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贸工部长杨荣文准将日前在首届德国―亚洲年轻领袖论坛晚宴上发表演讲，讨论当今的政治和军事发展对科技合作所带来的冲击和局限。演讲涵盖六个层面的课题。
科技和战争
《孙子兵法》劈头第一句便说，治国必须了解何谓战争。我们今晚不谈科技合作。我想谈的是目前的政治和军事发展，会对科技合作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局限。
战争是人类事务中最变幻莫测，完全没有成规可循的领域。交战的国家当然无可避免地会使用他们最精良的技术。我们时常讨论科技如何造福人群，然而，我们也不要忘记，军事科技是一个独立国家生存的基础。威尼斯先进的海军技术，使它能够在地中海长期称霸。
新加坡强调科技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们没有时常阐明，是因为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国防。我们每年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6%。香港就不需要这样的开支，因为它以前是一块殖民地，现在则已经回归中国。它对科技的兴趣，选择性多过于必要性。
科技的经济和非经济投资
在经济方面，科技买卖往往在产权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市场里科技的应用和投资受到基本经济定律的约束。科学家之间长期以来都有一个传统，除了交换意见，他们也时常发表论文。
基于更重要的战略考量，个别国家时常因为非经济或非学术的原因，在科技方面进行投资。当然，长期的科技投资也可能带来经济利益。这些研究成果不会发表在科学刊物上。在许多国家，高科技是发展战争所需要的科技的产物。例如，在美国，原宗旨是军事用途的阿帕网（Arpanet）后来发展成互联网。军事目的也是硅谷和Route 128的起因。印度在1962年惨遭中国击败后，在军事科技进行大量投资，并把一部分的投资设置在远离中国的印度南部地区。这为班加罗尔后来成为信息科技中心奠定了基础。
中国长期不愿造纸技术外传，因为这门技术给了中国一个巨大的优势。和其它的写作材料相比，纸张更便宜和更容易使用。它也可以大量生产、装订成册、存贮和传送。用今日的行话来说，纸张给了中国巨大的数据储存和带宽容量。中国因此能够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制度，依赖详细的记录，控制水供、税收、军事组织和对外关系。
中国的汉朝和罗马帝国大致属于同一个时期，大概在耶稣基督时代。当时如果两支军队开战，罗马帝国会被彻底击败，因为中国拥有优越的技术，造纸只是其中一项。弓箭是另一个例子。
公元8世纪，唐朝的军队越过天山进入中亚，却被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击败。许多中国士兵被俘，其中有一些懂得造纸。回教文明当时正处于一个充满创意的时期，造纸技术使回教文化和知识进入蓬勃发展时代，也使回教世界遥遥领先于欧洲。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造纸厂长年为欧洲提供纸张。后来，希腊古典文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重新进入欧洲，这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历史了。
我叙述这些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我们今日面对的三大挑战――中国的崛起、回教对西方强大势力的反应，和人类必须以不同的方式互相沟通。科技的层面在这三个挑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来自中国的挑战
经济和技术相辅相成的发展，使欧洲从15世纪开始茁壮强大。欧洲国家的势力逐渐支配了大部分的世界。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官僚文化，关注的是如何管制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如何利用科技发展经济。19世纪初期，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了20世纪中期，中国却成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亚洲大部分地区沦为殖民地。原本对欧洲构成威胁的奥斯曼帝国，变成欧洲列强的竞争场所。回教世界今日面对的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这个一度另人敬畏的文明的瓦解，和在上世纪取而代之的复兴国家主义。
经过了世界有始以来最血腥的战争和革命，中国终于开始复苏，摆脱了被列强割据的过去和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企业家现在也可以参加共产党，有宗教信仰的人将来也可以入党。
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升几亿人口的生活，并为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带来繁荣，同时也是对几个世纪以来西方霸权的重大挑战。这个挑战可以带来冲突和战争，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无可避免。
放眼未来，中国是唯一可以和美国匹敌的军事强国。这样的情况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但也不用等上几十年。关键在于科技。中国发明的造纸技术，从阿拉伯人手中传入欧洲。西方科技，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现在正流入中国。自邓小平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派遣超过40万名学生到海外求学，其中大约一半是到美国。他们多数学习科学和工程学，90%的学生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回国，参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一些则是回去协助中国建立军事力量。
没有了儒家和毛泽东思想的负担，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正相辅相成和快速地发展。以前，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因为廉价劳工才到中国投资，现在，他们在高增值发展计划的投资越来越多。中国表现了迎头赶上，甚至超越西方科技发展的决心。如果中国科学家在美国能够有优越的表现，只要国内有必要的基础设施，肯定也能发挥所长。
中国使用的手机数目已经超越美国。至于个人电脑，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虽然这市场还只是美国市场的三分之一，个人电脑在中国的数目却正急速上升。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中国互联网使用者数目将超越美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中国在本世纪下半段将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威胁。《经济学人》最近在一篇有关中国太空计划的报道，推测中国会是把太空人送上月球的下一个国家。美国国防部很明显地非常关心中国可能造成的威胁。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向现代化，建立了和西方敌对的帝国主义，战争因此迅速爆发。日本虽然在战争初期击败中国和苏联，最终被美国彻底击溃。其实，海军大将山本在策划偷袭珍珠港时，已经知道日本的国土小又缺乏科技基础，没有能力战胜美国。太平洋战争对中国、日本、美国和其它亚洲国家，造成惨重的人命伤亡。
美国和中国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将对彼此和全世界造成不可想像的损害。两国将征用所有的科技在物质、生物和网络世界交锋。双方无论如何必须避免这种局面。两国也都需要有智慧的领导人，把双边关系建立在合作共存的基础，而不是导致军事冲突。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最近访问美国时，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能够永远保持友好关系。”不过，不论双方怎样努力，两国的复杂关系将不容易处理。
由于科技在战争爆发时举足轻重，美国、日本和欧洲将设法不让中国取得一些科技，或者至少放慢科技流入中国的速度。所以，当我们谈到合作时，也必须实际地看待非经济的策略性考量。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应该知道，他们会受到更严密的保安监视。另以台湾海峡为例，一位担心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可能使它失去科技优势的台湾官员最近表示：“我们不愿推行不必要的措施来限制人员的流动，尤其是有才干的人员。但我们必须小心，确保人员的流动不会对台湾安全造成威胁。”然而，市场总有办法避开国家规定。如果美国拒绝转移一些科技，欧洲却可能没有同样的顾忌。我们不能阻止知识的流通。西方和亚洲的科技差距最终会缩小。环球化意味着人们必须寻找比较文明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差异。
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对于快速转移最新科技到中国有所顾虑，亚细安正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制造生产基地。亚细安没有权力野心，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有更好的环境。此外，亚细安更不可能对任何强大伙伴构成策略性威胁。基于这些和其它原因，台湾、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将不会把它们最先进的晶圆厂建在中国，而是会选择投资在像新加坡这样的地方。
回教对西方势力的反应
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机去年4月在南中国海相撞，对布什政府的中美关系政策是一个考验性的时刻。九一一事件后，焦点迅速转移到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些国家内部恐怖主义环球化的结果。淡米尔之虎、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爱尔兰共和军和奥姆真理教等，大部分都是为了争取特定目标的国内恐怖组织，因此，规模和影响力都有限。国际恐怖主义却是个比较新的现象，而且是环球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它就像癌症一样，利用国际政治系统的运作来损害和毁灭这个系统本身。它也利用最新的科技来搞破坏。
非回教徒普遍使用国际回教恐怖主义来形容去年9月纽约和华盛顿所遭受的攻击。这种笼统的说法把事件归咎于回教，引起许多回教徒的强烈反感。事实上，卡伊达恐怖组织是回教被歪曲所造成的癌症，原本健康的细胞变成了癌细胞，国际回教社会变成了这些癌细胞繁殖和扩散的场所。
控制阿富汗的塔里班，就像人体内的肿瘤，可以轻易把它割除。对抗癌细胞却不容易，使用放射或化学治疗，健康的细胞也会受到破坏，有时候，会出现更致命类型的癌细胞。
世界各地回教徒对巴勒斯坦局势的愤怒，使国际恐怖分子更容易招募新成员和得到人们的同情。各地温和的回教政府现在更难采取行动打击武装极端分子，因为他们不愿意人民批评政府支持美国和以色列。
在回教世界里，人们对政府和环球化不满的情绪相当高涨。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回教社会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石油带来的财富只让小部分的人获利，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人们因此普遍对贪污的领导人感到愤怒。这一切都会被极端回教主义善加利用。所以，人们虽然普遍上谴责国际恐怖主义，一些回教组织，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回教团体，却对奥萨马抱着同情的态度。
我们现在正目睹奥斯曼帝国没落和支解后的历史发展。中国经历了150年的战争和革命，才从鸦片战争的奇耻大辱中恢复过来，取得今天的成绩。更早之前，欧洲需要超过300年，才能脱离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30年战争――直到欧洲国家能够在经济发展和战争方面，自由和充分的利用科技。他们随后征服了世界。当欧洲向前迈进时，回教世界却向后倒退。
回教对现代化的反应长期令人感到惊讶。回教在阿拉伯半岛出现后的几个世纪，代表了优越的科学、社会组织和武器。后来，就像中国文明一样，回教文明开始停滞不前、没落和被西方远远抛在后头。从某些方面来看，石油在20世纪带来的财富，缓和了社会和经济矛盾，延迟了回教社会的反应。如果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没有经过重大的改革，回教社会将无法迎头赶上。回教或《可兰经》里，并没有任何规定阻止这样的改变。例如，在东南亚，从13世纪到欧洲人到来的这段时间，回教是一股现代化和文明的势力，为接受回教的王国和公国，带来贸易、理性的思想、经济发展、保健学和繁荣。在明朝和清朝，广州和泉州，住着一些成功回教商人社群。
被歪曲了的回教价值观，是推动卡伊达和相关恐怖组织的力量。这些价值观是对现代化的极端反应，特别是由美国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以回教社会对现代化的反应来看，国际恐怖主义将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文明社会需要寻找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国际恐怖主义和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一样，由宗教狂热激发，成员也随时愿意牺牲生命。不同的是，国际恐怖主义能够利用他们可以获得的最先进武器来进行破坏。就像癌症一样，他们利用维持生命的设备来摧毁生命。消灭肿瘤的办法之一是不让它得到血液供应。所以，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确保他们无法获得最具破坏性的科技。
归根到底，解决问题的方案有赖于回教本身和回教追随者。回教学者正进行剧烈的辩论，讨论回教徒如何在不削弱信仰的情况下，继续对现代化作出适当的调整。温和派学者目前处于下风。
中国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是一种外在威胁。回教恐怖主义最可怕的威胁，却是从内部诱导对社会不满的人群推翻整个社会。要对抗外来威胁，需要武装力量；要对抗癌症，需要免疫系统。要对抗国际恐怖主义，无可避免地需要对人们进行更大程度的监视。例如，飞机乘客必须接受针孔相机监视飞机上的情况。另外，国际之间也需要更密切的合作。我们不可能再完全享有许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乘船、搭飞机、过境、转移资金、交换科学知识和选择匿名。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要放弃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作出改变面对新的挑战，最后可能会失去更多。最困难的是改变人类相互之间的看法，不论是个人、部落、团体或国家。
美国和中国如果通过武力来解决彼此的争执，那简直是疯狂的行为。美国和前苏联的竞争是两种基本价值观的冲突。美国和中国都是理性的社会，两国之间也并不存在势不两立的分歧。不论我们喜欢与否，环球化已经使世界变成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多元化社群。联合国和国际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应该在解决政治和经济纠纷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选择性的干预失败的国家或“流氓国家”的事务，将变成越来越无法避免的行动。
我们不应该因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舍弃环球化，采纳国家或族群主义，因为这等于恐怖主义者的胜利。例如，一些国家把回教徒和恐怖主义划上等号的作法，会使原本温和的回教徒产生怨恨和敌意。我们应该采取防卫措施，减低被攻击的可能性和恐怖主义所能带来的破坏。同时，我们必须尊重个人的权力，允许人们自由活动。国际恐怖分子有可能取得胜利吗？答案很明显的是不能，因为他们的技术不是用来从事生产而是破坏。但是，通过在不同族群和宗教团体之间制造猜疑和仇恨，他们可以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害。例如，在印度北部的古吉拉特州，族群的关系已经受到毒害。许多印度回教徒相信他们永远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好战的印度教徒则认为极端主义是回教的本质。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双锋刃，既能造福也能危害社会。科学家因此需要清楚了解他们面对的道德问题，明白自由的实验和交流必须有个限度。
欧洲和亚洲
在人类价值观的必要发展过程，欧洲可以作出很多贡献。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欧洲人决定放弃以前的模式。欧盟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对于作为欧盟基础的价值观，许多国家可能认为过于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但是，如果欧洲的实验失败了，我们还有什么选择？难道要走回头路吗？
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论已经引发了许多意见。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摩擦在所难免。过去，摩擦的结果往往是武装冲突。我们必须紧记20世纪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德国人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教训――我们不能让文化冲突演变成对其他族群和宗教的仇恨。我们的孩子和孙子的未来，有赖于我们寻找一个大家可以和睦共处的方法。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在新加坡，我们也在进行一个试验，即如何让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们――西方、回教、兴都教和儒家――和平相处、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交谈、一起工作和塑造一个共同的命运。矛盾当然会发生，不过，大概因为我们时刻都在担心，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还能够把矛盾所造成的影响减到最小的程度。
基于同样的理由，新加坡深信如果欧洲在东亚和东南亚能够扮演更大的角色，对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和知识的发展都将大有帮助。
《联合早报》 叶琦保（译）
科技和战争
《孙子兵法》劈头第一句便说，治国必须了解何谓战争。我们今晚不谈科技合作。我想谈的是目前的政治和军事发展，会对科技合作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局限。
战争是人类事务中最变幻莫测，完全没有成规可循的领域。交战的国家当然无可避免地会使用他们最精良的技术。我们时常讨论科技如何造福人群，然而，我们也不要忘记，军事科技是一个独立国家生存的基础。威尼斯先进的海军技术，使它能够在地中海长期称霸。
新加坡强调科技的原因之一，虽然我们没有时常阐明，是因为我们非常认真地看待国防。我们每年的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到6%。香港就不需要这样的开支，因为它以前是一块殖民地，现在则已经回归中国。它对科技的兴趣，选择性多过于必要性。
科技的经济和非经济投资
在经济方面，科技买卖往往在产权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进行。市场里科技的应用和投资受到基本经济定律的约束。科学家之间长期以来都有一个传统，除了交换意见，他们也时常发表论文。
基于更重要的战略考量，个别国家时常因为非经济或非学术的原因，在科技方面进行投资。当然，长期的科技投资也可能带来经济利益。这些研究成果不会发表在科学刊物上。在许多国家，高科技是发展战争所需要的科技的产物。例如，在美国，原宗旨是军事用途的阿帕网（Arpanet）后来发展成互联网。军事目的也是硅谷和Route 128的起因。印度在1962年惨遭中国击败后，在军事科技进行大量投资，并把一部分的投资设置在远离中国的印度南部地区。这为班加罗尔后来成为信息科技中心奠定了基础。
中国长期不愿造纸技术外传，因为这门技术给了中国一个巨大的优势。和其它的写作材料相比，纸张更便宜和更容易使用。它也可以大量生产、装订成册、存贮和传送。用今日的行话来说，纸张给了中国巨大的数据储存和带宽容量。中国因此能够建立一个庞大的官僚制度，依赖详细的记录，控制水供、税收、军事组织和对外关系。
中国的汉朝和罗马帝国大致属于同一个时期，大概在耶稣基督时代。当时如果两支军队开战，罗马帝国会被彻底击败，因为中国拥有优越的技术，造纸只是其中一项。弓箭是另一个例子。
公元8世纪，唐朝的军队越过天山进入中亚，却被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击败。许多中国士兵被俘，其中有一些懂得造纸。回教文明当时正处于一个充满创意的时期，造纸技术使回教文化和知识进入蓬勃发展时代，也使回教世界遥遥领先于欧洲。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的造纸厂长年为欧洲提供纸张。后来，希腊古典文学被翻译成阿拉伯语，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重新进入欧洲，这已经是大家所熟悉的历史了。
我叙述这些历史的目的，是为了更全面地认识我们今日面对的三大挑战――中国的崛起、回教对西方强大势力的反应，和人类必须以不同的方式互相沟通。科技的层面在这三个挑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来自中国的挑战
经济和技术相辅相成的发展，使欧洲从15世纪开始茁壮强大。欧洲国家的势力逐渐支配了大部分的世界。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官僚文化，关注的是如何管制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如何利用科技发展经济。19世纪初期，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到了20世纪中期，中国却成为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亚洲大部分地区沦为殖民地。原本对欧洲构成威胁的奥斯曼帝国，变成欧洲列强的竞争场所。回教世界今日面对的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这个一度另人敬畏的文明的瓦解，和在上世纪取而代之的复兴国家主义。
经过了世界有始以来最血腥的战争和革命，中国终于开始复苏，摆脱了被列强割据的过去和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企业家现在也可以参加共产党，有宗教信仰的人将来也可以入党。
中国的崛起可以提升几亿人口的生活，并为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带来繁荣，同时也是对几个世纪以来西方霸权的重大挑战。这个挑战可以带来冲突和战争，但是，这种情况并非无可避免。
放眼未来，中国是唯一可以和美国匹敌的军事强国。这样的情况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但也不用等上几十年。关键在于科技。中国发明的造纸技术，从阿拉伯人手中传入欧洲。西方科技，尤其是美国的科技，现在正流入中国。自邓小平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派遣超过40万名学生到海外求学，其中大约一半是到美国。他们多数学习科学和工程学，90%的学生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回国，参与国家经济的发展，一些则是回去协助中国建立军事力量。
没有了儒家和毛泽东思想的负担，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正相辅相成和快速地发展。以前，美国、欧洲和日本公司因为廉价劳工才到中国投资，现在，他们在高增值发展计划的投资越来越多。中国表现了迎头赶上，甚至超越西方科技发展的决心。如果中国科学家在美国能够有优越的表现，只要国内有必要的基础设施，肯定也能发挥所长。
中国使用的手机数目已经超越美国。至于个人电脑，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虽然这市场还只是美国市场的三分之一，个人电脑在中国的数目却正急速上升。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中国互联网使用者数目将超越美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中国在本世纪下半段将对美国造成巨大的威胁。《经济学人》最近在一篇有关中国太空计划的报道，推测中国会是把太空人送上月球的下一个国家。美国国防部很明显地非常关心中国可能造成的威胁。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向现代化，建立了和西方敌对的帝国主义，战争因此迅速爆发。日本虽然在战争初期击败中国和苏联，最终被美国彻底击溃。其实，海军大将山本在策划偷袭珍珠港时，已经知道日本的国土小又缺乏科技基础，没有能力战胜美国。太平洋战争对中国、日本、美国和其它亚洲国家，造成惨重的人命伤亡。
美国和中国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将对彼此和全世界造成不可想像的损害。两国将征用所有的科技在物质、生物和网络世界交锋。双方无论如何必须避免这种局面。两国也都需要有智慧的领导人，把双边关系建立在合作共存的基础，而不是导致军事冲突。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最近访问美国时，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能够永远保持友好关系。”不过，不论双方怎样努力，两国的复杂关系将不容易处理。
由于科技在战争爆发时举足轻重，美国、日本和欧洲将设法不让中国取得一些科技，或者至少放慢科技流入中国的速度。所以，当我们谈到合作时，也必须实际地看待非经济的策略性考量。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应该知道，他们会受到更严密的保安监视。另以台湾海峡为例，一位担心台湾在大陆的投资可能使它失去科技优势的台湾官员最近表示：“我们不愿推行不必要的措施来限制人员的流动，尤其是有才干的人员。但我们必须小心，确保人员的流动不会对台湾安全造成威胁。”然而，市场总有办法避开国家规定。如果美国拒绝转移一些科技，欧洲却可能没有同样的顾忌。我们不能阻止知识的流通。西方和亚洲的科技差距最终会缩小。环球化意味着人们必须寻找比较文明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差异。
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对于快速转移最新科技到中国有所顾虑，亚细安正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之外的另一个制造生产基地。亚细安没有权力野心，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有更好的环境。此外，亚细安更不可能对任何强大伙伴构成策略性威胁。基于这些和其它原因，台湾、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者将不会把它们最先进的晶圆厂建在中国，而是会选择投资在像新加坡这样的地方。
回教对西方势力的反应
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军机去年4月在南中国海相撞，对布什政府的中美关系政策是一个考验性的时刻。九一一事件后，焦点迅速转移到国际恐怖主义。
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些国家内部恐怖主义环球化的结果。淡米尔之虎、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爱尔兰共和军和奥姆真理教等，大部分都是为了争取特定目标的国内恐怖组织，因此，规模和影响力都有限。国际恐怖主义却是个比较新的现象，而且是环球化过程所带来的结果。它就像癌症一样，利用国际政治系统的运作来损害和毁灭这个系统本身。它也利用最新的科技来搞破坏。
非回教徒普遍使用国际回教恐怖主义来形容去年9月纽约和华盛顿所遭受的攻击。这种笼统的说法把事件归咎于回教，引起许多回教徒的强烈反感。事实上，卡伊达恐怖组织是回教被歪曲所造成的癌症，原本健康的细胞变成了癌细胞，国际回教社会变成了这些癌细胞繁殖和扩散的场所。
控制阿富汗的塔里班，就像人体内的肿瘤，可以轻易把它割除。对抗癌细胞却不容易，使用放射或化学治疗，健康的细胞也会受到破坏，有时候，会出现更致命类型的癌细胞。
世界各地回教徒对巴勒斯坦局势的愤怒，使国际恐怖分子更容易招募新成员和得到人们的同情。各地温和的回教政府现在更难采取行动打击武装极端分子，因为他们不愿意人民批评政府支持美国和以色列。
在回教世界里，人们对政府和环球化不满的情绪相当高涨。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回教社会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石油带来的财富只让小部分的人获利，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得到好处。人们因此普遍对贪污的领导人感到愤怒。这一切都会被极端回教主义善加利用。所以，人们虽然普遍上谴责国际恐怖主义，一些回教组织，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回教团体，却对奥萨马抱着同情的态度。
我们现在正目睹奥斯曼帝国没落和支解后的历史发展。中国经历了150年的战争和革命，才从鸦片战争的奇耻大辱中恢复过来，取得今天的成绩。更早之前，欧洲需要超过300年，才能脱离中世纪，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30年战争――直到欧洲国家能够在经济发展和战争方面，自由和充分的利用科技。他们随后征服了世界。当欧洲向前迈进时，回教世界却向后倒退。
回教对现代化的反应长期令人感到惊讶。回教在阿拉伯半岛出现后的几个世纪，代表了优越的科学、社会组织和武器。后来，就像中国文明一样，回教文明开始停滞不前、没落和被西方远远抛在后头。从某些方面来看，石油在20世纪带来的财富，缓和了社会和经济矛盾，延迟了回教社会的反应。如果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没有经过重大的改革，回教社会将无法迎头赶上。回教或《可兰经》里，并没有任何规定阻止这样的改变。例如，在东南亚，从13世纪到欧洲人到来的这段时间，回教是一股现代化和文明的势力，为接受回教的王国和公国，带来贸易、理性的思想、经济发展、保健学和繁荣。在明朝和清朝，广州和泉州，住着一些成功回教商人社群。
被歪曲了的回教价值观，是推动卡伊达和相关恐怖组织的力量。这些价值观是对现代化的极端反应，特别是由美国主导的现代化过程。以回教社会对现代化的反应来看，国际恐怖主义将会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文明社会需要寻找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国际恐怖主义和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一样，由宗教狂热激发，成员也随时愿意牺牲生命。不同的是，国际恐怖主义能够利用他们可以获得的最先进武器来进行破坏。就像癌症一样，他们利用维持生命的设备来摧毁生命。消灭肿瘤的办法之一是不让它得到血液供应。所以，对抗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个重要方法，是确保他们无法获得最具破坏性的科技。
归根到底，解决问题的方案有赖于回教本身和回教追随者。回教学者正进行剧烈的辩论，讨论回教徒如何在不削弱信仰的情况下，继续对现代化作出适当的调整。温和派学者目前处于下风。
中国可能对美国造成的威胁，是一种外在威胁。回教恐怖主义最可怕的威胁，却是从内部诱导对社会不满的人群推翻整个社会。要对抗外来威胁，需要武装力量；要对抗癌症，需要免疫系统。要对抗国际恐怖主义，无可避免地需要对人们进行更大程度的监视。例如，飞机乘客必须接受针孔相机监视飞机上的情况。另外，国际之间也需要更密切的合作。我们不可能再完全享有许多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乘船、搭飞机、过境、转移资金、交换科学知识和选择匿名。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
要放弃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如果我们不作出改变面对新的挑战，最后可能会失去更多。最困难的是改变人类相互之间的看法，不论是个人、部落、团体或国家。
美国和中国如果通过武力来解决彼此的争执，那简直是疯狂的行为。美国和前苏联的竞争是两种基本价值观的冲突。美国和中国都是理性的社会，两国之间也并不存在势不两立的分歧。不论我们喜欢与否，环球化已经使世界变成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多元化社群。联合国和国际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应该在解决政治和经济纠纷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选择性的干预失败的国家或“流氓国家”的事务，将变成越来越无法避免的行动。
我们不应该因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舍弃环球化，采纳国家或族群主义，因为这等于恐怖主义者的胜利。例如，一些国家把回教徒和恐怖主义划上等号的作法，会使原本温和的回教徒产生怨恨和敌意。我们应该采取防卫措施，减低被攻击的可能性和恐怖主义所能带来的破坏。同时，我们必须尊重个人的权力，允许人们自由活动。国际恐怖分子有可能取得胜利吗？答案很明显的是不能，因为他们的技术不是用来从事生产而是破坏。但是，通过在不同族群和宗教团体之间制造猜疑和仇恨，他们可以对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害。例如，在印度北部的古吉拉特州，族群的关系已经受到毒害。许多印度回教徒相信他们永远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好战的印度教徒则认为极端主义是回教的本质。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双锋刃，既能造福也能危害社会。科学家因此需要清楚了解他们面对的道德问题，明白自由的实验和交流必须有个限度。
欧洲和亚洲
在人类价值观的必要发展过程，欧洲可以作出很多贡献。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破坏，欧洲人决定放弃以前的模式。欧盟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对于作为欧盟基础的价值观，许多国家可能认为过于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但是，如果欧洲的实验失败了，我们还有什么选择？难道要走回头路吗？
文明冲突或文化冲突论已经引发了许多意见。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摩擦在所难免。过去，摩擦的结果往往是武装冲突。我们必须紧记20世纪给我们的最重要教训――德国人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个教训――我们不能让文化冲突演变成对其他族群和宗教的仇恨。我们的孩子和孙子的未来，有赖于我们寻找一个大家可以和睦共处的方法。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夸张。在新加坡，我们也在进行一个试验，即如何让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们――西方、回教、兴都教和儒家――和平相处、在相互尊敬的基础上交谈、一起工作和塑造一个共同的命运。矛盾当然会发生，不过，大概因为我们时刻都在担心，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还能够把矛盾所造成的影响减到最小的程度。
基于同样的理由，新加坡深信如果欧洲在东亚和东南亚能够扮演更大的角色，对这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和知识的发展都将大有帮助。
《联合早报》 叶琦保（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