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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4月30日，上海全城封控满一个月，离当初官方宣称的解封日期清明节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天，但至今也看不到任何解封的信号。过去的三十天里上海经历了她从来没有经历过，甚至想到过的事情，有恐慌，有震惊，有愤怒，有荒诞，但最多的应该是无奈。经历了这个过程，很多上海市民现在恐怕已经失去了对解封日期的猜测，期盼甚至念想。他们可能都想不起来一个月前的生活是什么模样，当时他们天真的想法和对未来的无知。
我没有忘记。我清楚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和我怎样义无反顾的逃离四月的上海。
精准防控失灵
故事的开始在三月。三月初上海爆发了新一轮奥密克戎的社区传播。和之前一样，上海市政府继续使用此前口碑甚好的“精准防控”策略来对付病毒扩散，希望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达到防疫目标。期间官方多次宣称，“上海不会封城”。市民当时也看似能够接受一些小区、写字楼和商圈48小时封控加两次核酸的措施。大部分人都相信上海市政府能够像之前几次一样既能避免一刀切，又能快速清零。广大外商和社会精英们也深信上海不可能封城，因为上海的经济地位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三月初的上海，绝大部分人的工作，生活一切照旧，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全国两会结束后的三月中旬。当时有传闻说上海市领导因为防疫不力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这种不知真假无法求证的小道消息并未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更不觉得会根本性得改变上海的防疫政策。我当时和一群公知朋友在街边撸串，大家还是不以为然，但我却感觉如果传闻属实，绝对是不祥之兆。理由很简单：中国的一切都是政治，如果政治开始介入了，不管科学还是经济都会变得苍白无力。
紧接着，上海就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所谓的“网格化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在不封城，不做全民核酸的基础上，推行交替式的区域封控和区域核酸。我当时想，一方面要兑现对市民许下的诺言，另一方面要完成中央严格执行清零的政策，真是难为上海的官员们了。政策一推行，很多人就不开心了。小区一封就是几天，说好两天的变成了2+2和2+2+2，有的小区封有的小区不封，搞的封的人心理失衡，没封的人心理恐慌。我就属于后者，大概就是所谓无法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的那种人吧！所以那几天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出门时随时背好背包，里面放着手机、平板电脑、充电线、身份证、银行卡、医保卡和我的运动背心和短裤。我做好了随时逃离小区的准备。
逃过两劫
果然，3月17日的晚上我们小区就接到了居委的通知，当天半夜开始封小区三天，期间三次核酸。我毫不犹豫，背上背包，夺门而出，骑上自行车，风一样骑出小区大门。一路上看到邻居们都要么是行色匆匆出去买菜的路上，要么是满载而归一脸满足回小区的路上。我没有和邻居们打招呼。当晚我在酒店睡了一晚，暗自庆幸，但还是对未来有一丝不安。
第二天，3月18日，一觉醒来还在好奇是不是要回小区门口张望一下，就看到市政府公告，大意就是网格化管理结束，无需继续推进了。这原本是个好消息，我这短暂的酒店消费就结束了，没封的朋友们不用封了，封着的朋友也可以出来了。身边的中外朋友们都很高兴，热议上海政府这次四不像政策虎头蛇尾证明了“上海太大了！无法封控。”“他们发现了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核酸检测能力。”“上海的经济地位太重要了，停一天他们都受不了。”总而言之，全民一片欢呼，觉得上海“躺平”了。
封控下的上海: 民众怨声载道 政府面临重压
我对所有的朋友们表达了我的担忧。我当时的观点是，网格化管理的失败对上海来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因为这是上海最后一次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防疫和公众利益之间达到平衡的机会，这次的失败不是封控的终结，而是开始，只是下一轮封控到来时再也不会有上海式的精准，规则和通情达理了。我知道上海的失败意味着中央的接管和全国各地那种一刀切的到来，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失败，或者像“全民核酸资源不足”和“对市民生活，城市经济运转影响太大”这样的说辞。我对朋友们说，风暴马上就会到来，而且会是腥风血雨。
风暴还未到来，我却又经历一次从小区的逃离。那是三月底的一天，上海已经历了封城又被辟谣，全民抢菜预演的那一晚。我像往常一样骑车出门，锻炼，吃喝玩乐，然后凌晨时分晕晕乎乎回到家，却看到小区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我心想，坏了！果不其然，小区大门贴上了警方的封条。小区保安见到我，笑呵呵的走出传达室，隔着铁门对我说：“里面封了，有阳性，就你家隔壁。”我问：“我能进去拿东西吗？”保安回答：“可以啊！但你进去可就再也不能出来了哦！” 我一听，马上打消了最初的想法，头也不回的骑车离开了小区大门。一路上我庆幸我始终随身带着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医保卡和手机充电线。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家。时间是3月27日凌晨两点。
封城之前
第二天醒来，神情有些恍惚。我在想小区会封多久，我要在酒店呆几晚，公司大楼还开着吗，朋友家去借宿吗，但封城如果真的到来，那不是依然前功尽弃，束手就擒吗？越想整个人感觉越不好。我又试问自己，难道封在家里就那么可怕吗？难道我就不能像大部分人那样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吗？只能说我涵养差，这些问题我一秒钟内就回答了自己：“我的确无法改变外界，但我必须为我自己的自由做出最大的努力。”
有想法就要落实到行动，马上查了一下全国各地防疫指南，看到唯有海南还接受上海游客，凭两次核酸，不用隔离。我立马离开酒店，去最近的华山医院做了一次核酸。当时的计划是，每天做一次核酸，保证随时飞海南都行。谁知道哪天说封城就封城了。
当天晚上和两个希腊朋友在一个小酒吧喝酒，聊的当然也是上海下一步防疫的形势。这两个希腊人常年生活在上海，精通中文，深谙中国事务。他们刚经历过六天的网格化管理，很不享受，但还是深信上海有能力清零，也不会封城，理由还是那一句：“上海和中国别的地方不一样。上海是国际经济中心。上海太重要了。”
酒过三巡，我记得很清楚，3月27日晚八点二十一分，上海发布宣布第二天凌晨五点浦东开始封控，四天后解封然后浦西开始封控四天，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鸳鸯锅”。事后想想，上海的管理者真的是好难，为了不封城做着最后的挣扎，到死还是不愿意承认要死了这个现实。
希腊朋友们略感震惊，不知所措。酒吧里别的客人也开始纷纷议论。大部分人觉得这个封城封的好玩，有点可笑，但觉得四天好像听上去也不那么可怕。我这一边已经顾不上参加他们的讨论，先打开手机，直奔订票APP，秒杀两天后一大早第一班上海虹桥飞海南三亚的航班，含税人民币488元。先拿到了逃离的“船票”，我马上告诉希腊朋友，你们现在买票还来得及，再等估计就没票了。
一个多小时后，4月1日前上海飞三亚的机票统统涨到了单程近三千元的全价。希腊朋友们觉得机票那么贵，还要做核酸，去了三亚说不准还要被隔离，算了，不折腾了。
当晚回到酒店，我给很多在上海的中外朋友们发了中英文短信，大意是：上海已经失去了对城市的防疫管理权。现在是北京空降接手，那肯定是不到清零不会罢休的。目测现在上海几轮核酸之后，阳性轻松过十万。那么清零需要多久？会是四天吗？这一轮封城会是武汉式的，严格程度和持续时间也许都可以作为参考。能出城的还是尽快。
很可惜，没有一个朋友相信我的判断。我猜想很多人还是各种顾虑，家里人多的觉得拖家带口太麻烦，家里人少的觉得流落他乡，也不知道何时结束，要花银子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我想来，很多人还是宁可有确定性的足不出户，也不要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由。我至今无法理解这种思维和选择，但也许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一切都能成为可能的根源之一吧！
天涯海角
在第二天又做了一次核酸，出去抢了一次菜，骑车横跨上海市中心给已经封控在家多日的父母送了一次菜之后，彻夜未眠，与几个好友喝酒道别，次日凌晨就敢去了飞机场。自始至终，我都感觉，这次出城怎么都有一种说不清的生离死别。
3月29日中午，我准时降落在三亚凤凰机场。我随身背着我的背包，里面还是那两件运动服和临走前去买的几件体恤衫。在机场做了核酸，等了三小时，出了结果后，我顺利的走出机场大门。几小时后，我就获悉，我之后那一班上海来的航班被全员拉去集中隔离。再后来，所有当天的和之后几天上海到整个海南省的航班由于“公共安全原因”全部取消。就这样，我知道了我的这次海南行注定会比预想的更长久。
我想起了我被禁在家中足不出户的年迈父母，我想起了我之前道别时的老大哥和好基友，我想起了我的希腊朋友和别的外国朋友们，我想起了我家中阳台上的花花草草，出逃时也没能最后浇上一次水。
上海四月
The rest is history.四月的上海经历的是抢菜，核酸，方舱，无数的人间悲剧和看不到头的封控，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对市民忍耐底线的挑战和对人性的拷问。很不幸，从一开始，上海，她那2600万市民和昔日的海纳百川，专业守信就注定成为被牺牲的那一方。
虽然人在天涯海角，但过去的一个月中，我无时不刻不在想念家人和朋友，但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担忧和对我们那座城市的心碎。每天我们都在见证着上海这座城市和她的人民所经受的伤害，倾听着她的呻吟和时不时伴随而来的怒吼甚至歇斯底里的咆哮。我不知道我们的城市何时或者是否可能得到治愈，并走出这段创伤。我们甚至不知道这种伤害还要持续多久。
很多人认为我运气太好，竟然没有经历上海这个冬末春初的任何一次封控。我想说的是，我逃离上海的故事没有多少运气成分，最重要的还是我始终做不到去逆来顺受，乖乖服从甚至主动参与一场我认为既不符合科学，也不符合民主，更有悖基本人类道德底线的社会实验。
我每次光着脚在沙滩上独行，大口吸着带着海洋味道的空气，沐浴在晒到脸上略微炙热的阳光中时，我都会提醒自己，自由是最可贵的，不光因为它的美好，更因为它的来之不易。自由都是有代价的。自由是不会从天而降的。只有暴政会从天而降。
但是我也不是阿Q。我深知，逃离了上海并不代表我获得了自由。哪怕在天涯海角，我也还是在一个笼子里，只是我侥幸逃到了这个笼子的边缘，但我和自由之间依然隔着铁丝网。
尾声
不知道我的流亡生涯还要持续多久。我这个预言大师终究也无法预测上海的五月会怎样。我自己知道我的父母已经快四十天没有出过家门，但他们还是在用乐观和善良鼓舞着我，我的朋友们都还有粮食，但他们都已筋疲力尽，我的那两个希腊朋友双双辞职，义无反顾的在上周登上了回国的班机。之前那些认为上海不会封城的外商朋友近期都在安排回国事宜，那些社会精英们都在纷纷联系移民中介。
我不知道我何时能回到我的上海。我只希望到时候我还能认出那座城市。
高歌是一名居住工作在上海的自由撰稿人，曾为多家国际媒体撰写稿件。出于对个人安全的保护考量，使用笔名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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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忘记。我清楚记得当时发生的一切和我怎样义无反顾的逃离四月的上海。
精准防控失灵
故事的开始在三月。三月初上海爆发了新一轮奥密克戎的社区传播。和之前一样，上海市政府继续使用此前口碑甚好的“精准防控”策略来对付病毒扩散，希望以最小的社会代价来达到防疫目标。期间官方多次宣称，“上海不会封城”。市民当时也看似能够接受一些小区、写字楼和商圈48小时封控加两次核酸的措施。大部分人都相信上海市政府能够像之前几次一样既能避免一刀切，又能快速清零。广大外商和社会精英们也深信上海不可能封城，因为上海的经济地位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所以三月初的上海，绝大部分人的工作，生活一切照旧，该吃的吃，该喝的喝。
第一个转折点发生在全国两会结束后的三月中旬。当时有传闻说上海市领导因为防疫不力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这种不知真假无法求证的小道消息并未引起很多人的关注，更不觉得会根本性得改变上海的防疫政策。我当时和一群公知朋友在街边撸串，大家还是不以为然，但我却感觉如果传闻属实，绝对是不祥之兆。理由很简单：中国的一切都是政治，如果政治开始介入了，不管科学还是经济都会变得苍白无力。
紧接着，上海就在全市范围内推行所谓的“网格化管理”，简而言之，就是在不封城，不做全民核酸的基础上，推行交替式的区域封控和区域核酸。我当时想，一方面要兑现对市民许下的诺言，另一方面要完成中央严格执行清零的政策，真是难为上海的官员们了。政策一推行，很多人就不开心了。小区一封就是几天，说好两天的变成了2+2和2+2+2，有的小区封有的小区不封，搞的封的人心理失衡，没封的人心理恐慌。我就属于后者，大概就是所谓无法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的那种人吧！所以那几天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出门时随时背好背包，里面放着手机、平板电脑、充电线、身份证、银行卡、医保卡和我的运动背心和短裤。我做好了随时逃离小区的准备。
逃过两劫
果然，3月17日的晚上我们小区就接到了居委的通知，当天半夜开始封小区三天，期间三次核酸。我毫不犹豫，背上背包，夺门而出，骑上自行车，风一样骑出小区大门。一路上看到邻居们都要么是行色匆匆出去买菜的路上，要么是满载而归一脸满足回小区的路上。我没有和邻居们打招呼。当晚我在酒店睡了一晚，暗自庆幸，但还是对未来有一丝不安。
第二天，3月18日，一觉醒来还在好奇是不是要回小区门口张望一下，就看到市政府公告，大意就是网格化管理结束，无需继续推进了。这原本是个好消息，我这短暂的酒店消费就结束了，没封的朋友们不用封了，封着的朋友也可以出来了。身边的中外朋友们都很高兴，热议上海政府这次四不像政策虎头蛇尾证明了“上海太大了！无法封控。”“他们发现了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核酸检测能力。”“上海的经济地位太重要了，停一天他们都受不了。”总而言之，全民一片欢呼，觉得上海“躺平”了。
封控下的上海: 民众怨声载道 政府面临重压
我对所有的朋友们表达了我的担忧。我当时的观点是，网格化管理的失败对上海来说是一个很坏的消息，因为这是上海最后一次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防疫和公众利益之间达到平衡的机会，这次的失败不是封控的终结，而是开始，只是下一轮封控到来时再也不会有上海式的精准，规则和通情达理了。我知道上海的失败意味着中央的接管和全国各地那种一刀切的到来，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失败，或者像“全民核酸资源不足”和“对市民生活，城市经济运转影响太大”这样的说辞。我对朋友们说，风暴马上就会到来，而且会是腥风血雨。
风暴还未到来，我却又经历一次从小区的逃离。那是三月底的一天，上海已经历了封城又被辟谣，全民抢菜预演的那一晚。我像往常一样骑车出门，锻炼，吃喝玩乐，然后凌晨时分晕晕乎乎回到家，却看到小区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我心想，坏了！果不其然，小区大门贴上了警方的封条。小区保安见到我，笑呵呵的走出传达室，隔着铁门对我说：“里面封了，有阳性，就你家隔壁。”我问：“我能进去拿东西吗？”保安回答：“可以啊！但你进去可就再也不能出来了哦！” 我一听，马上打消了最初的想法，头也不回的骑车离开了小区大门。一路上我庆幸我始终随身带着我的身份证、银行卡、医保卡和手机充电线。这是我最后一次回家。时间是3月27日凌晨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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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来，神情有些恍惚。我在想小区会封多久，我要在酒店呆几晚，公司大楼还开着吗，朋友家去借宿吗，但封城如果真的到来，那不是依然前功尽弃，束手就擒吗？越想整个人感觉越不好。我又试问自己，难道封在家里就那么可怕吗？难道我就不能像大部分人那样欣然接受命运的安排吗？只能说我涵养差，这些问题我一秒钟内就回答了自己：“我的确无法改变外界，但我必须为我自己的自由做出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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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三巡，我记得很清楚，3月27日晚八点二十一分，上海发布宣布第二天凌晨五点浦东开始封控，四天后解封然后浦西开始封控四天，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鸳鸯锅”。事后想想，上海的管理者真的是好难，为了不封城做着最后的挣扎，到死还是不愿意承认要死了这个现实。
希腊朋友们略感震惊，不知所措。酒吧里别的客人也开始纷纷议论。大部分人觉得这个封城封的好玩，有点可笑，但觉得四天好像听上去也不那么可怕。我这一边已经顾不上参加他们的讨论，先打开手机，直奔订票APP，秒杀两天后一大早第一班上海虹桥飞海南三亚的航班，含税人民币488元。先拿到了逃离的“船票”，我马上告诉希腊朋友，你们现在买票还来得及，再等估计就没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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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没有一个朋友相信我的判断。我猜想很多人还是各种顾虑，家里人多的觉得拖家带口太麻烦，家里人少的觉得流落他乡，也不知道何时结束，要花银子要面对各种不确定。我想来，很多人还是宁可有确定性的足不出户，也不要充满不确定性的自由。我至今无法理解这种思维和选择，但也许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一切都能成为可能的根源之一吧！
天涯海角
在第二天又做了一次核酸，出去抢了一次菜，骑车横跨上海市中心给已经封控在家多日的父母送了一次菜之后，彻夜未眠，与几个好友喝酒道别，次日凌晨就敢去了飞机场。自始至终，我都感觉，这次出城怎么都有一种说不清的生离死别。
3月29日中午，我准时降落在三亚凤凰机场。我随身背着我的背包，里面还是那两件运动服和临走前去买的几件体恤衫。在机场做了核酸，等了三小时，出了结果后，我顺利的走出机场大门。几小时后，我就获悉，我之后那一班上海来的航班被全员拉去集中隔离。再后来，所有当天的和之后几天上海到整个海南省的航班由于“公共安全原因”全部取消。就这样，我知道了我的这次海南行注定会比预想的更长久。
我想起了我被禁在家中足不出户的年迈父母，我想起了我之前道别时的老大哥和好基友，我想起了我的希腊朋友和别的外国朋友们，我想起了我家中阳台上的花花草草，出逃时也没能最后浇上一次水。
上海四月
The rest is history.四月的上海经历的是抢菜，核酸，方舱，无数的人间悲剧和看不到头的封控，经历的是一次又一次对市民忍耐底线的挑战和对人性的拷问。很不幸，从一开始，上海，她那2600万市民和昔日的海纳百川，专业守信就注定成为被牺牲的那一方。
虽然人在天涯海角，但过去的一个月中，我无时不刻不在想念家人和朋友，但更多的是对他们的担忧和对我们那座城市的心碎。每天我们都在见证着上海这座城市和她的人民所经受的伤害，倾听着她的呻吟和时不时伴随而来的怒吼甚至歇斯底里的咆哮。我不知道我们的城市何时或者是否可能得到治愈，并走出这段创伤。我们甚至不知道这种伤害还要持续多久。
很多人认为我运气太好，竟然没有经历上海这个冬末春初的任何一次封控。我想说的是，我逃离上海的故事没有多少运气成分，最重要的还是我始终做不到去逆来顺受，乖乖服从甚至主动参与一场我认为既不符合科学，也不符合民主，更有悖基本人类道德底线的社会实验。
我每次光着脚在沙滩上独行，大口吸着带着海洋味道的空气，沐浴在晒到脸上略微炙热的阳光中时，我都会提醒自己，自由是最可贵的，不光因为它的美好，更因为它的来之不易。自由都是有代价的。自由是不会从天而降的。只有暴政会从天而降。
但是我也不是阿Q。我深知，逃离了上海并不代表我获得了自由。哪怕在天涯海角，我也还是在一个笼子里，只是我侥幸逃到了这个笼子的边缘，但我和自由之间依然隔着铁丝网。
尾声
不知道我的流亡生涯还要持续多久。我这个预言大师终究也无法预测上海的五月会怎样。我自己知道我的父母已经快四十天没有出过家门，但他们还是在用乐观和善良鼓舞着我，我的朋友们都还有粮食，但他们都已筋疲力尽，我的那两个希腊朋友双双辞职，义无反顾的在上周登上了回国的班机。之前那些认为上海不会封城的外商朋友近期都在安排回国事宜，那些社会精英们都在纷纷联系移民中介。
我不知道我何时能回到我的上海。我只希望到时候我还能认出那座城市。
高歌是一名居住工作在上海的自由撰稿人，曾为多家国际媒体撰写稿件。出于对个人安全的保护考量，使用笔名进行写作。
亲历者自述：上海封城 逃离四月 – DW – 2022年5月2日
一个不同的封城故事，一段关于封城的奇异经历。一位上海媒体人为德国之声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封城四月，以及他的自身经历和内心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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