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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堪培拉——宣布将“站出来”对抗中国四年之后，澳大利亚正在努力应对政策和气氛的急剧转变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种转变导致澳大利亚与北京的关系陷入了几十年来最寒冷的时期。
澳大利亚展示了世界上较小的国家如何重新定义与中国的关系，盟友们对此表示赞赏。本月，澳大利亚决定购买美国核动力潜艇，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开创性的努力。但在越来越直言不讳的批评人士看来，对于在抵制中国的热潮中失去战略重点的风险，澳大利亚也提供了警示。
为对抗中国政府的影响而出台的新法律太过粗泛，使得澳大利亚不断增长的华裔人口受到怀疑，许多人害怕谈论这个话题，即使是与亲戚。表面上看似良性的对外交往——不仅仅是与中国的交往——已经被旨在打击暗中干预的措施所干扰，包括繁文缛节和漫无焦点的信息收集。
农民和酒庄老板想知道中国何时会解除对他们产品的封锁，如果能解除的话。澳大利亚政府叫停了中国企业对奶牛场等行业的投资计划，而且往往没有给出什么解释。甚至一项有希望的气候变化科学合作也突然被取消。
“‘让我们向澳大利亚学习’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道理，”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的澳大利亚研究员安德鲁·丘伯(Andrew Chubb)说。他写过一篇关于澳大利亚应对中国政府活动的研究报告。
“但其他国家也需要从澳大利亚的经验中吸取一些警示性的教训，”他补充说，“尤其是那些不必要的危言耸听，这反过来推动了过度的国家安全立法。”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变得更加易怒和严厉，决心在受到挑战时永不退缩，并以制裁和冻结高级别会谈来打击澳大利亚。就连大多数批评澳大利亚强硬政策的人士也指责是北京导致了两国关系恶化。
中国政府的好战言论，包括去年底发给媒体的一份包含14项不满的清单，导致澳大利亚公众对北京的看法急剧下降。
“如果他们的意图是改变我们的公共政策设置，他们的行为肯定达不到目的，”执政的中右翼自由党(Liberal Party)的国会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要做的是展示我们的韧性，”他说。“这不仅对澳大利亚有利，对其他密切关注此事的国家也有利。”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住了经济打击，因为中国还没有找到澳大利亚铁矿石（今年上半年的规模达530亿美元）可行的替代品，同时澳大利亚也为一些商品找到了新市场。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对中国利润丰厚的铁矿石出口没有受到影响。
但一些澳大利亚前官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将受到更大的伤害；而且，该国政府一直以勇敢标兵的形象来抵御北京的霸凌，对这种口碑的重视也阻碍了对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应该如何处理关系的健康辩论。
澳大利亚不愿公开详细说明会如何应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可能将其拒之门外多年的情况，这加剧了不确定性，而澳大利亚国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关于战争风险不断增加的不祥言论同样也加剧了不确定性。澳大利亚与美国和英国的新伙伴关系，也就是所谓的AUKUS，似乎也会加强对国内安全的关注。
“所有这些公告的连锁效应将进一步巩固对中国怀疑，让人猜疑所谓的‘敌人在我们中间’,”前政府官员、悉尼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说，他正在撰写一份关于澳中关系的研究报告。
不到十年前，澳大利亚和中国还关系紧密。习近平似乎亲自投入到这一关系中，对有袋动物表现出喜爱，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议会两院发表讲话，这通常是美国总统享有的荣誉。
然而，到2017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更为悲观的评估，宣称澳大利亚将“站出来”面对中国的干预。
去年，特恩布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已将习近平政府视为帝国主义，它需要抵制北京的“霸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地域需求和实力越来越警觉，包括在南海的需求和实力。
在澳大利亚国内，人们也对中国政府影响公司、大学和政界人士的努力表示担忧。这个问题在2017年爆发，当时新闻报道披露，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萨姆·达斯提亚里(Sam Dastyari)在接受一名中国商人的钱后，发表了一份支持中国海洋主张的声明。
前外交官理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曾在2017年帮助撰写了一份阐述战略转变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文件，他说，没有明确阐述的是，他们越来越担心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莫德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知道中国可能会对强硬政策做出严厉反应。澳大利亚没有预料到的是，该政策对自己可能造成的损害。
对北京政治影响力的日益担忧令人们更加怀疑政治家、企业高管、学者，尤其是澳大利亚庞大的华裔人口是否已被中国拉拢。
悉尼市中心的唐人街。华裔澳大利亚人已经受到怀疑。
去年10月，三名澳大利亚华人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自由党参议员埃里克·阿贝茨(Eric Abetz)问他们是否愿意“无条件谴责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在其中一名证人询问为什么澳大利亚华人被单独挑出来宣布谴责，阿贝茨怒不可遏。“但要谴责中共政权的残暴丑陋，你怎么可能不站队呢？”他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澳领导力中心(Center for Asian-Australian Leadership)主任罗介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拥有华裔血统的澳大利亚人，包括那些几代人都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家庭，感觉“被挤到了角落”。
他说：“除非我们谴责中国，否则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地位将受到质疑。”
华裔澳大利亚人的焦虑集中在反对外国干涉的新立法上。法律要求代表任何外国政府（不仅仅是中国）从事活动的人要进行登记和自行报告。当特恩布尔制定这项立法时，他说这是为了保护澳大利亚华人和其他群体免受恐吓。
这些立法的捍卫者说，它们有助于遏制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华人团体的控制。尽管如此，尚未有人因影响力法及随之扩大的间谍犯罪而被定罪，代表中国游说的透明度也未有增加。
澳大利亚政府前政策顾问蒋云（音）说，这些做法给澳大利亚华人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使他们不愿参与公共事务。蒋云现在是通讯《中国内参》的制作人。
“在议会、政策和媒体中，澳大利亚华人以及总体而言的亚裔澳大利亚人，都缺乏代表性，”蒋云说。“澳大利亚华人的观点非常多元，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在公开辩论中缺失。”
影响力法的批评者现在至少包括两位前总理，其中一位是特恩布尔。他现已退出政坛，因向韩国和台湾观众发表演讲而依法登记。他说，当他提出立法时，“并未有意安排或考虑”这样的要求。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强硬路线在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领导下开始成形。
一些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的新法律不分青红皂白地诋毁与中国机构的任何联系，从军队到音乐剧团。
“很多人似乎认为我们需要改变自己才能与中国竞争，”蒋云说，“但这种改变可能意味着变得更像中国。”
在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可能存在的非法影响和间谍活动之后，科研领域已成为另一个定义模糊的敏感领域。最近，这些担忧渗透到了一个被美国认定为与中国和澳大利亚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气候变化。
澳大利亚最高科学机构6月表示，将终止与中国青岛国家海洋实验室中心的合作关系。该决定是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在议会发表评论之后做出的，他说外国可以利用海洋研究在海战中获得优势。参与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对这一
说法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全球海洋趋势，这对航海毫无用处。
许多观察人士表示，政府内部容忍的讨论范围已经缩小，造成趋同思维的危险。
批评人士认为，对安全的强烈关注降低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增加了政策失误的风险。
China Matters的创始人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说：“我认为人们没有注意到与中国打交道的复杂性。”该组织主持了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和研究，在过去的一年里，澳大利亚政府大幅削减了对该组织的资助。
她说：“人们对于提出好的、坏的和丑的东西非常犹豫，不愿意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cn.nytimes.com
澳大利亚展示了世界上较小的国家如何重新定义与中国的关系，盟友们对此表示赞赏。本月，澳大利亚决定购买美国核动力潜艇，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开创性的努力。但在越来越直言不讳的批评人士看来，对于在抵制中国的热潮中失去战略重点的风险，澳大利亚也提供了警示。
为对抗中国政府的影响而出台的新法律太过粗泛，使得澳大利亚不断增长的华裔人口受到怀疑，许多人害怕谈论这个话题，即使是与亲戚。表面上看似良性的对外交往——不仅仅是与中国的交往——已经被旨在打击暗中干预的措施所干扰，包括繁文缛节和漫无焦点的信息收集。
农民和酒庄老板想知道中国何时会解除对他们产品的封锁，如果能解除的话。澳大利亚政府叫停了中国企业对奶牛场等行业的投资计划，而且往往没有给出什么解释。甚至一项有希望的气候变化科学合作也突然被取消。
“‘让我们向澳大利亚学习’已经成为不言自明的道理，”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的澳大利亚研究员安德鲁·丘伯(Andrew Chubb)说。他写过一篇关于澳大利亚应对中国政府活动的研究报告。
“但其他国家也需要从澳大利亚的经验中吸取一些警示性的教训，”他补充说，“尤其是那些不必要的危言耸听，这反过来推动了过度的国家安全立法。”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变得更加易怒和严厉，决心在受到挑战时永不退缩，并以制裁和冻结高级别会谈来打击澳大利亚。就连大多数批评澳大利亚强硬政策的人士也指责是北京导致了两国关系恶化。
中国政府的好战言论，包括去年底发给媒体的一份包含14项不满的清单，导致澳大利亚公众对北京的看法急剧下降。
“如果他们的意图是改变我们的公共政策设置，他们的行为肯定达不到目的，”执政的中右翼自由党(Liberal Party)的国会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要做的是展示我们的韧性，”他说。“这不仅对澳大利亚有利，对其他密切关注此事的国家也有利。”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在很大程度上经受住了经济打击，因为中国还没有找到澳大利亚铁矿石（今年上半年的规模达530亿美元）可行的替代品，同时澳大利亚也为一些商品找到了新市场。
到目前为止，澳大利亚对中国利润丰厚的铁矿石出口没有受到影响。
但一些澳大利亚前官员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将受到更大的伤害；而且，该国政府一直以勇敢标兵的形象来抵御北京的霸凌，对这种口碑的重视也阻碍了对澳大利亚这样的中等国家应该如何处理关系的健康辩论。
澳大利亚不愿公开详细说明会如何应对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可能将其拒之门外多年的情况，这加剧了不确定性，而澳大利亚国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关于战争风险不断增加的不祥言论同样也加剧了不确定性。澳大利亚与美国和英国的新伙伴关系，也就是所谓的AUKUS，似乎也会加强对国内安全的关注。
“所有这些公告的连锁效应将进一步巩固对中国怀疑，让人猜疑所谓的‘敌人在我们中间’,”前政府官员、悉尼大学历史学教授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说，他正在撰写一份关于澳中关系的研究报告。
不到十年前，澳大利亚和中国还关系紧密。习近平似乎亲自投入到这一关系中，对有袋动物表现出喜爱，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议会两院发表讲话，这通常是美国总统享有的荣誉。
然而，到2017年，时任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更为悲观的评估，宣称澳大利亚将“站出来”面对中国的干预。
去年，特恩布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已将习近平政府视为帝国主义，它需要抵制北京的“霸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地域需求和实力越来越警觉，包括在南海的需求和实力。
在澳大利亚国内，人们也对中国政府影响公司、大学和政界人士的努力表示担忧。这个问题在2017年爆发，当时新闻报道披露，澳大利亚工党参议员萨姆·达斯提亚里(Sam Dastyari)在接受一名中国商人的钱后，发表了一份支持中国海洋主张的声明。
前外交官理查德·莫德(Richard Maude)曾在2017年帮助撰写了一份阐述战略转变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文件，他说，没有明确阐述的是，他们越来越担心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莫德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知道中国可能会对强硬政策做出严厉反应。澳大利亚没有预料到的是，该政策对自己可能造成的损害。
对北京政治影响力的日益担忧令人们更加怀疑政治家、企业高管、学者，尤其是澳大利亚庞大的华裔人口是否已被中国拉拢。
悉尼市中心的唐人街。华裔澳大利亚人已经受到怀疑。
去年10月，三名澳大利亚华人出席澳大利亚参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时，自由党参议员埃里克·阿贝茨(Eric Abetz)问他们是否愿意“无条件谴责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在其中一名证人询问为什么澳大利亚华人被单独挑出来宣布谴责，阿贝茨怒不可遏。“但要谴责中共政权的残暴丑陋，你怎么可能不站队呢？”他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澳领导力中心(Center for Asian-Australian Leadership)主任罗介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拥有华裔血统的澳大利亚人，包括那些几代人都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家庭，感觉“被挤到了角落”。
他说：“除非我们谴责中国，否则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地位将受到质疑。”
华裔澳大利亚人的焦虑集中在反对外国干涉的新立法上。法律要求代表任何外国政府（不仅仅是中国）从事活动的人要进行登记和自行报告。当特恩布尔制定这项立法时，他说这是为了保护澳大利亚华人和其他群体免受恐吓。
这些立法的捍卫者说，它们有助于遏制中国政府对澳大利亚华人团体的控制。尽管如此，尚未有人因影响力法及随之扩大的间谍犯罪而被定罪，代表中国游说的透明度也未有增加。
澳大利亚政府前政策顾问蒋云（音）说，这些做法给澳大利亚华人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使他们不愿参与公共事务。蒋云现在是通讯《中国内参》的制作人。
“在议会、政策和媒体中，澳大利亚华人以及总体而言的亚裔澳大利亚人，都缺乏代表性，”蒋云说。“澳大利亚华人的观点非常多元，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在公开辩论中缺失。”
影响力法的批评者现在至少包括两位前总理，其中一位是特恩布尔。他现已退出政坛，因向韩国和台湾观众发表演讲而依法登记。他说，当他提出立法时，“并未有意安排或考虑”这样的要求。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强硬路线在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领导下开始成形。
一些学者认为，澳大利亚的新法律不分青红皂白地诋毁与中国机构的任何联系，从军队到音乐剧团。
“很多人似乎认为我们需要改变自己才能与中国竞争，”蒋云说，“但这种改变可能意味着变得更像中国。”
在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可能存在的非法影响和间谍活动之后，科研领域已成为另一个定义模糊的敏感领域。最近，这些担忧渗透到了一个被美国认定为与中国和澳大利亚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气候变化。
澳大利亚最高科学机构6月表示，将终止与中国青岛国家海洋实验室中心的合作关系。该决定是一名高级情报官员在议会发表评论之后做出的，他说外国可以利用海洋研究在海战中获得优势。参与的科学家表示，他们对这一
说法感到困惑，因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是全球海洋趋势，这对航海毫无用处。
许多观察人士表示，政府内部容忍的讨论范围已经缩小，造成趋同思维的危险。
批评人士认为，对安全的强烈关注降低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了解，从而增加了政策失误的风险。
China Matters的创始人琳达·雅各布森(Linda Jakobson)说：“我认为人们没有注意到与中国打交道的复杂性。”该组织主持了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和研究，在过去的一年里，澳大利亚政府大幅削减了对该组织的资助。
她说：“人们对于提出好的、坏的和丑的东西非常犹豫，不愿意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
澳大利亚选择强硬对抗中国，它做对了吗？
澳大利亚展示了相对弱势国家可以如何重塑与中国的关系，得到盟友赞赏。但批评也指出，过分关注安全威胁增加了政策失误的风险。澳洲华裔也面临更多猜疑。
cn.nytim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