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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后的内外政策
丁原洪 中国前驻欧盟使团团长
特朗普是在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的大背景下当选的。他以美国政治体系“局外人”的身份，凭借“离经叛道”的方式赢得大选，更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从胜选到就职，他经历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不顺当的总统交接过程，即使胜选已成定局，质疑、批评、指责之声仍不绝于耳。这预示特朗普执政之路不会是平坦的。
当下，美国内外舆论多将特朗普的内外政策冠以“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定性，实际上这些并不确切。特朗普并未放弃维系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战略，何以谈起“孤立主义”？基辛格讥讽这是不懂外交政策的一些人的浪漫幻想。美国从来都在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奥巴马临下台还公开背弃诺言，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难道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表现？“贸易保护主义”并非特朗普独有的政策特征。特朗普借助美国广大民众对精英政治的不满之势入主白宫，但他作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员成为总统，必然也要服从于、服务于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或者更确切地说华尔街的利益，他怎么可能成为体现普通民众利益的“民粹主义者”呢！特朗普标榜自己奉行的是“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的执政理念是以“极端民族利己主义”为圭臬的。
美国内外各方对特朗普执政的忧虑或诟病，主要集中于他的“不确定性”，这或许有一定道理，但他就职后内外政策的走向并非全然不可知。这是因为：
美国迄今仍是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全力维系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是其国家利益所决定的，这也是任何一届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点，包括特朗普在内概莫能外。其实，特朗普提出的“美国第一”与奥巴马所声言的“美国绝不做老二” ，两者核心内涵是一致的，根子都是“美国例外论”。所不同的是，两人在实现“维系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这一战略目标过程中，在战略布局、策略运用以及采取的方式方法上会有差异。
特朗普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赢得大选，他执政后的内外政策必然会体现共和党历来的右倾保守色彩。从他年轻时代，就是里根总统的崇拜者，他竞选时提出的“让美国重新伟大”，“以实力求和平”，都是当年里根竞选总统时的口号。他胜选后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通话时，特意强调：希望重建当年里根总统与撒切尔夫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从他竞选获胜前后的言行中，不难看到里根执政的影子。
特朗普是接替执政八年之久的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的，根据美国总统两党轮替的规律，特朗普执政必会反奥巴马之道而行之。据传，他将废除奥巴马任总统时定下的70%法令，首当其冲的是医保法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奥巴马下台前的短暂时刻，异乎寻常地在内外政策上“挖坑”，既是为保留自己的执政遗产，也是为特朗普执政设置障碍。
根据特朗普当选总统前后的言行以及他的两本著作（2011年出版的《是强硬的时候了：让美国重新伟大》和2015年出版的《重新伟大，如何整顿遭到削弱的美国》），特朗普执政后的内政外交政策，与奥巴马时期相比会有以下几点主要变化：
一、平息广大民众对现行体制和精英政治的不满，弥合大选折射出的美国社会的严重分裂，对特朗普来说是当务之急，也是对其执政的最大挑战。奥巴马执政后期将过多精力放在“维系美国在全球主导地位”的国外问题上，而没能够搞好美国国内经济，从而导致民主党大选失利。他汲取这一教训正从重振美国制造业入手，在工作安排上改为“先国内后国外”、“先国内经济后国外地缘政治”。
为提振美国经济，增加就业，特朗普正从重振美国制造业入手，就职前已一再通过税收这个杠杆，逼使实体经济企业留在国内或从国外迁回。他的如意算盘是重振实体经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创新行业，扭转经济发展低迷，就业机会减少的现状，这样做或许能取得短暂成效，但也会造成财政赤字更加严峻，债务负担继续加重，使美国经济更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增加政治不稳定因素。
二、当今危及美国政治经济形势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是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造成的，而美国带头推进的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思想的全球化更使这种不平等导致社会的大分裂。奥巴马在告别欧洲的演讲中，告诫西方各国：“世界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必须纠正，不同国家面临相同的挑战，那就是必须着手应对社会不平等。”特朗普想做的并不是什么“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而是对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不利一面试图加以“纠正”而已。他认定美国过去在贸易谈判中“吃了亏”，上台后不仅会放弃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试图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区”这类基于全球化的多边贸易协定，而且会对国际上这些年来本着“全球治理”理念所做的各种努力，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议等“兴趣大减”，甚至不排除拒不履行美国已做出的承诺。
三、美国历届政府从来都奉行实力外交，美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后更是如此。特朗普明确提出“以实力制胜”的理念。他认为，实现外交政策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支持，在美国国家利益攸关问题上敢于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只有向所有国家展示美国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才能震慑其他国家。
对于奥巴马政府刚刚通过的2017年611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并不满意，扬言他上台后即取消防务预算削减制度，大幅度增加军费，更新军事装备，以应对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 据称，仅海军总数将从目前的274艘增加到350艘。这一决定受到五角大楼和军工企业的极大欢迎，认为“军工复合体的繁荣时代到来了”。联系到特朗普组建了罕见的具有“军人色彩”的政府，上述动向对世界和平意味着什么，是必须密切关注的大问题。
四、美国二战后在世界各地建立起的军事同盟网，是其称霸全球的主要抓手。特朗普上台后为了维系美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还会维持这一军事同盟网，但从其信奉的“民族利己主义”出发必会做出调整：一是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盟国要继续享有美国的“安全保护”，就必须多交“保护费”；二是在非美国国家利益攸关的问题上，例如乌克兰危机等，美国不会再出钱出力。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同盟国的关系将会呈现重大变动。从特朗普胜选后，美国盟国由于估计错误，毫无思想准备，一片慌恐。甚至发生日本首相安倍匆忙赶赴纽约，“拜见”尚未就职的特朗普这种外交史上的丑事。
五、在美俄关系降至冷战结束后“最低点”的形势下，特朗普竞选获胜前后一再对普京示好，并且选定与普京过从甚密的埃克森美孚公司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出任国务卿这一重要职务，日前又主动公布普京的来信，并发表声明回应来信提到的“俄美关系仍然是确保现代世界稳定与安全的重要因素”的想法“太对了”。“希望双方能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不必另寻路径。”这一切表明特朗普执政后将会把改善美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
促使特朗普不顾共和党内有强烈的反俄情绪而采取拉拢俄罗斯的决策，看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采纳基辛格等知名人士的建议，缓解与俄的紧张关系，以扭转奥巴马时期一面对付中国崛起，一面又与俄罗斯交恶，使美国在美中俄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局面；二是认定对美国霸权的主要威胁不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2016年12月2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杰明•罗兹对记者说，俄罗斯对国际秩序和稳定只构成短期威胁，而“从长远看，中国将是一个比俄罗斯强大得多的国家，对美国来说是比俄罗斯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与特朗普在其著作中所阐述的“对美国来说，中国是‘经济竞争的主要对手’、军事领域的‘潜在敌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尽管美俄之间存在着战略目标分歧，双边关系难以根本改善，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符合双方利益，不会因美国改变对俄政策而动摇，但特朗普把离间俄中关系作为一项战略举措付诸实施，还是应予以高度重视。
六、特朗普打破中美建交30多年来的常规，与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并称其为“总统”，继而公开质疑“一中原则”，并非出于其个人的“莽撞”、“无知”，而是蓄谋的“战略试探”。此举与其说是试图以台湾问题为筹码在中美贸易谈判中获取更大利益，毋宁说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即摆出欲与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架势，行突破“一中原则”对美制约之实。去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2017财年国防预算法案，突破美台之间不得进行官方交往的承诺，公然明文规定允许助理国防部长以上官员同台湾军方交往，就是证明。
不仅如此，特朗普又任命被美媒称为“鹰派中的鹰派”，素以主张对华强硬、武装台湾而闻名的彼得•纳瓦罗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据称，特与蔡通话就是出自此人的建议。特朗普上台前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他有意对华显示强硬，并与大力拉拢俄罗斯相配合，企图藉此分化中俄，扭转因与中俄“两面为敌”而使美国自己陷于战略被动的局面。
特朗普不惜激怒中国，采取上述举措的另一原因是，共和党内历来有一股强大的“反共”、“仇华”势力，从不认同“一中原则”。 他们对尼克松1972年访华，同中方达成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十分不满，利用“水门事件”的机会，联手民主党议员，以“威胁弹劾”方式逼尼克松辞职，使尼向中方作出的建交承诺告吹。1978年，卡特政府刚与中方按照“一中原则”正式建交，1980年里根代表共和党竞选时就公开提出当选后与台湾“复交”。虽然在中方坚决斗争和苏联与美国争霸加剧双重压力下，里根的承诺未能实现，但他在与中方达成8.17公报的同时，向台湾作出“六点保证”，实即支持台湾走“独立”之路。这次特朗普代表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只字未提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而首次在纲领中写上“六点保证”。由此可见，特朗普上台前对华政策上的言行，绝非偶然。
虽然“一中原则”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特朗普图谋突破不会得逞，但在台湾民进党执政的配合下，他依然会利用台湾问题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对此，必须提高警惕并做出准备。
七、特朗普执政后的中东政策会有较大调整，一是伊核问题，一是巴以关系。对于奥巴马因与伊朗达成有关核协议而开罪以色列、沙特等中东盟国，共和党国会议员早有不满。日前，在共和党推动下，美国参众两院决定延长对伊朗制裁，奥巴马虽不赞同，但未敢否决。特朗普扬言将推翻该协议，恐非妄言。尽管有关伊核协议是六国与伊朗达成的，要废除并非易事，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完全有办法阻挠协议的顺利实施。
较之伊核协议，特朗普欲改变奥巴马时期的巴以“两国方案”，将会引发中东地区形势的更大震荡。他先是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亲切通话”，强调全力加强美以合作，继而任命主张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并将以首都迁往耶路撒冷的“亲犹人士”戴维•弗里德曼律师出任美国驻以大使。奥巴马政府为了进行牵制，对联合国安理会日前要求以色列停建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决议案投了弃权票，从而使1979年以来旨在谴责以色列定居点计划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首次获得通过。这极大地激怒了以色列，以总理怒斥决议是“可耻反犹”，是奥巴马政府背后操纵，决定报复。特朗普从旁要以坚决“顶住”，待其上台。这一插曲预示，特朗普执政后必会调整中东政策，从而使中东陷入更大的混乱，对欧洲乃至全球形势也将形成重大冲击。
八、当前人们比较关注的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朝鲜核问题，并不在特朗普议事日程的前列。他拒绝接听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电话，认定“伊斯兰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虽是“坏人”，但“伊斯兰国”比他“更坏”。联合俄罗斯等有关各方力量对付“伊斯兰国”才是正理；声称金正恩年轻执掌一国不易，愿与其面商朝核问题，在美韩日三方极力鼓吹朝拥核、发展导弹形成严重威胁的喧嚣中，表示朝拥有能打击美国本土的核弹“绝不可能”，等等。可以看出特朗普并不像奥巴马政府那样认为这几个热点具有紧迫性。从他“利己主义”的思维出发，他不想在这些并非对美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出钱出力，为他人“火中取栗”，宁可把它们推给别人。看来，他设想将乌克兰的包袱丢给欧盟，将叙利亚问题交由俄、土等国解决，将朝核问题加在中国身上。这样无论事态如何发展，对美国都会是有益无损，进退自如。
综上所述，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与世界各方的关系都会有重大变化。不仅美国国内由于各种矛盾交织，局势难以稳定，而且世界政治经济金融形势也会持续动荡不安。在这特殊历史时刻，中国应更加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既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战略定力。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上，要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的: “敢于针锋相对，不在困难面前低头，不在挑战面前退缩，不拿原则做交易，不在任何压力下吞下，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