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盐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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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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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诗人和考古学家陈梦家之死 _爱思想
1940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1951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GeorgeOrwell写于1949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文革开始，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20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
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1966年9月3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1984年》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1950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1957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象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1940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陈梦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
1951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1951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1990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1984》是英国作家GeorgeOrwell写于1949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1957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也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使用”。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文革开始，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1966年8月24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20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
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1966年9月3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8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1984年》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1950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1957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象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