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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似乎很少考虑，“中国崛起”的形象被设定出来以后，如何重新界定、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这一点恰恰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
■历史和美国作为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纵横参照系，可以说是中国人百年来不变的情结，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情感动力
■在“中国崛起”问题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某种沟通的困难和障碍，有时甚至酝酿潜在的敌对情绪，而这可能导致一些中国人对外部环境做出过于严峻的估计
“中国崛起”是个外来话语
“中国崛起(Rise of China)”这个概念是舶来品，它是国际社会一部分人在讨论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时使用的概念，后被转译到中国。不过，它已经成为正面的大众话语，不少中国的专家学者已经将其界定为一种国家目标。
作为形象化的概念，中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理解与外国人有很大区别。其中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中国崛起”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新的自我形象，是在“东方的”、“历史悠久的”、“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这样一系列符号中，加入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符号。它表明，中国正在通过实现现代化而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
中国人肯定为此感到振奋，当然不会去考虑，当一种新的自我形象被设定出来以后，如何重新界定、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这一点恰恰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世界在近200年来，还没有同一个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自信的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
“中国崛起”，以历史和美国为坐标
仔细解读种种讨论，可以发现“中国崛起”是被放在不同的坐标里定位的。
中国官方文件并不使用“中国崛起”这种表述，普遍使用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等等。如中共十六大所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中国崛起”的潜在含义是不一样的。“崛起”是指从一个不富强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复兴”则增加了恢复昔日辉煌的成分。
可见，无论是从语义的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过去的历史都是很多中国人思考未来的参照系。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成功”包括恢复历史曾经有过的辉煌，“失败”则意味着重蹈中国近代历史灾难的覆辙。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成了一个纵向的参照系，那么美国就是一个横向的参照系。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经常把美国作为学习和赶超的目标，他们无不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中国有朝一日会像美国那样富足强大，卓尔不群。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要“超英赶美”，在最情不自禁的时候曾相信，用不了10年，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孙中山也一样，他在早得多的时候也说过：“美国需百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准此以推，中国欲达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足矣”。
由此可见，历史和美国作为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纵横参照系，可以说是中国人百年来不变的情结，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情感动力。
“中国崛起”是一个有限的梦想
比照历史和当今最强大的国家来描绘中国的未来，是为了动员中国公众支持决策者的内外政策，因为那毕竟是一个理想，是“百年来中国崛起的梦想”。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定的国家发展目标既激动人心、值得向往，也相当现实和有限，即再经过20年的奋斗，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
中国人有关“中国崛起”的谈论表明，他们多数都相信“崛起”更多还处在一个过程中，还不是一个现实，甚至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的贫困人口时坦承：以年人均收入625元人民币为标准统计，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还有3000万。如果以人均年收入825元人民币为标准统计，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有9000万之多。在如此低的收入标准上，还有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人数的贫困人口，可以想象所谓“中国崛起”还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实际上，在中国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反映的主要是国人对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命运的预期、估计和谋划。它们带有相当浓厚的“内向”、“内省”的特点，即主要是以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要的关注点和归宿。中国人正在关心的是如何克服各种他人无法体会的困难，从而实现成为伟大国家的“百年梦想”。
所谓“他人无法体会的困难”，就包括国际环境带来的困难。中国人对“中国崛起”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内容：其一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当今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的关系。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看，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受害者心态”，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另一部分思考是所谓“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多数人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基本上是利弊参半。而且更多的人宁愿将国际环境估计得严峻一些，中国要维护相对较长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争取的目标，远不是可以自然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崛起”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或者说是标准。它们包括：拥有维护国家领土和战略利益的各种威慑和反威慑手段；可以根据中国的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对全球和地区问题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能够应对其他跨国家的非传统威胁。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们对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的关注，以及对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关系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持续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关注和担心。中国人重视国防建设程度的持续加强，反映的是他们对国
际环境变动中消极因素增加的判断和担心，而不是对中国综合国力增长的乐观估计，更不是如“中国威胁论”所宣扬的那样，企图运用增长了的“力量”来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
内省与外向的思考
中国人认为，“中国崛起”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不过是在追求同发达国家人民一样的富裕生活和受人尊重的地位。他们考虑的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内外困难，以及中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够克服困难。这种“内向”的思维逻辑使他们很少考虑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外人看来有可能是令他们担忧的。中国人相信（而且事实也是），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一个富裕文明的民族，对国际社会最起码不是一件坏事。
反观国际上讨论和思考的角度，对“中国崛起”的分析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从中国的迅速发展对国际秩序和有关国家的利益之影响出发。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讨论中所提出的命题，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中国崛起”是对当今世界的冲击，无论是“威胁”、“问题”，还是“机会”、“促进”等等。
两相比较，区别显而易见，它带来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因为这种区别的确造成了在“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沟通的某种困难和障碍，有时甚至酝酿潜在的敌对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存在有可能导致一些中国人对外部环境做出过于严峻的估计。
反之亦然，国际社会也有可能对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重新建构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越发疑虑，因缺乏理解而对中国为实现“崛起”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做出根本不对头的解读和反应。
毋庸置疑，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其中有可以理解的担忧，也确实存在视中国为敌人的政治势力的不怀好意。2002年9月出版的《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一书特别指出：“研究中国崛起的战略构想，不能离开对于各种反面、制约、阻遏力量的研究，也不能不参考各种对中国崛起失败的预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面力量比我们自己更重视、更敏锐地发现可能导致中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在这方面它们可以做我们的老师。”这种理性的逻辑一旦成为中国精英舆论的主流，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必定会成为巨大的精神动力。▲
《环球时报》
■历史和美国作为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纵横参照系，可以说是中国人百年来不变的情结，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情感动力
■在“中国崛起”问题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存在某种沟通的困难和障碍，有时甚至酝酿潜在的敌对情绪，而这可能导致一些中国人对外部环境做出过于严峻的估计
“中国崛起”是个外来话语
“中国崛起(Rise of China)”这个概念是舶来品，它是国际社会一部分人在讨论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变化时使用的概念，后被转译到中国。不过，它已经成为正面的大众话语，不少中国的专家学者已经将其界定为一种国家目标。
作为形象化的概念，中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理解与外国人有很大区别。其中最基本的区别在于，“中国崛起”在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新的自我形象，是在“东方的”、“历史悠久的”、“曾经长期遭受侵略和压迫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的”“大国”这样一系列符号中，加入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新符号。它表明，中国正在通过实现现代化而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
中国人肯定为此感到振奋，当然不会去考虑，当一种新的自我形象被设定出来以后，如何重新界定、调整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而这一点恰恰是国际社会所关切的。世界在近200年来，还没有同一个正变得越来越强大自信的中国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
“中国崛起”，以历史和美国为坐标
仔细解读种种讨论，可以发现“中国崛起”是被放在不同的坐标里定位的。
中国官方文件并不使用“中国崛起”这种表述，普遍使用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等等。如中共十六大所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中国崛起”的潜在含义是不一样的。“崛起”是指从一个不富强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复兴”则增加了恢复昔日辉煌的成分。
可见，无论是从语义的角度，还是从逻辑角度，过去的历史都是很多中国人思考未来的参照系。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上，“成功”包括恢复历史曾经有过的辉煌，“失败”则意味着重蹈中国近代历史灾难的覆辙。
如果说中国的历史成了一个纵向的参照系，那么美国就是一个横向的参照系。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经常把美国作为学习和赶超的目标，他们无不希望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中国有朝一日会像美国那样富足强大，卓尔不群。
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要“超英赶美”，在最情不自禁的时候曾相信，用不了10年，中国就可以赶上美国。孙中山也一样，他在早得多的时候也说过：“美国需百年而达于强盛之地位者，日本不过五十年”，“准此以推，中国欲达富强之地位，不过十年足矣”。
由此可见，历史和美国作为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纵横参照系，可以说是中国人百年来不变的情结，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情感动力。
“中国崛起”是一个有限的梦想
比照历史和当今最强大的国家来描绘中国的未来，是为了动员中国公众支持决策者的内外政策，因为那毕竟是一个理想，是“百年来中国崛起的梦想”。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确定的国家发展目标既激动人心、值得向往，也相当现实和有限，即再经过20年的奋斗，在中国实现全面小康。
中国人有关“中国崛起”的谈论表明，他们多数都相信“崛起”更多还处在一个过程中，还不是一个现实，甚至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中国的贫困人口时坦承：以年人均收入625元人民币为标准统计，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还有3000万。如果以人均年收入825元人民币为标准统计，农村的贫困人口就有9000万之多。在如此低的收入标准上，还有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人数的贫困人口，可以想象所谓“中国崛起”还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实际上，在中国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反映的主要是国人对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命运的预期、估计和谋划。它们带有相当浓厚的“内向”、“内省”的特点，即主要是以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主要的关注点和归宿。中国人正在关心的是如何克服各种他人无法体会的困难，从而实现成为伟大国家的“百年梦想”。
所谓“他人无法体会的困难”，就包括国际环境带来的困难。中国人对“中国崛起”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基本上可以分为两部分内容：其一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当今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体系的关系。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看，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中国人在近代历史中形成的“受害者心态”，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另一部分思考是所谓“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多数人认为，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基本上是利弊参半。而且更多的人宁愿将国际环境估计得严峻一些，中国要维护相对较长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需要花大力气争取的目标，远不是可以自然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崛起”必须具备一些特殊的条件或者说是标准。它们包括：拥有维护国家领土和战略利益的各种威慑和反威慑手段；可以根据中国的发展和安全的需要，对全球和地区问题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能够应对其他跨国家的非传统威胁。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们对中国国防力量发展的关注，以及对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关系的讨论，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持续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的关注和担心。中国人重视国防建设程度的持续加强，反映的是他们对国
际环境变动中消极因素增加的判断和担心，而不是对中国综合国力增长的乐观估计，更不是如“中国威胁论”所宣扬的那样，企图运用增长了的“力量”来改变现存的国际秩序。
内省与外向的思考
中国人认为，“中国崛起”是理所当然的，中国人不过是在追求同发达国家人民一样的富裕生活和受人尊重的地位。他们考虑的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内外困难，以及中国必须具备哪些条件、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够克服困难。这种“内向”的思维逻辑使他们很少考虑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外人看来有可能是令他们担忧的。中国人相信（而且事实也是），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一个富裕文明的民族，对国际社会最起码不是一件坏事。
反观国际上讨论和思考的角度，对“中国崛起”的分析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从中国的迅速发展对国际秩序和有关国家的利益之影响出发。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和讨论中所提出的命题，基本上都可以归结为“中国崛起”是对当今世界的冲击，无论是“威胁”、“问题”，还是“机会”、“促进”等等。
两相比较，区别显而易见，它带来的问题也值得关注，因为这种区别的确造成了在“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上，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相互沟通的某种困难和障碍，有时甚至酝酿潜在的敌对情绪，而这种情绪的存在有可能导致一些中国人对外部环境做出过于严峻的估计。
反之亦然，国际社会也有可能对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重新建构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越发疑虑，因缺乏理解而对中国为实现“崛起”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做出根本不对头的解读和反应。
毋庸置疑，国际社会中存在着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其中有可以理解的担忧，也确实存在视中国为敌人的政治势力的不怀好意。2002年9月出版的《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一书特别指出：“研究中国崛起的战略构想，不能离开对于各种反面、制约、阻遏力量的研究，也不能不参考各种对中国崛起失败的预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面力量比我们自己更重视、更敏锐地发现可能导致中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在这方面它们可以做我们的老师。”这种理性的逻辑一旦成为中国精英舆论的主流，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必定会成为巨大的精神动力。▲
《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