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交通便利，三面邻山，环境相对独立。我国首个最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也就是近来逐渐为大众所熟知的“武汉P4实验室”，就坐落在园区一栋灰色盒子状的四层小楼内。
武汉P4实验室 图片来源：新华社
发端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迄今已持续两月有余。地处疫情中心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接连遭遇“双黄连门”“抢注专利”“零号病人”及“所长门”等疫情相关传言和争议。
“漩涡”中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究竟是一家怎样的机构？围绕在它身上的种种“疑云”，何时才能散去？
“国家队”
2019年11月4日-9日，来自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家的学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参加2019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与技术国际培训班。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培训班。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起，该培训班已连续举办三年。当年年底，在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7年缔约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傅聪在发言时就曾专门提到这一国际合作项目，并指出，“ 中国秉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不断完善生物安全顶层设计的同时，继续加强生物安全领域机制和能力建设，有效实施各项监管，努力提升公众意识，积极开展生物安全国际合作。”
武汉病毒研究所最早诞生于1956年，是我国较早建立的国家级研究所之一。
2015年1月31日，武汉P4实验室正式竣工。三年后的2018年1月4日，实验室通过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现场评估，成为我国乃至亚洲首个正式投入运行的P4实验室。
武汉P4实验室内部 图片来源：新华社（资料图片）
P是protection的缩写，意为防卫和防护。根据传染病原传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生物安全实验室可分为P1、P2、P3和P4四个生物安全等级。P4实验室是专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
在这里，科研人员研究的一般都是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毒，如SARS、埃博拉、H7N9等，因此又被称为“魔鬼实验室”。此前，全球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这类装置。
在诸多媒体的报道中，武汉P4实验室被称为病毒研究“航空母舰”、病毒学研究“国家队”。其拥有亚洲最大的病毒保藏库，并创建我国唯一的“中国病毒标本馆”。
此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表示，武汉P4实验室的正式运行，标志着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显示我国国家安全又一“护卫舰”的“远航”，堪比我国“两弹一星”于我国之战略部署。
目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方向都是人类重要病毒，包括免疫缺陷病毒HIV、丙型肝炎病毒HCV、流感病毒以及动物源新发病毒（如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病毒SARS-CoV、禽流感病毒等）基因变异、致病性、抗病毒药物治疗等。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很长时间里，武汉病毒研究所主要是和动物农业相关病毒打交道。直到2003年，SARS来袭。
“蝙蝠女侠”
2003年初，SARS正在中国肆虐。
当时，最先获得SARS病原冠状病毒基因组全序列的，是加拿大基因组科学中心；最先提出快速鉴定SARS病原方案的，是德国热带病研究所。
其实，中国很早就获得临床样本，但迟迟不能下结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SARS病毒检测应该在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的P4实验室进行，但尴尬的是，中国没有。据说，专家们甚至只能去北京天桥公园旁的食品药品检定所做实验。
痛定思痛，国家发改委将P4实验室纳入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规划。
当年2月，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胡志红，突然接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的电话，询问能否承担在武汉建设P4实验室的任务。很快，3个月后，P4实验室建设立项工作完成。
经过多方努力，2004年10月9日，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两国政府签订预防和控制新生传染病合作协议，正式启动合作建设武汉P4实验室工作，历经10年终于建成。
与此同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也在这段时间发生变化。其中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就是近来屡次卷入争议的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武汉病毒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蝙蝠女侠”石正丽。
石正丽 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抗击SARS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弄清楚SARS病毒来源和传播链。而石正丽此前在病毒分离和鉴定、病毒遗传进化、病毒检测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武汉病毒研究所原所长陈新文后来回忆，“我们在已有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对应国家需求进行了研究方向的调整。其中，石正丽从虾病毒研究转向非典病毒溯源研究。”
石正丽没有让人失望。
自2004年起，石正丽带领的研究团队经过连续13年追踪，足迹遍布中国28个省市，最终证实蝙蝠是SARS冠状病毒自然宿主。
石正丽团队在野外采集蝙蝠病毒样本 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2019年1月，石正丽牵头完成的“中国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她本人则入选2019年度美国微生物科学院Fellows名单。
1月21日，湖北省启动“2019新型肺炎应急科技攻关研究项目”，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牵头，石正丽任组长，13位专家共同组成科研攻关专家组，开展联合攻关。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任职资历饱受争议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也在名单之列。
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龙卷风”
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初，不少网友曾调侃，病毒“投错了胎”：哪里不选，偏选坐拥P4实验室的武汉。更有人称，“如果武汉搞不定，没人搞得定”“一定把病毒安排得明明白白”。
图片来源：微博截图
从公开信息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
2019年12月30日，开始新型冠状病毒样本收集和标准化入库工作；
1月2日，确定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1月5日，成功分离病毒毒株；
1月9日，该毒株资源按标准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并进行标准化保藏；
1月11日，向世卫组织提交2019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实现全球共享。
1月23日，石正丽团队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上发表文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提出新型肺炎病毒或来源于蝙蝠。
然而未曾想，变化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一方面，接二连三的“网传消息”，令武汉病毒研究所深陷舆论漩涡。
前两天，“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是新冠病毒肺炎零号病人”的消息，在网络流传；昨天，“武汉病毒研究所陈全姣实名举报所长”的消息又在微博上传开……为此，武汉病毒研究所及相关当事人不得不一次次发声辟谣。
网传“零号病人”黄燕玲通过同学群辟谣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另一方面，在专业表现上，外界对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有质疑。
比如，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一出引发线上线下疯抢，腾讯医典、丁香医生等对此却相继提出质疑。
2017年4月，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曾到武汉病毒研究所调研。当时，他强调： 武汉P4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力量，要能在面对外来病毒入侵时，既具备识别和监控能力，更要具备有效应对和防御功能，能够快速研制出相关疫苗和抗体，充分发挥国家战略力量的作用。
疫情当下，这应该也是大众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殷切期待。
(原标题：“漩涡”中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凤枝_NT2541)
武汉P4实验室 图片来源：新华社
发端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迄今已持续两月有余。地处疫情中心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接连遭遇“双黄连门”“抢注专利”“零号病人”及“所长门”等疫情相关传言和争议。
“漩涡”中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究竟是一家怎样的机构？围绕在它身上的种种“疑云”，何时才能散去？
“国家队”
2019年11月4日-9日，来自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家的学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参加2019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与技术国际培训班。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培训班。公开资料显示，自2017年起，该培训班已连续举办三年。当年年底，在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7年缔约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傅聪在发言时就曾专门提到这一国际合作项目，并指出，“ 中国秉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不断完善生物安全顶层设计的同时，继续加强生物安全领域机制和能力建设，有效实施各项监管，努力提升公众意识，积极开展生物安全国际合作。”
武汉病毒研究所最早诞生于1956年，是我国较早建立的国家级研究所之一。
2015年1月31日，武汉P4实验室正式竣工。三年后的2018年1月4日，实验室通过国家卫计委（现国家卫健委）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现场评估，成为我国乃至亚洲首个正式投入运行的P4实验室。
武汉P4实验室内部 图片来源：新华社（资料图片）
P是protection的缩写，意为防卫和防护。根据传染病原传染性和危害性，国际上，生物安全实验室可分为P1、P2、P3和P4四个生物安全等级。P4实验室是专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的大型装置，是人类迄今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
在这里，科研人员研究的一般都是无预防和治疗方法的病毒，如SARS、埃博拉、H7N9等，因此又被称为“魔鬼实验室”。此前，全球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这类装置。
在诸多媒体的报道中，武汉P4实验室被称为病毒研究“航空母舰”、病毒学研究“国家队”。其拥有亚洲最大的病毒保藏库，并创建我国唯一的“中国病毒标本馆”。
此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曾表示，武汉P4实验室的正式运行，标志着我国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研究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显示我国国家安全又一“护卫舰”的“远航”，堪比我国“两弹一星”于我国之战略部署。
目前，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方向都是人类重要病毒，包括免疫缺陷病毒HIV、丙型肝炎病毒HCV、流感病毒以及动物源新发病毒（如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病毒SARS-CoV、禽流感病毒等）基因变异、致病性、抗病毒药物治疗等。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很长时间里，武汉病毒研究所主要是和动物农业相关病毒打交道。直到2003年，SARS来袭。
“蝙蝠女侠”
2003年初，SARS正在中国肆虐。
当时，最先获得SARS病原冠状病毒基因组全序列的，是加拿大基因组科学中心；最先提出快速鉴定SARS病原方案的，是德国热带病研究所。
其实，中国很早就获得临床样本，但迟迟不能下结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SARS病毒检测应该在生物安全最高等级的P4实验室进行，但尴尬的是，中国没有。据说，专家们甚至只能去北京天桥公园旁的食品药品检定所做实验。
痛定思痛，国家发改委将P4实验室纳入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规划。
当年2月，时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胡志红，突然接到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陈竺的电话，询问能否承担在武汉建设P4实验室的任务。很快，3个月后，P4实验室建设立项工作完成。
经过多方努力，2004年10月9日，在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两国政府签订预防和控制新生传染病合作协议，正式启动合作建设武汉P4实验室工作，历经10年终于建成。
与此同时，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也在这段时间发生变化。其中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就是近来屡次卷入争议的武汉P4实验室副主任、武汉病毒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蝙蝠女侠”石正丽。
石正丽 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抗击SARS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弄清楚SARS病毒来源和传播链。而石正丽此前在病毒分离和鉴定、病毒遗传进化、病毒检测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武汉病毒研究所原所长陈新文后来回忆，“我们在已有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对应国家需求进行了研究方向的调整。其中，石正丽从虾病毒研究转向非典病毒溯源研究。”
石正丽没有让人失望。
自2004年起，石正丽带领的研究团队经过连续13年追踪，足迹遍布中国28个省市，最终证实蝙蝠是SARS冠状病毒自然宿主。
石正丽团队在野外采集蝙蝠病毒样本 图片来源：央视截图
2019年1月，石正丽牵头完成的“中国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她本人则入选2019年度美国微生物科学院Fellows名单。
1月21日，湖北省启动“2019新型肺炎应急科技攻关研究项目”，由武汉病毒研究所牵头，石正丽任组长，13位专家共同组成科研攻关专家组，开展联合攻关。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任职资历饱受争议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也在名单之列。
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龙卷风”
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之初，不少网友曾调侃，病毒“投错了胎”：哪里不选，偏选坐拥P4实验室的武汉。更有人称，“如果武汉搞不定，没人搞得定”“一定把病毒安排得明明白白”。
图片来源：微博截图
从公开信息来看，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确实有可圈可点之处。
2019年12月30日，开始新型冠状病毒样本收集和标准化入库工作；
1月2日，确定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1月5日，成功分离病毒毒株；
1月9日，该毒株资源按标准完成国家病毒资源库入库，并进行标准化保藏；
1月11日，向世卫组织提交2019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实现全球共享。
1月23日，石正丽团队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上发表文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提出新型肺炎病毒或来源于蝙蝠。
然而未曾想，变化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一方面，接二连三的“网传消息”，令武汉病毒研究所深陷舆论漩涡。
前两天，“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是新冠病毒肺炎零号病人”的消息，在网络流传；昨天，“武汉病毒研究所陈全姣实名举报所长”的消息又在微博上传开……为此，武汉病毒研究所及相关当事人不得不一次次发声辟谣。
网传“零号病人”黄燕玲通过同学群辟谣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另一方面，在专业表现上，外界对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有质疑。
比如，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消息一出引发线上线下疯抢，腾讯医典、丁香医生等对此却相继提出质疑。
2017年4月，时任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曾到武汉病毒研究所调研。当时，他强调： 武汉P4实验室作为国家战略力量，要能在面对外来病毒入侵时，既具备识别和监控能力，更要具备有效应对和防御功能，能够快速研制出相关疫苗和抗体，充分发挥国家战略力量的作用。
疫情当下，这应该也是大众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殷切期待。
(原标题：“漩涡”中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凤枝_NT25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