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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才子卖肉:陆步轩-天不遂人14年
编者按：
“北大才子街头卖肉”的消息见诸媒体后，面对公众的同情、质疑与批评，陆步轩几天来缄口不言，甚至宣称“不再接受任何采访”。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和外滩画报特派记者的不懈努力下，8月2日深夜到8月3日凌晨，在长安县的一家餐馆里，陆步轩终于敞开心扉，第一次向媒体概述了他大学毕业14年来的种种经历。也许，他的自述对我们思考“陆步轩现象”会有所启发。
分配
大洋网讯 大四时，我希望留在北京继续做学问。但事与愿违，我被直接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
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的是语言学专业，我的性格比较内向，适合这个需要静得下心来的专业。我的兴趣是方言和训诂。大四时，陕西省有关部门到北大要人，我没同意，我希望留在北京继续做学问。但事与愿违，1989年，我被直接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搞语言研究的希望从此破灭了。
我到柴油机配件厂报到后，又被安排到它下属的长安造纸厂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要考验我的写作水平和组织材料的能力。3个月后，我的写作水平得到认可，回到了柴油机配件厂，随后被抽调到上级主管机关长安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在计经委，我除了负责写本单位的材料，还要为县里的许多经济文章担任主笔。这段时间，我工作很努力。
分房
想到自己在单位里干得最累，得到的却最少，我就很生气。
我觉得低人一等是从1992年分房开始的。1992年，计经委为机关职工建了福利房，3万元一套。房子的设计图纸是我请清华的朋友搞的，7万元的设计费，他只收了1.5万元。我以为自己能分到一套，结果却没有，因为关系还在厂里，我只是一个借调的人，不能享受分房待遇。
过了一段时间，计经委又给下属的各企业负责人建福利房，盖了60多套，每套5万元左右。有些领导一个人就拿了几套，而我还是没分到。想到自己在单位里干得最累，得到的却最少，我就很生气。每天早上别人8点钟上班，我7点就到，不仅揽下了所有写文章的活，还要打扫卫生。但是发奖金的时候，正式职工拿1000元，我却只能拿500元，分房子又没我的份。
经历了这些，我心灰意冷了。这个时候，正好碰上搞"社会主义教育"，我决定下农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呆了半年。回到机关后，我开始推活，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干了，因为再干也就是个临时工，永远的临时工。
办企业
当时我是化工厂的负责人，厂是靠借来的2万元办起来的，我还把几年积累下来的5000多元也都垫了进去。
1993年，我从农村"社教"后回机关不久，又赶上政策号召机关人员分流，"下海"成风的时候。当时，我所在的计经委进行机构改革，分出了工业局，我就被分到了工业局。工业局有100多名员工，大部分是退休职工，还有一部分是科长老婆、司机老婆之类的人，跟我一样都是临时工。一名副局长就拉着我们这10多个临时工"下海"了。
最初，局里承诺给我们支付开支，直到企业成功，但这很快成了空头支票。当时局里的资金很困难，连当年盖的办公楼的工程款都没法付清，欠了40多万元，几间办公室到现在都被建筑公司占着呢。局里买了10多张办公桌，在一没资金、二没项目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办企业。
随后，我们办起了纸张染色厂、复合化肥厂、化工厂。但是这些厂其实都是空的，啥也没有，只有一个概念。在这期间，因为到北京考察项目，我才在毕业后第一次回了北大。
当时我是化工厂的负责人，厂是靠借来的2万元办起来的，我还把几年积累下来的5000多元也都垫了进去。我们生产了一些油漆、涂料产品，但因为没钱搞商标和外包装，无法推销出去。于是，我就组建装修队，把我们村里的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用我们的产品帮别人搞装修，厂里经常发不出钱，但他们信得过我，也不计较。
到了1994年，我们领头的副局长退休了，那批当初"分流"过来的人，该退休的退休了，有关系的又回机关上班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化工厂经营了不到一年，也难以维系，关门了。我向一位局领导请求回机关上班，但对方说好好干吧，单位会考虑的，以后就没了下文。
我只好又带着施工队搞了好几年，施工队自收自支，人数不定，有时几十个人，有时就剩我一人。而我的工资，早在1994年成立公司几个月后，局里就没有发放了，我领过的最高工资是250元。
开肉店
要论手艺，我也是长安的一流高手。我从一个文科状元变成了"屠夫状元"，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1999年，我的大孩子已经有2岁了。我媳妇看到我们家房子也没有，装修队的生意又不好，她自己也没事可做，就跟我商量，开一个小商店。我们夫妇俩倾其所有，投3万元钱，办了一个小百货店。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个很容易做的事，谁知一做就亏。由于进货渠道不畅，进价高，还进了一批假货，又不识假钞，我们很快就被坑了。我们把商店关了，剩下一些假烟，只能留着给自己抽。
随后，我媳妇见商店附近没人卖肉，就提议开个肉店。我们马上行动，花每个月300元工资请来一个师傅为我们卖肉，同时让我舅子去学做屠夫。因为西安的肉要比长安的便宜几分钱，为了多赚那几分钱，每天凌晨两点多，我就脚踏自行车，去20公里外的西安进肉。
很快，我就发现那个师傅手艺不行，我现在的水平是“上不打一，下不打二”，意思就是如果你要1元钱的肉，我一刀割下来的放到秤上一称，只会有一两毛钱的误差，但是他的水平却只有“上不打三，下不打五”，于是我只让他干了一个月就把他炒了，让我舅子来干。不久，我发现他也不能让我满意，我就自己主刀了。
肉分六等，由于我坚持不进劣等肉，宁愿自己多付出一两毛的代价也要进好肉；分量又足，很快我的肉铺有了名气，附近的人都来找我这个戴眼镜的买肉。去年底，那肉铺被拆迁后，我租了新地方，那些老客户还是追过来买。
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从1999年到2001年，我一直亏本，连带当初的小商店在内，共亏了2万多元。我的老本只剩下1万元了，生意的门道深着呢，我在亏本中不断学习，从去年开始，终于扭转了局面，去年赚了纯利4万元，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赚了3万元。
如今在全长安的100多家肉店中，我是最赚钱的，多数肉店一天只能卖两头猪，我却要卖七八头，去年冬天时，还创下了一天卖14头的记录。要论手艺，我也是长安的一流高手。我从一个文科状元变成了“屠夫状元”(《屠夫状元》是一出在陕西家喻户晓的地方戏)，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择业
经历了这14年的坎坷，我希望我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让我的下半辈子不再有大的波折。
我卖肉的事被媒体报道后，已经有上百家单位和我联系，要请我加盟。省、市、区的领导和有关部门也送来了关心，要为我安排工作。
14年来，我几乎都是在绝望中度过的，消解绝望的方法就是喝闷酒。虽然我父亲就在20多里外的乡下，但我一年都难得回去看他，怕被乡亲们看见，脸上挂不住。我在街上卖肉，也从不说自己是北大的毕业生，害怕丢北大的脸。“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嘛，我不想让北大的师友知道我靠卖肉为生。
现在，我又有了选择的机会。因为没有屋子存放，我当年从北大带回的8箱书现在已经遗失了很多。好几年没有摸过书本了，一些知识已经变得生疏，但是我相信我的基本素质还在，只要给我一段时间适应，我就能胜任安排给我的工作。经历了这14年的坎坷，我希望我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让我的下半辈子不再有大的波折。
不过，真要让我舍下肉店，我还真有点割舍不掉。毕竟，是它使我第一次赚钱，又是它使我成为新闻人物，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陆步轩卖肉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陆在北大的同班、网名"白色的鸟"的同学在网上发表了《兄弟?我在这里》的文章，回忆了美好的大学时光，讲述了部分同学毕业后的情况，情真意切。现摘编该文，以飨读者。
兄弟，我在这里
-白色的鸟/文
我从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一张照片上重新见到你，也从没有想到十四年后你是这样的处境。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的一家户外大排档上吃饭，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即将开始的足球比赛。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一个朋友有些猎奇一样地提到了你的名字，然后说在网上看到了你在西安街头小店肉案上操刀卖肉的照片。我不相信地让他再核对一遍你的名字，每一个字的写法，以及新闻里有关你的一切。最后，我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你，我同宿舍的兄弟。
回到在北京的临时寓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拨号上网。我在电脑屏幕上又看到了你的照片，你的样子除了与在学校时相比更加苍老以外，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你的手里拿着一把砍肉的刀。你的旁边，有一个女人在忙碌着，旁边的文字介绍说那是你的妻子，你和她一起租下了一间只有二十平米的小屋，前店后家，日复一日地将一块块猪肉卖给附近的家庭主妇。文字还特别介绍说：因为你的信誉好，你的顾客很多是回头客。
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了，我觉得照片里的你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终于知道了你现在的具体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眼镜肉店。我恨不得马上跨过我们之间相距的十四年的时间鸿沟，在你身边大声地喊一句：兄弟，我在这里。
算来离开校门已经十四年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十七岁的我兴冲冲地拎着行李，只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时的样子。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推开北大三十二楼四零八宿舍，屋子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孤独地在那里抽着烟，相貌和表情与我想象中的同学大相径庭，我险些将你当成是送同学上学的农村亲戚。我从兜里掏出烟，扔给你一根，你像我在电影中见过的那些陕北农民一样，盘起腿坐到床上，将我扔给你的烟夹到了耳朵上，冲我憨厚地笑了笑，面孔黝黑而牙齿焦黄。从此，我们和另外的四个兄弟一起，在这座当时号称是“才子楼”的灰色建筑物里住了三年，你还记得那时的时光吗？
你是我们宿舍里岁数最大的一个，但是宿舍的事情你很少参与，你在自己身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宿舍里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抽烟，你抽的是那种用白纸卷起来的烟丝，我试着抽过，很呛，相处得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了解了一些你的过去：你在第一年已经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当时你将录取通知书撕了，回炉苦读了一年，终于圆了自己未名湖的梦。你的家庭情况永远是心中一个坚硬的核，谁也无法敲开它，同学四年，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日子就是这样朝前走着的，还记得吗？当我们怀抱作家诗人的梦想踏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给了我们当头的一声断喝：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和诗人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群情激愤地回到宿舍漫骂理想的流失。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迅速组建了诗歌、小说、评论等的小团体，我们给那些教授古代汉语和音韵学的老先生们起了各种绰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自然地逃掉上午的课。可是你从没有，你的笔记总会是我们几个人和教授期末考试短兵相接克敌制胜的利器。
我是一个惧怕回忆和怀念的人，我知道，有的时候回忆会像海边无声无息的潮汐，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吞噬到黑暗的海底。可是我现在必须这样做，我要让你再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的自己。老陕，这是我们在宿舍里用来称呼你的，从只言片语的新闻中，我看到了你离开校门后那些艰难的沉浮。
一百张不带一丝皱纹的青春的脸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八五级。一个中学时就写过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女孩率先放弃了学位，大学三年级就移民到了加拿大。一个恋爱中受挫的女孩子申请休学了一年。剩下的像命运不经心播撒的一把种子，散落到了人间的各个角落。每个人的生活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像风吹起的那些树上的叶子。
几年前，我和“烧饼”在广州相遇。那天“烧饼”(他已经举家移民法国了)，还有建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娱乐节目的后台老板，应验了他所说的要干一番事业的夙愿)、“咪咪”(古文献的老曹，在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里，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还有“烧饼”的媳妇(还是在学校时北外的那一个，他们的孩子都已经三岁了，她那时刚从广州雪铁龙公司辞职，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广州一家绍兴风格的酒吧，拿着茴香豆下黄酒，谈起当年的同学，其实大家当时特别看好你，觉得你做事稳重，不骄不躁，肯定能把日子过得美满而圆润。你离开校园以后谁也没有你的消息，无声无息得像一阵风，“相忘于江湖”吧，大家有些伤感。
两年前我从大连回到了北京，想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对你说了这么多同学的状况，只是想告诉你，就像你当年喜欢过的那个上海诗人王小龙写过的那样：不管大家从事了什么行业，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心，永远是最初的那一颗。”感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它让我们找到了久违的你。得知你近况后的那天晚上，我和北京的几个同学都通了电话，遇老大、阿花、阿渡、阿沛……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你的同学们都在关注你，劈柴也好，喂马也好，我们都希望你能走出生活中最沉重的这段时光。
在为你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刚从医院的急诊室回来，这具臭皮囊跟了我三十多年，居然也开始耍起了脾气。有的时候，朋友的帮助就像医院里输液管里的那些药水，它会让你的身体重新健壮起来，所以，不要拒绝我们的帮助。
当风突然停息，当你手中那只嘹亮的铜号突然沉寂，兄弟，别忘了，我在这里，我们都在。
2003、7、27病中急就
14年来，我几乎都是在绝望中度过的，消解绝望的方法就是喝闷酒。
我在街上卖肉，也从不说自己是北大的毕业生，害怕丢北大的脸。"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嘛，我不想让北大的师友知道我靠卖肉为生。
小议
性格决定命运
李方/文
其实我没有任何资格谈论陆步轩――读了他长安卖肉的报道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位长我两届的师兄。但是这也没什么奇怪，一个学校里边(哪怕北大)总有些默默无闻的学生。
很多人感叹北大高材生如此落魄(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很正常)，我想，包括整个报道以及评论，恐怕还是猎奇的成分更多一些。好像北大的毕业生就该多了不起，我倒不觉得。北大人物的落魄传奇从来就不少，陆步轩不过提供了一个最新版本。
陆的同学“白色的鸟”写了一篇《兄弟，我在这里》，那是人之常情。我知道这位是谁，在校期间可比陆步轩名头响亮得多了。我注意到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表述，与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说的一模一样：新生进校，系主任致词言道，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合格的文字工作者”。
看来，至少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个话是年年要讲的。
很多评论者拘泥于陆步轩北大中文系高材生的身份，由此看出社会不公，“天地不仁”。我倒觉得，还是暂时抛开陆的北大背景，单纯看他的人生经历，可能更实在些。必须承认，陆的分配是很不圆满的，去了一家莫名其妙的小工厂，而那家工厂居然又很快垮台。不过我想，类似经历者绝非陆步轩一人。尽管晚两届，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同班就有三个同学被分配到一家制药厂去生产酒仙乐(一种解酒药)。然而没过两年，酒仙乐们便都辞职它就了。毕竟脚长在自己身上。而陆步轩却一路蹉跎下去，未必没有自己的原因。他后来的经历，主要是做生意失败，最终落到长安卖肉。据说一度曾经想去报社当记者，不适应，没干两天。也就是说，陆步轩基本上放弃了在北大中文系所学的东西。报道里也谈到，陆从北大背回的几箱子书，后来基本上没碰过。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放弃了自己手艺的人，而他的命运，跟北大恐怕也就不好说能有多大关系了。
80年代中后期，北大中文系主任是严家炎。他所谓“合格的文字工作者”，按我的理解，是严教授提供给中文系学生的一个底线：如果你没有别的本事，谨守这一条，将来也能保证起码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北大这块牌子并不能保证什么，你真正能够依靠的，是你从北大学到什么。因此，你必须努力去寻找能够施展自己所学的机会。此一点，无论北大还是五流烂校，恐怕没有分别。然而遗憾的是，陆步轩似乎并没有在这方面做过刻意的努力(当然他也曾经寻求任教的机会，但以缺乏关系而放弃了)。其实，“合格的文字工作者”，虽然并非一种水平很高的职业，但社会需求量不小(中文系因此号称“万金油”)，只要你真的想做，加上北大中文系的牌子，断无落到街边卖肉之理。说到这里，不免想起先贤的话：性格决定命运。
陆步轩事报道后，据说目前已经有两百多家单位跟他联系，其中有不少学校想请他前往任教。我觉得这是正路子，期望陆师兄能够择善而栖。毕竟一个8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只要陆稍微改改性子，延请他的学校断不至于失望。至于这桩新闻本身，或可视为一种善意的猎奇。
编者按：
“北大才子街头卖肉”的消息见诸媒体后，面对公众的同情、质疑与批评，陆步轩几天来缄口不言，甚至宣称“不再接受任何采访”。在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和外滩画报特派记者的不懈努力下，8月2日深夜到8月3日凌晨，在长安县的一家餐馆里，陆步轩终于敞开心扉，第一次向媒体概述了他大学毕业14年来的种种经历。也许，他的自述对我们思考“陆步轩现象”会有所启发。
分配
大洋网讯 大四时，我希望留在北京继续做学问。但事与愿违，我被直接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
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的是语言学专业，我的性格比较内向，适合这个需要静得下心来的专业。我的兴趣是方言和训诂。大四时，陕西省有关部门到北大要人，我没同意，我希望留在北京继续做学问。但事与愿违，1989年，我被直接分配到长安县柴油机配件厂，搞语言研究的希望从此破灭了。
我到柴油机配件厂报到后，又被安排到它下属的长安造纸厂工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要考验我的写作水平和组织材料的能力。3个月后，我的写作水平得到认可，回到了柴油机配件厂，随后被抽调到上级主管机关长安县计划经济委员会。在计经委，我除了负责写本单位的材料，还要为县里的许多经济文章担任主笔。这段时间，我工作很努力。
分房
想到自己在单位里干得最累，得到的却最少，我就很生气。
我觉得低人一等是从1992年分房开始的。1992年，计经委为机关职工建了福利房，3万元一套。房子的设计图纸是我请清华的朋友搞的，7万元的设计费，他只收了1.5万元。我以为自己能分到一套，结果却没有，因为关系还在厂里，我只是一个借调的人，不能享受分房待遇。
过了一段时间，计经委又给下属的各企业负责人建福利房，盖了60多套，每套5万元左右。有些领导一个人就拿了几套，而我还是没分到。想到自己在单位里干得最累，得到的却最少，我就很生气。每天早上别人8点钟上班，我7点就到，不仅揽下了所有写文章的活，还要打扫卫生。但是发奖金的时候，正式职工拿1000元，我却只能拿500元，分房子又没我的份。
经历了这些，我心灰意冷了。这个时候，正好碰上搞"社会主义教育"，我决定下农村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在农村呆了半年。回到机关后，我开始推活，我不想像以前那样干了，因为再干也就是个临时工，永远的临时工。
办企业
当时我是化工厂的负责人，厂是靠借来的2万元办起来的，我还把几年积累下来的5000多元也都垫了进去。
1993年，我从农村"社教"后回机关不久，又赶上政策号召机关人员分流，"下海"成风的时候。当时，我所在的计经委进行机构改革，分出了工业局，我就被分到了工业局。工业局有100多名员工，大部分是退休职工，还有一部分是科长老婆、司机老婆之类的人，跟我一样都是临时工。一名副局长就拉着我们这10多个临时工"下海"了。
最初，局里承诺给我们支付开支，直到企业成功，但这很快成了空头支票。当时局里的资金很困难，连当年盖的办公楼的工程款都没法付清，欠了40多万元，几间办公室到现在都被建筑公司占着呢。局里买了10多张办公桌，在一没资金、二没项目的情况下，就让我们办企业。
随后，我们办起了纸张染色厂、复合化肥厂、化工厂。但是这些厂其实都是空的，啥也没有，只有一个概念。在这期间，因为到北京考察项目，我才在毕业后第一次回了北大。
当时我是化工厂的负责人，厂是靠借来的2万元办起来的，我还把几年积累下来的5000多元也都垫了进去。我们生产了一些油漆、涂料产品，但因为没钱搞商标和外包装，无法推销出去。于是，我就组建装修队，把我们村里的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用我们的产品帮别人搞装修，厂里经常发不出钱，但他们信得过我，也不计较。
到了1994年，我们领头的副局长退休了，那批当初"分流"过来的人，该退休的退休了，有关系的又回机关上班了，只剩下我和另一个没有关系的年轻人。化工厂经营了不到一年，也难以维系，关门了。我向一位局领导请求回机关上班，但对方说好好干吧，单位会考虑的，以后就没了下文。
我只好又带着施工队搞了好几年，施工队自收自支，人数不定，有时几十个人，有时就剩我一人。而我的工资，早在1994年成立公司几个月后，局里就没有发放了，我领过的最高工资是250元。
开肉店
要论手艺，我也是长安的一流高手。我从一个文科状元变成了"屠夫状元"，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1999年，我的大孩子已经有2岁了。我媳妇看到我们家房子也没有，装修队的生意又不好，她自己也没事可做，就跟我商量，开一个小商店。我们夫妇俩倾其所有，投3万元钱，办了一个小百货店。我们原本以为这是个很容易做的事，谁知一做就亏。由于进货渠道不畅，进价高，还进了一批假货，又不识假钞，我们很快就被坑了。我们把商店关了，剩下一些假烟，只能留着给自己抽。
随后，我媳妇见商店附近没人卖肉，就提议开个肉店。我们马上行动，花每个月300元工资请来一个师傅为我们卖肉，同时让我舅子去学做屠夫。因为西安的肉要比长安的便宜几分钱，为了多赚那几分钱，每天凌晨两点多，我就脚踏自行车，去20公里外的西安进肉。
很快，我就发现那个师傅手艺不行，我现在的水平是“上不打一，下不打二”，意思就是如果你要1元钱的肉，我一刀割下来的放到秤上一称，只会有一两毛钱的误差，但是他的水平却只有“上不打三，下不打五”，于是我只让他干了一个月就把他炒了，让我舅子来干。不久，我发现他也不能让我满意，我就自己主刀了。
肉分六等，由于我坚持不进劣等肉，宁愿自己多付出一两毛的代价也要进好肉；分量又足，很快我的肉铺有了名气，附近的人都来找我这个戴眼镜的买肉。去年底，那肉铺被拆迁后，我租了新地方，那些老客户还是追过来买。
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从1999年到2001年，我一直亏本，连带当初的小商店在内，共亏了2万多元。我的老本只剩下1万元了，生意的门道深着呢，我在亏本中不断学习，从去年开始，终于扭转了局面，去年赚了纯利4万元，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赚了3万元。
如今在全长安的100多家肉店中，我是最赚钱的，多数肉店一天只能卖两头猪，我却要卖七八头，去年冬天时，还创下了一天卖14头的记录。要论手艺，我也是长安的一流高手。我从一个文科状元变成了“屠夫状元”(《屠夫状元》是一出在陕西家喻户晓的地方戏)，这真是一个黑色幽默。
择业
经历了这14年的坎坷，我希望我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让我的下半辈子不再有大的波折。
我卖肉的事被媒体报道后，已经有上百家单位和我联系，要请我加盟。省、市、区的领导和有关部门也送来了关心，要为我安排工作。
14年来，我几乎都是在绝望中度过的，消解绝望的方法就是喝闷酒。虽然我父亲就在20多里外的乡下，但我一年都难得回去看他，怕被乡亲们看见，脸上挂不住。我在街上卖肉，也从不说自己是北大的毕业生，害怕丢北大的脸。“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嘛，我不想让北大的师友知道我靠卖肉为生。
现在，我又有了选择的机会。因为没有屋子存放，我当年从北大带回的8箱书现在已经遗失了很多。好几年没有摸过书本了，一些知识已经变得生疏，但是我相信我的基本素质还在，只要给我一段时间适应，我就能胜任安排给我的工作。经历了这14年的坎坷，我希望我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让我的下半辈子不再有大的波折。
不过，真要让我舍下肉店，我还真有点割舍不掉。毕竟，是它使我第一次赚钱，又是它使我成为新闻人物，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帮助。
陆步轩卖肉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陆在北大的同班、网名"白色的鸟"的同学在网上发表了《兄弟?我在这里》的文章，回忆了美好的大学时光，讲述了部分同学毕业后的情况，情真意切。现摘编该文，以飨读者。
兄弟，我在这里
-白色的鸟/文
我从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一张照片上重新见到你，也从没有想到十四年后你是这样的处境。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在北京的一家户外大排档上吃饭，大家兴高采烈地议论着即将开始的足球比赛。我的手机响了，电话里，一个朋友有些猎奇一样地提到了你的名字，然后说在网上看到了你在西安街头小店肉案上操刀卖肉的照片。我不相信地让他再核对一遍你的名字，每一个字的写法，以及新闻里有关你的一切。最后，我不得不承认，那就是你，我同宿舍的兄弟。
回到在北京的临时寓所，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拨号上网。我在电脑屏幕上又看到了你的照片，你的样子除了与在学校时相比更加苍老以外，其余的都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你的手里拿着一把砍肉的刀。你的旁边，有一个女人在忙碌着，旁边的文字介绍说那是你的妻子，你和她一起租下了一间只有二十平米的小屋，前店后家，日复一日地将一块块猪肉卖给附近的家庭主妇。文字还特别介绍说：因为你的信誉好，你的顾客很多是回头客。
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湿了，我觉得照片里的你突然变得陌生起来，我终于知道了你现在的具体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汽车站以南：眼镜肉店。我恨不得马上跨过我们之间相距的十四年的时间鸿沟，在你身边大声地喊一句：兄弟，我在这里。
算来离开校门已经十四年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年十七岁的我兴冲冲地拎着行李，只身一人从家乡来到北京时的样子。我办好了入学手续，推开北大三十二楼四零八宿舍，屋子里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你孤独地在那里抽着烟，相貌和表情与我想象中的同学大相径庭，我险些将你当成是送同学上学的农村亲戚。我从兜里掏出烟，扔给你一根，你像我在电影中见过的那些陕北农民一样，盘起腿坐到床上，将我扔给你的烟夹到了耳朵上，冲我憨厚地笑了笑，面孔黝黑而牙齿焦黄。从此，我们和另外的四个兄弟一起，在这座当时号称是“才子楼”的灰色建筑物里住了三年，你还记得那时的时光吗？
你是我们宿舍里岁数最大的一个，但是宿舍的事情你很少参与，你在自己身上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壳。宿舍里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抽烟，你抽的是那种用白纸卷起来的烟丝，我试着抽过，很呛，相处得时间长了，我们慢慢了解了一些你的过去：你在第一年已经考上了西安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可是当时你将录取通知书撕了，回炉苦读了一年，终于圆了自己未名湖的梦。你的家庭情况永远是心中一个坚硬的核，谁也无法敲开它，同学四年，我甚至不知道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日子就是这样朝前走着的，还记得吗？当我们怀抱作家诗人的梦想踏入北大中文系，系主任给了我们当头的一声断喝：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和诗人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群情激愤地回到宿舍漫骂理想的流失。然后按照自己的兴趣迅速组建了诗歌、小说、评论等的小团体，我们给那些教授古代汉语和音韵学的老先生们起了各种绰号，并且理所当然地每天都睡到日上三竿，自然地逃掉上午的课。可是你从没有，你的笔记总会是我们几个人和教授期末考试短兵相接克敌制胜的利器。
我是一个惧怕回忆和怀念的人，我知道，有的时候回忆会像海边无声无息的潮汐，在不知不觉中将一个人吞噬到黑暗的海底。可是我现在必须这样做，我要让你再重新审视一下当年的自己。老陕，这是我们在宿舍里用来称呼你的，从只言片语的新闻中，我看到了你离开校门后那些艰难的沉浮。
一百张不带一丝皱纹的青春的脸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当年的北大中文系八五级。一个中学时就写过长篇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女孩率先放弃了学位，大学三年级就移民到了加拿大。一个恋爱中受挫的女孩子申请休学了一年。剩下的像命运不经心播撒的一把种子，散落到了人间的各个角落。每个人的生活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像风吹起的那些树上的叶子。
几年前，我和“烧饼”在广州相遇。那天“烧饼”(他已经举家移民法国了)，还有建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娱乐节目的后台老板，应验了他所说的要干一番事业的夙愿)、“咪咪”(古文献的老曹，在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里，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还有“烧饼”的媳妇(还是在学校时北外的那一个，他们的孩子都已经三岁了，她那时刚从广州雪铁龙公司辞职，自己创办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我们几个人一起坐在广州一家绍兴风格的酒吧，拿着茴香豆下黄酒，谈起当年的同学，其实大家当时特别看好你，觉得你做事稳重，不骄不躁，肯定能把日子过得美满而圆润。你离开校园以后谁也没有你的消息，无声无息得像一阵风，“相忘于江湖”吧，大家有些伤感。
两年前我从大连回到了北京，想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我对你说了这么多同学的状况，只是想告诉你，就像你当年喜欢过的那个上海诗人王小龙写过的那样：不管大家从事了什么行业，生活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心，永远是最初的那一颗。”感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它让我们找到了久违的你。得知你近况后的那天晚上，我和北京的几个同学都通了电话，遇老大、阿花、阿渡、阿沛……我们这些在北京的你的同学们都在关注你，劈柴也好，喂马也好，我们都希望你能走出生活中最沉重的这段时光。
在为你写这些文字之前，我刚从医院的急诊室回来，这具臭皮囊跟了我三十多年，居然也开始耍起了脾气。有的时候，朋友的帮助就像医院里输液管里的那些药水，它会让你的身体重新健壮起来，所以，不要拒绝我们的帮助。
当风突然停息，当你手中那只嘹亮的铜号突然沉寂，兄弟，别忘了，我在这里，我们都在。
2003、7、27病中急就
14年来，我几乎都是在绝望中度过的，消解绝望的方法就是喝闷酒。
我在街上卖肉，也从不说自己是北大的毕业生，害怕丢北大的脸。"鸟过留声，人过留名"嘛，我不想让北大的师友知道我靠卖肉为生。
小议
性格决定命运
李方/文
其实我没有任何资格谈论陆步轩――读了他长安卖肉的报道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位长我两届的师兄。但是这也没什么奇怪，一个学校里边(哪怕北大)总有些默默无闻的学生。
很多人感叹北大高材生如此落魄(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很正常)，我想，包括整个报道以及评论，恐怕还是猎奇的成分更多一些。好像北大的毕业生就该多了不起，我倒不觉得。北大人物的落魄传奇从来就不少，陆步轩不过提供了一个最新版本。
陆的同学“白色的鸟”写了一篇《兄弟，我在这里》，那是人之常情。我知道这位是谁，在校期间可比陆步轩名头响亮得多了。我注意到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表述，与我曾经在另一篇文章里说的一模一样：新生进校，系主任致词言道，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培养的是“合格的文字工作者”。
看来，至少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个话是年年要讲的。
很多评论者拘泥于陆步轩北大中文系高材生的身份，由此看出社会不公，“天地不仁”。我倒觉得，还是暂时抛开陆的北大背景，单纯看他的人生经历，可能更实在些。必须承认，陆的分配是很不圆满的，去了一家莫名其妙的小工厂，而那家工厂居然又很快垮台。不过我想，类似经历者绝非陆步轩一人。尽管晚两届，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同班就有三个同学被分配到一家制药厂去生产酒仙乐(一种解酒药)。然而没过两年，酒仙乐们便都辞职它就了。毕竟脚长在自己身上。而陆步轩却一路蹉跎下去，未必没有自己的原因。他后来的经历，主要是做生意失败，最终落到长安卖肉。据说一度曾经想去报社当记者，不适应，没干两天。也就是说，陆步轩基本上放弃了在北大中文系所学的东西。报道里也谈到，陆从北大背回的几箱子书，后来基本上没碰过。因此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放弃了自己手艺的人，而他的命运，跟北大恐怕也就不好说能有多大关系了。
80年代中后期，北大中文系主任是严家炎。他所谓“合格的文字工作者”，按我的理解，是严教授提供给中文系学生的一个底线：如果你没有别的本事，谨守这一条，将来也能保证起码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北大这块牌子并不能保证什么，你真正能够依靠的，是你从北大学到什么。因此，你必须努力去寻找能够施展自己所学的机会。此一点，无论北大还是五流烂校，恐怕没有分别。然而遗憾的是，陆步轩似乎并没有在这方面做过刻意的努力(当然他也曾经寻求任教的机会，但以缺乏关系而放弃了)。其实，“合格的文字工作者”，虽然并非一种水平很高的职业，但社会需求量不小(中文系因此号称“万金油”)，只要你真的想做，加上北大中文系的牌子，断无落到街边卖肉之理。说到这里，不免想起先贤的话：性格决定命运。
陆步轩事报道后，据说目前已经有两百多家单位跟他联系，其中有不少学校想请他前往任教。我觉得这是正路子，期望陆师兄能够择善而栖。毕竟一个80年代的北大毕业生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只要陆稍微改改性子，延请他的学校断不至于失望。至于这桩新闻本身，或可视为一种善意的猎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