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权谋心理与权谋人格
丁立平
对权谋心理与人格的研究，古今中外历史很长，评论很多。"权谋"（权术、权变、权略、权数、权宜）本是随机应变的处事谋略或手段、方法，但用之不当（成为权诈、权谲）或用之无度则可能失诚失信甚或祸国殃民。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反权谋的思想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尽管在封建社会中反权谋的思想很明确，但由于封建专制社会几乎完全是人治社会，所以是没有法制保障的。在人治社会中，权谋、权术和权诈必然大行其道，不仅代代相传，而且愈演愈烈。中国的《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大大的权谋权术史。人们从中所受到的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而许多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诸如《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演义"（包括戏曲之类）亦是这种人格与文化的演绎。这些对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社会人格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说归说（提倡反权谋的思想，如正统的儒家思想与文化）做归做（实施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人治社会，权谋权术盛行）的现象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是愈演愈烈。一直到封建社会终了之时（满清末年"民国"元年），四川人李宗吾先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才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他撰写并公开发表"厚黑学"系列著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至今李宗吾的厚黑学仍可看做是对中国权谋人格及权谋文化最有权威性的（初步）系统研究和揭露，以后无出其右者。
尽管李宗吾的学说振聋发聩，但他的研究还只不过是"从理论到理论"，属"朴素心理学"层次，缺乏科学的成分。可以说其学说还只是权谋人格研究的"初级阶段"。
在中国当代社会，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但权谋文化与权谋人格仍较普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很严重。康生、林彪之类的极善于耍弄权术并且以权谋权诈获得成功（最终失败了）的典型案例，其祸国殃民的程度之甚令世人痛心疾首，并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近年来，写"文化大革命"、写权谋"内幕"的著述简直是汗牛充栋。……从人们对权谋人格及文化的社会认识来说，无论是对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奸臣、佞臣、"小人"还是近现代社会的诸如蒋介石、康生、林彪、张春桥等等善耍权术的典型人物的评价分析，几乎都是从政治野心和个人品质（道德品质）来分析总结的。
改革开放以来，权谋文化由幕后走向台前，出现了空前盛行的现象。权谋文化的"重新崛起"是以重印９０年前李宗吾《厚黑学》为标志的。随之"厚黑文化"在大陆极其盛行。近些年来，大众传媒又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即表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和争斗的作品愈来愈多。从影视媒体整年整月连篇累牍地演播不休就可见一斑。有些内容简直就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而据报道还有更多的内容雷同的影视片尚未能面世。许多新时代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牛顿、爱因斯坦、陈景润……，但对康熙、雍正、乾隆王朝却非常了解甚至烂熟于心，人们陶醉于这种历史文化中津津乐道且乐此不疲。许多人不知不觉中把它们当作了社会和人生的教材。
纵观社会现实，权谋文化只不过是权谋人格的文化转换形式而已。从社会现实表现的各类报道可见权谋权术在社会行为中的表现是愈演愈烈：买官卖官，打通各种关节为升官，行贿受贿索贿，跑项目跑经费，争课题争职称等等等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且屡有"创新"。最近一位刚离休的主管人事的高层领导人在接受某著名电视媒体采访时对目前一些"后起之秀"在人际关系、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的普遍表现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尊老爱幼（注重搞好上下左右一切人的关系），研究研究（处理该自己负责的事情时不愿负责任而推诿拖沓），滴水不漏（思想表达上说空话、大话、套话甚至于假话）"。这不过只是人前公开的表现行为，人后所为尚难以推论。一些人愤慨地说："现在是正直的人吃亏，而小人活得很滋润。"……一种与新时期社会转型的要求极不相称的不良社会人格在不断孳生、扩展，这将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成为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潜在障碍。
运用权谋往往会诱发人的不良品质，如阴谋、欺诈、耍手腕……从而导致人心叵测，使人际沟通产生许多隔膜和纠葛，无谓地耗费大量精力。因而除掉战争、外交和政治必要的权谋运用外，在人际关系中都是不提倡擅用权谋的，认为高权谋人格是一种不良的心理品质或不良人格特质。既然如此，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为何还如此普遍呢？
已有的研究成果证实，运用权谋是有"与生俱来"的倾向的，也就是说它是人或高级动物的一种基本需要（基本动机）。心理学研究证实人有三种最基本的动机：成就动机、交往或归属动机、权力动机。权力动机与权谋人格有着内在的联系。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提示我们不能仅仅从思想道德品质这个层面来认识权谋，好像只有个人品质不好的人才善于耍弄权术。实际上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有这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习得、模仿和强化达到高权谋水平，形成稳定的高权谋人格。
权谋人格的形成是后天习得的。在人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进程中，在一个权谋人格与权谋文化比较"丰富"的环境中，权谋人格是通过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的权谋因素而获得，而且这种学习心理往往是"无意"的或者说是潜在的。在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盛行的环境与情境中，极容易发生、发展权谋人格。
中国进入社会转型２０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且成效显著，法制建设前所未有。按理在当代，社会权谋人格与权谋文化应该处在不断弱化的进程中。然而社会现实却非人所愿，权谋人格与权谋文化反而出现了盛行的现象。的确，在一个高权谋人格的情境中（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要想洁身自好是难以做到的。如果主要领导及领导层中高权谋人格具有主导地位，围绕这一层次又会形成一个由高权谋人格组成的圈子及所谓的"追随者"，这样就会导致不团结，进而会导致组织或团体其他人员找"靠山"、拉"关系"。一些老实人则无所适从、束手无策，只能远离"是非之地"。在权谋盛行的地方，人们宝贵的心理资源被大量地白白浪费了---试想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们的生产性潜能能得到极大地发挥吗?
如果在媒体传播内容中充斥着权谋文化，那么对人们权谋心理的形成必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就是社会文化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是文化的"隐喻"功能对权谋人格的潜在影响。中国的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源远流长，内涵非常丰富，在成语、谚语、熟语、俗语（如"见人可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等）及民间传说、故事等等之中是非常丰富的。人们很可能不知不觉地在权谋文化的熏陶中成长，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摘自《人格与社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版）
《书摘》
丁立平
对权谋心理与人格的研究，古今中外历史很长，评论很多。"权谋"（权术、权变、权略、权数、权宜）本是随机应变的处事谋略或手段、方法，但用之不当（成为权诈、权谲）或用之无度则可能失诚失信甚或祸国殃民。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有识之士反权谋的思想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尽管在封建社会中反权谋的思想很明确，但由于封建专制社会几乎完全是人治社会，所以是没有法制保障的。在人治社会中，权谋、权术和权诈必然大行其道，不仅代代相传，而且愈演愈烈。中国的《二十四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大大的权谋权术史。人们从中所受到的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而许多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诸如《三国演义》之类的"历史演义"（包括戏曲之类）亦是这种人格与文化的演绎。这些对中华民族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社会人格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说归说（提倡反权谋的思想，如正统的儒家思想与文化）做归做（实施的是封建专制制度，人治社会，权谋权术盛行）的现象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是愈演愈烈。一直到封建社会终了之时（满清末年"民国"元年），四川人李宗吾先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才来捅破这层窗户纸。他撰写并公开发表"厚黑学"系列著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轰动。至今李宗吾的厚黑学仍可看做是对中国权谋人格及权谋文化最有权威性的（初步）系统研究和揭露，以后无出其右者。
尽管李宗吾的学说振聋发聩，但他的研究还只不过是"从理论到理论"，属"朴素心理学"层次，缺乏科学的成分。可以说其学说还只是权谋人格研究的"初级阶段"。
在中国当代社会，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但权谋文化与权谋人格仍较普遍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还很严重。康生、林彪之类的极善于耍弄权术并且以权谋权诈获得成功（最终失败了）的典型案例，其祸国殃民的程度之甚令世人痛心疾首，并引起了人们的深刻反思。近年来，写"文化大革命"、写权谋"内幕"的著述简直是汗牛充栋。……从人们对权谋人格及文化的社会认识来说，无论是对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奸臣、佞臣、"小人"还是近现代社会的诸如蒋介石、康生、林彪、张春桥等等善耍权术的典型人物的评价分析，几乎都是从政治野心和个人品质（道德品质）来分析总结的。
改革开放以来，权谋文化由幕后走向台前，出现了空前盛行的现象。权谋文化的"重新崛起"是以重印９０年前李宗吾《厚黑学》为标志的。随之"厚黑文化"在大陆极其盛行。近些年来，大众传媒又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倾向，即表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宫廷斗争和争斗的作品愈来愈多。从影视媒体整年整月连篇累牍地演播不休就可见一斑。有些内容简直就是"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而据报道还有更多的内容雷同的影视片尚未能面世。许多新时代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牛顿、爱因斯坦、陈景润……，但对康熙、雍正、乾隆王朝却非常了解甚至烂熟于心，人们陶醉于这种历史文化中津津乐道且乐此不疲。许多人不知不觉中把它们当作了社会和人生的教材。
纵观社会现实，权谋文化只不过是权谋人格的文化转换形式而已。从社会现实表现的各类报道可见权谋权术在社会行为中的表现是愈演愈烈：买官卖官，打通各种关节为升官，行贿受贿索贿，跑项目跑经费，争课题争职称等等等等，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且屡有"创新"。最近一位刚离休的主管人事的高层领导人在接受某著名电视媒体采访时对目前一些"后起之秀"在人际关系、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的普遍表现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是："尊老爱幼（注重搞好上下左右一切人的关系），研究研究（处理该自己负责的事情时不愿负责任而推诿拖沓），滴水不漏（思想表达上说空话、大话、套话甚至于假话）"。这不过只是人前公开的表现行为，人后所为尚难以推论。一些人愤慨地说："现在是正直的人吃亏，而小人活得很滋润。"……一种与新时期社会转型的要求极不相称的不良社会人格在不断孳生、扩展，这将会对社会的发展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成为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潜在障碍。
运用权谋往往会诱发人的不良品质，如阴谋、欺诈、耍手腕……从而导致人心叵测，使人际沟通产生许多隔膜和纠葛，无谓地耗费大量精力。因而除掉战争、外交和政治必要的权谋运用外，在人际关系中都是不提倡擅用权谋的，认为高权谋人格是一种不良的心理品质或不良人格特质。既然如此，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为何还如此普遍呢？
已有的研究成果证实，运用权谋是有"与生俱来"的倾向的，也就是说它是人或高级动物的一种基本需要（基本动机）。心理学研究证实人有三种最基本的动机：成就动机、交往或归属动机、权力动机。权力动机与权谋人格有着内在的联系。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提示我们不能仅仅从思想道德品质这个层面来认识权谋，好像只有个人品质不好的人才善于耍弄权术。实际上凡是智力正常的人都有这种可能性，都有可能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习得、模仿和强化达到高权谋水平，形成稳定的高权谋人格。
权谋人格的形成是后天习得的。在人的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进程中，在一个权谋人格与权谋文化比较"丰富"的环境中，权谋人格是通过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的权谋因素而获得，而且这种学习心理往往是"无意"的或者说是潜在的。在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盛行的环境与情境中，极容易发生、发展权谋人格。
中国进入社会转型２０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且成效显著，法制建设前所未有。按理在当代，社会权谋人格与权谋文化应该处在不断弱化的进程中。然而社会现实却非人所愿，权谋人格与权谋文化反而出现了盛行的现象。的确，在一个高权谋人格的情境中（一个部门、一个单位）要想洁身自好是难以做到的。如果主要领导及领导层中高权谋人格具有主导地位，围绕这一层次又会形成一个由高权谋人格组成的圈子及所谓的"追随者"，这样就会导致不团结，进而会导致组织或团体其他人员找"靠山"、拉"关系"。一些老实人则无所适从、束手无策，只能远离"是非之地"。在权谋盛行的地方，人们宝贵的心理资源被大量地白白浪费了---试想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们的生产性潜能能得到极大地发挥吗?
如果在媒体传播内容中充斥着权谋文化，那么对人们权谋心理的形成必然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就是社会文化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是文化的"隐喻"功能对权谋人格的潜在影响。中国的权谋人格和权谋文化源远流长，内涵非常丰富，在成语、谚语、熟语、俗语（如"见人可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等等）及民间传说、故事等等之中是非常丰富的。人们很可能不知不觉地在权谋文化的熏陶中成长，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摘自《人格与社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版）
《书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