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晚期”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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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已经进入“毛晚期”
“文革”十年浩劫期间,受冲击的中国人难以计数。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中国前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也遭受迫害,习近平本人被株连,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流放到陕西农村。习仲勋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在习近平上台之初,许多人对他寄予厚望,期待子如其父,加上他本人也曾在“文革”中有过坎坷经历,或许能彻底抛弃毛意识、带领中国走民主道路。

但是, 对内, 近十年来习的强权统治让人越来越多看到了毛的影子, 对外, 近年中国的“战狼”式外交冲击国际秩序,引发广泛担忧。

基于自己对文革的研究,宋永毅对于当下习近平的新时代也表达了深切的担忧。 他说,在中国,文革研究目前处于低潮,“但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形式和政治运动在中国却是高潮”。

2021年11月8日至12日,中共的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百年历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早已成为中共领导核心的习近平为什么还要这份历史决议呢?

对比毛泽东,宋永毅从习近平的政治心理出发分析了其中原因。

他说,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73岁,习近平现在68岁。 虽然习小五岁,但是他的身体健康不一定比得上毛,那时毛还能畅游长江,而两年前,习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给普京祝寿的时候差些跌倒。宋永毅说,他的判断是习近平已经进入了“毛晚期”。

“毛晚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宋永毅解释说,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一次关于防止政变的讲话中说的很清楚,他整天就在防止政变,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到杨尚昆,都是被怀疑对象。但翻看文革专案材料,从来没有人想在共产党内搞政变,反对毛泽东。

历史学家唐德刚对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有个八字总结:“毛派抑毛,毛杀毛派”。前面四个字,说刘少奇周、恩来试图抑制毛。 宋永毅表示, 这个结论有待商榷, 但他十分赞同后面四个字,因为毛打倒的都是自己的人,因为他恐惧, 甚至都不敢出国和坐飞机。

针对习近平坚持要制定这第三份历史决议, 网络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习近平为了巩固权力清除异己;一种说法是反制内部搞军事政变,要在明年二十大把他拉下台。

但宋永毅说他不相信有什么军事政变,像之前有说习近平的心腹傅政华、孙力军落马,是因为他们搞军事政变、监视,这都不太可能。“党内有没有沉默的抵抗?有;但有没有敢搞军事政变?没有!因为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早已确立,在掌握军权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是不太可能的,”他说。

但他分析说,独裁者的心理是相似的,习近平此时的政治心态和晚年文革时期的毛泽东相似,更何况习近平还有意模仿毛泽东,习近平现在也怕得要死、也不敢出去。独裁者的共性,就是猜疑、恐惧。

来自中共政法、公安系统的傅政华、孙力军最会拍习近平马屁, 他们的下场犹如文革初年被打倒贺龙,贺龙其实是非常忠于毛的,最后毛自己也承认,贺龙的事情自己搞错了, 宋永毅解释说。

“但毛为什么要搞呢?因为他一天不搞,心里就不舒服,不安全,如今的习近平也如此,一天不搞,就不舒服,心里不安定。”

因此,宋永毅指出,习近平想做的不是邓小平式的领导人,而是想做毛那样的最高领导人,文革时期,毛有四个伟大称号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习近平也想成为特有的意识形态的独裁者。

宋永毅将习近平比喻为拿破仑第三, 也即拿破仑的侄子。 拿破仑第三模仿自己的叔叔,1851年底通过政变成功推翻共和国当上法国皇帝,号称要让法国重新伟大。

宋永毅解释, 1852年,马克思评价说黑格尔在某个地方曾经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总会出现两次, 但是黑格尔忘了补充一点,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是闹剧。

宋永毅说,第二次闹剧说的就是拿破仑第三。而在他看来,习近平正是拿破仑第三。

文革的“皇权文化基因”
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朝鲜战争最大的功绩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被美军战机炸死,如果毛岸英不死,文化大革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因为世袭,中国当下就变成朝鲜了。宋永毅书中分析称, 这个笑话其实从侧面指出了中共政治文化中隐藏的传统“皇权文化基因”。

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什么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林彪最后都会惨死?宋永毅认为,刘少奇林彪的悲剧其实都没有跳出皇权体制下皇太子政治的怪圈。毛泽东时代的最高权力的传承其实是一种以禅让为外形、以皇权世袭独有的立储为实质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最高领袖拥有世袭制中皇帝也无法做到的、完全凭个人喜好来立储或罢黜的绝对权力。因此,宋永毅强调,文革政治的文化基因是中国皇权文化的变异,而且还是最坏的变异。

“和传统的皇太子政治相比,这一 ‘接班人’制度还在革命的名义下变异出不少新的规则来,诸如绝对不允许 ‘接班人’成为 ‘第二权力中心’、最高皇权有指定储君作为 ‘接班人’的权力等等。这些新的变数还使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最终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

宋永毅说,周恩来也是如此。若是用儒家 “忠君为国”、 ”文死谏“等标准来剖视毛周的君臣关系,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的文革言行非但没有任何规范毛泽东行为举止的意义,更缺乏起码的为文人士大夫们推崇的圣贤道德和独立人格。

在宋永毅看来,周恩来绝不是一代儒相,而是“奴相”。在和毛联手打倒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党内第二把手后,中共书记处被解散,周恩来成为“党、政、军、内政的总管”,成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大权在握的独相。

“在他真正掌握了独一无二的相权之际,正是他的生命被皇权以一种的慢性鸩杀的形式湮灭之时。”

中共对毛、文革和习的评价
1981年6月末,中共举行十一届六中全会,会后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同时,这份决议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中共官方对于习近平时代的评价体现在今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一份决议中。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确立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决议也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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