如抑郁症，在古代社会不会被看成是一个病。在现代社会就会被看成是一种病，会被纳入到防治体系内。其他各种精神类的疾病都属于这个范畴。
还有一些心理状况，譬如同性恋，在古代和传统社会不但被看成是道德问题，还可能被看成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病，而在现代社会里，则只是被视为不同的性取向，背后有复杂的生理基础。
这些都是典型的“社会建构”。
中国和美国对COVID-19的社会建构明显不同。这是笔者从中国疫情爆发初期就反反复复强调的。中国对COVID-19是“SARS化”，美国对COVID-19是“流感化”。笔者提出的另一个比喻是：
人们在初期对COVID-19对传染性、危害性、致死性是没有清晰认识的。这就是1月中下旬中国政府面临的选择，当时的选择有很强的主观性，是为了最大程度规避风险，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个认定很大程度基于过去的经验及认知基础——中国知道，绝对不能重复2003年的SARS，必须尽最大的动力避免重蹈覆辙。而在对呼吸道传染病（如流感）常识及防控意识并不强的中国，只有疫病“SARS化”了，才能引起各级政府、社会、个人的重视。
美国的情况不同，美国对呼吸道传染病的认识基本建筑在流感之上，常年研究和对抗流感。而流感的病死率是比较低的（在千分之二到三甚至更低），社会对于流感只能有限防控，不可能推出大规模的社会控制措施，不可能承担更大的经济社会代价。
这只是一个社会初初遭遇COVID-19，在有限信息下的本能反应。中国选择参考SARS，美国选择参考流感。
但几个月过去了，当我们的数据归拢、趋同，发现COVID-19病死率在5%左右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相比流感，COVID-19更接近SARS——它的死亡率是SARS的一半，却是流感的20~50倍。
这个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就是美国）仍然要淡化COVID-19，背后就有更加复杂的原因了。
三、美国对COVID-19的社会建构及“无能为力”的原因
美国对COVID-19的抗议不力，深刻反映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特性，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笔者首先对美国尝试分析如下。
1、 政治制度——分权体制：导致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足够的政治授权去解决COVID-19问题，因为COVID-19需要把政府变成一个整体，形成绝对的权力，推行系统、全方位、大规模、跨地域的社会控制，以全面限制人口流动与活动。美国给联邦政府划定了很有限的权力，隔离权都在州政府，因此跨区、封城之类的措施在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没有人会为此做出尝试，完全浪费时间。
2、政治制度——权力分立：行政与司法分立。某一级政府提出的限制人口流动、推行社会隔离的政策可能被司法体系所挑战并推翻。这个情况疫情以来在美国已经是屡见不鲜。中国人习惯把政府看成一个整体，而美国在每一级政府里，立法、行政和司法都是分离的，且存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垂直+平行的体制。既然行政部门的权力很小，也就会避免触及权限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任何的行动都会吃官司，并被法官推翻。
《法官否决了Trump选举集会必须佩戴口罩及保证社会隔离的禁制令》
《联邦法院法官判决：肯塔基的教堂可以开始线下服务》
6tt.co
《联邦法院法官裁决：不允许堪萨斯州将宗教集会限制在10人以下》
6tt.co
《俄勒冈州一个县的法官判定州长的COVID-19限制措施无效，因为该举措未经过州立法机构的授权》
6tt.co
这种新闻可以搜出100条。
美国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结果是政府所有的防疫行动都会有人反对，面临诉讼，最后交由法官裁决。是的，决定防疫措施的是法官和律师，而不是公共卫生专家。美国236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绝对不是偶然，是有深刻背景的。
3、巨大的种族和阶层差异与问题。COVID-19疫情主要爆发在人口众多、居住密集的大城市，不成比例地打击了主要居住在大城市的黑人、拉丁裔和经济弱势群体，其中不乏缺乏医疗保险的底层人士。COVID-19的影响肯定会有阶层维度，如果说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还很强的种族维度，黑人和拉丁裔人受到重点打击。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机的、互助的、团结的整体，只有在发生战争，一致对抗外敌时才会团结。在和平年代，在内政问题上，不同阶层、种族则在不同的区域追求自己不同的利益，各自为政，社会难以凝聚一体。这次George Floyd被跪颈死亡事件引发这么大的暴乱，与黑人受疫情影响较大，经济情势困难肯定也是相关的。
4、 美国将个人主义置于最高地位，甚至将其与社会/集体对立起来。美国人相信，每个人不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和小我出发，还对此赋予颇为崇高的哲学和伦理价值，认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认为只要人人都能追求和捍卫自己的利益，政府和社会去保证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几乎“自动”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政治社会意识形态（socio-political ideology）。人民被这种观念深深“洗脑”，无法改变。
5、美国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的片面强调。这一条是西方以外社会最难以理解的。笔者后面有时间会解释一下这个传统的由来。西方体系里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都是“消极”权利、“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即我要“免于”什么什么；政府不能够对我做什么什么。西方社会最倡导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基本都属于这一类，都是在限定政府的权利。并且西方认为这些权利才是最根本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最不可分割的，只有让个体拥有这些权利，才有可能保证其他的权利和福利（譬如经济权利、教育权利、医疗权利）。甚至会有人认为完全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是其他权利和福利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相比之下，经济、社会、教育、医疗权利都属于“积极”权利、“积极”自由，往往都是资源类的，需要对政府赋能才能对个人提供。同样还有平权类的，要求不同人无论阶层和种族可以获得相似的资源和权利（equity），也是一样，也需要社会有资源，政府有干预，对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进行指导和限制。现代西方思维里认为这种权利都是第二位的。在西方体系里的，提及“人权”（human rights），其实往往是狭义的，指代的是前面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所以，美国人认为政府不能对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所以很难进行强制隔离、无法限制人口流动；美国人认为政府绝对不能获得个人的隐私——所以什么健康码、通过实名手机跟踪行程，建立大数据网络之类都不可能；政府不能限制个人的宗教自由或集会自由。所以我们看到，如果防疫安全和宗教集会自由发生了矛盾，法官会偏好保护后者。
在美国，个人的自由才是最高级的权利，是最根本的“人权”。而防疫和治疗属于医疗领域的，是资源型的，属于低一层级的福利（甚至都不算权利），不能用来干扰和破坏最根本的“人权”。
这是一个根本的价值观，一个根本的意识形态。网上有段子说美国人是“不自由毋宁死”，这个说法确实反映了在极端情况下，“自由”和“生存”之间存在冲突。但放到具体个人、具体情景下，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肯定都会选择生存。但社会大的价值观导向就是偏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忽视个人的福利（特别是集体的福利），在结果上就造成了整个社会“不自由毋宁死”的状态。
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讲十几亿人吃饭，讲“生存权”之类的话语西方人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他们的哲学体系认为吃饭根本就不算权利。生存权是属于猪的。他们认为只要赋予人们政治和公民权利，那十多亿人吃饭根本就不是问题。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
并不能说中国和西方/美国谁就是错的。笔者想说的只是，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6、“枪”的文化——拓荒精神、“坚忍不拔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战斗的民族”。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这是一个完全的移民国家，不满意“旧世界”生活、追求新生的人来到这片“新大陆”，拓荒生存，创造生活。不同的聚居地、社区、族群为了能够共处，建立了社会契约，基于一些政治理念，人为的组建了一个国家。美国和其他社会的区别在于，在这里，是先有个体，先有家庭，先有社区和社群，最后才有政治共同体。而在任何一个其他传统社会，社群和政治共同体都是同时产生的，都是一个社群能够回忆的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通过后天契约形成的。所以，美国人/美国社会与政府的关系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政府，相反，政府还可能是对个体、家庭和社区的一种威胁，且政府离本地越远，个人对政府的影响力越小，政府的威胁也越大（例如联邦政府的威胁要大于州政府；州政府的威胁又大于地方政府）。美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持械权利，究其本源，倒不一定真的是为了要发动武装对抗政府，而是认为枪械是个人赋能、对抗社会和自然的重要武器；必须确保自己能够拥有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并且坚决反对政府剥夺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这种自己动手，自我保卫的想法与新世界的“拓荒精神”高度结合，造就了这样一个极为野性、好动尚武、极度雄性化（masculine）的“战斗的民族”。如果“直男癌”可以用来形容一个国家的风尚和文化的话，可能最适合用来比喻美国。
7、 “圣经”的文化——圣经文化就是极度虔诚，相信上帝。美国虽然是全球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但还有一个例外，就是拥有发达国家里最反智的人口。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属于福音基督教（Evangelical Christians），他们相信上帝造物，不相信进化论，不相信气候变化，对科学充满怀疑。他们的思想取态用一个词可以概括，就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Trump和副总统Pence对COVID-19的所有错误描述、错误理解，提出和援引的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抗疫方案（例如建议人体注射消毒水），逞能而不戴口罩，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反智主义。欧洲大陆看到美国的反智主义只会觉得这个国家极度的荒诞离奇。英国人看到美国的反智主义会觉得美国除了说英语之外，完全是个不同的国家，人民是完全不同的物种。西方人用一个词委婉地概括美国的奇葩，叫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的反智主义本来就是普及防疫抗疫知识及推广防疫抗疫实践的最大屏障，要命的是美国老百姓利用美国颇为不完美的选举机制选出了一个集美国反智主义大成的人上台当总统，在全国范围领导抗疫。所以美国防疫失败是注定的。
8、 缺乏共识的多元化社会：美国的社会极度的分散和多元，其多元化程度远远地超过一般的国家与社会，这里是一个移民国家，幅员辽阔，人口十分众多，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区，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从最传统的社群（阿米什/摩门教/哈西德犹太人/福音基督教到千奇百怪的教派（包括邪教），到白人至上主义及极右翼者、到规规矩矩的大城市中上层（upper-middle-class）白人精英，到酗酒、吸毒、家庭生活混乱的绣带和阿帕拉契山脉的“白屌丝”群体，到兢兢业业的少数族裔模范亚裔群体，到庞大且构成十分复杂的拉丁裔群体，到一直活在奴隶制历史阴影及现实生存危机的黑人，到纽约等大都会的全球化精英（cosmopolitan elite），到生活在加州/佛州/纽约的“嬉皮士”/LGBTQ，到全球最杰出优秀的科学家及硅谷的工程师及创业者。美国代表了最先进和最传统/落后的文化，在一个国家之内的多元化和复杂性超出任何一个其他的多民族国家（例如俄罗斯、印度、巴西、中国），其多样化程度远远超出一般国家的理解。其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社会，人们几乎无法就任何问题形成共识和一致意见。COVID-19防疫需要人口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而如果社会是离散的，分裂的，撕裂的，人们缺乏形成基本共识的认知基础及沟通管道（且选举政治在加剧这种分歧），那自然不可能团结一致行动，不可能有效地对抗COVID-19。
9、 美国政治和媒体在加强而非弥合社会的分裂——美国的政治生态在鼓励、保护和发扬分歧。美国的政治分权、党派政治、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片面追求，结果就是在强化不同社群各自的身份认同和利益，使得社会愈加分裂，愈加难以建立共识，美国媒体的多样性本身正是美国社会多样性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在商业化驱动（要登载自己读者爱看的故事）及现代科技手段支持之下（将新闻推送给最可能的受众群体），媒体变成了强化而非弥合社会分歧的平台和手段，让不同的人落入并且困在完全不同的认知世界，所以，CNN和FOX的观众似乎生活在平行的美国。
10、 缺乏尊老的价值观，不利对老人特殊保护——COVID-19最主要伤害的是老人，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对老人越尊重，越保护，那么对COVID-19就会越重视。东亚儒家社会有尊老传统，自然对COVID-19的关注度更高。西方没有这种尊老的传统，老人只是作为弱势群体被看待，并不会得到更高的待遇。同时，子女与老人的关系也不如极度讲究孝道的中国社会那么亲近，子女成年后就各自生活。这些因素都使得老人难以享受更高级的待遇，而子女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那么关注，就更不要说去关注那些和自己无关的老年人群体了。在这样的社会里，很难说服中青年群体为了保护社会的老年人而承担额外的防疫义务、付出额外的防疫代价。
11、 美国的家庭组织方式不利于COVID-19防疫
下图是2019年12月份Pew Research Center做的一个统计。
6tt.co
美国老人和子女一起居住的情况低于全球水平。COVID-19疫情之下，老人和子女住在一起，虽然交叉传染的隐患会变大，但人们因此对防疫可能也会越重视，因为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被感染，都有可能影响到住在家中的老人。相反，如果年轻人普遍不和老人居住，那么就更有可能对COVID-19掉以轻心，因为他们自认为即便得了COVID-19，也会是轻症，不会有太大的健康风险。美国60岁以上人口中有46%是夫妇单独居住（全球为31%），27%是单独居住（全球为16%），加在一起，就是七成的美国老人要么和老伴一起住，要么独居，显著高于全球水平。这种年轻人和老人分离的家庭组织方式可能使得美国中青年对防疫的重视度要更低。
美国老人带小孩的情况显著低于全球水平。这一条主要参考所谓的大家庭比例。大家庭即extended family，三代以上人居住在一起）。美国60岁以上的人只有6%住在“大家庭”里，而全球水平是38%。全美国各年龄段来看，只有11%的人住在大家庭里（全球是38%）。美国的大家庭很多应当都是少数族裔（例如黑人、拉丁裔、亚裔）。这个结果是，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带小孩，那么停学对家庭的影响就会更大。父母更不希望看到孩子停学。
美国的单亲家庭非常多。美国单亲家庭的比例全球最高，有23%的青少年（18岁以下）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单亲家庭指只有父母其中一个，且家里没有其他长辈），是全球水平（7%）的三倍。单亲家庭就更难承担子女停学了，父/母的工作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除了价值观外，家庭组织方式对COVID-19应对也是有影响的。
12、 美国中低层“走钢丝”的生活
很多美国人没有任何储蓄，过着所谓paycheck-to-paycheck的生活——一旦拿不到收入或救济支票的话，马上就连饭都吃不上，交通费用付不起，家里停电，面临交不起租金无家可归的情况。
根据2006年GoBankingRates的调查，34%的美国人没有任何储蓄；35%的人的储蓄不足1,000美元。11%的人有1000~4,999美元的储蓄，4%的人有5,000有到9,999美元的储蓄，而只有15%的人储蓄超过10,000美元。
另外引用OECD统计的2000~2019年家庭储蓄率数据做参考（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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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储蓄率即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过去几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35~40%之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在6~8%之间。
美国储蓄率低也有很多的原因，包括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家庭关系、物价水平、生活预期等等。在美国的环境里，老百姓很难存下钱来。储蓄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有限的储蓄不能用来承担大的资本开支（例如支付买房的首付款），那对美国人来说，把钱花掉带来的幸福感更大。
这个结果是，一旦经济出现问题——譬如COVID-19这种百年不遇的疫情——社会的承压能力很弱。疫情之下，中国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主要通过家庭储蓄来渡过难关。美国则靠政府临时派钱救济。一旦政府和社会的救济跟不上，很多人的生活就会出现问题。疫情以来，美国有数千万人失业；相比之下，中国的失业情况肯定也值得关注，但是同样重要的事实可能是，美国虽然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相当比例的中低层人口却过着走钢丝的生活，非常缺乏经济抗压能力，生活可能瞬间坠入窘境，甚至比经济远要落后的中国情况更糟。这肯定是与美国经济发达地位不匹配的，反映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深层次问题。
所以，疫情之下，大量的美国人极度需要工作，维持自己走钢丝的生活。因此，他们会极为抵触防疫所需要的社会隔离及相关政策，因为这会极大影响他们的生计。当他们的声音与政党政治、利益团体、媒体、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的保护、族群政治等因素到联系一起后，就会形成对政府防疫措施的巨大反对力量和政治压力，从而限制了政府的防疫选择及能力。
13、其他文化因素——对口罩的抵触。美国人（特别是白人）认为口罩代表某种不洁、不健康、疾病是有污点的，在可能的情况都不希望佩戴口罩。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与人必须坦诚想见，戴口罩是一种对他人的不尊重，妨碍交流，妨碍双方建立关系。总而言之，社会不欢迎口罩。但口罩恰恰是防范COVID-19最关键的道具。美国对口罩的抵触，再加上前述坚忍不拔的个人主义、雄性文化、反智主义等，使得推广口罩比一般社会更加困难。总统带头不带口罩，并以不带口罩为荣。毫无疑问，这个文化因素削弱了美国抵御COVID-19的整体能力。
四、美国：从重塑对COVID-19的社会建构到输出美国模式（？！）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因为其极为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美国恐怕是全球最不擅长对抗COVID-19的国家。COVID-19在美国爆发、失控，恐怕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必然现象。
经过几个月的有限抗疫努力后，美国的“潜意识”其实已经发现，除非颠覆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否则美国是无法控制COVID-19的。中国模式的强力防疫是对抗COVID-19的有效方法，但在美国完全不可能落地、完全不可能效仿——即便像欧洲这样更加宽松、温和的版本也不可能。
美国需要掌握对COVID-19社会建构和叙事的“主动权”。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美国，如果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建构并应对COVID-19，唯一办法就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恢复到按照流感的常态化方式处理COVID-19。那时的美国每日还将新增数万确诊病例，死亡数百上千人，直到有数千万人感染，数十上百万人死亡。但我们可能会发现，在那个时候，美国还活得不错，跟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因为每日的数字积累将让美国人彻底麻痹，强迫自己对COVID-19进行新的社会建构，让自己相信这真的只是一个超大号流感。当这种社会建构完成之后，COVID-19也就不重要了。这时老百姓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疫苗。
那个时候，美国人会对疫情之下正常复工复产带来的经济复苏沾沾自喜，在经济账和人命账中坚定的选择经济账，并自认为比欧洲更加明智。
美国人会认为中国的数字全是捏造的，抑或中国人付出了不可想象的代价（例如权利的让渡和牺牲）才取得了一点成果。美国人既不羡慕也不认可中国的选择和结果。
这时的美国也将变成全球公共卫生威胁。因为这个国家实质处于放弃防疫的状态，数百上千万人感染，并威胁向世界各国输出病毒。到那个时候，如果面临封关，美国可能还会希望向全球输出自己对COVID-19的社会建构。美国会希望全球都像美国一样把疫情扔到一边，不要“大惊小怪”，正常复工复产复学，正常社交行为，恢复人口流动（尤其是要允许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访问），让全球恢复转动，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美国要引领全球，率先恢复社会运转，然后，将疫苗解释为应对疫情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不需要做什么，更不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这时，美国输出的不仅仅是病毒和疫情，还是美国版本的COVID-19社会建构。美国版本的COVID-19社会建构要挑战的当然就是中国版本的COVID-19社会建构，因为中国版本的COVID-19社会建构只能用中国的严苛方法应对。而这时，美国只能交出全球最低分的答卷。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美国窘迫、恼火和愤怒呢。所以必须挑战中国的话语，社会建构及模式。
2020年非常有趣。由中国的疫情拉开了序幕，让我们得以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加深我们对两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了解。而美国在防疫上可能已经宣告失败，实质放弃作战。未来，美国社会需要开始重新构建对COVID-19的认识，将其轻描淡写、常态化，纳入到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并逐渐向全球输出自己对COVID-19新的社会建构和叙事，藉此争夺对COVID-19的定义权、主导权，挑战中国的建构、叙事和模式。
假设真的有这样的极端情形，中国以外全部“疫区”，许多国家放弃抗疫，开始常态化和互通，而中国维持自己的叙事，还得给国门戴上口罩，建筑防疫长城。到那时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细思极恐。
希望“美国例外论”最终得胜——美国对COVID-19社会建构、叙事和模式最终只留在美利坚的土地上。
（全文结束）
一天一杯奶茶
昨天 13:16
微博：兔主席；公众号：tuzhuxi
兔主席 20200623
一、美国疫情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里的失败孤例
截至本文撰写时：
美国的COVID-19病例239万，单日增加超过2万，病死接近12.3万，病死率5.1%。
中国内地的COVID-19病例8.3万，病死4,634人，病死率5.6%。疫情在全国范围得到控制。
我们再看看疫情的发展趋势。
先看看中国的数据（下图）。主要看黄线（单日确诊数据）。China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疫情在2月上中旬达到高峰（其中单日确诊破万是因为数据调整），2月下旬舒缓，之后一直被控制得很好。
再看看意大利的数据（下图），也有一个明显的峰值，感染数量在3月下旬达到高峰，随后稳步下降。Italy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再看看德国的数据（下图）：Germany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单日确诊在4月上旬达到峰值，随后下降。这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
比利时（下图）：Belgium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西班牙（下图）：Spain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甚至另一个防疫表现极差的国家——英国_也见证了疫情达到峰值、趋缓的过程。英国的数据见下图: United Kingdom coronavirus information and stats
好了。先我们再看看美国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看到美国没有出现发达国家经历的COVID-19确诊病例攀升、达到峰值，逐步下降并最终得到控制的态势。美国单日确诊稳定的保持在2~3万，并且已经持续了将近3个月。过去几日，美国有多州在录得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记录。COVID-19疫情在美国没有得到控制，还在持续爆发。
这就是美国COVID-19确诊病例达到239万，病死12万的原因。
世人已经可以看清楚，COVID-19在美国会继续发展下去。在疫苗出现之前，美国的疫情将无法得到控制。最后的感染人数是千万级的（可能在数千万）。
美国疫情发展趋势在发达国家里应该是一个孤例。
二、美国人似乎仍不把COVID-19疫情当回事。以及疫情的“社会建构”
在这个环境下，中国和美国也在发生截然不同的事情：
北京以新发地农贸市场为中心，出现了小规模的本地爆发，一周多以来有上百宗确诊病例。北京的反应是：公共卫生响应等级提升至二级，进行软性的“封城”——出城居民需要出示七天有效的核酸检测，同时北京以外的城市对来自北京的访客采取了不同的限制或隔离措施。对少数出现疫情的企业进行停工停产（例如百事可乐）。把疫情风险系数定义到街道/社区上，而不是对全市全区一刀切。这些手段远比1月下旬武汉封城时的措施更加灵活和人性化，体现了中国防疫基础设施、技术手段及体系的升级进化。另外，北京还启动了对全市常住居民的核酸检测（以企业和社区为网格单位，带有自愿性的组织进行）。
北京对COVID-19疫情是严阵以待。除此之外，生产生活又大部分正常。社会在防疫和生活生产之间大体上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并且伴随经验积累，对疫情的适应还能不但提升。
相比之下，美国每日录得数万确诊病例，每天都有几十个州录得单日确诊记录。而同时，美国社会中相当比例的人口已经无法再忍耐防疫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希望回避疫情、“忘掉”疫情，就当什么事都没有一样恢复生活。
6月21日，Trump在俄克拉荷马州的Tulsa County举行了一场选举集会。与此同时，俄克拉荷马州每日新增病例超过200，而Tulsa County确诊病例合计1,825例，是全州最多的。该county病例单日新增的情况是这样的：
正处在爆发阶段。
在这个时候，Trump居然跑到这里举办选举集会。除了美国及其他地方各种示威和暴乱活动之外，这可能是全球疫情爆发以来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举办的首个大规模集会。
更为奇葩的是组织者不要求参加集会的人佩戴口罩或保持站位/社交距离。大概集会组织者希望倡导的行为是：不戴口罩，无视病毒、蔑视病毒，不随大流、不娘娘腔，拿出战斗民族的精神，才是真正的美国人，才配做Trump的支持者。
更更奇葩的是Trump在这个集会上声称美国对COVID-19检测做得太多了。“检测得多，所以病例多呀。我们应该放慢检测的速度！”
一个被认为是全球科技和经济最发达的超级大国的民选总统居然能够说出这样反智和愚昧的话，一定让许多不太了解美国的人感到无比吃惊。但你看到的就是美国，即便不是美国的全部，也是美国的一半。美国特殊的选举体制使得这些人能够帮助Trump登上总统的宝座（几个摇摆州数十万中间派选民就可以决定谁能当上美国总统，决定美国的命运）。
中国和美国在对待COVID-19上的惊人反差，使得人们不禁要问，咱们讨论的是一种病么？
To be sure，咱们讨论的“确实”是同一种疾病：美国的COVID-19的病死率目前为5.1%（中国内地为5.6%）；美国的COVID-19的传染性和致命性并不比其他国家更低，并不是一个稍微严重一点的“流感”，而是一种烈性呼吸道传染病。
那么为什么美国和中国对COVID-19的反应似乎完全不同呢？
这是因为疾病（illness）也是社会建构的（socially constructed）。
首先，只要是同一种疾病，遇到不同的个体，其成因、症状、诊断、病理学分析、控制和治疗方式都是类似的、可比的。换言之，在医学层面是一样的。
但在人们心目中的想象可能是不一样的。
通俗地说，我们越觉得它是个病，它就越是个病；我们越觉得它不是个病，它就不是个病。我们越拿它当回事，它就越重要。我们越不把它当回事，它就越能被忽略。
疾病的“社会建构”就是一个社会的人们对某个疾病或生理/心理特征的想象与认知。
如果涉及的是心理/行为，则社会建构可能极为主观。
典型的譬如抑郁症，在古代社会不会被看成是一个病。在现代社会就会被看成是一种病，会被纳入到防治体系内。其他各种精神类的疾病都属于这个范畴。
还有一些心理状况，譬如同性恋，在古代和传统社会不但被看成是道德问题，还可能被看成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病，而在现代社会里，则只是被视为不同的性取向，背后有复杂的生理基础。
这些都是典型的“社会建构”。
中国和美国对COVID-19的社会建构明显不同。这是笔者从中国疫情爆发初期就反反复复强调的。中国对COVID-19是“SARS化”，美国对COVID-19是“流感化”。笔者提出的另一个比喻是：
人们在初期对COVID-19对传染性、危害性、致死性是没有清晰认识的。这就是1月中下旬中国政府面临的选择，当时的选择有很强的主观性，是为了最大程度规避风险，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个认定很大程度基于过去的经验及认知基础——中国知道，绝对不能重复2003年的SARS，必须尽最大的动力避免重蹈覆辙。而在对呼吸道传染病（如流感）常识及防控意识并不强的中国，只有疫病“SARS化”了，才能引起各级政府、社会、个人的重视。
美国的情况不同，美国对呼吸道传染病的认识基本建筑在流感之上，常年研究和对抗流感。而流感的病死率是比较低的（在千分之二到三甚至更低），社会对于流感只能有限防控，不可能推出大规模的社会控制措施，不可能承担更大的经济社会代价。
这只是一个社会初初遭遇COVID-19，在有限信息下的本能反应。中国选择参考SARS，美国选择参考流感。
但几个月过去了，当我们的数据归拢、趋同，发现COVID-19病死率在5%左右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相比流感，COVID-19更接近SARS——它的死亡率是SARS的一半，却是流感的20~50倍。
这个情况下，如果一个社会（就是美国）仍然要淡化COVID-19，背后就有更加复杂的原因了。
三、美国对COVID-19的社会建构及“无能为力”的原因
美国对COVID-19的抗议不力，深刻反映了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特性，是“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笔者首先对美国尝试分析如下。
1、 政治制度——分权体制：导致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足够的政治授权去解决COVID-19问题，因为COVID-19需要把政府变成一个整体，形成绝对的权力，推行系统、全方位、大规模、跨地域的社会控制，以全面限制人口流动与活动。美国给联邦政府划定了很有限的权力，隔离权都在州政府，因此跨区、封城之类的措施在美国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没有人会为此做出尝试，完全浪费时间。
2、政治制度——权力分立：行政与司法分立。某一级政府提出的限制人口流动、推行社会隔离的政策可能被司法体系所挑战并推翻。这个情况疫情以来在美国已经是屡见不鲜。中国人习惯把政府看成一个整体，而美国在每一级政府里，立法、行政和司法都是分离的，且存在一个极为复杂的垂直+平行的体制。既然行政部门的权力很小，也就会避免触及权限内难以解决的问题。任何的行动都会吃官司，并被法官推翻。
《法官否决了Trump选举集会必须佩戴口罩及保证社会隔离的禁制令》
《联邦法院法官判决：肯塔基的教堂可以开始线下服务》
Federal judge rules all Kentucky churches can have in-person services starting this Sunday
U.S. District Judge Gregory F. Van Tatenhove made the ruling Friday evening. It's a result of the lawsuit Tabernacle Baptist Church in Nicholasville, Ky., filed against Gov. Andy Beshear, D-Kentucky.
《联邦法院法官裁决：不允许堪萨斯州将宗教集会限制在10人以下》
Federal judge blocks Kansas limits on religious gatherings
The ruling from U.S. District Judge John Broomes in Wichita prevents the enforcement of an order issued by Gov. Laura Kelly if pastors and congregations observe social distancing.
6tt.co
《俄勒冈州一个县的法官判定州长的COVID-19限制措施无效，因为该举措未经过州立法机构的授权》
Judge Tosses Oregon Governor's Emergency Coronavirus Restrictions
The lawsuit, brought by a group of churches, took issue with Gov. Kate Brown’s social-distancing directives.
这种新闻可以搜出100条。
美国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结果是政府所有的防疫行动都会有人反对，面临诉讼，最后交由法官裁决。是的，决定防疫措施的是法官和律师，而不是公共卫生专家。美国236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绝对不是偶然，是有深刻背景的。
3、巨大的种族和阶层差异与问题。COVID-19疫情主要爆发在人口众多、居住密集的大城市，不成比例地打击了主要居住在大城市的黑人、拉丁裔和经济弱势群体，其中不乏缺乏医疗保险的底层人士。COVID-19的影响肯定会有阶层维度，如果说美国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还很强的种族维度，黑人和拉丁裔人受到重点打击。美国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机的、互助的、团结的整体，只有在发生战争，一致对抗外敌时才会团结。在和平年代，在内政问题上，不同阶层、种族则在不同的区域追求自己不同的利益，各自为政，社会难以凝聚一体。这次George Floyd被跪颈死亡事件引发这么大的暴乱，与黑人受疫情影响较大，经济情势困难肯定也是相关的。
4、 美国将个人主义置于最高地位，甚至将其与社会/集体对立起来。美国人相信，每个人不仅仅从自己的利益和小我出发，还对此赋予颇为崇高的哲学和伦理价值，认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认为只要人人都能追求和捍卫自己的利益，政府和社会去保证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几乎“自动”就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政治社会意识形态（socio-political ideology）。人民被这种观念深深“洗脑”，无法改变。
5、美国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political and civil rights）的片面强调。这一条是西方以外社会最难以理解的。笔者后面有时间会解释一下这个传统的由来。西方体系里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都是“消极”权利、“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即我要“免于”什么什么；政府不能够对我做什么什么。西方社会最倡导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等基本都属于这一类，都是在限定政府的权利。并且西方认为这些权利才是最根本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最不可分割的，只有让个体拥有这些权利，才有可能保证其他的权利和福利（譬如经济权利、教育权利、医疗权利）。甚至会有人认为完全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是其他权利和福利的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相比之下，经济、社会、教育、医疗权利都属于“积极”权利、“积极”自由，往往都是资源类的，需要对政府赋能才能对个人提供。同样还有平权类的，要求不同人无论阶层和种族可以获得相似的资源和权利（equity），也是一样，也需要社会有资源，政府有干预，对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进行指导和限制。现代西方思维里认为这种权利都是第二位的。在西方体系里的，提及“人权”（human rights），其实往往是狭义的，指代的是前面的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
所以，美国人认为政府不能对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所以很难进行强制隔离、无法限制人口流动；美国人认为政府绝对不能获得个人的隐私——所以什么健康码、通过实名手机跟踪行程，建立大数据网络之类都不可能；政府不能限制个人的宗教自由或集会自由。所以我们看到，如果防疫安全和宗教集会自由发生了矛盾，法官会偏好保护后者。
在美国，个人的自由才是最高级的权利，是最根本的“人权”。而防疫和治疗属于医疗领域的，是资源型的，属于低一层级的福利（甚至都不算权利），不能用来干扰和破坏最根本的“人权”。
这是一个根本的价值观，一个根本的意识形态。网上有段子说美国人是“不自由毋宁死”，这个说法确实反映了在极端情况下，“自由”和“生存”之间存在冲突。但放到具体个人、具体情景下，我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肯定都会选择生存。但社会大的价值观导向就是偏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忽视个人的福利（特别是集体的福利），在结果上就造成了整个社会“不自由毋宁死”的状态。
大家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讲十几亿人吃饭，讲“生存权”之类的话语西方人是完全无法接受的。他们的哲学体系认为吃饭根本就不算权利。生存权是属于猪的。他们认为只要赋予人们政治和公民权利，那十多亿人吃饭根本就不是问题。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
并不能说中国和西方/美国谁就是错的。笔者想说的只是，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观。
6、“枪”的文化——拓荒精神、“坚忍不拔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战斗的民族”。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这是一个完全的移民国家，不满意“旧世界”生活、追求新生的人来到这片“新大陆”，拓荒生存，创造生活。不同的聚居地、社区、族群为了能够共处，建立了社会契约，基于一些政治理念，人为的组建了一个国家。美国和其他社会的区别在于，在这里，是先有个体，先有家庭，先有社区和社群，最后才有政治共同体。而在任何一个其他传统社会，社群和政治共同体都是同时产生的，都是一个社群能够回忆的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通过后天契约形成的。所以，美国人/美国社会与政府的关系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政府，相反，政府还可能是对个体、家庭和社区的一种威胁，且政府离本地越远，个人对政府的影响力越小，政府的威胁也越大（例如联邦政府的威胁要大于州政府；州政府的威胁又大于地方政府）。美国宪法规定公民有持械权利，究其本源，倒不一定真的是为了要发动武装对抗政府，而是认为枪械是个人赋能、对抗社会和自然的重要武器；必须确保自己能够拥有这种独立自主的能力，并且坚决反对政府剥夺自己独立自主的能力。这种自己动手，自我保卫的想法与新世界的“拓荒精神”高度结合，造就了这样一个极为野性、好动尚武、极度雄性化（masculine）的“战斗的民族”。如果“直男癌”可以用来形容一个国家的风尚和文化的话，可能最适合用来比喻美国。
7、 “圣经”的文化——圣经文化就是极度虔诚，相信上帝。美国虽然是全球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但还有一个例外，就是拥有发达国家里最反智的人口。大概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属于福音基督教（Evangelical Christians），他们相信上帝造物，不相信进化论，不相信气候变化，对科学充满怀疑。他们的思想取态用一个词可以概括，就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Trump和副总统Pence对COVID-19的所有错误描述、错误理解，提出和援引的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抗疫方案（例如建议人体注射消毒水），逞能而不戴口罩，都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反智主义。欧洲大陆看到美国的反智主义只会觉得这个国家极度的荒诞离奇。英国人看到美国的反智主义会觉得美国除了说英语之外，完全是个不同的国家，人民是完全不同的物种。西方人用一个词委婉地概括美国的奇葩，叫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的反智主义本来就是普及防疫抗疫知识及推广防疫抗疫实践的最大屏障，要命的是美国老百姓利用美国颇为不完美的选举机制选出了一个集美国反智主义大成的人上台当总统，在全国范围领导抗疫。所以美国防疫失败是注定的。
8、 缺乏共识的多元化社会：美国的社会极度的分散和多元，其多元化程度远远地超过一般的国家与社会，这里是一个移民国家，幅员辽阔，人口十分众多，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不同的社区，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从最传统的社群（阿米什/摩门教/哈西德犹太人/福音基督教到千奇百怪的教派（包括邪教），到白人至上主义及极右翼者、到规规矩矩的大城市中上层（upper-middle-class）白人精英，到酗酒、吸毒、家庭生活混乱的绣带和阿帕拉契山脉的“白屌丝”群体，到兢兢业业的少数族裔模范亚裔群体，到庞大且构成十分复杂的拉丁裔群体，到一直活在奴隶制历史阴影及现实生存危机的黑人，到纽约等大都会的全球化精英（cosmopolitan elite），到生活在加州/佛州/纽约的“嬉皮士”/LGBTQ，到全球最杰出优秀的科学家及硅谷的工程师及创业者。美国代表了最先进和最传统/落后的文化，在一个国家之内的多元化和复杂性超出任何一个其他的多民族国家（例如俄罗斯、印度、巴西、中国），其多样化程度远远超出一般国家的理解。其结果就是，这样一个多样化、多元化社会，人们几乎无法就任何问题形成共识和一致意见。COVID-19防疫需要人口的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而如果社会是离散的，分裂的，撕裂的，人们缺乏形成基本共识的认知基础及沟通管道（且选举政治在加剧这种分歧），那自然不可能团结一致行动，不可能有效地对抗COVID-19。
9、 美国政治和媒体在加强而非弥合社会的分裂——美国的政治生态在鼓励、保护和发扬分歧。美国的政治分权、党派政治、对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片面追求，结果就是在强化不同社群各自的身份认同和利益，使得社会愈加分裂，愈加难以建立共识，美国媒体的多样性本身正是美国社会多样性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在商业化驱动（要登载自己读者爱看的故事）及现代科技手段支持之下（将新闻推送给最可能的受众群体），媒体变成了强化而非弥合社会分歧的平台和手段，让不同的人落入并且困在完全不同的认知世界，所以，CNN和FOX的观众似乎生活在平行的美国。
10、 缺乏尊老的价值观，不利对老人特殊保护——COVID-19最主要伤害的是老人，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社会对老人越尊重，越保护，那么对COVID-19就会越重视。东亚儒家社会有尊老传统，自然对COVID-19的关注度更高。西方没有这种尊老的传统，老人只是作为弱势群体被看待，并不会得到更高的待遇。同时，子女与老人的关系也不如极度讲究孝道的中国社会那么亲近，子女成年后就各自生活。这些因素都使得老人难以享受更高级的待遇，而子女如果连自己的父母都不那么关注，就更不要说去关注那些和自己无关的老年人群体了。在这样的社会里，很难说服中青年群体为了保护社会的老年人而承担额外的防疫义务、付出额外的防疫代价。
11、 美国的家庭组织方式不利于COVID-19防疫
下图是2019年12月份Pew Research Center做的一个统计。
U.S. has world’s highest rate of children living in single-parent households
Almost a quarter of U.S. children under 18 live with one parent and no other adults, more than three times the share of children around the world who do so.
6tt.co
美国老人和子女一起居住的情况低于全球水平。COVID-19疫情之下，老人和子女住在一起，虽然交叉传染的隐患会变大，但人们因此对防疫可能也会越重视，因为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被感染，都有可能影响到住在家中的老人。相反，如果年轻人普遍不和老人居住，那么就更有可能对COVID-19掉以轻心，因为他们自认为即便得了COVID-19，也会是轻症，不会有太大的健康风险。美国60岁以上人口中有46%是夫妇单独居住（全球为31%），27%是单独居住（全球为16%），加在一起，就是七成的美国老人要么和老伴一起住，要么独居，显著高于全球水平。这种年轻人和老人分离的家庭组织方式可能使得美国中青年对防疫的重视度要更低。
美国老人带小孩的情况显著低于全球水平。这一条主要参考所谓的大家庭比例。大家庭即extended family，三代以上人居住在一起）。美国60岁以上的人只有6%住在“大家庭”里，而全球水平是38%。全美国各年龄段来看，只有11%的人住在大家庭里（全球是38%）。美国的大家庭很多应当都是少数族裔（例如黑人、拉丁裔、亚裔）。这个结果是，如果家里没有老人帮忙带小孩，那么停学对家庭的影响就会更大。父母更不希望看到孩子停学。
美国的单亲家庭非常多。美国单亲家庭的比例全球最高，有23%的青少年（18岁以下）生活在“单亲家庭”里（单亲家庭指只有父母其中一个，且家里没有其他长辈），是全球水平（7%）的三倍。单亲家庭就更难承担子女停学了，父/母的工作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除了价值观外，家庭组织方式对COVID-19应对也是有影响的。
12、 美国中低层“走钢丝”的生活
很多美国人没有任何储蓄，过着所谓paycheck-to-paycheck的生活——一旦拿不到收入或救济支票的话，马上就连饭都吃不上，交通费用付不起，家里停电，面临交不起租金无家可归的情况。
根据2006年GoBankingRates的调查，34%的美国人没有任何储蓄；35%的人的储蓄不足1,000美元。11%的人有1000~4,999美元的储蓄，4%的人有5,000有到9,999美元的储蓄，而只有15%的人储蓄超过10,000美元。
另外引用OECD统计的2000~2019年家庭储蓄率数据做参考（下图）
Household accounts - Household savings - OECD Data
Find, compare and share OECD data by indicator.
家庭储蓄率即储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过去几年，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35~40%之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在6~8%之间。
美国储蓄率低也有很多的原因，包括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家庭关系、物价水平、生活预期等等。在美国的环境里，老百姓很难存下钱来。储蓄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如果有限的储蓄不能用来承担大的资本开支（例如支付买房的首付款），那对美国人来说，把钱花掉带来的幸福感更大。
这个结果是，一旦经济出现问题——譬如COVID-19这种百年不遇的疫情——社会的承压能力很弱。疫情之下，中国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主要通过家庭储蓄来渡过难关。美国则靠政府临时派钱救济。一旦政府和社会的救济跟不上，很多人的生活就会出现问题。疫情以来，美国有数千万人失业；相比之下，中国的失业情况肯定也值得关注，但是同样重要的事实可能是，美国虽然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相当比例的中低层人口却过着走钢丝的生活，非常缺乏经济抗压能力，生活可能瞬间坠入窘境，甚至比经济远要落后的中国情况更糟。这肯定是与美国经济发达地位不匹配的，反映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深层次问题。
所以，疫情之下，大量的美国人极度需要工作，维持自己走钢丝的生活。因此，他们会极为抵触防疫所需要的社会隔离及相关政策，因为这会极大影响他们的生计。当他们的声音与政党政治、利益团体、媒体、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的保护、族群政治等因素到联系一起后，就会形成对政府防疫措施的巨大反对力量和政治压力，从而限制了政府的防疫选择及能力。
13、其他文化因素——对口罩的抵触。美国人（特别是白人）认为口罩代表某种不洁、不健康、疾病是有污点的，在可能的情况都不希望佩戴口罩。另一方面，又认为人与人必须坦诚想见，戴口罩是一种对他人的不尊重，妨碍交流，妨碍双方建立关系。总而言之，社会不欢迎口罩。但口罩恰恰是防范COVID-19最关键的道具。美国对口罩的抵触，再加上前述坚忍不拔的个人主义、雄性文化、反智主义等，使得推广口罩比一般社会更加困难。总统带头不带口罩，并以不带口罩为荣。毫无疑问，这个文化因素削弱了美国抵御COVID-19的整体能力。
四、美国：从重塑对COVID-19的社会建构到输出美国模式（？！）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因为其极为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美国恐怕是全球最不擅长对抗COVID-19的国家。COVID-19在美国爆发、失控，恐怕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必然现象。
经过几个月的有限抗疫努力后，美国的“潜意识”其实已经发现，除非颠覆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否则美国是无法控制COVID-19的。中国模式的强力防疫是对抗COVID-19的有效方法，但在美国完全不可能落地、完全不可能效仿——即便像欧洲这样更加宽松、温和的版本也不可能。
美国需要掌握对COVID-19社会建构和叙事的“主动权”。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美国，如果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建构并应对COVID-19，唯一办法就是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恢复到按照流感的常态化方式处理COVID-19。那时的美国每日还将新增数万确诊病例，死亡数百上千人，直到有数千万人感染，数十上百万人死亡。但我们可能会发现，在那个时候，美国还活得不错，跟什么事都没有一样，因为每日的数字积累将让美国人彻底麻痹，强迫自己对COVID-19进行新的社会建构，让自己相信这真的只是一个超大号流感。当这种社会建构完成之后，COVID-19也就不重要了。这时老百姓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等待疫苗。
那个时候，美国人会对疫情之下正常复工复产带来的经济复苏沾沾自喜，在经济账和人命账中坚定的选择经济账，并自认为比欧洲更加明智。
美国人会认为中国的数字全是捏造的，抑或中国人付出了不可想象的代价（例如权利的让渡和牺牲）才取得了一点成果。美国人既不羡慕也不认可中国的选择和结果。
这时的美国也将变成全球公共卫生威胁。因为这个国家实质处于放弃防疫的状态，数百上千万人感染，并威胁向世界各国输出病毒。到那个时候，如果面临封关，美国可能还会希望向全球输出自己对COVID-19的社会建构。美国会希望全球都像美国一样把疫情扔到一边，不要“大惊小怪”，正常复工复产复学，正常社交行为，恢复人口流动（尤其是要允许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访问），让全球恢复转动，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一样。美国要引领全球，率先恢复社会运转，然后，将疫苗解释为应对疫情唯一的方法，除此之外不需要做什么，更不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这时，美国输出的不仅仅是病毒和疫情，还是美国版本的COVID-19社会建构。美国版本的COVID-19社会建构要挑战的当然就是中国版本的COVID-19社会建构，因为中国版本的COVID-19社会建构只能用中国的严苛方法应对。而这时，美国只能交出全球最低分的答卷。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让美国窘迫、恼火和愤怒呢。所以必须挑战中国的话语，社会建构及模式。
2020年非常有趣。由中国的疫情拉开了序幕，让我们得以比较中国和美国的制度，加深我们对两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了解。而美国在防疫上可能已经宣告失败，实质放弃作战。未来，美国社会需要开始重新构建对COVID-19的认识，将其轻描淡写、常态化，纳入到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并逐渐向全球输出自己对COVID-19新的社会建构和叙事，藉此争夺对COVID-19的定义权、主导权，挑战中国的建构、叙事和模式。
假设真的有这样的极端情形，中国以外全部“疫区”，许多国家放弃抗疫，开始常态化和互通，而中国维持自己的叙事，还得给国门戴上口罩，建筑防疫长城。到那时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细思极恐。
希望“美国例外论”最终得胜——美国对COVID-19社会建构、叙事和模式最终只留在美利坚的土地上。
（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