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盐铁
我想看看自定义头衔到底能有多少字。继续加，看系统什么时候把这个字符串截断。呃，居然还有？那就继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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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有事 2019-12-12
不久前，我们怀着激愤的心情，参观了长沙电厂的“三史”（厂史、家史、革命斗争史）展览，看到工人们在旧社会中受奴役受压榨的悲惨史实，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最近，我们特地去访问这个工厂，想了解一下它在新旧社会中的不同情景。……
进厂难 三个铺保九连环
……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情。宋文兴由于生活实在过不下去，想在电厂找个工作。起初，他想方设法找了一个铺保，送到厂里。谁知资本家却说：“一家保证无效，起码三家。”可怜，宋文兴能找到一家，已经够费力了。他只好人上托人，保上托保，又是筹钱送礼，又是登门求情，好容易才找到一家鸡鸭铺和一家杂货店作保。他以为可以了，满怀希望地去见电厂的管理员。可是，管理员冷言冷语地说：“你就不能找到几个大一点的铺家？”宋文兴诉说了自己的苦衷，并且保证只要让他入厂，一定发狠干。那又有什么用呢？找不到，就莫进来，而且期限是三天，这就是答复。为了生计，宋文兴哪顾得夜里白天，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忙着找铺保。真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说了多少情，总算托人找到三家称得上大一点的铺家作保。但进厂“手续”还不止于此。管理员又要他找了十个连环保。连环保上规定：一人出事，其他九人同罪。这些还不行，把头还给他两担大水桶，迫着他挑满河水，从河边到几丈高的河岸上跑上跑下，“测验”他的力气。直到这些关都过了，宋文兴才算入了厂。
工人苦 生老死病有谁问
工人进了厂，要经得住沉重的劳动。“电话接线工管理规则”上明文规定：每日工作时间，由上午八点至夜间十二点，整整十六个小时。一年干到头，从来就没有什么假日礼拜。
六月炎天酷暑，在工头监视下，工人赤着脚，在气温高达近六十度的锅炉旁出煤渣；寒冬腊月，工人光脚踩着冰雪去挑煤，一担两百斤，一个班时就要挑七八十担。手脚烫起了泡或是冻伤了，有谁过问？什么劳动保护用品，连看也看不到。工人们要求买一点红药水、几粒奎宁丸，资本家也不肯。
就是一台机器，运转时间长了，也得加点油；但是一个工人，尽管你累得腰酸背痛，也别想休息。你坐下来，喝口水或是吸袋烟，一被工头发现，轻则挨打，重则“饭票子过河”（被开除）。有一次，天下着雨，满地泥泞，一个姓胡的老工人正和另外一个工人扛着煤上跳板。他因年老体弱，加上担重路滑，一不小心，摔倒了。站在旁边的发电课长大声责骂：“老家伙，不中用！”第二天，这个姓胡的工人就被开除了。
那真是恶人当道，穷人受欺的世道！那时候哪怕再危险的活，资本家也要叫工人去干。老工人黄海滨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阶级弟兄刘谷生的死！”
那是一个炎热的六月天，有一座炉子刚刚熄火，工头就逼着刘谷生去修汽鼓。但是资本家只顾赚钱，不肯停止其他锅炉的生产。刘谷生赤身露体爬进了锅炉，刚一进去，不幸另一个锅炉的高温蒸汽倒冲过来。只听得一声惨叫，刘谷生满身皮肉绽开，顿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工人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厂里。狠心的资本家走来，还没有瞥上刘谷生一眼，却问炉子修好没有。后来，虽然工人们凑了一些钱，弄了些土药给刘谷生治疗，他终因伤势过重，就这样悲惨地死了。解放前进厂，现在仍在长沙电厂的一百零一个职工中，他们的直系亲属就有六十一个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害，九十七个被逼死或是饿死。这是多么大的血海深仇！
劳动艰辛，生活更是苦痛。工人住的宿舍，是一种六丈见方大的土工棚，一间就要睡六十多人，真是寸步难移。工棚里没有窗户，成天见不到阳光。地上尽是积水，进进出出还要垫着砖头。晚上，鞋子照例只能搁在枕头底下。床铺和被子散发的霉臭味把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蚊子、臭虫很多，工人们哪里睡得一晚好觉！他们说：那种宿舍还不如现在人民公社的牛栏房。
吃的也好不了多少。工人的厨房和食堂就在屋檐下，搭上两块烂板子就成了吃饭的桌子，有时就干脆在地上吃。米汤煮豆腐脑，这也算一餐；间常能吃点香干、韭菜，就算顶不错了。这里哪是“三月不知肉味”，有时年把还难得看到一点肉屑。那年头，听不到欢乐的劳动歌声，只有低沉、痛苦的呻吟。
几人富 万人呻吟无活路
工人们拚命地劳动，工资却微薄得可怜，一个普通工人每人每月只有三元五角。就是这点微薄的血汗钱，中间还要受一层工头的剥削。每月发工资前，工头把工人的工资领来，先要拿去放三天折息，然后才往下发；发时，还要从中抽出百分之三的所谓“头人钱”。另外，每逢经理、工头生日，工人还得送礼。
一九四八年四月底的一天，工人彭绍生刚领到工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搜刮民财而发的伪钞，就拿去买东西，许多铺子都不肯要，要收银圆。彭绍生只好用行李袋背着伪钞去换银圆，一问，“要一万二一块。”他赶紧往前跑，满心想着多换几角钱。等他满头大汗跑了几条街，每块银圆的价格很快涨到了二万八。他最后背了这袋钞票到一家荒货担上去，问老板能买什么？老板看了看，给了他一只旧面盆。
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头的左扣右刮，物价的飞速上涨，工人们连自己都难养活，哪里还顾得上妻儿老小？有一次，老工人刘桂清刚刚接到工资，伙食老板就来逼账了，说：“刘桂清应缴伙食费两块四，上欠一块二，共计三块六。”刘桂清说：“我家还有四口人要生活！……”话音未落，老板夺过了他手中的钱，数了数说：“尾欠一毛，三天内交齐。”可怜刘桂清辛苦一月，还加了上十个晚班，却空着双手走回家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他白天在厂里工作，晚上就去挑河水卖，好容易才混过了那个月。资本家、工头刮净了工人的薪水，又向工人放“夜夜钱”，规定每借一元，过一夜要付一角息，五天不付，息上又要滚息。有的工人直到解放前夕还背着一身的债务。
几人富，万人饥寒不得活。这正是旧社会的写照。在那种社会里，有钱有势的吸血鬼可以大吃大喝，任意挥霍，穷苦的工人即便做到死，还不得温饱。请看当时这个公司的官僚资本家的生活！
经理每月的工资是六百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工资的一百七十一倍多。他们用工人的血汗养肥自己，三十五年之内，公司资本就由三十万元增到一千万元，纯利九百七十万元，等于当时二十三万零九百五十多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经理住的是高楼大厦，每日三餐酒肉饭菜，就连家里的哈巴狗喂的也是牛肉。还专门雇了四个工人侍候，饭菜茶水要人送到手。盛夏酷暑，工人们挑煤渣，热得透不过气；经理和太太却在湘江上，乘着游船，饮酒作乐。那时，厂里的食堂分三等，进出厂门的证章也分三种。工人到经理室，要先喊报告，进去后，说话时还得远离几尺，低下头。好一种资本家标榜的“人权平等”！
工人王国华洗水池，淹死在池里，资本家说冲散了他的财运，不准把尸首从厂门口抬出去。三天以后，尸首发臭，工人们只好找几块板子把王国华的尸首从围墙上吊了出去。
一九四七年正月里，勤杂工周全胜由于过度劳累，被折磨死了。临死前，他想跟资本家借点钱治病，资本家见死不救，还说：“这有什么可治的！”
这些都是血迹斑斑的记录，那高耸的烟囱是它们的见证，那滔滔的江水也永远洗刷不了血和泪的印痕。
解雇易 失业饥饿紧相逼
“进厂难，出厂倒是容易。”工人们说：“只要你稍不如资本家的意，你随时就可能被开除。”解放前，湖南电气公司专门制订了解雇工人的十七条规定。
条文里说：
“傲慢无理者记过。”
“迟到早退者记过。”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解雇：
“因病请假六十天以上者。”
“因事请假三十天以上者。”
“包裹物件未填门票携出者。”
“记大过三次者。”
“本公司认为不能继续信任者。” ……
其实，资本家压迫工人的规章还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在我们面前，就摆着许许多多这样的惩罚书：“临时工胡桂成随地小便记过一次。”“姚阿祥性情粗暴记大过一次。”“姜长春去银行取支票延误一天，记大过一次，罚工资三天。”看守工吴冬生在劳动中右脚被打断了，被开除；宋文兴吃臭菜、霉米，患了痢疾，被开除；彭绍生因为拆了一个不用的灯头，被开除；就连有些大学毕业生实习一年以后，也无缘无故地被“辞退”了。在旧社会里，工人的饭碗“挂在腰上跑”，失业、饥饿像一个魔影一样地伴随着他们。他们饱尝了失业的痛苦，受尽了生活的熬煎。彭绍生被开除后，爱人要生小孩，不但穷得没法请人接生，连买草纸的钱都没有，只得在煤渣堆上生小孩。刘德福因参加罢工被开除了，一家四口生计无着，只得靠炸油粑粑和卖荸荠度日。那情景真是：家里老小饿得哭，有口难说心头苦。
闹革命 双手粉碎旧世界
在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面前，工人们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火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照亮了工人们的心，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了。工人们决心反抗、斗争，用双手粉碎那旧的世界。
还是在一九一七年，这个工厂的许多工人便参加了毛主席当时在第一师范举办的工人夜校学习。从学习中，他们提高了文化，提高了觉悟，接受了革命的思想，认清了灾难的根源。一九二六年，在郭亮同志的领导下，电厂工人成立了工会，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为了保卫红色工会，他们冲锋陷阵，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武装斗争。一九三○年，红军攻打长沙，反动派在四城架设电网，把军队开进电厂，威逼工人通上高压电。工人们没有被架在胸前的刀枪所吓倒，巧妙地用高压电杀伤了敌人，使红军安然无恙地进了城。红军进城以后，工人们又向资本家展开了经济斗争，迫使资本家拿出十万元盈利分给工人。当时，资本家耍花招，借故现款少了，将百分之七十的钱打了欠条。红军走后，资本家就要挟工人退回欠条。但是，工人们坚信红军会回来，革命一定胜利，拒绝交欠条。老工人黄海滨等都把欠条千方百计保存到革命胜利。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前夕，这个工厂的工人又开展了护厂斗争。那年夏天，白崇禧匪军狼狈逃出长沙时，疯狂地叫嚷着：“能搬走的全部搬走，不能搬走的通通炸掉，决不留给共产党。”电厂也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工人们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了护厂委员会。纠察队员在厂门外装设了电网，安装了红绿讯号灯和联系电铃，并且在机房旁边设立了了望台，日夜轮流站岗放哨，严防敌人破坏。八月三日晚上，伪警备司令部一群匪徒端着美式冲锋枪，背着炸药包，来到厂门口，扬言要把工人和厂子一起炸掉。顿时，红绿讯号灯亮了，电网上闪跳着高压电的火花，早已埋伏好的纠察队员全副武装，挺身而出，厉声申斥道：“谁敢动手！”匪徒们像泄了气的皮球，灰溜溜地逃跑了。工人们用生命保住了工厂，使工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八月五日，工人们欢天喜地地选出了自己的代表，迎接我人民解放军大军进城。当晚，全市灯火通明，笑声盈耳，歌声喧天，整个城市沉浸在欢乐之中。
换人间 幸福生活说不完
劈开云雾见青天，工人们深深感到是共产党从深重的灾难中拯救了他们，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我们在这个工厂工人居住的电业二村，访问了许多老工人的家庭，听到了他们讲述的解放前后生活对比的情况，也亲眼看到了他们现时的幸福生活。
电业二村所在地原是荒山坟堆，解放以后，政府在这里盖起了几十栋崭新的工人宿舍。宿舍里有自来水设备，有澡堂和俱乐部。老工人黄海滨指着他的住房，对我们说：“过去，我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能住这样的高楼，真是搭帮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是在解放前，我们当工人的不只不能住这样的房子，连进都莫想进去。”如今，黄海滨和其他五个老工人一起，按着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退休了，在这里度着幸福的晚年。厂里的领导同志还经常去访问他们，问寒问暖。老工人黄光复解放前一家八口，生活无着，被迫将四岁的幼子让给别人做养子，已经十八年了，他日夜思念着。今年三月，厂里又想方设法替他把儿子找了回来，并且在厂里安排了工作。老人说：他的宿愿实现了。老工人陈超庭一九五一年因工负了伤，十二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给他治疗，送他住疗养院，请人照拂他，薪水还照发。这使他极为感动，他说：“要是在解放前，我只能和吴冬生、周全胜一样，死路一条。”我们来到了老工人周绍和家里，屋里收拾得精精致致。他今年已经五十七岁。他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四十五岁的时候才结婚。寒暄一阵，我们便谈起他结婚的事情来：“解放前，你做了十多年工，怎么没结婚？”“讲结婚倒容易，那时，穷人家哪里养得起老婆！”“当时你的生活情况怎样呢？”“解放前，我在电厂工作了十多年，每月的工资是七八块光洋的底薪，伙食要吃五元，家里还有四五个人的生活要我维持。”他边说着，沉浸在往日生活的回忆里：“我置了点什么？一床烂被窝、一铺旧帐子和一床草席，棉衣还是从家里带出来的。”接着，他带着欣喜的心情，畅叙了他现在的生活：家里三口人，自己和过继的儿子都在厂里工作，生活无忧无虑；家里有两间住房、一间厨房，添置了整套家具。周绍和激动地说：“共产党来了，我才有了家。”周绍和一家，不，长沙电厂每一个工人的家庭都起了大变化。他们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愉快地劳动，决心用双手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从院子里走过，孩子们正在游戏，《社会主义好》的歌声阵阵传来，唱出了对新生活的赞美。来到第十栋一百二十七号房间，老工人彭绍生又在给他的孩子讲着往日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故事。那个坐在床上、个儿高大的彭立清，就是当年在煤渣上生下的。他现在已经十四岁了，读初中二年级。他下面的两个弟弟是解放后生的，都在小学读书。孩子们起初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那样的魔鬼，问爸爸：“资本家真有那么狠吗？”“傻孩子，资本家不狠，就不是资本家了。”说罢，彭绍生指着他过去仅有的家当——一口木箱、一个面盆、一本欠账簿和几件烂衣服，说：“孩子，不能忘记过去！”
1963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不久前，我们怀着激愤的心情，参观了长沙电厂的“三史”（厂史、家史、革命斗争史）展览，看到工人们在旧社会中受奴役受压榨的悲惨史实，内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最近，我们特地去访问这个工厂，想了解一下它在新旧社会中的不同情景。……
进厂难 三个铺保九连环
……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事情。宋文兴由于生活实在过不下去，想在电厂找个工作。起初，他想方设法找了一个铺保，送到厂里。谁知资本家却说：“一家保证无效，起码三家。”可怜，宋文兴能找到一家，已经够费力了。他只好人上托人，保上托保，又是筹钱送礼，又是登门求情，好容易才找到一家鸡鸭铺和一家杂货店作保。他以为可以了，满怀希望地去见电厂的管理员。可是，管理员冷言冷语地说：“你就不能找到几个大一点的铺家？”宋文兴诉说了自己的苦衷，并且保证只要让他入厂，一定发狠干。那又有什么用呢？找不到，就莫进来，而且期限是三天，这就是答复。为了生计，宋文兴哪顾得夜里白天，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忙着找铺保。真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说了多少情，总算托人找到三家称得上大一点的铺家作保。但进厂“手续”还不止于此。管理员又要他找了十个连环保。连环保上规定：一人出事，其他九人同罪。这些还不行，把头还给他两担大水桶，迫着他挑满河水，从河边到几丈高的河岸上跑上跑下，“测验”他的力气。直到这些关都过了，宋文兴才算入了厂。
工人苦 生老死病有谁问
工人进了厂，要经得住沉重的劳动。“电话接线工管理规则”上明文规定：每日工作时间，由上午八点至夜间十二点，整整十六个小时。一年干到头，从来就没有什么假日礼拜。
六月炎天酷暑，在工头监视下，工人赤着脚，在气温高达近六十度的锅炉旁出煤渣；寒冬腊月，工人光脚踩着冰雪去挑煤，一担两百斤，一个班时就要挑七八十担。手脚烫起了泡或是冻伤了，有谁过问？什么劳动保护用品，连看也看不到。工人们要求买一点红药水、几粒奎宁丸，资本家也不肯。
就是一台机器，运转时间长了，也得加点油；但是一个工人，尽管你累得腰酸背痛，也别想休息。你坐下来，喝口水或是吸袋烟，一被工头发现，轻则挨打，重则“饭票子过河”（被开除）。有一次，天下着雨，满地泥泞，一个姓胡的老工人正和另外一个工人扛着煤上跳板。他因年老体弱，加上担重路滑，一不小心，摔倒了。站在旁边的发电课长大声责骂：“老家伙，不中用！”第二天，这个姓胡的工人就被开除了。
那真是恶人当道，穷人受欺的世道！那时候哪怕再危险的活，资本家也要叫工人去干。老工人黄海滨说：“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阶级弟兄刘谷生的死！”
那是一个炎热的六月天，有一座炉子刚刚熄火，工头就逼着刘谷生去修汽鼓。但是资本家只顾赚钱，不肯停止其他锅炉的生产。刘谷生赤身露体爬进了锅炉，刚一进去，不幸另一个锅炉的高温蒸汽倒冲过来。只听得一声惨叫，刘谷生满身皮肉绽开，顿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工人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厂里。狠心的资本家走来，还没有瞥上刘谷生一眼，却问炉子修好没有。后来，虽然工人们凑了一些钱，弄了些土药给刘谷生治疗，他终因伤势过重，就这样悲惨地死了。解放前进厂，现在仍在长沙电厂的一百零一个职工中，他们的直系亲属就有六十一个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害，九十七个被逼死或是饿死。这是多么大的血海深仇！
劳动艰辛，生活更是苦痛。工人住的宿舍，是一种六丈见方大的土工棚，一间就要睡六十多人，真是寸步难移。工棚里没有窗户，成天见不到阳光。地上尽是积水，进进出出还要垫着砖头。晚上，鞋子照例只能搁在枕头底下。床铺和被子散发的霉臭味把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蚊子、臭虫很多，工人们哪里睡得一晚好觉！他们说：那种宿舍还不如现在人民公社的牛栏房。
吃的也好不了多少。工人的厨房和食堂就在屋檐下，搭上两块烂板子就成了吃饭的桌子，有时就干脆在地上吃。米汤煮豆腐脑，这也算一餐；间常能吃点香干、韭菜，就算顶不错了。这里哪是“三月不知肉味”，有时年把还难得看到一点肉屑。那年头，听不到欢乐的劳动歌声，只有低沉、痛苦的呻吟。
几人富 万人呻吟无活路
工人们拚命地劳动，工资却微薄得可怜，一个普通工人每人每月只有三元五角。就是这点微薄的血汗钱，中间还要受一层工头的剥削。每月发工资前，工头把工人的工资领来，先要拿去放三天折息，然后才往下发；发时，还要从中抽出百分之三的所谓“头人钱”。另外，每逢经理、工头生日，工人还得送礼。
一九四八年四月底的一天，工人彭绍生刚领到工资——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搜刮民财而发的伪钞，就拿去买东西，许多铺子都不肯要，要收银圆。彭绍生只好用行李袋背着伪钞去换银圆，一问，“要一万二一块。”他赶紧往前跑，满心想着多换几角钱。等他满头大汗跑了几条街，每块银圆的价格很快涨到了二万八。他最后背了这袋钞票到一家荒货担上去，问老板能买什么？老板看了看，给了他一只旧面盆。
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头的左扣右刮，物价的飞速上涨，工人们连自己都难养活，哪里还顾得上妻儿老小？有一次，老工人刘桂清刚刚接到工资，伙食老板就来逼账了，说：“刘桂清应缴伙食费两块四，上欠一块二，共计三块六。”刘桂清说：“我家还有四口人要生活！……”话音未落，老板夺过了他手中的钱，数了数说：“尾欠一毛，三天内交齐。”可怜刘桂清辛苦一月，还加了上十个晚班，却空着双手走回家了。往后的日子怎么过？他白天在厂里工作，晚上就去挑河水卖，好容易才混过了那个月。资本家、工头刮净了工人的薪水，又向工人放“夜夜钱”，规定每借一元，过一夜要付一角息，五天不付，息上又要滚息。有的工人直到解放前夕还背着一身的债务。
几人富，万人饥寒不得活。这正是旧社会的写照。在那种社会里，有钱有势的吸血鬼可以大吃大喝，任意挥霍，穷苦的工人即便做到死，还不得温饱。请看当时这个公司的官僚资本家的生活！
经理每月的工资是六百元，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工资的一百七十一倍多。他们用工人的血汗养肥自己，三十五年之内，公司资本就由三十万元增到一千万元，纯利九百七十万元，等于当时二十三万零九百五十多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经理住的是高楼大厦，每日三餐酒肉饭菜，就连家里的哈巴狗喂的也是牛肉。还专门雇了四个工人侍候，饭菜茶水要人送到手。盛夏酷暑，工人们挑煤渣，热得透不过气；经理和太太却在湘江上，乘着游船，饮酒作乐。那时，厂里的食堂分三等，进出厂门的证章也分三种。工人到经理室，要先喊报告，进去后，说话时还得远离几尺，低下头。好一种资本家标榜的“人权平等”！
工人王国华洗水池，淹死在池里，资本家说冲散了他的财运，不准把尸首从厂门口抬出去。三天以后，尸首发臭，工人们只好找几块板子把王国华的尸首从围墙上吊了出去。
一九四七年正月里，勤杂工周全胜由于过度劳累，被折磨死了。临死前，他想跟资本家借点钱治病，资本家见死不救，还说：“这有什么可治的！”
这些都是血迹斑斑的记录，那高耸的烟囱是它们的见证，那滔滔的江水也永远洗刷不了血和泪的印痕。
解雇易 失业饥饿紧相逼
“进厂难，出厂倒是容易。”工人们说：“只要你稍不如资本家的意，你随时就可能被开除。”解放前，湖南电气公司专门制订了解雇工人的十七条规定。
条文里说：
“傲慢无理者记过。”
“迟到早退者记过。”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解雇：
“因病请假六十天以上者。”
“因事请假三十天以上者。”
“包裹物件未填门票携出者。”
“记大过三次者。”
“本公司认为不能继续信任者。” ……
其实，资本家压迫工人的规章还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在我们面前，就摆着许许多多这样的惩罚书：“临时工胡桂成随地小便记过一次。”“姚阿祥性情粗暴记大过一次。”“姜长春去银行取支票延误一天，记大过一次，罚工资三天。”看守工吴冬生在劳动中右脚被打断了，被开除；宋文兴吃臭菜、霉米，患了痢疾，被开除；彭绍生因为拆了一个不用的灯头，被开除；就连有些大学毕业生实习一年以后，也无缘无故地被“辞退”了。在旧社会里，工人的饭碗“挂在腰上跑”，失业、饥饿像一个魔影一样地伴随着他们。他们饱尝了失业的痛苦，受尽了生活的熬煎。彭绍生被开除后，爱人要生小孩，不但穷得没法请人接生，连买草纸的钱都没有，只得在煤渣堆上生小孩。刘德福因参加罢工被开除了，一家四口生计无着，只得靠炸油粑粑和卖荸荠度日。那情景真是：家里老小饿得哭，有口难说心头苦。
闹革命 双手粉碎旧世界
在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面前，工人们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火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照亮了工人们的心，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了。工人们决心反抗、斗争，用双手粉碎那旧的世界。
还是在一九一七年，这个工厂的许多工人便参加了毛主席当时在第一师范举办的工人夜校学习。从学习中，他们提高了文化，提高了觉悟，接受了革命的思想，认清了灾难的根源。一九二六年，在郭亮同志的领导下，电厂工人成立了工会，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为了保卫红色工会，他们冲锋陷阵，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武装斗争。一九三○年，红军攻打长沙，反动派在四城架设电网，把军队开进电厂，威逼工人通上高压电。工人们没有被架在胸前的刀枪所吓倒，巧妙地用高压电杀伤了敌人，使红军安然无恙地进了城。红军进城以后，工人们又向资本家展开了经济斗争，迫使资本家拿出十万元盈利分给工人。当时，资本家耍花招，借故现款少了，将百分之七十的钱打了欠条。红军走后，资本家就要挟工人退回欠条。但是，工人们坚信红军会回来，革命一定胜利，拒绝交欠条。老工人黄海滨等都把欠条千方百计保存到革命胜利。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前夕，这个工厂的工人又开展了护厂斗争。那年夏天，白崇禧匪军狼狈逃出长沙时，疯狂地叫嚷着：“能搬走的全部搬走，不能搬走的通通炸掉，决不留给共产党。”电厂也就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工人们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了护厂委员会。纠察队员在厂门外装设了电网，安装了红绿讯号灯和联系电铃，并且在机房旁边设立了了望台，日夜轮流站岗放哨，严防敌人破坏。八月三日晚上，伪警备司令部一群匪徒端着美式冲锋枪，背着炸药包，来到厂门口，扬言要把工人和厂子一起炸掉。顿时，红绿讯号灯亮了，电网上闪跳着高压电的火花，早已埋伏好的纠察队员全副武装，挺身而出，厉声申斥道：“谁敢动手！”匪徒们像泄了气的皮球，灰溜溜地逃跑了。工人们用生命保住了工厂，使工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八月五日，工人们欢天喜地地选出了自己的代表，迎接我人民解放军大军进城。当晚，全市灯火通明，笑声盈耳，歌声喧天，整个城市沉浸在欢乐之中。
换人间 幸福生活说不完
劈开云雾见青天，工人们深深感到是共产党从深重的灾难中拯救了他们，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我们在这个工厂工人居住的电业二村，访问了许多老工人的家庭，听到了他们讲述的解放前后生活对比的情况，也亲眼看到了他们现时的幸福生活。
电业二村所在地原是荒山坟堆，解放以后，政府在这里盖起了几十栋崭新的工人宿舍。宿舍里有自来水设备，有澡堂和俱乐部。老工人黄海滨指着他的住房，对我们说：“过去，我做梦都没想过自己能住这样的高楼，真是搭帮共产党和毛主席！要是在解放前，我们当工人的不只不能住这样的房子，连进都莫想进去。”如今，黄海滨和其他五个老工人一起，按着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退休了，在这里度着幸福的晚年。厂里的领导同志还经常去访问他们，问寒问暖。老工人黄光复解放前一家八口，生活无着，被迫将四岁的幼子让给别人做养子，已经十八年了，他日夜思念着。今年三月，厂里又想方设法替他把儿子找了回来，并且在厂里安排了工作。老人说：他的宿愿实现了。老工人陈超庭一九五一年因工负了伤，十二年来，党和政府一直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给他治疗，送他住疗养院，请人照拂他，薪水还照发。这使他极为感动，他说：“要是在解放前，我只能和吴冬生、周全胜一样，死路一条。”我们来到了老工人周绍和家里，屋里收拾得精精致致。他今年已经五十七岁。他一直到一九五一年四十五岁的时候才结婚。寒暄一阵，我们便谈起他结婚的事情来：“解放前，你做了十多年工，怎么没结婚？”“讲结婚倒容易，那时，穷人家哪里养得起老婆！”“当时你的生活情况怎样呢？”“解放前，我在电厂工作了十多年，每月的工资是七八块光洋的底薪，伙食要吃五元，家里还有四五个人的生活要我维持。”他边说着，沉浸在往日生活的回忆里：“我置了点什么？一床烂被窝、一铺旧帐子和一床草席，棉衣还是从家里带出来的。”接着，他带着欣喜的心情，畅叙了他现在的生活：家里三口人，自己和过继的儿子都在厂里工作，生活无忧无虑；家里有两间住房、一间厨房，添置了整套家具。周绍和激动地说：“共产党来了，我才有了家。”周绍和一家，不，长沙电厂每一个工人的家庭都起了大变化。他们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愉快地劳动，决心用双手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从院子里走过，孩子们正在游戏，《社会主义好》的歌声阵阵传来，唱出了对新生活的赞美。来到第十栋一百二十七号房间，老工人彭绍生又在给他的孩子讲着往日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故事。那个坐在床上、个儿高大的彭立清，就是当年在煤渣上生下的。他现在已经十四岁了，读初中二年级。他下面的两个弟弟是解放后生的，都在小学读书。孩子们起初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那样的魔鬼，问爸爸：“资本家真有那么狠吗？”“傻孩子，资本家不狠，就不是资本家了。”说罢，彭绍生指着他过去仅有的家当——一口木箱、一个面盆、一本欠账簿和几件烂衣服，说：“孩子，不能忘记过去！”
1963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