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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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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在某城市办事，急匆匆上了出租。行遇红灯，车停暂歇，一个原本佝偻在街边绿化带上的老太婆，发现了希望，蹒跚着走上前来，挨在车窗玻璃前。司机摇了摇头，未等她开口，猛的发动前进了半米左右，让还没有反应过来的她面对着后盖箱。我扭过头去，看见她愣了愣，又打算靠近。司机顿时勃然大怒，大声斥责这个女人，使她不得近前。一愣
二骂之间，红灯转绿，车子上的我们彻底摆脱了她，只留下远远的白发青衫，伫立在十字街头。
司机继续骂骂咧咧的诅咒不劳而获的乞丐们，我没有说话，也不打算与他搭腔聊聊当地的民情世故，只把脸对着另一侧的街景，默然。这一刻，我不能做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只把自己算作顺时随俗的一员。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谁也不比谁的委屈少一点。千百次的逆来顺受之后，硬起心肠发发脾气，一泄平日的块垒，又如何不能理解呢？
甚或，对于那些作着评论，拿着尺子丈量着自己的权利边界，呼唤立法来保障自己不受乞丐纠缠、骚扰、欺骗的人们，我也能抱以理解――尽管这理解是保守的，并不等于赞同。凡事必有因，乞丐们在事实上滋扰着公共环境、私人生活，他们的行为不断与其他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有人憎恶丐骗，那是因为的确有乞丐讨来百家钱，吃得比食不二味的劳动者还好；有人提出限制乞讨行为，是不堪于屡次遭受熊抱裤腿的待遇；有人不愿意乞丐们进入某些公共场合，也由于乞丐们一身脏乱。
大家的权利都只有那么一点点，无论谁割去一块，剩下来的就更少得可怜。可是可是，但有三餐之人，为什么总要比较、计较着乞丐呢？他们夏日食不果腹，冬日短褐不完，阖门数口饔飧不继。抱着孩子的女人们毫无门闾之望，横卧街头的老人们在一个硬币前就受宠若惊，男人们在烂尾楼里如惊弓之鸟般活着。
他们的行为的确令人讨厌，但那只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生命的奔放，在于总能找到活下去的方法，代代繁衍。这种本能继承于动物时代，现下在城市里转化为各种极端的手段，就像那个老太婆不顾安危穿行在车流之间，还有那些脏鬼在地铁里唠叨着“行行好”。抛开义丐、净衣帮不说，他们就是不要人格尊严、不要安全舒适、不要清洁卫生，什么都不要，只要活下去――这是最低层次的需求，是实现安全、情感、尊重、自我价值等等一切的前提。活不下去，马洛斯又何必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呢？
这也是一个讽刺，“生存权高于一切”的社会，可能恰恰就是生存权存在问题的社会，就连乞丐也活得那么艰难。当许多人的生活之路只能走到行乞这条道时，抬头看看，原本一起辛苦挤在小破船上的人们，依然用怀疑、憎恶的眼神看着水里的自己。不要试图攀爬船舷，船上的人会因为讨厌而打击任何放上来的手指。
所有的不宽容都来自于恐惧，属于自卫本能的表现。国家和社会不能保障安全感时，任何道德批判都不能切实启蒙宽容，这也正是“厚德载物”喊了一千多年也没有实现的根本原因。然而，个人的憎恶不宽容是一回事，制度性的限制又是另外一回事。当今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民意可以左右立法、行政的境界，但果有那么一天，大家都把讨厌的情绪集中体现到法律制度中，乞丐们的活路又在哪里呢？甲地不能去、乙地也禁止，千万流民簇拥在一条理想中的“乞丐街”，眼看着街边的人们行色匆匆，只好自生自灭了。
回过头来想想，即使被纠缠几回，有些恼火，可那总归不是持械抢劫。在此情形下，就算失去了给与不给的主动权，却至少不会伤及安危，财物的损失也只在毫毛之间。那么，在承认有不受骚扰权利的同时，让渡一些权利给这些亟待解决生存问题的人们，又有何妨？
二骂之间，红灯转绿，车子上的我们彻底摆脱了她，只留下远远的白发青衫，伫立在十字街头。
司机继续骂骂咧咧的诅咒不劳而获的乞丐们，我没有说话，也不打算与他搭腔聊聊当地的民情世故，只把脸对着另一侧的街景，默然。这一刻，我不能做什么，也没有做什么，只把自己算作顺时随俗的一员。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都不容易，谁也不比谁的委屈少一点。千百次的逆来顺受之后，硬起心肠发发脾气，一泄平日的块垒，又如何不能理解呢？
甚或，对于那些作着评论，拿着尺子丈量着自己的权利边界，呼唤立法来保障自己不受乞丐纠缠、骚扰、欺骗的人们，我也能抱以理解――尽管这理解是保守的，并不等于赞同。凡事必有因，乞丐们在事实上滋扰着公共环境、私人生活，他们的行为不断与其他人的权利发生冲突：有人憎恶丐骗，那是因为的确有乞丐讨来百家钱，吃得比食不二味的劳动者还好；有人提出限制乞讨行为，是不堪于屡次遭受熊抱裤腿的待遇；有人不愿意乞丐们进入某些公共场合，也由于乞丐们一身脏乱。
大家的权利都只有那么一点点，无论谁割去一块，剩下来的就更少得可怜。可是可是，但有三餐之人，为什么总要比较、计较着乞丐呢？他们夏日食不果腹，冬日短褐不完，阖门数口饔飧不继。抱着孩子的女人们毫无门闾之望，横卧街头的老人们在一个硬币前就受宠若惊，男人们在烂尾楼里如惊弓之鸟般活着。
他们的行为的确令人讨厌，但那只是一种生存的智慧。生命的奔放，在于总能找到活下去的方法，代代繁衍。这种本能继承于动物时代，现下在城市里转化为各种极端的手段，就像那个老太婆不顾安危穿行在车流之间，还有那些脏鬼在地铁里唠叨着“行行好”。抛开义丐、净衣帮不说，他们就是不要人格尊严、不要安全舒适、不要清洁卫生，什么都不要，只要活下去――这是最低层次的需求，是实现安全、情感、尊重、自我价值等等一切的前提。活不下去，马洛斯又何必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呢？
这也是一个讽刺，“生存权高于一切”的社会，可能恰恰就是生存权存在问题的社会，就连乞丐也活得那么艰难。当许多人的生活之路只能走到行乞这条道时，抬头看看，原本一起辛苦挤在小破船上的人们，依然用怀疑、憎恶的眼神看着水里的自己。不要试图攀爬船舷，船上的人会因为讨厌而打击任何放上来的手指。
所有的不宽容都来自于恐惧，属于自卫本能的表现。国家和社会不能保障安全感时，任何道德批判都不能切实启蒙宽容，这也正是“厚德载物”喊了一千多年也没有实现的根本原因。然而，个人的憎恶不宽容是一回事，制度性的限制又是另外一回事。当今的社会还没有发展到民意可以左右立法、行政的境界，但果有那么一天，大家都把讨厌的情绪集中体现到法律制度中，乞丐们的活路又在哪里呢？甲地不能去、乙地也禁止，千万流民簇拥在一条理想中的“乞丐街”，眼看着街边的人们行色匆匆，只好自生自灭了。
回过头来想想，即使被纠缠几回，有些恼火，可那总归不是持械抢劫。在此情形下，就算失去了给与不给的主动权，却至少不会伤及安危，财物的损失也只在毫毛之间。那么，在承认有不受骚扰权利的同时，让渡一些权利给这些亟待解决生存问题的人们，又有何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