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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3月1日下午6点多，莫斯科郊外孔策沃别墅。
74岁的斯大林突然中风摔倒在卧室的地板上。他全身不能动弹，失禁的便溺浸湿了他的衣裤，尿液冰冷象是在吞噬他的肌肤。他想呼救，然而，他无法张开嘴巴，喉咙里只能发出他自己都听不见的“咕咕咕”声。他多么希望卧室外的警卫和服务人员能够不顾他的禁令，冲进房间，将他抬到沙发上去，并让医生火速赶来抢救他的生命。
他的头脑依然是有意识的。他知道，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敢擅闯他的卧室。冒犯天威之人，轻则会被发配至西伯利亚伐木，重则可能掉脑袋。
此时，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17年前，母亲弥留之际，她对守在床前的斯大林说了最后一个遗憾，她表示，没能让儿子当上神父这太可怜了，她觉得对不起儿子。
然而，斯大林自己心里却非常清楚，以他神学院肄业有限的宗教知识，他做不了神父。并且，摧毁东正教正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之一，他在1930年代初便完成了对东正教系统的摧毁破坏，大清洗期间，又有106,000名神父因传教被他下令枪决。
斯大林一生都特别爱他的母亲，也很关心母亲。现在，他觉得有些对不起母亲。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
自从殚精竭虑地忙完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和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件大事，斯大林在苏联树立了绝对的权威，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但他的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1945年6月举行二战胜利大阅兵期间，他便发生过轻度中风；1945年10月份他闹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由于烟不离手，酒不离口，他还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
尽管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这个掌握着当时地球上最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权力的老人，却越来越忙。虽然斯大林已经通过各种名目，对他的部下和民众进行过多轮清洗，但生性多疑的他依然不放心，他兼任多个职位，每天要主持召开各种会议、接见来访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外宾、审议大量文件、审批重要决议，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
每逢苏共中央召开重大会议，所有人都期待斯大林会安排一个接班人，但是每次大会闭幕，接班人依然是斯大林自己。
但不安全感也严重困扰着斯大林，他变得越发敏感和孤僻，他一个眼神就会让他的部长们和身边的警卫以及服务人员瑟瑟发抖。害怕是有原因的，因为今天还是部长，明天可能就在监狱里了，而且家里人还不知情。
1952年底，斯大林74岁。他多么希望自己依然年轻或者万寿无疆，永远享受那种主宰所有人命运的快感。然而，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却是不争的事实。
维诺格拉多夫教授是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日子久了他觉得自己跟斯大林的关系非同一般，可以向领袖说一些知心话。在一次全面检查之后，他诚恳地对斯大林说，您应该减少工作量，花更多时间调理身体，我建议您最好离开那些繁重的工作岗位。
听完教授的建议，斯大林心里很不舒服，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繁重的工作岗位可不就是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吗？建议我离开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这个医生到底是谁派来的卧底？有什么阴谋诡计？
于是，一场被称作“医生谋杀案”的清洗活动开始了，大量医生和他们的家人以及朋友被关进监狱。在酷刑拷打下，受到指控的医生全部“认罪”，有两人被判死刑。
此后，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贝利亚发布条例，未经他的批准，不许医生接近斯大林。
1953年2月28日是星期六，斯大林邀请了最高权力中心的四个人——他忠心耿耿的同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别墅“午餐”。他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吃喝，狂欢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
凌晨4点多，斯大林在门口和他们道别，然后独自走向卧室。他对门口雕塑一般的警卫点头示意，随后关上了卧室的房门。
3月1日，在孔策沃别墅，服务人员从中午开始陷入不安。斯大林通常在上午11-12点起床，但这一天服务人员始终没有见到斯大林出来，也没有接到传唤。
已经20时了，接着21时、22时，斯大林的房间里依然寂静无声，人们的不安达到了极点。助手和警卫人员开始争论起来：大家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应当到领袖房间看看。值班工作人员斯塔罗斯京、图科夫和餐厅服务员布图索娃开始商量由谁去。
23时斯塔罗斯京拿着文件去了。如果领袖对违反既定制度表示不满，就以此作借口。
然后，他看见斯大林倒在地板上，已不能说话，身下全尿湿了。地上的怀表指针显示是六点半。
斯塔罗斯京慌忙跑出房间去通知其他人。服务人员除了把斯大林挪到小沙发床上，然后给马林科夫打电话外，不敢做任何事情。
大约在3月2日凌晨4点钟，斯大林的四大心腹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终于来到别墅。
马林科夫不敢发出任何声响，把新皮鞋脱下来穿着袜子走近斯大林。
贝利亚骂了服务人员：“慌什么！没有看见斯大林同志正在酣睡吗！”
赫鲁晓夫没有进入房间，只是在值班室听了一下服务人员的汇报。
他们认为，斯大林既然处于如此不体面的状况，就不便留在他的房间。于是，他们让74岁高龄的斯大林，继续穿着尿湿的裤子“酣睡”，所有人各自驱车回家了。
3月2日早上大约9点，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终于带着医生，再次来到别墅，医生开始诊疗。此时，距离斯大林中风摔倒已经过去整整15个小时！
3月3日，医生们汇报认为“死亡无法避免”。此时，贝利亚开始毫不掩饰地对斯大林大发怨气，又是谩骂，又是取笑。不过有趣的是，期间斯大林有点儿恢复知觉，贝利亚马上就扑过去，跪在地上，泪流满面，抓住斯大林的手不停地亲吻。
3月5日晚，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斯大林突然睁大双眼，用愤怒的眼神把房间内的每个人都扫视了一遍，更神奇的是他居然抬起左手，一边挥舞一边指着某个地方，没人知道那一刻他到底是想指派一个继承人，还是在指责某一个人。
抬手这个动作对斯大林来说消耗实在过大，他因此耗尽了最后一口气，随后胳膊像条软蛇一样垂了下来，接着呼吸停了，心跳也停了。
时间是晚上21:50。
3个多月后，斯大林的忠实同志赫鲁晓夫联手马林科夫、布尔加宁，逮捕了斯大林的另一忠实同志贝利亚。
1953年12月23日，贝利亚在莫斯科被秘密处决，罪名是：“背叛祖国，为促进境外势力的利益，谋划反对苏联。”
临刑前，贝利亚怒吼：“境外势力？哪个境外势力，他妈的月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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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岁的斯大林突然中风摔倒在卧室的地板上。他全身不能动弹，失禁的便溺浸湿了他的衣裤，尿液冰冷象是在吞噬他的肌肤。他想呼救，然而，他无法张开嘴巴，喉咙里只能发出他自己都听不见的“咕咕咕”声。他多么希望卧室外的警卫和服务人员能够不顾他的禁令，冲进房间，将他抬到沙发上去，并让医生火速赶来抢救他的生命。
他的头脑依然是有意识的。他知道，没有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敢擅闯他的卧室。冒犯天威之人，轻则会被发配至西伯利亚伐木，重则可能掉脑袋。
此时，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17年前，母亲弥留之际，她对守在床前的斯大林说了最后一个遗憾，她表示，没能让儿子当上神父这太可怜了，她觉得对不起儿子。
然而，斯大林自己心里却非常清楚，以他神学院肄业有限的宗教知识，他做不了神父。并且，摧毁东正教正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之一，他在1930年代初便完成了对东正教系统的摧毁破坏，大清洗期间，又有106,000名神父因传教被他下令枪决。
斯大林一生都特别爱他的母亲，也很关心母亲。现在，他觉得有些对不起母亲。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
自从殚精竭虑地忙完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和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件大事，斯大林在苏联树立了绝对的权威，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但他的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1945年6月举行二战胜利大阅兵期间，他便发生过轻度中风；1945年10月份他闹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由于烟不离手，酒不离口，他还有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
尽管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这个掌握着当时地球上最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高权力的老人，却越来越忙。虽然斯大林已经通过各种名目，对他的部下和民众进行过多轮清洗，但生性多疑的他依然不放心，他兼任多个职位，每天要主持召开各种会议、接见来访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外宾、审议大量文件、审批重要决议，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中午。
每逢苏共中央召开重大会议，所有人都期待斯大林会安排一个接班人，但是每次大会闭幕，接班人依然是斯大林自己。
但不安全感也严重困扰着斯大林，他变得越发敏感和孤僻，他一个眼神就会让他的部长们和身边的警卫以及服务人员瑟瑟发抖。害怕是有原因的，因为今天还是部长，明天可能就在监狱里了，而且家里人还不知情。
1952年底，斯大林74岁。他多么希望自己依然年轻或者万寿无疆，永远享受那种主宰所有人命运的快感。然而，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却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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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教授的建议，斯大林心里很不舒服，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繁重的工作岗位可不就是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吗？建议我离开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这个医生到底是谁派来的卧底？有什么阴谋诡计？
于是，一场被称作“医生谋杀案”的清洗活动开始了，大量医生和他们的家人以及朋友被关进监狱。在酷刑拷打下，受到指控的医生全部“认罪”，有两人被判死刑。
此后，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贝利亚发布条例，未经他的批准，不许医生接近斯大林。
1953年2月28日是星期六，斯大林邀请了最高权力中心的四个人——他忠心耿耿的同志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别墅“午餐”。他们一边看电影，一边吃喝，狂欢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才结束。
凌晨4点多，斯大林在门口和他们道别，然后独自走向卧室。他对门口雕塑一般的警卫点头示意，随后关上了卧室的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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