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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教育比较 让人头疼的美国学生
作者: 曹恁
东西方教育比较
让人头疼的美国学生
肤色不同又何妨
如果谁家的孩子在美国读书，周围人投去的肯定是艳羡的目光。可有谁会去想艳羡的背后家长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孩子呢？他们是否实现了父母的希望？他们幸福着还是痛苦着？
旅美华人陈屹在其新作《背洋书包的孩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中以独特的视角对小留学生给予了关注，通过对十位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小留学生的采访，使我们透过表面的浮华看到了内在的真实：他们的奋斗历程，他们的学习经验，他们在横跨中美文化鸿沟时付出的巨大努力……
该书提供了大量实证和可供学习借鉴的实际经验，以及事实真相的巨大震撼，因而有可能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到底应该怎么去背那个洋书包。
本版内容摘自该书。
杨孝明，教授，生于上海，在北京上小学、中学。“文革”中在陕北农村插队近六年。大学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后留校任教七年。赴英国留学两年，获诺丁汉大学语言学硕士。后赴美继续深造，于1991年在俄亥俄州Bowling Green大学获英语博士学位。曾于1986至1991年间在Bowling Green大学教授英语写作及语言学课程。1991年至今，在新泽西Ocean County College英语系教授英文写作、英美文学和语言学。
让人头疼的美国学生
在美任教十五年中，我在公立四年和公立两年大学都教过。在教学过程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在国内教书中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别。
怎么就不知道用功
学习是否用功在国内高校中不是问题。由于中国的大学生都是百里挑一，能上大学的学生都十分珍视得来不易的机会，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勤奋读书，即使有个别“不用功”学生，将他们与美国一般学生的不用功的程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美国大学生不用功世人皆知，但其不用功的程度却是惊人的。首先学生“掉班”（dropout）现象普遍存在。一个学期下来，至少有10－20％的学生自动掉班。一个20个学生的班，到期末能有15个学生就很不错了。其次是部分学生大量缺课。一学期十五周，有学生竟缺课四五周。学生也知道缺课过多会被教师“驱逐”出班，于是就编织各式各样的理由。《学生手册》中规定，缺课的正当理由包括生病、法庭出庭、家中有人死亡等等。于是一个学期内，我教的几个班内总有几个学生的爷爷或奶奶“去世”。再者，学生不按时完成作业。我在给学生的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迟交的作业要扣分，但大部分学生总有一两次迟交作业，扣分他们似乎也不在乎。我作文课上有若干学生一天课不缺，就是一篇作文也不交。我告诉他们作文占总分70％，而考勤只占10％。问他们为什么不交作文作业，回答说，在高中有的老师讲，只要学生天天来上课，不管做作业与否，就能得个C（及格）。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学生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为什么如此不用功呢？这里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对他们的影响。
第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不是一个崇尚教育的国家。中国有上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英国进牛津、剑桥是名誉、地位和权利的象征。但美国是一个仅有二百年历史的移民国家。早期移民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社会底层。他们来美洲大陆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与经济状况。所以，美国人从来就特别崇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白手起家的实干家（self－mademan）。如建国元勋弗兰克林（Franklin）出身卑贱，未受过正规教育。又如微软总裁比尔・盖茨（BillGates）仅上了一年大学便辍学了。但他们都是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第二，美国是一个崇尚金钱的国家。一个人成功与否是拿钱来衡量的。在国内有“穷教授傻博士”之说，这种说法在美国同样适用。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为＄38935（1993年）。这一收入低于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与私人公司雇员的收入差距更远。最近我系聘请了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起薪仅3万美元。而他教的学生，学两年毕业后做警察，起薪5万美元。你在高校苦读十年后拿的工资不如我读两年书后拿的工资，谁还用功读书呢？第三，由于美国高校实行“开门办学”，学生来去自由。在中国，一个大学生一生只有一次进大学的机会，迈进大学门槛，你就老老实实在里面呆着。毕业前，你若自动离校，就别想再进来。而美国大学允许半日制，学分也可以累计。因此，辍了学的学生随时可以回校继续读学位，以前积累的学分全部有效。对学生来讲，高等教育如同一件随时可买到的商品，只要你“商店”在，我就可以随时进去“买东西”。
学生程度参差不齐
在国内教书，也有学生程度不齐的问题，但那只是在“量”方面的差别，而美国大学学生程度的差别是“质”的差别。同一个班的学生有人是大学程度，有人仅仅有小学程度。美国大学生入学后，都要通过摸底测试（placement tests），以此成绩决定学生是否需要上补习班（remedial class）。测试结果，绝大部分学生都要补习英语和数学。我校一位在数学系教课的中国教授常常与我谈到他班上学生的数学程度。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连平面几何、初等代数统统搞不懂。一些学生甚至还要补分数的知识，类似1／2加1／2等于1／4之类的笑话常是我们谈话的内容。那么，学生对他们的母语――英语掌握的程度又如何呢？我在美教了十几年英文写作，对学生的英语程度实在不敢恭维。特别是补习班的学生，他们的写作能力之差使我吃惊。例如我要求学生在作文中要写完整句子，杜绝不完整句子（fragments）；并告诉学生一个句子中要有“主语”和“谓语”。很少有学生知道“主语”和“谓语”是何物。在介绍了主、谓语的功能后，我问学生什么词类可做主、谓语。学生说从未听说过“词类”这个词，也不知名词、动词、副词是什么。
美国学生不但基础差，知识面也窄。他们对美国本土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对于他们的老祖先――欧洲各国的现实与历史基本不了解，更不用提欧洲以外，乃至中国的事情。我在讲课中几乎没有引用过中国的例子，因为那距离美国学生太遥远。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美国学生问我的中国同事中国是否有“麦当劳”。当时麦当劳在中国还不普遍。我的同事说可能没有。学生反问道，“那你们吃什么？”那么美国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知道多少呢？记得国内出版的一本书中讲到中国中学生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这决不是危言耸听，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对80年代美国本土发生的事情了解很少。对像越战、韩战、两次世界大战乃至19世纪的事件更是一问三不知。
千万别提什么记忆
美国学生学习的方式如同“狗熊掰棒子”，学多少，忘多少。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受过记忆的训练。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记忆”是个极坏的字眼。任何要求学生记忆的教学活动都会被称为roting（死记硬背），是教育中的大忌。在英国留学期间曾看过一部记录片，题目是“A Candle to be lit and a Jar to be filled”（一支将点燃的蜡烛和一个将填满的罐子）。此片以英国与日本小学教育做对比，分析东西方教育方法的不同。讲解人无不自豪地称赞西方如何用各种方法启迪孩子的想象力；而对东方人让孩子从小就死记硬背大加抨击。问题是，若将东方孩子的头脑比作一个塞满各种知识的大罐子，最起码罐中还有物。而美国学生的脑子却好比一个没有任何实物的空空的大罐子。记得在一次与我校校长的谈话中，校长忧心忡忡地说，“这些学生恐怕连昨天发生的事都记不住”。
依我之见，美国学生基础差，知识面窄，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在于中小学教育。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教育理论令人眼花缭乱。但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分强调学生的心理发展，忽视书本知识。过分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将学生视为“顾客”。老师的作用就是要“伺候”好这些顾客。而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或学生不用功学习，不是学生的责任，而是老师的过失。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学生全然不懂如何在学习中自律，只知道随心所欲地玩。一次给我上一年级儿子的班主任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给孩子多留一些作业。老师说她若给孩子多布置作业，会有家长起诉她。目前，美国教育界已有一种共识：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失败的。其表现有二。一是在任何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国际竞赛中，美国学生总是老末。其二，近年来，美国中学生的总体成绩持续上升，而SAT成绩连续下降。原因只有一个，老师普遍给学生提高分数。这样一来，学生自我感觉良好，老师也省去很多麻烦。但一遇到硬碰硬的场面，学生便无法招架。十几年来，我明显地感到学生的质量犹如九斤老太所言“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美国同事均有同感。他们有人对我说，“还是把你儿子送到中国去受教育吧”。
与中国及世界一些先进工业国的大学生相比，美国的大学生的普遍质量是低一些。但我想将这一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推行的是“精英”政策。前面曾提到，中国中学生升大学率仅有5％，而美国是70％。若将美国大学顶尖的5％的大学生与中国大学生相比，差距不会很大。（美国也有如哈佛、普林斯顿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尖子学生）但若将70％入学率的美国大学生与5％入学率的中国大学生比，确实有失公平。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国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要以教育为本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又有多少重点中学或普通高中的学生上了大学，我想到的是陕北、甘肃、贵州乃至西藏成千上万的穷苦的农家子弟，那无数的至今仍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的村落。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着眼点应在他们。我憧憬有朝一日，国内的每一个县都有一所类似美国社区大学一样的高校。当地的毕业生都能就近上大学。即使只有10％或20％的毕业生上大学，中国将会增加多少大学生。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或40％，我们可能也会开始质疑部分大学生的质量问题。但总体的国民文化素质无疑会大幅度提高。这便是办教育的根本。（杨孝明）
曹恁：1984年6月1日生于上海，6岁去英国，10岁返回中国，13岁赴美。
十一年级时被评选为新泽西州政府2000－2001年度最佳学生，获新泽西州科学竞赛化学第六名，高中全A学生。
在国外读书轻松吗？
“什么？凌晨三点才睡觉？你有没有搞错？”当我在电子邮件中回答上海同学问的我在美国学习生活的问题后，这是我得到的回答。我没有搞错……
是的，在中国一个关于国外教育的普遍观点是：在国外读书很轻松，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天天可以玩，这个认识是错误的。记得四年前，当父母告诉我，自己要到美国去读书时，我有点迫不及待。“终于能够摆脱天天的测验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我这样想是因为听了表哥表姐们与同学们的话，“曹恁，你真幸福，当初去了英国，现在又去美国。这下好了，你不用苦苦地读书了！”也许我这样认为是因为想到6岁半去英国住了三年多，在那里接受轻松教育的缘故。我承认，在那么多中国孩子中，我是很幸运的一个：有机会经历三个国家的教育与生活，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英国的小学与美国的相似。每天在学校里，老师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做各种东西，如弹吉它、做手工、转呼啦圈等，发挥每个孩子的特长。学画画时，老师并不像中国老师那样在黑板上画，要求学生照抄，而是让我们尽情发挥想象力，画我们喜欢的事物。虽然在学校里无忧无虑，每天回到家里，我妈妈就开始教我中文与数学，几年如一日。记得有一天从学校回家里，妈妈又一如既往地教我中文，我哭看闹着就是不肯学。“为什么人家孩子放学回家就可以看卡通片？为什么我要学中文？”那天，爸爸妈妈批评了我。同时，他们也给我说了很多道理。“你是一个中国人，以后还要回中国读书的，不学中文怎么行？”是啊，我是一个中国人，当时六七岁的我，不懂“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但现在的我深深体会到其中的含义。
有了一点中文的基础，回到中国读小学的确轻松了一点，至少不用从头开始学起。但是国内紧张的学习气氛、功课之多与老师的严格，让在英国习惯轻松教育的我一下子透不过气来。我不习惯一个教室里四五十个学生，上课坐得端端正正的，要发言还得用左手立在桌子上，老师叫到你还得起立讲话。我搞不懂为何上课铃声响了，老师走进了教室，课代表要叫声“起立”。随后，全教室同学站起来。“同学们好！”“老师好！”这些所谓的“规矩”在我小小的脑子里转了好些日子，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些。我对自己的解释是，这是对老师的一种尊敬。渐渐地，我适应了中国的教学方式，但是不管怎样，写作文是我最最害怕的一项作业。记得每次写作文，我就哭，不知从何开始写，不知写什么。每当我哭着求妈妈帮忙时，总想：如果在英国就不会要写作文了。“记一件真实而有趣的事情”、“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作文题目时常困扰我。如果没有此类事情发生那怎么办？编吗？怎么编？没有发生过就是没有发生过，再编也不会变成真的！四年级时，数学老师为了让学生练习做题，布置了无数习题，并让家长每天也出至少十道题目给学生们做。在上海小学的两年半，为了升学考试，又是补语文，又是请家教补作文，忙
得连妈妈也瘦了足足十斤。到了初中，作业一项接着一项，考试一门接着一门。就连一篇文言文也要默写，标点符号都不能错一个，否则放学留下来重默，直到全对为止。对于中国教育的看法，刻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三个字――“填鸭子”。学生们就像是那群肚子空空的鸭子，而家长与老师们就好比养鸭子的人，不停地往鸭肚里塞没有用的习题，用美国学生的话来说，就是busy work。填鸭子的人们恨不得一下子把鸭肚填饱，然后盼着鸭子们下金蛋。我常常问自己，“这样死读书、做那么多没用的习题，有用吗？这个所谓的‘金蛋’只不过是由课本中的文字组成，不是吗？跳出了课本，这个金蛋又是什么样的呢？而西方教育所形成的‘金蛋’与中国的那些又有什么差异呢？”
当我知道要来美国时，想到英国的轻松教育，我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总算能摆脱枯燥的死读书了！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我只对了一半。我逃脱了中国的死读书，但我永远也逃避不了考试与作业。去美国学校的第一天，教导处就给我两份卷子，要我当场考，以便他们给我编班。走到教室里，老师布置了作业，但这些作业只是几道基本练习题。作文是不用写了，但现在要写的是调查报告。如历史课，老师布置的研究报告是“选一个20世纪对美国有贡献的人物，而这个人不在历史书中，但我们应该把他（她）记载入书中”。这样的题目给学生们很大的余地，想写谁就能写谁。我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物，然后在图书馆、因特网查找资料。看似简单的一个题目要花好些时间与精力才能做好。小小的报告就好比一篇论文，可以包括自己的看法与许多图片等等。每次写完“论文”，我总是有种成就感，因为这是自己费好些功夫才完成的。有时，几个同学一起做一个项目，这样需要同学之间的默契与配合，也离不开同学之间的信任。老师处处给学生创造互相合作、发挥自己智慧与能力的机会，这些教育方式给我的震撼很大。
到了美国，我走进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提倡的是独立与自由。而要在如此一个环境里生存，我需要的是自尊、自信、独立以及领导、交流等等许多方面的能力。这些都要从社会活动开始。在九年级下学期我才意识到美国的学习不仅仅是每天上课与写作业。我想，如果现在仍然在中国读书的话，我是体会不到应当如何去与不认识的人接触，如何去寻找做义工的地方，如何走出课本，踏入实践中的社会。一个人要想成功，需要的是各方面的经验，而美国的教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与体验。就如美国大学招生时，看的不仅仅是一个学生的考分，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书呆子，而是全面发展的学生。经历了四年的美国教育，我从胆小变成有领导组织能力，从处处听父母安排变成有自己的主见与想法。
上海的同学们总是问我，“你是不是没有作业？”不，我的作业很多。美国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我能感觉得到这种暗地里的竞争。这是我到美国来最最深刻的感受。而我的作业不但包括学校里布置的，还有许多活动，要做的义工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去做，再加上那么多大学的申请表要填写，忙到凌晨三点也不稀奇。
经历了那么多，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中西方教育的结合使我懂得了：什么事都得靠自己努力，什么都要去尝试，不知道的事物要自己去探索、去琢磨，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曹恁）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东西方教育比较 让人头疼的美国学生
作者: 曹恁
东西方教育比较
让人头疼的美国学生
肤色不同又何妨
如果谁家的孩子在美国读书，周围人投去的肯定是艳羡的目光。可有谁会去想艳羡的背后家长们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孩子呢？他们是否实现了父母的希望？他们幸福着还是痛苦着？
旅美华人陈屹在其新作《背洋书包的孩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中以独特的视角对小留学生给予了关注，通过对十位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小留学生的采访，使我们透过表面的浮华看到了内在的真实：他们的奋斗历程，他们的学习经验，他们在横跨中美文化鸿沟时付出的巨大努力……
该书提供了大量实证和可供学习借鉴的实际经验，以及事实真相的巨大震撼，因而有可能使得人们重新思考，到底应该怎么去背那个洋书包。
本版内容摘自该书。
杨孝明，教授，生于上海，在北京上小学、中学。“文革”中在陕北农村插队近六年。大学毕业于西安外语学院，后留校任教七年。赴英国留学两年，获诺丁汉大学语言学硕士。后赴美继续深造，于1991年在俄亥俄州Bowling Green大学获英语博士学位。曾于1986至1991年间在Bowling Green大学教授英语写作及语言学课程。1991年至今，在新泽西Ocean County College英语系教授英文写作、英美文学和语言学。
让人头疼的美国学生
在美任教十五年中，我在公立四年和公立两年大学都教过。在教学过程中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在国内教书中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大差别。
怎么就不知道用功
学习是否用功在国内高校中不是问题。由于中国的大学生都是百里挑一，能上大学的学生都十分珍视得来不易的机会，所以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勤奋读书，即使有个别“不用功”学生，将他们与美国一般学生的不用功的程度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美国大学生不用功世人皆知，但其不用功的程度却是惊人的。首先学生“掉班”（dropout）现象普遍存在。一个学期下来，至少有10－20％的学生自动掉班。一个20个学生的班，到期末能有15个学生就很不错了。其次是部分学生大量缺课。一学期十五周，有学生竟缺课四五周。学生也知道缺课过多会被教师“驱逐”出班，于是就编织各式各样的理由。《学生手册》中规定，缺课的正当理由包括生病、法庭出庭、家中有人死亡等等。于是一个学期内，我教的几个班内总有几个学生的爷爷或奶奶“去世”。再者，学生不按时完成作业。我在给学生的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迟交的作业要扣分，但大部分学生总有一两次迟交作业，扣分他们似乎也不在乎。我作文课上有若干学生一天课不缺，就是一篇作文也不交。我告诉他们作文占总分70％，而考勤只占10％。问他们为什么不交作文作业，回答说，在高中有的老师讲，只要学生天天来上课，不管做作业与否，就能得个C（及格）。
人们不禁要问，美国学生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和机会，为什么如此不用功呢？这里有学生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对他们的影响。
第一，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不是一个崇尚教育的国家。中国有上千年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在英国进牛津、剑桥是名誉、地位和权利的象征。但美国是一个仅有二百年历史的移民国家。早期移民大部分是来自欧洲各国社会底层。他们来美洲大陆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与经济状况。所以，美国人从来就特别崇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白手起家的实干家（self－mademan）。如建国元勋弗兰克林（Franklin）出身卑贱，未受过正规教育。又如微软总裁比尔・盖茨（BillGates）仅上了一年大学便辍学了。但他们都是美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第二，美国是一个崇尚金钱的国家。一个人成功与否是拿钱来衡量的。在国内有“穷教授傻博士”之说，这种说法在美国同样适用。美国大学教授的平均年薪为＄38935（1993年）。这一收入低于中小学教师的平均工资，与私人公司雇员的收入差距更远。最近我系聘请了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起薪仅3万美元。而他教的学生，学两年毕业后做警察，起薪5万美元。你在高校苦读十年后拿的工资不如我读两年书后拿的工资，谁还用功读书呢？第三，由于美国高校实行“开门办学”，学生来去自由。在中国，一个大学生一生只有一次进大学的机会，迈进大学门槛，你就老老实实在里面呆着。毕业前，你若自动离校，就别想再进来。而美国大学允许半日制，学分也可以累计。因此，辍了学的学生随时可以回校继续读学位，以前积累的学分全部有效。对学生来讲，高等教育如同一件随时可买到的商品，只要你“商店”在，我就可以随时进去“买东西”。
学生程度参差不齐
在国内教书，也有学生程度不齐的问题，但那只是在“量”方面的差别，而美国大学学生程度的差别是“质”的差别。同一个班的学生有人是大学程度，有人仅仅有小学程度。美国大学生入学后，都要通过摸底测试（placement tests），以此成绩决定学生是否需要上补习班（remedial class）。测试结果，绝大部分学生都要补习英语和数学。我校一位在数学系教课的中国教授常常与我谈到他班上学生的数学程度。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连平面几何、初等代数统统搞不懂。一些学生甚至还要补分数的知识，类似1／2加1／2等于1／4之类的笑话常是我们谈话的内容。那么，学生对他们的母语――英语掌握的程度又如何呢？我在美教了十几年英文写作，对学生的英语程度实在不敢恭维。特别是补习班的学生，他们的写作能力之差使我吃惊。例如我要求学生在作文中要写完整句子，杜绝不完整句子（fragments）；并告诉学生一个句子中要有“主语”和“谓语”。很少有学生知道“主语”和“谓语”是何物。在介绍了主、谓语的功能后，我问学生什么词类可做主、谓语。学生说从未听说过“词类”这个词，也不知名词、动词、副词是什么。
美国学生不但基础差，知识面也窄。他们对美国本土以外的事情知之甚少。对于他们的老祖先――欧洲各国的现实与历史基本不了解，更不用提欧洲以外，乃至中国的事情。我在讲课中几乎没有引用过中国的例子，因为那距离美国学生太遥远。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美国学生问我的中国同事中国是否有“麦当劳”。当时麦当劳在中国还不普遍。我的同事说可能没有。学生反问道，“那你们吃什么？”那么美国学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知道多少呢？记得国内出版的一本书中讲到中国中学生对美国历史的了解比美国大学生还要多。这决不是危言耸听，20世纪90年代的学生对80年代美国本土发生的事情了解很少。对像越战、韩战、两次世界大战乃至19世纪的事件更是一问三不知。
千万别提什么记忆
美国学生学习的方式如同“狗熊掰棒子”，学多少，忘多少。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受过记忆的训练。在美国甚至整个西方，“记忆”是个极坏的字眼。任何要求学生记忆的教学活动都会被称为roting（死记硬背），是教育中的大忌。在英国留学期间曾看过一部记录片，题目是“A Candle to be lit and a Jar to be filled”（一支将点燃的蜡烛和一个将填满的罐子）。此片以英国与日本小学教育做对比，分析东西方教育方法的不同。讲解人无不自豪地称赞西方如何用各种方法启迪孩子的想象力；而对东方人让孩子从小就死记硬背大加抨击。问题是，若将东方孩子的头脑比作一个塞满各种知识的大罐子，最起码罐中还有物。而美国学生的脑子却好比一个没有任何实物的空空的大罐子。记得在一次与我校校长的谈话中，校长忧心忡忡地说，“这些学生恐怕连昨天发生的事都记不住”。
依我之见，美国学生基础差，知识面窄，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在于中小学教育。起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种教育理论令人眼花缭乱。但一个共同点就是过分强调学生的心理发展，忽视书本知识。过分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将学生视为“顾客”。老师的作用就是要“伺候”好这些顾客。而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或学生不用功学习，不是学生的责任，而是老师的过失。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学生全然不懂如何在学习中自律，只知道随心所欲地玩。一次给我上一年级儿子的班主任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给孩子多留一些作业。老师说她若给孩子多布置作业，会有家长起诉她。目前，美国教育界已有一种共识：美国的中小学教育是失败的。其表现有二。一是在任何数学、物理等学科的国际竞赛中，美国学生总是老末。其二，近年来，美国中学生的总体成绩持续上升，而SAT成绩连续下降。原因只有一个，老师普遍给学生提高分数。这样一来，学生自我感觉良好，老师也省去很多麻烦。但一遇到硬碰硬的场面，学生便无法招架。十几年来，我明显地感到学生的质量犹如九斤老太所言“一代不如一代”。我的美国同事均有同感。他们有人对我说，“还是把你儿子送到中国去受教育吧”。
与中国及世界一些先进工业国的大学生相比，美国的大学生的普遍质量是低一些。但我想将这一问题换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推行的是“精英”政策。前面曾提到，中国中学生升大学率仅有5％，而美国是70％。若将美国大学顶尖的5％的大学生与中国大学生相比，差距不会很大。（美国也有如哈佛、普林斯顿这样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尖子学生）但若将70％入学率的美国大学生与5％入学率的中国大学生比，确实有失公平。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国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要以教育为本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又有多少重点中学或普通高中的学生上了大学，我想到的是陕北、甘肃、贵州乃至西藏成千上万的穷苦的农家子弟，那无数的至今仍没有出过一个大学生的村落。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着眼点应在他们。我憧憬有朝一日，国内的每一个县都有一所类似美国社区大学一样的高校。当地的毕业生都能就近上大学。即使只有10％或20％的毕业生上大学，中国将会增加多少大学生。若将这一比例提高到30％或40％，我们可能也会开始质疑部分大学生的质量问题。但总体的国民文化素质无疑会大幅度提高。这便是办教育的根本。（杨孝明）
曹恁：1984年6月1日生于上海，6岁去英国，10岁返回中国，13岁赴美。
十一年级时被评选为新泽西州政府2000－2001年度最佳学生，获新泽西州科学竞赛化学第六名，高中全A学生。
在国外读书轻松吗？
“什么？凌晨三点才睡觉？你有没有搞错？”当我在电子邮件中回答上海同学问的我在美国学习生活的问题后，这是我得到的回答。我没有搞错……
是的，在中国一个关于国外教育的普遍观点是：在国外读书很轻松，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天天可以玩，这个认识是错误的。记得四年前，当父母告诉我，自己要到美国去读书时，我有点迫不及待。“终于能够摆脱天天的测验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也许我这样想是因为听了表哥表姐们与同学们的话，“曹恁，你真幸福，当初去了英国，现在又去美国。这下好了，你不用苦苦地读书了！”也许我这样认为是因为想到6岁半去英国住了三年多，在那里接受轻松教育的缘故。我承认，在那么多中国孩子中，我是很幸运的一个：有机会经历三个国家的教育与生活，开阔了自己的眼界。
英国的小学与美国的相似。每天在学校里，老师给我们讲故事，教我们做各种东西，如弹吉它、做手工、转呼啦圈等，发挥每个孩子的特长。学画画时，老师并不像中国老师那样在黑板上画，要求学生照抄，而是让我们尽情发挥想象力，画我们喜欢的事物。虽然在学校里无忧无虑，每天回到家里，我妈妈就开始教我中文与数学，几年如一日。记得有一天从学校回家里，妈妈又一如既往地教我中文，我哭看闹着就是不肯学。“为什么人家孩子放学回家就可以看卡通片？为什么我要学中文？”那天，爸爸妈妈批评了我。同时，他们也给我说了很多道理。“你是一个中国人，以后还要回中国读书的，不学中文怎么行？”是啊，我是一个中国人，当时六七岁的我，不懂“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但现在的我深深体会到其中的含义。
有了一点中文的基础，回到中国读小学的确轻松了一点，至少不用从头开始学起。但是国内紧张的学习气氛、功课之多与老师的严格，让在英国习惯轻松教育的我一下子透不过气来。我不习惯一个教室里四五十个学生，上课坐得端端正正的，要发言还得用左手立在桌子上，老师叫到你还得起立讲话。我搞不懂为何上课铃声响了，老师走进了教室，课代表要叫声“起立”。随后，全教室同学站起来。“同学们好！”“老师好！”这些所谓的“规矩”在我小小的脑子里转了好些日子，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些。我对自己的解释是，这是对老师的一种尊敬。渐渐地，我适应了中国的教学方式，但是不管怎样，写作文是我最最害怕的一项作业。记得每次写作文，我就哭，不知从何开始写，不知写什么。每当我哭着求妈妈帮忙时，总想：如果在英国就不会要写作文了。“记一件真实而有趣的事情”、“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些作文题目时常困扰我。如果没有此类事情发生那怎么办？编吗？怎么编？没有发生过就是没有发生过，再编也不会变成真的！四年级时，数学老师为了让学生练习做题，布置了无数习题，并让家长每天也出至少十道题目给学生们做。在上海小学的两年半，为了升学考试，又是补语文，又是请家教补作文，忙
得连妈妈也瘦了足足十斤。到了初中，作业一项接着一项，考试一门接着一门。就连一篇文言文也要默写，标点符号都不能错一个，否则放学留下来重默，直到全对为止。对于中国教育的看法，刻在我脑子里的只有三个字――“填鸭子”。学生们就像是那群肚子空空的鸭子，而家长与老师们就好比养鸭子的人，不停地往鸭肚里塞没有用的习题，用美国学生的话来说，就是busy work。填鸭子的人们恨不得一下子把鸭肚填饱，然后盼着鸭子们下金蛋。我常常问自己，“这样死读书、做那么多没用的习题，有用吗？这个所谓的‘金蛋’只不过是由课本中的文字组成，不是吗？跳出了课本，这个金蛋又是什么样的呢？而西方教育所形成的‘金蛋’与中国的那些又有什么差异呢？”
当我知道要来美国时，想到英国的轻松教育，我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总算能摆脱枯燥的死读书了！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我只对了一半。我逃脱了中国的死读书，但我永远也逃避不了考试与作业。去美国学校的第一天，教导处就给我两份卷子，要我当场考，以便他们给我编班。走到教室里，老师布置了作业，但这些作业只是几道基本练习题。作文是不用写了，但现在要写的是调查报告。如历史课，老师布置的研究报告是“选一个20世纪对美国有贡献的人物，而这个人不在历史书中，但我们应该把他（她）记载入书中”。这样的题目给学生们很大的余地，想写谁就能写谁。我选择自己喜欢的人物，然后在图书馆、因特网查找资料。看似简单的一个题目要花好些时间与精力才能做好。小小的报告就好比一篇论文，可以包括自己的看法与许多图片等等。每次写完“论文”，我总是有种成就感，因为这是自己费好些功夫才完成的。有时，几个同学一起做一个项目，这样需要同学之间的默契与配合，也离不开同学之间的信任。老师处处给学生创造互相合作、发挥自己智慧与能力的机会，这些教育方式给我的震撼很大。
到了美国，我走进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提倡的是独立与自由。而要在如此一个环境里生存，我需要的是自尊、自信、独立以及领导、交流等等许多方面的能力。这些都要从社会活动开始。在九年级下学期我才意识到美国的学习不仅仅是每天上课与写作业。我想，如果现在仍然在中国读书的话，我是体会不到应当如何去与不认识的人接触，如何去寻找做义工的地方，如何走出课本，踏入实践中的社会。一个人要想成功，需要的是各方面的经验，而美国的教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与体验。就如美国大学招生时，看的不仅仅是一个学生的考分，因为他们需要的不是书呆子，而是全面发展的学生。经历了四年的美国教育，我从胆小变成有领导组织能力，从处处听父母安排变成有自己的主见与想法。
上海的同学们总是问我，“你是不是没有作业？”不，我的作业很多。美国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我能感觉得到这种暗地里的竞争。这是我到美国来最最深刻的感受。而我的作业不但包括学校里布置的，还有许多活动，要做的义工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去做，再加上那么多大学的申请表要填写，忙到凌晨三点也不稀奇。
经历了那么多，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中西方教育的结合使我懂得了：什么事都得靠自己努力，什么都要去尝试，不知道的事物要自己去探索、去琢磨，从而不断地完善自己。（曹恁）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