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性解放推动思想解放
作者: 张昭然 (推荐: 一读者)
我生病住院时，妻子去看了一场电影。因为电影聚集了德国影坛的新秀明星，首映前广告凶猛。但是，真正把观众吸引进放映厅的，却是影片的标题：《裸（Nakt）》。看完电影，妻子打电话给我：真没劲！电影的情节：三对相好的年轻夫妇玩儿了一个游戏，检验夫妻们能不能蒙上眼睛单靠触摸认出自己的伴侣。电影中固然有几个脱衣的镜头，但是，主要的部分却是事前与事后的思考，对话、独白占了三分之二。妻子总结：典型的德国电影，只有哲学，没有艺术，更没有生活。
不是黄色下流文学
无论卫慧的《上海宝贝》还是木子美的《遗情书》都不是黄色的下流文学。虽然两本书写的都是性，而且是连篇累牍地写性，似乎在作者的生活中除去性就一无所有了；虽然两本书中都不乏对性生活的描写，包括一些国内的读者还不习惯的直白的描写，但是，靠着它们做刺激源打手枪，恐怕都有些困难。困难就在于：不够刺激。不够刺激肉体，不能引发性欲，却足以刺激精神，刺激极端脆弱的羞耻感，刺激深入人心的道德感。我想，这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从这一点来看，这两本书都挺成功的。
这两本书当然也很有区别。我们先把文学评论放在一边。无论是文字、还是叙事、还是人物塑造、还是故事发展，按照这些传统文学评价标准，两本书都一无是处。《上海宝贝》写的生活多一些，娱乐性较强。《遗情书》则几乎完全没有生活，除去性交往的流水账簿子，就是碎片似的零星的思考、表白与说教，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梦呓。《上海宝贝》被翻译成德文，一年前是这里的热销书之一。当然，热销的原因主要是西洋人对东方女性性诱惑能力夸张的幻想。
尽管如此，我却认为，《遗情书》与《上海宝贝》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上海宝贝》的主人公虽然以女强人自居，但满身带着大男子主义社会中女性“应有的魅力”，处处透射出灯红酒绿、颓废消沉的情调，很容易使人想到三十年代，很像一部加了性描写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当然是比较差劲儿的那一种。于此相反，木子美虽然没有标榜自己事业上的成功、腰包里的票子，却是一个比上海宝贝强千百倍的女人。她解脱了东方女性身上的枷锁、脱掉了温柔妩媚的衣衫，赤裸裸地站在那里――一个女人，一个独立的女人，一个主动塑造社会的女人。假如说木子美有一点儿伟大，也不一定很过分。
精英的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性爱文学经历了几个有趣的阶段。文学作品描写性爱有两个道德的约束，第一是：文学作品描写性爱，这件事本身道德不道德；第二是，被描写的性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理念。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是第一部为爱情争取法理地位的作品，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宣言。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虽然打破了“文学不能描写性”的桎梏，但是，所描写的性还基本上在道德规范之内。贾平凹的《废都》是一部门坎作品，不仅描写了性，而且，所描写的性都是比较“成问题”的。以上这三个阶段，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基本上属于“平凡人的性爱”，而卫慧的《上海宝贝》、木子美的《遗情书》所描写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特殊社会中的特殊人群的性爱。
《上海宝贝》中的女主公不是一般人。作者创造了一个近于神奇的社会，在那里，生活已经完全脱离了生计、奔波这些凡人的琐事；在那里，钱不是问题，生活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内心的空虚、爱情的烦恼、躯体的欲望。而且，这些有闲阶层追求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精英的生活方式。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喝什么酒、听什么音乐、下什么酒吧，描写中虽然处处透露出作者掩抑不住的土气――从那些描写就知道她未曾真正经验过，但是，对于同样没有过这种生活经验的读者来说，那个世界依然充满魅力。在那里，作者与读者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共同的憧憬、共同的幻想。
《遗情书》在这一点比《上海宝贝》走得更远，甚至有一点与读者拉开距离的危险。木子美的精英不再是那些庸俗的标签，黄烘烘的金子，而是她人格中那些绝对超脱、不容置疑的精英气质。虽然《遗情书》中也难免写到相应的品牌，但是，它们在作品中的比重已经很小了。
不管《上海宝贝》还是木子美，都不是一般人，她们都是中国社会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向往的生活方式的投影。
用性解放推动思想解放
二十世纪七十年席卷西方的“六八学运”是启蒙运动最后的一股浪潮。“六八学运”有着于以往的启蒙运动非常不同的因素：性革命，或称性解放。有趣的事，不是六八学运对意识形态的革命带来了性的解放，而是性解放是推动意识形态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有种说法：与同一个人睡两次觉，这太保守啦。参与这场社会变革的年轻人是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用自己的性行为摧毁着现有的道德。我们今天不无嘲弄地称他们为行动主义者、行动艺术家。
卫慧与木子美不是在忠实记录改革开放时代性道德松驰之后社会成员的性行为的改变，而是通过创造一个奇特的、令人向往的性爱世界，树立一种新的性道德，树立一种新的人生观。在她们眼里，不是思想解放带来性解放，而是要用性解放来推动思想的解放，性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引擎。因此，特别自由的性行为不必来自人的本能，特别直白的性描写也不必以事实为基础，性就是新的意识形态的象征，性是一个使命，描写性是一个使命。
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一个近于悲剧的结论：尽管卫慧、木子美自以为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与中国文学做了最彻底的决裂，实际上，主题先行，为了主义牺牲人性，为了道德牺牲感情，这个禁锢了中国文学近一百年的牢笼，依然禁锢着这两个青年女作家，她们并没有能够比她们的前辈更高明，而技术上，或许还远远不如她们的前辈。这些轰动一时的作品无一例外是时代的产物，深刻地带着时代的烙印，同样受到时代的局限，几年以后，就会在人的记忆中消失。
中国的当代文学依然没有摆脱为某某主义、某某政治服务的模子，依然不能抛开意识形态，用人的心、人的感觉去观察、描写人、人的生活、人的社会。我们不要抱怨世界上没人关注中国文坛。
中国思维网
作者: 张昭然 (推荐: 一读者)
我生病住院时，妻子去看了一场电影。因为电影聚集了德国影坛的新秀明星，首映前广告凶猛。但是，真正把观众吸引进放映厅的，却是影片的标题：《裸（Nakt）》。看完电影，妻子打电话给我：真没劲！电影的情节：三对相好的年轻夫妇玩儿了一个游戏，检验夫妻们能不能蒙上眼睛单靠触摸认出自己的伴侣。电影中固然有几个脱衣的镜头，但是，主要的部分却是事前与事后的思考，对话、独白占了三分之二。妻子总结：典型的德国电影，只有哲学，没有艺术，更没有生活。
不是黄色下流文学
无论卫慧的《上海宝贝》还是木子美的《遗情书》都不是黄色的下流文学。虽然两本书写的都是性，而且是连篇累牍地写性，似乎在作者的生活中除去性就一无所有了；虽然两本书中都不乏对性生活的描写，包括一些国内的读者还不习惯的直白的描写，但是，靠着它们做刺激源打手枪，恐怕都有些困难。困难就在于：不够刺激。不够刺激肉体，不能引发性欲，却足以刺激精神，刺激极端脆弱的羞耻感，刺激深入人心的道德感。我想，这正是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从这一点来看，这两本书都挺成功的。
这两本书当然也很有区别。我们先把文学评论放在一边。无论是文字、还是叙事、还是人物塑造、还是故事发展，按照这些传统文学评价标准，两本书都一无是处。《上海宝贝》写的生活多一些，娱乐性较强。《遗情书》则几乎完全没有生活，除去性交往的流水账簿子，就是碎片似的零星的思考、表白与说教，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梦呓。《上海宝贝》被翻译成德文，一年前是这里的热销书之一。当然，热销的原因主要是西洋人对东方女性性诱惑能力夸张的幻想。
尽管如此，我却认为，《遗情书》与《上海宝贝》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上海宝贝》的主人公虽然以女强人自居，但满身带着大男子主义社会中女性“应有的魅力”，处处透射出灯红酒绿、颓废消沉的情调，很容易使人想到三十年代，很像一部加了性描写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当然是比较差劲儿的那一种。于此相反，木子美虽然没有标榜自己事业上的成功、腰包里的票子，却是一个比上海宝贝强千百倍的女人。她解脱了东方女性身上的枷锁、脱掉了温柔妩媚的衣衫，赤裸裸地站在那里――一个女人，一个独立的女人，一个主动塑造社会的女人。假如说木子美有一点儿伟大，也不一定很过分。
精英的性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的性爱文学经历了几个有趣的阶段。文学作品描写性爱有两个道德的约束，第一是：文学作品描写性爱，这件事本身道德不道德；第二是，被描写的性行为是否符合道德理念。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是第一部为爱情争取法理地位的作品，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宣言。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虽然打破了“文学不能描写性”的桎梏，但是，所描写的性还基本上在道德规范之内。贾平凹的《废都》是一部门坎作品，不仅描写了性，而且，所描写的性都是比较“成问题”的。以上这三个阶段，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基本上属于“平凡人的性爱”，而卫慧的《上海宝贝》、木子美的《遗情书》所描写的是一个特殊时代、特殊社会中的特殊人群的性爱。
《上海宝贝》中的女主公不是一般人。作者创造了一个近于神奇的社会，在那里，生活已经完全脱离了生计、奔波这些凡人的琐事；在那里，钱不是问题，生活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内心的空虚、爱情的烦恼、躯体的欲望。而且，这些有闲阶层追求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精英的生活方式。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喝什么酒、听什么音乐、下什么酒吧，描写中虽然处处透露出作者掩抑不住的土气――从那些描写就知道她未曾真正经验过，但是，对于同样没有过这种生活经验的读者来说，那个世界依然充满魅力。在那里，作者与读者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共同的憧憬、共同的幻想。
《遗情书》在这一点比《上海宝贝》走得更远，甚至有一点与读者拉开距离的危险。木子美的精英不再是那些庸俗的标签，黄烘烘的金子，而是她人格中那些绝对超脱、不容置疑的精英气质。虽然《遗情书》中也难免写到相应的品牌，但是，它们在作品中的比重已经很小了。
不管《上海宝贝》还是木子美，都不是一般人，她们都是中国社会中的精英知识分子向往的生活方式的投影。
用性解放推动思想解放
二十世纪七十年席卷西方的“六八学运”是启蒙运动最后的一股浪潮。“六八学运”有着于以往的启蒙运动非常不同的因素：性革命，或称性解放。有趣的事，不是六八学运对意识形态的革命带来了性的解放，而是性解放是推动意识形态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有种说法：与同一个人睡两次觉，这太保守啦。参与这场社会变革的年轻人是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用自己的性行为摧毁着现有的道德。我们今天不无嘲弄地称他们为行动主义者、行动艺术家。
卫慧与木子美不是在忠实记录改革开放时代性道德松驰之后社会成员的性行为的改变，而是通过创造一个奇特的、令人向往的性爱世界，树立一种新的性道德，树立一种新的人生观。在她们眼里，不是思想解放带来性解放，而是要用性解放来推动思想的解放，性解放是思想解放的引擎。因此，特别自由的性行为不必来自人的本能，特别直白的性描写也不必以事实为基础，性就是新的意识形态的象征，性是一个使命，描写性是一个使命。
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一个近于悲剧的结论：尽管卫慧、木子美自以为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与中国文学做了最彻底的决裂，实际上，主题先行，为了主义牺牲人性，为了道德牺牲感情，这个禁锢了中国文学近一百年的牢笼，依然禁锢着这两个青年女作家，她们并没有能够比她们的前辈更高明，而技术上，或许还远远不如她们的前辈。这些轰动一时的作品无一例外是时代的产物，深刻地带着时代的烙印，同样受到时代的局限，几年以后，就会在人的记忆中消失。
中国的当代文学依然没有摆脱为某某主义、某某政治服务的模子，依然不能抛开意识形态，用人的心、人的感觉去观察、描写人、人的生活、人的社会。我们不要抱怨世界上没人关注中国文坛。
中国思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