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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是怎样饿死人的
最近30年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毛泽东时代大跃进饿死了3千万人。 尽管一些左派认为饿死3千万人实属夸张， 但是， 50年代末，60年代初确实出现过大范围的饥荒， 并且有人因为饿而死也是共产党历史文件中记录的清清楚楚， 比如河南信阳地区就曾今因为饿而导致大范围浮肿，甚至非正常死亡。 因为信阳饥荒而被处罚的干部也有一长串， 河南省委书记吴之圃虽然当时用诸多替罪羊保住了地位，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被红卫兵旧事重提，在清算浮夸和饿死人的罪行时“被迫害致死”， 因为红卫兵认为粮库明明有粮食却让百姓挨饿，吴之圃是反革命谋杀。 一直到1979年邓小平重新掌权才“平反昭雪”。 所以大跃进与关联的年代确实出现了饥荒， 并且谁也不能否认， 天灾的同时确实有人祸！
那么， 大跃进是怎么饿死人的？ 以信阳为例， 信阳58年是丰收年， 59年粮食产量与历史持平， 但是， 信阳的干部浮夸说他们亩产万斤，然后把老百姓的种子粮也充公卖掉， 囤积在粮库里， 农民缺少粮食而干部不准报告。 大跃进确实没有导致粮食减产， 但是，浮夸导致农民吃不上饭。 （赵紫阳的反瞒产私分是另一个关联话题）。 所以， 说浮夸导致农民被饿死至少在信阳是直接原因。
那么浮夸是谁搞起来的？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邓小平命令农民把稻子捆在一起，然后站在稻穗上拍照， 以此来证明亩产万斤。
在疯狂的浮夸过程中， 有钱学森这样不懂农业受骗上当的鼓吹者， 而邓小平则是亩产万斤谣言的亲自制造者。 就是再过50年把英明伟大的美国总统派到中国， 恐怕也难以分辨粮食是不是能够亩产万斤。 除非农民，其实我们嘲笑亩产万斤的时候也不知道万斤是多少， 一亩到底有多大。
我们不仅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后来的邓小平可是支持资本主义的， 支持包产到户的。 他1979年刚刚掌权就迫不及待地强迫分田单干， 并且， 在公社化之前， 邓小平也是坚决反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 为什么在58年要制造人民公社亩产万斤的神话？ 这是我们要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 政治家有没有良心是很重要的！
公有制打断了官商学黑利益输送的链条。 没有奸商贪官贪污的财产无处藏匿。 而行政权利的临时性让官僚随时准备把临时的行政权力转换成永久的资本权利。
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悖论。
官商学黑利益输送链导致财富迅速集中， 迅速集中的财富导致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力被剥夺。 被剥夺经济管理权的政府就是一个摆设甚至变成资本的奴仆，官商学黑利益输送链就如同扩散的癌症一样，迅速瘫痪真个政府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活动。 社会就会迅速进入阶级固化， 普通劳动者失去劳动权，失去劳动权的后果是失去生存权， 而最关键的是劳动者没权劳动， 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国家陷入死亡进程，根本无法挽回。
<为啥朱元璋铁血反腐败无法抑制腐败>
<是谁刮的浮夸风>— 闹市闲人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并不等于浮夸风。
是谁刮的浮夸风？
实际上,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仅就钢铁和水利来说，包括鞍钢、包钢、武钢在内的几十家大型钢厂不都是大跃进结出的丰硕成果吗？！而在大旱大涝灾害频繁的今天，我们的粮食还能丰收，不正是得益于大跃进“大兴水利”“治理黄河”的丰功伟绩吗？！甚至于核武器核潜艇这样的高科技不都是在大跃进中起步吗？！我们今天还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庇荫之下，而一些人把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为的过错栽赃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毛主席恶毒攻击污蔑了三十年！
当然毫无疑问，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的错误行为使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致使广大人民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增添了人祸蒙受了巨大灾难。
那么，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的究竟是何人？
鼓吹穷过渡、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的“左”倾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谁？是刘少奇！而把浮夸风、“共产风”通过人民日报吹向全国的是谁？是当时掌管宣传口的邓小平！最后把关的是刘少奇。
这股“左”倾思潮最早见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的发言。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吹嘘：“—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
这个左倾苗头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其后吴芝圃顽固追随刘少奇大刮浮夸风因而在河南实行了高征购。致使信阳成为三年自然灾害中唯一出现群体饿死的重灾区。吴芝圃甚至动用军警堵截逃荒的人群以隐匿灾情。当时国家设在河南的粮库因为放卫星而高征购都装得满满的。而吴芝圃隐匿灾情宁可让百姓饿死也不让其所吹的卫星破产。文革中吴芝圃理所当然的受到河南人民的批斗。可是在揭批“四人帮”中，邓小平亲目为早已年老病死的吴芝圃召开“平反”大会为吴芝圃平反“冤”“假”“错”案。狼狈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1958年3月及其后，毛主席先后多次找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
吴冷西回忆说：
“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不起毛主席。”（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左”倾思潮的主帅是刘少奇。左”倾思潮是刘少奇左派幼稚病的疯狂发作。
主管宣传口的是邓小平，在“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口号下浮夸风吹向全国。
刘少奇在1958年6月14日、6月30日、7月14—18日、7月19日，在北京、天津、山东的多次讲话，到处鼓吹浮夸风，鼓吹“共产风”。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的谈话：“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上引刘少奇谈话，见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14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集，<1958．6—1967．7>）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同前[A]）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景山发电厂的讲话：“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15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15年我们要超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我们在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同前[A]）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听说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
不仅如此，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在江苏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9．3日）
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报导，把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刮向全国。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背着毛泽东发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狂热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再一次把共产风吹向全国，掀起了全国性的浮夸风共产风的高潮！
随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称：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报导称：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都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
徐水是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试点县。 浮夸风、“共产风”从徐水出发通过人民日报刮向全国。甚至，在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竟有已经解散家庭的人民公社。
1958年10月，为纠正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毛主席派吴冷西、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以弄清楚刘少奇是怎样做的。调查发现浮夸风、“共产风”已经刮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在新乡兴宁人民公社已经解散家庭。
为纠正“左”倾错误毛主席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然而，由于毛主席为了培养接班人早已提出退居二线，1956年正式退居二线。 刘少奇作为培养的接班人代行国家元首职责，1959年刘少奇正式当选国家主席。
因此，尽管毛主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并作出了一些决议、决定，极力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错误，然而收效甚微。大多数中央领导跟着刘邓浮夸。
为了有效遏制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毛主席甚至被迫直接对基层喊话，发表了致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共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公开号召基层干部抵制浮夸风，可见在中央，毛主席反浮夸风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啊！（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附后）。 6park.com
那么，是谁丧尽天良把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罪责强加给毛主席的？
最近30年流传这样一个说法，毛泽东时代大跃进饿死了3千万人。 尽管一些左派认为饿死3千万人实属夸张， 但是， 50年代末，60年代初确实出现过大范围的饥荒， 并且有人因为饿而死也是共产党历史文件中记录的清清楚楚， 比如河南信阳地区就曾今因为饿而导致大范围浮肿，甚至非正常死亡。 因为信阳饥荒而被处罚的干部也有一长串， 河南省委书记吴之圃虽然当时用诸多替罪羊保住了地位，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被红卫兵旧事重提，在清算浮夸和饿死人的罪行时“被迫害致死”， 因为红卫兵认为粮库明明有粮食却让百姓挨饿，吴之圃是反革命谋杀。 一直到1979年邓小平重新掌权才“平反昭雪”。 所以大跃进与关联的年代确实出现了饥荒， 并且谁也不能否认， 天灾的同时确实有人祸！
那么， 大跃进是怎么饿死人的？ 以信阳为例， 信阳58年是丰收年， 59年粮食产量与历史持平， 但是， 信阳的干部浮夸说他们亩产万斤，然后把老百姓的种子粮也充公卖掉， 囤积在粮库里， 农民缺少粮食而干部不准报告。 大跃进确实没有导致粮食减产， 但是，浮夸导致农民吃不上饭。 （赵紫阳的反瞒产私分是另一个关联话题）。 所以， 说浮夸导致农民被饿死至少在信阳是直接原因。
那么浮夸是谁搞起来的？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邓小平命令农民把稻子捆在一起，然后站在稻穗上拍照， 以此来证明亩产万斤。
在疯狂的浮夸过程中， 有钱学森这样不懂农业受骗上当的鼓吹者， 而邓小平则是亩产万斤谣言的亲自制造者。 就是再过50年把英明伟大的美国总统派到中国， 恐怕也难以分辨粮食是不是能够亩产万斤。 除非农民，其实我们嘲笑亩产万斤的时候也不知道万斤是多少， 一亩到底有多大。
我们不仅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后来的邓小平可是支持资本主义的， 支持包产到户的。 他1979年刚刚掌权就迫不及待地强迫分田单干， 并且， 在公社化之前， 邓小平也是坚决反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 为什么在58年要制造人民公社亩产万斤的神话？ 这是我们要严肃思考的一个问题。 政治家有没有良心是很重要的！
公有制打断了官商学黑利益输送的链条。 没有奸商贪官贪污的财产无处藏匿。 而行政权利的临时性让官僚随时准备把临时的行政权力转换成永久的资本权利。
这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悖论。
官商学黑利益输送链导致财富迅速集中， 迅速集中的财富导致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力被剥夺。 被剥夺经济管理权的政府就是一个摆设甚至变成资本的奴仆，官商学黑利益输送链就如同扩散的癌症一样，迅速瘫痪真个政府和国家的各项经济活动。 社会就会迅速进入阶级固化， 普通劳动者失去劳动权，失去劳动权的后果是失去生存权， 而最关键的是劳动者没权劳动， 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就无法进行， 国家陷入死亡进程，根本无法挽回。
<为啥朱元璋铁血反腐败无法抑制腐败>
<是谁刮的浮夸风>— 闹市闲人 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并不等于浮夸风。
是谁刮的浮夸风？
实际上,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仅就钢铁和水利来说，包括鞍钢、包钢、武钢在内的几十家大型钢厂不都是大跃进结出的丰硕成果吗？！而在大旱大涝灾害频繁的今天，我们的粮食还能丰收，不正是得益于大跃进“大兴水利”“治理黄河”的丰功伟绩吗？！甚至于核武器核潜艇这样的高科技不都是在大跃进中起步吗？！我们今天还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庇荫之下，而一些人把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为的过错栽赃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毛主席恶毒攻击污蔑了三十年！
当然毫无疑问，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的错误行为使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致使广大人民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增添了人祸蒙受了巨大灾难。
那么，在人民公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大搞瞎指挥，煽动浮夸风，鼓吹“共产风”的究竟是何人？
鼓吹穷过渡、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平均主义、否定商品交换……的“左”倾错误的始作俑者是谁？是刘少奇！而把浮夸风、“共产风”通过人民日报吹向全国的是谁？是当时掌管宣传口的邓小平！最后把关的是刘少奇。
这股“左”倾思潮最早见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的发言。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吹嘘：“—九五八年夏季粮食产量二百二十三亿斤，”“—九五八年全省每口人合到一千五百斤左右的粮食。”
这个左倾苗头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其后吴芝圃顽固追随刘少奇大刮浮夸风因而在河南实行了高征购。致使信阳成为三年自然灾害中唯一出现群体饿死的重灾区。吴芝圃甚至动用军警堵截逃荒的人群以隐匿灾情。当时国家设在河南的粮库因为放卫星而高征购都装得满满的。而吴芝圃隐匿灾情宁可让百姓饿死也不让其所吹的卫星破产。文革中吴芝圃理所当然的受到河南人民的批斗。可是在揭批“四人帮”中，邓小平亲目为早已年老病死的吴芝圃召开“平反”大会为吴芝圃平反“冤”“假”“错”案。狼狈之态，由此可见一斑。
早在1958年3月及其后，毛主席先后多次找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要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
吴冷西回忆说：
“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如果不转，《人民日报》就有变成中央日报的危险。’刘少奇说：‘不能马上转，不能全面转，而是要逐步转。’”
吴冷西在回忆中自我检讨说：“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盯瞩，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不起毛主席。”（吴冷西：《忆毛主席》第72页）
“左”倾思潮的主帅是刘少奇。左”倾思潮是刘少奇左派幼稚病的疯狂发作。
主管宣传口的是邓小平，在“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口号下浮夸风吹向全国。
刘少奇在1958年6月14日、6月30日、7月14—18日、7月19日，在北京、天津、山东的多次讲话，到处鼓吹浮夸风，鼓吹“共产风”。
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的谈话：“要摆脱家务就要普遍建立公共食堂”，“15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15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40年、50年中国可进入共产主义。”（上引刘少奇谈话，见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谈话<1958年6月14日>[A]人民出版社资料室：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集，<1958．6—1967．7>）
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同前[A]）
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景山发电厂的讲话：“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两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15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15年，七、八年就行了。……15年我们要超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我们在报纸上所以不提二、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是为了麻痹敌人…”（同前[A]）
1958年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寿张县视察，听说台前社亩产将达3万至5万斤的玉米，3万至5万斤的谷子，30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15000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光明日报》1958年8月4日）
不仅如此，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刘少奇在江苏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人民日报》1958．9．3日）
人民日报的这两篇报导，把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刮向全国。
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背着毛泽东发表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的社论，狂热鼓吹“共产风”，鼓吹“穷过渡”，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再一次把共产风吹向全国，掀起了全国性的浮夸风共产风的高潮！
随后，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称：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宽广的安排。（康濯：《少奇同志在徐水》）
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道：“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报导称：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都实行了供给制。（李先念：《人民公社所见》）
徐水是刘少奇的共产主义试点县。 浮夸风、“共产风”从徐水出发通过人民日报刮向全国。甚至，在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竟有已经解散家庭的人民公社。
1958年10月，为纠正浮夸风、高指标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共产风”，毛主席派吴冷西、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分别去刘少奇视察过的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做调查，以弄清楚刘少奇是怎样做的。调查发现浮夸风、“共产风”已经刮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在新乡兴宁人民公社已经解散家庭。
为纠正“左”倾错误毛主席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
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11.2—10日），
武昌会议（1958．11．21—27日）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11.28—12．1日）
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2．27—3．5日）
上海会议（1959．3。2—4．1日）
然而，由于毛主席为了培养接班人早已提出退居二线，1956年正式退居二线。 刘少奇作为培养的接班人代行国家元首职责，1959年刘少奇正式当选国家主席。
因此，尽管毛主席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并作出了一些决议、决定，极力纠正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错误，然而收效甚微。大多数中央领导跟着刘邓浮夸。
为了有效遏制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毛主席甚至被迫直接对基层喊话，发表了致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共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公开号召基层干部抵制浮夸风，可见在中央，毛主席反浮夸风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啊！（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附后）。 6park.com
那么，是谁丧尽天良把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罪责强加给毛主席的？
