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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六记（一）拘押记别 | 随水文存
当你们读到这篇纪实报告的时候，我已带着妻儿平安回到了中国。而这篇10万字的长文是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期间，在手机上写成的，并完成了两遍校对，因此才能够在获得自由的第一时间将这段经历分享给大家。
我知道各位听到“集中营”三个字的时候除了“卧槽”之外，心头会涌起许多疑问，希望各位能够先耐心把这篇纪实报告全部读完，保证你们的大部分疑问都能够在本文中得到解答。另外我也知道很多老读者在想什么，我可以先告诉大家，被关进集中营的整件事跟我的博主身份以及我写的那些关于印度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被印度政府在集中营里关押了长达三个多月，回首发生的这一切，我依然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真的幸运，还是只是我自己傻乎乎地觉得自己幸运。我总是会从好的角度去考虑一件事情，当各种看似不幸的事情正在发生着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境遇，都只是生命中的一朵浪花、一段插曲，都早晚会过去。也正因如此，当之前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急于公诸于众，免得被当时的主观诉求与境遇所影响；如今尘埃落定，再来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将这个故事与大家娓娓道来。
会进这个集中营，说起来也是各种机缘巧合因缘具足的结果，合着我命里该有这么一劫。
首先，考虑到上一篇讲述了部分前因的印度日记被和谐了，也考虑到这篇关于印度集中营的纪实报告会吸引来许多之前从未关注过我公众号的新读者，我再把事情的前因简单讲一讲。
自从这场疫情开始以来，国际旅行就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困异国他乡的中国公民大有人在，而像我这种家里有外国人的跨国婚姻家庭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从2019年起定居在了南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完整见证了印度在这场疫情中的崩溃与复苏，以及中印关系急剧恶化的过程。
我过去是一个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待超过两个月的人，这次在印度呆了两年之久，本身便是一场意外。由于2020年3月印度封国令导致的全国停摆，我在2019年11月便提交的居留签证转换申请，当时被印度移民局取消，成为了一名签证过期的滞留人员。而疫情导致全球旅行中断之后，迫于生计关系，我的身份从之前的自由摄影师转变成了一名滞留在印度的微信公众号博主，聚焦于印度社会文化等主题。这场滞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先后撞上了中印边境对峙和印度第二波疫情大爆发这两个热点，因此在网上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我得说印度这个国家的脑回路有些清奇，其他国家碰到这种世纪大疫情的时候，大都给困在本国的外国公民实施签证便利；而由于印度缺乏正确的自我定位，长期以来都无法以平等的心态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加上自身内部民族宗教矛盾繁多，因此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难免觉得某些特定国家的外国人滞留在印度会对自己造成威胁。这些“特定国家”自然包括了中国，由于地缘政治博弈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如今印度某些人更是把中国视作超过巴基斯坦的最大威胁。
我一个人回国很容易，难的是拖家带口，尤其是印度公民允许来中国的窗口期非常短。自从全球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在2020年3月起关闭了外国人来华的通道，直到9月底开始才重新允许持三类签证的外国人入境，当时适逢我太太怀孕生产，完美错过。2021年年初，原本全球疫情已经趋于稳定，我那会儿心想等我儿子满6个月之后独自回国一趟更新签证。不料4月印度第二波疫情爆发，随后蔓延到全球，想要从印度回国难如登天，不得不继续滞留。
滞留期间印度移民局官员曾经数次前来调查我的情况，我很积极地主动与印度移民局保持联系，跟他们如实汇报我的情况，告诉他们我一家三口滞留在印度的不得已，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不至于为难我们。
自2021年初以来，时常会听说印度某地的中国公民因为签证逾期被抓被罚款，因此滞留印度的中国人圈子颇有些人心惶惶，我也曾在印度疫情最严重的5月份接到过移民局的电话要求我在7日之内离境。好在6月份的时候，印度内政部下达通知大赦天下，所有滞留外国人的签证自动延期到8月31号，这让滞留在印度的中国公民暂时松了口气。
然而随着越来越临近8月31日的大限，回国依然非常困难，天价机票以及有限的名额都让人十分焦虑。于是我秉持自己一贯坦诚的态度，主动写了邮件给移民局，跟他们如实讲述了8月31号前回国的难处，问他们这样的情况要如何是好，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帮助。
移民局8月底给我回复了邮件，内容很简单，就一句话——让我9月3号之前去一趟金奈的移民局。我当时天真地猜想莫非是移民局良心发现了？是我平日与他们的积极联系感动了他们吗？如今疫情缓和故而约我去解决我的签证问题？
金奈移民局
9月1号那天我诚惶诚恐地来到金奈移民局，才发现这是一场不怀好意的鸿门宴。移民局官员神情冷漠地问了几个我已经被问过无数遍的问题——呆在这边做什么？生活收入从哪里来？为什么不回中国？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或许是希望从我口中听到前后不一致的回答，由此来判断我是否说谎。
我从头到尾告诉他们的都是真话：我滞留在这边之前是因为我太太无法前往中国，妻儿需要我的照顾；后来则是因为印度疫情爆发，回国的路径被中断；过去多次往来印度是因为身为摄影师对印度的历史文化着迷；我在当地的好朋友是瑜伽教练，原本确实考虑过带中国人来学瑜伽，疫情开始以后便搁置了；至于滞留印度期间我的收入全部来自于写作，我的文章和书稿都早已上交给印度相关部门审查过了……尽管我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不得不滞留于此，然而移民局官员对这些回答似乎并不买账。
问完话之后他们收走了我的护照，让我先等着。我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被他们叫进了办公室，此时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两张纸，一张是离境许可，一张是离境通知（Leave India Notice）——限我十日之内离境——也就是9月11号之前。
要求我10天之内离境的通知
他们直接把这两张纸放在我面前要我签收，我顿时傻了眼，因为按照回国的流程，登机前需要提前14天进行核酸检测并自我隔离，且不说做检测肯定来不及，要想买到10天之内回国的机票也很难。于是我跟他们讲，10天时间我肯定是走不了的，这样的离境通知毫无意义嘛！他们说那我们不管，反正你必须先签收这两份东西。我又问，假如我10天之后没走怎么办？移民局管事的一个身材矮胖戴眼镜的女领导抬起眼看着我幽幽地说了一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当时心想她应该是吓唬我吧，难道还真能这么小题大作把我抓起来？
我签收通知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了在我们本地专门对接我的移民局官员，并把这两份文件拍照发给了他，问他该怎么办。金奈的移民局是泰米尔纳德邦的移民局总部，我平时住在哥印拜陀，跟我接触的是当地移民局官员。那哥们儿人挺不错的，了解我在这边的真实境况，深知我滞留的苦衷，一直以来都很想帮我，可无奈他自己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小官员，对我爱莫能助。得知情况之后他颇有些错愕，他也觉得金奈的做法有些不近人情，而且他也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事人在客观上无法在期限内回国——在这场疫情中发生的许多情况都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我跟他说，中国大使馆或许能够出具一份我无法回国的情况说明，他说那你就先去办吧。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至少我当时以为是转机。
首先，9月2号印度内政部发布了新的通知，所有的外国人签证自动延期到9月30号，也就是说又给续了一个月的命。要求我离境的通知上面引援的法案是基于我签证过期这一情况，如今我的签证再次被延期，照道理原来的法案就不再适用了。内政部的续命通知也证明了外国人客观上无法回国的事实——我们要真的能回国的话，内政部何必发布这个命令呢？
后来回想起来，9月1号那天是我签证过期的第一天，刚好赶上青黄不接，我要是晚一两天去移民局可能就没这事儿了——甚至或许都不用去了。
第二，9月4号东航放出了一批11月份德里到上海的直航机票，我立马买了最早的11月1号那班，用机票申请了新的离境许可——按照通常的国际惯例，在新的离境许可申请期间，就算前一个过期也应该可以合法滞留，两个能够接上。虽然这张机票很有可能会被取消，但我当时想好了，假如到时候没合适的航班回国，那我就前往第三国——到11月份无论如何都该离开印度了。
所以，如果我9月1号没去移民局的话，之后就会申请到11月的离境许可，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安排。
第三，我把印度要求我离境的情况汇报给了中国大使馆，请求大使馆给我出具一份无法回国的说明——之前德里有中国公民由于签证过期被抓，后来就是中国大使馆出面说明情况给放出来的。使馆的效率很高，连夜给我开具说明，一并说明了我滞留的原因和具体情况。
照道理移民局总会给大使馆面子吧，加上我诚意满满订好了离境机票，再加上内政部延期了外国人的签证……顿时感觉自己手上有了免死金牌，可以暂时高枕无忧了。
9月14号傍晚，我从健身房回到家，有个自称是警察的老头在楼下突然叫住我，查问确认我的名字。我对此并不意外，早算到会有警察上门来，因为我的离境许可已经在3天前过期了。移民局女领导曾说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也很好奇“到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不慌不忙地问他们是否为离境许可而来，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2021年7月份就有过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上门来家访，我当时与那个警察算是有一段愉快的谈话，他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对我深表理解，因此我做好了准备跟他们再进行一番愉快深入的谈话。但这次来的警察似乎对了解我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他只是奉命而来要带我回去问话，让我坐上了他的摩托车。我本以为他会带我去派出所，结果才开了几百米，到社区门口便下了车——一辆警车停在那边，车上坐着两位穿着警服、衔级更高的警察。
把我带到警车边上时已然夜幕降临，那两个警察从始至终没有下过车，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那个明显是头儿，肩章是三星带杠，属于Inspector的级别，在印度这个级别通常都是当地派出所所长。所长照例核对了一下我的个人信息，他似乎对我的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比方说他不知道内政部已经将外国人的签证都延期到了9月30号，也不知道我太太是印度公民所以我才会居住在这里；我给他看了中国大使馆开具的证明，说明了我无法离境的理由……了解到了这些信息之后他明显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讶神情。于是他用我听不懂的泰米尔语打了一个电话，看起来似乎是在汇报情况请示上级。稍后派出所所长关照了我一句叫我不要离开家，便挥挥手让我回家了。
我以为这只是另一次例行公事的调查，也以为他说的不要离开家是指不要在签证过期的情况下乱跑，第二天我们一家人还若无其事地去逛了商场。就在上午我们逛商场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说是要来我家找我。我心想可能昨天他们时间匆忙，没有来得及了解所有的情况，所以过来继续未完成的调查工作。我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在外面购物，等买好东西就回来。我太太有些紧张，我跟她说不用怕，我有使馆开具的情况说明；这些警察只是不了解现在的情况，他们连外国人签证延期都不知道，所以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我们在商场吃完午饭回家路上就通知了派出所，然而警察直到傍晚五点多才来我家，不同于昨日的是，他们这次径直把警车开到了家门口楼下。派出所所长亲自上楼，出示了一份命令文件。那份命令大致的意思是：由于我违反了《外国人法案》（Foreigner Act, 1946）中第3（2）（c）条款，没有按照离境通知的要求离开印度，要根据第3（2）（e）条款限制我的行动（restrict movement），将我收押在集中营直至我离境为止。签署这一命令的落款是邦政府的秘书处，相当于咱们省政府办公厅直接下达的命令。级别虽然高，但显然无关于刑事案件，否则的话就该是法院开出的命令了。
这一招让我始料未及，之前那些逾期滞留的案例大都以破财消灾了事，或者便是在使馆出具证明文件之后就中止了法律行动——可这集中营是什么鬼？这年头怎么还会有集中营？
所长要我立刻收拾行李跟他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情况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我一下子没有回过神来，问他能不能明天早上再走，让我准备准备，现在都已经要晚上了，同时我表示可以给点钱……所长一口回绝，人家亮明底牌来抓你了当然不可能再让你准备，否则要是畏罪潜逃了咋办。他说本来昨天就该带走我的，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怀疑这个命令是不是弄错了，因此又去重新核实了一遍，结果上头仍然坚持要他按照命令执行——说白了他也只是个执行命令的小喽啰。我立刻打电话给了德里的中国大使馆，他们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应该比较丰富。使馆人员跟他通话之后，也表示这个所长听起来只是一个执行者，他是做不了主的，所以让我先跟他走，使馆已让他们确保我跟使馆联络的权利。
既然不得不去集中营，那我起码得先搞清楚这个集中营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吧。抓我的命令上写的是Trichy Special Camp——崔奇特别集中营，崔奇距离我家220公里远，全称Tiruchirapalli。我对那地方很熟，是过去带团南印度的必到之地，这里的斯里兰格姆（Srirangam）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庙宇群建筑和最高的庙塔，城中的岩石堡也颇具特色，登顶能够鸟瞰全城的景致。
然而我对崔奇的集中营却是一无所知，网上能搜到的信息亦非常有限。所长信誓旦旦地说集中营是一个供人居住的营地，里面手机电脑什么的都能用，政府管吃管住，连钱都不用带；还说那里的人看到我是中国人会特别优待，给我准备中餐炒饭炒面；我家人每周都能来探访我……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要真这么好，大家还不挤破头去这个集中营？最可疑的一点就是我既没有在谷歌地图上搜到这个Trichy Special Camp究竟在哪儿，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照片——在这个网络时代，要是里面能用手机怎么可能没有照片流出？我太太也在一旁低头猛查相关资料，她焦虑地说那里实质上就是监狱，这家伙这样说只是为了让我配合地跟他们走。
然而我相信或者不相信他关于集中营天花乱坠的描述都不重要，因为我并没有选择去或者不去的权利。
所长看我磨磨蹭蹭的样子就催促了起来，叫我别再浪费时间了，今天还要赶到崔奇呢！无奈之下我只好开始打包行李——装起了衣物、睡袋、洗漱包、纸书以及电纸书。尽管疫情开始以来就没再旅行过，但对于旅行打包这种事情我仍是驾轻就熟；尽管不知道是否真的能用电脑，我都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给带上了；尽管他说集中营里不需要花钱，但我还是带了一把现金防身，大概两万多卢比……我的行李很精简，20寸的登机箱便装下了。
事实上从那天他们到我家的那刻起，就已经进入了押运程序。按照押运的要求，警员需要与我寸步不离，即便上厕所也得跟着，让我享受了一把贴身保镖的服务。我把行李箱放到车上之后，想起要上楼回房间拿点东西，有一名警员左右不离地相随，不知道是不是怕我从屋顶遁逃。
由于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我太太依然处于震惊和懵逼的状态，我们分离之际没有上演电影里那种哭天抢地或依依不舍的生离死别。街坊邻居们早已纷纷循声出来看热闹——毕竟警察跑来家里抓人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也是活久见。我太太说她要带着孩子跟我一起去住到集中营里，所长被搞得哭笑不得，说印度公民是不能去那里的。我太太说那我们孤儿寡母在这边怎么办？所长拍着胸脯表示“有困难找警察”，需要任何帮助来派出所找他就行……这下把我们搞得哭笑不得。
临行之前，围观的吃瓜群众们安慰我说：你就放心去吧！母子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忙。
我跟我太太说：你别担心，这个事情中间明显有误会，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坚信的——谁特么会因为签证过期这么小的事儿被关进集中营啊？电视编剧都不敢这么编吧！更何况内政部都宣布签证延期了，我的老婆孩子又都在这边，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如此明显的错误肯定很快就会被纠正。
车开走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瞥竟成永恒，我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家。
被警车从家中带走的时候是傍晚6点多，就算现在马不停蹄赶往崔奇也要午夜才能到达，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在印度得开五个多小时。虽然之前所长急吼吼地叫我快点走，出发之后他倒是不急了，自己耽误了很多时间。
上门来抓我的警车是一辆印度国产的马恒达（Mahindra）吉普，车上一共有三个警察，所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另一个警察负责开车，还有一个跟我一起坐在后排。
我以为这样的阵容配置已算得上相当豪华，没想到他们还要去接另一个警察，为了等人员到齐又多花了一个小时。这四个警察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南印度达罗毗荼人特征，黝黑的皮肤使得他们在夜色下五官难辨，这一组合让我想起了《魔戒》中的霍比特人护戒小队。除了发号施令的所长和开车的司机，另俩警察的职责就是一路上鞍前马后嘘寒问暖伺候我，我要拉屎拉尿吃饭喝水都有求必应。
有一说一，押送我的这些警员一路上对我都非常友好，甚至可以说是恭敬，我感觉只有所长跟我是平等的，另几个都是一副“公仆”的样子。他们除了穿着一身警察制服之外，其他就跟我在印度旅行期间所接触的那些酒店服务员、司机之类没啥两样。网上传说的那种印度警察的暴力执法，至少我没碰到过，这应该跟我的外国人身份是有关的。
举个例子来讲吧，押送我的警车是那种典型印度吉普车，用来拉客满载的情况可以塞12个——前面两排座位每排坐4个人，后备箱里两边有两个座位能坐4个人，这还没算外挂。大家听着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要知道作为一辆摩托车可以拉一个排的开挂民族，他们坐车相当于练瑜伽，没啥是不可能的。有个新闻说北部山区一辆载客的吉普车掉进沟里，当时载了15个人，8男5女总共13人当场死亡，大家可以由此想象一下印度吉普车的强大载客能力。押送我的时候，平时拉客能坐4个人的后排，只坐了2个人，按照电影里演的难道不应该是左右各有一个警察夹着我吗？但事实上我就在后排靠着警车门坐着，车门是老式的机械锁，我要是想不开跳车的话也就跳了。反倒是有一个警察全程都和一堆行李杂物一起，蜷缩在连腰都直不起来的后备箱座位上，这样坐5个小时那是相当的虐啊。看他这么遭罪，我心里颇有些过意不去，印度政府为了坑害我，不但要调配如此多的警力，还让这些小警员陪着受罪，我这是何德何能啊！
聚齐了“护戒小队”的人马之后，在出发前还得先做体检和新冠检测。体检是在当地的公立医院，感觉只是走一个流程，仅仅给我测了一下血氧、血压和脉搏；检测新冠则是在一个由学校篮球场改建的新冠治疗中心，那里有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大帐篷，里面摆放着很多床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曾用来收容病人。不过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患者了，看来印度彻底熬过了第二波疫情。
等到折腾完这些已经晚上8点多，此时我们才正式出发前往崔奇。车开在路上的时候所长一直在不停打电话，10点多的时候他突然命令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调了个头（印度的高速是非封闭的），我心想莫非是他接到命令说抓我抓错了要把我送回家？结果他们只是找了个餐厅停车吃饭。
我得承认，毫无预警地碰上这么一桩突如其来的祸事，心里不紧张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对未来不可预知的紧张，因为集中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心里完全没底，而紧张的具体表现则是口渴和尿频。
所长在我家的时候，我只觉得莫名燥热，喝了一大壶水。离开家才意识到这下尴尬了——一肚子都是水，接下去坐车怎么办？
在路边等最后一个警察来集合的那段时间里，我便尿了三次。由于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我故意滋尿滋得很大声，让他们知道我是真的有一大泡尿要撒，而不是企图假借撒尿之名暗渡陈仓。体检和新冠检测的地方又各尿了一次，每次都满满当当，估计总共排掉了2升尿，最后到吃晚饭的地方才终于刹住了车。
一路上我都在考虑接下去的打算，我既担心也并不太担心。我不担心的是我自己，我相信这场闹剧应该很快就会在大使馆的出面干预下结束；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把我关在集中营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本就习惯了旅行的漂泊生涯，什么样的艰苦环境都能够忍受。而我担心的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担心到了集中营里会不会失联；其次担心的是我太太，她一直以来都习惯了我的照顾和陪伴，接下去不得不一个人带娃了要怎么办？我立即联系了两个我们同城当地的朋友，问她们在这边是否找得到可靠的阿姨去帮忙，然而仓促之间都无计可施。
另一方面我也在考虑是否要公开此事，由于不确定接下去情势会如何发展，最终还是决定将此事低调处理。
我被抓起来的第一个星期，只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个别几个我认为或许帮得上忙的人。除了大使馆工作人员之外，一个是在印度圈子里的著名学者、南亚研究通讯公众号的负责人毛克疾，我俩私底下十分投缘，他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的印度圈子里都人脉广泛，或许他有能够动用的力量；另一个是我在上海的死党，他有我公众号的管理权限。由于印度政府封禁中国网站的缘故，我无法在手机上登录公众号，使用VPN也不行，直到回国后才第一次登上了公众号。
在一开始我曾经考虑过委托基友在公众号上把我的情况告诉大家寻求舆论的帮助，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自己给否决了。制造舆论或许不难，但舆论一旦制造出来往往就不受我控制了。由于疫情输入的风险，国内一小部分网友并不怎么待见滞留海外的中国同胞，觉得我们这些人是自作自受，因此寻求舆论支持可能带偏节奏适得其反。印度政府为了签证过期这样的一件小事把我抓进集中营，归根结底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司法决定，而是一个政治决定。正如仅仅依靠国内的舆论并不能让孟晚舟重获自由，就算舆论攻势再强恐怕也很难对境外反华势力造成什么影响。我不想通过卖惨来博同情博眼球，也不想平添读者们的无助的焦虑和担忧，更不想让某些人可以借此幸灾乐祸。同时我对大使馆处理这类事件的能力还是比较信任的，假如连使馆出面都解决不了的话，那说明这件事的复杂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恐怕国内的朋友就更使不上劲了。
不公开情况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在于不能让我家里人知道，远离家乡的游子本已教父母牵肠挂肚，这种事除了让他们血压升高寝食难安之外毫无用处。或许会有读者抱怨说：我们被你瞒得好辛苦！这段时间很担心你啊！对不起了，我也是没办法，要是把我的真实情况说出来恐怕你们会更担心，就连我父母也并不比你们更早知道这件事。我为了不让他们起疑心，用心良苦地隔三差五发个朋友圈假装自己很正常，所幸集中营里能用手机，可以打个微信电话什么的，否则断然是瞒不过去的。确实有不少微信朋友发现我久未更新，主动来问我情况，但大多数人我只是告诉他们我现在在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必须我亲自写长文来说才说得清楚，如果只是传出一些简短的消息可能会让大家误会，并产生更多的疑问。
我太太在我被关进集中营的前两个月也没有让她的家人知道。我一直劝她告诉家里人，毕竟她家人就在印度，可以让人过来帮她带娃。她一开始不愿意是因为她寄希望于我很快就能回到家，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的自尊心作祟，不想让自己脆弱和无助的那一面被家人看到。另一方面，由于我被关进集中营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段时间里随着情势的发展改变过很多次想法和决定。
我也曾考虑在印度媒体上声张自己冤狱的处境，但那样的话很可能只会起到反作用，毕竟在印度国内反华是一种政治正确，印度网民显然对“潜在的中国间谍”被抓十分喜闻乐见，他们本来就非常嫉恨我这种娶了印度姑娘的外国人，只会不分青红皂白拍手称快。因此在一切最终尘埃落定之前，我决定还是先自己扛下，不要对外公开为好。
由于我并不确定进入了集中营之后还能不能用手机，在一路上把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一下。抵达崔奇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三刻，我原以为自己会在深更半夜被送进集中营，却没想到警车停在了一家宾馆门口。
所长说，今天太晚了，先在宾馆住一晚，明天早上再去集中营，这里距离集中营只要5分钟车程。于是我立马打开谷歌卫星地图研究周边有没有疑似集中营的地方。酒店地处崔奇城南，我很快在附近找到了中央监狱，心里犯嘀咕这个集中营该不会在监狱里面吧？随后我又找到了一个Sri Lankan Tamils Rehabilitation Camp（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康复营地），虽然名字里带Camp，长得却不大像集中营。
宾馆看起来还算不错，甚至拥有电梯这样的“豪华配置”，我心想这押送待遇也太好了吧？事实证明我又想多了，虽然是住宾馆，却是跟护戒小队一起5个人住一间。
我以前在印度旅行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四五个印度人住一个标间，有时候甚至是两对情侣住一间，搞得跟聚众那啥似的。对于从小跟大家庭挤在一个小房间住的印度人民来讲，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从不忌惮大男人之间的身体接触，挤挤更健康。尽管我并不太想体验这种住宿密度，但莫测无常的命运还是让我体验了一把，而且还是跟4个警察。
更刺激的是，我们5个人住的房间还是一张大床房。房间约摸15平米，人均3平米，空间本就十分捉襟见肘。服务员拿来2张床垫铺在地上之后，便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还好除了我其他人都没行李。各位可别看到地铺觉得不屑，那天晚上地铺是只有特权阶级能够睡得上的，我跟所长像国王般一人占一个地铺，另外3个警员毫无心理负担地挤在一张大床上大被同眠。印度人习惯早上洗澡，所以这些人也不洗漱，脱了制服便直接油腻腻睡下了。我知道印度人普遍体味儿大，很留心跟他们保持着距离，倒也没闻到。
我原本睡在床尾的地下，但他们一边开空调一边还让电扇呼呼地刮着，以致于我裹着睡袋依然冻得瑟瑟发抖，把地铺搬去了另一侧靠墙的角落。为了防止我逃走，他们把茶几和椅子堆起来顶着房门。黑灯瞎火的半夜里，所长曾伸手摸了我一把，看我是不是还在……
这一晚自然是睡得不太好，第二天早上7点不到就得起床，五个人轮流洗漱花了很长时间，随后整装出发。
出发以后我却发现车并没有往中央监狱的方向开，而是沿着昨天来的路开回了北边的市区，径直来到了一家很大的公立医院——原来按照他们的押送流程，到了崔奇之后还得给我搞一套当地出具的体检报告和新冠检测证明，流程也是一样的简单敷衍，测个血压就完了。
由于我们去医院的时间太早，医生还没来上班，大部分时间都在干等，所长在当地人缘还挺广，带着跑去当地一个警察值班室扯了好一会儿家常，当然我照例听不懂他们说啥。快10点的时候才终于搞定了需要的报告，又坐着警车回到了城南，找了一个路边小饭店吃上了早餐，对印度人来说这是他们正常的吃早饭时间。
早饭吃的是印度油饼（Puri），虽然只是一顿普通的早饭却吃得我百感交集，因为我不知道集中营里面的伙食究竟如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吃上这样香喷喷的油饼。根据之前德里那边被抓进去过的小伙伴描述，里头每天都只给他们吃咖喱豆子以及干烙的全麦无酵饼（Roti），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咖喱地狱”，搞得我心有戚戚焉……因此我做好了把集中营过成减肥夏令营的心理准备。
从吃早饭的餐厅出来后，很快拐进了一条没有任何标识的路，我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条路正是直达监狱的……然而我还没来得及担心，车便停了下来——传说中的集中营赫然在我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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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们读到这篇纪实报告的时候，我已带着妻儿平安回到了中国。而这篇10万字的长文是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期间，在手机上写成的，并完成了两遍校对，因此才能够在获得自由的第一时间将这段经历分享给大家。
我知道各位听到“集中营”三个字的时候除了“卧槽”之外，心头会涌起许多疑问，希望各位能够先耐心把这篇纪实报告全部读完，保证你们的大部分疑问都能够在本文中得到解答。另外我也知道很多老读者在想什么，我可以先告诉大家，被关进集中营的整件事跟我的博主身份以及我写的那些关于印度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被印度政府在集中营里关押了长达三个多月，回首发生的这一切，我依然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真的幸运，还是只是我自己傻乎乎地觉得自己幸运。我总是会从好的角度去考虑一件事情，当各种看似不幸的事情正在发生着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境遇，都只是生命中的一朵浪花、一段插曲，都早晚会过去。也正因如此，当之前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急于公诸于众，免得被当时的主观诉求与境遇所影响；如今尘埃落定，再来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将这个故事与大家娓娓道来。
会进这个集中营，说起来也是各种机缘巧合因缘具足的结果，合着我命里该有这么一劫。
首先，考虑到上一篇讲述了部分前因的印度日记被和谐了，也考虑到这篇关于印度集中营的纪实报告会吸引来许多之前从未关注过我公众号的新读者，我再把事情的前因简单讲一讲。
自从这场疫情开始以来，国际旅行就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困异国他乡的中国公民大有人在，而像我这种家里有外国人的跨国婚姻家庭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从2019年起定居在了南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完整见证了印度在这场疫情中的崩溃与复苏，以及中印关系急剧恶化的过程。
我过去是一个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待超过两个月的人，这次在印度呆了两年之久，本身便是一场意外。由于2020年3月印度封国令导致的全国停摆，我在2019年11月便提交的居留签证转换申请，当时被印度移民局取消，成为了一名签证过期的滞留人员。而疫情导致全球旅行中断之后，迫于生计关系，我的身份从之前的自由摄影师转变成了一名滞留在印度的微信公众号博主，聚焦于印度社会文化等主题。这场滞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先后撞上了中印边境对峙和印度第二波疫情大爆发这两个热点，因此在网上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我得说印度这个国家的脑回路有些清奇，其他国家碰到这种世纪大疫情的时候，大都给困在本国的外国公民实施签证便利；而由于印度缺乏正确的自我定位，长期以来都无法以平等的心态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加上自身内部民族宗教矛盾繁多，因此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难免觉得某些特定国家的外国人滞留在印度会对自己造成威胁。这些“特定国家”自然包括了中国，由于地缘政治博弈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如今印度某些人更是把中国视作超过巴基斯坦的最大威胁。
我一个人回国很容易，难的是拖家带口，尤其是印度公民允许来中国的窗口期非常短。自从全球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在2020年3月起关闭了外国人来华的通道，直到9月底开始才重新允许持三类签证的外国人入境，当时适逢我太太怀孕生产，完美错过。2021年年初，原本全球疫情已经趋于稳定，我那会儿心想等我儿子满6个月之后独自回国一趟更新签证。不料4月印度第二波疫情爆发，随后蔓延到全球，想要从印度回国难如登天，不得不继续滞留。
滞留期间印度移民局官员曾经数次前来调查我的情况，我很积极地主动与印度移民局保持联系，跟他们如实汇报我的情况，告诉他们我一家三口滞留在印度的不得已，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不至于为难我们。
自2021年初以来，时常会听说印度某地的中国公民因为签证逾期被抓被罚款，因此滞留印度的中国人圈子颇有些人心惶惶，我也曾在印度疫情最严重的5月份接到过移民局的电话要求我在7日之内离境。好在6月份的时候，印度内政部下达通知大赦天下，所有滞留外国人的签证自动延期到8月31号，这让滞留在印度的中国公民暂时松了口气。
然而随着越来越临近8月31日的大限，回国依然非常困难，天价机票以及有限的名额都让人十分焦虑。于是我秉持自己一贯坦诚的态度，主动写了邮件给移民局，跟他们如实讲述了8月31号前回国的难处，问他们这样的情况要如何是好，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帮助。
移民局8月底给我回复了邮件，内容很简单，就一句话——让我9月3号之前去一趟金奈的移民局。我当时天真地猜想莫非是移民局良心发现了？是我平日与他们的积极联系感动了他们吗？如今疫情缓和故而约我去解决我的签证问题？
金奈移民局
9月1号那天我诚惶诚恐地来到金奈移民局，才发现这是一场不怀好意的鸿门宴。移民局官员神情冷漠地问了几个我已经被问过无数遍的问题——呆在这边做什么？生活收入从哪里来？为什么不回中国？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或许是希望从我口中听到前后不一致的回答，由此来判断我是否说谎。
我从头到尾告诉他们的都是真话：我滞留在这边之前是因为我太太无法前往中国，妻儿需要我的照顾；后来则是因为印度疫情爆发，回国的路径被中断；过去多次往来印度是因为身为摄影师对印度的历史文化着迷；我在当地的好朋友是瑜伽教练，原本确实考虑过带中国人来学瑜伽，疫情开始以后便搁置了；至于滞留印度期间我的收入全部来自于写作，我的文章和书稿都早已上交给印度相关部门审查过了……尽管我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不得不滞留于此，然而移民局官员对这些回答似乎并不买账。
问完话之后他们收走了我的护照，让我先等着。我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被他们叫进了办公室，此时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两张纸，一张是离境许可，一张是离境通知（Leave India Notice）——限我十日之内离境——也就是9月11号之前。
要求我10天之内离境的通知
他们直接把这两张纸放在我面前要我签收，我顿时傻了眼，因为按照回国的流程，登机前需要提前14天进行核酸检测并自我隔离，且不说做检测肯定来不及，要想买到10天之内回国的机票也很难。于是我跟他们讲，10天时间我肯定是走不了的，这样的离境通知毫无意义嘛！他们说那我们不管，反正你必须先签收这两份东西。我又问，假如我10天之后没走怎么办？移民局管事的一个身材矮胖戴眼镜的女领导抬起眼看着我幽幽地说了一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当时心想她应该是吓唬我吧，难道还真能这么小题大作把我抓起来？
我签收通知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了在我们本地专门对接我的移民局官员，并把这两份文件拍照发给了他，问他该怎么办。金奈的移民局是泰米尔纳德邦的移民局总部，我平时住在哥印拜陀，跟我接触的是当地移民局官员。那哥们儿人挺不错的，了解我在这边的真实境况，深知我滞留的苦衷，一直以来都很想帮我，可无奈他自己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小官员，对我爱莫能助。得知情况之后他颇有些错愕，他也觉得金奈的做法有些不近人情，而且他也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事人在客观上无法在期限内回国——在这场疫情中发生的许多情况都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我跟他说，中国大使馆或许能够出具一份我无法回国的情况说明，他说那你就先去办吧。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至少我当时以为是转机。
首先，9月2号印度内政部发布了新的通知，所有的外国人签证自动延期到9月30号，也就是说又给续了一个月的命。要求我离境的通知上面引援的法案是基于我签证过期这一情况，如今我的签证再次被延期，照道理原来的法案就不再适用了。内政部的续命通知也证明了外国人客观上无法回国的事实——我们要真的能回国的话，内政部何必发布这个命令呢？
后来回想起来，9月1号那天是我签证过期的第一天，刚好赶上青黄不接，我要是晚一两天去移民局可能就没这事儿了——甚至或许都不用去了。
第二，9月4号东航放出了一批11月份德里到上海的直航机票，我立马买了最早的11月1号那班，用机票申请了新的离境许可——按照通常的国际惯例，在新的离境许可申请期间，就算前一个过期也应该可以合法滞留，两个能够接上。虽然这张机票很有可能会被取消，但我当时想好了，假如到时候没合适的航班回国，那我就前往第三国——到11月份无论如何都该离开印度了。
所以，如果我9月1号没去移民局的话，之后就会申请到11月的离境许可，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安排。
第三，我把印度要求我离境的情况汇报给了中国大使馆，请求大使馆给我出具一份无法回国的说明——之前德里有中国公民由于签证过期被抓，后来就是中国大使馆出面说明情况给放出来的。使馆的效率很高，连夜给我开具说明，一并说明了我滞留的原因和具体情况。
照道理移民局总会给大使馆面子吧，加上我诚意满满订好了离境机票，再加上内政部延期了外国人的签证……顿时感觉自己手上有了免死金牌，可以暂时高枕无忧了。
9月14号傍晚，我从健身房回到家，有个自称是警察的老头在楼下突然叫住我，查问确认我的名字。我对此并不意外，早算到会有警察上门来，因为我的离境许可已经在3天前过期了。移民局女领导曾说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也很好奇“到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不慌不忙地问他们是否为离境许可而来，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2021年7月份就有过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上门来家访，我当时与那个警察算是有一段愉快的谈话，他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对我深表理解，因此我做好了准备跟他们再进行一番愉快深入的谈话。但这次来的警察似乎对了解我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他只是奉命而来要带我回去问话，让我坐上了他的摩托车。我本以为他会带我去派出所，结果才开了几百米，到社区门口便下了车——一辆警车停在那边，车上坐着两位穿着警服、衔级更高的警察。
把我带到警车边上时已然夜幕降临，那两个警察从始至终没有下过车，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那个明显是头儿，肩章是三星带杠，属于Inspector的级别，在印度这个级别通常都是当地派出所所长。所长照例核对了一下我的个人信息，他似乎对我的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比方说他不知道内政部已经将外国人的签证都延期到了9月30号，也不知道我太太是印度公民所以我才会居住在这里；我给他看了中国大使馆开具的证明，说明了我无法离境的理由……了解到了这些信息之后他明显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讶神情。于是他用我听不懂的泰米尔语打了一个电话，看起来似乎是在汇报情况请示上级。稍后派出所所长关照了我一句叫我不要离开家，便挥挥手让我回家了。
我以为这只是另一次例行公事的调查，也以为他说的不要离开家是指不要在签证过期的情况下乱跑，第二天我们一家人还若无其事地去逛了商场。就在上午我们逛商场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说是要来我家找我。我心想可能昨天他们时间匆忙，没有来得及了解所有的情况，所以过来继续未完成的调查工作。我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在外面购物，等买好东西就回来。我太太有些紧张，我跟她说不用怕，我有使馆开具的情况说明；这些警察只是不了解现在的情况，他们连外国人签证延期都不知道，所以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我们在商场吃完午饭回家路上就通知了派出所，然而警察直到傍晚五点多才来我家，不同于昨日的是，他们这次径直把警车开到了家门口楼下。派出所所长亲自上楼，出示了一份命令文件。那份命令大致的意思是：由于我违反了《外国人法案》（Foreigner Act, 1946）中第3（2）（c）条款，没有按照离境通知的要求离开印度，要根据第3（2）（e）条款限制我的行动（restrict movement），将我收押在集中营直至我离境为止。签署这一命令的落款是邦政府的秘书处，相当于咱们省政府办公厅直接下达的命令。级别虽然高，但显然无关于刑事案件，否则的话就该是法院开出的命令了。
这一招让我始料未及，之前那些逾期滞留的案例大都以破财消灾了事，或者便是在使馆出具证明文件之后就中止了法律行动——可这集中营是什么鬼？这年头怎么还会有集中营？
所长要我立刻收拾行李跟他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情况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我一下子没有回过神来，问他能不能明天早上再走，让我准备准备，现在都已经要晚上了，同时我表示可以给点钱……所长一口回绝，人家亮明底牌来抓你了当然不可能再让你准备，否则要是畏罪潜逃了咋办。他说本来昨天就该带走我的，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怀疑这个命令是不是弄错了，因此又去重新核实了一遍，结果上头仍然坚持要他按照命令执行——说白了他也只是个执行命令的小喽啰。我立刻打电话给了德里的中国大使馆，他们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应该比较丰富。使馆人员跟他通话之后，也表示这个所长听起来只是一个执行者，他是做不了主的，所以让我先跟他走，使馆已让他们确保我跟使馆联络的权利。
既然不得不去集中营，那我起码得先搞清楚这个集中营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吧。抓我的命令上写的是Trichy Special Camp——崔奇特别集中营，崔奇距离我家220公里远，全称Tiruchirapalli。我对那地方很熟，是过去带团南印度的必到之地，这里的斯里兰格姆（Srirangam）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庙宇群建筑和最高的庙塔，城中的岩石堡也颇具特色，登顶能够鸟瞰全城的景致。
然而我对崔奇的集中营却是一无所知，网上能搜到的信息亦非常有限。所长信誓旦旦地说集中营是一个供人居住的营地，里面手机电脑什么的都能用，政府管吃管住，连钱都不用带；还说那里的人看到我是中国人会特别优待，给我准备中餐炒饭炒面；我家人每周都能来探访我……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要真这么好，大家还不挤破头去这个集中营？最可疑的一点就是我既没有在谷歌地图上搜到这个Trichy Special Camp究竟在哪儿，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照片——在这个网络时代，要是里面能用手机怎么可能没有照片流出？我太太也在一旁低头猛查相关资料，她焦虑地说那里实质上就是监狱，这家伙这样说只是为了让我配合地跟他们走。
然而我相信或者不相信他关于集中营天花乱坠的描述都不重要，因为我并没有选择去或者不去的权利。
所长看我磨磨蹭蹭的样子就催促了起来，叫我别再浪费时间了，今天还要赶到崔奇呢！无奈之下我只好开始打包行李——装起了衣物、睡袋、洗漱包、纸书以及电纸书。尽管疫情开始以来就没再旅行过，但对于旅行打包这种事情我仍是驾轻就熟；尽管不知道是否真的能用电脑，我都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给带上了；尽管他说集中营里不需要花钱，但我还是带了一把现金防身，大概两万多卢比……我的行李很精简，20寸的登机箱便装下了。
事实上从那天他们到我家的那刻起，就已经进入了押运程序。按照押运的要求，警员需要与我寸步不离，即便上厕所也得跟着，让我享受了一把贴身保镖的服务。我把行李箱放到车上之后，想起要上楼回房间拿点东西，有一名警员左右不离地相随，不知道是不是怕我从屋顶遁逃。
由于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我太太依然处于震惊和懵逼的状态，我们分离之际没有上演电影里那种哭天抢地或依依不舍的生离死别。街坊邻居们早已纷纷循声出来看热闹——毕竟警察跑来家里抓人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也是活久见。我太太说她要带着孩子跟我一起去住到集中营里，所长被搞得哭笑不得，说印度公民是不能去那里的。我太太说那我们孤儿寡母在这边怎么办？所长拍着胸脯表示“有困难找警察”，需要任何帮助来派出所找他就行……这下把我们搞得哭笑不得。
临行之前，围观的吃瓜群众们安慰我说：你就放心去吧！母子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忙。
我跟我太太说：你别担心，这个事情中间明显有误会，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坚信的——谁特么会因为签证过期这么小的事儿被关进集中营啊？电视编剧都不敢这么编吧！更何况内政部都宣布签证延期了，我的老婆孩子又都在这边，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如此明显的错误肯定很快就会被纠正。
车开走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瞥竟成永恒，我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家。
被警车从家中带走的时候是傍晚6点多，就算现在马不停蹄赶往崔奇也要午夜才能到达，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在印度得开五个多小时。虽然之前所长急吼吼地叫我快点走，出发之后他倒是不急了，自己耽误了很多时间。
上门来抓我的警车是一辆印度国产的马恒达（Mahindra）吉普，车上一共有三个警察，所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另一个警察负责开车，还有一个跟我一起坐在后排。
我以为这样的阵容配置已算得上相当豪华，没想到他们还要去接另一个警察，为了等人员到齐又多花了一个小时。这四个警察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南印度达罗毗荼人特征，黝黑的皮肤使得他们在夜色下五官难辨，这一组合让我想起了《魔戒》中的霍比特人护戒小队。除了发号施令的所长和开车的司机，另俩警察的职责就是一路上鞍前马后嘘寒问暖伺候我，我要拉屎拉尿吃饭喝水都有求必应。
有一说一，押送我的这些警员一路上对我都非常友好，甚至可以说是恭敬，我感觉只有所长跟我是平等的，另几个都是一副“公仆”的样子。他们除了穿着一身警察制服之外，其他就跟我在印度旅行期间所接触的那些酒店服务员、司机之类没啥两样。网上传说的那种印度警察的暴力执法，至少我没碰到过，这应该跟我的外国人身份是有关的。
举个例子来讲吧，押送我的警车是那种典型印度吉普车，用来拉客满载的情况可以塞12个——前面两排座位每排坐4个人，后备箱里两边有两个座位能坐4个人，这还没算外挂。大家听着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要知道作为一辆摩托车可以拉一个排的开挂民族，他们坐车相当于练瑜伽，没啥是不可能的。有个新闻说北部山区一辆载客的吉普车掉进沟里，当时载了15个人，8男5女总共13人当场死亡，大家可以由此想象一下印度吉普车的强大载客能力。押送我的时候，平时拉客能坐4个人的后排，只坐了2个人，按照电影里演的难道不应该是左右各有一个警察夹着我吗？但事实上我就在后排靠着警车门坐着，车门是老式的机械锁，我要是想不开跳车的话也就跳了。反倒是有一个警察全程都和一堆行李杂物一起，蜷缩在连腰都直不起来的后备箱座位上，这样坐5个小时那是相当的虐啊。看他这么遭罪，我心里颇有些过意不去，印度政府为了坑害我，不但要调配如此多的警力，还让这些小警员陪着受罪，我这是何德何能啊！
聚齐了“护戒小队”的人马之后，在出发前还得先做体检和新冠检测。体检是在当地的公立医院，感觉只是走一个流程，仅仅给我测了一下血氧、血压和脉搏；检测新冠则是在一个由学校篮球场改建的新冠治疗中心，那里有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大帐篷，里面摆放着很多床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曾用来收容病人。不过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患者了，看来印度彻底熬过了第二波疫情。
等到折腾完这些已经晚上8点多，此时我们才正式出发前往崔奇。车开在路上的时候所长一直在不停打电话，10点多的时候他突然命令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调了个头（印度的高速是非封闭的），我心想莫非是他接到命令说抓我抓错了要把我送回家？结果他们只是找了个餐厅停车吃饭。
我得承认，毫无预警地碰上这么一桩突如其来的祸事，心里不紧张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对未来不可预知的紧张，因为集中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心里完全没底，而紧张的具体表现则是口渴和尿频。
所长在我家的时候，我只觉得莫名燥热，喝了一大壶水。离开家才意识到这下尴尬了——一肚子都是水，接下去坐车怎么办？
在路边等最后一个警察来集合的那段时间里，我便尿了三次。由于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我故意滋尿滋得很大声，让他们知道我是真的有一大泡尿要撒，而不是企图假借撒尿之名暗渡陈仓。体检和新冠检测的地方又各尿了一次，每次都满满当当，估计总共排掉了2升尿，最后到吃晚饭的地方才终于刹住了车。
一路上我都在考虑接下去的打算，我既担心也并不太担心。我不担心的是我自己，我相信这场闹剧应该很快就会在大使馆的出面干预下结束；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把我关在集中营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本就习惯了旅行的漂泊生涯，什么样的艰苦环境都能够忍受。而我担心的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担心到了集中营里会不会失联；其次担心的是我太太，她一直以来都习惯了我的照顾和陪伴，接下去不得不一个人带娃了要怎么办？我立即联系了两个我们同城当地的朋友，问她们在这边是否找得到可靠的阿姨去帮忙，然而仓促之间都无计可施。
另一方面我也在考虑是否要公开此事，由于不确定接下去情势会如何发展，最终还是决定将此事低调处理。
我被抓起来的第一个星期，只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个别几个我认为或许帮得上忙的人。除了大使馆工作人员之外，一个是在印度圈子里的著名学者、南亚研究通讯公众号的负责人毛克疾，我俩私底下十分投缘，他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的印度圈子里都人脉广泛，或许他有能够动用的力量；另一个是我在上海的死党，他有我公众号的管理权限。由于印度政府封禁中国网站的缘故，我无法在手机上登录公众号，使用VPN也不行，直到回国后才第一次登上了公众号。
在一开始我曾经考虑过委托基友在公众号上把我的情况告诉大家寻求舆论的帮助，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自己给否决了。制造舆论或许不难，但舆论一旦制造出来往往就不受我控制了。由于疫情输入的风险，国内一小部分网友并不怎么待见滞留海外的中国同胞，觉得我们这些人是自作自受，因此寻求舆论支持可能带偏节奏适得其反。印度政府为了签证过期这样的一件小事把我抓进集中营，归根结底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司法决定，而是一个政治决定。正如仅仅依靠国内的舆论并不能让孟晚舟重获自由，就算舆论攻势再强恐怕也很难对境外反华势力造成什么影响。我不想通过卖惨来博同情博眼球，也不想平添读者们的无助的焦虑和担忧，更不想让某些人可以借此幸灾乐祸。同时我对大使馆处理这类事件的能力还是比较信任的，假如连使馆出面都解决不了的话，那说明这件事的复杂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恐怕国内的朋友就更使不上劲了。
不公开情况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在于不能让我家里人知道，远离家乡的游子本已教父母牵肠挂肚，这种事除了让他们血压升高寝食难安之外毫无用处。或许会有读者抱怨说：我们被你瞒得好辛苦！这段时间很担心你啊！对不起了，我也是没办法，要是把我的真实情况说出来恐怕你们会更担心，就连我父母也并不比你们更早知道这件事。我为了不让他们起疑心，用心良苦地隔三差五发个朋友圈假装自己很正常，所幸集中营里能用手机，可以打个微信电话什么的，否则断然是瞒不过去的。确实有不少微信朋友发现我久未更新，主动来问我情况，但大多数人我只是告诉他们我现在在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必须我亲自写长文来说才说得清楚，如果只是传出一些简短的消息可能会让大家误会，并产生更多的疑问。
我太太在我被关进集中营的前两个月也没有让她的家人知道。我一直劝她告诉家里人，毕竟她家人就在印度，可以让人过来帮她带娃。她一开始不愿意是因为她寄希望于我很快就能回到家，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的自尊心作祟，不想让自己脆弱和无助的那一面被家人看到。另一方面，由于我被关进集中营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段时间里随着情势的发展改变过很多次想法和决定。
我也曾考虑在印度媒体上声张自己冤狱的处境，但那样的话很可能只会起到反作用，毕竟在印度国内反华是一种政治正确，印度网民显然对“潜在的中国间谍”被抓十分喜闻乐见，他们本来就非常嫉恨我这种娶了印度姑娘的外国人，只会不分青红皂白拍手称快。因此在一切最终尘埃落定之前，我决定还是先自己扛下，不要对外公开为好。
由于我并不确定进入了集中营之后还能不能用手机，在一路上把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一下。抵达崔奇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三刻，我原以为自己会在深更半夜被送进集中营，却没想到警车停在了一家宾馆门口。
所长说，今天太晚了，先在宾馆住一晚，明天早上再去集中营，这里距离集中营只要5分钟车程。于是我立马打开谷歌卫星地图研究周边有没有疑似集中营的地方。酒店地处崔奇城南，我很快在附近找到了中央监狱，心里犯嘀咕这个集中营该不会在监狱里面吧？随后我又找到了一个Sri Lankan Tamils Rehabilitation Camp（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康复营地），虽然名字里带Camp，长得却不大像集中营。
宾馆看起来还算不错，甚至拥有电梯这样的“豪华配置”，我心想这押送待遇也太好了吧？事实证明我又想多了，虽然是住宾馆，却是跟护戒小队一起5个人住一间。
我以前在印度旅行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四五个印度人住一个标间，有时候甚至是两对情侣住一间，搞得跟聚众那啥似的。对于从小跟大家庭挤在一个小房间住的印度人民来讲，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从不忌惮大男人之间的身体接触，挤挤更健康。尽管我并不太想体验这种住宿密度，但莫测无常的命运还是让我体验了一把，而且还是跟4个警察。
更刺激的是，我们5个人住的房间还是一张大床房。房间约摸15平米，人均3平米，空间本就十分捉襟见肘。服务员拿来2张床垫铺在地上之后，便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还好除了我其他人都没行李。各位可别看到地铺觉得不屑，那天晚上地铺是只有特权阶级能够睡得上的，我跟所长像国王般一人占一个地铺，另外3个警员毫无心理负担地挤在一张大床上大被同眠。印度人习惯早上洗澡，所以这些人也不洗漱，脱了制服便直接油腻腻睡下了。我知道印度人普遍体味儿大，很留心跟他们保持着距离，倒也没闻到。
我原本睡在床尾的地下，但他们一边开空调一边还让电扇呼呼地刮着，以致于我裹着睡袋依然冻得瑟瑟发抖，把地铺搬去了另一侧靠墙的角落。为了防止我逃走，他们把茶几和椅子堆起来顶着房门。黑灯瞎火的半夜里，所长曾伸手摸了我一把，看我是不是还在……
这一晚自然是睡得不太好，第二天早上7点不到就得起床，五个人轮流洗漱花了很长时间，随后整装出发。
出发以后我却发现车并没有往中央监狱的方向开，而是沿着昨天来的路开回了北边的市区，径直来到了一家很大的公立医院——原来按照他们的押送流程，到了崔奇之后还得给我搞一套当地出具的体检报告和新冠检测证明，流程也是一样的简单敷衍，测个血压就完了。
由于我们去医院的时间太早，医生还没来上班，大部分时间都在干等，所长在当地人缘还挺广，带着跑去当地一个警察值班室扯了好一会儿家常，当然我照例听不懂他们说啥。快10点的时候才终于搞定了需要的报告，又坐着警车回到了城南，找了一个路边小饭店吃上了早餐，对印度人来说这是他们正常的吃早饭时间。
早饭吃的是印度油饼（Puri），虽然只是一顿普通的早饭却吃得我百感交集，因为我不知道集中营里面的伙食究竟如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吃上这样香喷喷的油饼。根据之前德里那边被抓进去过的小伙伴描述，里头每天都只给他们吃咖喱豆子以及干烙的全麦无酵饼（Roti），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咖喱地狱”，搞得我心有戚戚焉……因此我做好了把集中营过成减肥夏令营的心理准备。
从吃早饭的餐厅出来后，很快拐进了一条没有任何标识的路，我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条路正是直达监狱的……然而我还没来得及担心，车便停了下来——传说中的集中营赫然在我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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