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集中营亲历记

[gocanoeing]

集中营六记（一）拘押记别 | 随水文存

当你们读到这篇纪实报告的时候，我已带着妻儿平安回到了中国。而这篇10万字的长文是我被关在印度集中营期间，在手机上写成的，并完成了两遍校对，因此才能够在获得自由的第一时间将这段经历分享给大家。

我知道各位听到“集中营”三个字的时候除了“卧槽”之外，心头会涌起许多疑问，希望各位能够先耐心把这篇纪实报告全部读完，保证你们的大部分疑问都能够在本文中得到解答。另外我也知道很多老读者在想什么，我可以先告诉大家，被关进集中营的整件事跟我的博主身份以及我写的那些关于印度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

即便被印度政府在集中营里关押了长达三个多月，回首发生的这一切，我依然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是真的幸运，还是只是我自己傻乎乎地觉得自己幸运。我总是会从好的角度去考虑一件事情，当各种看似不幸的事情正在发生着的时候，我会告诉我自己：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境遇，都只是生命中的一朵浪花、一段插曲，都早晚会过去。也正因如此，当之前正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急于公诸于众，免得被当时的主观诉求与境遇所影响；如今尘埃落定，再来以客观冷静的视角将这个故事与大家娓娓道来。

会进这个集中营，说起来也是各种机缘巧合因缘具足的结果，合着我命里该有这么一劫。

首先，考虑到上一篇讲述了部分前因的印度日记被和谐了，也考虑到这篇关于印度集中营的纪实报告会吸引来许多之前从未关注过我公众号的新读者，我再把事情的前因简单讲一讲。

自从这场疫情开始以来，国际旅行就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困异国他乡的中国公民大有人在，而像我这种家里有外国人的跨国婚姻家庭更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从2019年起定居在了南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完整见证了印度在这场疫情中的崩溃与复苏，以及中印关系急剧恶化的过程。

我过去是一个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待超过两个月的人，这次在印度呆了两年之久，本身便是一场意外。由于2020年3月印度封国令导致的全国停摆，我在2019年11月便提交的居留签证转换申请，当时被印度移民局取消，成为了一名签证过期的滞留人员。而疫情导致全球旅行中断之后，迫于生计关系，我的身份从之前的自由摄影师转变成了一名滞留在印度的微信公众号博主，聚焦于印度社会文化等主题。这场滞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先后撞上了中印边境对峙和印度第二波疫情大爆发这两个热点，因此在网上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我得说印度这个国家的脑回路有些清奇，其他国家碰到这种世纪大疫情的时候，大都给困在本国的外国公民实施签证便利；而由于印度缺乏正确的自我定位，长期以来都无法以平等的心态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加上自身内部民族宗教矛盾繁多，因此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难免觉得某些特定国家的外国人滞留在印度会对自己造成威胁。这些“特定国家”自然包括了中国，由于地缘政治博弈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如今印度某些人更是把中国视作超过巴基斯坦的最大威胁。

我一个人回国很容易，难的是拖家带口，尤其是印度公民允许来中国的窗口期非常短。自从全球疫情爆发之后，中国在2020年3月起关闭了外国人来华的通道，直到9月底开始才重新允许持三类签证的外国人入境，当时适逢我太太怀孕生产，完美错过。2021年年初，原本全球疫情已经趋于稳定，我那会儿心想等我儿子满6个月之后独自回国一趟更新签证。不料4月印度第二波疫情爆发，随后蔓延到全球，想要从印度回国难如登天，不得不继续滞留。

滞留期间印度移民局官员曾经数次前来调查我的情况，我很积极地主动与印度移民局保持联系，跟他们如实汇报我的情况，告诉他们我一家三口滞留在印度的不得已，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理解，不至于为难我们。

自2021年初以来，时常会听说印度某地的中国公民因为签证逾期被抓被罚款，因此滞留印度的中国人圈子颇有些人心惶惶，我也曾在印度疫情最严重的5月份接到过移民局的电话要求我在7日之内离境。好在6月份的时候，印度内政部下达通知大赦天下，所有滞留外国人的签证自动延期到8月31号，这让滞留在印度的中国公民暂时松了口气。

然而随着越来越临近8月31日的大限，回国依然非常困难，天价机票以及有限的名额都让人十分焦虑。于是我秉持自己一贯坦诚的态度，主动写了邮件给移民局，跟他们如实讲述了8月31号前回国的难处，问他们这样的情况要如何是好，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帮助。

移民局8月底给我回复了邮件，内容很简单，就一句话——让我9月3号之前去一趟金奈的移民局。我当时天真地猜想莫非是移民局良心发现了？是我平日与他们的积极联系感动了他们吗？如今疫情缓和故而约我去解决我的签证问题？

金奈移民局
9月1号那天我诚惶诚恐地来到金奈移民局，才发现这是一场不怀好意的鸿门宴。移民局官员神情冷漠地问了几个我已经被问过无数遍的问题——呆在这边做什么？生活收入从哪里来？为什么不回中国？现在回想起来他们或许是希望从我口中听到前后不一致的回答，由此来判断我是否说谎。

我从头到尾告诉他们的都是真话：我滞留在这边之前是因为我太太无法前往中国，妻儿需要我的照顾；后来则是因为印度疫情爆发，回国的路径被中断；过去多次往来印度是因为身为摄影师对印度的历史文化着迷；我在当地的好朋友是瑜伽教练，原本确实考虑过带中国人来学瑜伽，疫情开始以后便搁置了；至于滞留印度期间我的收入全部来自于写作，我的文章和书稿都早已上交给印度相关部门审查过了……尽管我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不得不滞留于此，然而移民局官员对这些回答似乎并不买账。

问完话之后他们收走了我的护照，让我先等着。我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左右才被他们叫进了办公室，此时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两张纸，一张是离境许可，一张是离境通知（Leave India Notice）——限我十日之内离境——也就是9月11号之前。

要求我10天之内离境的通知
他们直接把这两张纸放在我面前要我签收，我顿时傻了眼，因为按照回国的流程，登机前需要提前14天进行核酸检测并自我隔离，且不说做检测肯定来不及，要想买到10天之内回国的机票也很难。于是我跟他们讲，10天时间我肯定是走不了的，这样的离境通知毫无意义嘛！他们说那我们不管，反正你必须先签收这两份东西。我又问，假如我10天之后没走怎么办？移民局管事的一个身材矮胖戴眼镜的女领导抬起眼看着我幽幽地说了一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我当时心想她应该是吓唬我吧，难道还真能这么小题大作把我抓起来？

我签收通知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了在我们本地专门对接我的移民局官员，并把这两份文件拍照发给了他，问他该怎么办。金奈的移民局是泰米尔纳德邦的移民局总部，我平时住在哥印拜陀，跟我接触的是当地移民局官员。那哥们儿人挺不错的，了解我在这边的真实境况，深知我滞留的苦衷，一直以来都很想帮我，可无奈他自己只是个无权无势的小官员，对我爱莫能助。得知情况之后他颇有些错愕，他也觉得金奈的做法有些不近人情，而且他也从未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事人在客观上无法在期限内回国——在这场疫情中发生的许多情况都是史无前例的。后来我跟他说，中国大使馆或许能够出具一份我无法回国的情况说明，他说那你就先去办吧。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至少我当时以为是转机。

首先，9月2号印度内政部发布了新的通知，所有的外国人签证自动延期到9月30号，也就是说又给续了一个月的命。要求我离境的通知上面引援的法案是基于我签证过期这一情况，如今我的签证再次被延期，照道理原来的法案就不再适用了。内政部的续命通知也证明了外国人客观上无法回国的事实——我们要真的能回国的话，内政部何必发布这个命令呢？

后来回想起来，9月1号那天是我签证过期的第一天，刚好赶上青黄不接，我要是晚一两天去移民局可能就没这事儿了——甚至或许都不用去了。

第二，9月4号东航放出了一批11月份德里到上海的直航机票，我立马买了最早的11月1号那班，用机票申请了新的离境许可——按照通常的国际惯例，在新的离境许可申请期间，就算前一个过期也应该可以合法滞留，两个能够接上。虽然这张机票很有可能会被取消，但我当时想好了，假如到时候没合适的航班回国，那我就前往第三国——到11月份无论如何都该离开印度了。

所以，如果我9月1号没去移民局的话，之后就会申请到11月的离境许可，有充裕的时间进行安排。

第三，我把印度要求我离境的情况汇报给了中国大使馆，请求大使馆给我出具一份无法回国的说明——之前德里有中国公民由于签证过期被抓，后来就是中国大使馆出面说明情况给放出来的。使馆的效率很高，连夜给我开具说明，一并说明了我滞留的原因和具体情况。

照道理移民局总会给大使馆面子吧，加上我诚意满满订好了离境机票，再加上内政部延期了外国人的签证……顿时感觉自己手上有了免死金牌，可以暂时高枕无忧了。

9月14号傍晚，我从健身房回到家，有个自称是警察的老头在楼下突然叫住我，查问确认我的名字。我对此并不意外，早算到会有警察上门来，因为我的离境许可已经在3天前过期了。移民局女领导曾说过“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也很好奇“到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我不慌不忙地问他们是否为离境许可而来，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2021年7月份就有过当地派出所的警察上门来家访，我当时与那个警察算是有一段愉快的谈话，他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对我深表理解，因此我做好了准备跟他们再进行一番愉快深入的谈话。但这次来的警察似乎对了解我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他只是奉命而来要带我回去问话，让我坐上了他的摩托车。我本以为他会带我去派出所，结果才开了几百米，到社区门口便下了车——一辆警车停在那边，车上坐着两位穿着警服、衔级更高的警察。

把我带到警车边上时已然夜幕降临，那两个警察从始至终没有下过车，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那个明显是头儿，肩章是三星带杠，属于Inspector的级别，在印度这个级别通常都是当地派出所所长。所长照例核对了一下我的个人信息，他似乎对我的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比方说他不知道内政部已经将外国人的签证都延期到了9月30号，也不知道我太太是印度公民所以我才会居住在这里；我给他看了中国大使馆开具的证明，说明了我无法离境的理由……了解到了这些信息之后他明显流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讶神情。于是他用我听不懂的泰米尔语打了一个电话，看起来似乎是在汇报情况请示上级。稍后派出所所长关照了我一句叫我不要离开家，便挥挥手让我回家了。

我以为这只是另一次例行公事的调查，也以为他说的不要离开家是指不要在签证过期的情况下乱跑，第二天我们一家人还若无其事地去逛了商场。就在上午我们逛商场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警察的电话，说是要来我家找我。我心想可能昨天他们时间匆忙，没有来得及了解所有的情况，所以过来继续未完成的调查工作。我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在外面购物，等买好东西就回来。我太太有些紧张，我跟她说不用怕，我有使馆开具的情况说明；这些警察只是不了解现在的情况，他们连外国人签证延期都不知道，所以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我们在商场吃完午饭回家路上就通知了派出所，然而警察直到傍晚五点多才来我家，不同于昨日的是，他们这次径直把警车开到了家门口楼下。派出所所长亲自上楼，出示了一份命令文件。那份命令大致的意思是：由于我违反了《外国人法案》（Foreigner Act, 1946）中第3（2）（c）条款，没有按照离境通知的要求离开印度，要根据第3（2）（e）条款限制我的行动（restrict movement），将我收押在集中营直至我离境为止。签署这一命令的落款是邦政府的秘书处，相当于咱们省政府办公厅直接下达的命令。级别虽然高，但显然无关于刑事案件，否则的话就该是法院开出的命令了。

这一招让我始料未及，之前那些逾期滞留的案例大都以破财消灾了事，或者便是在使馆出具证明文件之后就中止了法律行动——可这集中营是什么鬼？这年头怎么还会有集中营？

所长要我立刻收拾行李跟他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情况发生得实在太突然了，我一下子没有回过神来，问他能不能明天早上再走，让我准备准备，现在都已经要晚上了，同时我表示可以给点钱……所长一口回绝，人家亮明底牌来抓你了当然不可能再让你准备，否则要是畏罪潜逃了咋办。他说本来昨天就该带走我的，了解了我的情况之后怀疑这个命令是不是弄错了，因此又去重新核实了一遍，结果上头仍然坚持要他按照命令执行——说白了他也只是个执行命令的小喽啰。我立刻打电话给了德里的中国大使馆，他们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应该比较丰富。使馆人员跟他通话之后，也表示这个所长听起来只是一个执行者，他是做不了主的，所以让我先跟他走，使馆已让他们确保我跟使馆联络的权利。

既然不得不去集中营，那我起码得先搞清楚这个集中营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吧。抓我的命令上写的是Trichy Special Camp——崔奇特别集中营，崔奇距离我家220公里远，全称Tiruchirapalli。我对那地方很熟，是过去带团南印度的必到之地，这里的斯里兰格姆（Srirangam）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庙宇群建筑和最高的庙塔，城中的岩石堡也颇具特色，登顶能够鸟瞰全城的景致。

然而我对崔奇的集中营却是一无所知，网上能搜到的信息亦非常有限。所长信誓旦旦地说集中营是一个供人居住的营地，里面手机电脑什么的都能用，政府管吃管住，连钱都不用带；还说那里的人看到我是中国人会特别优待，给我准备中餐炒饭炒面；我家人每周都能来探访我……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要真这么好，大家还不挤破头去这个集中营？最可疑的一点就是我既没有在谷歌地图上搜到这个Trichy Special Camp究竟在哪儿，也没有找到相关的照片——在这个网络时代，要是里面能用手机怎么可能没有照片流出？我太太也在一旁低头猛查相关资料，她焦虑地说那里实质上就是监狱，这家伙这样说只是为了让我配合地跟他们走。

然而我相信或者不相信他关于集中营天花乱坠的描述都不重要，因为我并没有选择去或者不去的权利。

所长看我磨磨蹭蹭的样子就催促了起来，叫我别再浪费时间了，今天还要赶到崔奇呢！无奈之下我只好开始打包行李——装起了衣物、睡袋、洗漱包、纸书以及电纸书。尽管疫情开始以来就没再旅行过，但对于旅行打包这种事情我仍是驾轻就熟；尽管不知道是否真的能用电脑，我都把我的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给带上了；尽管他说集中营里不需要花钱，但我还是带了一把现金防身，大概两万多卢比……我的行李很精简，20寸的登机箱便装下了。

事实上从那天他们到我家的那刻起，就已经进入了押运程序。按照押运的要求，警员需要与我寸步不离，即便上厕所也得跟着，让我享受了一把贴身保镖的服务。我把行李箱放到车上之后，想起要上楼回房间拿点东西，有一名警员左右不离地相随，不知道是不是怕我从屋顶遁逃。

由于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我太太依然处于震惊和懵逼的状态，我们分离之际没有上演电影里那种哭天抢地或依依不舍的生离死别。街坊邻居们早已纷纷循声出来看热闹——毕竟警察跑来家里抓人这种事情对他们来说也是活久见。我太太说她要带着孩子跟我一起去住到集中营里，所长被搞得哭笑不得，说印度公民是不能去那里的。我太太说那我们孤儿寡母在这边怎么办？所长拍着胸脯表示“有困难找警察”，需要任何帮助来派出所找他就行……这下把我们搞得哭笑不得。

临行之前，围观的吃瓜群众们安慰我说：你就放心去吧！母子有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帮忙。

我跟我太太说：你别担心，这个事情中间明显有误会，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我当时确实是这样坚信的——谁特么会因为签证过期这么小的事儿被关进集中营啊？电视编剧都不敢这么编吧！更何况内政部都宣布签证延期了，我的老婆孩子又都在这边，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如此明显的错误肯定很快就会被纠正。

车开走时我回头望了一眼，那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瞥竟成永恒，我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家。

被警车从家中带走的时候是傍晚6点多，就算现在马不停蹄赶往崔奇也要午夜才能到达，两百多公里的路程在印度得开五个多小时。虽然之前所长急吼吼地叫我快点走，出发之后他倒是不急了，自己耽误了很多时间。

上门来抓我的警车是一辆印度国产的马恒达（Mahindra）吉普，车上一共有三个警察，所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另一个警察负责开车，还有一个跟我一起坐在后排。

我以为这样的阵容配置已算得上相当豪华，没想到他们还要去接另一个警察，为了等人员到齐又多花了一个小时。这四个警察都有着非常显著的南印度达罗毗荼人特征，黝黑的皮肤使得他们在夜色下五官难辨，这一组合让我想起了《魔戒》中的霍比特人护戒小队。除了发号施令的所长和开车的司机，另俩警察的职责就是一路上鞍前马后嘘寒问暖伺候我，我要拉屎拉尿吃饭喝水都有求必应。

有一说一，押送我的这些警员一路上对我都非常友好，甚至可以说是恭敬，我感觉只有所长跟我是平等的，另几个都是一副“公仆”的样子。他们除了穿着一身警察制服之外，其他就跟我在印度旅行期间所接触的那些酒店服务员、司机之类没啥两样。网上传说的那种印度警察的暴力执法，至少我没碰到过，这应该跟我的外国人身份是有关的。

举个例子来讲吧，押送我的警车是那种典型印度吉普车，用来拉客满载的情况可以塞12个——前面两排座位每排坐4个人，后备箱里两边有两个座位能坐4个人，这还没算外挂。大家听着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要知道作为一辆摩托车可以拉一个排的开挂民族，他们坐车相当于练瑜伽，没啥是不可能的。有个新闻说北部山区一辆载客的吉普车掉进沟里，当时载了15个人，8男5女总共13人当场死亡，大家可以由此想象一下印度吉普车的强大载客能力。押送我的时候，平时拉客能坐4个人的后排，只坐了2个人，按照电影里演的难道不应该是左右各有一个警察夹着我吗？但事实上我就在后排靠着警车门坐着，车门是老式的机械锁，我要是想不开跳车的话也就跳了。反倒是有一个警察全程都和一堆行李杂物一起，蜷缩在连腰都直不起来的后备箱座位上，这样坐5个小时那是相当的虐啊。看他这么遭罪，我心里颇有些过意不去，印度政府为了坑害我，不但要调配如此多的警力，还让这些小警员陪着受罪，我这是何德何能啊！

聚齐了“护戒小队”的人马之后，在出发前还得先做体检和新冠检测。体检是在当地的公立医院，感觉只是走一个流程，仅仅给我测了一下血氧、血压和脉搏；检测新冠则是在一个由学校篮球场改建的新冠治疗中心，那里有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大帐篷，里面摆放着很多床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曾用来收容病人。不过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任何患者了，看来印度彻底熬过了第二波疫情。

等到折腾完这些已经晚上8点多，此时我们才正式出发前往崔奇。车开在路上的时候所长一直在不停打电话，10点多的时候他突然命令车子在高速公路上调了个头（印度的高速是非封闭的），我心想莫非是他接到命令说抓我抓错了要把我送回家？结果他们只是找了个餐厅停车吃饭。

我得承认，毫无预警地碰上这么一桩突如其来的祸事，心里不紧张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对未来不可预知的紧张，因为集中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心里完全没底，而紧张的具体表现则是口渴和尿频。
所长在我家的时候，我只觉得莫名燥热，喝了一大壶水。离开家才意识到这下尴尬了——一肚子都是水，接下去坐车怎么办？

在路边等最后一个警察来集合的那段时间里，我便尿了三次。由于上厕所也有人跟着，我故意滋尿滋得很大声，让他们知道我是真的有一大泡尿要撒，而不是企图假借撒尿之名暗渡陈仓。体检和新冠检测的地方又各尿了一次，每次都满满当当，估计总共排掉了2升尿，最后到吃晚饭的地方才终于刹住了车。

一路上我都在考虑接下去的打算，我既担心也并不太担心。我不担心的是我自己，我相信这场闹剧应该很快就会在大使馆的出面干预下结束；退一步讲就算真的把我关在集中营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本就习惯了旅行的漂泊生涯，什么样的艰苦环境都能够忍受。而我担心的主要有两个问题，首先是担心到了集中营里会不会失联；其次担心的是我太太，她一直以来都习惯了我的照顾和陪伴，接下去不得不一个人带娃了要怎么办？我立即联系了两个我们同城当地的朋友，问她们在这边是否找得到可靠的阿姨去帮忙，然而仓促之间都无计可施。

另一方面我也在考虑是否要公开此事，由于不确定接下去情势会如何发展，最终还是决定将此事低调处理。
我被抓起来的第一个星期，只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个别几个我认为或许帮得上忙的人。除了大使馆工作人员之外，一个是在印度圈子里的著名学者、南亚研究通讯公众号的负责人毛克疾，我俩私底下十分投缘，他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的印度圈子里都人脉广泛，或许他有能够动用的力量；另一个是我在上海的死党，他有我公众号的管理权限。由于印度政府封禁中国网站的缘故，我无法在手机上登录公众号，使用VPN也不行，直到回国后才第一次登上了公众号。

在一开始我曾经考虑过委托基友在公众号上把我的情况告诉大家寻求舆论的帮助，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我自己给否决了。制造舆论或许不难，但舆论一旦制造出来往往就不受我控制了。由于疫情输入的风险，国内一小部分网友并不怎么待见滞留海外的中国同胞，觉得我们这些人是自作自受，因此寻求舆论支持可能带偏节奏适得其反。印度政府为了签证过期这样的一件小事把我抓进集中营，归根结底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司法决定，而是一个政治决定。正如仅仅依靠国内的舆论并不能让孟晚舟重获自由，就算舆论攻势再强恐怕也很难对境外反华势力造成什么影响。我不想通过卖惨来博同情博眼球，也不想平添读者们的无助的焦虑和担忧，更不想让某些人可以借此幸灾乐祸。同时我对大使馆处理这类事件的能力还是比较信任的，假如连使馆出面都解决不了的话，那说明这件事的复杂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恐怕国内的朋友就更使不上劲了。

不公开情况的另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在于不能让我家里人知道，远离家乡的游子本已教父母牵肠挂肚，这种事除了让他们血压升高寝食难安之外毫无用处。或许会有读者抱怨说：我们被你瞒得好辛苦！这段时间很担心你啊！对不起了，我也是没办法，要是把我的真实情况说出来恐怕你们会更担心，就连我父母也并不比你们更早知道这件事。我为了不让他们起疑心，用心良苦地隔三差五发个朋友圈假装自己很正常，所幸集中营里能用手机，可以打个微信电话什么的，否则断然是瞒不过去的。确实有不少微信朋友发现我久未更新，主动来问我情况，但大多数人我只是告诉他们我现在在解决问题。这个事儿必须我亲自写长文来说才说得清楚，如果只是传出一些简短的消息可能会让大家误会，并产生更多的疑问。

我太太在我被关进集中营的前两个月也没有让她的家人知道。我一直劝她告诉家里人，毕竟她家人就在印度，可以让人过来帮她带娃。她一开始不愿意是因为她寄希望于我很快就能回到家，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她的自尊心作祟，不想让自己脆弱和无助的那一面被家人看到。另一方面，由于我被关进集中营之后发生的一切都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段时间里随着情势的发展改变过很多次想法和决定。

我也曾考虑在印度媒体上声张自己冤狱的处境，但那样的话很可能只会起到反作用，毕竟在印度国内反华是一种政治正确，印度网民显然对“潜在的中国间谍”被抓十分喜闻乐见，他们本来就非常嫉恨我这种娶了印度姑娘的外国人，只会不分青红皂白拍手称快。因此在一切最终尘埃落定之前，我决定还是先自己扛下，不要对外公开为好。
由于我并不确定进入了集中营之后还能不能用手机，在一路上把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一下。抵达崔奇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三刻，我原以为自己会在深更半夜被送进集中营，却没想到警车停在了一家宾馆门口。

所长说，今天太晚了，先在宾馆住一晚，明天早上再去集中营，这里距离集中营只要5分钟车程。于是我立马打开谷歌卫星地图研究周边有没有疑似集中营的地方。酒店地处崔奇城南，我很快在附近找到了中央监狱，心里犯嘀咕这个集中营该不会在监狱里面吧？随后我又找到了一个Sri Lankan Tamils Rehabilitation Camp（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康复营地），虽然名字里带Camp，长得却不大像集中营。

宾馆看起来还算不错，甚至拥有电梯这样的“豪华配置”，我心想这押送待遇也太好了吧？事实证明我又想多了，虽然是住宾馆，却是跟护戒小队一起5个人住一间。

我以前在印度旅行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四五个印度人住一个标间，有时候甚至是两对情侣住一间，搞得跟聚众那啥似的。对于从小跟大家庭挤在一个小房间住的印度人民来讲，这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从不忌惮大男人之间的身体接触，挤挤更健康。尽管我并不太想体验这种住宿密度，但莫测无常的命运还是让我体验了一把，而且还是跟4个警察。
更刺激的是，我们5个人住的房间还是一张大床房。房间约摸15平米，人均3平米，空间本就十分捉襟见肘。服务员拿来2张床垫铺在地上之后，便几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还好除了我其他人都没行李。各位可别看到地铺觉得不屑，那天晚上地铺是只有特权阶级能够睡得上的，我跟所长像国王般一人占一个地铺，另外3个警员毫无心理负担地挤在一张大床上大被同眠。印度人习惯早上洗澡，所以这些人也不洗漱，脱了制服便直接油腻腻睡下了。我知道印度人普遍体味儿大，很留心跟他们保持着距离，倒也没闻到。

我原本睡在床尾的地下，但他们一边开空调一边还让电扇呼呼地刮着，以致于我裹着睡袋依然冻得瑟瑟发抖，把地铺搬去了另一侧靠墙的角落。为了防止我逃走，他们把茶几和椅子堆起来顶着房门。黑灯瞎火的半夜里，所长曾伸手摸了我一把，看我是不是还在……

这一晚自然是睡得不太好，第二天早上7点不到就得起床，五个人轮流洗漱花了很长时间，随后整装出发。

出发以后我却发现车并没有往中央监狱的方向开，而是沿着昨天来的路开回了北边的市区，径直来到了一家很大的公立医院——原来按照他们的押送流程，到了崔奇之后还得给我搞一套当地出具的体检报告和新冠检测证明，流程也是一样的简单敷衍，测个血压就完了。

由于我们去医院的时间太早，医生还没来上班，大部分时间都在干等，所长在当地人缘还挺广，带着跑去当地一个警察值班室扯了好一会儿家常，当然我照例听不懂他们说啥。快10点的时候才终于搞定了需要的报告，又坐着警车回到了城南，找了一个路边小饭店吃上了早餐，对印度人来说这是他们正常的吃早饭时间。

早饭吃的是印度油饼（Puri），虽然只是一顿普通的早饭却吃得我百感交集，因为我不知道集中营里面的伙食究竟如何，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吃上这样香喷喷的油饼。根据之前德里那边被抓进去过的小伙伴描述，里头每天都只给他们吃咖喱豆子以及干烙的全麦无酵饼（Roti），简直就是传说中的“咖喱地狱”，搞得我心有戚戚焉……因此我做好了把集中营过成减肥夏令营的心理准备。

从吃早饭的餐厅出来后，很快拐进了一条没有任何标识的路，我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条路正是直达监狱的……然而我还没来得及担心，车便停了下来——传说中的集中营赫然在我的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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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六记（二）烽烟记时

当车停在集中营的门口时，我一查地图发现这地方其实就在中央监狱的外面，确切地说是在通往监狱的主路边，距离监狱仅200米。监狱在地图上有地名标记，而这个集中营却没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地方。

再从卫星地图上看，监狱和集中营长得并不一样：监狱的平面是一组车轮形设计的建筑群，每一条辐轴就是一个监区，车轮的中心可以监控整个监狱；而集中营则是一个长方形的场地，周围一圈牢房，中间是活动区域。

但如果你亲临实地，会发现集中营的外观看起来也像一个监狱，大门口戒备森严，进去之前要先登记报告。门口的一个告示牌让我心凉了大半截——那是一个注明了禁止使用电子及通讯产品的告示，手机、电脑、路由器、电话卡、相机等都在被禁之列。

虽然这才是集中营该有的规章制度，但所长之前跟我承诺的可不是这样的啊！我问所长这怎么写着不能用手机，所长有点阴恻恻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们进去再看吧！我心想人家白纸黑字都写在这儿了难道进去还能变通吗？分明就是你一开始忽悠我把我骗过来好吧！亏我还吭哧吭哧把笔记本电脑给背来了……

集中营的外观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肃杀气氛，搞得我心里有点发毛，进去之后见到俩看门的士兵背着印度国产英萨斯突击步枪，让我更是不敢轻举妄动。在印度经常能见着荷枪实弹的士兵，但像他们这样枪上装刺刀的却不多见，刺刀带着刀鞘，整把枪已被盘出了厚重的包浆。

从集中营外面到内部的营区，一共要经过三道大铁门，每一道门都有士兵把守。办公室区域在前两道铁门之间，我一进去之后便被领到办公室进行交接——“护戒小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接下去我就属于集中营的人了。

与其说这是他们的办公室，倒不如说是门卫室，里面的设施非常简陋，没有电脑也没有文件。墙上挂着四台用于监控的液晶电视，我注意到他们用的监控系统是中国的海康威视。

海康威视是被美国制裁的一家公司，印度人倒是用得毫无顾虑

所长跟集中营里头的长官唠家常唠了很久，就好像是久别重逢的朋友一般。我被晾在办公室里屋的一个空房间里，估摸着自己的手机很快就会被收走，于是赶紧在微信上再一次把该交待的事都交待了一下，搞得好像临终遗言似的。由于办公室和集中营里面隔着两道铁门和高墙，我当时完全不清楚集中营里面究竟是什么状况，被大门口这严肃的气氛吓到了，暗自忐忑不安。

所长唠完家常终于想起了我，来处理我的交接。如我所料，所有物品在进入集中营之前都需要先进行检查。手机电脑等具有通讯功能的电子产品不让带，但许可了我的电纸书。检查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的检查其实并不严格，连X光机都没有，如果我提前准备的话完全可以把手机夹带进来，比方说箱包的夹层他们就没查，也没有搜查我的贴身物品。

我在里头呆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知道：这个集中营就跟“薛定谔的印度”一样，也是个“薛定谔的集中营”——允许或不允许你带某些东西，压根儿没有统一标准，墙上贴着的那张禁令形同虚设；看守检查东西的时候，完全看人、看心情，松紧弹性很大，他看你顺眼就会宽松点，想要搞你就会故意刁难。有时候一些人畜无害的东西他们却会在检查时说不允许，比如说橡胶水管、蓝牙耳机；集中营里的看守们对摄影摄像录音器材极度敏感，却对万能的智能手机视而不见。
——没错，这个集中营里其实是可以用手机的，否则这篇文章也就不会有这么多配图了。

可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些情况，积极主动地配合着他们的检查。他们说的那些手机、电脑等“违禁品”都老老实实交了出来，让所长带回去捎给我太太。我问他们我没手机的话要怎么跟家里人联系呢？他们告诉我，集中营里头还有另一个中国人，他有手机，我可以用他的手机。

我听闻大吃一惊，吃惊的有两件事：首先，怎么还有中国人在这里？难道印度政府已经开始大规模抓捕滞留的中国人了？第二，为啥里面其他人可以用手机，却不让我带手机？

集中营里的长官对此的解释是：老人可以用手机，新的手机不让带进去。

随后长官便把那个中国人给叫了过来介绍给我认识，只见那哥们儿兴高采烈屁颠屁颠来到了办公室——当我听到这集中营还有其他中国人时非常意外，这里头唯一的中国人一听有新的中国人来了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过来的时候还专门换了件衣服。

那中国哥们儿叫阿茂，是个小个子的广东人，碰巧年纪跟我一般大。阿茂于2019年来印度这边做网络贷款业务，这玩意儿之前国内也很多，我想大家应该看过不少相关的新闻，挣钱靠的是行业规则的不健全，套路特别多。国内政策打击了这类网络贷款之后，相关的资本跑去了海外寻找市场，比如印度便是其中之一。2020年底的时候，由于有家公司对一个警察的亲戚采取了暴力催收，在太岁头上动了土，于是那阵子印度警方在反华的大旗帜下，像打了鸡血一样将所有在印度做网络贷款的中国人不分清红皂白给一锅端了，立了五十多起案件，抓了29个人，阿茂便是其中之一。

这里顺便说一句，印度政府把中国公司赶尽杀绝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不允许搞这个行业，而是为了清空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好让印度人自己的网络贷款公司蓬勃发展。这两年印度人最看不得的就是中国人在印度挣钱——“中国人”的身份本身是一种原罪，再加上“挣钱”这种原罪，罪上加罪嘛，不搞你搞谁？后来2021年11月的时候，我朋友在孟买的子公司被以查税的名义突袭，当场查封所有的电脑和手机，所有员工被控制，不许他们跟中方联系——后来知道当天一共有18家公司被突袭，是一场系统性的针对中国人的行为。

阿茂的身份目前属于被告人，官司还没打完呢，从监狱里保释出来之后便被送到了这个集中营，只比我早到这里一个多月，他的性格非常开朗大方，跟里面的人混得很熟。我从未深入过海外中国生意人的圈子，假如不是在集中营里相遇，我跟阿茂这样的人至多只会是点头之交，我跟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我对生意一窍不通，他也对摄影、旅行、宗教、文化毫无兴趣。然而一起呆在集中营的这段时间里，我俩建立起了无比深厚的革命友谊，有道是“人生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坐过牢，一起嫖过娼。关于阿茂的故事写成书的话恐怕要比我这集中营的故事精彩百倍，无奈非我亲历，由我转述难免失了血肉。

初一见面，我就见识到了阿茂的仗义和机灵。长官让他以后借手机给我用，他立马就说：不行啊，我要给我老婆打电话，给我律师打电话，我自己要用的，你让他用他自己手机。然后他转过头用中文跟我说：你放心，我手机你拿去用没关系，这样说是为了让他们给你手机。阿茂跟那长官饶了半天口舌，试图打破新人老人的双标歧视，为我争取拿到自己的手机。但最后他被那个长官一句话给堵死了：新的手机不许再进来，规定就是这样写的，你要再纠缠不休，老的手机也不让你用！

我当时不明白为啥手机还有新旧之分，后来才知道了原委。之前所长承诺集中营里面可以用手机电脑并不是在骗我，曾几何时，这个集中营乃是一片相当自由的乐土，管理十分宽松。除了不许你随便出去之外，大多数所谓的约束都是一纸空文，在疫情爆发之前里面的人甚至还能找小姐进来搞大保健。这种好日子在新冠流行期间被收紧了，在我进来之前的半个多月则彻底到了头——2021年8月底的时候，由于一个保加利亚人越狱逃跑（这个保加利亚人的同案犯后来成了我的室友，后面我会详细说），集中营对规章和秩序进行了大力整改，我来的时候刚好赶上严打，很多原来允许的一些东西都不再被允许，比如手机和电脑就是。理论上集中营里的人是拥有各种权利的，否则他们就该呆在监狱而不是这里。但为了便于管理，集中营的看守经常会蚕食这些权利——因为很多人本身也不知道自己在这里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你要是不争取，他们就会偷走；你如果据理力争，他们则会退让。

集中营里的老人知道自己的权利，管理人员没办法收走他们已有的手机电脑，于是只好对我这种新人下手。我进来的时候，正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这一权利，所以手机才没带进来。其他有些人跟我一样进来的时候手机被收了去，过了几天之后知道了自己的权利，便从办公室拿了回来。可惜我的手机已经被所长带了回去，否则也是能要回来的。集中营里的人权利多到什么程度呢？——未经你允许，看守甚至都不可以进你房间……是不是听着非常不可思议？别急，关于这个集中营，才刚刚拉开魔幻的序幕，听我慢慢说来。

阿茂像个导游一样把我领进了集中营，带我参观介绍这个地方，他用一句话进行了精准概括——这里就是农家乐养老院。他也对这个地方的魔幻唏嘘不已，说他本来想在这里搞直播，连直播账号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叫“中监人”。
我进了集中营里一看，门口的森严戒备根本就是唬人的嘛，里面别有一番洞天，那种感觉就好像穿越了时空隧道来到了另一个异世界。我是有史以来第三个被关进这个集中营的中国人，里面的人看到有新人来了自然也是很起劲，纷纷凑过来看热闹。几个小哥上来瞎起哄，吓唬我说一旦进了这个集中营至少10年才能出去。而我注意到这群人似乎正在组织一些抗议活动，用泰米尔语写了很多标语，关于这件事我后面会讲，先跟大家讲讲我对这里的几个初印象。

首先吧，这里面明明人手一个手机，而且在使用上完全没有限制，甚至对着里面巡逻的看守拍照也都行。后来我更是发现，你能想得到的监狱违禁物品这里面应有尽有，要是暴动起来门口那几个看守根本防不住。

第二，集中营里面的人员从事着各种农畜牧业活动，有菜园子有苗圃，养鸡养鸭养狗养鸽子养鹦鹉，种花种菜种树种香蕉……如果不是无处不在的蚊蝇老鼠垃圾堆，我几乎要把这里当作世外桃源了。不少人在集中营已经住了好几年，把这里当做家园一样在经营——自己种树自己乘凉。

第三，集中营里充满了各种精美的违章扩建。这里的建筑本身是按照牢房设计的，牢房门前有个走廊，居民们利用这个走廊纷纷圈地占地，扩建出了厨房客厅等，扩建的部分往往比牢房本身更大。除此之外，集中营里甚至有健身房、羽毛球场和排球场……当然，其简陋多半会超出你的想象。但我还是得说，他们充分发挥出了劳动人民强大的创造力，亲手打造了一座温馨家园，保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与所长之前告诉我的不同的情况是，这里并不提供免费伙食，现金也是非常需要的。要么自己做饭，要么去餐厅吃饭，自己做饭所需的食材可以让采购商购买，也可以通过Jio Mart等电商平台购买，但电商能够买到的生鲜产品非常有限，因为这里恰好不在印度最大的生鲜配送平台Big Basket的配送范围内。至于采购商其实是个这边的警察，有特权可以随意进出，通过低买高卖中饱私囊，他给你采购的东西都要比外面的市场价贵1/3左右。集中营有好几个小食堂，斯里兰卡人搭伙自己做大锅饭吃，他们的采购量很大，有自己的送货商，通过电话预订；不过那个警察采购商是唯一能够大摇大摆进入这个集中营里接受现场预定的，有时候我们只能找他。

大家不要一听餐厅就觉得好像很高大上，这个所谓餐厅四面通风，苍蝇老鼠无处不在，仅仅是一个大院树下用木头和棕榈叶搭起来的棚子，兼小卖部的功能。餐厅老板是一个在这里呆了8年的老油条（我在集中营的期间他案子完结了，后来换了个新老板），他有自己的采购渠道，并且能买通集中营的安检，只要给够钱他可以帮你把几乎任何东西搞进来。一进集中营他的手下就立马来问我需不需要买手机，我说我先等等看吧，说不定马上我就能出去。

如果你是在路边看到这样一个餐厅，恐怕绝对不敢走进去

那假如我真的听信了所长的话，身上没带钱就到这里来了该怎么办呢？在集中营里要怎么生活呢？——这个也大可不必担心，集中营里会发钱。

集中营每个月会发两次钱，月初月中各一次。我进营的那天是9月16号，刚好是月中，当天就赶上了发钱，我的名字已经赫然被做进领钱的名单里——印度人办其它事儿效率低，这个效率倒是很高。大家一听这个集中营里头还有钱拿应该相当震惊吧？我当时也是类似的心情，简直惊呆了好不好！每半个月发2625卢比，一个月就是5250卢比（合450人民币），赶上重大节日还有过节费，年均可支配收入超过60000卢比（合5150人民币）。发钱的名目是Feeding，喂养的意思。这点钱在印度真心不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我家那边认识一个卖牛奶的阿姨，她当售货员的工资只有6000卢比一个月。所以集中营里的人才会被关在里面好几年都饿不死，反正也不用他们交房租水电费，十分适合躺平族；而那些有点钱的人则可以在里面过得相当的像模像样。

我刚来第一天就领了钱

这让我不由地感慨了一下印度这个万恶的民主国家，如此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为了坑害我这个中国人，不仅动用大量的警力将我护送到这个集中营，还要每个月管我吃住——明明这个国家还有很多穷人吃不上饭，贫民窟里的生活条件还不如这个集中营，政府却还要养着我这样的“寄生虫”……我被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国际主义精神所深深感动。

这里的外国人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的难民、难民后裔和偷渡客，这些人在集中营里至少占了九成。在我眼里他们跟印度人没什么区别，有些难民后裔本身就是出生在印度的。斯里兰卡人大都是泰米尔族，会说当地的泰米尔语，跟当地人同文同种，他们通常拿着假的印度护照在印度工作生活，被抓到之后便被送来了这里，面临着诉讼。第二种则是在印度这边被卷入诉讼案件的其他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取保候审或者等待遣返期间就会被关到这里。

我这种因为疫情滞留被送到这里来的外国人是开天辟地头一个，里面那些小伙伴都惊呆了，现在怎么印度政府连签证过期都要抓。但里面那些聪明人马上就知道，我在这里的唯一原因仅仅因为我是中国人，由于中印两国的对抗才会被关到这里来的。他们还笑话我跟阿茂，说中印关系不好你们就别想出去了。

关于集中营的其他情况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后面会专门跟大家来讲述。

话说我进来之后顺利用阿茂的手机登陆上了微信，解决了失联问题，在当时我相信自己很快就会出去，积极地开展起了自救工作，而要自救首先要搞清楚三件事：

第一，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把我抓进来？
第二，究竟是哪个部门把我抓进来的？
第三，哪个部门才有权力把我放出去？

按照逮捕我的那张邦政府命令上的措辞，我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离开集中营，一是我离境印度，二是得到崔奇这个地区的长官（District Collector）的许可。我显然不是地区长官抓进来的，按照我一开始的推测，下命令的幕后黑手不外乎邦政府或金奈移民局，也就是说这个命令应该来自于泰米尔纳德邦的地方上，多半跟中央政府无关。这个推测基于中央政府的内政部已经延期了外国人的签证，他们抓我那不是自己打脸吗？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泰米尔纳德邦这些人却根本不知道签证延期的事情。

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情以及了解到的信息，都证明了我的推测是错误的，跟印度人打交道千万不能用我们正常人的逻辑去分析问题，他们要是跟你讲逻辑那就不是印度人了……很快我就发现了两件很蹊跷的事情。

第一件事，还记得我从金奈移民局一回来之后就申请了新的离境许可吗？我在被关进集中营的同一天，移民局就给我签发了新的离境许可。离境许可相当于签证的延续，这张新的离境许可11月2号到期，是根据我上传的11月1号离境的机票给的。然而按照他们的规定，我就算拿到了离境许可，也得在集中营呆到飞机起飞前一天，然后再由警察押送我离境。

这意味着我要在集中营里呆一个半月，这在当时看来是难以想象的。我太太打电话去跟金奈移民局沟通，问能否让我改签别的机票早点离境，结果移民局官员态度非常凶，说我必须在里面呆到11月，不能提前走。

要赶我走的人是你们，现在不让我走的人也是你们，看起来毫无逻辑可言，背后更深层次的用心呼之欲出：老子就是要存心整你丫的！

随后我就发现了第二件事，之前他们要求我10天内限期离境，给的离境许可是9月11号到期，可是他们那个逮捕我的命令却是9月9号签发的，要是我9月10号走了他们不就瞎忙活了一场？他们难道未卜先知我一定不会走？考虑到签发命令有一定的时滞性，这意味着9月9号之前他们就已经决定要逮捕我了，而从逮捕上的另一个部门的参与日期来看，他们9月3号就决定了这件事。他们非常清楚我根本不可能在规定日期内离境，10天内离境本身是他们下的一个套而已，以便有名正言顺抓捕我的借口。既然他们有心要搞我，跟他们去讲什么签证已经延期显然是毫无用处的。

仔细研究这张拘捕令，就会发现一切都早有预谋

跟阿茂的交流也间接证实了我的这一想法，他说他之前在监狱里面见到过不少政客，但这些政客并不是因为徇私舞弊或贪赃枉法被抓进来的，而大都是因为嫖娼或性骚扰案。

大家都知道印度这个国家妇女地位低下，因此法律上对妇女有些过度保护，假如一个妇女指控某人猥亵或者骚扰自己，不需要太多的证据就会被判罪，法庭会完全倾向于妇女的证词。更荒唐的是，当地法院会跟监狱勾结起来制造冤假错案，隔三差五会到监狱里选一批犯人上庭冒充证人做伪证，以便快速给某些人定罪。像阿茂这样的外国人是没有资格去做伪证的，外国人脸装不像啊，而且也不会说当地话。

所以如果印度政府想要搞你的话，他们可以随意栽赃陷害你，先把你抓起来再说，无论最后宣判你有罪或无罪，都已经耗掉了你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比方说我这个事情，其实我可以请律师去起诉移民局的决定，但问题是我在时间和金钱上都耗不起，说不定反而被他们里应外合倒打一耙，倒是老老实实在集中营里呆上一两个月是最实际的方法。关于这个冤假错案栽赃陷害的问题，我后面文章里会告诉大家具体详细的案例。

既然他们存心要搞我，那总得有原因吧？我知道按照很多国内读者的第一反应，肯定觉得我在公众号上写的批评印度政府的文章冒犯到了他们，因言获罪。如果他们真是出于这个原因把我抓了的话我倒也认了，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事实上恰恰是因为印度政府不知道也不相信我靠写文章谋生，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由于我身在印度的关系，一直以来我都很低调且谨慎：我的文章只在我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你们如果在其他平台看到我的文章一定是别人转载的。一般来讲，在印度的印度人是看不到我的全部文章的，首先，微信在印度已经完全被禁，如果不使用逆向翻墙VPN的话你甚至无法在印度登录微信帐号（已登录的账号可以用，新登录的验证过程必须翻墙），也正是这个原因我在集中营期间即便有手机也没有办法登陆公众号平台。其次，微信公众号并没有次级域名主页，通过谷歌也无法直接搜索到微信公众号里的文章，在没有微信账号的情况下很难通过某一篇文章的链接顺藤摸瓜地找到这一公众号下面的其他文章。第三，关注我的人多了之后，我便不再使用真名，仅仅通过我的姓名拼音也找不到太多信息。

当然我对上门调查的移民局官员并没有隐瞒写公众号的事情，并且曾把一部分的文章链接和书稿发给他们审核，毕竟印度是个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老百姓天天骂莫迪政府。但问题是他们始终无法理解我如何通过在公众号上写文章来养活一家老小，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会觉得我靠写东西谋生，那钱必然来自特定的人。我被抓起来之后，推特才开通了打赏功能，所以当时印度人无法理解打赏这一模式，我不得不将其解释成捐赠，可移民局的官员显然对这一解释并不买账。

根据我回忆起的一连串细节，我有理由相信金奈移民局坚信我在印度从事非法商务活动，有不明来源的收入，但他们又缺乏确凿的证据，因此就以滞留为借口将我抓了起来。

我第一次跟坐在车里的所长谈话时，他问我为什么会呆在印度，我说我是accompany with my wife（陪伴我的太太），结果他听成了company（公司），立马很激动的问我在这边是什么公司。我费了番口舌才跟他澄清我并没有公司，只是在这里陪伴家人。

所长来我家抓我的时候，看了一眼我桌面显示器上打开着的程序，指着网易音乐播放器得意洋洋地说，这个肯定是在线商务软件吧？你用这个在网上赚钱对不对？唉，我也不好说他究竟是聪明还是蠢。

押送我的警员跟我聊天的时候，开门见山就问你在这边做什么工作啊？从事什么商务活动啊？套话的意味十分明显。甚至我到了集中营之后，这边集中营的长官看到我的第一句话也是问我做什么工作。

至于我写文章的事情，我毫无隐瞒地告诉了他们，然而除了那个关系跟我比较好的当地移民局官员，没有任何人对这件事表示出过兴趣。综上，基本上可以断定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我在这边秘密从事商务活动甚至间谍活动，后来我当地朋友跟邦政府秘书的通话则彻底证实了我的猜测。

我朋友是泰米尔当地人，心理学硕士毕业，非常懂得沟通技巧，邦政府秘书对他说出了实情——他们说其实印度这边的情报部门关注我已经一年多了——他们关注的不光是我，包括所有滞留在印度的中国人。然而他们经过了一年多的情报搜集，包括在拉达克那边打探我的老底，却什么都没查出来，始终没能搞清楚我在印度这边究竟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我的生活来源从何而来，对于他们而言我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我确实在印度没干嘛；另外一种可能我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人，在印度这边从事情报搜集或者非法商务活动。在这种自己臆想出来的“阴谋论”观点的支持下，本着宁错杀不放过的精神，决定采取措施限制我的行动，以保障国家的安全。拘捕我的命令既不是移民局也不是邦政府下达的，而是在接到移民局以及某个情报部门的汇报之后，由更高层的印度中央内政部决定的，口头给了泰米尔纳德邦这边指示。拘捕我这件事的性质就和1962年大规模拘捕印度华人然后送到集中营是一样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他们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怀疑你就够了。（详见《【印度日记】“每个在印度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

印度政府向来疑心病很重，这种疑心病恰恰出于他们低下的认知能力，正是因为无知才会怀疑一切。大家都知道印度的服务外包行业很出名，我在《资本之都：21世纪德里的美好与野蛮》一书中，读到作者访谈一位最早在德里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那人说他当初打算在德里开办一个专门服务欧美企业的海外话务中心，需要申请非常高速的网络带宽。由于当时印度政府对这种业务闻所未闻，认为你会需要这么高速的带宽，唯一可能就是从事间谍活动，于是花了8个月时间进行调查审批……“间谍活动”就像一剂万金油，能够用来解释任何他们认为反常的事情。

再后来我太太跟移民局官员有过一次通话，对方也验证了确实是这样的情况。他告诉我太太，之所以会发离境通知给我，正是因为他们有理由认定我在印度这边做了某些不可告人的坏事——我太太问道，你们究竟觉得我丈夫干什么了呢？那人说，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你得去问你丈夫。

如此一来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说通了——平心而论我这个人确实可疑，你说人家来印度很多次的话，要么工作要么做生意要么念书，可我偏偏是来旅游的，还来了二十多次，真的很不正常；印度人自己拼命想要离开这个国家，我却乐此不疲地造访，这里头肯定有猫腻——他们显然完全无法理解我对印度的这种深沉的爱，就像我太太一开始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印度。从印度政府的角度他们很可能是这样想的：一个中国人没事儿就老往印度跑，还娶了印度太太，两个人都不工作，却一家人在这边过得乐不思蜀，大概率偷偷摸摸干着些违法乱纪的生意，更说不定背后有中国情报部门的资金支持，先抓起来总是没错的。

从这件事其实可以看出印度有多害怕中国，已经害怕到了一种草木皆兵的地步。所谓色厉内荏，他们虽然表面对中国张牙舞爪口出狂言，但这恰恰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恐惧——一个中国人呆在印度哪怕啥都不干，他们都会觉得是一种威胁。
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给滞留的印度籍家属都换发了新的签证，一点都不担心会有所谓的“印度间谍”——说实话我们从来都没正眼把印度看作过势均力敌的对手，这大概也让印度很受伤。

了解到了印度政府的真实想法之后，我心想应该澄清一下我的收入来源就行了吧，但后来几天传来的消息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中国人应该都听过吕氏春秋中疑人偷斧的故事：有个人丢了把斧头，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了，他暗中观察那孩子的言行举止，怎么看都觉得他像个偷斧头的贼；后来他找到了斧头，再看那个孩子就不像偷斧贼了。

虽然现在已经是2021年，但由于印度文化自带一种传统底色，因此印度人依然习惯于使用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中印两国日渐紧张的竞争关系，使得在印度人眼里所有滞留在此的中国人看起来都像是偷斧头的贼。就在我被抓起来的那段时间，驱逐和针对中国人的行动正在全印度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

我被抓的第二天，一位在古吉拉特邦某大厂工作的朋友发了个消息给我，他说他刚去了一次移民局，这几周当地开始严打中国人，主要有以下措施：

手机里面不能有任何政府机构的照片和视频，不然就是间谍；

印度银行卡不得有大笔转账，不然就是洗钱；

任何相机、摄像机都会被严查；

电话卡必须使用护照办理，并且需要提交手机串码，以便监控。

哎妈呀，这是防火防盗防中国人啊！貌似对巴基斯坦人也没这么严防死守吧？简直就像一场“政治猎巫”。我后来看过一份印度高等法院的命令，是关于严查滞留外国人的，其中将中国和巴基斯坦列在了一起，要给予“特殊对待”。

随后我又发现，我可能是第一个被移民局要求十日内限期离境的中国人，但绝不是最后一个。9月30号是许多人签证的最后期限，由于我在印度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正当我自己身陷囹圄之际，居然还收到了别人的求助。

求助者是一位在德里的女留学生，她在9月28号那天拿到了一张10月4号到期的离境通知，上面明确写着“按时离境或面临刑事处罚”（Timely departure or face penal action），于是来问我该怎么办。一聊发现她也遭到了印度政府类似的怀疑——她由于留学的缘故在这边呆了好几年，移民局官员盘问她在这边的生活来源，怀疑她学习印地语的目的。跟她同样情况的其他国家的同学都顺利拿到了新的学生签证，可她却被要求离境。我跟她说这次印度政府是动真格的，可能的话还是先离境吧，哪怕先跑去尼泊尔这样的第三国。好在后来她通过中介给移民局的人塞了钱，暂时渡过了难关。但新离境许可的有效期也就一个来月，最后她选择了去第三国。

与此同时我还发现，我的家属身份成为了一个劣势而非优势。我认识一位持有工作签在这边某大厂上班、娶了印度媳妇的哥们儿，他同事的签证都顺利拿到了延签，只有他的签证延签被卡。由于延签一直没下来，他收到了一个警局通知，援引1946年的《外国人法案》，说要对他采取行动。他后来由公司出面，花了钱去跟当地的移民局交涉，从移民局官员那里得知，如今凡是与印度人通婚的中国人，签证延签都要由内政部特别审批——这体现了典型的印度式被迫害妄想症，觉得“总有刁民想害朕”，非但不对家属提供便利，反而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渗透。

印度政府这样搞中国人究竟图个什么呢？

中印的地缘竞争关系是彼此绕不开的矛盾，除了边境纠纷之外，也会在其他各方面产生磨擦。大家都知道10月份中印边境谈判破裂，印度国内又掀起了一股新的对中国的仇视，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在集中营里了。在他们抓我之前，印度对中国的怨恨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印度公民赴中国签证问题上。

我本来还以为中国不给印度公民签证是由于印度的疫情问题，后来才知道迫于印度疫情关闭签证服务那是印度第二波疫情爆发之后的事情。为了顺利推进“春苗行动”和全球各国对中国疫苗的认可，2021年3月15日中国驻印度使领馆曾颁布过一个规定：为接种过中国疫苗的印度公民提供签证便利服务。这个逻辑很清楚也很合理——想来中国可以，但你要先接种我们中国生产的疫苗；想要接种中国疫苗也不难，印度政府允许“春苗行动”在印度落地即可。

曾经实行过几天的政策，很快就因为印度的第二波疫情爆发而取消了

但“春苗行动”却一直受到印度政府的阻挠，一方面由于印度疫苗跟中国疫苗具有竞争关系，另一方面印度从一开始就将疫情高度政治化，他们始终不肯批准使用中国疫苗。“春苗行动”的疫苗运抵印度好几个月了，到现在还冻在冷库里不让接种。

印度政府的阻挠再加上印度第二波疫情的严重，于是后来这个接种中国疫苗就能申请中国签证的政策不了了之。然而印度国内积累了大量前往中国的需求，尤其是急于返回中国读书的留学生群体，这些人一直在给印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印度政府去跟中国谈开放签证。

虽然印度的疫情防控根本就是一塌糊涂，数据也十分可疑，因此很多国家都限制印度旅客入境。但由于印度政府在舆论上长期鼓吹自己抗疫成功，牛逼吹久了慢慢连自己都信了。在献祭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之后，印度人民率先获得了“群体免疫”，甚至还打算推广自己“成功的抗疫经验”，因此很不满意其他国家对自己歧视性的限制措施。开始的时候他们虽然不爽，但那会儿印度的疫情大家有目共睹，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后来印度疫情渐渐消停，通过全民染感率先实现了全民免疫，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学校也复了课，甚至还恢复了疫苗出口……可在印度国际旅行问题上却继续受到其他国家的歧视，这就导致了他们的心态越来越不好，于是变得反人类反社会反所有对印度不开放的国家。

这种心态变坏体现对等报复上，比方说之前英国要求印度旅客入境隔离十天，于是印度就对等要求英国旅客入境也要隔离十天；由于加拿大限制了印度旅客入境，于是就暂停了加拿大公民的电子签证。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旅游业，10月份的时候印度开放了免费的30天旅游签证以吸引外国——多小心眼儿啊！他们觉大家不去印度是因为差那点儿签证费吗？最能体现印度小心思的是：是否给你签发旅游签证，取决于对方国家对印度人的签证政策……哎，全世界人民是有多稀罕只给一个月的免费印度旅游签证啊！最后有99个国家在印度开放签证的白名单上，里头自然没有中国。更搞笑的是，为了针对中国，在12月份计划开放国际旅行的时候，印度将中国列为“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强制要求中国旅客抵达印度之后进行核酸检测和隔离——就算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高风险的，那也必定是中国。对印度来讲，最危险不是疫情，而是中国公民。

种种针对中国公民的措施，一方面是对中国深刻的恐惧所产生的被迫害妄想症，另一方面也是在给中国政府施压和报复。为了要求中国开放印度公民签证一事，印度政府多次与中国交涉，皆无功而返。凭心而论，中国政府做得没错，中国公民回国都需要严控的阶段，假如一旦开放了印度公民来华，数万人蜂拥而至，防控压力不可想象。他们不肯承认中国疫苗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当然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目前印度方面还在继续挤牙膏一样地发放工作签给中方人员，但这主要是因为一些印度制造业厂商高度依赖中方技术人员，不放行这些人会导致印度自己的重大损失。我认识有些在大厂工作的朋友，才轮换回到中国没几个月，便不得不提前返回印度的岗位——他们同事的签证拿不到，印度这边的公司又急需要人。既然他们的工作签尚在有效期内那就得物尽其用，只好硬着头皮返回印度。我甚至听说有一个人是工作签证过期当天入境的，到了印度之后立即递交续签申请。

神仙打架，小民遭殃——了解到了当下大国博弈的背景之后，我认清了一个现实：使馆这次恐怕是没办法把我捞出去了，印度政府搞我们这些滞留印度的中国人，除了战略上对中国的恐惧之外，其背后的一大诉求正是想要中国对等开放签证，而这一诉求在现阶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满足，既然如此他们又凭什么轻易放我出去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抓进集中营这事儿，和美国政府指使加拿大绑架孟晚舟是一样的性质。政府绝不会承认自己龌龊手段背后的政治目的，我太太打电话给移民局时候说了一句：你们把他关起来就因为他是中国人！对方一听这话立刻恼羞成怒严辞否认，而这恰恰证明了我太太说出了真相，对中国人的各种歧视性政策早已昭然若揭。
那位德里留学生跟当地移民局交涉的时候，听出过印度人怨恨和报复的心态。他们大意就是说，现在有好多印度学生去不了中国，凭啥让你们在这儿继续读书？

同样的，现在好多中印家庭被迫异地分居，所以移民局凭啥要让我们一家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呢？就得让你这个中国人感受一下无法跟老婆孩子团圆的滋味！

然而我不得不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生活在集中营这段经历可谓千金难买，实在是太过离奇和魔幻。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以无罪之身深入了解到了印度司法体系的种种黑暗与荒诞，让我大有一种“人身难得，佛法难闻”的感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将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份宝贵财富。

一开始我本来不知道会在里面关多久，因此只是借用阿茂的手机拍了一些照片，然后赶紧通过网络上传。出于摄影师和博主对素材的高度敏感，很快我就发现照片的记录远远不够，假如不趁此机会在集中营里拍一部纪录片那就亏大了。这里简直是所有纪实摄影师梦寐以求的地方，能深入拍摄堪称千载难逢的机会。进入集中营的两天后，我跟手眼通天的餐厅老板订购了一部手机（需要额外加钱），开始在集中营里拍摄了各种照片和视频素材，找各种各样的人聊天，搜集他们的故事。我相信这些照片和视频素材的价值，远远不是一部手机能够比拟的。

印度政府毫不忌惮做一个坏人，最终却只证明了自己的愚蠢。我开诚布公地告诉了他们我是一名靠贩卖自己故事为生的博主，效率低下情报机构调查了我一年多却对眼前的真相视而不见，认为我对他们另有所图。既然他们对我下了个套来“请君入瓮”，那可休怪我对他们来个“瓮中捉鳖”。他们把我这样一个曾经的影像工作者、如今的文字工作者送进集中营，无异于主动邀请了一名中国记者到这里来进行采访——一个普通人永远不可能接触到的隐秘世界在我面前如画卷般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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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lover]

最大民主国家比最大专制国家还不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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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滞留印度期间我的收入全部来自于写作，我的文章和书稿都早已上交给印度相关部门审查过了……

 

[gocanoeing]

集中营六记（三）狱居记闲 | 随水文存

初来乍到集中营的头几天，由于食宿安排未妥、日常用品缺乏，日子过得实在是谈不上愉悦。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住的问题，我进来之后很快就搞清楚了这个集中营的来龙去脉，此地原本是英殖民时期修建的一个监狱，后来由于不够用了，在边上又兴建了一个更大的监狱，正是我之前在谷歌地图上看到的那个。我们在里头住的那正儿八经是过去的牢房，一想到自己住在一栋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建筑内，自豪感油然而生。不过这种“坐牢”的新鲜感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兴奋，并不能抵消生理上的屈折。

整个集中营划成了3个区总共有96间牢房，按照原来的规划设计有四分之一的区域是女子区，女子区牢房编号是W01到W20；但由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事实上只划给了女子区从W01到W05这5间牢房，跟男子区严格地隔开，使用不同的大门进出，完全没有串门的可能。我刚来的时候关在此地的女人只有3个，集中营里的男女比例就跟梁山好汉差不多。后来又抓进来三名伊朗籍妇女，这些妇女都带着孩子，那几个孩子由于在外头没人照顾，也只好跟母亲一起住在集中营的牢房里。

我被关进来的时候整个集中营有120个人左右，而我走的时候有164个人，进来的人多出去的人少。这是因为十月份前后印度政府抓到了一条斯里兰卡偷渡客的船，那些偷渡客原本打算在印度这边换船偷渡去加拿大，总有59个人落网。第一批送到我们这里有23个偷渡客，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空置的大房间睡通铺，那个房间下雨天屋顶会漏水，但无论如何肯定比偷渡时坐的船舱或集装箱要好吧。

在我离开之前，集中营还打算再关20个女的进来，于是要求住在W6到W20牢房的男人统统搬走。在住宿这个问题上，集中营里有着严重的贫富不均——那些已经在集中营里呆了好几年的老油条，往往独占一个装修豪华带厨房客厅的单间；
新来的人被送到这个地方完全是懵逼状态，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该住哪儿。除非管理方强制安排，否则谁肯主动把自己的房间分享出来？就算管理方要求，有些人也会抗命。所以当他们要求那些男人从女子区搬走的时候，两边就僵持不下——你不给我安排好新的地方，我搬哪儿去？截止我离开时，这事儿尚悬而未解。有传闻说马杜赖（Madurai）附近兴建了一所更大的集中营，有五百个房间……政府投入越多的经费，下头人就有越多的油水，大力发展集中营经济为泰米尔纳德官员开辟了一条发财致富的新道路。

后来新来的人只能住集体宿舍

我刚来的时候集中营的长官安排我跟阿茂住，可当时阿茂已经有了室友，是个涉嫌偷渡案的斯里兰卡船员——他自己倒并不是偷渡客，而是给偷渡客开船的。那个斯里兰卡人的日常生活就是跟两三个不同的女人没日没夜地视频聊骚，他聊什么我听不懂，也没兴趣听懂。

牢房是按照单人单间设计的，但由于营地的拥挤，我来时大约有一半的人都是两个人一间。牢房的内部长约4米，宽约2.5米，由于窗户需要开得很高，高度大约也有4米。作为固若金汤的牢房，房间墙壁厚达0.5米，有着绝佳的信号屏蔽功能，因此牢房里的手机信号非常微弱。去掉厕所和水池占用的空间，牢房里的可用面积不到10平方。考虑到异味的问题，房间里的厕所一般不会用来上大号，小便也会尽可能去外面的公共厕所。

因为集中营的安排不当，我一开始的时候不得不三个人挤在不足10平米的小牢房里，我每次去找长官落实住宿的事情，他们都会推说明天帮你解决，于是明日复明日地拖了一周。

集中营里不提供任何的寝具，对于大多数南亚人来讲也不需要什么寝具，一张草席足矣，最多再加一条薄毯子。我在印度见过很多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冬天只有十几度的情况下，晚上睡大街也就只有一条毯子。这里的很多人是从监狱保释过来的，而在监狱里连草席都没有，只发一条毯子。有些人离开监狱的时候，毯子留下不要了，这些毯子会被人收集去当垫子——在监狱里一条毯子是标配，两条毯子是高配，三条毯子是豪配，四条毯子那是牢头才能享受的待遇。阿茂在集中营里盖的毯子，正是他从监狱里带过来的唯一家当。集中营里至少毯子供应非常充裕，人均保有量堪比牢头。我到了里面之后发现带的睡袋实在是热得盖不上身，后来就拿了一条不知哪位前辈老英雄留下的旧毯子盖。旧毯子用途广泛，可以拿来当蚊帐门帘脚垫桌布抹布浴巾等各种东西，未来的考古学家发掘这个地方或许能发掘出一个“毯子文明”来。

至于在里头穿着也很简单，泰米尔人和孟加拉人的日常服装是纱笼，有些人平时就只穿一条纱笼，并且纱笼里头不穿内裤。洗澡的时候总能看到浸湿的纱笼包裹着他们的臀部，勾勒出或健硕或肥硕的臀部线条。这条纱笼也很万能——可遮羞，可当浴巾，可当被子盖，天凉时可长，天热时可短……

阿茂和他室友各有一张草席，铺在地上睡觉，小小的牢房里根本铺不下第三张草席，于是我当机立断订了一张折叠床和床垫枕头。房间里放一张床反而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空间——床可以坐可以睡，床底下可以放杂物，对空间的利用是多维度的，就跟高低铺一样。白天把草席收起，晚上草席可以延伸到我的床底下，便解决了睡觉空间的问题。现在这样人跟杂物都堆在地上，对空间的利用效率十分低下。

不过第一晚床还没有来时候，我们三个人只能在这个小牢房里席地而睡。我可不想“第三者插足”睡在他们中间，躺去了房间最里面的角落，睡觉的时候脑袋就在厕所边上。由于前一天太累，我那晚倒是睡得出奇得好。正如同饥饿是最好的佐料，疲倦也是最好的安眠药。

回想起自己早年做驴友穷游的日子，什么样的地方没住过？通铺、帐篷之类都是家常便饭。对我来讲集中营的住宿条件绝算不上是最糟的，甚至好过不少藏区的家庭旅馆。真正让我觉得比较煎熬的，是当地的气候。

我家所在的哥印拜陀是南印度难得的凉爽城市，而崔奇却是以炎热出名，这里每个最高气温低于35度的日子都值得珍惜。炎热的气温再加上2021年反常的降雨，使得这里的环境很像热带雨林。下雨的时候可以暂时稍微缓解一下高温，而雨过天晴之后暴晒加水汽的溽暑蒸人却是让人无处躲藏，空气中的湿度大，体感温度经常会超过40度，就好像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夏季的蒸笼天，身上永远是湿哒哒黏糊糊的，每天得洗三四次澡。这种情况就使得我们对下雨很纠结——连日晴好的时候盼着来一场大雨消暑，可这一时的凉快过后，却会带来加倍的闷热。

九、十月份还不算是当地最热的季节，就已经让我难以忍受；听说在最热的四、五月这里甚至会经常性的断水，无法想象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煎熬。2020年我在南印度这边体验了一个没有空调的热季，室内气温从未低于过30度，每天要洗四五次澡……本以为再也不会经历这样的噩梦，想不到在崔奇的集中营里又重温了一遍。

由于牢房的墙壁厚达半米，白天吸热晚上放热，这就使得牢房里头白天凉快晚上反而热。一开始我没毯子，那条温标15度的睡袋根本盖不上身。我平时就算再热的天，睡觉时也不会用电扇对着身体直吹；可这里同屋总是把吊扇开得很大，晚上无处可逃，不得不把睡袋的一个小角搭在腰腹上，以防肚子着凉，但裸露在外的双腿还是会被吊扇吹得几乎抽筋。后来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夜里用一件棉短袖包着小腿肚和膝盖，饶是如此头两天还是被电扇吹出了热伤风。

从10月下旬开始，热倒是不热了，2021年反常的天气让南印度经历了一场莫名其妙的雨季。每天都时不时来一场或者几场倾盆大雨，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阵子印度报纸上也频频传来暴雨和洪灾在北印度山区和喀拉拉邦导致了人员伤亡的消息。连续几天集中的降雨甚至让金奈这座城市瘫痪，集中营里的一些人去金奈法院上庭的计划都被迫取消。照理说往年这时候印度就该进入旱季了，我在印度这么多年见过的雨加在一起都没这段时间多。

而集中营里都是裸土，被雨水泡成了一片泥泞不堪、举步维艰的沼泽，颇有一种“路上行人欲断魂”之感，连出门上个厕所都得犹豫许久。那一个月里集中营的路面就从来没有干过，好不容易有一两天不下雨，路面才稍微变硬一点，一场大雨下来便又泡了汤。一些积水塘总也没机会干涸，竟生出了水草、青蛙，渐渐变得像个小湖。这种天气只有鸭子们最为逍遥快活，纷纷下水嬉戏觅食。为了排去集中营里的积水，里面的人自发挖起了沟渠，沟渠末端颇有一股山泉的气势，即便雨停一日之后仍是水流不止，可见集中营内的蓄水之多。

这样说吧，自打开始下雨之后，集中营里生活环境近似于丛林。大家假如看过电影《阿甘正传》的话，应该会记得有一段阿甘在越南打仗赶上雨季，日日夜夜没完没了的下雨，就跟那里头的场景差不多，偶尔出个太阳如沐天恩，恨不得想要做个日光浴。酷暑的时候里我每天看着天气预报倒数着盼下雨，下雨的日子里又每天盼着出太阳，当看到天气预报显示接下去连续10天都下雨，内心的绝望更胜于连日的高温。这种持续的热带雨季导致了体内湿气毒气积聚——舌苔发白发粘，咽喉肿痛，手脚溃破……

虽然上海夏天也很湿热，但跟这里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我这才知道了过去在书里经常看到的“瘴气”究竟是什么东西，在生活条件艰苦医疗条件落后的过去，跑到这种地方赶上水土不服的话，那真是可以要人命的。不仅是我，阿茂和我太太也都因为这种气候产生了相关的症状。我的湿毒症状是最严重的，连续下了两个星期的雨之后，我的手上开始出现溃破，烂完手指头又烂脚指头。每个溃烂点的病程都一样，先是毫无预兆地鼓起一个小包然后破脓，溃破一两天后，就会自己慢慢收口痊愈。虽然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让人扛不住的是它反反复复发作，就跟身上长蘑菇似的，长完一茬又一茬，手脚上始终有一两个地方在溃破，前后溃破了十几处，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回想起来可能我的身体体质不大适合呆在湿热的地方，有一年去印度尼西亚海岛浪了一个月，结果脚上的脓肿久不愈合，回到上海就好了。我在集中营里手脚溃破的问题，持续下雨就持续发作，断断续续下雨就断断续续发作，准得跟天气预报似的。12月初的时候雨停了几天，我的脚本来都好的差不多了，突然有天夜里感觉脚上发痒，脓肿在冒芽，果然过了一会儿大雨便倾盆而下……这让我对雨天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阴影。从此我不得不信服咱们中医的理论，湿毒这玩意儿是千真万确存在的。

为了排湿排毒，我自己因陋就简地用一把不锈钢勺子给自己刮痧。我以往身体一直很好，刮不出什么痧来，而在这边随手一刮便出了红痧，可见湿毒之重。然而当地人似乎完全不影响，我相信南亚原住民为了适应当地环境，必然在生理上已经产生了相应的演化。像我这种碰到湿毒就会烂手烂脚的个体，如果生在古代的南亚，恐怕早就被物竞天择淘汰掉了，能流传下来的基因都是充分适应了当地气候的。这种演化的副作用是极其怕冷，温度降到30度以下，这些人就忙不迭穿上厚外套戴上绒线帽，在我看来非常夸张——他们有多不怕热，就有多怕冷。另外他们巨辣无比的日常饮食，可能也对祛湿有一定的作用。

丰沛的雨水还意味蚊蝇的猖獗，里头到处是成群结队的蚊蝇，以及其它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虫子。每当下过雨之后蚊蝇就会大批孵化，苍蝇在白天非常活跃，而每天傍晚则是蚊子出动的时间——一个上日班，一个上夜班，有着良好的分工合作。你方唱罢我登场，让我们一刻都闲不下来。我因此练就了用抹布拍苍蝇的神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苍蝇停在桌上的时候我将抹布以音速甩过去，最高记录一抹布拍死5只苍蝇。用电蚊拍打蚊子根本就不需要看，哪怕是个瞎子在那边胡乱挥电蚊拍，也能打死几十个。房间里的蜘蛛和壁虎是我们的好伙伴，牠们可以帮忙消灭蚊子，因此都任由蛛蛛在墙上结网。

在集中营才过了第一晚，我的双脚上就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红点，不知道是被哪种虫子咬的；在集中营里的这段日子，我身上每时每刻至少有二十个以上蚊子包，不知道是身体适应了还是蚊子的品种关系，倒也不怎么痒；这里的蚂蚁也很会咬人，如果脚上突然传来刺痛了多半是被蚂蚁咬了；还有一次不知道被什么毒虫在肚子上咬了几个包，持续瘙痒了一个星期，三个星期之后咬痕才消退掉。

在这里呆久了慢慢便对各种虫蚁见怪不怪，将其视为环境的一部分，决不会大呼小叫——苍蝇想在身上叮就叮吧，懒得赶它们了；睡觉的时候常常会有虫子爬到脸上，随手抓起捏死扔掉，都懒得看是什么；有次吃饭的时候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爬在脖子上，手一抓下来是只蟑螂，淡定地扔掉继续吃饭；走在树下经常会从上面垂下吐丝的刺毛虫，扯断丝扔地上自有公鸡来琢食；唯一有次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是蚂蚁在我放衣服的纸箱里面筑巢，翻起几件衣服发现一窝蚂蚁居然在衣服上孵卵……幸好我对任何动物都不存在恐惧症，难以想象那些对蛇虫八脚不能自持的人在这边要如何生存。

集中营也是老鼠的天堂，里面那些人用来喂鸡喂鸭喂狗的剩菜剩饭，免不了让老鼠们分一杯羹。院子的草丛到处都是老鼠打的洞，有些自己扩建牢房所浇筑的水泥地面，老鼠在下面打起洞来更是会造成地面的塌陷。总之集中营里随处可见老鼠洞以及在洞口探头张望的老鼠，成天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钻来钻去，晚上睡觉也能听到老鼠悉悉索索的声音。我们有次发现老鼠居然在我们放杂物的纸箱里安了家，且不说将一些物品咬得烂碎，还储存了好多偷来的土豆和花生。集中营里的人不胜其扰，对老鼠深恶痛绝，那种毫无顾忌痛下杀手的风格完全不像主张“非暴力”的印度教徒。捕鼠笼和粘鼠板每次都能斩获很多老鼠，小的只如拇指，大的赛过手掌。有一个专门的水桶用来对捕获的老鼠处以水淹之刑，死老鼠则成了群鸦的盛宴。

集中营里老鼠的数量肯定远远要比人多，这种繁殖力旺盛生命力顽强的动物是杀不绝的，关键在于老鼠在这里没有天敌。我常想要是营地里能养几只猫就好了，不管牠们抓不抓老鼠，仅仅猫的存在就能对老鼠产生威慑。集中营倒是有十几条狗子，这些狗子不会抓活老鼠却会吃死老鼠，有一次一批被药死的老鼠未经掩埋就被扔在垃圾堆里，给集中营里小奶狗翻出来吃了，随后四条小奶狗全部毒发身亡。

爱狗人士切莫难过，倘若天下所有的奶狗全部存活那恐怕才是一场生态灾难。印度是个流浪狗泛滥的国家，每年全球死于狂犬病的人数有超过1/3来自印度。集中营里的狗子们过得比人还安逸，有人定时定点投喂，一个个都膘肥体壮饱食终日，吃死老鼠并非饥饿难耐而是动物本能。它们的繁殖速度远超出了营地的负荷，小奶狗存活率远高于外头的普通流浪狗，每次生下的小狗都不得不送出去一些，即便如此也早已狗满为患。

除了这些与人类朝夕相处的虫蚁鼠狗，集中营的外边都是树林和空地，各种野生动物也经常会来造访，只是碍于高墙一般只有孔雀与松鼠能够进来。在印度这边看到野生的孔雀并非稀奇之事，但每一次遇见依然被惊艳到，雄孔雀拖着长尾飞上枝头的样子便如同传说中的凤凰，有一次甚至飞到我们集中营院子里的树上来——我到了印度之后才知道孔雀会飞，并非只会像我们在动物园里看到那样踱步与开屏。

集中营里甚至还有一只野兔，应该是从墙角排水孔钻进来的。野兔的警觉性极高，谁都近不了牠的身，从未被抓住过。当然，这也是因为那些南亚人没想过兔子可以吃，从未费心去抓牠。

这种与大自然相亲近的生活绝不浪漫，我常庆幸此地至少没有毒蛇出没。跟各种动物相处的另一大风险是疾病，鼠疫之类虽然没有，然而由蚊子传播的登革热则是实打实的威胁。印度本身是个登革热大国，秋季又刚好是登革热流行的季节，只是对于预防蚊子叮咬似乎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既然只能听天由命，那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其实我很可能在集中营里已经得过了一次登革热。十月底的时候，我毫无预兆地发了一场高烧。前一天还精力充沛好好的，第二天就病来如山倒，浑身疼痛无力，感觉自己热度不低。这症状显然是病毒性的，虽然症状很像流感，不过发病的速度和方式却跟我以往得过的流感很不一样，当时心想自己先扛着看看，如果持续发热的话再去就医。扛了一天一夜，发汗之后倒是退了烧，但烧退得并不彻底，后来又有反复，整个人虚弱不振了近一个礼拜。

那段时间集中营里病倒了一大批，也不知道起源何处，阿茂的症状跟我一模一样，只比我晚发作半天。我们自己诊断了一下，觉得很可能是登革热。国内的朋友可能不大熟悉登革热，登革热属于热带常见的虫媒疾病，估计每年会感染 5000万到5亿人不等，致死2万人左右，感染死亡率低于千分之一，80%的登革热患者都是无症状或简单发热症状；另一个侧面的佐证是，集中营有个之前得过登革热的人在这场流行中毫无影响，登革热一共有5型，某型感染一次终生免疫。这场疑似登革热的疫情，大概率是那23个斯里兰卡偷渡客带进来的，然后通过蚊子传播了开来。

集中营管理方也知道登革热的风险，隔几周便会进行灭蚊。灭蚊用的是一种大烟筒，将那白烟在集中营的户外地区喷上一圈就完了，然而我全然感觉不到喷完之后蚊虫有显著的减少。之所以蚊虫肆虐，除了雨水之外还有两个诱因。一是因为集中营里的垃圾都露天堆放，十天半个月才会有垃圾车进来收一次，自行焚烧垃圾很普遍；二是因为这个集中营在设计上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生活污水的下水管道。不过后来我突然想到，似乎包括我家在内的印度大部分社区里面也都没有专门的生活污水排水管，直接排放到街边的明渠中，为蚊虫滋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理想环境。我看到一个数据说印度城市中至少有一半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放到了河里，不处理生活污水本身就属于印度的一大特色。不同的是城市里的生活污水最后会流到沟里河里，毒害环境去了；集中营里洗菜洗碗洗衣洗澡的生活污水流来流去都在营地里，只能靠土壤吸收，毒害的是我们自己，成了蚊蝇的快乐天堂。

虽然有简易的蓄污池，但土壤吸收的速度根本比不上排放的速度，一下雨就毁了

集中营里洗澡洗衣服的地方是几个大水池，露天洗澡乃是南亚的地域文化特色。天热的时候水池里就是热水，天冷的时候就洗冷水，夏暖冬凉。连续下雨的那些天，洗澡水让人冻得直打寒颤，于是我用伟人洗冷水澡强身健体的故事激励着自己。洗澡的水池要定期清洗，否则很快会长水草积泥沙，同时漂浮着大量自寻短见的虫尸。另外，大家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能下水池游泳解暑，水池是公用的，只能用桶从蓄水池里舀水出来浇自己身上洗，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很自觉，从小的生活习惯使然。

习惯是非常顽固的东西，虽然这里头都是纯爷们儿，但那些南亚人还是沿袭了他们平时在街边河边露天洗澡的方式，始终穿着内裤或者纱笼，绝不会露出下体。他们洗下身的时候，会一只手拎起纱笼，另一只手伸进去搓洗；而湿透的纱笼正好粘在身上，无滑落之虞。由于大家都遮遮掩掩地洗澡，搞得我也不好意思痛痛快快脱光了洗澡，入乡随俗穿着内裤洗，洗完之后腰间围上浴巾，再在浴巾里头换内裤，最后把内裤洗了。无论是不脱衣服洗澡还是仅用一个水桶来洗澡，都属于技术活，亏我多年来混迹于印度各大宗教圣地猥琐地拍他们露天洗澡时早已耳濡目染，否则恐怕还真是不大容易上手。

就好像非洲赛伦盖提大草原的水塘会聚集各种各样平时不共戴天的野生动物，集中营里的水池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所，人们每天在这里洗澡洗衣服要花去很多时间，于是大家就会互相寒喧打招呼聊天，交流各种八卦和新闻。

集中营里的厕所倒还算干净，因为南亚这边习惯水洗，上厕所必备水桶，除了洗屁屁之外也会将便池内外冲洗一下。阿茂说他原来有点痔疮，到了这边每天用水洗连痔疮都好了。值得一提的是，上完蹲厕用水洗屁股也是一个技术活，并不容易掌握，技术不到位的话水会弄到脚上。我们中国人由于无法理解这种技术，常常都会脑补出用手指抠菊花的画面，事实上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这就好像从来没见过筷子的人也很难想像要怎么操纵这两根小木棍吃饭，可洗屁股又不像用筷子那样可以演示给人看。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南亚这边的人甚至都无法接受尿液飞溅到脚上，要么站着小便完了之后立刻洗脚，要么索性蹲着尿——又怎么可能用手去抠菊花呢？另外有很多人会困惑如果不用手纸洗完要怎么擦干，关于这一点需要考虑到南亚普遍天气炎热，就算湿嗒嗒穿起来，风干得也很快。你要是像他们一样纱笼里头不穿内裤，就更加没有擦干的必要了。

集中营里的生活条件在许多人看来或许颇有些艰苦，但我倒是觉得这更接近生活本来的面目。除了潮湿闷热的天气有些不适应之外，其他状况都能对付。在现代文明诞生之前，人们不就是这样子跟各种动物一起生活的吗？不就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适应大自然的吗？集中营里的这番生活体验，让我对南亚人民的传统生活方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况且这里至少有电灯电扇和自来水，能网上购物叫外卖，凭心而论我在集中营里日子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印度的中位线水平。要是能给我一台电脑用来上网写作的话，在里头呆一年也没什么问题。湿毒只是季节性的，总能熬过去。
不过呢，这种所谓的“好日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吃！

对于中国人来讲，有中餐的地方就是故乡。生活在南印度的这两年里，我并没有特别想念中国的那种乡愁，正是因为每天都能吃到自己做的中餐。阿茂也是个会吃会下厨的广东男人，正是传说那种手脚勤快的“别人家的老公”；而我作为一个拥有丰富印度生活经验一手包办家中饭菜的上海男人，跟他的相遇可谓强强联手。我们俩在集中营里搭伙过日子，迸发出了无数中华美食的创意火花，共同谱写了一篇“舌尖上的集中营”。

这一切都缘于到集中营之后第一顿饭，让我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在我来之前，阿茂和他的斯里兰卡室友搭伙。与其说是搭伙，倒不如说是他雇了个小弟——阿茂出钱买烟买菜，斯里兰卡小弟负责做饭打扫卫生。他们的牢房刚好是在最里面一间，抵着墙的角落里搞了一个简易的厨台。

集中营里头可以用炊具，但有两个限制。第一个限制不让用煤气罐，只能烧柴或者用电磁炉，毕竟煤气罐可以直接当炸弹使。集中营里的用电是不要钱的，而且供电出奇的稳定，停电概率要比普通社区小得多，毕竟这里是监狱的线路，要优先保证。第二个限制是不让持有中式菜刀这样的刀具（餐厅倒是有一把用来开椰子的砍刀），只能用水果刀切菜。我觉得中式菜刀其实比水果刀的威胁要小，水果刀捅死人难道不比菜刀砍人更容易？而且还更隐蔽和易于携带。

我到集中营的那天刚好是中午饭点，跟着阿茂一起去吃饭。小弟做了一大锅不知加了什么香料的饭和一小锅咖喱虾。斯里兰卡人的口味跟南印度是一路的，所有东西都能搞成奇辣无比的一坨糊糊。阿茂是从监狱过来的，没有挑食的毛病；其实我也不挑食，可那饭菜实在是把我辣得七窍生烟，最后倒掉了大半。我虽然生活在南印度，却几乎不吃当地食物，一来太辣，二来碳水化合物比例太高，非常不健康。很多人明明很瘦，肚子却是鼓鼓的，正是吃了太多碳水化合物的缘故。吃辣和高碳水饮食也有着必然联系——南亚穷人多，填饱肚子最经济的做法就是多吃米面之类的碳水化合物，少吃菜；要多吃饭少吃菜，免不了得把菜做得又咸又辣。

我一琢磨，要是让我天天吃这种饭菜肯定受不了，难不成只能吃水果啃饼干度日？既然这边可以在网上买东西和自己做饭，那为啥我们不想办法改善伙食呢？

我跟阿茂一合计，我们俩一拍即合。他做饭也是一把好手，但原本这里就他一个中国人，因此他懒得折腾饭菜。这边天气炎热，当天的饭菜必须当天吃掉，独自一人显然不大好搞。现在我们有了两个中国人，搭伙吃饭可操作的空间就大了很多。

有了想法之后，我们先得找个厨房。

牢房外小厨台的那些炊具都是别人的，我们跟斯里兰卡哥们儿吃不到一块儿去，仅有的一个电磁炉头显然无法满足同时做中餐和咖喱糊糊。

阿茂表示不要紧——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当即引荐了集中营里的一个叫皮特（Peter）的保加利亚人给我认识。
我前面提到过，这个集中营过去是一个自由度非常高的地方，直到一个保加利亚人的越狱终结了这一切——逃走的那个保加利亚人正是皮特的同伙。

皮特现年53岁，是个块头相当大的东欧斯拉夫人，身高1米85，体重恐怕有200斤，有一双湛蓝的大眼睛，尽管他现在已经谢顶并发福，但可以想像得出他年轻时的英俊帅气。皮特略微有些骆背，啤酒肚下面是两条细长的双腿，脑袋上寸草不生，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神似动画片《神偷奶爸》（Despicable Me）里的格鲁。

阿茂第一次带着我造访皮特是为了借盘子吃饭，他的住所看得我简直惊掉了下巴——我敢说这样的住宿条件已经超过80%的印度人。他的牢房门外扩建出了一个专门的厨房，厨房里有灶台有烤箱有榨汁机有调料架有冰箱有锅碗瓢盆有水槽和“自来水”——不过这“自来水”其实只是一个塑料桶下面装了一个龙头。我一开始傻傻地以为需要自己用提桶来手动灌装，后来才发现皮特准备了一根很长的软管，可以直接从厕所的龙头把水接过来。

既然有厨房怎么能没餐厅呢？厨房利用的是牢房门前走廊空间，以此向外延伸又搭了一个简易的凉棚作为客厅，凉棚的框架用的是木料和椰子树叶，地上浇了水泥，里头摆着桌椅，顶上还装着吊扇……值得一提的是，集中营里的餐桌非常稀缺，因为南亚人吃饭的时候习惯于席地而坐，餐桌并不是他们的必需品。

这样一套“三进三出”的住所里里外外约摸总共有20平方米，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走进他的牢房一看——哎妈，这哪儿是牢房啊？分明是一个带卫生间的卧室好吧！皮特独占了一个单间，由于大部分的杂物都放在了厨房里，因此内里十分干净宽敞。他睡的是一张牢固的单人铁床，床上有一张席梦思床垫和三个大枕头。最叫我感叹不已的是厕所里居然安装了一套淋浴系统，把一根带莲蓬头的水管接在了厕所旁边的水龙头上，然后把莲蓬头固定在蹲厕上方，同时装了防水的隔断和浴帘，干湿分离。不过呢，热水器就别指望了，当气温高于35度的时候，水龙头里放出来的本来就是热水。另外他还有一个折叠的坐便装置，可以让身材巨大的他坐着拉屎。

皮特作为一个欧洲人，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都与南亚这个地方格格不入。我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在集中营里生活了27个月，因此有充足的时间和动力把这里的一切都改造得符合他的生活习惯。

我们去借盘子的时候，皮特正在用他的烤箱烤鸡腿。我对他的厨房垂涎不已，以外面的标准来看这厨房肯定很简陋，但在集中营里面绝对是豪华配置，没法苛求更多，毕竟这里有些斯里兰卡人还在用土灶做饭呢。皮特比我们更受不了南印度这边奇辣无比的饮食，他的最爱是面包、披萨、奶酪以及加了土豆、豆子的炖肉，并不怎么喜欢吃米饭，但无论如何中餐都是比南亚饭菜更好的选择。皮特有时候会自己烤面包，只是那个面包的味道实在不敢恭维；不过他做的煎蛋非常好吃，后来我发现其秘诀是加大量黄油，这么多黄油加下去想不好吃也难；我从他这里学到了两样东西，一是如何用印度这边的奶豆腐来腌制奶酪，二是如何用酸奶来做土耳其和伊朗非常流行的一种饮料——Ayran。我第一次在伊朗喝到这种饮料的时候觉得很不习惯，后来因为当地一些套餐经常会附送，居然喝上头了，越喝越喜欢。

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是邻居，我虽然没有去过保加利亚，但对土耳其还是挺熟悉的，加上我去过不少东正教国家，所以倒也能跟皮特聊一些风土人情。我发现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在饮食上非常相似，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吃不吃猪肉。皮特嗜猪肉如命，他说保加利亚人每个星期吃5天猪肉。集中营里有穆斯林，因此餐厅里从不做猪肉；另外这里相当一部分斯里兰卡人虽然在宗教上并无不吃猪肉的忌口，但由于他们从小既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看到猪肉也会非常纠结。因此在吃猪肉的问题上，我们跟皮特也是一拍即合。

果然是能吃到一起才能过到一起，我们在没有做任何约定的情况下就达成了默契——皮特的厨房给我们使用，而他则接受我们的投喂，每天饭来张口即可。从此我们三个人组成了饭搭子，三个人一起搭伙是最完美的，既不会让做饭成为一种负担又能每天吃上新鲜的食物。我有时候想想真不知道皮特是几世修来的福分，每天俩中餐大厨轮流给他做饭。他十分震惊于中餐的各种神奇技法与搭配，跟他在伦敦中餐馆吃到的很不一样，他表示以后回到保加利亚自己也可以开个中餐馆了。我说我们做的也不能算正宗中餐，确切的说是“集中营中餐”，利用极有限的条件做出来的——别的不说，就说正宗中餐怎么可能连小葱都没有。

在印度生活的这两年，让我学会了要如何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阿茂原来每天早饭吃的是饼干和香蕉，我说印度这边各种杂粮这么多，咱们完全可以熬粥嘛，晚上烧好了第二天早上喝，于是绿豆粥小米粥南瓜粥红薯粥黑米粥轮番上阵，前一天如果炖了鸡汤还能熬鸡粥……从此我们早饭就是各种各样的营养杂粮粥。

同时我知道哪些中餐调料能在印度亚马逊上买到，哪种印度大米烧出来的饭比较接近中国人的口味，哪些原料可以李代桃僵凑合着用，哪天市场上的海鲜最新鲜……过去两年来摸索出来的印度生活经验让我们在集中营里过上有滋有味的生活。9月底的时候我太太曾经来集中营探望过我一次，我让她把家里不吃的东西都带了过来，尤其是那些不远万里从中国捎带过来的食材调料。于是我们拥有了香菇粉丝木耳面条生抽蚝油花椒油豆瓣酱香辣酱……在极大程度上解锁了许多菜式。她还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给我们，那就是筷子！筷子虽然能从亚马逊上买到，但快递要两周。烹调中餐离不开筷子，在等不及的情况下阿茂曾找了根木柴花了半天时间自己削了一双筷子——集中营里的人最不缺的显然就是时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一点点给厨房里添置了不少厨具，包括两口更大的锅——一口炒锅和一口高压锅，我还让我太太把家里的九阳豆浆机给我寄了过来。有了豆浆机之后，自己再用餐厅卖的飞饼做个鸡蛋灌饼，一口豆浆一口蛋饼恍惚之间仿佛自己身在国内。

过去我带着我父亲一起在外旅行的时候，他时常充当队中的大厨，能用一口非常简单的电磁炉煎炸烹炒，令我叹为观止。在集中营里做饭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只要人有那个意愿去做一件事，办法总比困难多，再简陋的条件也一样有办法做好。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比如蒸鱼需要一口大蒸锅，于是我们直接用一个不锈钢脸盆放在电磁炉上来蒸，再拿另外一个盆倒扣在上面。虽然蒸汽不是很足，密封性也不是很好，好歹解决了没有到有的问题；由于只有一口电磁炉可用，还训练出了我们高效率的时间管理能力，整个集中营可能只有我们是按时吃饭的。

阿茂的技能跟我能够充分互补，会做萝卜干、晒陈皮、种蒜苗、腌酸豆角……他从小生活在广东靠近海边的地方，处理海鲜很有一套。南印度这边可以买到非常新鲜的野生海鲜，而且价格相当便宜，手掌大的野生虎虾才30块钱一斤，其他各种在国内一两百块一斤的野生海鱼在这边只要20块左右，吃到就是赚到。阿茂换着法儿做各式各样口味的鱼，清蒸鱼红烧鱼干锅鱼干煎鱼生鱼片粉丝奶豆腐鱼汤……

皮特觉得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做饭上面，夸张地说我们一天要花8个小时做饭。但你们说关在这里头除了动脑筋吃好点儿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盼头呢？白天没啥鸟事儿，晚上鸟没啥事儿，吃上一顿好饭菜简直成了生活全部的寄托。为了安抚这副中国胃，没有办法要想出办法，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像皮特这种在不列颠岛国生活了8年一看到土豆就两眼放光的人，显然无法理解我们这种舌尖上的乡愁与情怀。

作为两个“以食为天”的中国人，我跟阿茂凑在一起几乎有一半时间都在讨论要吃什么以及怎么吃，这是最容易能让身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产生共鸣的话题。集中营里有人养了两笼鸽子，我们经常意淫着搞只鸽子来炖汤。然而人家的鸽子却并不是养来吃的，纯粹当做宠物，每天傍晚都会让鸽子出笼放飞——自己都身在笼中，还这么有情怀，教我们这种整天只想着能不能吃、好不好吃的人感到很惭愧。惭愧之余，嘴巴还是要继续馋的，最让我们眼馋的莫过于那些走地鸡了。但由于这些鸡不吃饲料，长得非常慢，连他们自己吃都不够，还要留着下蛋，所以怎么都不肯卖给我们。大家可能觉得这些鸡散养在外面，有没有可能像电影《甲方乙方》里那样偷鸡吃呢？之前还真有人干过半夜偷鸡的事儿，第二天早上鸡主人气急败坏哇哇大叫，跑去办公室调看监控录像，把偷鸡贼给找了出来，最后让赔了2000卢比（约合170人民币），这比到市场上买一只走地鸡还要贵。

集中营里的鸭子则是供大于求，我们对那些鸭子没什么兴趣，以我们现有的条件要烹调鸭子实在有难度——坦白说来就是我俩都不知道要怎么在没有料酒或啤酒条件下把鸭子烧好吃。鸭子并不在南亚人民的日常食谱上，因此其他人对鸭子的兴趣也不大。皮特会从养鸭的人那里买鸭蛋，那人成天忽悠他买鸭子，有次皮特心动买了一个，亲自下厨烹调，果然肉又老又腥，最后甚至都没吃完。他说，This is the first duck and last duck——这是第一只也是最后一只鸭子，再也不买了！

毫无疑问，我们是整个集中营里吃得最好的——不但懂得要吃什么，同时也完全不计较花费。比方说30多块钱一斤的野生海捕大虎虾（700卢比一公斤），集中营里的南亚人根本不舍得吃，我们却觉得这么便宜的虾吃到就是赚到。鱼、鸡、猪、牛轮着翻花样，现买现做现吃，基本没有隔夜饭菜；西瓜菠萝苹果甜橙木瓜番石榴各种水果不断档。你别瞧我们似乎每天大鱼大肉，我们只要花样多，但食量并不多，阿茂作为广东人讲究吃得少而精，每顿只吃七分饱，吃完饭就遛弯儿。在湿毒发作之前我每天都要在营地里来来回回走两个多小时，而且除了每日三餐之外几乎不吃任何零食。我们这种吃法看起来好像很奢侈，算下来每人每月也只不过花费一千人民币左右——毕竟自己做饭能花得了多少钱？加上印度物价本身就低廉，即便被采购商加价剥削也贵不到哪儿去。

当然，一千人民币的餐标（约合11600卢比），比起集中营发的5250卢比“工资”，已然翻了一倍，这里很多人没有收入也没有积蓄，平时得靠着这点“工资”过日子不得不省吃俭用，为了省钱大多数人每天只吃两顿饭。如果不自己做饭，每天两顿饭都在餐厅里吃的话，一个月大概要花七千多卢比，光靠发的钱并不够。集中营里头最穷的几个小孩连手机都买不起，平时会在餐厅打杂，他们打杂不但没工资，还得每个月倒给餐厅2000卢比，餐厅才肯包他们的饭。按这样推算下来，他们在餐厅每天从早干到晚，一个月的报酬大约五千多卢比。不过呢，加上集中营的“工资”他们每个月能够存下三千卢比，也算是相当不错了——集中营里除了吃还有其他开销，日常生活用品都需要自己买。

可我们这样每个月收五千花一万，买菜的钱不够怎么办呢？集中营里存在自然的金融流通，餐厅老板这边有“提现服务”，转钱到他的指定账号，可以给你现金，但要收取5%的手续费，而且他现金供应十分有限，不会多于一万卢比；另外采购商那边也可以充值结算，提前打了个一万卢比给他再慢慢扣。大金额采购的支付都要通过转账完成，先款后货，我在里面买手机就得先转账。

于是集中营里有一些土豪，在里面完全可以大手大脚花钱，比如搞装修搞扩建搞派对。不客气地说，我跟阿茂在集中营里也算是“土豪”了，可以实现海鲜自由、牛肉自由。不过我们跟真正的土豪比起来那是小巫见大巫，南亚人民本来就喜欢高调炫富，我在里头赶上过三四次土豪过生日请客——有一次甚至并不是土豪本人，只是土豪家里的儿子过生日——宴请整个集中营里的一百多号人吃一顿羊肉香饭（Mutton Briyani），堪称南亚最高标准的款待。这样请全村儿人吃个饭，大概花不到两千块人民币，架起柴火土灶自己烧，只需要出个食材的成本。但印度的羊肉不便宜，那么多人吃至少得买30斤羊肉，每斤三十多块钱，光是羊肉就得花一千多块。我平时是一名羊肉爱好者，但在集中营对羊肉完全没有胃口——天气已经这么热了，再吃羊肉岂不是热上加热。

在里头做饭比较头疼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没有绿叶蔬菜吃，唯一能搞到的勉强称得上叶子菜是卷心菜。集中营这个地段比较邪门，不在印度的生鲜电商Big Basket的配送区域，采购商也不愿去帮我们在外头找。有次餐厅老板跟我们说他可以搞到生菜，但每颗要价350卢比（约30人民币），我们一口答应，但即便如此高价的悬赏他依然没有搞到。蔬菜吃来吃去都是瓜果根茎豆子之类，丝瓜南瓜黄瓜葫芦瓜，成为了一名标准的吃瓜群众。

二是缺一把比较趁手的中式菜刀，用水果刀不方便切丝也没法儿斩劈。蔬菜类的还好解决，关键是鱼和肉类。在印度这边买鱼肉的时候千万不能让鱼肉摊自由发挥帮你处理，否则那个鱼和肉就毁了。比方说他们杀鱼的时候会把最好吃的鱼脸和鱼腩都切下扔掉，清理螃蟹的时候会把蟹黄蟹膏扔掉；又比如他们切肉会默认切成两厘米见方的小块，烧的时候一缩水就成了肉丁，做出来的菜都是烂乎乎一团。

为了按照中餐的习惯来烹调，我们每次让他们把完整的鱼和肉拿来，自己来处理。靠一把小刀来切鱼切肉切鸡，不得不发挥出庖丁解牛的高超技巧。在这点上我非常佩服阿茂，我在家里用菜刀都得很费劲才能把大鱼头一劈为二，他每次拿着一把小刀用巧劲就给搞开了；后来我也在肢解排骨的过程中领悟出了让刀尖游走骨头缝隙的奥义，用一把小刀就能切出猪大排，从来没想过切肉也能切得这么有禅意。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缺一个靠谱的采购。集中营里的物资供应，你要么在自己网上的平台买，要么就只能让采购商帮你买。为了保证新鲜度，肉食蔬果之类的生鲜采购高度依赖采购商。我过去还以为崔奇是一座到处是庙宇的印度教圣城，却没想到这边猪牛羊鸡海鲜都能轻易买到。集中营的采购商本身是这边的内部人员，连英语都不会说，沟通起来十分费劲，只能跟他看图说话。卖给我们的东西贵也就算了，关键还总是买不到我们要的。我们感觉他这个采购的副业干得相当漫不经心，每天只到固定的地方采购，如果那个地方没有他就跟你说买不到。就算把图片给他看他还是经常会买错，比方说让他买芋头会买成木薯，灯笼椒会买成尖椒，尖椒又会买成干辣椒，猪排总是买成猪腿；最气愤的莫过于买螃蟹，说好了不要清理，结果还是把蟹黄蟹膏都给洗掉了……好几次都有冲动想把他买来的东西扔到他脸上，然而人家是政府官员得罪不起，由于语言不通无法投诉，同时由于垄断经营也无法退货，我们只好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因此呢，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跟阿茂满怀期待地等着他把采购的东西送来，兴致冲冲地讨论着要怎么烧，结果送过来的东西完全货不对板，导致我们原来想好计划落空。后来我们渐渐适应了这种“开盲盒”模式，对他买的东西不再抱有期待——没有期望就没有了失望——等拿到食材之后再决定要怎么做。拿到的是猪排就做红烧，拿到的是猪腿就做蹄膀汤，堪称“薛定谔的采购”。

阿茂成天都说能放他出去买菜就好了……哎，身为大厨却没法亲手去挑选食材的痛苦恐怕大多数人都不会懂。
这样的情况迫使我们发挥创意用有限的食材创造无限的可能，在集中营里面特别能懂得物资的珍贵，这里不会有东西被浪费掉，一切事物都能变废为宝，自己动手的低成本乃至零成本改装改造随处可见。比方说水瓢是用食用油桶做的，桌子是把板条箱拆了以后做的，养鸡的鸡笼是用放鸡蛋的蛋格做的，门口的蹭脚垫是麻布袋做的，门帐是用旧毯子做的，断了腿的塑料椅子支根木棍继续坐……这类凑活的创意在印度有一个名称叫做Jugaad，我曾经在《为什么印度发展制造业这么难》一文中介绍过，集中营这样的环境更是让凑合主义发挥到了极致。

最让我惊叹的莫过于他们出于对酒精孜孜不倦的追求，从而爆发的巨大创造力。

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文化都把酒视为洪水猛兽，酒在集中营里面是绝对的违禁品，就算有钱你也搞不进来。但人性这个东西往往越禁越泛滥，集中营里就有几个酒鬼，在买不到酒的情况下搞起了私酿酒，而我在里面也学到了很多关于酿酒的知识。

酿酒比大多数人要想的容易得多，最容易的莫过于葡萄酒，葡萄汁可以自发酵，不需要酒曲。用葡萄酿酒是公开的秘密，因此集中营的看守会限制他们购买葡萄，每个人每次只能买1公斤。但这显然难不倒他们，把额度分散给不同的人即可。

皮特作为东欧毛子文化圈的一员，对酒精饮料有着莫大的热爱，他说自己家酿葡萄酒在保加利亚很寻常。我见到过好几次皮特做葡萄酒，他直接把葡萄揉碎，再将葡萄汁过滤出来，加入糖和面包酵母装在瓶中即可——加糖是为了可以转换出更多的酒精；葡萄可以自发酵，酵母本是可以不加的，纯粹是替代酒曲来用，加速发酵。我这才头一回知道原来面包酵母也可以用来酿酒，集中营管理方也知道这个偏方，因此把酵母列为了违禁品，得通过特殊的渠道才能搞进来。
除了葡萄酒之外他们还会做椰子酒，椰子酒更简单，把椰子汁收集起来，然后加入糖和酵母即可。这种椰子酒我过去在喀拉拉邦旅行的时候喝过，当时还以为是当地的米酒，不但喝起来就跟米酒是一样的味道，乳白色的悬浊液看起来也跟米酒一样，现在才知道原来是椰子汁做的。

这些酿造酒并没有什么稀奇的，材料容易取得，步骤也很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让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的是，他们在集中营里面居然还能做蒸馏酒。

我有次看到皮特把番石榴、橙子、香蕉等各种水果用粉碎机打碎了混在一起装进桶里，我问他这是做什么，他说是做Vodka——伏特加。我当时就懵了，伏特加不是用土豆做的吗？他作为毛子文化圈酗酒文化的传人，不可能不知道啊！用水果做哪门子伏特加啊？而且伏特加不是得蒸馏吗？后来我才恍然大悟，皮特的英文水平有限，把蒸馏酒统称为伏特加，他的意思其实是说这玩意儿是用来做蒸馏酒的。

做蒸馏酒这个活儿是偷偷摸摸的，我有幸见到了那个做蒸馏酒的玩意儿，教人叹为观止，充分展现了南亚人民利用有限资源违法乱纪的聪明才智。

首先他们在高压锅的出汽孔上装一根铜管，高压锅放在电磁炉上加热。这根铜管跟高压锅连接的地方使用面团进行密封，酒精蒸汽从铜管导出，铜管最后连接在饮水机的出水龙头上，龙头下面放个杯子承接酒液，这部分是蒸馏器。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的是印度的饮水机跟我们国内的饮水机完全不一样，确切来讲都不能被称为“饮水机”，只是一种非常简陋的带龙头的塑料水罐，成本不会超过5块钱人民币，饮用水桶装在上面就完事儿了。水罐里的铜管需要保持低温以便酒精蒸汽冷凝，因此他们在水罐里装满水，同时把一组水管接在水罐里随时进行冷却，这部分是冷凝装置。可惜我并没有尝到过他们做出来的所谓“伏特加”的味道，很难评估这套蒸馏装置运作如何。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的“伏特加”是在牢房厕所里做出来的，蒸馏器就安装在蹲厕上。最让我难以接受的倒不是这个，而是他们用来酿酒的水桶可能前一天还在装脏衣服脏内裤……虽然我知道酒精可以消毒，可心理上总有点膈应不是吗？

当然，这些酒鬼们显然不会在乎，就好像瘾君子不会在乎通过肛门偷运来的毒品。任谁在这里集中营呆久了都会变得越来越粗糙，更何况这里的生活和饮食条件跟在监狱相比已是如同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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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六记（四）逸闻记奇 | 随水文存

除了我之外，集中营里的所有人都在真正的监狱里蹲过。阿茂在被保释到集中营之前，一开始是被关在看守所，后来在监狱里关了7个月之久，跟我讲了很多看守所和监狱里的奇闻轶事，让我了解到了印度监狱系统里的黑色产业链。用阿茂的话来说，那就是“没钱连牢都坐不起”。在往下继续写之前我得要事先说明，关于监狱的部分轶闻我也是道听途说来的，不能保证绝对真实可靠，想要求证唯有自己去印度监狱里体验一下。

先从印度看守所说起好了，看守所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性的关押场所，住宿条件很恶劣，最多关押15天就会被转送到监狱。看守所的标准牢房是一个大牢房里面挤好几十个人，如果你想要条件好一点，有一种VIP牢房可选，交2500卢比一天（约合215人民币），你可以享受只需要跟五六个人挤一个十几平米房间的特殊待遇；再多交4000卢比一天（约合340人民币），看守所就能给你开小灶，你想吃什么给你吃什么。所以在印度开看守所比开酒店要挣钱得多，日进斗金的节奏。

到了监狱里面，管理得更加精细。金奈那个监狱据说是全亚洲最大的，里面分三个大区：一是惩罚区，也就是我们传统概念里的监狱，你只有宣判了刑期之后才会被送到那里去，里面大约有八百多名囚犯；二是候审区，关的是嫌疑犯和被告人，这些人还没有正式判决，大约两千多人；三是女子区，因为人数少，所以嫌犯和罪犯都会被关在一起，当然里面应该是分开的。

进到监狱候审区之后会先被送到“新手村”，监狱看守在那儿观察你十天半个月，然后根据不同案件来把你分配不同的狱区（Block）——经济犯罪的会被分到一起，暴力犯罪的也会被分到一起。由于经济犯罪的人消费能力会比较强，通常能够得到更多的优待，因此监狱里的看守一看你是经济犯罪关进来的，就知道从你身上有油水可刮，会重点关照你。这类受到优待的犯人在监狱里不需要干活，监狱里那些活儿都是那些没钱的犯人干。

阿茂的案件便属于经济犯罪，到了监狱里头让律师花钱打点好了之后，每天的生活就跟养老似的，连衣服都可以让人替你洗……他每天都干些啥呢？听阿茂说，监狱里的生活方式特别有益于身体健康，呆过的人都说疗效显著——每天晚上九点熄灯早上六点起床作息有规律，睡在硬地板上有益于腰椎颈椎；他们并不需要整天被关在牢房里，除了晚上睡觉其他时候都是在放风，白天有着很大的活动范围；由于无事可做每天逛来逛去遛弯儿运动量大，娱乐活动主要是下棋打弹子，而想要了解外界信息只有英文书报可看，英文水平突飞猛进……阿茂说他坐牢之后腰不酸腿不疼，连颈椎病都好了；皮特说他过去非常胖，在监狱里吃不下那里的东西，三个月瘦了20公斤，因祸得福地治好了他的高血压……真没想到坐牢还能坐出延年益寿的效果来。

那么要是在监狱里生病了怎么办呢？严重的话当然可以保外就医，但有时候也只能听天由命。

由于赶上第二波新冠疫情，阿茂在监狱里中了招。他们监狱里面几乎所有人都得了一遍，大家关在一个笼子里谁也跑不了。那时候正值印度的热季，要是谁躺在地上还盖着被子瑟瑟发抖，那准是中招了。阿茂说他的新冠症状就像感冒，躺着发了两天烧，一度丧失了味觉和嗅觉，给他们发的药很简单：退烧药、抗生素、维生素和锌片。我问他有没有留下肺部的后遗症，他表示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除了隔壁区有一个68岁的老囚犯死于并发症之外，疫情并没有在监狱里造成太大影响，几乎没什么重症，过几天就自己好了，大概犯人们的身体都特别健康。另外顺便说一句，印度监狱里这些病例都是任其自生自灭的，连检测都没做过，自然也没有被计入印度的疫情确诊数据。

皮特告诉我的故事则有点不同，印度第二波疫情来袭之际他身在集中营里，就跟监狱一样，这里也几乎所有人都感染了一遍新冠，一共有4个重症患者，而皮特正是其中之一。按他的说法，新冠跟感冒是完全不同的，绝不可能把新冠当成感冒。由于医院已经人满为患，皮特被送往了一个大学教学楼临时搭建的收容点，没有氧气可吸，除了抗生素、锌片之外也没什么药物，甚至没东西吃——收容点提供的印度饭菜对他来说根本无法下咽。后来他说早知这样他还不如呆在集中营自己的牢房里，收容点的条件远不如集中营。前后二十多天里，皮特整个人又消瘦了十几公斤（他在监狱里瘦掉的体重已经长回来了一部分），他当时的病症严重到以为自己将要客死他乡，连给家人的遗言都留好了。病愈之后他去私立医院做过CT胸透等检查，所幸没有留下后遗症。

疫苗宽裕了之后，政府给监狱和集中营里的人都免费接种了疫苗，加上那些自己感染过的，我估计这里99%的人体内已经都有新冠抗体，毕竟整个印度的抗体携带率普遍达到了90%以上。虽然我们这些被关在集中营里头的人进来前做过核酸检测，但不得新冠不代表不会得别的病。集中营里卫生条件差，聚集的人又多，有啥传染病基本上就是一锅端，比方说我前面提到的疑似登革热便是如此，除非你已经有了免疫力，否则谁都跑不了。

由于害怕被“一锅端”，2021年后第二波疫情爆发时，集中营里有两个韩国人以感染风险为由设法离开了这里。那俩人在这边的公司涉嫌逃税4亿卢比被起诉，一开始呆在监狱里，后来被保释到了这里。他们当时用手机拍了很多集中营内部不符合防疫规定的情况——比如看守不戴口罩、不遵守社交距离、卫生状况差之类——然后把照片发给了律师，让律师向高院提出申请，说里面的环境和防控措施无法保障他当事人的生命安全，要求高院释放他们回家——那段时期印度很多监狱看守所都把部分犯人放回家了，但集中营却没有这类政策。后来高院对申请作出了回应：允许他们回到金奈家中，但不许迈出家门一步，并且他们每个月得支付30万卢比用于一对一看守他们的警察（警察需要三班倒）。听说那俩韩国人回到家里过得还不如集中营里头自由，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显然不能指望电子脚镣这么高级的东西存在于印度这种中世纪国家——在印度凡是能用人力解决的问题，决不用科技手段，否则这些人可不就失业了嘛！

不过呢，事实证明人力看守很不可靠。根据12月份的新闻报道，这俩韩国人从看守的眼皮底下弃保潜逃了，新闻上说他们可能使用伪造的证件从印度东北部偷渡出境回到了韩国。

我虽然不会怀念集中营里的生活，但我也得庆幸自己被送到的是集中营而不是监狱。集中营最大的福利除了可以用手机之外，莫过于丰俭由人的饮食，监狱里头可就没这种好日子了。

而印度监狱里面的饮食可谓是地狱级别，就跟那些在印度监狱呆过的中国人描述得差不多，里头的食物真心是难以下咽，否则皮特也不至于三个月能瘦20公斤。

以阿茂呆的金奈监狱为例，平时大多数时候只有蕃茄汤（sambar）、豆子羹（Dal）,没啥油水；正常情况下一周只有星期天给开荤一次，给一块很小的鸡肉，因此星期天也被称Chicken Day（鸡肉日）；要想改善饮食？那就得让外头的家人
朋友给监狱食堂打钱充值，让他们给你加餐。食堂有不同的充值套餐，从12000卢比到20000卢比不等（约合1000到1700人民币），可以给你多安排两顿；再高级一点的则是私人餐厅，提前充值随到随点。由于印度教徒不吃牛肉穆斯林不吃猪肉而羊肉又太贵，所以荤菜还是只有鸡，500卢比能买到一小包鸡。在监狱里连续吃了7个月的鸡之后，阿茂现在对鸡十分反感。

据阿茂告诉我，印度监狱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监狱食堂会在犯人的饮食里面下药，这种药物会影响雄性荷尔蒙分泌，目的是减少犯人的暴力倾向，在里头少惹事儿。如果长期吃食堂的饭菜，会有阳痿不举、胡须生长缓慢等症状，当然性格也会变得更为平和，类似于化学阉割。私人餐厅的饭菜则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狱警自己有时候也会在那里吃。

监狱的私人餐厅是承包出去的，当然你必须有关系才能承包得下来。一个候审区关了两千多人，在私人餐厅吃的有两三百号人，餐厅每年可净赚数百万人民币——为啥我会连赚多少钱都知道呢？因为餐厅雇的人都是里头的犯人，包括会计。这事儿真的就跟《肖申克的救赎》里头拍得一样，监狱里有会计专长的犯人会被拉去给监狱的收支做假账，那会计比谁都清楚盈利情况。餐厅里除了提供餐食之外，同时也卖饼干水果肥皂牙刷之类的杂货，价格至少是外面的2.5倍，但有一个例外——市场价20卢比一捆的印度土烟Biri，售价高达350卢比，相当于不到2块人民币钱的东西卖30块。

由于监狱里不允许流通现金，硬通货就是这种土烟，那些犯人在监狱里面干活的工资都是以土烟支付的，干一天一捆土烟——也就是说餐厅雇一个犯人每天的实际成本不到2块钱，一个月只花60块钱成本就能雇个劳力。超低的经营成本和垄断的售价相结合，简直是比贩毒还要暴利的买卖。当然，犯人到手的这包不到2块钱的烟，在监狱里头拥有350卢比的购买力。从某种意义上讲，餐厅充当了发行货币的“监狱央行”角色，由于土烟会被消耗掉，还成功避免了通货膨胀的问题。犯人之间相互提供服务都使用土烟结算，诸如洗衣服理发按摩等，以理发为例，2根烟他随便给你剪，5根烟可以定制发型。

无论是监狱还是看守所，香烟都不属于违禁品，可问题来了——火种却是不允许的，要如何解决点烟的问题呢？这事儿难不倒足智多谋且穷极无聊的服刑人员。男人在有烟没火的情况下，智商仅次于爱因斯坦。阿茂呆的那个看守所里面，火种可以通过钻木取火获得，保留火种的方法是烧绳子，把破衣服毛巾等棉制品搓成一根很长的棉绳，像烧香一样昼夜不停地燃烧着。

监狱里面保留火种的方法要更加高级一点，他们有火刀、火石和火棉。火刀是个金属片，火石就是块石头，火棉是用从医务室拿回来的棉纱布自己做的。需要打火的时候，用火刀火石擦出火花点燃火棉，用火棉来点烟，平时把火棉闷在药瓶里，一小团火棉可以用很久。

总而言之，监狱在长期的运行中形成了一套自有的经济体系，扩大到印度的整个司法体系也是一样。

在印度有一句话：Everything is business.一切都是生意，只要有“需求”的地方就有生意，而“权力”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拿来变现的。打官司的人总想快点了结吧？你想要快那就得花钱，否则的话司法部门就会给你拖着，能拖多久拖多久；想要保释出去除了要交保释金之外，还得给印度政府的司法部门捐钱；另外请律师也是一大笔费用，虽然说你要是没钱的话政府可以给你免费派律师，但他们会拖到最后一刻再派给你，让你在监狱里先等上足够长的时间，而且那个公派律师究竟是来帮你脱罪还是定罪的也很可疑。所谓司法公正在印度是不存在的，“公正”需要花钱来买；印度司法部门会想方设法多立案，把无辜的人卷进来，越多的嫌疑人和被告人意味着越高的收入。

这种“一切都是生意”的指导思想，也正是这个集中营存在的原因。

话说1980到90年代斯里兰卡内战时期，印度政府为了应对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恐怖分子，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做Q Branch的特殊部门。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将此地闲置的监狱营区改建成了集中营，用于关押那些怀疑与泰米尔猛虎组织有联系的人员。那会儿泰米尔猛虎闹得很凶，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就是被泰米尔猛虎组织刺杀的。

但后来随着斯里兰卡内战的结束，2009年泰米尔猛虎组织投降解散了。照理说，接下去就该“鸟尽弓藏，兔死狗烹”，Q Branch人员功成身退解甲归田。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没这么简单，已经成立好的QBranch部门牵涉到上千人的就业问题，要怎么安顿这些人呢？显然没法儿说解散就解散。印度的官僚行政体系过于庞大臃肿的问题就是这么来的，请神容易送神难，占着茅坑拉不拉屎是另一码事，但挖好的坑要想再填起来阻力重重。

比方说光是这个集中营就至少养活了百八十号人，这里的看守是三班倒的，经常看到他们交接班，我点过他们人头，每班有二十多个人。要是集中营关闭了，这些人的饭碗怎么办？于是，本不该存在的Q Branch和本不该存在的集中营，就这样被继续保留了下来，继续关押管理那些被怀疑与已经不存在的泰米尔猛虎组织有联系的斯里兰卡人。

这个集中营里面确实有一部分人以前跟泰米尔猛虎组织有关系，支持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独立，时不时就给泰米尔猛虎组织招魂。9月26号晚上有些人在集中营里搞祭奠，我问他们这是在干嘛，他们告诉我在纪念一个叫Thileepan的人。我一搜这是个泰米尔猛虎组织的战士，1987年绝食身亡，他死的时候这里好多人都还没生呢。类似的祭奠活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搞一次，泰米尔猛虎精神不死。

另外集中营里还正儿八经关了一伙斯里兰卡黑帮的人，那个黑帮老大腿上有两处枪伤，两条腿不一样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虽然他个子很矮小，然而眉宇之间不怒自威。新闻上说这个黑帮老大跟泰米尔猛虎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涉嫌多起政治谋杀。听说他过去曾和斯里兰卡警方进行过枪战并逃脱，打死了五名警察，泰米尔猛虎组织被消灭后用假护照逃到了印度。皮特告诉我，有次集中营里有个斯里兰卡人跟黑帮老大起了冲突，几个小时之后，那人远在斯里兰卡家中的亲戚就让人给捅了。

这个黑帮一起被关进来的有好几个人，这帮人很有钱，给自己修了一个非常豪华的活动场所，那台电视机是整个集中营里最大的；这些黑帮对生活品质很讲究，活动室里面还放了一台跑步机；老大想要打羽毛球，然而连日下雨地面泥泞，于是就花了两三万块钱浇筑了一个水泥的羽毛球场；集中营里面每个月领着工资负责伺候老大日常起居生活的小弟就有4个人。

最让我震惊的莫过于黑帮老大的牢房，如果说皮特的牢房是“豪宅”，那黑帮老大住的绝对是“宫殿”。他房间里有一张1.2米宽的实木床，是集中营里最大的床，床上有硅胶枕、抓绒毯，地上铺着地毯和垫子。要知道整个牢房才不到2.5米宽，那张床就占掉了将近一半的空间。剩下的空间有衣柜有桌椅有神龛有冰箱有淋浴有音响，当然这些还不足以显示出老大与众不同的身份，他得意洋洋地指着墙上的遥控器，告诉我房间里的吊扇是带遥控的。牢房的装修风格洋溢着满满的南亚农家乐审美，所贴的墙纸是红色玫瑰图案，拱顶上则用涂料画满了蝴蝶。牢房里的其他各种摆设也极尽艳俗之能事，无比辣眼睛。

装修这样的一个牢房倒不是说要花多少钱，我看了看屋里屋外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满打满算1万块人民币搞定，关键你得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弄进来，包括修羽毛球场用的大量建材也是。黑帮老大在印度政府里头有关系，听说他哥哥是这边一个很大的行政长官——很多斯里兰卡人在泰米尔纳德邦都有亲戚——所以他几乎能在集中营里为所欲为。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有关系还会被关到集中营来呢？正因为有关系才能来集中营啊，可以每天打打电话指挥一下外面的生意，否则的话他现在就该呆在监狱里。感觉这套路简直堪比哥伦比亚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巴（Pablo Emilio Escobar Gaviria），埃斯科巴的毒品集团富可敌国，刺杀了多名政府官员后与政府谈判，自愿关进了自己建造的私人豪华监狱，并在狱中继续遥控他的毒品集团。这伙斯里兰卡黑帮也相当嚣张，完全不把看守们放在眼里，一个小头目过生日的时候，用17个字母蛋糕，拼出了MAFIA DANUKA ROSHAN的名字，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们是Mafia（黑手党、黑帮）。

然而泰米尔猛虎组织毕竟已是陈年往事，跟这一组织有瓜葛的人如今越来越少，按照这样的趋势集中营迟早有一天会被关闭，为了保证Q Branch可以继续得到经费，泰米尔纳德邦政府想出了一个由头：Q Branch的管辖对象不再局限于斯里兰卡人，有权介入所有的外国人案件，那些在泰米尔纳德邦的涉案外国人，被保释出来将会被送到这个集中营。
按照印度的法律规定监狱最多只能关押犯罪嫌疑人90天，超过90天如果还不给你起诉书（Charge sheet）的话就必须让你保释出去；拿到起诉书之后嫌疑人的身份就成了被告人，但被告人不等同于罪犯，拥有被保释的基本权利；即便被告人被判有罪，服刑一段时间之后也有权申请保释。因此被保释是一种人权，侵犯这种人权显然需要一个借口。最早被关到这里的外国人是几个尼日利亚人，他们从事的是网络犯罪，于是Q Branch借口说这些人如果让他们保释呆在外面无法防止他们继续犯罪，只有关到集中营里才比较保险。

此例一开，从此之后外国人不管犯了什么罪，不管潜在的危害是大是小，保释之后都会被送到这里来，从此集中营里的人变得越来越多。2019年皮特刚来这里的时候只有40多个人，现在这里关了超过150个人，进来的人多，出去的人少，早已人满为患。我怀疑我作为第一个因为签证过期被关进来的外国人也算是开了一个先例，今后他们可以循此例随意把滞留的外国人关到这里来。最近Q Branch甚至将触手伸到其他邦，我之前提到过集中营里关进来了23个斯里兰卡的偷渡客，这些偷渡客其实是在喀拉拉邦被抓的，Q Branch动用他们的权力把这些人带到了集中营。印度不同邦之间的独立程度很高，这种跨邦的行动极不寻常。

Q Branch又不是劳模，干嘛主动去接手这种烂事儿呢？因为关越多的人意味着越多的经费和收入。

据知情人告诉我，这个集中营存在严重的吃空饷现象，明明只关了一百来号人，申请的经费却是按照一千个人来的。我觉的一千个人的说法显然太夸张了，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肯定有虚报人数以申请更多经费。另外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虽然他们每个月发给每人五千多卢比的生活费，但他们从上面领到的经费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被克扣掉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发的生活费金额是经过他们精心计算的，跟当地物价相匹配，保证你刚好不会饿死，也保证你绝对存不下钱来。这个集中营的存在，里里外外养活了几百号人，为了维持这个地方的经营，他们有动力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把人源源不断地关进来。反正这个地方花的是印度政府的钱、纳税人的钱，瓜分的油水却能落入自己腰包，何乐而不为呢？这种滥用国家资源的情况在印度各级政府部门都非常普遍，由此造成的低效率和浪费可见一斑。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全印度只有两个地方有这样的集中营，另一个在阿萨姆邦，听说已经被关闭。假如是真的话，那么泰米尔纳德崔奇的特别集中营便是全印度独一无二的特殊存在。也就是说呢，我有幸被关进印度集中营纯属机缘巧合，要是我身在别的邦就没机会进来了。这个特别集中营从本质上来讲是一个早就应该被关闭、不应该存在的地方，一个印度政府可以以安全之名非法侵犯外国公民人权的地方，而其背后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Q Branch这个部门官员敛财的需求。

这就造成了一些非常荒谬的现象：同一个案子不同的嫌疑犯，印度公民被抓之后马上就能保释出去，就算是杀人犯也能在90天后保释；而外国人哪怕再小的案件，在案件审理完之前都会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外籍被告人最后即便被宣判无罪，却仍会被“合法”关押好几年。

作为一个“法制国家”，这样做的依据来自于1946年颁布的《外国人法案》。这部法案很短，加上全部的修订一共才8页，然而正因为内容简短模糊，可发挥的空间很大。只要你违反了法案中的任何一条，印度司法部门就有权根据3（2）（e）条款，下令软禁甚至拘押你（requiring him to reside in a particular place; imposing any restrictions on his movements;），条件和期限并无具体规定。仔细研究了法案的朋友告诉我，印度政府完全可以依据那些条款，用更恶劣的条件来拘禁我们；集中营里现在这样的生活已经算是网开一面了。

由于外国人在印度惹了官司之后护照会被收走，大部分人签证很快就会过期。只要你签证一过期，那你的情况就适用于法案了，于是他们能以法律之名随意侵犯你的人权。这有时候比判刑还可怕，刑期是有限的，而依据《外国人法案》的拘押却可以十年八年无限地把你关下去……

1946年颁布的《外国人法案》可说是这一切的万恶之源。当年印度正处于殖民统治的末期，这部法案产生于敌视外国人的特殊时代背景，对外国人存在着一种“逆向歧视”。用当代的人权眼光审视这部法案，会发现它早已变得简单粗暴不合时宜。可为什么这样一部不公正法案还没有被废除呢？因为立法者本身是印度人，印度人自己犯不着去反对这部法案，法案对外国人越苛刻越能符合印度人的利益；而受法案影响的外国人却又没有资格去反对这部法案，所以说白了就是“霸王条款”。

这种事情发生在印度丝毫不奇怪，印度还有一个公共安全法，可以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将你行政拘留长达两年。
从表面上看，这个集中营看起来有点像个收容所，印度政府可以冠冕堂皇地宣称：考虑到外国人在这边不能务工没有收入，取保候审期间可能会迫于生计继续犯罪，因此就把你关在这里养着你。

可问题在于，收容难道不应该是自愿原则的吗？搞成强制收容的话不就等于另一种形式的监狱了吗？

由于这个问题，集中营里爆发了一场抗议。

阿茂比我早到集中营一个多月，就在这一个多月里面发生了两件大事，我都“不幸”地错过了。其一是我后面要讲的越狱事件，其二则是斯里兰卡人的抗议活动。

强制收容导致了一种很荒诞的情况，比方说吧，某个外国人是因为偷渡或者假护照被立案，这类案件最后的判决最多也就是服刑3个月到6个月，很少有超过一年的。然而由于印度行政效率的低下，导致了许多人在集中营被关了两三年，案件都还没有进展。假如能够保释在家里，时间拖得长点也无妨；而假如是被关在监狱里的话，这些关押的时间可以用来抵扣惩罚期。比方说假如你最终被判6个月，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呆了5个月，那么你只需要再去服刑1个月就可以刑满释放。可由于集中营处于一个灰色地带，关押在这里的时间是不算入惩罚期的——不算惩罚期当然也没错，否则的话这里的日子这么好过大家都要挤破脑袋来集中营服刑了。比方说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黑帮老大，他的案件如果有一天真判下来可能是无期徒刑，呆在集中营里反而是一种福利。

但问题在于，就算这里给吃给喝，你也没权利把人家关好几年不是吗？集中营跟监狱相比有颇多的自由，跟保释相比则有颇多的限制，大致是一个介于监狱和收容所之间的地方，关在这里到底算是怎么一回事儿始终没有一个说法。
这里大多数人关押在集中营里的时间，都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案件所需要服刑的时间。在这个集中营里头住了两三年以上的人比比皆是，所以他们才会有心思栽花种树装修牢房。听说这里呆得最久的一个人已经住了10年，那人牢房门口的几棵香蕉树长得又高又大，他的案件涉嫌人口贩卖。在印度通常越严重的案件，判决的时间就会拖得越长，比方说谋杀和贩毒。

斯里兰卡人抗议的主要诉求是将集中营里呆的时间算入惩罚期，至少采取一定的折算系数，比如说集中营里的2天折算1天的惩罚期。为了让这场抗议引起足够多的关注，那些人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首先就是每天集体抗议，举着各种自制的海报标语，拍摄视频上传油管；见当局没什么反应，更加夸张的戏码上演——剖腹、割腕、上吊——当然，全部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假戏假作，比如所谓切腹就是在大腹便便的肚子上划一条口子，所谓上吊则是等着有官员来巡视时，爬到一棵树上鬼哭狼嚎，假装要用绳子自行了断……

虽然看起来很滑稽可笑，但这些抗议倒是起到了效果，政府派官员前来谈判，最后虽然仍旧没把集中营里呆的时间算入惩罚期，但高院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求在3个月内将集中营里所有人的案件了结。按照印度人一贯拖拉的尿性，已经拖了那么多年的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搞完。命令下达之后案件处理的速度确实有所加速，但3个月内处理完绝对是痴心妄想。

我过去就知道印度政府既腐败又低效，但从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这次算是让我切身体会到了这条漠视人权的灰色产业链是如何运作的。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像印度这样一个大量人口仍旧生活在贫穷中的国家注定不可能有什么高质量的民主和人权，设计得再好的制度在印度运行起来也只会成为一个笑话。

进入集中营的第二周，确切地是中秋节那天我收到了一份大礼，那就是集中营管理方安排我跟皮特同住，终于不用再跟阿茂他们三个人挤在一间了。当我得知自己能够住进这间梦幻牢房的时候感觉好像中了彩票头奖，但集中营安排我跟皮特住一起却是别有用意。

皮特的案件是涉嫌信用卡欺诈，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信用卡盗刷。他跟他的同伙伊利安（Ilian）专门选择印度是因为这里的信用卡安全级别很低，他在印度酒店被抓的时候人赃并获，被搜出一台可以复制信用卡的机器和很多复制卡，人赃俱获。被逮捕后他们在监狱里待了3个月，保释出来之后被送到了这个集中营里。

我虽然没见过伊利安，江湖上却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伊利安无疑是这个集中营的传奇人物，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从这里成功越狱的人。之前曾经有人扒在垃圾车下面逃了出去，但很快就被抓了回来。伊利安八月底从集中营逃出去之后便人间蒸发，至今都毫无线索。

从这里逃出去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有没有逃亡的动力。大多数人所犯的罪本身就很轻，逃出去之后反而要面临更多的问题，比方说要藏到哪里去，以及如何离开印度这个国家……在集中营里头他们的身份只是被告人或者嫌疑人，一旦畏罪潜逃无疑就成通缉犯。

伊利安出逃的方式并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纯粹是因为这边的宽松的管理。在伊利安逃走之前，警戒塔上的看守毫无警戒之心，成天搬个椅子坐在那里玩手机摸鱼，上夜班的还可以睡觉。伊利安的牢房就在警戒塔的下方，而他用锯条锯开铁窗，从窗户钻出去逃走却全然无人知晓……由于集中营里没有日常点名，看守直到三天后才知道他逃跑了，这还是因为邻居注意到好几天没见到他，以为他在房间里生病了。调看监控录像，发现他逃走的过程其实被外墙的摄像头拍了下来，可当时没人在看监控……

伊利安原来的房间到现在还空置着不让住人，隔着铁门可以看到他只锯掉了两根铁窗栏杆就钻了出去，被锯开的铁窗现在已经重新焊上。他出去之后应该有人接应他，帮他安排好了交通食宿，三天时间足够让他偷渡离开这个国家。他在走前彻底粉碎了自己原来的手机，让警方无法从中获得数据，也无法通过手机来追踪他。

伊利安的越狱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直到他逃跑之后大家才回想起一些细节，意识到他早有预谋。比方说他在逃跑前的一段日子利用自己国际象棋的棋艺到处跟人下棋赌钱，赢了很多现金在手上；又比方说他常找这里的看守聊天，打探他们的作息规律。

伊利安出逃后曾经打过电话回来报平安（并非打给皮特），当然他隐藏了自己真实的号码，来电显示是一个美国号码。印度警方循这个号码打回去，跟对方说我们是印度的警察，对方怼了他们一句说我是FBI。

大家一定很好奇伊利安逃走以后能去哪里，关于这个问题有一次我问了皮特，他告诉我，伊利安可以陆路偷渡到尼泊尔，去尼泊尔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使馆挂失自己的护照，申请临时旅行证，然后从尼泊尔离境。我说难道那些使馆不知道他在印度有案件？皮特说，使馆知道，但使馆也知道印度有太栽赃陷害的假案件，所以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照样给他发旅行证。使馆的责任是保护自己的公民，他们不可能去报告尼泊尔警察把他抓走，再送回到印度坐牢。他说之前有两个有官司的罗马尼亚人正是用这样的方法从印度偷渡到尼泊尔，然后在尼泊尔的德国大使馆获得了旅行证。

关于皮特的说法，恐怕谁都没法儿去验证真假，我只能说听起来还挺有道理的。

伊利安的越狱让整个集中营承受了代价，原来的好日子到了头，集中营的管理人员大力整顿了纪律，挨家挨户搜查违禁品，各种各样的工具、刀具、绳索都被收缴。皮特原本有4把刀，现在只给他留了一把小水果刀，也就是我们用来庖丁解牛的那把。那些狱警再也不能上班时候摸鱼睡觉玩手机了，看他们百无聊赖的巡逻站岗，感觉还不如我们这些关在里面的人自在。

承受最大代价的还是皮特，作为伊里安的同伙，他成了重点关照对象。皮特在这边的各种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允许别人做的事情往往都不允许他做，更重要的是伊利安的逃跑还会影响到接下去法官对他案件的判断。

那为什么伊利安不带着皮特一起逃跑呢？后来集中营里跟伊利安相熟的人告诉我，警察当时是先抓到了皮特，然后皮特把伊利安给供出来的，所以这两人之间恐怕只是塑料友谊，为了自己随时可以出卖对方。越狱逃跑这种事情，显然参与的人越少越好，谁知道皮特会不会再一次出卖他来换取自己减刑？假如我是伊利安的话，最应该瞒着难道不就是皮特吗？因此我个人认为皮特对伊利安的计划和现状应该是一无所知。

但印度警方显然误判了皮特在越狱事件中的作用，总怀疑他是同谋。由于皮特在集中营已经呆了两年多，这里很多人都是他的朋友。安排我跟他住在一个房间，一来是因为我没有案件，不存在越狱的动机；二来是因为我初来乍到跟他没有交情，于是他们觉得我可以帮忙监控皮特的异动。

皮特确实对集中营里的大小事情了如指掌，他不仅认识这里的大多数人，也知道他们的案件背景。印度是一个没有隐私的国家，一旦作为嫌疑人被抓，就会被大张旗鼓地登上新闻报纸，姓名和照片都会被公示，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正因如此阿茂、皮特以及这里的很多人的案件信息都可以在网上搜索到，然而讽刺的是媒体报道的这些新闻许多并未仔细核对事实，跟当事人一聊便会发现很多细节都有出入。比方说新闻里讲皮特和伊利安是在印度这边相遇结识后才共同作案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又比方说新闻里夸大了阿茂的网贷公司对印度信息安全的威胁，强调他们搜集公民的个人信息，一个劲儿把案件的节奏往信息安全上带，可是发放贷款搜集信息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印度所谓的新闻自由本质上是编造新闻自由，媒体只写那些吃瓜群众爱看的内容。

皮特被定罪的概率很高，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但让他觉得很不甘心的是，他已经在这里呆了两年多，如果他的案件被判有罪的话还要再去监狱呆三年。他说假如能把这里的时间算入惩罚期的话，那他就直接认罪了，这样只需要再去监狱服刑一年就行了。然而伊利安畏罪潜逃让他的案件变得十分复杂，他的这场官司恐怕遥遥无期。

在印度这个所谓的民主国家，警察可以很随意地抓捕你，把你关进监狱，生搬硬套各种古老的法案，伪造一些证据，给你织罗一些可能八杆子都打不着的罪名，让你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刑事诉讼上，由此盘活了一整条司法灰色产业链……一般来说最后被定罪的案件反而是少数，可是你即便打赢了官司也得不到任何的赔偿，就好像印度的官员贪污受贿不会被追责一样。

以阿茂的案子为例，他那个公司的高利息应该是属实的（虽然是以手续费的名义），欺诈或许也是有的，但法院还指控他恐吓客户（暴力催收）、传播淫秽信息、使用假证件以及签证过期。据阿茂说进行暴力催收的并不是他们公司，只有负责人不在印度的那些公司才会搞暴力催收；而会去借网贷的人通常也不会只借一个平台，事实上是有个被暴力催收的人同时也借了他们公司的钱，因此他们公司受到牵连。

之前阿茂一直很有信心的觉得，只要拿到起诉书他的官司两三个月就会打完，最后大概率会由于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公司交点罚款了事。结果当他上庭拿到起诉书却傻了眼——印度法院不知从哪找来的14个目击证人，除了其中的3个人之外他都从来没见过也不认识，光是把这些目击证人的证词全部过一遍恐怕就要花很久。而在拿到起诉书之前，他就已经在各种关节上花掉了100万人民币，以及10个月的时间。

话说11月18号那天集中营里的人们喜大普奔，有三个在这边已经关了8年的狱友案子终于审完了，这三人是同一宗偷渡走私案的原告，官司打了8年之后当庭宣判无罪——可最后打赢了官司又如何呢？这和实质上坐了8年牢有什么区别呢？人的一辈子又能有多少个8年呢？8年都够打完一场抗战了……只是印度政府并不会对这8年的光阴进行赔付，他们还能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养了你8年。

我是有史以来第三个被关进这个集中营的中国人，阿茂是第二个，而第一个中国人叫James，他于2019年8月被关进这里，2020年3月5号遣送回国，刚好赶在印度疫情封国之前，否则还得多关一年。

James在这里的时候皮特已经在这里了，皮特跟他有着很深的交情。就跟我一样，他也曾经是皮特的室友，曾经做饭给皮特吃。James被关进来的故事正是印度这个国家司法黑暗的一个例证。

James从2001年起就跟印度这边从事香料贸易，有次这边的印度供应商以次充好发了一批货给他，他跑到印度这边来当面质问，结果对方勾结当地的警察栽赃嫁祸倒打一耙将他送入监狱，最后尽管他几经周折打赢了官司，却依然付出了巨量的金钱和宝贵的时间。

这类荒唐的事情我在集中营里听过好多，时常会刷新我的认知下限。

集中营里有个俄罗斯小哥，平时看起来一副很拽的样子，战斗民族本来就有些白人种族主义，再加上他又是个素食主义的嬉皮士，更是有种莫名的优越感。平时神神叨叨的，自称皈依了印度教，在房间里摆了个神龛供奉印度教神祇。他被关在集中营倒也不闲着，利用自己在嬉皮士圈子的人脉做线上代购生意，卖熏香和精油之类的。

我去过俄罗斯两次，对那边的地理也还算熟悉，有一次我问他老家在哪个城市，他说他家住在里海（Caspian Sea）边，是伏尔加河的入海口，我立马就说出了那座城市的名字——阿斯特拉罕（Astrakhan）。他非常惊讶我怎么会知道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这就好比你对一个外国人说我住在鸭绿江的入海口，结果他立马说出了丹东市的名字。我告诉他我去过那里，从那边坐车去了卡尔梅克共和国，还给他看了照片……于是，高傲的俄罗斯小镇青年从此对我另眼相看。后来有一次，他在我跟前装逼，说我们这个世界都是māyā（梵语音译“摩耶”，印度宗教哲学中的一个概念），问我知不知道māyā吧？我说我知道，就是幻觉、幻影，这个理论是从佛教里吸取来的……小哥顿时引我为知己，对我推心置腹。
俄罗斯小哥是怎么会流落在此呢？他的事情说出来也有点不可思议。小哥本职工作是一名DJ，据说还小有名气，出过自己的混音唱片，从2015年开始就混迹于果阿（Goa）、默纳利（Manali）的嬉皮士圈子。他是2019年在哥印拜陀被抓的，有朋友请他去那边在一个派对上当DJ，没想到当晚警察突袭派对，一下子抓了包括他在内的14个人——因为他们在聚众抽大麻。

抓他抽大麻应该不冤，这俄罗斯小哥毫不讳言地说他从16岁就开始抽，这是他搞音乐的灵感源泉，抽完之后会对节奏旋律有种超乎寻常的敏感。我见过他在牢房抽大麻：他有个用饮料瓶自制的水烟壶，用一把小剪刀把干燥的大麻叶剪得稀碎，填在水烟的烟斗里。一斗大麻叶可以抽四口，为了避免房间里有味道，他会把烟呼到一个黑色垃圾袋中，这样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大家不用对集中营里有大麻这种事情很惊讶，大麻这玩意儿在印度遍地都是，是他们宗教灵修的必备之物，不然你们以为印度人那些所谓“灵性”的宗教体验是怎么来的？集中营里关的人里面本身就有毒犯，黑帮也有大麻生意。不同于酒精，大麻非常容易夹带进来。

肯定有人想要问我，那你在里面有没有抽呢？如果说我对大麻完全不好奇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我既不会抽也不想抽。我这辈子从来都没学会过抽烟，抽大麻的话会先把自己给呛死。

魔幻的操作出在后头——抽大麻这种事在印度实在太过稀松平常，否则那些宗教圣地的苦行僧全部都得被抓起来，警察搞突袭真正想要抓的其实是毒贩而不是抽大麻的人。因此这些人最后并没有遭到起诉，跟俄罗斯小哥一起被抓的其他印度人关了几天就放回家了，然而他却在集中营里被关了两年半，等来了一张起诉书，被指控在印度非法务工——他来印度所持有的是旅游签证，按照规定不能从事任何收取报酬的工作，比如做DJ。

我听说这种操作的时候简直惊呆了，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那些警察愿意，大概在街上随便抓一个人都能从浩如烟海的法案中找出一条罪名扣在他头上。虽然俄罗斯小哥确实有收取酬劳的事实，抓他抓得不冤，但他难道不是因为聚众抽大麻被抓的吗？更荒唐的是非法务工的惩罚期一般只有3个月，截止我离开时他却已经在集中营里关了30个月。

所以我更加相信，印度政府把我搞进集中营，原本估计是想通过套我的话来实锤我非法务工的罪名，但问题是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所以他们什么都套不出来。

关于印度的法律体系吧，就跟印度这个国家一样，不但是散装的，而且还打满了补丁。比方说印度的宪法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里面最长的成文宪法，法律体系以海洋法为主（即普通法、判例法），同时又与大陆法、习惯法、宗教法相混合，有一部分法律是过去伊斯兰统治者定下的，也有一部分继承于英国殖民者，这些法律往往古老繁琐，不同的法案之间时常会有相互矛盾的地方。

更糟糕的是，印度法律的执行理念依然停留在中世纪宗教律法的水平，并不以当代普世价值观为基石，执法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宗教文化价值观来生搬硬套某些法律条款，为自己的行为正名化，跟那些宗教警察、宗教裁判庭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儿的，差别只在轻重。造成这一问题的是沐猴而冠的印度执法者，人家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印度人则是拿着令箭当鸡毛。

为了让大家能够深刻理解印度法律的这个问题，我小小岔开一下话题：1984年印度总理英吉拉·甘地（Indira Gandhi）被锡克族保镖刺杀后，德里发生了对锡克教徒的种族灭绝暴乱。有一个锡克社区领导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被暴徒浇上煤油点燃，他们叫喊着让人拿水来。一名警察在边上旁观，大声制止任何人帮忙，他的原话是：“如果任何人敢出来干涉法律（kanoon ke khilaf kisi ne hath uthaya），他会被开枪打死。”——所以什么是印度法律？火焰就是法律，跟当年烧死女巫的“法律”是同一款。

在那场暴乱中，警察非但没有阻止暴行，反而以法律之名煽动仇杀。他们说锡克人正在企图秘密推翻国家，任何人敢窝藏锡克教徒，房子就会被烧掉，因为这是“非法”的；医院也不得接收锡克教伤者，因为这是“非法”的；警察不会为杀害锡克教徒立案，因为这是“合法”的……在后来对大屠杀的调查中，据称未能找到任何重量级的“不法证据”，迄今为止无人被问责。

这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北印度一些地区强奸案高发但立案率低下，在那些警察的宗教观念里，倘若受害者有什么“有伤风化”的行为举止，那就活该被强奸……当执法者个人价值观凌驾于普世价值观之上时，那么法律便不再具有普世价值观的道德意义，沦为了体现个人价值观的工具。

过去我一直以为，现代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代表正义的，然而在印度这个高度重视宗教传统文化的国家，法律跟普世价值观框架下的正义、道德并无关系，仅仅是用于统治管理的工具。因此印度这种所谓的民主国家，其实比一些独裁专制国家更可怕，独裁政府搞非法拘禁还得偷偷摸摸的，他们至少知道这种事情是非法的、不对的；可印度仍然热衷于遵循殖民时代甚至封建时代的“王法”，丝毫不觉得自己侵犯人权的做法有何不妥，三观高度扭曲。

印度还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法——《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案》（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这个法案的蓝本是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镇压印度独立运动而颁布的《1942年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条例》（The 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Ordinance of 1942），印度获得独立之后换汤不换药地把这个法案拿来继续镇压那些反对自己的人，完美诠释了“屠龙少年自己变成了龙”。法案授权给了政府武装部队人员，在紧急情况下或特定地区，无须授权就可以任意逮捕、射杀、严刑逼供当地居民，没收或毁坏他们的私人财产……最重要的一条是，这些军官的行为拥有法律豁免权，能够免于被审查和起诉。

这种恶法被印度军队滥用的后果可想而知，在克什米尔地区造成了大规模的人口失踪、滥杀和强奸。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前两年反中乱港的事情发生在印度，印度军队可以“依法”直接射杀他们，并且闹事的人死了也白死，没人需要对此负责。因此大家应该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印度国内每次发生示威游行抗议等活动，警察都会打死人，人数往往还不少——人家有法可依就是这么任性！所以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2016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抗议下，印度高院裁定要求中止《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案》中军队的法律豁免权。但高院的裁决会不会得到执行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在正式修订法案之前，原有条款依然有效。我在集中营期间印度就爆出一桩大新闻，12月5号印度军队在那加兰邦（Nagaland）误杀了14位平民……那加兰邦正属于这个法案所适用的地区，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的行为方式显然是基于这一法案。

在这样一个能够以法律之名滥杀无辜的国家，你也就用不着奇怪为什么印度的警察作为执法者会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官官相护的内部包庇，让印度警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责任豁免权，可以随意殴打嫌疑人，把人打死都不会被追责；同时他们只需要怀疑你就能随意把你送进监狱，常会闹出一些不可思议的定罪逻辑。

我再来跟大家讲一件更魔幻更疯狂的案例。

10月9号那天营地里的几个斯里兰卡人突然兴冲冲的跑过来，说有新的中国人来了，叫我们去看，还在边上瞎起哄嚷嚷着Chinese Mafia——中国黑手党，意思是我们越来越人多势众了。

于是我们也赶紧去看看是什么情况，果然远远看到两张黄种人的脸，结果一问之下，一个是印度尼西亚人，另一个是韩国人。

那俩人是从监狱直接送过来的，光着脚走在满是沙石的泥地上，连双拖鞋都没有，手里拎了个袋子就是全部家当，一副落难的寒碜样，来到这个新环境一脸懵逼的样子。要知晓他们的故事并不难，在这个没有隐私的国家，网上输入搜索关键词Indonesian Korean arrested in India，我立马就找到了他们的相关新闻，而且新闻上还有大头照，绝对不会搞错。

按照新闻的说法，他们是海员，停泊在港口的时候为了去一家医院看病，非法入境印度，返回港口的时候被海关给抓了。

我心想这多小一个事儿啊，至于把人家搞到监狱里去吗？后来我跟那个韩国人聊天，他告诉我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才明白个中原委。这个韩国人的经历深刻诠释了什么叫做祸从天降，什么叫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这个韩国人不仅是海员那么简单，乃是一艘化学品船的船长，时年42岁，干海员这行已经20年了。他的船排水量6000吨，不大也不小，船上的船员来自不同国家，有3个韩国人、20个印度尼西亚人和10个缅甸人，印度尼西亚人和缅甸人都属于合同工。当时船停在印度的一个港口装卸货。在疫情之前，他们这种海员到了新的港口是可以上岸进城的；但自从疫情开始之后，他们就被规定不许下船，增加了许多不便。

那个印度尼西亚人在船上是个工程师，停靠的期间那家伙跟船上其他船员起冲突打了一架，眼睛被打肿了。他寻思着要去医院接受治疗，于是就瞒着船长自己找了一个印度当地的中介，带着他凌晨4点下船，翻围墙离开码头进了城。这俩人早上10点回来的时候被海关给逮住了，当时印度尼西亚人身上没有证件，警察找到了船上，这时候船长才知道他有个船员偷跑了出去，然后警察把船长、印度尼西亚人、印度中介一起给带到了警察局。

到了警局之后，警方对他们的指控让他大跌眼镜。由于那个印度尼西亚人是个穆斯林，名叫穆罕默德，于是警察脑洞大开地说他是一个潜伏入境的伊斯兰教恐怖分子，而船长则背上了偷运恐怖分子的罪名……就这样，一桩私自入境看病的闹剧，被定性成了恐怖分子案件。那个印度中介关了10天就被放了，而韩国船长和印尼工程师在监狱里关了29天之后被送到了这个集中营。

这可不就是飞来横祸无妄之灾嘛，人家好端端在船上吃着火锅唱着歌，咋就成恐怖分子了？简直比窦娥还冤！船长说他跑船20年也是头一遭遇到这种事情，完全不知所措，只能期盼着公司给他找的律师能帮他把案件撤诉……然后韩国大使馆告诉他，由于之前我讲到的那另两个韩国人弃保潜逃，很可能会导致他的这个案子受影响，法院不愿从轻从简处理。

船长这个倒了八辈子血霉的案子要是撤不掉的话，他接下去可能面临长达一年半载的诉讼流程，无论结果如何，在诉讼结束之前他都会被关押在集中营里。

比窦娥还冤的船长

更扯淡的是，这个集中营里连瞎子和智障都有。我这里不是在骂人，是货真价实的瞎子和智障。

瞎子是个从尼日利亚来传教的牧师，目测有六十多岁，瞎子本身动作就比较慢，平时摸着墙走路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站都站不稳。听说他是因为在印度这边的乡下花钱买了个未成年少女当老婆，所以让警察给抓了，看他那摇摇晃晃的身子骨实在想不到还好这口。

至于智障是个德国人，看他的长相应该是先天基因有缺陷，鼻梁那块儿是往里面凹进去的，但又不像典型的唐氏综合症。家里人带他来印度看病，后来把他留在了本地治理（Puducherry）附近的黎明村（Auroville）。黎明村是一个实验性的“環宇城镇”，目的是实现全球大同，但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被黎明村赶了出来。由于心智发育不健全，这个德国人非常容易情绪失控，有次生气的时候对一位女士使了“猴子偷桃”这招，于是喜提猥亵性骚扰罪名。虽然他是个连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的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对不起，谁让他是在泰米尔纳德邦犯了事呢？——不管你有罪没罪，也不管你案件是大是小，既然你是外国人，那么在案子了结之前，你就得在集中营里呆着。

中国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一头雾水，怎么印度的案件还能这么搞？这里我得说明一下，印度的海洋法系跟我们中国的大陆法系不同，自由发挥空间比较大，在印度这个国家果断被滥用和玩坏了，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能先给你搞个案子出来。在利益的驱动下，印度人特别擅长把简单的案情复杂化，从来不嫌把事儿搞大——原本罚个钱弄个治安处罚就能完事儿，但他们非要大张旗鼓地搞成案件。比方说签证过期、非法务工、非法入境之类的情况，搞个罚款不是很好吗？当事人受到了惩罚，印度政府增加了收入，而且还不用浪费国家资源来审理这些案件。

但印度人可不这么想，Everything is business，给你罚了款，钱是国家收去的，他们作为个人啥都捞不到；但如果把你抓起来，你必然求爷爷告奶奶想要出去，你付出的钱自然就会通过灰色产业链落到官员、律师、警察、法官的手里，一大批人可以从中牟利……他们这种浪费国家资源的做法看起来蠢，其实精得很——国家的高支出低效率跟他们没关系，只有落到他们口袋里的真金白银才是实实在在的。

印度这种腐败落后的吃人体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很难会有什么改观，因为全民上下都被卷入其中，你不是去吃人，就是被人吃。所有人都挤破头想要成为吃人者，而大权又都掌握在那些吃人者的手里，他们也会死守着自己的既得利益，只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而非动力，就好像这个集中营一旦开出来就很难关闭掉，哪怕根本已经不需要这个地方了。
集中营里不少人跟我一样，在印度有家庭有老婆有小孩，有孟加拉人也有斯里兰卡人，他们之所以会在这里通常都是因为假的印度护照和证件。

我需要特别说明一下，这里所说的“假护照”、“假证件”都是真本，是印度政府签发出来的，只不过他们在取得这些证照的时候用了某些不太合法的手段，确切地说是“非法证件”——归根结底正是因为这个国家政府官员的腐败，他们才能搞到这些证件。换个角度你也能这样理解：印度政府今天一高兴给你发的证，他明天一不高兴了就能说这证是假的。

这些人之所以需要冒险去使用非法证件，大都是为了可以在印度“合法”工作以养家糊口。光从外表和行为举止你完全无法分辨他们跟印度人的区别，要冒充印度人非常容易。

理论上讲，跟印度公民结婚两年之后就有资格申请印度永居卡，有了永居卡之后也能合法工作。但这些人大部分是偷渡来印度的，结婚时用的是假证件，因此只能一假到底。况且以他们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经济状况，恐怕也很难等得了两年。

看到这些人，我渐渐理解了金奈移民局的思路：在他们眼里，我跟这些有老婆有孩子的斯里兰卡人、孟加拉人是一回事儿，贪图印度遍地是黄金，赖在这边打黑工挣钱养家——虽然他们毫无证据能证明我在这边非法务工，但信口开河不就是印度人的专长吗？证据这个东西，从来都是不需要的……他们见过各种狡诈的罪犯，所以一定不会判断错，把我关起来小惩大诫以儆效尤就对了。退一步讲，反正我是“危险狡诈”的中国人，抓错又何妨？

有天集中营里突然关进来了一个墨西哥人，他来到这个地方之后看起来十分手足无措。我第一眼就觉得那个墨西哥人特别神似美剧《绝命毒师》里刚出场时候的老白，我跟皮特和俄罗斯小哥一说“Mr. White”，他们都立刻会意哈哈大笑。那墨西哥人跟老白一样戴着眼镜，上唇蓄着胡须，看起来一副人畜无害唯唯诺诺的样子，但藏在眼镜后面的眼神却并不简单。

我在网上一搜老白的新闻，乖乖不得了！这家伙居然是谋杀案。新闻说老白之前在南印度这边大学里工作，是一名数学教授，他的女友和女儿也在这边。有一天他的女友失踪了，老白当时还主动去警局报了案，过几天他的女友被人发现装在旅行袋里弃尸于一个水塔底下，尸体遭到过焚烧。警方通过失踪人口的报案记录确定了尸体身份，声称在犯罪现场附近找到了一块汽车的变速箱零部件是从老白的车上掉下来的，把老白当做了第一嫌疑人。警方推测两人因为女儿监护权的问题发生了口角，随后老白杀人弃尸。他的案子在审理了8年之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就跟《绝命毒师》里的老白一样，这个老白的智商也超高，通晓六七国语言，凡是印欧语系的语种他多少都懂一点，他在集中营里头打发时间的方式是在手机上通过App自学印地语，或者就是下围棋。老白在生活方式上已经完全当地化：会说泰米尔语，跟泰米尔男人一样腰间系着一条纱笼，上厕所的时候只带个水瓢，顿顿用手抓着吃当地饭菜，唯有喝咖啡这一习惯将他与酷爱奶茶的当地人区分了开来。他每天跑到我们的厨房借电磁炉煮两次咖啡，常会找我寒喧聊天——Hi, Mr. Mo, any news？我总是苦笑，就集中营这么个方寸之地能有什么news。

关于他的案子，老白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说杀害他女友的另有其人。他女友拿到了印度这边学校的奖学金后过来南印度的大学学习，他为了常常能够见到女儿，放弃了去波兰大学教书的机会，在南印度这边的大学争取到了一个职位。他们生了一个女儿但从未结婚，这在墨西哥很普遍，却为印度社会所不容。他跟他女友之间的这种情况在印度人看来属于“不正当关系”，大大影响了警方对案件的判断。印度警方为了结案，制造出犯罪现场汽车零件的假证据陷害他。更大的一个疑点在于，他说他从来没见到过尸体，甚至没见到过任何尸体相关的照片。

老白被判无期徒刑之后，在金奈监狱的惩罚区关了一年，他在那里还认识了三个1991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遇刺案中的被告，这几个人协助了刺杀行动，被判无期，现在已经关了近三十年。老白在服刑期间对自己的案子提出了上诉，因此才会被送来集中营。他相信他的律师能够推翻之前假证据，他会被无罪释放。

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便如同罗生门一般难辨真假，我也不敢说究竟真相是什么样的。老白的话听着令人非常信服——对印度警方来讲冤案好过悬案，他们为了提高破案率会毫不忌惮的栽赃陷害；但我也想到，这套话老白很可能已经对人说过了无数遍，早就把里面的各种逻辑自洽了起来，所以听起来才会这么合情合理。不过呢，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老白是无辜的（皮特则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我觉得以他超高的智商，如果真要杀人弃尸毁灭证据的话，完全可以做得天衣无缝——十年前的印度，你在恒河边上每5分钟就能看见一具浮尸，要抛个尸还不容易？直接弃尸在一个这么容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完全不符合他严谨的性格。

跟老白面对面坐着聊天，常会有种恍惚的不真实感——他或许只是个被卷入谋杀案的无辜者，但也可能真的曾经残忍杀害过他的女友啊！环顾四周，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跟一个诈骗犯成为了朝夕相处的室友，左邻是个跟泰米尔猛虎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的黑帮大哥，右舍是个谋杀嫌疑人……另外听说这边的几个非洲哥们儿，涉嫌的是人体器官买卖，想想都有些不寒而栗。

集中营里有些人无疑是货真价实的“犯罪分子”，但呆在这里头他们展现出来的更多是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大多数人看起来就跟外头的那些典型南亚人一样，喜欢显摆和吹嘘，尽管办事情未必靠谱，却都十分热心肠。即便一个电话就能搞残别人亲戚的黑帮老大也毫无架子，跟大家一起打羽毛球，迎面见到我都笑着打招呼。

这里基本上也做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当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觉悟有多高，一来到处都是监控无所遁形，二来你干完了坏事儿无处可逃。他们本来就在保释期间，要是在集中营里头犯了事，是会被送回监狱的。这些人大抵都有些同仇敌忾，共同的敌人自然就是把他们关在这里的印度政府了，许多人一谈起印度政府便咬牙切齿苦大仇深。因为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印人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让外国人在印度的日子变得不好过……

不过呢，并非所有人都急着离开集中营。大家可以想想，在欧亨利（O. Henry）的小说中，连监狱都可以成为穷人越冬的避难所，这个集中营的条件毕竟比监狱好多了。在印度这个黑暗的旧社会，对于想要养老的老年人和想要躺平的年轻人来讲，在集中营里让政府养着，赛过在外面东躲西藏颠沛流离的生活。还有些人之所以要偷渡来印度本来就是因为在自己的国家呆不下去，比方说那些亲泰米尔猛虎组织的人，他们假如被遣返回斯里兰卡将被清算旧账，因此会想方设法继续呆在集中营里，直到在印度这边申请到难民的身份。

集中营就是这样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许多人的故事说出来都比小说、电影更精彩。当我无法更新公众号失联的时候，想必有许多读者对我的遭遇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估计很多人能猜到我被限制了自由，但应该没几个人能够猜到我会身处这样一种环境中吧——21世纪的印度依然存在集中营本身就是一件很魔幻的事情，而这个地方更是一个颠覆你想象力的存在。

人生啊，就是这么充满意外！印度啊，就是这么充满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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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六记（五）羁鸟记情 | 随水文存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能随遇而安——开心地过一天是一天，不开心地过一天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让自己开开心心过呢？

即便被关进集中营，我也会将之视为一次际遇、一场修行，一个对印度司法体系进行深入调查的天赐良机。

可我已不再是过去那个独行无忌的天涯浪子，虽然我自己身处龙潭虎穴亦不足为惧，然而家中的妻儿却让我放心不下。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担心自己，我只担心习惯了被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老婆儿子要怎么办。自打我儿子出生之后，我只跟他分开过一天——我去金奈移民局自投罗网的那天。

我常想，假如抓我的警察多给我在家里呆一晚，哪怕只是一晚，让我可以安顿好家中的各项事务，至少也能走得稍微安心点。

突然毫无预兆地将我从原来的生活中拖离了出来，对我来说就好像一列正在行驶的火车突然被推离了轨道，对我太太来说则好像房间里的空气突然被抽走了。

我在前往集中营路上的时候，我太太发消息来问我，冰箱的猪肉要怎么办？我说这是我从冷冻室里拿下来解冻，准备明天绞了肉馅做包子吃。

一阵默然。我太太发来一个委屈难过的表情。

警察上门来带走我的时候，我已经泡好了黑木耳，原本打算晚饭只需要热一下鸡汤，把木耳和粉丝加到鸡汤里。等她问起我黑木耳要怎么办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我怕泡发了太久的黑木耳有毒让她扔掉了。

那天早上我还买了条鱼，清理好了之后就扔在了冰箱里还没来得及切，按照惯常的做法我都会把鱼肉单独剔下来给馒头吃，鱼头鱼骨架烧汤或者干煎。我太太看着那条鱼不知所措，因为她这辈子都从没处理过鲜鱼。我那天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应该走之前把鱼肉剔下来分盘装好，这样一来至少后面几天，馒头吃的辅食鱼肉就不用愁了。

有人可能觉得我太太怎么什么都不会，一来印度人由于宗教关系他们通常不会自己处理生肉，就好像杀鸡对我们父母辈来讲是一个基本技能，但现在许多中国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要怎么自己杀鸡了；二来很多中餐料理方面的常识，对她来讲都很陌生，就好像即便香料放在你跟前，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印度咖哩；三来她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也确实从来没有机会让她实践，五指不沾阳春水。

我被抓走的第二天，刚好是馒头满九个月的生日，我太太之前还想着要庆祝一下，她说要买蛋糕请给邻居们吃；我被抓走的第二个星期，便是中秋节，我之前想着，中秋节要搞点好吃的，再跟国内聚餐的家人们通个视频，甚至还曾考虑是不是要尝试一下在家自己做鲜肉月饼；10月22号，是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我太太本来跟我念叨着说想要那天去这边城里的五星级酒店住一晚，她好想去游泳池里游个泳，然后在大浴缸里泡个澡，早上醒来吃个自助餐……

馒头九个月生日的那天，我太太在焦虑不安中度过；中秋节那天，我身在集中营里，吃过晚饭后在院子里洗碗的时候，看着一轮明月从高墙上的电网后升起，思念着咫尺天涯外的家人。那时我已知道自己短时间内肯定是出不去的，每日晨昏望着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由于纬度的关系，南印度这边的弦月跟地面几乎没有角度，像碗一样平平地挂在天空中，所以我怎么都不可能将这里错当成故乡。三个多月里我前前后后看了四次月圆四遍盈亏，那一刻真是应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尽管这些诗句我们从小就会背，却只有等到真正历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才会为月亮的阴晴圆缺而泪目。

杨绛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

在28岁以前，我读过一些书；28岁以后，我走过一些路——结果便有些朋友抬举我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想，我恐怕是从36岁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才开始了解人生的，因为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担当起了一个家庭的责任，不再像以前那样放浪不羁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后来馒头出生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某一部分被永远地改变了，就好像开车时把安全带“咔嗒”一下塞进锁扣那样的改变。很多书上的道理，我原本以为自己早就懂了；经历了这次与家人的离散，才发现自己以前并不是真懂。

话说被带走的第二天，也就是与护戒小队共度完良宵的那天早上，我正在车上准备要去医院做体检，接到了我太太的电话，她告诉我说：爸爸，馒头一早就在到处找你。

一时无语凝噎。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的心就好像把滚烫的开水倒入冰冷的玻璃杯时那样啪的一声碎了，傻傻地沉默，一句话都不敢说，我知道自己一开口泪水必定会像大坝决堤一般奔涌而出。

有了孩子以后，平时我太太跟馒头睡在装了儿童护栏的大床上，我夜里爬进爬出动静太大怕影响馒头睡觉，便睡在另外一个房间。早上我跟馒头醒得早，他醒来之后有时候会自己玩，有时候会去吵妈妈。为了让我太太多睡会儿，馒头醒后我就会把他从大床的护栏里抱出来，由我来带他一两个小时。因此他知道每天早上会有个人抱他到外面玩，会扶站在护栏边上等我，一看到我出现便手舞足蹈；可他并不知道，在他满九个月的那天起，那个人来不了了……
后来好几次，当四下无人之时，我回想起馒头清晨扶着护栏张望的样子，便鼻子一酸，止不住地落下泪来。

我过去一直都自认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而如今我的软肋是如此显而易见，人大概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吧。

原本我们家中的大小家务全由我一手包办，我太太唯一的任务就是带娃，而如今她不得不肩负起了全部的重担。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本已让她心烦意乱，同时还要照顾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更是让她焦头烂额。

独自带娃的辛苦，但凡做过母亲的人一定都了解。我儿子又是个不省心的主儿，只要醒着便一刻消停不下来，大动作发育得特别早，我被关进集中营之后没几天便开始了蹒跚学步，很快就会走会跑，却对世界潜藏的危险一无所知。再加上孩子在这个月龄正是粘人的时候，一分钟都离不了人。

我刚被抓走的头几天，给我们楼道做清洁的阿姨的小女儿会过来帮忙搭把手。那个清洁阿姨说是阿姨，其实年纪还没有我大，才38岁，可看起来就像50岁的人。她的女儿一个19岁一个17岁，连着生了2个女儿对这样的印度穷人家庭是一种诅咒，父母要用一辈子去准备女儿的嫁妆，同时在社区里面也会抬不起头。

清洁阿姨的老公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挣点日薪；大的那个女儿已经在外面开始打工了，每个月8500卢比的薪水，比我集中营里的“工资”高不了多少。由于她们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之前我们帮她小女儿交过考试的费用。小女儿还在上学，不过那段时间印度没有完全复课，学校通过线上教学，因此她可以有空来我们家。

带孩子这种事情，别说是多双手了，哪怕只是多双眼睛都能轻松很多。小女儿在的时候，至少我太太能够腾出手去做其他家务，否则的话连做饭都很困难。

想不到没过几天，馒头居然发了水痘。这娃各方面发育得都快，水痘也比人家要早那么多。由于水痘具有传染性，因此也就不大方便让别人到家来帮忙了。而等到馒头的水痘好了之后，印度政府宣布10月份学校开学复课，小女儿得去上学，便没法儿再来帮忙了。左邻右里并不是没有其他可以来帮忙的人，但问题在于其他那些家庭主妇都不会说英语，沟通有困难，平时交流只能瞎比划尬聊；再加上她们整天在外头跑进跑出有传染新冠的风险，因此我太太也不大想要她们过来。

我太太这个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如果她愿意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其实是能够找得到其他人帮忙的。我说你至少告诉拉达克的家里人，就算你妈没空，那么多亲戚里面总有有空的。找个亲戚过来这里住在我们家，我们给她买机票、包她食宿，就算给她点钱也没关系，多双眼睛多双手，毕竟你可以轻松得多。

我曾好几次劝我太太至少把这件事告诉她爸爸，说不定她爸能帮得上忙，就算帮不上忙他做了那么多年警察的经验也能帮我们分析很多问题。但我太太当时固执地认为，她爸作为区区一名县公安局长，显然无力对省级行政命令产生影响；更别提这个县相当于在新疆，而这个省则在东南沿海。

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太太不愿意我们这样的情况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甚至连附近的左邻右舍都要瞒着。后来眼看我回不了家了，她就告诉邻居我已经从集中营去了德里，后来索性躲着那些邻居。

我太太成长于拉达克传统的农耕文化社区中，整个社区里大家都彼此认识，也会彼此议论，因此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有着一种原始朴素的攀比心和嫉妒心，只愿让别人看到光鲜的那一面。尽管背井离乡的游子大抵都有着报喜不报忧的共性，但那通常是为了不让家人产生无用的担忧，而我太太则更多是因为在乎社区的声名，这种声名不光关系到她个人，更关系到她整个家族。我太太虽然并不拜金，平时也十分勤俭节约，但如果让她选的话，她应该会选择“宁在宝马车里面哭，不在自行车后面笑”——印度的面子文化根深蒂固使然。毕竟坐在宝马车里的人不可能哭一辈子，坐在自行车后也不可能笑一辈子。

由是之故，她从始至终都故作坚强，在家人面前强颜欢笑，内心的崩溃只有自己知道。

因为有娃的缘故，我们家里装着智能摄像头，我在手机上登陆了APP在集中营里也能看。有几天我发现摄像头一直是离线状态，问我太太是怎么回事。她说因为我哭得太多，不想让你看见。

我知道她一个人哭过，但没想到她每天以泪洗面。我当即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让一家人在一起。

想想很讽刺，印度政府觉得他们惩罚了中国人，受苦却是印度公民。我在集中营里坐牢，我太太在家里坐牢，有馒头这个小拖油瓶在，哪都去不了。我在这边每天过得还挺充实的，每天都有各种事情可做，随时能找到说话的人，保持着自己的学习和进步；可她的身边只有一个还完全不懂事的孩子，每晚馒头入睡后她一个人守着空房，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的空虚和孤独，所能做的唯有尽可能多开几盏灯来驱散黑暗。她告诉我说，这种心里空空荡荡的感觉，是她这辈子都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不知道要如何用语言形容。我毫不怀疑她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挑战比我要大得多，她有时一天要打十几次电话给我，我所承受的压力更多是来自于她的焦虑恐慌等各种负面情绪。当时的她显然非常需要心理疏导，我一个身在集中营里的人不得不很努力地安慰她这个身在家里的人。

当我叫她不要担心的时候，她会反问我：
你真的不担心吗？
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是真的不担心还是在我面前假装不担心？
我是真的不担心。如果一件事情能够被解决，那为什么要担心呢？如果一件事情只能听天由命，那担心又有什么用呢？与其担心，不如想好对策。

然而她，仍然总是经常无法自控地杞人忧天，这恐怕是性格使然，而我只好引导她往好的方面去想：
“你想啊，我们现在至少还能打电话，如果我是在监狱里连电话都打不了怎么办呢？我们一家至少都还平安无事活得好好的，你想想那些家里人生病、出车祸的家庭，他们要怎么办呢？跟这些人相比我们真的很幸运了，情况完全可能更糟糕……”

听我这样说，她才稍微想开点。

我太太完全可以用“涉世未深”这个词来形容，她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什么挫折，甚至都没有正儿八经失恋过。过去在家靠父母，仗着老爸是警察，在拉达克那边十里八乡都享有各种便利和特权；出嫁之后就靠上了我这个老公，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从未经受过锻炼，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一贯相信世间之事福祸相依，一切经历都有其价值和意义，苦难能够成为人生的历练和滋养，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虽然这段日子对我太太来说很煎熬，但让她经历这么一趟对她其实有好处，能帮助她成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放弃了向家人和朋友求助，自己默默承受这一切。

她跟我说她现在好佩服我们家附近卖牛奶的阿姨，那个阿姨每个月拿着6000卢比的工资，独自拉扯2个孩子。我太太现在只要照顾一个孩子就被搞得焦头烂额，而且她至少不用上班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她难以想象那个卖牛奶的阿姨得要有多么坚强和乐观，才能一个人挑起这样的生活重担。

我很想告诉她，其实这才是生活的现实，舒适安逸的生活只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我太太这样长不大的人是幸运的，一直以来都有人在保护着她，替她负重前行；但她也是不幸的，她过去从来没有机会见识过真实的世界。除非她能被这样保护一辈子，永远不需要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困难，否则一旦坠落到了残酷的现实中，她的脆弱无助就会暴露无遗。

我被关在集中营里的这几个月，我太太生平第一次被迫“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对她而言就像经历了一场噩梦。按照佛家之言，我们感受到的人生、世界本就是如露如电的梦幻泡影。我得承认，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会觉得原来的生活就像一个梦；离开了集中营之后，又会觉得集中营里的生活好像一个梦……正因如此，我明白当下所经历的一切悲欢，早晚都将成为过眼云烟，又何必执着于一时得失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太太却有不同的想法，她是藏传佛教徒，藏传佛教和印度教一样深信业力（Karma，即业报），相信好的坏的境遇都是业力的结果。比方说她相信她会嫁给我是因为她前世做了很多好事；这次所经历的磨难，她也认为是业力的注定。然而她的修行还远未能理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业力用因果逻辑解释了“为什么”，除了教人接受与认命之外，并没有告诉她该“怎么办”……知道了“为什么”并没有让她更好受些，还是一样的患得患失。

比方说在这次的事情中，一点好消息就会让她盲目乐观，一点坏消息又会让她盲目悲观，情绪经历了好几次大起大落。
在一开始寻求自救的过程中，我们也不知道邦政府和移民局哪个才有权力把我放出来，直到后来才知道真正下命令的是内政部。

我太太起初很努力地尝试联系各种政府部门进行沟通，沟通固然很重要，但同印度人的沟通往往也很无效。印度的政府部门有个特点：同一个事情你去问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事情你在不同的时间问同一个人，他们都会给你不同的说法。在没有落实到纸面上之前，所有的说法都可以变来变去。这一来因为印度对官员没有追责制，他们不需要对自己讲过的话负责，说完可以赖账；二来南亚人的性格本身就热衷于夸夸其谈，满嘴跑火车。印度人充分诠释了“轻诺必寡信”这个成语，什么事儿都张口就来，我们明知道他可能在瞎说，可问题在于你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顶多只能作为参考。
话说我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后的第2天就拿到了新的离境许可，离境许可是根据我当时订购的11月1号回国的机票给的，有效期到11月2号。于是我太太打电话给了邦政府，跟对方讲了我们的情况，接电话的人很客气，他说既然我已经拿到了离境许可，照道理就是可以合法居留的，这里面应该是有误会。但邦政府又说我是移民局抓的人，他们没有权力把我放出来，答应我太太会写一封情况说明信给移民局，让她耐心等两天。

这件事让我太太很振奋，觉得我不日即可归家。邦政府究竟有没有写那封信我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就算他们写了也没有起到任何积极正面的作用——确切地说他们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干预。

由于缺乏中央集权，印度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配合程度非常差，都是自己管自己做事，非但互相不买账，有时候一些具有竞争关系的部门之间还会相互使绊子。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就连高院的命令在地方上也常常得不到执行，因此行政效率低下以及相互扯皮等情况，在印度很普遍。

就好像我的这件事情，邦政府说是移民局管的，移民局又说是中央政府部门的指示……中央政府部门那么多，谁知道该去找谁？在这种普遍对中国人存在敌视和恐惧的大背景下，既然已经被印度人关在了笼子里，那也就只好被他们耍。
自打疫情开始以来，形势和政策几乎天天在变，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9月24号那天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是印度政府宣布即将开放旅游电子签证，但没有公布具体的细节；二是我之前订的11月1号回中国的机票被取消了。

对于关在集中营里的我来讲，当时觉得机票被取消反而是一件好事，我可不想在里面呆到11月份，来这地方体验个一两星期生活也就够了，能早点出去就出去吧。

结合了印度即将开放签证的消息，于是我当时决定了去尼泊尔。

为什么去尼泊尔而不是回国呢？我一开始是这样考量的：由于我老婆没签证、孩子太小，没法跟我一起回国，我回国的唯一事由，只是为了在中国申请新的印度签证再回到印度来，除此之外我并没有非要回国的理由。如果说印度开放电子签证的话，那我岂不就有可能直接在尼泊尔申请到新的印度签证然后再回印度？这样要比回国省时省力省钱得多。
不过印度政府很快就披露了更多关于发放印度签证的信息——新签证只发放给那些为印度公民提供签证便利的国家，中国显然不在此列。但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对印度公民开放中国签证之前，我就算回国也大概率是拿不到印度签证的；而按照我的估计，在中国完全开放国门之前，恐怕都不会对印度公民开放签证。这就更坚定了我不回中国的想法——假如我独自回到中国，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妻儿团聚了；如果去第三国的话，反倒是更有希望。

无论如何，一家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于是我考虑起了另一个可能性：我们全家在尼泊尔团聚。

按照我的想法，我可以先去尼泊尔，尼泊尔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在当地找个中介将旅游签证转换成商务签或者学生签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假如有了尼泊尔的长期签证，在疫情结束之前，我们全家不妨先定居在尼泊尔。印度和尼泊尔之间是开放边界，我太太作为印度公民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就能在尼泊尔居留；我儿子有印度的出生证，也可以暂时在尼泊尔冒充一下印度公民，谁会去调查这么小的小孩呢？

我是个惯于漂泊四海的人，过去一个人的时候，家对我而言就像一个工作的场所，在哪里都无所谓；如今有了妻儿之后，依然觉得家安在哪里不重要，简陋或豪华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整整齐齐在一起。只要跟家人在一起，无论是定居在南印度还是尼泊尔还是中国，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印的政治博弈导致了这样一种荒诞的局面：印度的家容不下我，中国的家容不下我太太，可难道天下之大还会无处容身吗？生活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之中固然抉择有限举步维艰，但只要能够跳出这个夹缝，顿时海阔天空。

于是我们就开始兴冲冲地制定起了举家搬去尼泊尔的计划——我先过去落脚，搞好签证租好房子之后，再让我太太和馒头过来。当然，也不能排除还有一种可能性——我拿不到尼泊尔的长期签证，只能用旅游签证在那里呆90天。如果真那样的话，也只好认命了，到时候再作其它打算，毕竟谁知道三个月后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定下了计划之后，首先要搞定的就是尼泊尔签证。

很多这两年没有出国的人可能不知道，疫情开始之后许多原来可以落地签的国家都暂停了落地签政策；不过随着全球疫情的缓和，一些国家又陆陆续续有条件开放了落地签，尤其是那些依赖旅游业的国家。

尼泊尔便是开放得比较早的国家，从2021年9月份开始持有疫苗接种证明的话可以办理落地签，入境后也不需要隔离。
我是印度第一批接种疫苗的，4月初就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接种，也正是由于我接种得太早了，当时并没有拿到接种证明，因此我需要提前办好尼泊尔的贴纸签证。办理尼泊尔签证很容易，填好在线的签证申请表格将护照等材料送去尼泊尔大使馆一天就能出签，并不需要本人前往，且中国公民免签证费。

由于我的护照带在身上，9月28号那天我的太太和基友为此开车来了一趟集中营取护照，顺便帮我送来了一大堆补给品。我刚进集中营的时候就跟阿茂说：假如一个星期内我出不去，那么我多半得在这儿呆一个月。彼时我已在集中营里关了两个星期，必须为接下去的持久战做好准备，来自家中的补给可以大幅提高生活质量。有了床单枕头这些东西，我才感觉自己睡上了一个真正的觉；而运动鞋和跳绳让我又能开始有氧训练。

他们过来一趟十分辛苦，从我家到集中营220公里要开5个小时。由于带着馒头不方便在外面过夜，他们计划当天往返，早上5点便出发了，10点多到了集中营。

我前面说过集中营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铁门之间是办公室行政区，会客的地方则在第二道和第三道铁门之间，探访时间为朝九晚五。据说在疫情之前，访客能进入到集中营里面，牢房门一关还能过个夫妻生活啥的；我在这边的时候，只见到有小孩子进来过，夫妻生活是别想了。

虽然伊利安的越狱进一步导致了这边管理的严格，但探视的时候依然完全有机会把一些东西夹带进来——看守只是粗糙地检查了一下我太太带给我的两个纸箱，并不会搜查随身物品；会面的时候也没看守在边上盯梢，只要不是太大的东西很容易就能夹带进来。我让我太太把我自己的电话卡带给了我以便接收各种验证码，见面了才发现她其实完全可以把我原来的手机带给我，往裤兜里一塞就行了。

那时馒头的水痘差不多已经好了，脸上还有最后一两个血痂没有脱落。作为一个不到10个月大的孩子，依然跟我走时一样懵懂无知，见到了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我心想，如果我现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大概完全不会记得曾有这样一个爸爸；而假如我跟他分隔一年半载的话，再见的时候恐怕都不会认得我。

我之前在那篇《【印度日记】疫苗有时，归期无期——印度疫苗接种记》文章里提到过一位娶了藏南媳妇的兄弟，他2020年6月回国的时候，孩子只有七八个月大；2021年7月他好不容易拿到签证回到印度时，孩子走路已经走得很好，却并不认识他——虽然现在的通讯极为便利，可视频通话毕竟替代不了膝下的承欢……这样的事情在疫情期间十分常见，但我绝不希望也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太太在探视我的时候反而显得有些拘束，该说的早已在电话上聊过。看到集中营的环境让我太太颇感焦虑，有些坐立难安。

倒是我基友过来比较有用一些，他能用泰米尔语直接与当地人沟通，在跟办公室里一个Q Branch的小领导聊了之后，获得了一些信息。

那个小领导说这个集中营只是一个负责拘押的地方，这里面关着的有些是法院的人，有些是CCB（Central Crime Branch）的人，有些是Q Branch的人，构成很复杂。而我则属于金奈移民局的人，我是他们抓进来的人，所以只有他们能放我，建议我们直接去找移民局谈。

我基友之前也尝试过给移民局打电话，他没有我太太那种坚持不懈死缠烂打的精神，几次打不通便放弃了。尽管他已经跟邦政府秘书聊过，但他还是很希望能跟移民局官员面对面交谈，以便能够搞清楚他们真实的想法。于是离开集中营之后，他们临时决定改变计划，直接从崔奇驱车5个小时杀去了金奈，到移民局讨一个说法。

此行金奈一路食宿交通种种这里就不赘述了，他们这趟对移民局的突袭却并不顺利，移民局官员拒不接待他们，理由是没有预约过——毫无疑问这只是移民局的刁难，或许是由于之前我太太在电话上跟他们争执过。

然而我太太也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放弃的人，她打出一手苦情牌，抱着馒头在移民局的前台哭着要求见这里的负责人。移民局里面有一个小官员心生恻隐，给她指了条路，教她赶紧在手机上现写一个邮件预约。

提交了预约之后是无尽的等待，从早上10点一直等到下午5点，最后在他们临下班之前，才终于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我太太试图解释和说明，然而那个负责人却粗暴地打断了她，根本不允许她说话，只让她把一切都写在纸上之后便打发她走了。没人知道他后来究竟有没有看过这张纸，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那次移民局之行无功而返。

那天移民局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我基友由于等在外面，对当天的事情也是一头雾水。而我太太从移民局回来之后就陷入了抑郁，整个人十分消沉，什么都不肯说。对她来说这无疑是一段黑暗、丢人、永远不想再提起的挫败。

我太太那天的经历虽然我不曾亲见，她也不愿多说，但大抵可以通过《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来猜想：一个失去了依靠的女人带着九个月大的孩子坐了10个小时的车上访，想要为自己男人讨个说法，却在无情的官僚那里碰了一鼻子的灰。
那几天大概是我太太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日子，后来让她终于渐渐振作起来，正是因为后来着手落实去尼泊尔的计划。
我并不完全确定自己能不能去尼泊尔。印度政府拘捕我的那个命令上写的是把我关在集中营里直到我离境为止，并没有限制我去哪里。但皮特却说我只能够回中国，这里的人是不允许去第三国的，要走遣返流程。

我有点不信邪，觉得自己跟他们这些有案件的人不一样，他们的护照都早就被警察收走了；而我有护照和离境许可，应该只要离境就行了，离开印度他们凭啥管我去哪儿？我那会儿忘了印度是一个“三不讲”国家——不讲逻辑，不讲信用，不讲道理。

出于保险起见，在东航航班被取消之后，我就写过邮件给了移民局，出示了航班取消的证明，问他们我是否能够改买去尼泊尔的机票离境。移民局的回复既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只是说让我申请新的离境许可。

我们把这一回复当做了移民局的默许，考虑到把我护照寄到德里去办完签证再寄回来需要时间，移民局批复离境许可也需要时间，因此我们订的是两个星期后的10月18号去尼泊尔的机票。

确定了去尼泊尔之后的那几天是很令人振奋的——开始倒计时离开集中营的日子，忙着联系尼泊尔的朋友，在爱彼迎上查找可以长租的房源，讨论究竟是要定居在加德满都还是博卡拉，盘算着去EBC徒步，幻想着接下去在尼泊尔的美好生活……

举家搬迁到尼泊尔听起来很麻烦，然而我算了一下，就算在尼泊尔把各种家具电器都重新添置一遍，也花不了一张回国机票的钱。尼泊尔不但生活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从中印两国过去都相对方便，定居好了之后有可能的话甚至可以让我父母也过来，毕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抱过孙子。只要签证等各方面允许的话，让我在尼泊尔呆个一两年也没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进行大喜马拉雅项目和南亚社会的研究。

很显然，我没有去成尼泊尔，否则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虽说抓捕我的命令上写的是我只要离境就能走，然而当我真的买好离境机票要离开这里时，才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你假如进了印度的监狱，还有释放的机会；但你一旦进了这个特别集中营，唯一离开的机会就是遣返回国，因为这个地方是专门为外国人打造的，他们采用了一套死板的遣返流程，我经历了好几番折腾才终于搞清楚这个流程。

由于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流程的存在，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当然。我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买好了德里回上海的机票，他们说会在我登机前一天释放我，因此我一直以为机票的起始地和目的地并没有要求。那个航班被取消了之后，我又订了从德里去加德满都的机票。按照我的想法，既然原来的航班可以从德里走，新的航班还是从德里走，不是一样嘛！

集中营这边有一个叫R.I办公室（Revenue Inspector）的部门会专门安排遣返的事情，负责人叫拉维（Ravi）。10月6号那天拉维找我确认离境的事情，问我是不是坐11月1号的飞机走。我跟他说原来那个航班取消了，会重新买10月18号的航班离境。他说好，那你把机票发给我。

我那时候其实还没订机票，一听他这么说以为离开这里就是买张机票这么简单的事情，当晚赶紧订好了机票发给他了。这里我要说一下，他们允许我自己订机票似乎已是格外开恩，集中营里面其他那些案件已经结束并宣判无罪的外国人，都只能从指定的中介那边购买高价机票。

订完机票更是让我们相信这事儿就这样定了，接下去只要等着他们送我去机场就行了。结果11月11号那天拉维突然跟我说，去尼泊尔机票有问题，我只能回自己的国家——果然就跟皮特之前告诉我的一样。我跟拉维说我去尼泊尔是为了转机回中国，现在并没有回中国的国际航班，你让我怎么回去？我要是真的那么容易就能回中国，也不至于会滞留在这边被你们抓起来了。

拉维表示他们只是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也知道现在的情况特殊，但假如我要去第三国的话，先要从移民局获得许可。
又得要再一次跟金奈移民局打交道，顿时觉得凶多吉少前途难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并非全印度的移民局都跟金奈一样，各个邦的移民局政策有松有紧，金奈移民局的政策在印度是比较紧的。我以前并不知道金奈移民局这么事儿逼，否则我可能就不在泰米尔纳德邦这边申请签证了。之前有印度朋友得知我在这边签证的延期和转换遇到困难，就曾经建议过我换一个邦注册申请，并且也确实有朋友通过这个方法搞定了签证问题。当然，那样的话我也就没有机会把泰米尔纳德邦这个独一无二的集中营里的故事告诉大家了。
我跟在印度不同地方工作学习的中国朋友交流过，有些地方的移民局对外国人的态度会相对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最糟的情况也不过是贪点钱，比方说德里移民局会明码标价告诉你多少钱能帮你搞定这事儿。；班加罗尔、孟买那边续签也都相对容易，有成熟完善的中介服务；金奈这边却是想要找个中介都找不到。据我了解，整个印度比较恶心人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古吉拉特邦，另一个就是泰米尔纳德邦，经常听说有人在这两个邦的移民局铩羽而归。

古吉拉特我不怎么了解，不过关于泰米尔纳德邦政府的所作所为，我在集中营里头可是道听途说了许多。话说那个被指控谋杀女友的墨西哥人老白，他在泰米尔纳德呆了十年，对此深有感触，他直接了当地告诉我“泰米尔人恨外国人”，他举了很多他在这边生活的时候被泰米尔人排挤和歧视的例子。我之前在金奈移民局碰到的其他去办理延签的央企工作人员也告诉我，跟其他地方相比，泰米尔纳德邦这边对外国人特别严，有点油盐不进，跟他们好说歹说都不行。

过去我一直以为在印度没什么是花钱解决不了的，但泰米尔纳德是个例外。皮特说他被抓之后，有警督告诉他给150万卢比就能帮他搞定这个案子（约合13万人民币），可以很快把他弄出去，他表示没问题，但那人后来却没了下文。阿茂为了从监狱保释出来花了300万卢比，一半是保释金，另一半是“赞助费”；然而跟他同个案子的小兄弟却花钱也保释不出来，到了2022年初小兄弟在监狱里就要呆满一年了。

皮特和老白又补充了一点：这种没法花钱解决问题的情况仅限于外国人，他们泰米尔人之间就跟印度其他地方一样能用钱解决任何问题。

我后来跟我太太总结这次的事情，我说咱们的原罪就是太清白，其他邦有好几个中国人也收到了跟我类似的通知，后来都通过花钱解决了，各地的行情不同，最多的一个花了10万卢比。我在这里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合规合法的，从一开始就从来没想过找中介塞钱这种路子，觉得既然不做亏心事怕什么呢？要是一开始办理签证转换的时候就花钱让中介搞，我很可能在疫情开始前便已拿到新签证，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儿了……我才不相信金奈移民局的人真的这么两袖清风，只不过没有找到门路而已。身在印度这样一个腐败超级大国，贪腐是保证社会正常运作的润滑剂，洁身自好那就相当于自绝于人民群众。

就我自己生活在这里经历而言，我碰到的泰米尔人对我都很友好。我并不觉得“泰米尔人恨外国人”，但我得承认他们对外族确实有防备心，我在泰米尔纳德邦生活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印度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排斥。

印度的诸多民族里面，泰米尔人或许是其中最骄傲的一个民族，保留着整个南亚最古老的传统和文化，然而由于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印度其他民族的挤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文化续存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造成了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抵触心理，同时用一种过度的自尊心将自己保护了起来。印度没有任何地方的人像泰米尔人这样憎恨印地语，中央政府对印地语的推广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文化侵蚀。将这一抵触心理放大，便不难理解泰米尔人的排外。这种排外不限于外国人，而是包括所有非泰米尔人。如果允许泰米尔人公投表决的话，他们绝对会从印度独立出去。

有人可能会说那如何解释外国人在印度的超国民待遇呢？这在印度的大环境下确实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印度人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其实是割裂的。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底层的印度人平时在社会中就低人一等，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奴仆心态。我在印度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候往往难以心安理得，可边上的普通印度老百姓对此居然毫无怨言，他们早就习惯了特权阶级的高人一等，几千年来都如此。

但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印度教徒对自己充满灵性力量的传统文化感到十分骄傲，他们会觉得自己比那些外国人高贵得多。印度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去西方留学过的那些精英阶层，显然不会再仰视外国人。而着眼于泰米尔纳德这个地方，拥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泰米尔精英阶层，会具有更强烈的维护民族文化和自尊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一些可严可宽的政策上，他们便会倾向于对外族从严。

有个朋友告诉过我一件事，前几年有个中国台湾的小姑娘在金奈教中文，她帮在当地的台资企业做翻译得到了一笔收入，还按规定纳了税。但由于她的签证规定只能为特定大学工作，结果被永久禁止入境印度（别人告诉我时的原话是“永久”，但我认为这个限制应该是有期限）。金奈移民局之不近人情可见一斑，在印度这种法律体系下，作出处罚的轻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权者的心情。

虽然明知是与虎谋皮，并没有抱以太大的希望，但我们还是就前往尼泊尔的事宜联系了金奈移民局。移民局那边倒没有一口否决，推说他们需要讨论一下，说这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讨论是假，请示内政部的上级部门是真。

还没有等收到明确的拒绝，我太太就又一次崩溃了，她之前以为去尼泊尔是毫无悬念的，做了大量的功课，结果现在突然黄了，对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我太太天天在家以泪洗面，上次在金奈移民局不愉快的经历又被重新唤起，觉得移民局这是存心要搞我，一次又一次找借口故意不放我走，肯定是要把我关上个一年半载。尤其是那段时间新闻聚焦于中印边境谈判破裂的事情，更是让她十分绝望。

印度政府的做法确实有些打脸：急着要赶我走的是他们，现在不让我走的也是他们。这不是存心搞事情是什么？由于疫情滞留的外国人不止我一个，一来我在9月30号签证过期前就已经获得了新的离境许可，二来在这边又没有案件，凭啥要我走强制遣返流程？这件事儿也体现了印度其实是一个随意践踏人权的伪民主非法制国家。

有人可能要问，把你关进来的不是内政部的决定吗？为什么觉得是金奈移民局要搞你呢？——金奈移民局对我的评价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如果不是他们汇报内政部说怀疑这个人在这边从事非法商务活动，内政部怎么会下命令呢？假如金奈移民局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由于疫情滞留在这儿照顾老婆孩子的普通外国人，远在德里的内政部何至于来为难我？

我估摸着大概率移民局不会允许我去第三国，于是就琢磨起了要怎么才能绕过移民局的遣送流程去尼泊尔。一开始我的想法有点简单，觉得搞个阴阳套票就能解决。比方说买一张从中东国家转机去尼泊尔的联程机票，然后让机票代理另外给我做一套行程单，前半段的行程是真实的，后半段则是从中东国家去中国，反正遣返的警察只要看我值机出了海关就行了。

机票代理自然比我要清楚遣返的流程，他说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联程航班值机的时候那些警察就会知道你的最终目的地，行李也会被直挂到最终目的地。代理告诉我唯一可能的方法是出一张真的回中国的机票，在中转国把后半段放弃掉，托运的行李也不要了……另外买一张机票，然后我才能爱去哪儿去哪儿。

我一想这成本也太高了吧，要是我都已经花了好几万买了去中国的机票然后也拿到了回中国的绿码，还不如回中国一趟呢。

此时我才第一次考虑起了回中国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我都将回国视为畏途，在国内政府号召大家没有必要别出国，真正的意思是让大家没有必要别回国。出国可不就得回国嘛，回国的难度要远大于出国，高昂的价格、繁琐的流程都让人望而却步。我一个人回国的花费，就足够我们一家在尼泊尔定居大半年，怎么算都不是个经济账。

然而现在去尼泊尔的路被堵上了，回国成了唯一的选择，可我不愿意也不甘心丢下家人独自回国。假如只能回国的话，无论如何我都得试试看把老婆孩子一起带回去——不计任何代价。

于是我联系了中国大使馆，问有没有可能给我太太申请中国的人道主义签证。

人道主义签证这个主意正是大使馆给我的，那时候印度给我发了离境通知，大使馆建议我作为家属去申请印度的人道主义签证。我后来专门研究了一下，印度似乎并没有人道主义签证这个选项，只有一种给阿富汗难民的特别签证。而使馆会提这个建议，自然是因为中国在疫情期间有人道主义签证，网上可以查到关于人道主义签证的签发原则，一般只适用于国内直系亲属病危或亡故等情况，没有像我这种直系亲属被拘禁的情况。

大使馆获知了我的诉求之后有点为难，由于目前疫情和政治共同造成的特殊情况，驻印度大使馆并没有权限给我太太审发签证，审发任何签证都要有外交部的授权。咱们中国政府部门都得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的，在既定的规章制度中夫妻两国分居并不足以成为申请人道主义签证的理由，他们不好随便破例。

不过呢，现在的时局固然特殊，可我的情况也特殊啊！大使馆给我指了一条路，说我现在这样的情况之前从未有过先例，建议我直接去跟中国的外交部反映一下，如果能获得外交部的授权他们就好操作了。

于是我写了一份说明把自己的情况反映给了外交部，在说明中强调了两点，首先我现在受到了印度的政治迫害，被关押在了集中营里丧失了基本权利，我太太的情绪十分不稳定；第二我这样的情况很可能会影响今后申请签证入境印度，陷入极为被动的状况，从而导致我跟老婆孩子的长期分居。因此希望外交部能够特事特办，授权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给我太太签发人道主义签证。

把情况说明提交了之后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会不会批准。那时候是10月中旬，我作好了三个打算：
假如印度移民局允许我去第三国，那么我们就举家去尼泊尔；
假如中国外交部同意给我太太颁发人道主义签证，那么我们就全家一起回国；
假如两边都没有好消息的话，我在集中营里呆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只能先一个人回国，之后在再去尼泊尔跟家人汇合。
另外我还考虑过一个非常极端的可能性——我自己一个人把娃带回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太太极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先后两次被消极情绪左右，要是她无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又怎么照顾得好馒头呢？

为什么不能我一个人回国然后我太太带娃回娘家呢？这当然不是不可以，只是拉达克冬天的条件十分艰苦，当地又是高原；而馒头是生在热带平原地区的，在离开印度之前甚至从没有穿过鞋袜。把才十个月大的娃带去拉达克，会面临很多挑战，水土不服生病之类肯定免不了。从居家环境的安全性来讲拉达克也不大适合小孩子，那边家里会有很多火炉、燃气取暖器之类的东西。我太太亲戚家有个女孩，小时候脸被炉头烧坏了半边，现在一直要用头发遮着半张脸；像我儿子刚学会走路又这么调皮，烫伤烧伤的风险太高了。另外拉达克低矮的藏式桌子，桌角高度刚好容易让小孩子磕破头，我太太的脸上有7条疤，都是小时候在桌角撞的，这也让人很不放心。你说贴防撞条吗？对不起，家里贴在防撞条都让馒头撕了下来……另外我太太觉得自己一个人带娃回去的话，还得要面对当地社区的各种闲言碎语，而这则又是另一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为什么不能我一个人先回国，然后等中国开放之后我太太再带娃儿来中国呢？这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首先我们当时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中国什么时候会开放，中印之间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正常往来；其次回国要经历繁琐的检测、集中隔离等措施，我太太一个人带着娃应付这些事情显然会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此只有我带着全家一起回国才是最稳妥的，其他选项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到万不得已不予考虑。

大家应该看出来了，我们家的问题就是我太太被我照顾得太好。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的命运掌握在两国政府的手里，除了先暂时耐心等待别无他法。从我的角度，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全家能在一起，无论花多少钱都行，就算让我继续在集中营住上一两个月我也毫无怨言。
而我太太那个时候只想着我快点出来。从她的角度，只要我能从里面出来就什么都好说，我去哪里都可以，哪怕接下去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只能自己带娃也行……

这让我想起了《庄子》里面那句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此刻我切身体会到这种境况，我们就像两条被困在干涸池塘的鱼，可又哪有那么容易相忘于江湖？若能轻易相忘于江湖，显然不是真正的羁绊。
所幸两边的政府都没有让我等太久，他们做出的决定也没有让我需要纠结——印度政府下达了最后的决定，要求我必须回中国；中国外交部则批准了给予我太太人道主义签证的决定，将授权大使馆落实此事。得到中国方面答复的那天正是10月22日，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

这是一个月多来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我闻讯如释重负，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而我太太也露出久违的笑容，仿佛一片笼罩许久的阴云终于散去，守得云开见月明。在这个一切都无法计划的非常时期，要有一件确定的事是何其不易。
虽然接下去依然要等待大使馆的安排，但至少不会因为各种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了；办签证、检测隔离之类的流程虽然麻烦，但毕竟是有盼头的。

眼瞅着离境许可就快过期了，我却丝毫没有要离开集中营回中国的意思，于是R.I办公室的拉维隔三差五就来问我：机票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走啊？我说是真的没机票走不了啊。

我突然不急着走了，恐怕并不在他们的意料之内。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印度的公务员，这帮孙子可是在千军万马里头大浪淘沙海选出来的，一个个都贼精贼精的，可说是代表了全印度最聪明的那批人，每天都得跟狡猾奸诈的印度人民斗智斗勇，要糊弄他们很难。

但这种精明，也就导致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比方说他们觉得我肯定是偷偷在这里从事商务活动，休想糊弄他们，于是把我这样一个准“战地记者”送进了有着无数黑料猛料的集中营。

又比方说我提出申请要去尼泊尔，他们也觉得我是在糊弄他们，网站上明明就能查到有航班去中国（事实上那些航班都由于各种限制坐不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真正能回中国的航班都很难买到现票），于是就拒绝了我的申请。他们无疑对自己的行为沾沾自喜，认为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必定会赶在离境许可过期之前买好回中国的机票。到的时候他们就能说：看看看，这个中国人的狐狸尾巴露出来吧！我们早就知道他明明能回国却赖着不走。

然而我并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样夹着尾巴逃回中国，这想必令他们颇为不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奈移民局对我的看法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是弄错了。原本他们以为我声称“回不了中国”、“老婆孩子在这里需要我照顾”都只是糊弄他们的借口，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还是没能回中国，而我太太也确实在辛苦地一个人带娃……他们渐渐相信我或许真的是无辜的，并没有骗他们。然而由于他们之前抓我的依据是“签证逾期”并“违法滞留”，基于这一既定事实他们也没办法给我翻案，只会系铃不会解铃。

以上并非我的个人猜测，而是11月底金奈移民局官员在跟我太太的私人通话中自己承认的。

确定了全家一起回国之后，我对这次整件事的脉络走向有了大致的把握，觉得是时候把集中营里的故事写下来了。
那段时间是我在集中营里过得最惬意的日子，天气变得凉爽舒适，雨季烂手烂脚长蘑菇的噩梦尚未开始，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身在集中营，最多的就是时间，一边看书看纪录片来保持学习，一边在手机上写作。那几天里我全身心都得到了放松，觉得既然回国的方案已经定下，那么胜利就在眼前。

我当时还不知道，最艰难的回国战役这才刚刚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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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canoeing]

集中营六记（六）池鱼记归

11月初使馆通知我们已经协调好了包括转机第三国领馆在内的各方，可以进入回国流程了。

为了保障秩序降低境外输入的风险，像印度这种疫情重灾区的人员想要回国，需要服从使领馆的安排，比方说可以订什么时候的机票都要先获得使领馆的批准。我们一家三口这种需要特殊安排的特殊情况，更是依赖多方的配合。鉴于我走的是遣返流程，为了确保我们一家顺利回国，中国大使馆专门指派了一名领侨处工作人员跟我们对接。

作为跨国婚姻家庭，就算不是被遣返，我们一家回国也有很多程序要走，比方说需要给我太太办理签证，以及给我儿子办理出生证的领事认证以便回国上户口等，这些文件的办理在使馆协助下进展顺利，机票和回国绿码等才是比较不确定的因素；由于我还需要额外从印度这边获得各种许可，使得情况加倍复杂，其波折程度堪比唐僧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

首先，我严重低估了在集中营里做检测的麻烦程度。

10月底到11月初那会儿国内爆发了一轮新疫情，防控措施又变得严格起来。按照国家的防控规定，回国登机前需要做3次检测，第三国中转还要再检测一次。第一次检测需要在登机前14天进行，先通过了这次检测才能订机票。
印度这边报告造假很容易，一切都是生意嘛，很多地方你出点钱他们就能给你一个假的检测报告。因此为了尽可能保证检测报告的可信度，使馆对检测报告有几个要求：1.必须在ICMR（IndianCouncil of Medical Research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认证的机构做检测；2.检测报告上必须有可供查验的二维码和机构详细地址；3.登机前48小时和72小时的两次检测必须在不同的机构进行。

集中营所在的崔奇是个小地方，我按照那个ICMR的名录来找，总共只找到7家认证机构。有人肯定想7家已经够多了吧，反正你只需要找两家就行了。可问题在于，很多机构并没有能力做血清抗体检测。

大家一听新冠检测，或许以为只要捅下鼻子做个核酸检测就完了。为了保证防控的滴水不漏，我们这些从印度回国的人员登机前14天至少需要做三个检测，除了核酸之外，还需要做IgM和IgG两个血清抗体检测（新冠康复人员需要加测N蛋白、CT报告等）。IgM抗体会在感染的中后期被检测出来，而IgG抗体会在新冠痊愈或者打过疫苗之后产生。进行抗体检测可以掌握你的病毒接触史以及免疫力情况，不管你是感染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都无所遁形。

但由于抗体检测一般是用来评估新冠康复后状况的，因此非常小众，别说印度了，就算在中国也不是所有医院都能做。我把本市所有的7家认证机构在地图上标记了出来，然后挨个打电话去问他们，结果能做抗体检测的只有一家，这唯一一家的抗体检测报告上却又没有二维码——也就是说，我所在的地方连一家完全符合使馆要求的实验室都没有。

没辙，我已是黔驴技穷，只好去跟使馆商量：我只找得到这么一家，你们看看成不成？实在不成那你们帮我在当地指定一家机构。

鉴于我身陷囹圄的特殊情况，使馆还是很通融的——没二维码就没二维码吧，只要把预检测做了就行。于是我欢天喜地地跟这家检测机构做好了预约，让他们11月3号早上9点来集中营上门给我做检测，同一天我太太和儿子在我家附近的机构做检测。

11月3号这天下着大雨，一天一夜没停，大半个集中营被水淹了，举步维艰。我把集中营的定位发给了实验室的人，跟他们再次确认好了9点过来。

按照我的想法，实验室的人只不过来这里给我做取样，跟那些快递员和探亲家属是一样的，在门口的办公室就可以搞定，又不需要进入集中营内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没想到的是，他们连集中营的大门都没能进来，遭到了办公室里长官的横加阻挠。

我冒着雨赶到大门口去跟长官解释，当时实验室的人被关在第一道铁门外边，而我被关在第三道铁门里边，长官在中间。作为一个专门关押外国人的集中营，那个长官却连英语都不会说，跟他沟通起来十分困难，试着跟他解释也听不懂。但他听懂了我说我要检测新冠，想当然地以为我已经有了症状，如临大敌地吼着要我回去带好口罩才能跟他说话，我不得不又冒着大雨蹚着大水回到牢房拿口罩。他用泰米尔语叽里咕噜跟我说了很多，而我只听懂了一段，大意就是说如果我要检测新冠的话他们会安排我去公立医院做检测，私立医院的人不允许来。

总算他后来给R.I办公室会说英语的拉维打了电话，拉维告诉说这里不管做什么都要先打申请报告（Petition），要做检测也是一样。我说他们做检测的人又不用进集中营，过来给我取样拿走就行了，为啥也要申请？他说不行，一定要先打报告申请。我说那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赶紧打个报告，让他们下午再来帮我取样做检测呢？他说这不可能，最早也要到下周一或下周二。

我一听傻了眼，现在才周三，到下周岂不是得等上四五天的时间？就做检测这么简单一个事情要耗上四五天？而我太太那边检测都已经做完了……

这也是命中注定的不巧，11月4号刚好是印度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排灯节，相当于印度的春节，所以审批申请报告的办公室放假，要到下周一才上班。就算我今天写好申请交上去，最快也要11月8号才能给我审批。

好说歹说他们都不肯通融，我只好让实验室的人先回去，随即写了一封申请交给了集中营办公室，解释了为什么必须让实验室的人过来给我做检测，请求他们的许可。

往好了想，幸好这只是预检，让我有机会预演了一遍。要是我起飞前72小时才知道集中营里做检测还得先申请打报告，那可不就得眼巴巴看着赶不上飞机了嘛！我之前10月份的时候满以为自己只要买张回中国的机票就能说走就走，回想起来真是太天真了。

做预检测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只有我们全家通过了检测，才可以订购14天之后的机票。这就意味着检测做得越早，我们全家就能越早回国。有道是夜长梦多，回国的流程拖得越久，不确定性也就越高，后头还有好多关要闯。
我太太跟馒头都顺利通过了预检测，全家就等我一个。排灯节等待申请报告审批的那几天，恐怕是我被关进集中营之后最焦虑的日子，焦虑到连晚上做梦梦到的都是做检测。

我不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那几天的焦虑是因为我心里头盘算着回国的计划：11月24号刚好有一班完美适合我们全家的航班，从班加罗尔出发中转法兰克福到上海，一旦错过就得多等一星期。倒不是说等不起这一个星期，主要因为我心存一个念想：假如11月24号能够回国的话，那么就刚好能赶在12月16号之前结束14+7天的隔离——而12月16号是馒头的一周岁生日，对我们来讲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了赶上这趟航班，我需要在11月10号之前完成预检测，这意味着我的申请必须在过完排灯节之后的第一时间得到审批通过。

这个计划显然没实现，否则这趟回国之旅也就谈不上波折了。

11月8号那天，我一早上就去催着办公室快点审批申请报告，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傍晚5点半通知我申请批准了。赶紧再次联系实验室让他们第二天早上9点就过来给我做取样检测，并且进行了再三确认——我很担心他们上次白跑一趟这次不肯来了。

11月9号的早上也下着雨，可约定的时间到了实验室的人却还没有来。好不容易联系上他们，那小哥果然是在犹豫不决怕又白跑一趟，我跟他们再三保证这次已经获得了许可，一定可以顺利完成取样。我还专门跟办公室的长官打了声招呼，告诉他们一会儿实验室的人过来不要拦他们。

最后他们10点半左右到了集中营，在集中营的办公室里给我做了取样。取样只需要2分钟，登记之类的花了20分钟。
下午发回了检测结果，各项结果都很好，立刻就发给了大使馆。虽然还没有得到大使馆的正式通知，但我知道应该是十拿九稳，接下去应该就能订机票了。

这回我长了个心眼儿，在订机票之前先问了一下R.I办公室的拉维。果然拉维一听我从德国转机的回国方案，立马就说你先等等，他得去确认。那么他找谁确认呢？——还是移民局。按照他的流程，他要先报告当地的崔奇移民局，然后崔奇移民局再去请示金奈移民局……我一听怎么还得拐那么多弯儿，倒不如我们自己直接问金奈移民局得了。结果打电话到金奈移民局，那边人也说这事儿得要崔奇移民局先发个邮件过来他们才能处理；而金奈移民局接到申请之后，他们要继续转发给中央政府更高层的内政部批复……也就是说我回国从哪儿转机、坐哪个航班，还得惊动印度中央，这简直是外交人员高规格级别的待遇啊！

我想这不是故意搞事情嘛！你们要我离境，然后我去尼泊尔你们不让；现在我真心诚意要回中国，打哪儿回你们也得审批！既然你们会把我一直押送到海关，我还能玩什么花样？

为了保险起见，我赶紧把这个情况跟中国大使馆反映了一下，让他们帮我出具一个转机回国路线的说明情况。从德国转机回国这条路线正是大使馆指定的，在现有的回国路径中，从德国转机是相对最为顺滑的，阿曼线路很容易由于检测指标不合格被卡。他们为了确保我们一家顺利转机回到中国，还专门跟中国驻法兰克福领事馆沟通过。

拉维对我这件事情也挺上心的，第二天吩咐我除了发邮件之外，再手写一封回国转机路径的申请给崔奇移民局。我问他能不能同时申请德里出发和班加罗尔出发的路径，他让我只写班加罗尔——因为押送到班加罗尔出境对他来说比较方便一点。我对这次的申请还是比较乐观的，上回我要去尼泊尔的时候，连申请都没机会让我写，直接就从内部给否决了；这次既然让我写申请，说明他们是真的需要走这样一个流程。

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干点啥都需要先申请——比方说皮特的牙不好，每次去看牙医也都要提前写个申请。不过呢，皮特总是当晚提交申请第二天一早就去，以至于我以为申请审批得很快。皮特告诉我他的第一次申请审批了一个星期，后来由于他经常需要看牙医，针对他的流程就简化了。

回国路线需要审批这件事情想起来却有些细思恐极——我能不能离开这里完全取决于某个印度官僚的一念，而不是有什么可以遵循的法律规章。假如印度政府坚持说，必须要有直航才能走，或者必须是金奈始发的航班，那我恐怕就只能等到疫情结束中国开放才能离开集中营了。不过假如他们真的这样做的话，这个逻辑就非常扯淡了——既然你们也觉得现在的国际航班运行不正常，这不就证明了我确实是因为不可抗力因素滞留在这里走不了吗？那你们干嘛还要把我关起来？

不过离境许可本来就是逃不过的一个坎，即便我先订好了机票，之后也得要移民局给我签发离境许可我才能走。我太太本来担心印度政府会又找什么借口不发离境许可给我，先让他们批准好我的回国线路，那么之后的离境许可就稳了——这样总好过万一我订了机票却拿不到离境许可。

至此，我距离订机票还差一步之遥，只等哪天许可下来，便可以确定回国的日期。我只担心移民局批准得太晚，万一24号的机票卖完了。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机会去订机票。

交完申请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1号，民航局传来消息，由于出现5例确诊病例，法兰克福到上海的航班从这周开始熔断两班。虽然熔断的并不是我计划乘坐的那班，但这件事让我重新调整了心态——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就算没有印度政府搞事情，想要回国也没那么顺利。在疫情的这种非常时期，再加上身陷囹圄的身不由己，教会了我不再强求任何事。

回顾自己呆在集中营里这三个月的心态变化，发现一个限制自由的环境会将人驯化，久而久之呆在这里面的人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忘记自由的滋味，甚至丧失对自由的渴望——刚来到集中营的时候我相信自己一个星期就能出去，并且也努力地争取。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好笑，进集中营的第三天我让餐厅老板买手机，手机他很快就帮我搞进来了，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充电器却一直迟迟没来……我当时担心的是，万一他充电器还没给我，我就先出去了怎么办？那时候觉得在里头要关一个多月简直难以想象，可不知不觉便呆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那个韩国船长刚进来的时候说使馆告诉他只要一个月能够出去；等到第二个月的时候，他并没能出去，却变得十分淡定，苦笑着说自己做好了在这里耗一年的心理准备。他来的时候两手空空，现在锅碗瓢盆桌椅床柜样样备齐，正儿八经过起了日子，甚至还准备装修厨房。

阿茂得知自己能拿起诉书之前兴高采烈的，他料想一旦拿了起诉书两三个月官司就能打完。没想到控方找来十几个目击证人，虽然明知是假证人，但光是把这些证人过一遍就要花好长时间。他不得不打消了很快就能出去的念头，做好了持久战的心理准备。我跟他说，我现在回国所要经历的这些破事儿，你以后也得经历一遍，我这是在给你排雷。他自嘲道，说不定等他回国的时候已经不需要再做检测了。

老白的官司打了8年，在宣判之前的那些年他都保释在外，当时集中营里还没开始关其他外国人。皮特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却不逃走？老白说他一开始以为他的官司“三个月”就能打完，三个月过去后又告诉他只要再等“三个月”……最后几十个“三个月”过去了，他前后在印度身陷十年，连当地的泰米尔语都学会了。

皮特自己也是同样的情况，一开始别人告诉他只要两三个星期就能了结官司，现在他在这里待了30个月（截止到2021年12月）。他说假如一开始他知道会待这么久，那他会像伊利安一样选择逃跑；而现在他考虑的是认罪，如果律师能给他谈到一个好的认罪协议，他打算索性认罪去监狱服刑，把案件给了结了，好过在这里遥遥无期地耗下去。

青蛙正是这样慢慢被温水给煮熟的，在集中营里呆久了，会慢慢习惯被限制自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顺从和认命……这恐怕是印度司法部门的一种策略，如果你可以保释在外，官司拖得再久你也不在乎；但这样一种失去自由的状态就不同了，他们可以用时间耗尽你的耐性，当你关了几年之后往往会妥协选择认罪，那么胜诉的就是他们。

集中营里简陋的条件也会让人的诉求变得十分低级和简单，就我个人而言，最大的奢望无非是——坐在抽水马桶上拉个屎，用热水洗个澡，在没有苍蝇的地方吃个饭，在没有蚊子的房间睡个觉。

所谓奴性，大概便是由此而来的吧。换一个角度看，或许也能称之为佛系。

很快又过了一周，11月15号周一上午拉维发了个消息给我，说有一些移民局的官员下午3点会过来我“讨论” （discuss）一些事情——他用的是“讨论”这个词，让我大为振奋。除了我回国的路径方案之外，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呢？这样看来批准我回国的事情应该是十拿九稳了。

那几个官员下午3点非常准时地来到了集中营的办公室，来喊我去办公室的那人关照我带上手机，我也没多想就带上了。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见面后二话不说把我拉进了办公室边上的小房间，搬了四把椅子，围着我坐下了。

带头的是个中长发的中老年人，发型有点像《哈利波特》里的斯内普教授，不过是花白色的。我问道你们是崔奇移民局的吧，他们不置可否，没有说是也没有说不是。然而当斯内普教授一开口提问题，我就知道他们并不是移民局的人——那个熟悉的套路和配方，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他们是情报部门的人，或者至少是移民局下属的情报部门。

我在印度跟情报部门打交道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过去在拉达克便屡次被情报人员调查和追踪（详见《【印度日记】“每个在印度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在印度的所有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像我这种娶了拉达克姑娘、收入来源他们无法理解的中国人，更是重点怀疑对象。印度各种各样的情报部门非常多，不同的部门之间由于存在竞争关系，信息共享程度很低，往往是一个部门来问过话之后，另一个部门又过来把类似的问题再问一遍。像崔奇这种小地方的情报部门，恐怕千载难逢才逮到个中国人有机会让他们调查一下，就好像荒山野岭的小妖突然听说唐僧路过，怎么都得搞块唐僧肉尝尝。

这三个人里面，斯内普教授是负责问话的，另两个跟班，一个负责做笔记，另一个则专门负责搜查翻拍我手机里的东西，比如聊天记录、相册之类——不过我手机里本身也没什么不能让别人看的东西，所以就随便他们去折腾。

斯内普教授从始至终都没有把棉口罩拿下来过，隔着口罩听他说话有点费劲。他跟我聊了才没几句，就大夸我的英语水平，说我的英语是他见过的东亚国家人里面说得最好的，其他那些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英语都不行。我心里嘀咕，果然是没见过世面却想吃唐僧肉的小妖，连我这种看美剧自学的江湖英语也能把他唬住。

我相信大部分读者应该都从来没有过被情报部门问话的经验，碰到这种事儿可能会不知所措，其实应对起来很简单——有啥说啥，实话实说，别耍滑头，否则只会弄巧成拙。这些人都受过专门的问话训练，他们问你的那些问题未必是真想知道答案，更多是在观察你的反应，想要骗过他们除非你也受过专业训练。我自认问心无愧，事无不可对人言，无论他们问啥照实回答便是。斯内普教授问的大部分问题都比较常规——姓甚名谁、仙乡何处、家中老小几口、何年何月去到过何地、都认识哪些人……不过斯内普教授问了几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是其他情报部门从来没有问过的。

他说你太太是印度人，那你们孩子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呢？我没有正面回答他这个问题，只说我孩子是生在印度的。他说，哦，那就是印度人。他接着又问我有没有入籍印度的打算，或者我太太有没有入中国籍的打算。我说我们俩都觉得现在的国籍挺好，暂时没考虑过变更国籍的事情。

他说你娶了拉达克的太太，那应该对拉达克那边很熟悉吧？我说我对藏传佛教文化很感兴趣，不光是拉达克，尼泊尔、西藏这些地方我都经常去。他问那你怎么看待西藏问题？我说这个问题牵涉到的历史很复杂，不好说。他说，没事儿，你就说说看。我很清楚他们这些印度人长期接受境外反动宣传洗脑，于是告诉他说，你们看待西藏问题不能老盯着过去的历史，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你们应该看到，现在的西藏是所有的藏文化地区里面建设发展得最好的。

接着他问我是否认识印度这边的藏人，我说我倒是认识几个，但并不知道他们的全名。于是斯内普教授拿出了一些印度藏人的证件复印件让我指认，以一种用糖果骗小孩子的口气对我说：这是你离开这里的机会哦！如果认出来你就能从这个地方出去。我说我不认识，他让我再仔细看看——仔细看完了还是不认识。随后他又试图从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找一个叫次仁旺秋（Tsring Wangchuk）的藏人，自然是毫无斩获。

关于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印度政府对叛逃到印度的藏人都是一面利用一面防范，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过自己人。尤其这些年国内的藏区大发展，不少印度这边的藏人追悔莫及，人心思变，因此印度情报部门免不了要怀疑某些藏人“通敌”。

后来他又说，你去过这么多国家和地方，觉得你们中国政府究竟怎么样呢？我说这个问题也很复杂，没有一个非黑即白的答案。中国政府的力量非常大，如果用这种力量来做好事能做得特别好，反之亦然。最近几十年我们政府用这种力量做了很多好事，所以中国才能发展得这么快；但我也得承认这种强大的力量如果失控的话存在一定的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他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连续问我的，而是穿插在其它杂七杂八问题当中。斯内普教授在询问快要结束的时候提的一个问题让我警觉了起来——

“如果让你选的话，你是愿意呆在印度还是回到中国？”

我第一反应是——你特么逗我吧？事实上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你别逗我了（teaseme），你明知道我现在不可能待在印度。他说我没有逗你，你只要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好家伙！听这口气是要策反我吗？我自己脑补了一场间谍战戏码：印度情报部门想要物色一位中国公民做他们的线人，我被羁押在集中营里，老婆孩子又身在印度……他们莫不会以为可以跟我谈条件吧？

我是这样回答他的：我只要跟我的家人在一起，无论呆在哪里都可以，如果你们让我回印度的家那最好，一定要我回中国那也没办法。

当然，那天的谈话应该只是试探而已，他们还问了诸如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使馆人员有没有来探访过我之类的问题。我自认在整个谈话中镇定自若游刃有余，给斯内普教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倒是他们的专业程度不够，我只提了一个问题就让他们的真实身份彻底露馅儿了。

谈话接近尾声的时候，我问他们我等到要什么时候才能回国。斯内普教授虽然打着移民局官员的旗号，但他显然对移民局的业务完全不熟悉，前后给了三个不一致的答案。

他听我这样问，先是露出为难的神色，说现在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你还不能回去。我说这不是扯淡嘛！怎么可能只能坐直飞航班？说不定一年内都不会有直飞航班。有的国家自开天辟地以来就从没跟印度有过直飞航班，那这些国家的人怎么办？

他犹豫了一会儿又说，这个还是要等上面的批复。我问他们批复要多长时间？他说三四个星期。我说这也太久了吧，我在这边时间待得长点没关系，但现在我太太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的，受罪的是印度公民啊！于是他跟我讲起了大道理，说因为这个疫情全世界都在受苦，不光是你们家……

然而斯内普教授临走的时候，又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了一句：“你应该三四个星期能离开。”

对于这句话我的解读是，他们需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来分析和查证今天从我这里获取到的信息。

这里我得说下，按照我申请回国许可的流程，“崔奇移民局”这个部门应该是存在的，可我却没能在谷歌上搜索到关于这个部门的任何信息，似乎根本不存在……因此这个“崔奇移民局”究竟是否存在，或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

另外我从集中营其他人那里听到一种说法：之所以回国路径要审批这么长时间，是因为R.I办公室需要时间来操作侵吞买机票的钱——遣返费用实际上可以向政府申请，让印度政府来承担。他们告诉我集中营有个尼日利亚人，跟我一样娶了印度老婆，在这边有家有孩子，说没钱回去赖着不肯走，最后印度政府出钱给他买了机票强制遣返，说明确实有这个政策。据此推测，可能负责遣返我的R.I办公室一面向印度政府申请经费，一面让我自己来掏钱买机票；由于从德国转机的费用比较高，因此他们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申请和侵吞……这种做法倒是很印度。

我赶在那个尼日利亚人被遣返之前向他询问了具体情况，发现我俩同病相怜。这个尼日利亚小哥跟他的印度太太已经结婚了5年，有俩孩子在这里。他今年3月份持入境签证（Entry VISA，也叫X-1 VISA）来到印度，按照规定定居当地的外国人在入境后要在移民局注册，他第5天就去了金奈移民局，并提交了将X-1签证转换成X-2 签证的申请。X-2签证有效期长达五年，可以方便今后申请OCI，OCI全称 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n（印度海外公民），是一种实质上永久居留卡。

由于尼日利亚人在印度的名声不佳，金奈移民局不想给他签证也不想让他呆在这里，于是就借口说他护照上有一个出入境章是假的，把他给抓了起来。法院判处他在监狱和特别集中营各服刑两个星期，然后遣返回尼日利亚。

那个出入境章究竟是真是假我也不知道，按尼日利亚小哥的说法印度移民局是栽赃陷害，拿走了他的护照后再也没有归还回来，死无对证。他对此十分愤怒，不肯接受遣返。有次R.I办公室催他订机票，他就发飙了，他说你们凭什么拿走了我的护照、把我遣送回去还要我自己买机票，印度政府要赶我走就得自己出钱！然后他撂下一句狠话：你们要是不在一个星期内满足我的要求，我就炸了这个集中营，把这个地方烧了，我可以保证肯定会死人，你们看着办吧！（I will bombing this place, set this place on fire, people will die!）

结果这边的负责人被他给吓到了，满足了他的全部要求。听说之前集中营有几个尼日利亚人在这边闹出了非常大的乱子，印度政府看到他们极为头疼，知道他们真的做得出来，所以才会妥协。而这一切的起因听说是缘于2010年有个尼日利亚学生死在了泰米尔纳德的警察局里，之后不断有人过来报复和仇杀，导致尼日利亚人在当地恶名昭彰。金奈移民局故意找茬并遣返他，便是出于这个原因。

印度政府的欺软怕硬众所周知，这个国家是典型的按闹分配，像我这种不会闹事的人就比较吃亏。不过当时我想好了，要是印度政府真的存心刁难我，非要我等到开了直航才能走的话，我就把这篇文章提前发布到网络上，并且附上印度内政部和金奈移民局的邮箱，发动广大网友的力量来讨公道——当然，这招只有当我认为不再需要顾忌与他们撕破脸的情况下才会用，毕竟我自己还在他们手里。

尼日利亚小哥知道我的情况跟他类似之后，他立马说你老婆肯定不是泰米尔人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如果你老婆是泰米尔人他们就不会把你抓进来了，然后他也表达了跟皮特和老白同样的观点：泰米尔人恨一切外来者，印度其它地方的人在这里也会被当做外国人来防备。他的老婆是阿萨姆邦（Assam）的，所以他们在这里才会受到排挤和歧视。
我前面提到过的三个伊朗女人和她们的孩子也是类似的情况。她们被关进来的时候，集中营里面已经人满为患，由于她们还带着一个10岁大的男孩，不方便住在女子区，于是就被安排在了办公室边上的牢房里。我太太后来过来探视我的时候，跟她们用印地语聊了一下。

由于当年莫卧儿王朝统治者本身是从波斯来的，一些伊朗人跟北印度的穆斯林渊源很深。她们一大家子人原本在德里生活，拿的是居留签证，疫情期间被困在印度，申请到了签证延签。根据那几个女人的说法，八月份的时候他们全家来泰米尔纳德邦旅行，正好赶上对外国人严打，金奈移民局栽赃陷害说他们延签的签证是非法的，指控他们欺诈，于是把全家老小都抓了起来。其中有对兄妹分别10岁和8岁，而一个最小的孩子被抓的时候才2个月大，跟着妈妈一起被关在监狱里。监狱里呆了三个月之后，女人和小孩被送到了这个集中营，男人还继续在里头关着。我们12月份见到那个婴儿时是六个月大，看起来十分瘦小，显然营养不良。由于我太太自己也同样有着失去丈夫依靠的经历，当下心生恻隐把身上带的钱全给了那对母女。这家人的全部家当都在德里，手机又被警察收走了，在集中营里连打个电话都得问别人借，如今还面临着起诉、定罪、服刑、遣返等繁琐的流程。

我不敢说她们到底有没有使用非法签证，但她们会被关在这里，恐怕与目前印度对穆斯林的排挤有莫大的关系；退一步讲，不管她们签证究竟是不是非法的，把哺乳期妇女跟婴儿一起关在监狱里，都很难说得上是符合人道主义的行为。

总而言之，只要金奈移民局看你不爽，他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整你然后遣返你，就算你没有签证过期，他们也可以指控你的入境章或者签证是假的……而他们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可能仅仅因为你是尼日利亚人、穆斯林，或者中国人。

突然被情报部门这么节外生枝一折腾，我估计自己可能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我太太很崩溃，觉得他们会不断找出新的借口来阻止我离开。我一合计当时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决定——让我老婆孩子坐12月1号的航班先回中国，如此一来我在印度这边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不管他们关我多久我都不怕。

其实这次发生的事，并没有让我对印度的态度和感情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我一直都知道印度是这样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国家。虽然印度政府秀了一把下限，让我有些始料未及，但只要回想下他们在1962年将三千多印度华人关进集中营的“光荣事迹”（详见《【印度日记】“每个在印度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间谍。”》），便会觉得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但我太太就不一样了，她身为印度人对于这个国家还是有爱国情感的，可这次的事情把她对印度的最后一点幻想打得粉碎。印度政府无情地拆散了我们的家庭，而中国政府却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给她颁发了签证，帮助我们全家团圆。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她对印度极度失望和伤心，迫不及待要离开印度。

什么叫统战？这就叫统战。要赢得忠诚，需要依靠宽容。

我自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最担心的就是我太太，她既要操心我的事情，又要一个人照顾馒头，面临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挑战，可谓身心俱疲。如果她带着馒头回中国跟我父母同住，能让我放心很多。一旦老婆孩子平安抵达中国，我可以一个人在这边心无旁骛地与印度政府周旋。

不过呢，我父母一直都不知道我在集中营里，若是我没跟她们一起回国，势必又得要编个瞎话糊弄我爹妈。我当时连瞎话都想好了，到时候就说我登机前检测时发现我的血清抗体水平比之前升高了，因此没拿到回国绿码，为了不浪费机票让她们母子先回来，我得等到抗体水平降下来才能回国……哎，编瞎话楞是编出了一种用心良苦的感觉。

做出了分开回国决定之后，我太太才把事情的始末告诉了她家里人。我丈母娘其实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而她的脑洞也很大，看我好长时间不在家中，怀疑我们夫妻感情出了问题，我抛妻弃子离家出走了。

丈母娘就跟我太太一样，知道这事儿之后六神无主寝食难安，一想起来便要哭上一阵，一有时间就诵经念佛祈求平安。她说要过来帮忙，我们觉得没有必要，两个多月都这样熬过来了，不差这最后十来天。坦白说，我太太和她家人担的惊受的怕实在要远比我多——由于双方对信息掌握程度的不同，我在集中营里头读书写作，他们在外头却忐忑不安，这让我十分庆幸还好没有让上海的父母知道。

我丈人得知此事的第一反应便判定这必然是中印两国之间的政治问题造成的。我们一五一十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他凭借自己多年来身为警察的工作经验，怀疑印度政府对我的拘禁在程序上是非法的：首先，抓我的命令来自于邦政府秘书处而非公检法部门；第二，抓了我之后居然没有以任何形式通知中国大使馆，关于这点我跟使馆确认过；第三，抓我的时候没有收走我的护照等证件，这点很不合规矩。不过呢，泰米尔纳德邦外国人集中营这玩意儿超出了他的认知经验范围，所以他并不是很确定。

我太太和儿子回国也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可以说走就走。虽然我太太已经拿好了签证，但馒头持有的是中国旅行证，在印度属于外国人，回国之前需要先从印度移民局这边申请离境许可。由于我的情况，我们一直担心能否顺利拿到馒头的离境许可，移民局两次让我们上传补充材料，其中甚至包括接生医院的出院证明，花了一周多的时间。

我们一边给馒头申请离境许可，一边关注着航班动态。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欧洲疫情急转直下，从德国转机的航班出现了大量熔断。10月份的时候还觉得机票很好买，没想到11月底突然变得一票难求。

各位可能有所不知，由于疫情期间通航政策经常朝令夕改，同时存在“熔断”机制，这段时间里从印度出发到德国中转回国的航班并不像平时那样可以网站上随时接受预订，想购买最近日期的机票必须通过机票代理申请，并且航司通常只会在起飞前一周左右才放票。机票紧张的时候不是用“买”的，而是靠“刷”，跟摇号差不多。机票价格是平时的十倍，票代每刷到一张票，能有七千到一万人民币左右的利润，却依然一票难求。在这种狼多肉少大家都回国心切的情况下，有些票代会要求你先付定金才肯帮你刷票，被无良假票代骗钱的事情时有听闻。

我显然未能按原定计划让我太太和馒头坐上12月1号回国的航班。由于11月30号的航班被熔断，12月1号的航班作为保护航班，机票都被留给了30号的滞留旅客；我们用来候补的12月3号机票同样没能买到，而之后8号、10号、15号、17号的航班也确定熔断……随着熔断的航班越来越多，形势看起来越来越不妙。

为什么机票会这么难买呢？

首先，从印度转机回国的路线只有两条。根据防控规定旅客回国只允许中转一次，且必须在中转的第三国进行核酸和IgM抗体检测，再申请一次绿码。而能够在中转区提供检测服务的机场非常少，同时能满足转机条件的就更少了。比方说新加坡和东京有转机航班，但机场内没有检测，所以走不了；又比方说巴黎有检测但印度过去没有航班，所以也走不了；再比方说赫尔辛基有检测也有转机，但是转机时间超过了机场规定的24小时，所以还是走不了。归国心切的人们早已挖空心思把所有可能性都验证了一遍，最后发现只有德国和阿曼能转机回国。那些想要回中国的旅客，都不得不挤在极为有限的几条航线上，天价机票此时如同溺水者的救命稻草，被无数双手所争抢。

其次，每架航班的载客量是有人数限制的。按照防控的规定，每个国际航班在落地中国后如果出现5个以上确诊病例就会被熔断两周，载客越多显然意味着熔断的风险越高。为了降低熔断风险，有时候航空公司一个航班只卖四五十个座位，明明飞机上很空，票却买不到。对航空公司来讲，宁缺毋滥、抬高单价才是最优策略——即便只卖很少的票，也不用担心亏本；而一旦熔断那就啥钱都挣不到了。

第三，航班熔断会产生连锁反应。一旦航班熔断，可能原本应该由两三趟航班承运的旅客都挤到硕果仅存的那趟航班上，航空公司为了优先照顾这些滞留旅客，必然减少甚至中断机票的供应；除了滞留旅客，那些终于获得回国资格但未购票的旅客也会一窝蜂涌向剩下的未熔断航班，造成航班资源的挤兑。

机票的不确定，加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获得回国的许可，让我太太颇为绝望——不光我走不了，她想先走也走不了。

人在绝望之时就会求神拜佛，我太太每天向他们家的护法神吉祥天母诵经祈求，还找了一个尼泊尔的仁波切寻卜问卦，问我何时才能平安归家。

那个仁波切这样告诉她：你丈夫两个星期左右应该就能出来；如果两个星期没出来的话，那就要等一个月左右才能出来；如果一个月还出不来的话，那就得在里面呆很久。

我太太作为悲观主义者，听完之后忧心忡忡，说你很可能要在里面呆很久都出不来；我听完之后哑然失笑，我说这算是哪门子仁波切嘛，这种预言不是那些街边摆摊的“半仙”的套路嘛，我也会啊！

——仁波切，我的病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你的病两个星期左右就会好；如果两个星期还没好的话，那就得等一个月左右；要是一个月都还没好，那就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好。
——仁波切，我什么时候才会怀孕啊？
——你两个月左右应该就会怀孕；如果两个月还没怀上的话，那大概需要花半年才能怀上；要是半年都还没怀孕的话，那估计就很难怀上了。
——仁波切，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呢？
——放心，两年之内就能解决；如果两年还没解决，那就得等五年；如果五年还没解决，那就需要很多年才能解决。

嘲笑完仁波切预言的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27号那天，8点多的时候我太太接到了R.I办公室拉维的电话。

当她看到来电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好几秒，因为通常来说政府部门官员这么早打来电话不会有什么好事儿。数次计划被迫变更的不确定性，使她成为了惊弓之鸟，即便是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都会惊吓到她。
她胆战心惊地接起了电话。

拉维说：你丈夫的回国转机路线申请通过了。

我太太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跟他确认这一消息的真实性，随后喜极而泣，捧着电话就哭了起来……对她来言这意味着长达两个多月的煎熬终于要结束了。

这个世界上最煎熬人的未必是多漫长的等待，而是不知期限的等待，这就如同在黑暗中行走，无法判断方向和距离；而如果能有一个期限，便如同黑暗中有了一道让你可以追逐的光。就好像小龙女为了预防杨过轻生，于是在绝情谷刻字让杨过等十六年，是这十六年之约支撑起了杨过活下去的信念。最怕的是无期之约，不知道一切何时会结束……这种时候乐观之人或许尚能笑对生活，而我太太是个很容易被焦虑情绪所影响的人，总是给自己悲观的心理暗示，觉得我会继续被关上一两年……由于她自陷于这一悲观的妄想中，当好消息真的传来之时仍是难以置信，挂了电话了之后她又拨回去确认了一遍这是不是真的。

我太太立刻欣喜若狂地将这个消息告诉我，正跟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拉维的语音电话打了进来，正式实锤了我可以从德国转机回国。

我的第一反应是，幸好我太太的机票没买到，这回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确定一起走了。

然而不幸的是，几乎就在我得到回国许可的同时，新的变种毒株奥密克戎（Omicron）被官宣，一时之间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恐慌——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吗？谁知道三个月后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果不其然。

刚刚才散去一片乌云，立刻又笼罩了新的阴影。

至此，我离自由和团圆只差最后一张机票，而这张机票恰恰是我这辈子最难订的一张票，没有之一。

民航局很快就宣布了新一轮的熔断和取消措施——80%从德国转机回国的航班都停了，我准备订票的那两周只剩一个航班能飞，整个12月份买到机票的希望都十分渺茫。

整个12月从法兰克福到中国预计可飞的航班寥寥可数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人还在钱没了；而我呢，人能回国了，机票没了。

那几天满脑子都是刷机票的事，我晚上梦见我们一家好不容易买到了票，却没赶上从班加罗尔去法兰克福的那趟航班，梦里满心的绝望和懊恼——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正在恼恨自责之间，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

我找了一个信得过的票代，从支付宝里借了两万块钱，交了订金让他们帮我刷票。票代给我的报价是成人37000块，商务舱加28000，婴儿10000块，不能退改。照理说国际航班婴儿票的票价应该是成人票的10%，之前另一个票价报的是3900，明显贵了好多。但我完全顾不上讨价还价，只要他们能刷到票，多少钱我都会想办法。我反复叮嘱票代，就算只有65000一张的商务舱我们也走！我是如此渴望能刷到12月13号的机票，那样我们一家三口就能在一起庆祝馒头的第一个生日……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连商务舱都买不到。

回国的花费无疑是巨大的，我被抓的时候微信钱包里面有两万多块人民币，关在集中营期间的3个月虽然没发文章，仍陆陆续续收到了一些朋友的公众号赞赏，加在一起也有大几千。但微信钱包里的钱不到迫不得已我是不会动用的，因为开通了我父母的亲属卡，他们在国内的日常微信支付会从我这里扣钱。印度家里的现金和我太太的印度银行卡里加在一起有三十多万卢比（约合三万人民币），这点钱用于印度的日常生活开支可以花一年，但相比回国的费用只是杯水车薪，连一个人的机票钱都不够。我做了个全家回国的预算，算上检测、机票、酒店隔离等各种费用，估计最少也要花9万；如果不得不买商务舱的话还得再加五六万。

如今我显然已没有了别的选择，无论机票是否在我的承担范围内我都必须尽快回国。知道我呆在集中营里的都是一些最知心的朋友，他们主动来问我经济上是否需要帮助，纷纷表示愿意解囊相助。这些朋友几乎全部是写了公众号之后认识的，与我素未谋面，令我十分感动。我一直说，写公众号最大的收获正是朋友，落难之际这个朋友借一点，那个朋友借一点，再加上支付宝里借一点，也就把机票钱给借出来了。

公众号上长期以来支持我的读者朋友正是我的底气所在，有道是“千金散尽还复来”，我知道一旦自己归国后将这里的事情公布出来，就会得到公众号上读者朋友们的帮助——如果不是因为有这个底气，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承受如此昂贵的机票，无疑会让本不富裕家庭雪上加霜。

刷票期间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在航班尚未熔断之前，印度每周有四趟能从德国转机回国的航班，三趟从德里出发，一趟从班加罗尔。我申请线路时，拉维只让我注明从班加罗尔出发，没让我加上德里。那时班加罗尔的航班线路还很稳，而我们一家也确实从班加罗尔飞最方便，于是就按拉维说的写了；然而等到申请批准时，整个12月份能够从班加罗尔出发回国的航班都熔断了。
我当时跟拉维说了这个情况，告诉他现在只有从德里走的票，他虽然不大情愿，但还是同意了我订票——因为押送我去班加罗尔要比去德里方便得多。

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口气听起来很为难的样子，说你那时候申请的是从班加罗尔走，现在你改从德里走不合规定啊！

我一听就急了，不是你说我可以订票的吗？我现在订金都付了在让别人刷票，你同意我订票的聊天记录还在呢！然后他支支吾吾说你那时候申请的是班加罗尔，所以最好还是从班加罗尔走……但他并没有明确说我不能从德里走。
后来晚上我发了消息给他，把目前的情况详细讲了一下：班加罗尔出发转机的航班都被取消了，现在能买到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根本容不得挑肥拣瘦，直接了当问他到底能不能从德里走。

他又支吾了好一会儿，挤出一句话：有个条件（one request），我们需要派两名警察陪你从金奈去德里……我没等他的话说完就跟他说：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支付护送的费用。拉维一听，所有的犹豫和为难顿时烟消云散，直接撂下一句话：赶紧订票！

我真是被搞得哭笑不得，要钱就早说嘛，哪儿来那么多废话！我只愁你们太高风亮节钱送不出去，你肯收钱我也放心啊！让你们接下去办手续的时候多多尽心尽力，别再给我节外生枝。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印度人的欺软怕硬，我前面讲到的那个尼日利亚人，叫嚣着要杀人放火，最后印度政府出钱买机票送他回去；我这种跟他们好言好语客客气气的，他们则会得寸进尺连押送的费用都让你出。这让我不由猜想，这帮孙子遣返我回国可能真的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一笔本来应该给到我的经费……

世界依然是那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一旦让人发现你有着某种迫切而强调的诉求，就会有人来趁火打劫，他们知道你别无选择，可以坐地起价。票代如此，押送我的警察亦是如此……当主动权掌握在别人手上时，你只能卑微懦弱地任人宰割。
然而即便高价悬赏，机票不会无中生有。不光是我，其他同时段想要回国的小伙伴也都买不到机票，票代甚至都不愿再接刷票的单子了。我当时内心已经放弃了12月份的航班，想着只能等这轮熔断过去再说，希望到了1月份可以有所转机。
就在我准备躺平的时候，奇迹出现了。

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柳暗花明绝处逢生的奇迹，而奇迹的缔造者正是我那个哀兵必胜的太太。

我曾经问过票代，有没有可能向航司申请人道主义机票。我相信航班上绝对是有座位的，只要航司愿意承担风险，多塞两个人应该不成问题。但票代回复说人道主义机票只有国内的航司可以申请，我们回来的航班是德国汉莎，他们申请不了。

我在汉莎网站的官网上找了一圈，没能找到他们的联络邮箱，于是便作罢了。

在直接找航司要票这件事上我太太跟我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起，作为资深搞事情专家，她可不会像我这样浅尝辄止，并且她深知如何抓住矛盾斗争的重点——找下面的小鱼小虾客服是没用的，要找就得找说得上话的大Boss。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太太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居然找到了汉莎CEO的邮箱。

她写了一封长信给汉莎CEO，将我们的困境如实告知，希望汉莎航空能够给我们一家三口从法兰克福到上海的机票。汉莎CEO收到邮件后很重视这件事情，让办公室的秘书跟我太太联系，表示很愿意帮助我们，问有什么可以为我们做的。
我太太来问我要怎么跟汉莎航空讲，这时我才知道她写信的事。我说最好能给我们12月13号从法兰克福到上海的机票，并且补充说道，如果那个航班没票的话，近期任何从法兰克福回中国的航班都可以。

汉莎航空12月3号回复说，由于法律限制（Legal restriction），航班的状态是不可预订。

我这下是打算彻底躺平了，连航司都没办法，显然指望不上通过其它途径搞到票。

12月6号那天晚上，我太太突然告诉我汉莎的人在线上，把我拉进了电话会议。汉莎CEO办公室的秘书从德国打来了电话，说经过协调，或许可以帮我们订到票；同时他也强调，他无法给予任何出票的保证和许诺，只能尽力而为；另外他还再三强调了一个风险：我们订的只是法兰克福到上海这一段航班，需要另外再自行购买印度到法兰克福的航段，前后两段不是联程，假如前一段被取消，就会赶不上后面那段。

我太太对此犹豫不决，而我对这个情况早有研究。票代告诉过我，按照他们手上的文件，从印度回国唯一可以转机的地方就只有阿曼，法兰克福是明文规定不允许转机的。事实上印度飞法兰克福、法兰克福飞中国这两个航段都有汉莎的航班，但由于前段航班是“气泡航班”，根据印度和德国之间气泡航班协议的限制不允许转机，假如你最终目的地是中国的话会无法登机。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摸索，通过分开购买前后两段航班，规避了转机的限制——前段自己买印度航空（Air India）到法兰克福的非气泡航班，后段再搭乘汉莎航空回国即可，虽然机票不是联程，但行李可以联运。这样的走法，已经得到了无数前赴后继的中国旅客的验证，只要转机时间不超过24小时就能够顺利登机。当然，你如果非要买这两段的联程票也不是不可以，但票代说要多加18000块一个人，具体原因我也不了解。

于是我当即拍板：我们现在根本没有其它选择，我们愿意自己承担风险！秘书跟我们确认了航班信息和票价之后，说24小时之内会再与我们联系。

第二天下午，秘书的电话带来了好消息，可以提供给我们12月20号那天全家从法兰克福飞上海的机票，再次跟我们核对了姓名护照号等信息后，我通过信用卡付了款，半小时之后顺利收到了汉莎航空的机票确认单。

汉莎一共收了我们6827.48欧元，合人民币49330元；加上我自己订的印度飞德国的机票是11600元，总共只花了60930元就搞定了全家三口的机票，而之前票代的要价高达84000元，足见其奇货可居。

大家或许无法想象这三张机票有多珍贵，正如同我也想象不到买个机票会如此波折，居然需要惊动到航司的CEO。这三张机票对我而言意味着自由和团聚，意味这桩破事儿终于能了结。

在疫情的非常时期，如果不是中国政府提供了人道主义签证，德国的航空公司提供了人道主义机票，这个故事的结局恐怕不会如此圆满。时局固然艰难，人间仍有温暖——许多人依然在尽力帮助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世界变得好起来。回过头来再看，印度这些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则如同跳梁小丑，算计有余而格局全无，将竞争不过中国的气撒在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身上……就这样一个国家成天嚷嚷着要入常、要成为超级大国，我也只能呵呵了。

这就是大结局了吗？还没有呢！按照电影里的桥段，每当打败了大反派的主角觉得可以松口气的时候，没死透的大反派会突然回光返照最后一搏，再给你来一次有惊无险的心跳加速。

12月7号周二我们确认好机票之后，立刻汇报给了R.I办公室的拉维，让他安排遣返事宜。我先后跟拉维确认过两次，他说包括离境许可（Exit permit）在内所有的遣返手续他会帮我搞定，我只需要把我的护照信息和机票发给他就可以了。

没想到周四晚上拉维突然跟我说，他没法儿给我办离境许可，要我们自己申请。他没有直接说原因，估计因为他们抓我的流程本来就不正当，其他人都从监狱过来，唯独我是从家里过来的。我的护照并没有像这里的其他人那样被警察收走，所以我的遣返流程也跟别人不一样。

印度官员说话如放屁，前脚说好他们搞离境许可，回头又说他们搞不了了。

自己申请离境许可倒也没啥，我们对申请流程早已熟门熟路，当晚就在移民局网站上把申请递交了。然而第二天移民局却跟我们说，我的住宿登记表（Form C，是一种外国人居留登记表）有问题，说我不应该登记在哥印拜陀的公寓地址下面，而应该登记在集中营里——也就是我现在实际呆的地方。

这里我跟大家解释下：凡是外国人在印度旅行，每次住酒店的时候都需要登记这个表格。那些便宜的旅馆会让你自己填，高级点的酒店复印了你的护照和签证后会帮你填，在印度租房也需要填这个表。但需要说明的是，登记注册这个表格的义务并不在住客，而在于接待方——也就是酒店老板或房东。

这让我有点傻眼，难道我被关在集中营里也要登记这玩意儿？敢情我在集中营里头是在接受他们的款待？我该说他们是做事严谨呢还是荒唐呢？

我问拉维该怎么办，他说这个简单，你可以自己手填一张登记表，我给你签个字就行了。

正当我在网上搜索表格的手填模板时，我太太打电话给我，她说拉维告诉她，我们到现在连离境许可都没拿到，后面还要分别从崔奇县的县长（District Collector，意为收税官，实际上就是县长）和警察局（Commissioner of Police）那里获得许可才能离开，因此可能会来不及搞定这些手续……

饶是我自认处变不惊，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登时双腿一软——为了搞到全家回国机票，我们已使尽浑身解数，简直拼尽了最后一口气。假如因为离境手续问题功亏一篑没能赶上飞机，是我们所完全无法承受的。我太太当即情绪崩溃不知所措，她过了整整三个月毫无安全感的黑暗生活，神经脆弱得经不起任何刺激。

可是呢，一个小时后拉维打电话给我时却又换了另一套说辞，他说不用担心，他已经把崔奇移民局负责人的电话给了我太太，那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那人会告诉我们接下去要一步步怎么做，只要听他的就行了。

我问还有另外两个许可怎么办，暗示性地问他有没有可能给点钱让申请速度变得快一点。没想到这家伙这次却变得高风亮节了，连忙说不用，还说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不用担心。

于是我赶忙联系了崔奇移民局，那人也说别担心，明天他会跟金奈移民局联系。

第二天周六中午，崔奇移民局回复我说，他已经跟金奈移民局讲好了，周一我就能拿到离境许可。这个承诺得到了三方口径一致的确认——拉维主动打电话跟我们汇报了这个好消息；而我太太打电话给金奈移民局时，他们亦如此许诺。

在离境许可到手之前，焦虑终究是难免的。好不容易熬过不上班的周日，周一我们从一早开始就等着离境许可的签发，左等右等等不来。下午打电话过去催的时候，他们说正在等一封集中营的邮件，一旦收到这封邮件就会立刻给我离境许可；我又问了崔奇移民局，那人也是同样的说辞。

集中营管事儿的人正是拉维，于是我们赶紧急着联系拉维，他说邮件已经发给了崔奇移民局，只要崔奇再转发给金奈就行了。他信誓旦旦地跟我们保证，到周二肯定能拿到离境许可。

如果你跟印度人打过交道就会发现他们有两大口头禅，一个是“没问题”（No Problem），另一个是“别担心”（Don’t worry）。正是因为这帮孙子实在是太让人不放心了，你不得不时时刻刻叮他们，然后他们就会有这两句话来打发你……但印度人要能靠谱，母猪会上树。当他们说“没问题”的时候，那只是说明他们还没意识到问题；他们让你“别担心”的时候，你最好还是担心一点。

周二离境许可没有下来，周三还是没有。我们这边急成了狗，而移民局那边还在慢悠悠地说，我会在17号或18号拿到离境许可……这种“明日复明日”的拖延正是印度人民的典型作风。按照遣返流程我12月19号周日就该从金奈飞德里，可这都周三了，最重要的许可却迟迟没有拿到，就好像头上悬了一把剑，心理压力极大，总怕最后关头出什么幺蛾子，毕竟印度是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

我太太等不了了，她决定周四带着馒头去移民局堵门，不拿到离境许可誓不罢休。这次她提前写了封邮件给金奈移民局，要求周四约见移民局的最高长官。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情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移民局答应了她约见的请求，说他们长官周四早上10点会在崔奇县警察局，可以到崔奇去见他。

周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12月16号，馒头的一周岁生日。早先时候，我曾以为能够在11月24号回国，在馒头的生日前结束隔离，跟爷爷奶奶一起给他庆祝生日；后来又曾迫切地渴望订到12月13号回国的机票，馒头的生日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可以在隔离酒店团聚……只是天不遂人愿，馒头一转眼已经一周岁了，我却仍被关在集中营里。
不曾想连着两年的生日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母难日”——我太太一年前的这几天正因顺转剖而受难（详见《生逢2020（下）黑暗尽头处的一束光》），一年后的这几天她又因为回国流程诸多的不确定性而饱受煎熬。

我们向拉维询问了移民局长官访问崔奇的具体安排，拉维说他明天上午会坐飞机过来，大约十一点到警察局，他们会讨论我的事情，然后还会来集中营见我。

我一听他这样说心想应该没啥问题了，人家堂堂长官不远两百公里专门飞过来处理我这个事情（其实我并不确定他究竟是专程还是顺便过来的），这至少能代表一种重视的态度；他们如果真的打算各种拖拉让我烂在这里，又怎么会过来见我呢？

我太太还是紧张，怕有问题。我说你索性过来当着他面把所有的问题都问清楚，免得老是在心里胡思乱想；我们也顺便聚一聚，如果错过儿子的第一个周岁生日我恐怕会抱憾终生。

于是16号那天一大早，我太太再一次带着馒头坐了五个小时车来到崔奇探监。馒头在来的路上晕车呕吐，到集中营这个陌生环境时又惊又惧，我想去抱他，他却被吓得哭丧着脸直往后躲。我太太的眼泪止不住下流，边哭边说道：馒头，这是你爸爸啊！小孩子果然是一种残忍无情的动物，我当时内心无比难受却也没法儿怪他——难道才三个月就不认识爸爸了？三个月前你不是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找爸爸吗？

幸好馒头熟悉环境之后就很快想起了我，而我只希望可以尽快弥合在他生命中缺席的这三个月。

这天的相聚是前一天晚上才仓促决定的，没来得及准备，也没有心情来庆祝馒头的生日。感喟这一年在弹指一挥间便过去了，馒头出生那天的景象历历在目，恍如隔日，却又恍如隔世。

我那天一大早起来用现成的食材熬了一锅牛肉汤，中午加入粉丝和火锅底料做了一碗“寿面”。我太太才吃第一口，眼泪便扑哧扑哧落了下来——三个月来她经常念叨着说想吃我做的中餐饭菜，在集中营里再一次尝到这熟悉的味道，难免百感交集。

中午十二点多，金奈移民局的长官在拉维的陪同下来到了集中营，集中营那些办公室工作人员平日里都衣冠不整，这会儿把鞋子帽子穿戴了起来，列队站在大门两边迎接。这一刻我才终于见到了这个叫阿鲁沙克蒂库玛（P. VE. Arunshakthikumar）的男人——正是他签署了要求我10天之内离境的通知，也正是他在我太太去移民局时冷眼旁观——他手握着裁决我命运的大权，整件事因他的决定而起，也将因他的决定而结束。

阿鲁沙克蒂库玛衔级很高，属于警督级别（SP，Superintendent of Police），但他年纪却很轻，看起来不过三十多岁。我太太搜过他的背景，他是通过万里挑一的印度文官选拔考试制度考到这个职位的。他跟我的所谓“会见”十分短暂，就说了一句：我们已经决定让你们走了，手续都已经准备好了，很快会收到离境许可。然后他又加了一句：现在这个集中营里的人太多已经关不下了，所以我们要减少人数。

嗯？如此说来要是集中营里够宽敞的话，还得继续把我关下去不成？

我太太在边上对阿鲁沙克蒂库玛感恩戴德，声泪俱下地跟他解释说：长官你要理解啊！我丈夫滞留在这里不是他的错，都是因为我跟孩子……阿鲁沙克蒂库玛显然根本不在乎，没等她说完就让我们退下了，随后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花了五分钟到集中营里头装模作样巡视了一圈。

大家看，人就是这样被驯化的——回国难道不应该是我的基本权利吗？移民局不是打一开始就想赶我走吗？批准我回国怎么成了一种殊遇和恩赐了呢？

我太太虽然有时挺会搞事情，但实际上外强中干，在这几个月里她彻底屈从于印度政府这一黑恶势力。这种屈从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我刚说到的对移民局长官的感恩戴德，就跟古时候奴才“多谢皇上不杀之恩”属于一个德性；第二是被迫害妄想导致的自我怀疑。在这整件事情中，我们一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即便是签证逾期滞留也并不是我的错，如果移民局效率高一点，我早在疫情之前就能拿到居留签证），却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再加上我告诉了她的一些集中营里不可思议的荒诞案例，这就让她产生了一种自我怀疑——我们做这个或者做那个真的可以吗？在印度这个完全不讲逻辑和道理的国家你可能因为任何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被官僚整死，以个人的力量完全无力对抗这种制度性的黑暗，只能用黑暗对抗黑暗。许多印度人表面顺从，实则阳奉阴违鬼计多端，正与这种等级社会的压制性有关；印度的各种地下产业之所以蓬勃发展，也与国家社会过多不合理的限制有关。

这次事情对我太太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彻底摧毁了她在印度生活的安全感。以我的客观角度来看，在离境的问题上我并不认为印度政府有心阻挠我，主要是因为他们条例制度僵化和效率低下；但从我太太主观的角度来看，她认定我三番两次走不了都是因为印度政府故意从中作梗，是针对我个人的行为。印度政府可能没想到在这次的事情中受伤害最深的是一位印度公民而不是我——这种被自己祖国背叛的痛苦，对我太太心理状态的影响极其深远。她在精神性上与印度这个国家划清了界线，迫不及待要来中国开始全新的生活。

看着阿鲁沙克蒂库玛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你小子让我受点苦无所谓，但你让我老婆孩子受了苦，这事儿我跟你没完，我会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当我们一家都平安回到中国之后，我就不会对印度政府再有任何顾忌，我问心无愧地清楚自己没做过任何不该做的事。如果他们将来敢因此来栽赃嫁祸我，那很好——他们对我做的每件事、说的每句话，我都会让全世界知道。

当天下午，离境许可终于签发下来了，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

离境许可上的地址是Foreigners Special Detention Camp——外国人特别集中营

有件事说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当我真的要整装待发离开集中营时，内心对这个地方居然隐隐有些不舍。这是一个如此不可思议的“异世界”，如果没有照片的佐证，恐怕许多人都不会相信我在里面的所见所闻。三个月来我在里面体验了一段曲折魔幻的人生，还结交了不少朋友——阿茂、皮特、老白、俄罗斯小哥、韩国船长……我们在这个地图上根本不存在的“异世界”产生了交集，从此又将天各一方。虽然我大概率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他们，但他们今后的命运却将牵动着我……

我写这篇东西，除了记叙这段神奇曲折的经历外，也想让全世界都知道：21世纪的印度还有这样一个地方，许多人被秘密而又“合法”地拘禁在那里，以“人道主义”之名侵犯着人权，许多个家庭为此承受着分离的煎熬。设置这样一个集中营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中饱一群官僚的私囊，养活一个人浮于事并已经不再被时代所需要的政府机构。

我让太太把家里的茶具带来集中营里送给了喜欢喝中国茶的俄罗斯小哥。

老白、阿茂、小哥，再见了！或者再也不见……

12月19号清晨七点，我三个月来第一次踏出了集中营的大门。

大门在我身后关上，而集中营里控诉着印度司法黑暗的声音依然萦绕在我耳边。

后记

在集中营里的日子，我读完了许多书，重温了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聊以自宽，本文的章节设置便是仿照了六记。我这么点无惊无险的经历与那代人自然无法相提并论，但被限制了自由后的某些心境却是十分相似。

《干校六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默存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我不免思前想后，可是我们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在我年少之时，时常梦想遇见一个杨绛般有才情的女子琴瑟相谐，没想到最后的归宿却是大相径庭——居然找了个无法直接读懂我文章的外国人。然而我并不引以为憾事，因为我太太为我开启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

但无论过去现在、中国外国，大概世间的男人和女人都是相似的，在去留抉择的问题上，我们很像杨绛与钱钟书：我太太此前一直懊恼，说我应该九月初拿了离境许可之后就走，便不会有后头的风波；而我，抉择向来果断，从来不为任何一个决定后悔——从疫情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如此。

莫对我说什么“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一直都有机会回国，可是请你们明白，我从不是什么明哲保身的君子，只是一名蛮愚无谋的丈夫。生逢乱世，身为丈夫不立危墙之下，谁立危墙之下？大厦将倾，饶是我势单力薄独木难支，至少能给妻儿撑起一片庇护。天若要塌下来，那就塌在我身上好了……尽管多经历了一些波折，在集中营里多待了一些时日，但只要全家能在一起，这一切便也就人间值得了。

倘若有人问我：“你悔不悔九月初留下不走？”
“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全文完】

感谢所有能读完这篇超长文章的读者（确切地说已经是一本书的规模了），后续还会再发布集中营影集，以及叙述我被遣返回国的整个过程。

Q：为什么别的中国人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只有你被关进去了？
A：集中营是泰米尔纳德邦的特色，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会被关进集中营是各种机缘巧合的结果，主要原因是我太过清白和问心无愧，一分钱都没送过，主动及时地向移民局“自投罗网”。假如我9月1号那天没去金奈移民局，等到第二天内政部宣布了外国人签证延期，后来的这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了。

Q：你在集中营里平时都做些什么呢？
A：第一个月每天主要是消磨时间，早晚健身锻炼，看书看新闻，玩玩手机游戏，日常做饭。直到确定了全家一起回国的可行性，我对这整件事有了个全局的观感，才开始在手机上写这篇东西，没想到两个月写了近十万字，并且还修改了两遍，效率与我在电脑上不相上下，这主要是因为在集中营里真的有大把时间。我在集中营里对手机高度依赖，手机包搅了通讯学习工作娱乐等全部功能。虽然有诸多不便，但想到那些革命前辈们在狱中只能在草纸上写作，集中营里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啊！

Q：你今后究竟还能不能去印度呢？
A：不管怎么说我太太是印度人，我将来应该还是可以继续申请印度签证的，但我在移民局的档案会被添加备注，今后在某一段时间内可能无法申请某些类型的签证，并且大概率无法申请到印度的OCI身份。但我觉得一切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印关系，就好像现在中印关系不好的情况下，家属身份反而会变成一种麻烦。中印关系的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煽动起来的仇华心态，这个情况在本届莫迪政府任期内很难得以改观。

Q：回国之后有什么打算呢？
A：会先在上海呆一段时间，找机会带我太太好好看一下中国的锦绣河山，顺便在云贵川地区物色一个接下去几年定居的地方。我不是个朝九晚五的打工族，也没有鸡娃的打算，就不跟大家一起挤在一线城市争夺宝贵的资源了，找个山好水好空气好的地方住住。像我这种以贩卖自己故事为生的人，只有通过各种不同生活经历的滋养，才能够让我有持续输出的动力。

Q：你接下去还会继续写印度吗？
A：不好意思地说一句，其实我都还没有开始写印度呢。回国之后“印度日记”这个系列无疑要暂告一段落了，我会争取快点将《拉达克往事》系列写完，然后开始写我跟我太太的纵横南北印度五十天的蜜月系列，这才是我一直想要写的印度历史文化全景介绍。另一方面我手头也有书稿需要整理，至少在几年内我都不用担心没东西可写。

Q：哪里可以看到集中营里拍的视频呢？
A：对不起，这些视频素材还在硬盘里躺着。我在考虑可以制作一集访谈对话节目，将这些视频素材用上，有兴趣的制作人可以与我联系。

背景简介：本文作者随水，草根公众号博主，野生纪实摄影师，历史、哲学、宗教爱好者，专注于南亚文化、喜马拉雅文化、宗教文化等主题，常年深入藏区、南亚、中东、中亚等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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